第一篇：金一南講座整理

金一南講座整理（每天整理5分鐘的課程）我們國家取得巨大的成就，這個成就的取得。

從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GDP）300億美元，(1952年我國工業水平低于英國1800年、法國1890年水平，人口平均只及英國18世紀后期的水平，相差將近200年)，與當時先進的發達國家，相差200年，我們看1952年以后，我們奮起直追的速度，（1960年，達到614億美元，1972年，1000億美元，1982年，2021億美元，2000年，100000億美元，2009年，49300億美元，2010年，58800億美元）我們增速非常快，國家發展取得極大的成就，而我們在這些成就中，我們連續實現了一些追趕世界先進水平（2004年，經濟總量超過意大利成世界第六大經濟本。2005年，以22257億美元總量連續超過英國（21000億美元）和法國（2079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2008年，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我們在建設上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當然，我們在回顧我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再回過頭看，我們走的苦難歷程。我們從1840年以來，先進的中國人的追求，那么我們今天的成就，像當年的林則徐，康有為，梁啟超，包括孫中山，包括毛澤東同志，很難設想，我們今天取得這么大的成就。毛澤東同志在58年大躍進的時候，他當時就講，就是為了1070萬噸鋼，叫1070萬噸鋼，就費了那么大勁，砸鍋賣鐵，戶戶冒煙，搞到最后還沒有搞成，我們現在，鋼產量六億噸，那比世界第二名，甩得很遠，世界第二名，才八、九千萬噸，當然，有一個今天產能，經濟能量，結構調整的問題，但是，我們今天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我們常人，前人，他們很難想像到今天中國人，竟然取得這么大的經濟成就，當然，我們再過二三十年，我們成就會更大的。那么這是我們中華民族走過的這樣的一個階段，從1840年，我們國門被別人打開，到十六大，十七大報告指出的到2050年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就200年的時間，從1840年到2050年，這兩百年時間，我們的任務，前一百年時間，我們是救亡，挽救中華民族于危亡，我們從1840到1949，一百年多一點時間就是救亡，5從林則徐開始一直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1949年新中國建立，我們說，可以說，把救亡的命題打了一個結，我們做了一個了斷，從1949到2050年，就完成偉大的民族復興，這個階段，我們為發展，發展中國，前一地階段救中國，后一階段，發展中國，而我說，前一階段概括為救亡，后一階段概括為發展，這是兩百年來，我們歷史發展的宿命，我們在這兩百年中，多少先進的中國人，就為了這個目標，前面為了救亡后面為了發展，拋頭顱灑熱血，我們救亡的過程中，歷經坎坷，好不容易新中國成立，我們發展道路亦同樣歷盡坎坷，好不容易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我們兩百年來的命運，當然毫無疑問，我們今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今天取得巨大成就，也就是在于社會主義處于全世界蕭條，蘇聯東歐解體，這樣情況下，大家都不看好中國的社會主義，我們取得了這樣一個成就，中國的社會主義能不能搞成，能不能支撐下去啊，實際上，在國際上疑問很多，（波蘭、捷克、匈牙利、東歐的、羅馬尼亞他們都已經變了，就是中國是社會主義）。

中國為什么搞社會主義，中國為什么還相信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百年救亡、百年復興，1840年――1949：救中國，1949――2050：發展中國）中國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為什么要相信馬克思主義，10做難事必有所得，做從沒有做過的事，做全神貫注的事，對自己必有提高。中國體制，意識形態，國防，（1989年，愛莎尼亞、布拉多尼亞、立陶宛，波羅的海三國，兩百萬人手牽手，組成了 將近600公里的人鏈，手牽手組成人鏈，BBC的航拍，從白發蒼蒼的老者，到步履蹣跚的孩子，穿過高山，穿過田野，穿過公路，這個人鏈橫跨波羅地海三國，要求民族獨立，非常震撼，當年戈爾巴喬夫就是看到這一段視頻，戈爾巴喬 1 夫率先同意愛莎尼亞的獨立，緊接著是波羅地海三國的獨立，戈爾巴喬夫當時想法是，他們不愿意在蘇聯內呆著，那就讓他們出去吧，我們留下來的，繼續在蘇維埃體制，蘇維埃加盟主義共和國內部搞好、搞好搞到什么地步，搞到他們主動要求加入蘇聯，戈爾巴喬夫太天真了，蘇聯的崩虧從波羅地海三國開始，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倒塌，其它啪嗒啪嗒全倒了，今天就剩下今天的俄羅斯了，其它全都出去了。）

51900年，中國是個跌倒的巨人，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空前的割地賠款，辛丑條約的簽訂，庚子賠款，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加上還款，加上利息，總共九億八千萬兩，空前的賠款，那是中華民族的低谷，那是中華民族，最黑暗、最悲慘時候，一百年后，中國是一個自立世界東方，站起來的巨人，他的鋼鐵、煤炭、石油、水泥、化肥等等產量，人民脫貧致富，國家自立于民族之林，主要是。整整一百年前，中國是一個跌倒的巨人，整整一百年后，中國是一個站起來的巨人，連接這兩個一百年，是馬克思改變中國，中國改變馬克思主義，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中國尋找一個主義，我們尋找了各種各樣的主義，但是，這個主義改變了中國，改變中華民族的境遇，我們從那個境地，走到了今天。不是說馬克思主義應用于中國，中國就發生這么大改變，中國也改變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結合，使我們找到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鄧小平理論，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建設發展實際的結合，使我們找到一條中國建設發展的道路。我們不單單是中國為了一個主義而主義，而是為了領土完整，國家富強和民族尊嚴，一百年來，我們追尋，我們說，我們不是為了一種主義，把這個主義做到最高追求，我們說，主義是手段，是認識中國問題，發現中國問題的手段，我們中國人，找著了這樣一個手段，它是有功勛的，我們最終目的是完成我們國家救亡，完成我們國家發展。（不是沒有選擇，而是歷盡選擇，洪秀全：太平天國——從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開始，我們選擇什么呢，天父天兄，實現上不是說全盤西化，把西方宗教那一套，弄進來了，最后，洪秀全太平天國搞不成，曾國藩衛道士的樣，保護中國名教，把太平天國給鎮壓了，他不僅是維護大清江山，你搞他搞什么呢，天父天兄，就是把上帝耶酥中國化，搞這種宗教，搞這種愚昧，所以你沒有站住。那就是我們當時的一個選擇。曾左李：洋務運動——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之后，也知道，中國也得變，洋務自強，搞洋務運動，最后也沒有搞成，１８９４年中國甲午戰爭失敗。宣告洋務運動破產。康、梁：君主立憲——康有為，梁啟超君主立憲，當洋務運動說，中國的器出了問題了，中國的制度是好的，萬事不如人，是中國器不如人，在器物層面把它搞上去。那么康有為，梁啟超認為中國的制度出問題了，不是器不如人，是制不如人，要走君主立憲道路。康有為也沒有搞成。孫中山：建立共和——也是在制度上做文章，也是在制度上變革。不是簡單的器物，科學技術，物質生產不如人，是制度層面。孫中山的共和推翻了滿清。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的統治，垮臺了。但是，革命成果被其它竊取了，北洋軍閥、軍閥混戰，從制度層面，還是沒有搞成。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然后五四運動，從思想文化方面開始搞，說是打倒孔家店，中國思想文化出了問題，要徹底拋棄中國的這些傳統文化，否則中國無法走上現代化，那么，今天，從五四運動提出打到孔家店，到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那是非常大的差距啊。這是中國人的思想脈絡，我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的問題到底出現在那里，一直在找問題，馬克思主義的選擇，社會主義的選擇，就是在這種多次選擇失敗。反復比較，當最后，社會主義傳入中國，十月革命已經一聲炮響了，中國共產黨已經馬上要成立了。那么，社會主義已經進來了，成了一種思潮。以過去的洪秀全、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與他們思潮完全不一樣，２５一整套社會主義思路過來了，行不行？當時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認為，不行，社會主義在中國搞不成。（1921年，梁啟超發表〈論 社會主義運動〉，認為中國無法搞社會主義：“今日之中國，生產事業，一無所有；雖欲交勞動者管理，試問將何物交去？”“故此法者，在他日生產事業相當的發展之后，容或有采擇之余地，今日提倡，決非時也。”）你社會主義社會什么，你連東西都沒有。在他日生產事業相當的發展之后，容或有采擇之余地，今日提倡，決非時也。這搞社會主義太早了。梁啟超認為搞不成，孫中山也認為中國不能搞，梁啟超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1923年1月，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代表越飛發表宣言，就是著名的孫越聯合宣言（孫中山博士認為，共產主義秩序，乃至蘇菲（維）埃制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在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產主義或蘇菲（維）埃制度的條件。越飛先生完全同意這一看法，并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越飛也認為搞不成，共產國際也持這種看法，他們認為搞不成。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但是，共產國際并不看好你，共產國際只不過當時設想，蘇俄當時的共產國際，只不想培植一個中國政府的反對派，給他們造成牽制，他們不能更多地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最后對蘇聯形成威脅。就是在中國國內培植一個反對的牽制的力量，僅此而已。所以，他們都認為中國搞不成，當時，斯大林派到廣州支持孫中山政府的顧問，包羅廷，著名的人物，包羅廷，包羅廷在南方政府里講中共，中國共產黨當時剛成立，他說，中國共產黨是什么樣的人，中國共產黨是一些躲在上海亭子間里寫傳單的人，上海租界亭子間里比較安全，亭子間里寫油印傳單，寫完拿出去撒放傳單，有警察來抓，往租界一藏，藏起來了，中共就這樣的人，他們搞不成什么事。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已經成立了，也沒有人看你好，蘇俄支持共產黨成立，在理論指導，資金援助都有些作為，但是他也不認為你能搞成什么事。所以，這就是，決不是像我們現在所描述的那樣，中共一大召開，一大會議最后，轉移到嘉慶南湖，一大開完了，南湖的紅船發出了一輪一輪的光芒，然后，就一條紅地毯從上海到江西蘇區、到延安、到天安門，我們就勝利了。我覺得那些文學描述，給我們一個非常夸張的、理想化的、簡單化的描述。但是中共成立之初的艱難，是他們描繪不出來的。1921年中共成立，我們現在可以看，南陳北李，中共建黨的兩個人物，陳獨秀、李大釗，兩個人都沒有參加中共一在，這是讓中共黨史很遺憾，也是讓中共一大會址很遺憾啊，為什么建黨兩個中堅人物，陳獨秀、李大釗都沒有參加呢？陳獨秀沒有參加，是當時在孫中山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廳長，陳獨秀講，當時正在籌款，有一筆款子，說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盯著那筆款子。李大釗也沒有參加中共一大，北京小組分兩個名額，張國燾、李大釗，張國燾已經到上海了，另一個名額就李大釗，主要的名額就李大釗，李大釗去不了因為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停發北京8所高校老師的薪金，30當時，北洋軍閥財政困難，停發北京8所高校教職員工的薪水，結果，這8所高校成立了索薪委員會，李大釗是索薪委員會的負責人。正在北京追討工資呢。也無法參加中共一大。這就是真實的歷史。他倆為什么當時不愿意去，因為手頭有更重要的事。中共一大13名代表，13名代表中，北京小組的代表，劉仁靜，劉仁靜有段回憶，劉仁靜是中共一大13個代表中，最年輕的一個，當時參加一大時，19歲。他說，當時就根本輪不上我去。應該李大釗去，李大釗不去，好，這個名額空出來，空出來也輪不上我，北京小組還有資深的共產黨員，鄧仲夏，讓鄧仲夏去，鄧仲夏也不去，鄧仲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你看看南京上海離的很近，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會議，鄧仲夏沒去，這個名額還輪不到我，還一個資深同志，羅章龍，羅章龍也不去他要到二車機車車輛廠搞工人運動，要和工人聯系，要開座談會，也去不了，大家都有事，都有比上海中共一大成立更重要的事，所以，劉仁靜在回憶錄里寫這個偉大光榮的重任，歷史地落在我的頭上。沒想到今天中共一大，隨著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建黨100周年，隨著時間的推移，羅章龍、鄧仲夏人們都忘記了，劉仁靜記得他，中共一大代表，甚至最后，可能對陳獨秀，李大釗都模糊了，中共一大代表名單，在各種場所都有，劉二靜。張國燾1979 3 年在加拿大多倫多去逝，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劉二靜，中共一大13個代表。1986年在中關村死于車禍。我們這個黨在成立之初，誰看好你這個黨了，誰能說這個黨成立就天翻地覆地變化了，中華民族命運就因為這個黨成立，就天翻地覆變化，將來就要成功，取得這么大成就，我們后來，事后諸葛亮，容易把前面的事，描寫的驚心動魂，在當時，這個黨成立的時候，當時中國的社會，每天成立的黨派與每天解散的黨派一樣多。所以當這個黨成立的時候，誰都不知道他到底堅持多長時間，誰都不知道過兩天，說不定就散掉了，所以說，當時參加中共一大的13名黨員，也并不在意自己參加了中共一大這個身份。參加一大，說不成，二大開不成，就不知哪去了的想法。所以，中共一大剛剛開幕，1922年陳公博脫黨，23年李達脫黨，24年李漢俊脫黨，周佛海脫黨，27年包惠僧脫黨，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你看看，如果說是大家參加一大，知道28年后，能夠奪取全國政權，你知道這一點參加這個黨有危險，會有犧牲。那可以，你參加完一大，找個安全點地方藏起來，藏到49年，你在出來，你都是建黨元勛啊。當時沒有人知道，誰知道這個黨能搞成啊。剛剛成立就脫黨，就叛黨，而且周佛海、陳公博大漢奸啊，跟汪精衛搞到一塊去了。一個被判死刑，一個被判死緩。你看這個黨參加一大的都不相信這個黨能搞成，王近偉1925年犧牲，鄧英明1931犧牲，何書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最后就剩毛澤東、董必武兩人。你看這個黨，你從一大代表中他們的命運，你就知道這個黨何其艱難，誰能想到他能有那么大的作為，參加這個隊伍的人都不相信。我們有時都這么講，中國一大代表三分之一修成正果，三分之一犧牲，三分之一叛變，這比例其實不對的，13個代表，出問題的7個，不是三分一的問題，百分之六十都出問題了，出問題的比例很大。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我們黨的艱難，誰看好你了。誰都不看好你，連我們參加黨的人都不看好你。

斯大林說，中國共產黨人嗎？他們對共產主義來說，就像人造黃油對黃油一樣。他們是冒牌貨，他們不是真的黃油，真的黃油是工人階級政黨，中共是什么，是知識分子，小知識分子加農民，這個成份，他們是人造黃油。你看沒有人看好你，我們中共后來搞武裝斗爭，我們反復引用斯大林話，把斯大林話捧的很高，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斯大林這話，其實根本不是說我們，他是表揚蔣介石時說的這句話，武裝的革命是指蔣介石領導的北伐大軍，武裝的反革命是指北洋軍閥，我們說，武裝革命指我們，武裝反革命指蔣介石，其實整個是錯的，因為斯大林講這話的時候1926年，中共手中還沒有武裝呢？沒有武裝力量，中共把斯大林表揚蔣介石話，我們拿來自己用了。斯大林非常尷尬的是什么，蔣介石4.12背叛革命之前，還剛剛送給蔣介石一張親筆簽名照片，因為斯大林認為，蔣介石是中國革命的羅布斯第而，和法國革命領袖一樣，中國革命的羅布斯第而，中共搞不成，蔣介石有希望，結果蔣介石被叛。當時實際上蘇共托洛斯基看好我們，托洛斯基認為中共還是有希望的，托洛斯基認為斯大林看好的蔣介石很危險。蔣介石1923年訪問蘇聯，特別想見托洛斯基，托洛斯基紅軍總司令，國防人民委員，紅軍之父，蔣介石想向托洛斯基討教如何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托洛斯基不想見蔣介石，勉強一見，見了蔣介石，托洛斯基就一句話，你們很危險，你們正走向一條新軍閥的道路，照你們這樣搞下去，將來你們就是新軍閥，蔣介石滿腔熱情，托洛斯基兜頭一盆冷水。蔣介石見托洛斯基被訓了一氣。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出托洛斯基對蔣介石的真心認識，比斯大林要深的多，這是當時。27年大革命失敗后，斯大林由錯誤的思路向比較正確的思路調整，托洛斯基由比較正確思路向錯誤的思路調整，托洛斯（茨）基：只有工人運動的高漲才有農民運動的高漲，在城市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陷入低潮情況下，紅色政權在落后的農村無法存在。大革命失敗后，提出組織蘇維埃口號，一切都太遲了。在失去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只有轉入農村的時候，蘇維埃不可能在農村得到實現。其實，當時，我們剛剛好，取得一條，工農武裝割，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剛剛開始探索。托洛茨基，認為完了，他們失 4 敗了。這就是歷史上看，這就是歷史上非常怪異的地方。正確、錯誤，來回轉換。這就是當時中國革命現狀，沒有人看好你，革命領袖，共產國際領袖，不看好，我們自己參加中共一大的，黨的領袖也都不知道我們將來，走到哪里去，誰都不知道，我們說呢，就是在這種意義上呢，我們看，毛澤東的歷史作用，過去我們神話了他，把他神乎其神，今天，我們與那段歷史有足夠的距離。我們非常冷靜地看

41，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重大貢獻，他首先破解了這道題目，就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斯大林、托洛茨基、孫中山、梁啟超，大家都認為不行，我們中共很多領袖都搞不下去，你像陳獨秀最后非常苦悶，加入托派，瞿秋白最后寫了《多余的話》文革時說算是叛徒，現在不算叛徒了，那《多余的話》你可以看看瞿秋白心中極其苦悶，瞿秋白最后覺得他完全走向錯誤的道路，完全走錯了，他覺得我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記者，很好的寫文學的人，文學創作員，最后成為中共領袖，被槍斃，完全是一個歷史誤會，走到一個誤區里去了。就是說，中國最高問題，大家都沒有破解。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最大的歷史貢獻，破解了這個問題。

如果你不看毛選這篇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如果你讓我今天回答這個問題，把毛選蓋上自己來回答，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光輝引導。第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第三人民群眾的忠心擁護。第四工農紅軍的英勇奮戰，還有第五、第六，咱們公式化、程式化的回答，我們能羅列一大堆，我覺得我們今天看看毛澤東當年那種答案，毛澤東當年如果像我們這么回答，中國革命肯定是搞不成了。這是為什么我們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希望德國發生革命，德國沒有發生，列寧最希望日本發生革命，日本沒有發生，蘇俄革命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看好的，中國革命不是列寧斯大林看好的這是一個革命特質，我們有這樣的人，來破解這樣的題目，毛澤東怎么破解的這道題，毛澤東講在一國之內，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的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

什么叫獨特原因和相當的條件呢？毛澤東講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最根本的就是這條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這是毛澤東對中國特色的把握，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中共的正確引導，人民群眾的擁護，軍隊的奮斗，你有了這些條件，沒有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你照樣搞不成，有了白色之間政權的戰爭，你看我們各個蘇區，川黔蘇區、湘鄂贛蘇區、鄂豫皖蘇區全都在各個白色政權結合部，紅色政權發生，這就是毛澤東過人之處，他看出了中國社會的特指，這一點，我們黨的領袖集團，其他的同志就沒有看破。包括陳獨秀開始到上瞿秋白，到向忠發，到李立三，到王明，他們都沒有看出這一點。包括毛澤東同時代的，周恩來同志、劉少奇同志，也沒有像毛澤東這樣突破中國社會實質。45

所以毛澤東同志講這話，他說：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并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了。這是中國社會的最大的特指，白色政權的分裂，這就是成功的可能，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講，毛澤東充分看破了中國社會的特指，我們講，毛澤東充分看破了中國社會的特指，我們紅軍長征，我們突破四道封鎖線，前三道封鎖線，都是我們與廣東軍閥，陳濟棠達成秘密協議穿過去，第四道封鎖線白崇禧和何健圍堵湘江，我們過第四道封鎖線時，損失慘重，八萬紅軍過第四道封鎖，我們很多著作，包括南京的李永清寫的，那么厚一本書，叫湘江之戰，通過湘江之慘烈，敵人之瘋狂，我們之英勇，犧牲之巨大，寫了很多，《苦難輝煌》當中，大量引用國民黨資料，你看看我們怎么樣過的湘江，僅僅是我們英勇，我們就能過去嗎？湘江防線本來已完全封死，湖南軍閥何 5 健，湖南由北向南，廣西軍閥白崇禧由南向北，把湘江完全堵住，但是到紅軍過湘江，到湘江之前的一周，白崇禧突然間調整戰線，把他的南北戰線，調整成東西戰線，一下把戰線閃開了，一下湘江閃開了近90公里的口子，白崇禧在他軍事內部會議上講，他說老蔣恨我們比恨朱毛更甚，我們把湘江堵住，紅軍過不去，必然紅軍進入廣西，紅軍進入廣西，中央軍跟進廣西，中央軍在解決紅軍的同時，把我桂系軍隊也解決了，所以白崇禧說不如留著朱毛，我們回旋余地更大些，所以突然之間，閃開了一個大口子，我們看，這是中國社會特指，白崇禧小諸葛，腦子非常好使，閃開了一個90多公里的防線，把責任推給何健，給湖南軍閥，何健發了個電報，說紅軍有大規模，進入廣西模樣，我全力防范廣西，余下陣線，請君速派兵填補，何健氣的鼻子冒煙，大戰在即，我兵用光了，你突然間閃這么大口子，還是我廣西境內，不是我的地盤，是廣西地盤，誰給你填補何健根本就填補不了。蔣介石在空中偵察發現，桂軍調整防線，湘江出這么大口子，蔣介石給白崇禧發了非常嚴厲電報，蔣稱白為兄，兄作出此等事情，如果紅軍得以脫逃，兄將是千古罪人。這話說的非常重啊，白崇禧和蔣介石有非常好的合作，白崇禧放我們一馬，不是白崇禧喜歡我們，27年4.12事變，殺共產黨人最恨的就是白崇禧，今天蔣介石的日記公布了，蔣介石日記放在美國紅佛研究所，公布日記，你看蔣介石在1927年4.12前后，蔣介石日記，他當時非常猶豫，跟共產黨是不是決裂，決裂了要跟蘇聯翻臉，他很猶豫，所以他提的不是時機，是不是在往后推一推，白崇禧非常堅決說，必須跟共產黨決裂，要開始干，蔣介石最后講勉強聽取了白兄的意見，就白崇禧4.12殺共產黨人很厲害。一個是主張同共產黨翻臉，一個是殺共產黨很厲害。所以，江西蘇區長期稱白崇禧部隊為白匪。就指白崇禧，我們說白崇禧喜歡共產黨，不是的，他喜歡他自己，他保存實力，蔣介石電報來，白崇禧不得不打一槍，最后兩個方案，一個是擊紅軍大尾，紅軍過湘江隊伍還剩三天、四天，攻擊紅軍大尾，紅軍損失比較大，他損失也比較大，另外，攻擊紅軍小尾，就紅軍過湘江剩一天半到兩天，攻紅軍后尾部隊，這樣紅軍損失小，桂系損失也小，白崇禧召集他手下兩個軍長開會，怎么辦是擊大尾，還是擊小尾，對老蔣作個交待，兩個軍長都要求擊大尾，戰果大一些對老蔣好交待，白崇禧一錘定音，擊小尾不擊大尾，我們桂系，經不起損失。我們得保存我們的實力就擊小尾。紅軍過湘江紅34師全師覆沒，紅八軍團番號取消，紅軍嚴重損失，我們確實付出很大代價，但我們可以看中間這個縫隙，如果沒有這個縫隙，我們非常難。50.32紅軍在整個長征過程中，我們充分利用了，軍閥之間的戰爭，不要說在中央蘇區的建設，各蘇區我們也充分利用蔣介石與各系的矛盾，蔣桂戰爭、蔣馮閻大戰，完成了各蘇區的急速發展。長征過程中，充分利用了蔣介石與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貴州軍閥王家烈，與四川軍閥劉湘，與云南軍閥龍云的矛盾，充分利用矛盾，蔣介石也很鬼，蔣介石追擊紅軍的隊伍，兩個縱隊，周渾元縱隊，吳奇偉縱隊，我們長驅趕往兩萬五千里，我們很苦叫長征，他們也挺苦的，他們叫長追，吳奇偉講，長追兩萬八余里，他講，接到蔣介石電報，與紅軍隊伍保持一天，到兩天距離，蔣介石鬼吧，不要靠的太近，不要真的打上，把紅軍往前趕，蔣介石認為紅軍早晚要被消滅的，早晚是完蛋的，先驅趕、作驅趕式追擊，把他們趕到哪，中央軍進到哪，由此解決當地軍閥的問題，這蔣介石算盤，白崇禧小諸葛，看破蔣介石了，貴州軍閥王家烈，沒看透蔣介石，當紅軍進入貴州，中央軍進入貴州，四渡赤水，我們在貴州，鬧的很厲害，我們一走，貴州省主席王家烈被免職，薛岳中央軍全盤接管貴州，把貴州問題解決了，我們一離開貴州，蔣介石把貴州控制的牢牢的，所以說，云南軍閥龍云，四川軍閥劉湘嚇得要命，對紅軍全都做禮送式出去，不要進來，他們一進來，中央軍就進來，我們就要完蛋。最先是被白崇禧所突破的，這就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矛盾，毛澤東講，充分利用這樣的矛盾，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否則你的星火，剛一開始，就被撲滅，你燎原不了。你有燎原的條件，條件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這不是我們講毛澤東最為過人的地方，6 就中國社會的特指，被他窺破了，長征的過程中，在一渡赤水，在雞鳴三省的地方，就是遵義會議開過之后，毛澤東具有軍事指揮權，當時遵義會議并沒有確定博古的下臺，也沒有指定新的中央負責人。走到1935年2月5日，走到云南雞鳴三省的地方。博古交出了中央負責人的位置，博古心服口服，后來與張國燾分裂博古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55.35

這是我們黨內對領袖的認識的過程，我們選擇了毛澤東，我們選擇了一尊神嗎？當我們講到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時候，那是我們后來描述，把毛主席描繪成神了，毛澤東不是神，毛澤東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他說：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第一次反圍剿，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二次反圍剿，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一渡赤水，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三渡赤水。我們講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結果一渡、三渡都打敗了，毛主席說，都是我指揮的。這是很大矛盾，一渡赤水打敗了，我們可以想見，遵義會議剛剛開過，毛澤東剛剛獲得軍事指揮權，一渡赤水之前，打川軍郭勛祺闊葉，低估了川軍的戰斗力，沒想到川軍戰斗力甚強，本想圍殲郭勛祺旅，沒想到郭勛祺反攻，紅軍陷入巨大的危險之中，被迫一渡赤水，毛澤東剛剛復出，指揮作戰，就吃個敗仗。二渡赤水獲得遵義戰役的勝利，不是毛澤東指揮的，是一、三軍團，林彪和彭德懷自動配合，本來想打個小仗，滾雪球突然間滾個大仗，把對方一個師給吃掉了。突然變成一個大仗，非常高興，是長征以來，最大的勝利，但不是毛澤東指揮的，三渡赤水前，毛澤東鑒于二渡赤水的勝利，主張打周渾元部，林彪反對，主張不能打，周渾元是中央軍，不好打，林彪主張打貴州軍閥王家烈的軍隊，開軍事會議發生了爭吵，毛澤東很火，說不按照我說的，我就不干，當時黨內民主氣氛很好，說不干就不干，結果一表決，給表決掉了。許多人認為毛澤東從遵義會議，奠定了軍事指揮權，一下子就一馬平川，沒有那么容易，三渡赤水之前，遵義會議獲得的指揮權，在軍事會議上表決掉了，沒有了，毛澤東當晚想了一晚上，毛澤東去找周恩來，當時，周恩來還是黨內軍事最后下決心者，最高軍事指揮者。毛澤東說服了周恩來，周恩來最后下指示，表決作廢，毛澤東依然是前敵總指揮，還是依照毛澤東的意見，打周渾元部，三渡赤水之前打，一打又打敗了。1：00 不是說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沒那么的事，一打又打敗了，被迫三渡赤水、四渡赤水，這就是我們的過程，我們不是選了一尊神，跟著他就必然勝利，我們選擇了也是一個人，這個人他最早認識了中國社會的物質，這他過人之處，但是軍事指揮，他也出問題，也出錯，但改正錯誤，發現錯誤，毛澤東迅速聽取了一軍團，林彪、聶榮臻，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五軍團董振堂，各個軍團的首長的意見，調整方略，恰逢那個時候，我們軍委二局破譯了國民黨電報的密碼，也掌握了敵人調動的動向，一方面聽取我們指揮員的意見，另一方面，軍委二局情報源源不斷的來，截獲國民黨的情報，他們部隊怎么調動，變得游刃有余了，三渡、四渡出奇兵，最后把國民黨軍隊，甩下來了。我們講，我們不是在一個神的帶領下，取得勝利，也是一個人，他人有過人之處，但是，也是犯錯誤，但是，從毛澤東這批領袖身上，他體現什么呢？他們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歷史自覺。

什么是歷史自覺，我們說，第一，對社會運行規律的深刻領悟。第二，對歷史發展前景的主動營造。毛澤東對社會運行規律的深刻領悟這毫無疑問的，那么對歷史發展前景的主動營造，就人在知道社會運行規律他不是被動的，被動的服從這個規律，他能夠影響他，能夠營造他，能夠改變他，能夠在一個時期，決定社會前進的不同方向。所以為什么小平同志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中國革命很可能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他就這樣作用，歷史發展前景主動營造，我們說，毛澤東同志這樣。我們這種表現極大歷史自覺的人物，毛澤東同志這樣，朱德同志也是這樣。朱德同志對中國社會深刻認識，比毛澤東同志不行啊，但朱德同志也是這樣，朱毛紅軍，這種歷史自覺，極大的歷史自覺，朱德1922年要求加入 7 中國共產黨，陳獨秀不讓他入黨，陳獨秀表面上非常客氣把他打發走了，轉過身對別人講，我們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讓軍閥入黨。朱德同志當時是滇軍的旅長，滇軍的旅長被歸為軍閥了，軍閥入黨不行。朱德同志最后23年，在德國加入中共，朱德同志長期在我們軍隊，他的作用，好像不是非常明顯，也至于大家今天，知道朱德知道多少，也知道朱德扁擔，朱德在井崗山挑糧食，這個大家知道，朱德指揮什么重大戰役，大家不知道，好像沒打過什么大仗啊，大家就這個印像，朱德奠定自己在紅軍領袖地位的時候，是在紅軍最困難的時候，如果要是沒有那么困難，沒有他這個人了，朱德同志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我們看朱德同志竟然連前敵委員會，委員都不是，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當時劉伯承，聶榮臻等等，包括張國燾、李立三，都是前敵委員會委員，甚至連郭沫若都是前敵委員會委員，朱德不是，為什么呢，朱德參加南昌起義兵力太少了，（起義軍主力是葉挺十一軍，八個團；賀龍二十軍：六個團；朱德率領的兵力五百人不到。周恩來：朱德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向導。陳毅：朱老總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老同志罷了。）南昌起義部隊，長期被稱為葉賀部隊，或者是賀葉部隊，朱德率領的兵力是南昌是公安局五百人，這五百人，在南下過程中，他們都是南昌人，江西人，很多人不跟著走，跑掉了，最后，朱德典型的光桿司令，他沒人。所以，后來，周恩來說，朱德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向導。01.05 南昌起義南下，朱德走在最前面，因為朱德當過滇軍的旅長，他跟滇軍關系不錯，南下擋道的部隊，大部分部隊，就是滇軍，讓朱德和他們搞關系，讓他們把路讓開，朱德當時就這作用。所以，陳毅：朱老總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老同志罷了。資格老點，當過滇軍的旅長，但現在手下沒兵，就這么尷尬，朱德真正奠定地位，南昌起義沒朱德什么戲了，南昌起義失敗了。三河壩分兵，朱德帶領少部分人，兩千多人，在三河壩奠后。掩護主力南下作戰，周恩來帶葉挺、賀龍、劉伯承等南下作戰，結果主力南下作戰失敗，全軍覆沒領導人，分散突圍，周恩來、聶榮臻去了香港，賀龍回了湖南，葉挺下了南洋，剩下的人去了上海，四散。朱德在三河壩，三天阻擊完成，準備帶領部隊與主力匯合，南下跑回來一些殘部，說還匯合主力，主力都沒了，打散了，就剩下這支部隊了，怎么辦，大家說，主力都散了，還留著我們干什么，我們都散吧，這時候站出來是朱德，朱德說，我們不能散，我們還有人還有槍，只要我們還有人還有槍，我們就有辦法，有什么辦法，其實朱德自己也不知道，但大家知道，他是老同志，他當過滇軍的旅長，他說有辦法，估計就一定有辦法。看看有什么辦法。朱德把這個不是他的部隊，葉賀部隊，他把殘部收攏了，他說他有辦法，就這樣，他出任這支部隊最高指揮者。八一南昌起義，８月１日，部隊穿著短衣短褲啊，跟著朱德，一直走到１０月底，還是短衣短褲啊，沒有藥品、沒有食品、沒有彈藥，沒有備裝，什么都沒有。隊伍越走越少，兩千多人，走到江西安遠天心圩，隊伍只剩下800人。高級領導干部或先辭后別，或不辭而別。中央接到報告：“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師以上軍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干部只剩王爾琢，政工干部只剩陳毅。隊伍面臨一哄而散之勢。這我們講，朱老總就千鈞一發，他就在這最黑暗、最困難的時候，大家最沒信心，站出來的是他。這個人了不得，就了不得在這。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朱德說：“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隊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當時開了一個會，高級領導干部開了一個會，意見分岐，朱德沒辦法，大家意見都不一樣，后來，會議做出決議，說不想干的可以走，當時，師長，團長全都走了，朱德留下來，朱德在天心圩大會上講，他說，我們中國革命就跟俄國革命1905年一樣，俄國革命1905年革命失敗了，1917又成功了，我們也有我們的1917,我們要成功。在天心圩下面聽朱德講話，沒有幾個人知道，俄國1905年失敗，但大家從朱德的激情信心，關鍵時刻領導人的這種激情信心，火焰一般傳播給了剩下來的干部戰士。這個人這么有看來有辦法。8 陳毅后來說，朱老總講了兩條綱領：一共產主義必然勝利；二革命必須自愿；這兩條綱領成為后來革命軍隊政治工作的基礎。朱老總穩定了這800人，這800人沒有散，穩定下來了。這800人穩定下來，非同小可，參加井岡山早期斗爭的譚震林同志解放后曾說過，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來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只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井岡山老同志后來回憶01.10 朱毛會師之前，毛澤東帶領著秋收起義部隊，和王左、劉文彩帶領的部隊混合在一起，戰斗力甚弱，基本不下山，在山上呆著，一下山就打敗，不行，戰斗力太弱了，毛澤東秋收起義部隊，他是什么呢？湖南的農軍和留洋的學生。你說農民軍隊和學生完成正規軍隊，有個漫長的過程。八一南昌起義，上山是張發奎的鐵軍第四軍，戰斗力非常強，軍官基本上是黃埔軍校畢業。士兵久經戰陣，朱毛紅軍會師，今天打這個，明天打那個，屢屢得手。這是朱德帶上山的這支力量，而這支力量沒有朱德在天心圩慷慨激昂這種個人非常堅定的革命精神，散掉了。這支隊伍肯定散了，所以，我就講，我就說，一個人一生做這一件事，足矣。朱老總，就這一件，解放軍的泰斗，他的地位無法動搖。《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評價說，八一南昌起義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陳毅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天心圩這800人，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排列十大元帥之的的朱德、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排列十大將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隊伍里面。埋葬蔣家王朝的基本班底就這800人。這就是朱德最大貢獻把火種留下來了，毛澤東講星星之為可以燎原，你沒有星火怎么燎原，這就是星火。在革命低谷時，朱老總說，我們一定能搞成，一定能成功。就這脾氣。西方領導科學認為領導力形成依賴三大要素，一是恐懼，二是利益，三是信仰。恐懼迫使人們服從，利益引導人們服從，信仰則產生發自內心的服從。朱德在八一南昌起義就靠信仰，革命一定能勝利，就這信仰。用這信仰告訴大家利益，用這信仰和利益驅散大家恐懼，使朱德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當之無愧的領導者。這是我們革命，我經常講我們有這樣一批的偉人01.15奠定了我們的偉業。

偉人與偉業，真人與真理。他們是真人，真心相信自己的信仰，為自己的信仰，竭盡全力去奮斗，什么叫真人，比如說真話，辦真事，信真理。這批真人非常不得了。那怕犯了錯誤，他們都是真人。紅軍將領劉疇西，就是真人，劉疇西指揮作戰，屢屢出錯，剛愎自用，組成紅十軍團的時候，是徐懷洲的第七軍團與方志敏的第十軍，組成的紅十軍團。紅十軍團指揮者，劉疇西，劉疇西反復不聽粟裕和徐懷洲的意見，剛愎自用，不該伏擊的打伏擊，該突圍的又不突圍，結果，紅十軍團全軍覆沒，只沖出去了紅十兵團一小支力量。劉疇西兵敗被俘，但是被俘以后，蔣介石愛于黃埔一期學員，而且，劉疇西黃埔東征的時候，丟了一條胳膊，左胳膊打斷了獨臂，東征的棉湖作戰，奠定了蔣介石地位，蔣介石非常看好這個人，想把他爭取過來，當時黃埔同學會，蔣介石會長，劉疇西總務長，那和蔣關系都很近，一定要把劉疇西爭取過來，結果，俘虜了劉疇西，方志敏，從上饒上南昌押解地帶，讓顧祝同黃埔軍校校官，勸降劉疇西，當時說客不絕，當時，顧祝同覺得不行，找了一大批黃埔的校官，同學，劉疇西就是不從，最后南昌被槍決。你看這人，雖然指揮作戰，他犯錯誤，最后，堅決不降。我們看，我們共產黨一批為真理而獻身的真人。中共最早的書記陳獨秀，陳獨秀當時家鄉安興，他的二叔，很有錢，二叔沒有孩子，要把遺產過繼給陳獨秀，派了兩個伙計到北就來找他，當時，陳獨秀在北大當文科學長。告訴他，他叔叔的遺產過繼給他，當時陳獨秀勃然大怒，我跟他們沒關系，你們快走，這兩個伙計，勸陳獨秀，少東家先別發火，北京還有幾處鋪面，你是不是先到北京幾處鋪面，看看再說。陳獨秀勃然大怒，你們給我滾，我們要消滅私有制。這是一批真人，他們是一批真人，我們不能照他們方式生活，我們也不能照他們方式生活。他們這批真人成了偉人，他們開創了一批偉業。我們開創不了，我們要守好，不要 9 讓他在我們手中糟蹋掉就不錯了。我們沒有這批真人，我們中華民族能有今天的偉業嗎？這批真人，這批偉人經歷最嚴酷的篩選，1927年4.12政變，大革命失敗，共產黨人橫尸遍野，血流成河，我們現代政黨史上，沒有這樣的政黨，像中共這樣遭到屠殺，一批批領導人沒有了，又換上一批，再殺掉一批，再換上一批，中共領導人損失，最后，極其慘重的。

趙世炎，江西省委書記，被江西省委秘書長帶人上門抓捕，大革命失敗，叛徒比比皆是，趙世炎被槍斃。陳延年，陳獨秀兒子，曾被任命為江西省委書記，又被江西省委交通員帶人上門抓捕。被叛徒出賣，我們共產黨員的信仰在那一刻變的多么廉價，隨時把自己同志出賣了。也變得多么昂貴，以堅定的信仰，生命的代價。

27年事變中，我們犧牲的的最高領導人，政治局組織局主任，羅亦農，相當于現在的常委，被何家興，賀之華出賣，兩人商量想到德國定居，就為兩張護照，和3000美元的獎金，把羅亦農出賣了。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李啟漢、肖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等多名領導人相繼遇害。嚴酷的白色恐怖中，組織被打散，黨員同黨組織失去聯系；彷徨動搖者紛紛脫黨，有的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并帶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大革命失敗，一方面方志敏，瞿秋白犧牲。另一方面，叛變的。紅十六軍前軍長孔荷寵叛變。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叛變，閩北分區司令李德勝叛變，瑞金紅軍游擊司令部政委楊世珠叛變，閩贛分區司令宋清泉叛變，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分區政委陳洪時叛變，閩浙贛省委書記兼閩浙贛分區司令曾洪易叛變，贛粵分區參謀長向湘林叛變，閩贛分區政治部主任彭右叛變，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叛變。這是軍以上領導干部叛變比比皆是。中共所經歷的包括這個軍隊，大浪淘沙，任何運動，投機者都比比皆是，在中共革命投機太難了，淘汰太厲害了。那犧牲太重大了，想投機到最后，受不了，都跑掉了。中央軍中龔楚叛徒中非常典型，龔楚何許人也，資格非常老的同志，龔楚1925年從事農運，（當時黨內三個人，從事農運澎湃、毛澤東）可以與澎湃、毛澤東相比，是中共黨內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領導者之一。1928年帶領朱德南昌起義的殘部上井崗山，朱毛紅軍會師，龔楚帶領的（1928年，朱德率南昌起義余部輾轉粵北，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就是龔楚）。龔楚帶領這支部隊上山，完成這支部隊的會師。所以，會合之后，鑒于龔楚的重要地位，湖南省委致信紅四軍前委，前委書記由澤東擔任，常務委員會由三人組織：澤東、朱德、龔楚。后來一段時期，中央紅軍被稱為“朱、毛、龔”的。資格多老的同志，最后叛變了。最后，49年人民解放軍解放廣東的時候龔楚被迫投降。當時，他是國民黨的的綏署專員，被迫投降，想當年，當朱、毛、龔領導人，向當年手下的連長林彪投降，林彪當時是第四野戰軍司令，他見林彪都見不著，林彪的下級的下級的下級一個師長就把他給處理了。投降以后，逃了，跑到香港，寫了好幾本回憶錄，我與紅軍，寫到在紅軍中任過的高級職務，津津樂道當年，誰誰是我的下級，當年在國民黨內部所做的一切，諱莫如深不說。龔楚當年曾給朱德、陳毅帶路尋找根據地。那是一個共產黨員給自己的隊伍帶路。他后來又陳濟棠、余漢謀帶路誘捕項英、陳毅。那是一個共產黨的叛徒給敵人帶路。

80年中期，最高人民法院，免除戰犯，90年初龔楚回來了，龔楚給鄧小平、楊尚昆寫信，龔楚當紅七軍軍長的時候，小平同志是當時的政委。龔楚一輩子弄潮兒，一輩子弄潮，革命最時髦，革命，反革命最時髦反革命，革命又時髦再回來又革命，一輩子都很時髦，一輩子永追潮頭。但是，最后被玩弄了一輩子。

第二篇：金一南講座感想

金一南將軍講座有感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的日子里，公司有幸請到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國防戰略專家金一南教授主題為“苦難輝煌”為我們帶來了一次名為“苦難輝煌——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思索”的講座。兩個小時的講座，金一南教授為我們講述了這百年來中國人民救國的艱辛歷程、黨九十年發展所踏下的堅實腳印與流下的血水。同時也引發了我們對于中國人“精神的圖騰”的一系列感想。

曾經我們一度以為從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到奪取爭權這28年來，一帆風順，民心所向。用兵如神的毛主席、鞠躬盡瘁的周總理、領導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每一位黨的領導人都猶如神助，一路領導共產黨傾覆蔣家爭權，最終革命勝利建立新中國。但是從金一南教授的講述中，我們漸漸看到這些光鮮的表面下，共產黨所踏過的荊棘、流下的汗水與血水。而這部分最真實也最艱辛殘酷的歷史，才是我們每一位中國人在這九十年里，最珍貴的財富。

從1840年到1949年，一百年零九年的飄搖歲月。無數愛國人士尋求著救中國的路徑。從洪秀全發起的太平天國，到曾、左、李倡導的洋務運動。從康、梁推崇的君主立憲，到孫中山先生為之奔波一生的共和制，到最后爆發的五四運動中甚至把中國的一切落后責任都推到“孔家店”上。無數愛國者探求著救國路，但其中也有無數人曾步入歧途，無功而返。然而，最終歷史的走到了一個分岔口——共產黨提出“社會主義救中國”。歷史的重擔終于落在了共產黨身上。但是社會主義是否真的能夠救中國？共產黨面臨著來自蘇聯乃至世界的質疑聲。在那個動蕩的年代，任何一個黨派的存在都實屬不易。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五位脫黨，其中甚至有兩位成為漢奸；兩位被開除黨籍；四位在奮斗路程中光榮犧牲，最后碩果僅存的只有兩位。而在救國的歷程中，被后人神化的共產黨同樣面臨著無數我們想不到的艱辛與磨難：南昌起義，數萬官兵僅存800余人，在朱德的鼓動與帶領下歷經磨難走上井岡山，才有了井岡山朱毛會師；長征路上敗戰連連，損失慘重；被后人連連贊頌的“四渡赤水”四次戰役兩次是敗仗，黨在漫漫征程中歷經了太多的滄海桑田，多少共產黨員經不住磨難，脫黨、叛黨；多少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在變動的局勢中起起伏伏，甚至出賣了自己的同志，最后卻在歷史的長河中“身世浮沉雨打萍”而不知所終。但是同樣，有無數人堅持了下來，槍林彈雨也好，拋頭顱灑熱血也罷，一路走下來，一路堅持下來，不拋棄不放棄。最終，是他們看到了1949年秋陽下飄揚的五星紅旗，是他們被后人所銘記。聽著金一南教授的講述，感慨萬千，是什么力量讓共產黨人堅持了下來，笑到了最后？是什么動力讓他們用鋼鐵般的毅力在槍林彈雨中存活了下來？什么利益讓他們在性命不保的局勢下至生死于度外？在金一南教授的講述中，也許我找到了答案。是信仰。是對社會主義一定可以救中國的堅信。是如火般的愛國心所歷練出的信念：中國必存！

我相信，也是這個信仰，這個無數中國人心中相同的信仰，才讓黨從動蕩中一路走來，越走越壯大。這個信仰，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種如今，中國迅速的發展，物質極其豐富。然而國民需要的，卻是一個靈魂，一個圖騰。一個全國人民精神的圖騰。猶如俄羅斯的幼兒園師生在可以烈士陵園失聲痛哭，年輕人舉行婚禮會記得去烈士陵園鮮花，這樣的國家，才是強大的，才是一個有凝聚力，有思想，有精神，牢不可破的國家。

金一南教授的講話，給了我極大的震撼。不知從什么時候，或者是從我們這一代人開始，曾經那個充滿凝聚力、充滿信仰的中國開始流逝，那重新找回那份信仰，就是我們的責任。曾經的一百年，中國人在苦難中創建了新中國。一百年后，現在的我們，需要的不是從家長手中接過粉紅色的鈔票，而是從前輩手中接過中國這份沉重的歷史。不是被神化的歷史，而是真實的，苦難的，一波三折的溢滿淚水汗水與血水的沉甸甸的歷史。然后，我們才會有一份信仰，有一個靈魂，才能在下一個一百年，給中國，一個輝煌！

觀楊善洲電影有感

觀看楊善洲電影后，感受彼深。楊善洲同志的先進事跡，告訴我們要把這種精神和力量體現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從我做起，從工作的每一個細節做起，從身邊的每一件小事做起，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一個黨員的真正含義。

在楊善洲通知退休前，他廢寢忘食，忘我工作。退休后，他志在千里，植樹造林，把“我要回家鄉種樹，為家鄉百姓造一片綠”這句話講的鏗鏘有力，開始了為黨為人民服務的又一新征程。向楊善洲同志學習，要求我們立足本職崗位，腳踏實地，不斷豐富知識，提高綜合素質。在實踐中開拓創新、努力奮斗，不斷磨練自己意志。我們必須要有頑強的意志，必須從點滴做起，不能好高騖遠，立足崗位，腳踏實地，端正心態，勤勉敬業。

通過學習楊善洲老書記的事跡，總結作為共產黨員要做到以下幾點：

1、樹立終身學習理念，提高綜合能力，爭創一流工作業績。三是團結協作，顧全大局。維護民主集中制原則，執行黨組織的決定，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四是不計得失，樂于奉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牢記“兩個務必”，抵制腐敗現象。

2、學習楊善洲老書記增強了自己的黨性，提高了自己的水平。通過學習，我深刻體會到，要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就必須堅定理想信念。堅定理想信念，重要的就是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世界，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理想信念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同時還應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二、要學習他堅定信念、對黨忠誠的政治品格

3、堅定的理想信念，是共產黨員的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動力之源。楊善洲同志正是懷著對黨的忠誠、對家鄉和人民群眾的無比熱愛，甘愿放棄退休后的優越待遇，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山區的發展和山區人民生活的改善，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保持了共產黨員本色。我們要像楊善洲同志那樣，忠誠于黨的事業，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讓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在心靈深處牢牢扎根。

4、學習他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艱苦奮斗、勤儉節約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我們共產黨人應該具備的基本品質。楊善洲同志一輩子節衣縮食、生活簡樸，兩袖清風，清正廉潔，從不以職務之便為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取任何私利。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富裕了，工作條件也更好了，但是我們不能丟掉這個好的傳統，要以楊善洲同志為榜樣，艱苦奮斗、勤儉辦事，堅決反對鋪張浪費，進一步營造崇尚節儉、樸素文明的機關良好尚。

以楊善洲同志為榜樣，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利益觀，以更加昂揚的精神狀態、更加扎實的工作作風，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俗話說，做好事做實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做實事。學習楊善洲同志，就要學習他用畢生精力踐行一名共產黨員的錚錚誓言，忠貞不渝地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一輩子不為權力所累、不為地位所累、不持清正廉潔的公仆本色。作為新時期的黨員領導干部，我們應該以楊善洲同志為榜樣，從自己做起，從現在做起，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利益觀，以更加昂揚的精神狀態、更加扎實的工作作風，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億陽公司五大優勢與五大不足一、五大優勢

1、一流的企業文化和辦公環境

公司有著國際一流的硬件環境，制定了科學的發展戰略，擁有一流、先進、實用的企業文化，我們還有不斷優化的體制機制，好的戰略戰術、好的文化和意志是我們億陽的軟實力，資源力、贏利能力、控制力是我們的硬實力。包括做企業的“非常6+1”，六大要素和執行力已基本具備，億陽的企業文化不僅實用，而且博大精深。

2、以人為本、以財為主、以法為綱的理念

堅持以人為本，是億陽企業文化的精髓。一個企業能夠發展壯大，依靠的不是錢和物，而是人的聰明才智。只有以人為本，才能留住人才，發揮人才優勢，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以財為主，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企業的靈魂。企業作為商事主體，無論怎樣強調財的重要性都不為過，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相比，企業對財富的追求，不再是欲說還休的尷尬。只有擁有財富，企業才有實力改善職工待遇，企業才能為國家納稅，國家也才能強大，企業才能為社會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一定程度上消除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以法為綱是企業經營的有力保障。一個企業經歷23年的風雨，發展壯大，即使在最艱苦的情況下，也能堅持以法為綱的經營理念，這取決于企業領導人的遠見卓識。

3、市場占有率和充足的資源

4、團隊建設

二十多年來，億陽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無數的艱難險阻，正是由于億陽人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和始終不離不棄的忠誠，才使億陽歷經磨難而不衰，并且不斷發展壯大。

5、良好的發展平臺，廣闊的發展空間

億陽是一支方向明確、紀律嚴明、執行力強、高效務實的隊伍，這樣一支極具戰斗力的隊伍是不可戰勝的，也是所有人都向往的一支威武之師。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棲，為能加入這樣的一個集體而驕傲。

二、五大不足

1、人力資源

億陽發展23年來，最值得我們反思的最深刻的教訓是：我們在選人、育人、用人上下的功夫不夠。我們現在有了世界一流的辦公環境，有了比較好的行業基礎和優勢，又有了比較先進的、又在不斷優化的機制，我們引進一些志同道合的、品德好、素質高、能力強、勤學習、善思考、會辦事的符合我們億陽用人標準的人才就這么難嗎？其實不難！是因為我們下的功夫還不夠，從觀念和理念上重視不夠！所以才導致至今在我們的事業上還存在諸多的遺憾和令人不滿意之處。

2、增收節支

在這個關鍵時期，我們更要體現出關鍵價值。在增收節支方面多采取一些務實的、有效的、具體的、可執行的、實實在在的措施和行動。但是，增收節支的具體措施要落實到人。最大的浪費是人才智慧的流失，是內部的消耗。節支的主要目的是減少內部消耗，加快內部流程，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能說：“這件事不是我們部門負責的，與我無關，我沒有義務解釋。”而要樹立“這些事都是我們億陽自己的事”的意識，因為我們既屬于一個利益共同體，又因為事業紐帶、利益紐帶、情感紐帶團結在一起，我們的事業要想又好又快地發展，就一定要在增收節支和減少內耗上下功夫！

3、

第三篇：學習心得_金一南講座觀后感

學習心得_金一南講座觀后感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持續穩定、繁榮，既能完成民族的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復興的現代民族國家，是歷盡苦難和挫折，從挫折走向勝利，從苦難走向輝煌的偉大民族。

國家越強大，個人越自由，我們享受著全世界最自由的政治民主，這種民主和自由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生在這個繁榮的時代，我們享受著前人為我們歷盡苦難才獲得的輝煌。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們的國家越來越強大，我們的國防實力在國際中占據著獨一無二的地位，我們為國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歷史，只有對歷史的不斷學習和了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共產黨人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才能真正理解“不忘初心，繼續前行”的使命。

從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最后到思想文化不如人，中華民族在無數失敗中反省，在鮮血中一次次嘗試、突破與尋找最適合中國發展的道路。毛主席說過：“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民眾之中。”所以堅持以人為本，既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本質要求，也是共產黨執政的根本基礎。于我們的工作、生活、學習來說，也是一樣的，一個人的成功應是以結果為導向，從失敗中總結教訓遠比在成功中總結經驗更能使人提升，我們只有不斷的學習和總結，完善自己，才能實現人生價值。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們老一輩的革命先驅們，在沒有人鼓勵，沒有豐厚待遇的情況下，依舊堅定信念，任勞任怨，最終走上了政治舞臺的中心，成為了帶領人民，帶領民族實現百年復興的偉大革命英雄。

在我心里，黨就是我的英雄。中共十六大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那年我還未出生，而在今天，我們已經全面步入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2008年汶川地震時，全國各地按照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在全國黨員干部帶頭下，全國人民為災區人民捐款捐物，并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全國人民的深情厚意源源不斷地送到災區人民的手中，展現了全國人民上下一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美德，更展現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2013年習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而那年我還在上高中，“精準扶貧”這個詞已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我家在隆安縣都結鄉，屬于貧困山區，在國家一系列的扶貧政策下，如今我家已經脫貧，我永遠不會忘記黨對我們的幫助;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國爆發，全國各省幾乎都出現了確診病例，武漢三天封城，全國由市到縣，到村，非常快速的建立起了防疫工作小組，就連屯里都建立了黨員先鋒崗，工作安排下達迅速。那時，我的內心是激動的，在困難面前，黨總是第一時間保護在我們前面，這讓我對黨的敬意也油然而生，對成為一名黨員，能在遇到困難時，肩負起保護人民、保衛國家的神圣使命充滿了向往。

即使已經國泰民安，我們也要牢記歷史，學習黨的精神，發揚民族的文化。在今后的生活、工作中，向黨學習，不斷與時俱進，不斷強化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奉獻精神。

第四篇：金一南：腐敗的根由

金一南：腐敗的根由

中美軍隊的規矩與用人制度比較

美國防大學空軍教研室主任倫道夫上校來我校講學，我陪他參觀長城，第一輛是外事處的車，我們坐第二輛，后面還有一輛車拉著倫道夫的同事。他在車上問我：貴校有多少輛車？我說，將近400輛吧—其實我們有500多輛。他大吃一驚，癱在后座上不再說話，仰著頭一個勁兒轉眼珠子。美國國防大學總共只有7臺車維持學校的日常運轉。任何軍隊都有小人，關鍵是有沒有一個機制，阻止小人得勢。譬如美軍《軍人手冊》就有明確規定：不許當面贊頌領導。全世界開支最大的美軍，高級將領請人吃飯沒有預算。1997年，當時美軍的標準化供應，即固定劃撥經費，已經占到全部軍費的97%以上，機動經費只有2%多一點。而我軍標準化供應的固定劃撥軍費還不到60%。當年**到國防大學考察，國防大學向總部打報告要8000萬元。總部已基本同意，**來是最后落實。那天把谷副部長招待得不錯，他一高興就現場拍板：再多給4000萬，總共1億2000萬!把大家嚇一跳。美國軍官榮譽準則規定：第一，我們決不說謊。第二，我們決不欺騙。第三，我們決不偷竊。第四，也決不允許我們當中任何人這樣做。

——王育琨記

近日，著名軍事專家金一南繼《心勝》暢銷50余萬冊后，推出其姊妹篇《心勝2》。在新書《心勝2》中，金一南將軍則提出“靈魂與血性”才是“重中之重”。有靈魂就是信念堅定；有血性就是英勇頑強，不怕犧牲。

《心勝2》滿懷深情與崇敬地描寫了父輩們為革命奮斗終生的感人故事。書中贊道：“這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真人。什么叫真人？說真話、辦真事、信真理。”原文：解放軍一個數字讓美軍上校大吃一驚攤在車后座

克格勃向斯大林舉報朱可夫貪污。斯大林派他去外地出差，克格勃趁機到家里搜查，把財物全部拉走上報。朱可夫回來看到事已至此，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沉痛不已。最后署名不敢提自己蘇聯元帥軍銜、陸軍總司令的職務，只以“布爾什維克朱可夫”落款，要求保留黨籍。

鑒于朱可夫在衛國戰爭中的卓越貢獻，斯大林同意給朱可夫保留黨籍。今天，朱可夫騎著高頭大馬的青銅塑像就立于莫斯科紅場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前，這是多么輝煌的歷史地位，當年差點兒被貂皮大衣、油畫和水晶器皿給毀了。所以，我軍有問題，外軍也有這樣的問題。朱可夫再能打仗，沒有規矩也就無從約束。這就是習主席講的，要立規矩。如果沒有規矩，任意胡來，誰都要出問題。作為參考借鑒，不妨對比一下美軍的規矩。

2001年我到美國國防大學講學，凡是赴美訪問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幾乎無人不恨五角大樓(美國防部)中國處處長，那是一個典型的小人。你提什么要求，他都趾高氣揚地推諉。但后來我們卻看見了他的另一副嘴臉。

那次講學過程中，美方臨時增加一項議程：國防部部長助理史密斯會見。這個議程不在最初的計劃中，當時又來不及向國內請示，與我同去的外事處許斌問怎么辦，見還是不見？我說不就見個面嘛，見，有責任我們承擔。

與史密斯見面過程中，最讓人討厭的那個中國處處長，趾高氣揚的嘴臉一下子變成滿臉的奴才相。我們到五角大樓，在部長助理外間接待室等待，平時“牛皮哄哄”的他見到我們客氣得不行，又讓座又倒水，然后躡手躡腳走過去把里間的門輕輕拉開個縫，伸頭悄悄看一眼又迅速關上，連第二眼都不敢看，退回來告訴我們“部長助理還在打電話”。一副生怕驚擾主人的誠惶誠恐樣兒。那時的謹小慎微與平常的耀武揚威對照，簡直判若兩人。

會見時，我與史密斯坐主沙發，他來回一路小跑搬來兩把椅子，腰板挺直地坐在我們面前，兩手平放在膝蓋上一動不動，像個隨時等候召喚的聽差。史密斯與我開始談話了，他又不知從哪里摸出個本子，迅速開始一筆一畫地認真記錄，從始至終滿臉虔誠，滿臉謙恭。

這個人，按照中國話說是典型的“兩面派”和“馬屁精”。上司在與不在，完全兩個姿態、兩副嘴臉。不過，兩年以后，我們陪同裴懷亮校長到美國訪問，再去五角大樓時，發現中國處處長換人了，那個小人已經退役了。

所以，任何軍隊都有小人，關鍵是有沒有一個機制，阻止小人得勢。

譬如美軍《軍人手冊》就有明確規定：不許當面贊頌領導。“當面直接贊頌長官或者上級是庸俗的，無論你對上級多么欽佩，當面贊頌都有阿諛奉承嫌疑，容易引起誤解。” 同時，《軍人手冊》建議用以下三種方式表達對上級的欽佩與尊重：第一，施以標準軍禮;第二，認真執行指示;第三，盡職盡責，提高本單位戰斗力。

這不是規矩嗎？規矩決不僅僅是“不許請客喝酒，不許拉幫結伙”。美軍把“不許當面贊頌領導”也立為規矩，就是為了防止阿諛奉承的小人。

美軍中央總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在海灣戰爭中立下戰功，很多人預測他會出任陸軍參謀長，但海灣戰爭一結束他就退休了，為什么？

1997年，我在美國防大學學習，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到國防大學演說，送我一本他的新著《我的美國之路》(My American Journey)，書中披露了施瓦茨科普夫沒有得到提升的原因：國防部部長切尼討厭他，認為他人品有問題。

書中描述：在飛往沙特首都歷時15小時的航班上，乘客們排隊上洗手間，切尼看見一位少校替施瓦茨科普夫排隊，快到時喊一聲：“將軍!”施瓦茨科普夫才大腹便便地站起來，插到隊伍里面。不止如此，切尼在飛機上還注意到，一名上校雙膝跪在施瓦茨科普夫面前，幫他整理制服。

這兩件事，在很多人看來可能不足掛齒，但切尼認為他人品不行，不能出任陸軍參謀長。所以，盡管施瓦茨科普夫海灣戰爭打得不錯，打完卻很快退役，失去了出任陸軍參謀長的機會。可以說，這是他們對權力的監督、規范和制約。任何軍隊都有朝腐化方向發展的趨勢，尤其是位高權重的高級軍官。如何用規矩把人“規”住，是從嚴治軍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

1995年，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邁克爾?布爾達(Jeremy Michael Boorda)上將胸前佩戴了兩枚“V”字戰斗銅質勛帶徽章，新聞輿論對他是否有權佩戴這兩枚軍功章提出大量質疑。美國海軍條令規定：該徽章只授予直接參戰并榮立戰功的軍人，且佩戴權利必須在榮譽證書中予以說明。布爾達參加過越戰、海灣戰爭，但榮譽證書中沒有關于佩戴這枚徽章的說明。

他后來摘下了“V”字徽章，但人們仍然不依不饒，“既然假徽章都敢戴，肯定還有別的事。”開始追查他在海軍服役期間的其他問題。

1996年5月16日，布爾達上將自殺身亡。留下遺書：我違反了美國軍官的榮譽準則，為了海軍的榮譽，我今天選擇死亡。

美國軍官榮譽準則規定：第一，我們決不說謊。第二，我們決不欺騙。第三，我們決不偷竊。第四，也決不允許我們當中任何人這樣做。

當初我在西點軍校看到這幾條，覺得標準太低了，不欺騙、不說謊、不偷竊就算“榮譽準則”了嗎？軍人的榮譽應該是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啊。后來通過很多事例才慢慢明白：軍人榮譽并非開門就是高山大海，同樣需要日積月累、集腋成裘。美軍的軍官榮譽準則，就始于最基礎的決不說謊、決不欺騙、決不偷竊。違反了這些基點，為軍隊所不容。

另一個事例，是駐韓美軍第八集團軍司令官小約瑟夫?菲爾(Joseph Fil)中將。他接受過一位韓國公民贈送的一支價值1500美元的鍍金鋼筆、一個價值2000美元的真皮公文包，他的家人還接受了3000美元現金，這些都沒有按規定上報。菲爾中將辯稱，送禮者是多年好友，接受這些禮物是為了兩國關系，屬合法范疇。調查人員對他的解釋不予認可。后來菲爾中將上交了收受的金筆和公文包，并以支票形式退還了家人收受的3000美元。

菲爾于2012年8月退休，軍銜由陸軍中將降為陸軍少將。可見美軍通過嚴格的規矩，對各級軍官的違紀行為做出防范。

不僅高級軍官受到規矩的嚴格約束，美國總統也不能例外。2013年5月16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白宮玫瑰花園舉行聯合記者會。恰逢下雨，奧巴馬要身旁海軍陸戰隊士兵為他和賓客打傘，此舉遭到強烈批評。因為《海軍陸戰隊手冊》規定：男性士兵在穿制服時不能帶傘和打傘。還規定：未獲得海軍陸戰隊司令的批準，任何官員不能向海軍陸戰隊隊員發出與手冊條款相沖突的指令，包括總統。奧巴馬最后不得不承認自己違規，并向海軍陸戰隊道歉。還是1997年，我和一個同事在美國防大學學習期間，每天晚上美國人用面包車送我們去包林空軍基地吃飯。有一天下雨，基地里的美軍在雨中列隊行進，我們的車停在距餐廳門口約20米處，同事下車就向餐廳跑。我說，他們都沒跑，我們也別跑。

美軍《軍人手冊》規定：軍人在自然現象面前不能表現恐懼，不能一下雨，夾個軍帽就跑;軍人可以穿雨衣，但不能打傘，打傘影響手持武器，影響向長官敬禮。這些條款，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其實類似的故事，中國古代也有。司馬遷的《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中記載：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按轡以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

這段文字，繪聲繪色描述了周亞夫嚴格治軍、見了皇帝也“介胄之士不拜”的大將風范，以及漢文帝在“群臣皆驚”時表現出的大氣胸襟。

規矩成就血性，血性彰顯規矩。再來橫向對比，看看美軍是怎么通過各種規矩，養護和培育軍人血性的。美軍的住房和用車在美國防大學學習期間，我發現他們沒有營房部門。校長、院長住的官邸，都是隨任職命令搬進，隨卸任命令搬走，“鐵打的官邸流水的官”。其他軍官住房也是自己的事情，可以住國防大學的軍官宿舍，但要交錢，還不便宜。很多軍官嫌貴，都在附近租住房屋。軍人的住房津貼含在工資里，不需統一建房和統一分房，想拿房子搞腐敗也搞不成。另外，他們也沒有車管部門。美國防大學一共就7輛車：1輛卡車拉設備，4輛面包車應付公務接待，2輛轎車—校長1輛，信息資源管理學院院長1輛—還是該學院合并到國防大學后從五角大樓帶來的。國家戰爭學院院長、武裝力量工業學院院長，兩位兩星將軍，都沒有配專車。

美國防大學空軍教研室主任倫道夫上校來我校講學，我陪他參觀長城，第一輛是外事處的車，我們坐第二輛，后面還有一輛車拉著倫道夫的同事。他在車上問我：貴校有多少輛車？我說，將近400輛吧—其實我們有500多輛。他大吃一驚，癱在后座上不再說話，仰著頭一個勁兒轉眼珠子。我明白，他難以理解一個國防大學怎么能有那么多車，就像我們也難以理解他們怎么能用7臺車維持學校的日常運轉。美軍的“軍車”與我們的軍車完全不一樣。我們掛個軍隊的白牌子就叫軍車，他們的“軍車”基本都是軍事用途的迷彩車輛，平時通過城鎮需先與市政當局聯系，指定時間、指定路線通過。

給少數高級軍官配的車，牌子上有一個大大的“G”(Government首字母)，即我們說的“公務車”，他們叫作“政府車”。這類車的使用也有嚴格規定。

美國防大學校長的司機跟我們說過，他每天往返于一條固定路線：把校長接來上班，下班送他回家，然后把車開回國防大學。晚上，計劃內的公務應酬司機可以負責接送，若是私事，譬如路上繞道買點東西或去看個戰友，對不起，那就不行了，您得回家開自己的車去。時間長了，校長這位三星將軍也覺得“政府車”不方便，經常下了班把棒球帽往頭上一扣，開自己的車走。美軍的預算制度我們在美國防大學學習，美方有明確預算：來時宴請一次，走時宴請一次，中間餐食自理，聚餐也只能AA制。

到昆特克爾的陸戰隊大學參觀，研究中心主任克羅夫上校很熱情，招待我們在軍官俱樂部品嘗鹿肉。那片丘陵山地梅花鹿非常多，經常有鹿被汽車撞死。我還真以為是對方“請客”，見他們一桌坐了將近10個人，心中還想，看來美軍陪吃飯的人也不少啊。

哪想吃到最后，坐主人位置的克羅夫掏出個計算器，“叭叭叭”算了一下然后宣布：“每人11.5美元。”我嚇了一跳，忙問同事帶錢沒有，他說帶了，我們趕緊各自把錢掏出來數好，跟他們一樣放在桌上。他們這樣做沒有一點兒不自然，反倒是我們頗感不好意思。

這算請客嗎？這就是美式請客，每人11.5美元。全世界開支最大的軍隊，請人吃飯沒有預算。那是1997年。當時美軍的標準化供應，即固定劃撥經費，已經占到全部軍費的97%以上，機動經費只有2%多一點。錢管得很死，幾乎沒有機動空間。

回國后，我們了解到當時我軍標準化供應的固定劃撥軍費還不到60%，也就是說，將近40%的經費是機動經費。再后來又了解到：一個大軍區2/3的經費來自固定劃撥，剩下的1/3就取決于關系怎樣、門路如何、渠道有無了，這不能不成為腐敗產生的重要原因。

當年**到國防大學考察，我們多年欠賬，經費困難，向總部打報告要8000萬元。總部已基本同意，**來是最后落實。那天把谷副部長招待得不錯，好話也說了不少，他一高興就現場拍板：再多給4000萬，總共1億2000萬!把大家嚇一跳。

國防大學當然是受益的，經費寬裕就能多辦些事了，但谷副部長既不向總后廖部長報告，更未經總后黨委討論，就因為他分管財務，一張口可以多給4000萬。權力到了這樣不受監督、沒有制約的地步，包含多么大的腐敗空間!這些年一個又一個的問題，是怎么發生的？一個又一個高級干部落馬，他們是怎么變質的？當車子、房子、票子、位子、土地資產紛紛對我們產生嚴重干擾之時，還有多少工夫養育血性和靈魂？全是利益了，全是活動了，全是關系了。2008年前后，國防大學曾做過一個調查，了解部隊主官主要精力分布。結果顯示，消耗精力最多的是“協調”—協調上下關系、左右關系、軍地關系等等;其次是“安全”，部隊不要出事;再次是“管理”，戰士不要惹事;然后才是“訓練”;最后是“作戰”。問：“到‘作戰’時還剩多少精力？”多數不愿回答。能答的表示：“也就剩下不到10%了。”這是我們長期存在的頑癥。

現在大家都在講軍事變革。對我軍來說，檢驗軍事變革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要通過變革，把各級主官的主要精力集中到訓練與作戰上去。美軍的軍產管理我們在美國防大學學習結束后，準備結算單身軍官宿舍的房費，發現整個國防大學連開發票的地方都沒有。他們專門派一輛面包車，40分鐘車程，把我們拉到邁耶爾堡(華盛頓軍區所在地)結賬。我又奇怪又不滿意，問：“為什么非到這里結賬？國防大學不行嗎？”管財務的文職老太太一頭白發，告訴我：“國防大學所在的麥克奈爾堡，地皮、房屋都是華盛頓軍區管轄的軍產，國防大學無權進行任何財務結算。”

我這才明白：原來華盛頓軍區并不擔負衛戍首都或防衛周邊的任務，它只是管理華盛頓地區美軍的全部軍產。千萬不要小看這一職責。軍產歸華盛頓軍區管轄的軍事單位，從五角大樓到各個軍事機關和基地，想通過炒作地皮、出租房屋、開賓館、飯店、商店賺錢贏利，根本不可能。因為房屋地產等固定資產與你完全無關，你沒有任何資格、也不具備任何法人地位能把地買了，把屋租了，把錢分了。

2006年8月我參加中美首次聯合軍事演習，乘坐北海艦隊的軍艦靠泊夏威夷，停在珍珠港內。珍珠港港灣巨大，非常漂亮，唯有水上飛機碼頭銹跡斑斑、破爛不堪，因為水上飛機已經被美軍廢棄了。即使如此，其太平洋艦隊也無權把碼頭拿出來搞什么聯合開發或軍民共建，只能放在那里任其銹蝕。雖然不能體現軍事用途了，仍然是不可變更的軍產。美軍的優勢，決不僅僅在于武器裝備先進和信息化程度高，更在于它的制度。通過對人、財、物管理權限的周密設計，堵塞漏洞，實現制衡。我常想，不是美國人不知道腐敗、不想腐敗，而是他們的腐敗空間很小，難找機會，難尋手段。幾乎沒有其他領域可以分心的軍人，只有安心本職的訓練與作戰。美軍的用人制度一是崗位輪換。

美軍有一個理論：如果事情熟悉到閉著眼睛都能干，人就沉湎于惰性、失去了創造力。越是對事情不太了解、不很熟悉，工作起來越是小心戒懼，這種狀態下反而成效高、富有創造性。因此，美軍的崗位輪換非常普遍，周期多為兩三年，最多不超過四年。在一個崗位一干就是數年甚至小半輩子，在他們那里不可想象，制度也不允許。我曾于1997年、2001年先后赴美國防大學學習、講學，短短三年，機關和教員幾乎全部更換。除去幾位資深文職人員，其他人都不認識了。一次，我們國防大學防務學院的外軍學員去上海參觀見學，上海警備區接待得非常好，大家都很感激。特別是警備區的外事處處長十分干練，協調能力很強，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告別晚宴上，有外軍軍官問這位處長：“你在這里工作多少年了？”處長回答：“30年。”周圍“轟”的一下，外軍軍官不由自主驚呼起來。對他們來說簡直難以想象，一個軍官可以在一個單位干30年。可是對我們來說這算什么？反而顯得他們大驚小怪了。我們在一個單位一干數十年，從公務員干到部長、從戰士干到軍長，都不乏先例。而美國軍官告訴我們，他們的生涯就是“Move”(挪動、搬家)，從這兒挪到那兒，從那兒搬到這兒。通過不斷地“Move”實現普遍人員輪換，不但能保持軍人的新鮮感、活力和創造力，還防止了干部的私有化，防止在一個單位長期經營，上下級之間產生人身依附關系。美軍之所以很難出現所謂“塌方式腐敗”或“一坨一坨的腐敗”，軍官定期輪換制起到不小的作用。就像中國有一句老話，“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這同樣是防止腐敗、保持軍人血性的有效機制。二是軍官的晉升。

我到五角大樓參觀時，美國陸軍部提供過這樣一個范例：今年要提升1978年的西點軍校畢業生，由陸軍中校提升到陸軍上校。首先由計算機優先篩選出在海外各總部服役的軍人，如太平洋總部、大西洋總部、歐洲總部、中央總部、南方總部。其次，再在第一線服役人員中篩選：有沒有進入過危險地帶？進入危險地帶后有沒有接觸敵對火力？與對方發生交火行為后有沒有受過戰傷？

他們的軍官提拔依據這樣的優先級：第一級是在前方受過戰傷的，第二級是接觸過敵對火力的，第三級是進入過危險地帶的，第四級是在前方總部服役的。至于在后方五角大樓或參謀長聯席會議服役，就只能排到最后一級了。分級完畢，再在各個層次中分別進行所謂的“德才表現”考核。對他們來說，軍官的經歷永遠排在第一位，學歷、年齡等因素則要靠后。所以美軍院校有這種現象：到前方服役的歡欣鼓舞，分配到五角大樓或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反而一臉苦相，要求干一段時間一定要到前方去。

所謂“西點好戰”現象也是來源于此：西點畢業生想去危險地帶聽槍響，想去打仗。并非他們不惜命，只是為了盡快提拔、想當將軍，就必須到前方去。最優的提升位置在那里。這其實是一種利益驅動。

我們為什么恰恰相反，都想到北京、都想進總部？因為越有總部經歷、越在領導身邊工作，就越有提拔機會。同樣是利益驅動，不同卻在于利益導向。美軍的機制很明確：軍人利益最大化之點位永遠在前方，你的經歷可能被主官忘記，但不會被計算機檔案忘記，不會被晉升排序忘記。三是多種激勵。

美軍各種補貼名目繁多：海外駐防津貼、危險職務津貼、敵對火力津貼、緊急危險津貼、特別職務津貼、家庭分居津貼、掌握外語津貼等。美軍上校服役30年、中校服役28年、少校服役20至22年，必須退役，退役金可以自己計算。如上校退役，“30年服役期間收入最高的3年的平均年薪的75%”，就是退役金所得金額。

最初看見這樣的條文，我認為是不必要的繁瑣，典型的文牘主義。什么叫“30年服役期間收入最高的3年”？不就是最后那3年嗎？資格最老，收入肯定最高。但他們說并非如此，并舉了一例：某陸軍上校退役，退役金按照他在越南戰場服役時計算。這位上校當時的軍銜還是上尉，但那3年他的平均年薪最高。

所以美軍的軍官退役時，軍銜雖然一樣，退役金的計算標準卻五花八門，差別不小。大原則是，上過戰場的人，所得利益遠比一直待在后方的人多。通過包括晉升選拔和物質激勵在內的全套機制，實現軍人的公平，養護和培育軍人的血性。——————

第五篇：金一南軍方內部演講 – 鐵血網

金一南軍方內部演講 – 鐵血網

一位地方領導干部在聽完我的課后提出來的，他對我說：“金教授，剛才聽你講了中國當前面臨的國際國內的一系列問題，中國今天最大的危險到底是什么？”當時，我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最大的危險在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其實，中國今天面臨的最大威脅，既不是美國的圍堵，也不是日本的挑釁，更不是諸如**、熱比婭等跳梁小丑導演的鬧劇，而在于我們自己。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掌握在共產黨人手里；中華民族的命運，掌握在中華民族手里。按鄧小平的說法：關鍵看我們自己“有沒有本事”。今天，我們總強調要掌握話語權，但我們是否還擁有強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發展經濟、保持增長外，我們共產黨人還有沒有其他理想？還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樣登高一呼、云集者眾？1關于話語權先講個例子。去年，由地方省部級領導干部和軍隊正軍級領導干部組成的國防大學國防研究班，與國防大學防務學院外軍軍官組成的“拉美班”舉行座談會。其間，一名哥倫比亞上校發言說：“你們中國人過去支持的哥倫比亞游擊隊，現在都在販毒，使我們深受其害。中國現在發展很快，也有錢了，不應該對哥倫比亞多給予一些補償嗎？”他的問題提出后，我方學員一時啞然。的確，如果順著他提問的思路去尋找答案，將很難給予恰當的回答。他講完后，我說：“首先，我們中國的確支持過很多國家的民族解放斗爭。放眼世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是20世紀的歷史‘洪流’。20世紀初，聯合國成立時，成員國只有40多個，21世紀初，聯合國成員國已經增加到190多個，也就是說，整個20世紀，世界上有150多個國家獲得了獨立、解放，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進步。今天在座的很多外軍軍官，你們的國家與我們中國一樣，都是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獲得獨立和解放的，這是世界歷史發展的‘洪流’。我請問剛才提問的那位上校，你說中國曾支持過哥倫比亞游擊隊，可你知道中國還支持過南非的曼德拉嗎？今天，曼德拉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聲名享譽全世界。但當年，這個南非非國大黨的青年領袖、軍事組織負責人，有誰支持他、幫助他？在他最艱難的時候，恰恰是中國給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幫助。美國人、英國人當時在干什么呢？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終身厭惡曼德拉；美國則給當時的南非政權提供情報，導致曼德拉被抓、在監獄關了27年。除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美國當年還支持過西班牙的佛朗哥、韓國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維、智利的皮諾切特、南越的阮文紹、阮高其，這些人都是歷史上已有定論的、聲名狼藉的獨裁者。美國當年也實行過種族隔離政策，被美國追捕的黑人領袖威廉·羅伯特還跑到中國來避難，他的兒子小羅伯特就曾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上學。應當說，在這些問題上，中國的做法是正確的。我們沒有愧對時代，沒有愧對世界，我們主持了國際正義。至于我們曾支持過的一些人，后來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也應由自己負責，與我們當時支持他們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國，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為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作出艱苦斗爭的人們，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中國在整個20世紀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可以說，中國為整個世界的和平、發展和進步提供了正能量。”我講這些的時候，提問的哥倫比亞上校手扶著下巴，聽得很專注，還頻頻點頭，沒有繼續再提問。座談會結束后的晚宴上，他過來跟我握手，說很感謝我，他從來沒有從我講的角度思考過那個問題。我覺得，中國共產黨人一貫追求和堅持的社會正義，應是今天我們捍衛話語權非常重要的原則和“思想武器”。我們是正義的嗎？我們主持過正義嗎？我們還將為追求正義而奮斗嗎？時代發展到今天，很多人從思想上對此發生了動搖，甚至開始琢磨“懺悔”，還要出“懺悔”的書。有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妄圖全盤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功績，散布所謂“兩頭真”的“陰陽怪調”——參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間跟著共產黨干的這一段全是假的。有的刊物還與這些錯誤思潮和不良言論遙相呼應，熱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證顛覆大歷史，用局部之真顛覆歷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時代描繪為大災難、大悲劇，這種扭曲的心態，哪里還能讓人感覺到一絲一毫的社會正義？中國共產黨自建立之日起，從帶領億萬勞苦大眾“打土豪、分田地”，到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實現共同富裕”，都體現了共產黨對社會正義的不懈追求。這是建黨之本，也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凝聚民心、奪取勝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今天，我們總是在講話語權的問題，掌握話語權當然需要具備語言技巧和傳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響力來自對社會正義的主持。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在關鍵時刻和危急關頭，我們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義凜然，還需要在面對原則問題時決不讓步、毫不退縮、巋然不動的堅定性和政治立場。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認為好像只要經濟能夠得到快速發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問題都不是問題，這些錯誤觀念，無形之中侵蝕了我們對社會正義的追求，必然導致一系列問題的出現。最近，我正在寫一部電視紀錄片《血性軍人》的腳本，其中有一個典型人物，是原軍事學院戰略教研室主任王三欣。這樣一位我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講臺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檔案材料，不禁讓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輕時多次重復講過的那些話里，“向往當一個梁山好漢”“有時想當個打抱不平的英雄”。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產黨人對正義的追求：想當個打抱不平的英雄。反觀今日，“路見不平、掉頭就走”的事情屢見不鮮，拔刀相助的事卻越來越少見！換句話說，就是那種頂天立地的正義感在全社會正變得越來越淡薄。今天，我們富起來了，物質條件好了，但是內心卻越來越自我，越來越虛弱。老一輩共產黨人那種懲惡揚善的歷史擔當、對平等正義的追求與向往，曾是中國共產黨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我們共產黨人一旦失去了這種英雄氣概，必然會失去擔當精神，也就會逐步喪失正義感，繼而失去對社會正義的向往、追求和堅持。2008年6月底，“甕安事件”發生時，我正好在貴州省給省委中心組講課。石宗源書記那天沒來聽課，因為“甕安事件”發生后，石書記第一時間趕到前方處理突發事件去了。甕安縣縣委書記王勤平時不抽煙、不喝酒、不打麻將、不進歌舞廳，上任7年讓甕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經濟建設可謂成績顯著。據說，當石宗源書記追究責任找他談話時，他覺得冤得不行，說黨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書記說，你現在不要講這個，你就說說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怎么都讓群眾給燒了？我覺得，甕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責任時之所以還感到“冤”，反映出其錯誤的政績觀和社會正義感的缺失。近年來，這種現象為數不少，一些人以為經濟發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黨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義，好像發展倒成了目標本身。這讓我想起恩格斯批評第二國際伯恩斯坦的話，“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個別人為了經濟發展和GDP增長，甚至不惜以犧牲社會正義為代價，最后導致原則模糊不清甚至喪失。“一切問題都能通過發展來解決”“以空間換時間”，這些提法和觀念近年來大行其道，包括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問題也采用同樣的辦法來解決，增大投入、促進發展這固然重要，但“用錢來擺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來擺平？我覺得不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共產黨人在原則面前喪失了堅定性。導致在內部，一些群眾對我們產生了疑問、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們也失去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擁護和支持。一段時間里，我們致力于搞大國關系，想加入“富國俱樂部”。去年底，在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一個著名大學的著名學者公開講，中國人要有富人心態，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窮人混在一起。這種心態和論調，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為我們的一種理論，真是豈有此理！這讓我想起1997年參觀美國西點軍校時的一件事。參觀期間，時任美國駐華陸軍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點軍校1978年的畢業生。當時，西點軍校的紀念館內陳列著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上甘嶺戰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兩個模型。胡伯中校指著模型對我說：“我在西點上學時學過這個戰例。這兩個高地你們當時只有兩個連守衛，我們七個營輪番進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為什么。”這件事給我印象極深。我們當年只靠兩個連守衛這兩個高地，但美軍七個營輪番進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戰線的斗爭也如同爭奪“高地”，我們還有沒有如此堅強的隊伍？還能不能在“炮火硝煙”中仍然高高擎起陣地上的旗幟？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會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動放棄了應該堅守的“高地”。“告別革命”，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觀點，就是我們放棄堅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惡果。而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也是對這種放棄所作的世俗注解——潛移默化中，執政成為我們的最高目標，經濟成為全盤穩定的依托，權力成為最終的追求。被列為2009年最牛網絡語言、一位干部說的那句話，“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潛臺詞是：我是統治者，你們是被統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邊，在替誰說話！如果，共產黨人今天真走到了這一步，那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當年已解答過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這個命題就再次出現了：中國的紅色政權將怎樣繼續存在？這是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歷史性拷問。一位軍職干部跟我講，前幾年“兩會”上，軍隊一位領導參加他們小組討論，推薦大家看一本書《忠誠與背叛》，就是《紅巖》的內部版本，講的是革命年代地下黨一些領導干部腐化叛變，最后出賣了基層組織。他推薦大家一定認真看看這本書。這位軍職領導跟我說：“他講這些話的時候，眼中淚花閃爍，我們當時都很感動，我回去馬上要求機關給每人買了一本。可是，如今他也出問題了，而且就是腐化問題，這讓我如何給干部、戰士們解釋？”他問得很直率、很尖銳。一個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權，在監督機制、權力制約機制都尚不健全的時候，如果再失去內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約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萬劫不復的“泥潭”。蘇軍戰將朱可夫，二戰勝利后當上了駐德蘇軍總司令，把從納粹德國搜到的許多油畫、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據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舉報朱可夫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機去其家里搜查，把財物全部拉走上報。朱可夫回來一看事已至此，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檢討過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蘇聯元帥、陸軍總司令的軍銜和職務，只寫了“布爾什維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黨籍。你不能說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當他身處的環境中缺乏權力監督機制、制約機制，一旦權力過于集中、欲望膨脹之時，就出現了貪污腐化問題。就如同今天的我們，可以說，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但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精神垮塌的危機。這些年來，我們向全世界提供了豐富的物質產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樣豐富的精神產品？我們今天到處尋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樣的“思想武器”才能夠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領導同志所說，里夫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什么？信息技術與能源結合難道就能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了？這不科學，也不嚴謹。然而，對這樣一本并不十分嚴謹的書，我們的重視程度甚至讓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驚。這反映出什么問題呢？我想，不結合中國實際而一味“山寨”別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決中國的問題的。2關于正義正義離不開精神“高地”，離不開捍衛這一“高地”的斗爭精神。我們共產黨人最有力的精神就是斗爭精神，不是維穩壓倒一切，不是只講和諧、不講斗爭。1949年6月，被迫下野的蔣介石在他的家鄉檢討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老蔣打了一輩子仗，東征西討、南戰北伐，可最后他自己總結的失敗教訓卻全都是政治因素。他在離開大陸前，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優勢、劣勢加以對比，將共產黨的優點概括為七條：第一，組織嚴密；第二，紀律嚴厲；第三，精神緊張；第四，手段徹底；第五，軍政公開；第六，辦事調查；第七，主義第一。蔣介石在大陸全盤失敗后能夠作出這樣的一個反思和總結，說明他還算得上是一個政治家。而我們，更應當珍視老蔣給共產黨總結概括出的這七條優點，因為這是對手所概括的共產黨的力量：一種真正的力量、最強大的力量。反過來講，如果我們丟掉了這些優點，也就喪失了自己的力量。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歸時，當時在香港“呼風喚雨”、胡作非為的一些人都望風而逃，他們覺得中國共產黨的斗爭精神太厲害，害怕被“收拾”。但觀察了一段時間后，發現根本沒什么大動靜，原來是“井水不犯河水”，他們又陸續返回香港。香港回歸祖國多少年了？我們經營香港多少年了？應當首先明確和強調的是，“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但恰恰我們有一些人，只記住了“兩制”，卻忘掉了“一國”。今天，香港問題的關鍵是什么？我認為，最關鍵的是“去殖民化”的工作。這個工作長期以來我們都沒有做好。“去殖民化”和“一國兩制”完全是兩回事。世界上，任何一個曾經被別國進行過殖民統治，重獲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國家和地區，都在進行大量、細致的“去殖民化”的工作。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韓國的“去殖民化”，你再看看老蔣到臺灣后所進行的“去殖民化”。印度獨立后，新德里、孟買、加爾各答等城市，全部將名稱由原先的英式拼法改為印式拼法。老蔣敗退到臺灣后，立即進行“去殖民化”工作，取消日語教育，停用日式教材，禁止使用日本名字。李登輝原來就有一個日本名字叫“巖里政男”，老蔣到臺灣后不讓他叫了，只好又叫回李登輝了。今天的“臺獨”分子，不管是陳水扁，還是蘇貞昌、蔡英文，都講一口標準的國語。誰讓他們講的？老蔣讓他們講的。臺灣的學生從小接受的都是國語教育。這就是老蔣當年強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而在回歸后的香港，我們幾乎沒有任何這方面的動作。“維多利亞灣”，今天還叫“維多利亞灣”。“麥理浩道”，今天還叫“麥理浩道”。香港的行政體制、司法體制、教育體制、學校教材，我們一項都未觸及。我們總提堅持“一國兩制”，可這是“一國兩制”的實質和精髓嗎？就算保持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也要對其進行“去殖民化”啊！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沒有通過，為什么通不過？所有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允許國家分裂啊！國民教育教材無法實施，放眼全世界，任何國家的國民都必須無條件接受以國家體制、憲法、國旗、國徽、國歌等為內容的基本國民教育，難道就你香港特殊？可以說，每一個被殖民統治過的國家和地區獲得獨立和解放后，都必須進行的“去殖民化”工作，我們在香港卻基本沒有做。以致于，近年來香港街頭出現了越來越多打著前殖民地旗幟游行的隊伍，這對我們而言，簡直是“奇恥大辱”。這一奇景在香港出現，讓人思索殖民地意識的“老根”，也讓人思索如何拔除這一“老根”。我想，必須從最基本處入手。從某種程度上說，這類事情也是內地問題在香港的反應。國外媒體都說我們有全世界最強的新聞管控能力，可是，從某些電視臺播送的一些節目中可以明顯看出，我們一些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和領導很外行，總以“維穩”“和諧”為最高追求，導致將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主動權拱手相讓。由此，聯系到今天很多黨的領導干部不想抓、也不會抓黨的建設，不想抓、也不會抓思想建設，不著力信仰的培育，不著力干部的監管，不關注社會公平的問題。有的地方，黨委書記工作的重點也放在了招商引資、土地出讓、項目開發上面，最終導致黨不管黨、政不議政，忘記信仰、喪失純潔，全部動力只剩下經濟驅動。《白鹿原》作者陳忠實講過一句話，很深刻。他說，我們今天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我們今天的思想太多了，東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現代的，但缺乏力度。什么叫思想的力度？毛澤東說：“馬克思的思想勢如破竹，魯迅的思想勢如破竹。勢如破竹就是力度。”同樣，毛澤東思想也勢如破竹。勢如破竹的基礎在哪里？第一，深深根植于中國大地；第二，能夠找到解決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問題的辦法。今天，我們“舶來”的思想、“山寨”的思想比比皆是，就是缺少根植于這塊土地的思想，解決不了中國的實際問題，再高深的思想也沒有力度。古希臘的普羅塔哥拉講，“大腦不是一個等待填滿的‘容器’，而是一個需要點燃的‘火炬’”。中國共產黨人所做的最有價值的工作，就是點燃人們大腦“火炬”的這種工作。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有力的武器是批判，真理是在批判和斗爭中實現的。而今天，我們有些人實際上是在精神上放棄武裝，說重些，就是精神上被人“俘虜”，覺得人家在道德“高地”，我們在道德“低地”。這還是帶領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共產黨人嗎？還能感覺到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嗎？共產黨人不管職位高低，首先要做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你有沒有正義感？有沒有原則？能不能堅持這一原則？國際國內都是一樣，你不主持正義，沒有原則，誰愿意跟你走？前幾年，國際上很多小國家不愿意跟中國走，不再擁護中國，就是覺得中國人沒有原則，關鍵時刻缺少挺身而出的精神和勇氣。講話語權特別是國際話語權，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你自身正不正，有沒有一股正氣。今年初，我給《人民日報》寫評論，引用了在抗日戰爭最黑暗、最困難的時期一位學者說的話：“只要少數之中的少數，優秀里面的優秀，不肯坐以待斃，這個民族就總有希望。”共產黨人就應該是這樣的優秀分子。這樣的共產黨人，才能真正帶領全民族前進，是人民的希望，而不是人民的“包袱”。一個政黨真正的生命力，就是這樣產生的。3關于進步中國從進步中國來說，我們今天的機遇前所未有。可以從幾個方面看：首先是國力的全新起點。2004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2005年，連續超過英國和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2008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歷史性的變化。1978年，鄧小平訪問美國，想籌5萬美元都很難，銀行費了好大勁才籌齊。1988年春節，鄧小平在上海，問上海的領導同志財政節余還有多少？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镕基實實在在地回答：“還有30億。”鄧小平說：“好，我全拿走。”朱市長當時就急了，說：“小平同志，你全拿走，我們上海春節怎么過？”鄧小平說：“你過不了春節，你知道全國還有多少個省市過不了春節？”所以，從中就可以看出，1978～1988年間我們國家的財政狀況。而今天，每年國家的財政收入都在10萬億人民幣以上。中國的這種飛速發展、全面變化，毫無疑問構成了我們今天國力的全新起點。其次是軍力的全新起點。富國強軍，是多少代中國人的夢想。曾經，我們“家底子薄”，國防建設受經濟發展水平制約，長期在低水平循環。鄧小平當年設想，什么時候我們GDP達到1萬億美元，可以拿出100億美元投入國防建設，就能大大改善裝備、提升部隊戰斗力。現在，我們的國防投入已經超過鄧小平當年設想的10倍還多。毛澤東設想的富國強軍、鄧小平設想的富國強軍，當年都沒能實現，關鍵是當時我們國家不富，強軍只能是夢想。而這些設想，今天正在實現。隨著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我們已經邁過軍隊建設的“瓶頸期”，進入了一個黃金發展時期。我們的陸軍、海軍、空軍、第二炮兵，武器裝備明顯改善，軍人待遇顯著提高，軍事能力逐步增強。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的林左鳴董事長講：“從前，中國空軍和美國空軍相比可以說是望塵莫及，差距太大。今天，中國空軍的實力可以說望其項背了，與美國空軍的差距在逐漸縮小。再用20年、30年，我們要努力爭取實現與其并駕齊驅。”這是中國航空人的雄心壯志，也是今天中國國力、軍力發展的真實寫照，這更是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跨越與進步。再舉個例子，十幾年前，轎車進入家庭還是夢想，而今天，各大城市每天車水馬龍，私家車已駛入千家萬戶。回想一下，北京長安街上的自行車“洪流”是什么時候消失的？當年，我也曾是自行車“洪流”中的一員，而現在，自行車大軍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或許也是中國取得巨大進步的一個“側影”。雖然，今天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還面臨著各種問題，也存在各種弊端，但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是無可否認的。再次是國際關系的新起點。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增長的中心，中國的經濟狀況、外匯儲備、人民幣匯率、股市行情、金融政策調整等，對外部世界的影響日益增大，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發展的進程。今年“兩會”期間，參加記者招待會的中央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字斟句酌、謹小慎微，為什么？因為，今天中國的央行行長哪句話稍有不慎，就可能影響中國股市，從而影響全球股市，繼而影響世界經濟。這是中國今天綜合國力全面提升的直接反映，也說明中國今天具備塑造國際環境的強大能力。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當然，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充滿巨大的風險。我們就像一個攀巖者，已經攀得很高了，但是還要奮力攀過一個反斜面，才能登頂。所以，我們今天講問題中國，決不否認進步中國，我們的進步是歷史性的。今天思想解放的進步，也是歷史性的。過去，我們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暢所欲言地討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