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法院 贍養糾紛十大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 贍養糾紛十大典型案例

一、張某訴郭甲、郭乙、郭丙贍養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張某與其丈夫郭某共育有三個子女，即：長子郭甲，次子郭乙，小女兒郭丙。1985年4月25日，郭某與長子郭甲、次子郭乙簽訂了分家協議，就贍養問題做了如下約定：“1.長子郭甲扶養母親，次子郭乙扶養父親。2.父母在60歲以前，哥倆每人每月給零花錢5元，60歲以后每人每月給10元。”郭某于2010年8月去世后，次子郭乙對郭某進行了安葬，此后母親張某獨自生活。2014年10月14日，張某將三名子女起訴至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法院，要求隨次子郭乙生活，長子郭甲給付贍養費1000元，其他二子女給付贍養費各500元。醫藥費由三子女共同承擔。

法庭審理過程中，長子郭甲稱自己一直以來贍養母親，并承擔過高贍養費；次子郭乙稱分家時約定母親由長子郭甲扶養，父親由自己扶養，自己已經按照約定贍養了父親，并對父親進行了安葬，無法接受再與長子郭甲承擔同樣的責任；小女兒郭丙稱自己并未在贍養協議里載明有責任。

(二)判決結果

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法院法院經審理認為，張某的長子郭甲和次子郭乙雖然于1985年簽訂了分家協議，兩人也按照分家協議履行著各自的義務，但是并不能完全免除次子郭乙、小女兒郭丙對母親的贍養義務。原告張某自己每月有1200元收入，并愿意由次子郭乙照顧，故判決原告張某隨次子郭乙生活，長子郭甲每月給付贍養費300元，長子郭甲承擔原告張某醫藥費的二分之一，次子郭乙、小女兒郭丙各負擔醫藥費的四分之一。

(三)典型意義

我國《婚姻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給付贍養費的權利。”原告現已年邁，且體弱多病，喪失了勞動能力，確實需要子女贍養，其子女均有贍養原告的義務。

誠然，在多子女的家庭，在父母不反對的情況下，簽訂贍養協議分工贍養父母是合理合法的，法律上也是允許的。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二十條規定：“經老年人同意，贍養人之間可以就履行贍養義務簽訂協議。贍養協議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的規定和老年人的意愿。”但是，如果客觀情況發生變化，比如某位子女明顯沒有能力贍養好父或母，如果父或母提出贍養要求，其他子女無法免除。這也是《婚姻法》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的題中之義，因為贍養義務是強制性的法定義務。

現實中，很多子女之間簽訂贍養協議時，仍然有封建思想，尤其是農村地區，如“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出嫁女無贍養父母的義務”，女兒對父母的贍養義務被人為地免除。但從法律上講，子女對父母均有贍養義務，女兒不論出嫁與否都與父母存在法律上的贍養關系，不因任何原因而免除。而對于贍養協議中免除次子郭乙對母親的贍養義務，屬于約定免除了次子郭乙對母親的法定義務，應屬無效約定。故對原告要求三子女均需履行贍養義務的訴訟請求應當支持。

就張某的居住和日常照料問題，張某表示愿意隨次子郭乙生活，而次子郭乙也表示同意，尊重當事人的意見。就贍養費的數額和醫藥費負擔比例問題，考慮到次子郭乙已經履行了對父親全部的贍養義務，長子郭甲應當多承擔贍養費，體現法律與人情兼顧，也能更好促進家庭關系的和諧。

二、劉某訴劉甲、劉乙贍養費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23日，77歲的劉某以自己身患多種疾病，經濟困難，兩名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為由，訴至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兩名子女每人每月向其支付贍養費900元。在訴訟中，劉某的兩名子女認可劉某醫療費支出的事實，但認為劉某有醫療保險，且其退休金足夠支付醫療及生活費用，不同意劉某的訴訟請求。劉某自認其每月收入4000余元，劉某長子劉甲自認其每月稅后工資收入為6500元，劉某長女劉乙主張自己無收入。

（二）裁判結果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贍養父母是子女應盡的義務，在父母年老時，子女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原告劉某起訴要求二子女負擔贍養費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但同時，劉某的贍養費用應與其日常生活水平相適應并應考慮子女的收入情況。

根據庭審中查明的事實，劉某長子劉甲有收入來源，劉某長女劉乙雖主張自己沒有工作，但結合其年齡適合工作的事實，其沒有工作并不能成為其拒絕履行贍養義務的抗辯理由，最終判決兩名子女每人每月分別支付劉某贍養費800元、500元。

（三）典型意義

不少子女面對老人贍養訴訟請求提出各種各樣的理由，但多數拒絕理由沒有法律依據，如有的子女以父母有足夠的收入、享受有醫療保險為理由不支付贍養費；有的子女以父母離異后長期未與一方父母共同生活為由不愿意履行贍養義務；有的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之間因經濟條件差異或老年人在處分財產時偏心相互推諉。這些理由都將難以被法院認可。此外，法院在審理贍養糾紛時將酌情考量被贍養人的身體情況、日常生活水平、當地消費水平、贍養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等情況對贍養費數額予以酌定。尤其在存在多名贍養人的情況，因為經濟條件不同，將可能承擔不同金額的贍養費。

三、劉某某訴袁乙贍養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劉某某稱，原告與丈夫袁某某結婚后，生育有長子袁甲（已病故）、次子袁乙、女兒袁丙。現原告身患腦梗、冠心病、高血脂、2型糖尿病、高血壓極高危組等多種疾病，需要花大量的醫藥費及請護工護理，除二兒子袁乙對原告盡贍養義務外，被告袁丙對原告不管不問，未盡到女兒的贍養義務，為此訴至法院，要求依法判令：

1、被告支付原告2011年3月28日至判決生效之前已經產生的醫療費、護理費約18732.7元的三分之一即6275.45元；

2、被告承擔原告于2011年12月4日至2012年2月22日期間產生的醫療費、住院費、護工費等費用13130.22的三分之一即4376.74元；

3、被告承擔本案宣判以后至原告死亡之前的生活費、醫療費、護理費等與原告相關的費用的三分之一（醫療費以醫院和藥店開具的正式發票為準，護理費以同時期三家家政護理公司出具的報價之和平均值為準）；

4、本案訴訟費由被告承擔。

被告辯稱，原告起訴被告不是其真實意思表示，被告已實際履行作為女兒對母親的贍養義務，而原告之子袁乙從工作至今，對父母分文未花，本次起訴是袁乙一手包辦。原告有醫保，其本可以在醫保定點單位鄭州市三院治療，而非要自費到河南省中醫院二附院康復科治療，自付費用每天高達上千元，且反復住院、出院已達半年，造成不必要的費用支出，被告對此無贍養能力。原告有穩定的退休工資，房產兩處，無論是每月收入，還是用房產擔保貸款或變賣一處房產，都可支付醫療費用。而原告卻把其中一套房產贈給了原告兒子袁乙，原告可以將給兒子的房產賣了支付醫療費用，而被告沒有支付醫療費、護理費的能力。被告作為女兒應當對父母盡贍養義務，對原告方的合理合情合法的要求，被告方予以認可，但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費用，被告不愿意承擔。

（二）裁判結果

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惠民一初字第197號民事判決書，判決：

一、被告袁丙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支付原告劉躍兵醫療費7392.4元及護理費1662元；

二、被告袁丙承擔本案宣判以后至原告劉躍兵死亡之前的醫療費、護理費的的三分之一（醫療費以醫院的正式發票為準，護理費以同時期河南省服務行業平均工資計算）。宣判后，雙方均未上訴，該民事判決書已于2012年7月25日生效。

（三）典型意義

法律規定子女有對父母贍養扶助的義務，父母經濟困難時有權利要求子女支付贍養費，這里包括基本醫療支出。但這不是說，父母經濟水平良好時，子女就不需贍養父母了，贍養義務是不能附加任何條件的，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履行贍養義務。在本案中，原告雖有退休金和醫療保險，但原告患有大量的疾病，這些費用不能滿足原告需要的醫療支出，而女兒不愿贍養原告的理由是原告有兩套房產，因原告把其中一套房產給了兒子，而沒有給女兒，所以被告就說如果原告把其中一套房產抵押貸款或者變賣，原告的醫療費用就不成問題了，而被告也不需要再支出費用了。原告說兒子家庭比較困難，女兒對原告幫助兒子有意見，本不想讓女兒出錢，但現在的病情嚴重，費用比較高，想讓女兒承擔一些醫療費用，女兒家庭也比較富裕，有能力承擔一部分，于是只要求女兒支出醫療費的三分之一。

在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人們會為了利益不惜舍棄親情。天下父母之愛最無私，而子女對父母之愛最吝嗇，認為父母的所作所為都是應當的，當財產分配不均時會為此反目成仇。大多數贍養案件都是因為父母對財產分配不均或子女認為父母對哪個子女偏心引起的。寫這個案例，就是要告訴大家，贍養父母是法定義務，是不附加任何條件的。

四、黎某某與被告資某祥等六人贍養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黎某某已年過八旬，共生育了被告資某祥等6個子女。原告老伴去世后，6個子女因原告的贍養問題相互推諉，不能達成一致意見，致使原告老無所依，經家族親屬等調解均無法解決矛盾。原告無奈之下，一紙訴狀將自己的6個子女告上法庭，要求6個子女承擔贍養義務。

（二）裁判結果

湖南省衡陽縣人民法院判決被告資某祥等6人每人每月給付原告黎某某贍養費200元（支付方式：每月5日前支付本月贍養費）；原告黎某某的醫療費按實際支出由六被告均等負擔。

（三）典型意義

古語說“養兒防老”，原告好不容易將6個子女撫養成人，卻不料晚年落到如此境地，著實讓人心寒。我國法律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6名被告作為原告的子女，應當履行贍養義務，照顧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現原告年邁多病，喪失勞動能力，現有經濟狀況無法維持其基本生活需要，其子女應當承擔相應的贍養義務。

五、陳長臻訴陳路程、徐磊、徐春艷贍養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陳長臻與朱兆蕓于1986年經政府登記結婚，朱兆蕓系再婚，1987年，朱兆蕓帶徐磊（1975年6月8日出生）、徐春艷（1978年2月10日出生）到山東省莒南縣文疃鎮大草嶺后村與原告陳長臻共同生活。1990年5月13日，陳長臻、朱兆蕓生育一子陳路程。1991年被告徐磊離家外出打工，1993年被告徐春艷離家外出打工。2012年2月，朱兆蕓去世。原告陳長臻由于年事已高，且沒有生活來源，基本生活困難。因三被告拒不履行贍養義務，原告陳長臻遂訴來本院，請求處理。

（二）裁判結果

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繼父母和受其撫養教育的繼子女之間的權利義務與親生父母子女關系一致。具體到本案，被告徐磊、徐春艷隨其母朱兆蕓與原告陳長臻長期共同生活，接受原告的撫養教育，與原告之間形成繼父母子女關系，被告徐磊、徐春艷對原告陳長臻負有贍養義務。現原告身患疾病、生活困難，且三被告均已成年，具有贍養能力，原告的訴訟請求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原告的贍養費標準應以統計部門發布的上年度當地農民年均生活消費支出為基準，考慮被告徐磊、徐春艷與原告陳長臻的共同生活時間、感情因素及二被告目前的經濟狀況，本院酌定被告徐磊、徐春艷負擔的贍養費數額以每人每年1 500元為宜。被告陳路程系原告陳長臻的親生兒子，其對原告陳長臻負有當然的贍養義務，其自愿按照原告的請求以每年3 600元的標準負擔贍養費，本院予以確認。

山東省臨沂市莒南縣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七條之規定，作出如下判決：

一、被告陳路程于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支付給原告陳長臻當年度贍養費3 600元。

二、被告徐磊、徐春艷自2014年起，于每年的6月1日前分別支付給原告陳長臻當年度贍養費1 500元。

（三）典型意義

贍養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做好農村老人贍養工作是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而繼父母的贍養問題更加復雜。當前農村存在很多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的關系。繼父母與繼子女間的關系問題，是一個較為敏感的社會問題。正確認識繼父母子女的關系性質，適用有關法律對繼父母子女關系進行全面調整，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法律規定，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有撫養關系的，繼子女必須對繼父母承擔贍養義務。針對繼父母這一特殊群體，法官應不斷分析新情況、探索新辦法、解決新問題，及時維護農村老人的合法權益，確保老人安度晚年，真正做到案結事了人和。

六、李某福訴李甲、李乙贍養費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福今年65歲，與妻子育有兩子，李甲和李乙。2001年妻子去世后，李某福一直未再婚，一人獨居。后因土地被征收，李某福獲得了政府各項補償款近20萬元。在過渡安置期間，李某福與李甲一起居住生活。現李某福以自己年老體弱、無生活來源為由向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支付其生活費500元；另如果將來生病產生住院醫療費，兩個兒子各承擔50%。

李甲辯稱，雖然自己身患殘疾，妻子也長年患病，但他愿意與父親同住。如果父親堅持獨居，他愿意每月支付500元生活費。如果將來父親生病住院，他愿意承擔一半醫療費。

李乙辯稱，希望父親與自己共同生活，但目前自己經濟壓力很大，每月只能支付父親200元生活費。如果父親將來住院，應當先由父親用存款支付，不足部分自己承擔50%。

（二）裁判結果

法院經審理認為，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李某福年事已高，沒有勞動能力，其有權利要求成年子女對自己進行贍養。李某福在土地被征收后，雖然獲得各項補償款近20萬元，但他沒有自有房屋居住，需要租賃或購買房屋, 同時還需要購買日常生活資料。李某福目前每月領取養老保險金605元，參照重慶市上年度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標準，李甲和李乙每人每月還應當向李某福支付300元生活費。李甲明確表示愿意支付500元，法院予以確認。另李某福并未舉示證據證明其產生了住院醫療費，可在實際產生費用后另行向義務人主張。

綜上，法院判決李甲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費500元，李乙每月向李某福支付生活費300元，駁回李某福其他訴訟請求。

（三）典型意義

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年輕人生活壓力不斷增大，面對資源相對有限的現實，相繼出現“啃老族”、“不管族”。“啃老族”在工作成家后，依然向父母伸手要錢；“不管族”念在父母有存款或者有生活來源，不履行贍養義務，任憑老人“自生生滅”。《婚姻法》第21條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14條規定，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此，子女不能因為父母有存款或者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就完全將父母置之不顧，這不僅違反法律規定，也不符合中華民族“百善孝為先”的傳統美德。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應當在物質上、精神上、生活上給予老人全方面的關心和愛護，妥善安排老人的衣、食、住、行，鼓勵老人健康生活、快樂生活，使他們在感情上得到慰藉，愉快地安度晚年。

七、張老太與子女贍養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父親去世前，三子女就母親張老太的贍養問題達成協議，約定每人每月付給母親500元贍養費。豈料一年后，張老太將房產無償贈與了兒子李軍，這下大女兒李麗、小女兒李菲都不愿意了。

2014年12月，張老太將李麗、李菲、李軍三子女起訴至烏魯木齊市米東區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支付每月贍養費500元（自2014年6月起）并承擔本案訴訟費。開庭時，張老太因遠在廣東委托了代理律師出庭，小女兒李菲委托代理人出庭聲稱，2013年4月所簽訂的贍養協議三方并沒有實際履行，自己也不同意繼續履行；母親張老太自己有退休工資、存款和積蓄，經濟收入較高，生活較為寬裕，不屬于沒有經濟能力，法律上明確規定屬于不需要一定給付贍養費的范疇；此外，李菲還認為，本案是兒子李軍假借母親張老太名義起訴，實際是李軍為了侵占母親財產所為；因此不同意給付母親張老太每月500元贍養費。大女兒李麗未到庭參加訴訟，但向法院提交了書面答辯意見，也不同意按照每月500元的標準支付原告張老太贍養費。理由是：第一、2013年4月的贍養協議系三子女所簽訂，并非與張老太簽訂，該協議已經于2014年11月正式解除，李麗已于2014年11月將《解除贍養協議通知書》郵寄送達至被告李菲、李軍處，在李菲、李軍簽收后，2014年11月28日，該協議即已解除；第二、本案起訴并非母親張老太本人意思表示，起訴書上的筆跡并非母親本人簽名，是李軍假借母親名義將女兒告上法庭；第三、2013年4月協議中明確約定：“母親張老太養老居住房屋在有生之年不允許變賣和處分，留作晚年自用”，母親張老太已將位于烏市價值40多萬元的房屋無償贈予給李軍，李軍表示自愿承擔贍養及照顧母親張老太的義務，李軍的行為導致贍養協議中的客觀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故應解除該贍養協議；第四、原告張老太每月有固定退休養老金3000多元，加之還有個人積蓄存款7萬元，經濟收入較為富裕，不需要子女再給付贍養費。

被告李軍未到庭參加訴訟，但向法院提交了書面答辯意見，同意每月支付贍養費500元。

法院經審理查明，原告張老太系烏魯木齊某公司退崗家屬，每月有養老金及其他生活補貼等近三千元收入。張老太與其丈夫李某結婚后生育長女李麗、長子李軍、次女李菲三個子女。2013年4月，長女李麗于起草了一份“贍養協議”，協議約定：“

一、母親現有一套住房在有生之年不允許變賣，留作晚年自用，閑置期間可以酌情出租，但房屋租賃租金屬母親所有。

二、母親有自己的養老收入，…三子女需分別輪流承擔陪伴照料義務，母親由哪位子女照料陪伴，其他兩位子女需每月支付500元贍養費，并于每月30日前匯入指定帳號，…”簽訂該贍養協議時，原告張老太知道且同意該份贍養協議的內容。協議簽訂以后，母親先在大女兒李麗處生活，后于2013年11月底至2015年開庭時都在廣東與兒子李軍一同生活，之前李軍也按月向母親支付贍養費。大女兒李麗和小女兒李菲給母親按月支付贍養費至2014年5月，后得知母親將烏市的房子無償贈與給弟弟李軍之后，李麗和李菲不再給母親支付贍養費用。2014年11月25日，李麗通過EMS給李菲、李軍郵寄了解除贍養協議通知書，李菲收到通知書后書面表示同意解除贍養協議。

針對李菲和李麗曾先后提出原告的訴狀及其授權委托書非本人簽名并申請簽名的真偽進行筆跡簽定的問題，法官考慮到原告張老太年事已高，且在廣東生活，不能親自參加庭審，法官通過電話與其溝通后，張老太于2015年3月在廣東當地公證處為民事起訴狀及代理人的授權委托書分別辦理了簽名公證和委托公證。

（二）裁判結果

烏魯木齊市米東區人民法院認為：根據婚姻法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給付贍養費的權利。該條規定了贍養義務作為一項基本的法定義務，因其涉及最基本的身份血緣關系和基本的社會公德，屬于法定強制性義務，不能由贍養人隨意解除。而該條文也明確規定了贍養對象為“無勞動能力或生活困難的父母”，即父母只要符合或者無勞動能力，或者生活困難中的一項，子女就應當對其履行贍養義務，而并非“無勞動能力且生活困難”。本案中，原告張老太在本案訴訟期間已經83歲高齡，達到法律規定可以認定為無勞動能力標準，即使其每月有固定收入，也并不影響其向子女要求給付贍養費。

同時，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第十九條規定：“贍養人不履行義務，老年人有要求贍養人給付贍養費等權利。”該法第二十條規定：“經老年人同意，贍養人之間可以就履行贍養義務簽訂協議。贍養協議的內容不得違反法律的規定和老年人的意愿。”從該條規定來看，贍養協議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一是訂立主體僅限于贍養人之間；二是贍養協議的形式必須以書面為之；三是贍養人簽訂的贍養協議須征得被贍養老人同意后才有效。本案中，被告李麗、李菲、李軍作為贍養人，2013年4月就贍養母親張老太事宜簽訂書面協議，張老太知道且同意該協議，且協議簽訂后，被告李麗、李菲按照該協議實際履行了六個月，李軍實施履行了五個月。雖然被告李麗辯解稱該協議的解除通知書已經書面郵寄給李軍，而李軍在收到協議后因未向法院提起訴訟而導致該協議解除，但是由于子女的贍養義務具有法律強制性和人身性且涉及基本的社會公德，贍養協議與一般合同法中的協議性質并不相同，其解除條件與合同法中協議解除條件亦不相同，贍養義務不能以單方協議的形式予以免除，故被告李麗的辯解理由不能成立，法院對此不予采納。2013年4月的贍養協議合法有效，應當繼續履行。最終法院判決大女兒李麗、兒子李軍、小女兒李菲各自給付張老太自2014年6月起至2015年3月止十個月的贍養費共計5000元，于判決生效十日內付清。

（三）典型意義

古話說“養兒防老”，雖說傳統上老百姓一般把養老的義務主要放在兒子身上，但現代社會中，女兒和兒子一樣具有對父母親進行贍養的義務，這是法定強制義務，不會因父母的過錯或其他原因而解除，父母能不辭辛苦撫育兒女長大成人，兒女也應不講條件地照顧和贍養老人，動物尚有“烏鴉反哺”、“羊羔跪乳”之舉，而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理應做得更好。

八、朱紹昌訴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贍養費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朱紹昌于1947年與黃桃香結婚，婚后生育了兩個兒子，朱正方與小和生。1959年小和生與黃桃香相繼死亡。1961年原告朱紹昌與王志芳再婚，王志芳帶著已有9歲的前婚生女朱立香和7歲的前婚生子朱正德到原告朱紹昌家生活，與原告朱紹昌及其前婚生子朱正方組成新的家庭。原告朱紹昌與王志芳再婚后又生育了朱桂菊、朱桂萍兩個女兒。后被告朱正方與被告朱立香結婚，被告朱正德亦娶妻在家，朱桂菊、朱桂萍出嫁在外，其中朱桂菊于1986年死亡。1989年原告朱紹昌之母去世后，原告朱紹昌與王志芳到楚雄謀生。2000年農歷4月26日王志芳病故，被告朱正德按分家協議為其辦理了后事。后原告朱紹昌仍在楚雄生活。2007年11月13日，原告朱紹昌向姚安縣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履行贍養義務。該案經本院審理，于2007年12月4日作出（2007）姚民初字第369號民事判決，判決如下:

一、原告朱紹昌的責任田由被告朱正方負責耕種，每年10月31日前稱給原告朱紹昌大米200千克，并承擔各種公益負擔；

二、由被告朱正方和朱正德每年分別給付原告朱紹昌贍養費120元、360元，于10月31日前付清；

三、由被告朱正方將原告朱紹昌的住房交由其居住使用；

四、原告朱紹昌的醫藥費由朱正芳、朱正德各承擔五分之一；上述判決有執行內容的，自2008年1月1日起執行。在姚安縣人民法院院作出（2007）姚民初字第369號民事判決后，原告朱紹昌不服該判決，向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于2008年3月28日作出（2008）楚中民一終字第68號民事判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15年6月30日，原告朱紹昌以原判決確定給付的贍養費過低，難于維持基本生活為由，就其贍養問題再次向姚安法院提起訴訟。

（二）裁判結果

經姚安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一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父母不履行撫養義務時，未成年的或不能獨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給撫養費的權利。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在本案中，原告朱紹昌就其贍養問題已于2007年11月13日向本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履行給付其贍養費的義務。本院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先后作出判決，判決由被告朱正方、朱正德對原告朱紹昌給付贍養費。現原告朱紹昌以原判決確定給付的贍養費過低，難于維持基本生活為由，就其贍養問題再次向本院提起訴訟。經姚安法院審理認為原告朱紹昌要求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給付其贍養費符合法律規定，但在確定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向原告朱紹昌給付贍養費時，應充分考慮原告朱紹昌的實際需要及被告朱正方、朱正德、朱立香的履行能力。故對原告朱紹昌提出的訴訟請求，本院依法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一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原告朱紹昌的責任田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負責耕種，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稱給原告朱紹昌大米200千克。

二、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給付原告朱紹昌生活費500元，由被告朱正德于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給付原告朱紹昌生活費500元。

三、原告朱紹昌的醫療費，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承擔50％，被告朱正德承擔25％，每年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朱正德分兩次給付原告朱紹昌，其中于每年4月30日以前給付一次，每年（含2015年）10月31日以前給付一次。

四、上述一、二、三款規定，限判決生效之日起開始執行。

案件受理費50元，由被告朱正方、朱立香承擔25元，被告朱正德承擔25元。

（三）典型意義

隨著我國老齡化人口急劇增多，農村老人的贍養問題已成為一種突出的社會現象。

該案中，老人都已80多歲，而子女也已是60多歲的人，并且子女無正式工作，還依靠下一代來贍養，但因老人覺得贍養費太低還是要起訴60多歲的兒女。所以在審理該案時，承辦法官綜合考慮各方因素，我國《婚姻法》規定：“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這說明父母子女間的權利義務是對等的，父母撫養了子女，對社會和家庭盡到了責任，當父母年老體衰時，子女也應盡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則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員應當關心和照料老年人。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對患病的老年人應當提供醫療費用和護理。贍養人不履行贍養義務，老年人有要求贍養人付給贍養費的權利。贍養人之間可以就履行贍養義務簽訂協議，并征得老年人的同意。

先哲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把敬老愛幼提高到了治國安邦的高度，成為我國傳統孝文化的精華。天下父母們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大都做得無私而近乎完美，把子女養大成人后仍無怨無悔地奉獻“余熱”：帶孫子孫女，作“免費飯堂、旅館、保姆”，被子女心安理地“傍老”甚至無情地“啃老”、“刮老”，不求什么回報，只要看到子孫幸福有出息就很滿足。相比之下，子女們做得如何呢？答案是令人遺憾而詫異的：在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的今天，不少子女和父母對簿公堂，緣由是老年人得不到適當的甚至起碼的贍養，父母、子孫在彼此的矛盾沖突和泣血傷痛后終于無奈地對峙在法庭之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與當代和諧社會大背景不協調的現象。在社會經濟大幅飆升、生活水平不斷改善的今天，為何子女與父母之間的親情如此淡薄？老人的白發清淚，幾代子女的爭執和嘆息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九、呂某珍等二人訴李某有等四人贍養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榮、呂某珍訴稱，被告李某有等均是原告夫婦的兒子，兩原告與四被告于2008年經五星鄉石龍村委會調解，每年由四被告各支付500元的贍養費，李某有三人每年都按期支付給兩原告贍養費，李某金一直未支付給二原告贍養費，現起訴判令四被告每年各承擔贍養費500元，并共同承擔原告生病住院的費用；判令被告李某金補齊從2008年至2015年共8年以來未履行贍養二原告的費用4000元。被告李向金辯稱，二原告在家庭財產的分配上不公，明顯偏向其他三被告，并且唆使他們把我的東西拿走，干擾我一家人的生產、生活，只要二原告不要對其家人的生產、生活橫加阻礙，才能贍養二原告，不同意補出以前的贍養費。

（二）裁判結果

會澤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二原告主張要求四被告承擔生病住院的費用，因二原告未提交證據證實其生病住院，所需的住院費用為多少不確定，法院對其主張不予支持。二原告主張要求被告李某金補出從2008年至2015年的贍養費，因二原告2015年才向本院主張贍養費，本院對其主張部分支持。據此，判決由被告李某有四人每人每年支付給原告李某榮、呂某珍贍養費500元。駁回二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三）典型意義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以財產分配不公為由拒絕盡贍養義務是否應得到支持？“養兒防老，積谷防饑”，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這是法律賦予的權利和義務，也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無論以任何理由，均不能拒絕盡贍養義務，都不會得到支持。

十、狄桂霞訴被告李志明、李志剛、李志強、李亞杰贍養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與四被告系母子、母女關系。原告丈夫于2012年去世，2013年11月21日前原告一直與長子李志明一居生活，后與女兒李亞杰一居生活。由于原告喪失了勞動能力，生活需要照料，原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支付150元贍養費。2014年4月至2014年5月原告就醫共花醫療費5 985.73元，除去醫保報銷的費用，剩余2 985.73元四被告每人應承擔746元。另查明，原告狄桂霞在樺川縣樺樹村民委員會有承包田0.27坰，每月有農村低保工資55元。還查明，被告李志強在原告狄桂霞住院期間支付了醫藥費500元。

（二）裁判結果

樺川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贍養老人是每個子女應盡的義務，四被告對其母親均有贍養義務，原告要求四被告每人每月給付贍養費150元，符合農村居民的年生活費支出的標準，本院應予支持。原告要求四被告共同承擔前期治療除去醫療保險報銷后剩余的醫藥費亦符合法律規定，本院應予支持。對于原告主張其今后發生的醫療費用，應由四被告按份負擔的請求，因原告主張的醫療費用尚未發生，本院對原告的這一請求不予支持。原告可在治療實際發生醫療費用后另行主張權利。判決如下：被告李志明、李志剛、李志強、李亞杰自2014年7月1日起每人每月給付原告狄桂霞贍養費150元，此款于每月的30日給付；被告李志明、李志剛、李志強、李亞杰于本判決生效后十日內立即給付原告狄桂霞醫藥費2 985.73元，由被告李志明、李志剛、李亞杰各自承擔746元，被告李志強承擔246元（746元-500元）。

（三）典型意義

尊老敬老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我國《婚姻法》也明確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護法》也規定，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義務。農村中部分贍養人的法治意識和道德觀念較差，無視甚至不履行對老人的贍養義務。因此，有必要對這一傳統美德大力弘揚，形成敬老養老的良好道德風尚，徹底鏟除滋生不贍養老人現象的土壤。

第二篇：贍養糾紛典型案例

案例庫

贍養費糾紛

以及變更贍養關系的糾紛

什么樣的家庭容易發生經濟糾紛，誰跟誰，法院如何裁決，為什么這樣裁決 1、2005年 7月15日

1、贍養是否應該全面，贍養類型的豐富性 贍養義務的內容應該是什么？？不僅僅是物質幫助（贍養的財產糾紛以及義務是否達到）父母與子女之間

父母之中有一方死亡

法律點：主要是贍養義務的問題 母親與女兒因為贍養問題糾紛 女兒未能及時照料父母，扶養是否包括子女對父母的贍養？

扶養義務人給予了扶養權利人物質幫助是否視為全面履行了扶養義務？

原告與被告簽訂了一份贈與合同，約定將原告夫妻二人共有的房屋贈與被告，被告接受。雙方辦理了房屋過戶登記手續后，由于被告未對原告夫妻盡贍養義務，原告遂請求撤銷贈與。被告辯稱對原告夫妻提供了物質幫助，盡到了贍養的義務。經審理，法院支持了原告主張。本案中，陳玉書（原高）是以曾莉（被告）未履行贍養義務為由，請求撤銷贈與。因此，曾莉是否全面履行了對母親陳玉書的贍養義務，是認定陳玉書是否有權撤銷贈與的關鍵。由于陳玉書主張曾莉未履行贍養義務，屬于對消極事實提出的主張。因此，對曾莉是否全面履行了贍養義務的事實，應當由義務人曾莉承擔舉證責任。曾莉向陳玉書匯款的事實缺乏證據支撐。加上陳玉書在家養病，需要女兒曾莉給予生活上細心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盡管家庭糾紛中，各方當事人也許均有過錯。但曾莉作為陳玉書、曾志誠的女兒，也是最適合照顧母親陳玉書生活的人選，不應當在其母親最需要特殊照料的時候，以發生家庭糾紛為由離開陳玉書。而且也沒有證據證明曾莉積極采取其他方式給予母親精神上的慰藉，因此，曾莉所述其已經履行了對其父母的贍養義務的抗辯，本院不予支持。對其父母撤銷贈與的訴訟請求，本院予以支持。由于陳玉書在訴訟中死亡，其權利義務由其繼承人承接，在撤銷贈與后，本案訟爭的房屋應屬曾志誠和陳玉書的其他繼承人共有。各自所擁有的份額，在對房屋進行析產和分割后才能確定。在該房屋未進行析產和分割的情況下，判決返還財產不當。對曾志誠、陳玉書請求“返還受贈房屋”的訴訟請求，予以駁回。

2、【法律點】 2003年6月20日

道德的要求 贍養應該作為一種義務，但不能超出范圍，應該量力而行

父母和子女之間

贍養義務和贍養金的問題 牽涉到道德問題

父母是否可以要求子女支付超出當地生活水平的贍養費？

父母已退休但有生活來源其生活能自理，子女是否還應盡贍養義務？

【案情摘要】原告為被告之父，且已退休，原告之子協商輪流贍養原告。后因生活瑣事，被告未能按時將原告接至其家中，故被告訴諸法院，要求判決被告支付贍養費。一審法院部分支持原告。

贍養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法律規定的法定義務，被告系原告之親生子女，本應依法履行義務，贍養老人，使原告安度晚年，幸福生活。因生活瑣事，被告未履行贍養義務是錯誤的，故原告要求被告盡贍養義務的請求應予支持。原告系退休職工，且生活能夠自理，現訴請每月要求被告支付生活等費用150元，按其五個子女計核，已明顯超出當地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故其請求應按我縣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計核，原告有子女五個，故每人贍養費應為60元（3594元÷12月÷5人），關于被告辯駁的要求原告輪流居住，到其家盡贍養義務，因居住生活權是本著方便老人生活及被贍養人自愿選擇的原則，故原告要求被告盡贍養義務給付生活費，不同意到被告家居住生活的請求也并無不當，故對被告的辯駁不予支持。

3、【法律點】負有贍養義務的部分子女在支付全部贍養費之后，是否有權向其他未支付贍養費的子女追償？

享受國家公費醫療的人，私自轉院治療的，原單位是否可以不再承擔支付醫療費的責任？

養子女是否應承擔和親生子女相同的贍養父母的義務？

贍養費的問題 子女之間

一個是單位應該予以報銷

一個是兒女之間應該分擔，不管是養子還是親生子

【案情摘要】原告與被告的父親因住院而花費了醫療費，后被告拒絕與原告共同承擔這筆費用。原告訴請被告應與其共同承擔醫療費，被告辯稱醫療費應由單位報銷，其沒有義務承擔。一審法院判決被告應與原告共同承擔醫療費，二審和再審均支持了一審的判決。

原告和被告為人子女，均應對他們的父親負有贍養及扶助義務。這是我國婚姻法所規定的。原、被告的父親因年老體衰住院治病期間所花醫療費按相關規定應予報銷。但由于種種原因有關單位一直未能解決。這樣則給事前墊付一方造成一定經辦困難。在此情況下，作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持醫療費用票據向被告主張權利，并要求其分擔一半醫療費用不僅符合法律規定，也符合情理。該醫療費原、被告分擔后，其仍可根據相關規定與相關單位協商解決醫療費報銷問題。因此在相關單位報銷之前，原告和被告應共同分擔醫療費是正確的。

4、法律點】當事人沒有進行婚姻登記，但以夫妻名義在一起生活的，是否可以形成事實上的婚姻關系？

父母離婚的，如果子女隨母親生活的，其以后贍養父親的義務是否可以免除？

繼父母沒有撫養教育繼子女的，繼子女以后是否可以不贍養繼父母？

是否應該盡贍養義務，不管是繼父還是繼母，都應該以父母是否撫養孩子為前提，后者才可能盡贍養義務，而且這個需要父母提出這樣的要求。1和4屬于 贍養義務的界定問題 父母與子女之間

【案情摘要】原告與被告甲有事實上的婚姻關系，被告乙和丙為被告甲與前夫的孩子，被告丁、戊和己為原告與前妻的孩子，這三者后在審理中被法院追加為被告。后因贍養費和撫養費等費用發生糾紛。原告訴請被告甲支付撫養費和精神損害賠償費，被告乙和丙支付贍養費和賠償其他費用。一審判決原告敗訴，二審支持一審的判決。

被告甲在其丈夫尚未去世，其婚姻關系尚存在的情況下，便于１９９３年元旦開始與原告同居，并且被告甲攜幼子劉池春到原告家一起共同生活，劉池春也在那兒小學讀書，且多年來沒有斷絕關系，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未辦結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見》第五條的規定，被告甲與原告應已形成事實婚姻關系。被告乙和被告丙是被告甲的兒子，且原告在１９９５年２月找到劉家并知道被告甲還有兩個兒子被告乙和被告丙時，被告乙和被告丙已分別為２０歲和１８歲，且已輟學在家務農，學藝謀生，自食其力。原告對被告乙和被告丙未形成撫養教育關系。根據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原告不能請求被告乙和被告丙盡贍養義務。原告還有三個親生子女，對自己親生子女盡了撫養教育義務，理應要求自己親生子女盡贍養義務。且原告現年５５歲，尚未喪失勞動能力。原告沒有要求其親生子女盡贍養義務，更不能要求原告的兒子盡贍養義務。此外，原告稱其被被告乙和丙打傷，三輪車被被告乙和丙損壞，因未能提供充足證據證實，本院不予認定。原告請求被告甲支付精神損害費，沒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

5、【法律點】不負法定贍養義務但耕種被贍養人責任田的，是否應給予贍養人適當補償？

夫妻一方死亡的，另一方是否有義務繼續贍養死亡一方的父母？ 死者生前所訂分家協議中設定的義務在其死后對其繼承人是否具有拘束力？

單親家庭（父母由一方死亡的，容易發生家庭糾紛）

贍養義務的確定 兒媳并非法定的贍養義務人，可以不承擔贍養義務，但由于其仍耕種老人家中的財產，靠其謀生，所以應把自己的一些收入分給老人，與1 4同類 屬于贍養義務的確立問題

【案情摘要】被告系原告兒媳，與兒子分家時約定由兩個兒子各提供一間房給原告居住，并由兩兒子耕種其責任田。原告兒子病故后，被告仍耕種責任田，但拒絕提供房屋亦拒絕贍養原告。原告請求被告支付贍養費。被告稱其非法定義務人。二審法院維持一審判決部分支持了原告。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贍養人的配偶應當協助贍養人履行贍養義務，做為趙秀如的兒媳，并非趙秀如的贍養義務人對趙秀如沒有法定贍養義務，在其丈夫郝春才病故后，亦不再負有協助贍養義務，故趙秀如請求張月仙履行贍養義務，不符合法律規定，原審法院不予支持；但考慮到張月仙現仍耕種趙秀如責任田的一半，應適當給付趙秀如糧食，以每月給付白面20斤為宜，直到張月仙不再耕種為止。根據1984年8月分單，約定趙秀如的兩個兒子各提供上房一間供老人居住，故在郝春才遺產未處理前，趙秀如要求張月仙騰出小耳房一間供其居住，理由正當，本院予以支持。

6、【法律點】被贍養人放棄其對部分子女贍養請求的，該子女是否就此免除了贍養義務？

贍養義務人在被贍養人未在場的情況下達成的贍養協議是否有效？ 合同內容與形式

與被贍養人一同居住、未分家析產的贍養人是否應較其他贍養人承擔更多的義務？

父母與子女之間達成的協議

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應該得到保障 容易發生在單親

贍養義務的問題，誰享受的福利多一點，誰應該承擔更多的贍養義務，老年人有自己的選擇權利，可以選擇誰不履行義務，法律上行得通，但道德上應該給與一些幫助

誰應該贍養，誰不應該贍養

【案情摘要】原告系兩被告之母，兩被告因贍養問題發生糾紛，均拒絕贍養其母。后曾在原告未在場情況下在鎮司法調解中心達成贍養協議。原告請求兩被告贍養，并放棄了對其另一女兒的贍養請求。二審法院維持一審判決支持了原告。

老年人的合法權益，應該得到保障。原告已屆八十高齡，喪失勞動能力，兩被告作為贍養義務人應當履行對被贍養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義務，由于梁景芝老人與王貴仙長期共同生活，未分家析產，且王貴仙住房寬裕，有負擔能力，故由王貴仙承擔對原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及安排住房為宜。王恩普系贍養義務人，年近六十，雖已年邁，但因其耕種原告的承包地，且其子女已居家，有負擔能力，故也應對贍養原告給予適當的經濟幫助。2001年2月15日，兩被告在龍揚鎮司法調解服務中心達成的關于贍養老人的書面協議，是在被贍養人不在場的情況下達成的，未征得被贍養人的同意，故此協議為無效協議。原告梁景芝放充對長女王貴英贍養義務的起訴，是對自己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應予準許。

7、【法律點】被告未按協議給付贍養費，應否承擔違約責任？ 合同履行與違約責任

【案情摘要】兩原告因年老，沒有生活來源，需要子女贍養。因兩被告沒有盡到贍養義務，與原告發生糾紛。經法律服務所主持調解，原被告達成協議，兩被告給付贍養費。協議達成后，兩被告以承包虧損為由未按協議履行。原告遂訴至法院，法院判定兩被告給付協議規定的贍養費。

贍養費的糾紛問題 子女不能因經營失敗而違約，何況還有協議的情況下，子女應該贍養老人并給予老人一定的生活幫助，且這種幫助不能因為沒有錢而拒絕。

8、【法律點】父親在子女年幼時離家外出，在外再婚，年老返家的，子女是否應當繼續贍養父親？

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對于子女健在的祖父母，是否有法定的贍養義務？

單親家庭

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

贍養義務問題，只要是父母對子女盡了撫養教育的義務，不管其是否曾經離開過家庭，子女都應該承擔起撫養義務。而不能因為中途未僅義務而不實行贍養的權利

【案情摘要】原被告系父子，被告喪母后，原告出走，被告由祖父母撫養。后原告在外再婚，攜妻返家，起訴要求被告支付贍養費。法院判決，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被告應當支付贍養費。

本院認為，父母對子女有撫養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原告去青海工作前對被告兄妹二人盡了撫養教育的義務；去青海工作后，經常給被告兄妹寄錢，以供其上學生活使用，也可視為對其盡了撫養教育義務。被告稱原告未對其盡撫養義務之理由不足。有負擔能力的孫子女對于子女健在的祖父母沒有法定的贍養義務。此前，原告的次孫自愿耕種原告責任田，并贍養原告的行為屬其自愿行為。現原告的次孫因外出打工無法耕種原告的責任田，亦無法繼續贍養原告。原告現無勞動能力，其子女，即被告及其妹王花榮應共同對原告盡贍養義務。被告所稱不對原告盡贍養義務的抗辯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納。兼于本案實際情況，原告的責任田應由被告負責耕

9、【法律點】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是否有權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

贍養費的糾紛 原則是根據是否滿足老人的生活水平以及給付能力，所以老人不能過多的要求子女給付超出當地的水平，但兒子需要更多的照料父母從而使其能夠更好的生活。

【案情摘要】四被告為原告子女,原告訴請被告一二增加贍養費,后變更訴請四被告均增加贍養費至99元.一審中被告三四同意原告請求,法院判被告一二支付75元;被告三四支付99元.原告認為被告一二承擔過少而上訴,二審維持原判.本院認為，子女對父母有贍養和扶助的義務。上訴人蔣引官已喪失勞動能力，失去生活來源，被上訴人濮仁龍、濮仁觀作為蔣引官的子女，理應承擔起對蔣引官的贍養責任，蔣引官也有權要求濮仁龍、濮仁觀給付贍養費。但贍養費的給付數額，應根據蔣引官的實際需要、濮仁龍、濮仁觀的給付能力以及當地的生活水平確定。根據原審所判決的蔣引官可應得到贍養費的數額、雙方當事人同意除增加的贍養費外仍應給付大米、承擔醫療費等，蔣引官的生活已基本能得到保障，且不低于當地平均生活水平，故蔣引官要求濮仁龍、濮仁觀每人每月給付贍養費99元的上訴請求，依據不足，本院難予支持。但需要指出的是，濮仁龍、濮仁觀應更加關心母親、照顧母親，使蔣引官在

10、【法律點】法院判決成年子女給付無勞動能力父母贍養費后,如果實際情況發生變化,子女經濟能力下降較多,是否可以請求合理的減少贍養費?

贍養金問題，這個是因為子女的經濟狀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無力支付父母的贍養金，且金額遠遠超出了農村的支付水平，且父母有自己的經濟來源，此時法院判定子女可以適當減少其金額，但不是不給。

【案情摘要】原告為被告子女,曾被判決支付贍養費.現原告無固定工作且被逮捕,原告訴請減少贍養費.一審駁回其訴請,原告上訴,二審認為實際情況發生變化,改判酌情減少贍養費.本院認為，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沈存子年邁體弱，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是事實，梁志平作為兒子理應承擔贍養義務，并給付一定的贍養費。但贍養費的給付數額應根據子女的負擔能力、老人的實際需要、當地的生活水平等因素確定。梁志平無固定工作及收入、且因涉嫌經濟犯罪被逮捕，經濟狀況、實際情況均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而沈存子每月有固定的305元救濟金，其目前又無需專人護理，沈存子另有一子一女也有贍養母親的義務，故原審法院依據1999年3月1日民事判決仍維持梁志平每月支付沈存子贍養費200元，顯已超出沈存子的實際需要以及當地的實際生活水平。本院予以變更。具體的給付數額由本院酌定。但梁志平表示同意每月支付沈存子贍養費5

第三篇：最高法院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183;精釋精解民事訴訟執行和解撤回上訴不履行和解協議申請 執行一審判決

裁判要點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人民法院準許撤回上訴的，該和解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調解書，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相關法條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二款 基本案情

原告吳梅系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吳梅收舊站業主，從事廢品收購業務。約自2004年開始，吳梅出售廢書給被告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西城紙業公司）。2009年4月14日雙方通過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壹佰玖拾柒萬元整（￥1970000.00)。同年6月11日，雙方又對后期貨款進行了結算，西城紙業公司向吳梅出具欠條載明：今欠到吳梅廢書款伍拾肆萬捌什元整（￥548000.00)。因經多次催收上述貨款無果，吳梅向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法院判令西城紙業公司支付貨款251.8萬元及利息。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對欠吳梅貨款251.8萬元沒有異議。一審法院經審理后判決：被告西城紙業公司在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給付原告吳梅貨款251.8萬元及違約利息。宣判后，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審理期間，西城紙業公司于2009年10月15日與吳梅簽訂了一份還款協議，商定西城紙業公司的還款計劃，吳梅則放棄了支付利息的請求。同年10月20日，西城紙業公司以自愿與對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申請撤回上訴。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予撤訴后，因西城紙業公司未完全履行和解協議，吳梅向一審法院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對吳梅申請執行一審判決予以支持。西城紙業公司向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監督，主張不予執行原一審判決。裁判結果眉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7日作出（2010)眉執督字第4號復函認為：根據吳梅的申請，一審法院受理執行已生效法律文書并無不當，應當繼續執行。裁判理由法院認為：西城紙業公司對于撤訴的法律后果應當明知，即一旦法院裁定準予其撤回上訴，眉山市東坡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即為生效判決，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雖然二審期間雙方在自愿基礎上達成的和解協議對相關權利義務做出約定，西城紙業公司因該協議的簽訂而放棄行使上訴權，吳梅則放棄了利息，但是該和解協議屬于雙方當事人訴訟外達成的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確認制作調解書，不具有強制執行力。西城紙業公司未按和解協議履行還款義務，違背了雙方約定和誠實信用原則，故對其以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為由，主張不予執行原生效判決的請求不予支持。精釋精解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吳梅訴四川省眉山西城紙業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指導案例2號，下稱吳梅案)。該指導案例經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一庭審查認為，吳梅案明確了在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簽訂了和解協議，并撤回上訴，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時，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原一審判決，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鑒于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對此問題沒有明確規定，審判實踐中又經常遇到，因此同意將該案例作為備選指導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認為，吳梅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第二條的有關規定，在指導類似案件的審判以及向社會公眾宣傳誠信履約、自覺守法等方面有一定意義。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2011〕354號文件，將該案例作為第一批指導案例予以發布。該指導案例根據相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精神，對涉案和解協議的性質作出了正確認定，明確了和解協議履行與一審生效判決執行之間的關系問題。該指導案例的發布，有利于依法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權威，同時，向當事人和社會宣傳了合約應當自覺遵守和忠實履行的重要意義，有利于倡導自覺守法、誠實信用的良好社會風尚。吳梅案的裁判要點確認：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人民法院準許撤回上訴的，該和解協議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調解書，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上述裁判要點主要解決了兩方面問題：一是和解協議的性質。民事案件二審期間，當事人雙方自行就債務履行、終結訴訟等方面內容簽訂和解協議的性質，“屬于訴訟外達成的協議”。二是不履行和解協議時應當如何救濟。如果發生不履行和解協議的情形，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執行一審生效判決，法院對此種請求應予支持。(一）二審訴訟期間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的性質①二審訴訟期間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的性質，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二審訴訟期間當事人簽訂的和解協議，既未經法院審查確認，又沒有制作調解書，因其內容上與執行和解協議大體相似，故這類和解協議在性質上屬于一種執行和解協議。另一種觀點認為，這類和解協議與執行和解協議有一些不同點，不能簡單地認定為執行和解協議。通過比較分析吳梅案的和解協議與執行和解協議，可以發現二者存在以下不同點。一是吳梅案的和解協議在簽訂時案件的判決還沒有發生法律效力；而執行和解協議是在判決已經生效，進入執行程序之后雙方簽訂的協議。二是吳梅案的和解協議是對未生效判決確定的民事權利義務作出新的約定和處分；而執行和解協議是對生效判決確定的民事權利義務進行處分。三是吳梅案和解協議的簽訂，法院未以任何形式參與其中；而依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執行和解協議雖然法院不參與制定，但要求法院的執行員要將協議內容記入筆錄，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者蓋章。四是吳梅案的和解協議簽訂后，一方當事人申請撤回上訴，經法院審查同意的，二審程序終止，一審判決生效；而執行和解協議簽訂后，執行程序中止。比較上述兩者的不同特點可以看出，吳梅案的和解協議不宜簡單歸入執行和解范疇，否則就混淆了它與執行和解存在的區別。對于涉訴當事人簽訂的和解協議，理論界還有“訴訟中和解”和“訴訟外和解”之區分。主要有兩種區分標準：一種以審判和執行階段為界限進行區分，凡在訴訟期間、判決生效以前當事人雙方達成的和解，都屬于“訴訟中和解”；在案件進入執行階段以后達成的和解，都稱為“訴訟外和解”。另一種是以法院是否參與和解為標準進行區分，凡是法院參與下達成的和解，比如法院參與下達成的調解，稱為訴訟中和解；法院沒有參與，當事人自行在庭外達成的和解，都稱為“訴訟外和解”。如果按第一種標準劃分，吳梅案的和解協議應歸入“訴訟中和解”；而如果按第二種標準劃分則又應劃入“訴訟外和解”。經研究，根據吳梅案和解協議的特點，該指導案例按照第二種劃分的標準，在裁判要點中將吳梅案的和解協議認定為一種“訴訟外的和解協議”。關于吳梅案和解協議的性質，還可以從協議所包含的內容角度進一步討論。吳梅案中，雙方當事人主要約定了如下具體事項：（1)上訴人西城紙業有限公司在收到和解協議時，向法院申請撤回上訴。（2)被上訴人吳梅自愿放棄應收貨款的利息。（3)雙方商定了具體還款計劃。審判實踐中，類似吳梅案的和解協議，通常都包括上述三方面內容：對實體民事權利義務作出變更或者新的約定；對履行給付義務作出具體約定；以實體民事權利義務變更為條件，對訴訟權利進行處分，雙方達成終止訴訟的意思表示；等等。因此，從協議內容分析，其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是當事人雙方簽訂的具有私法行為性質的和解契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訴訟行為。(二）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時的救濟問題有關涉訴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和解協議是否成立了新合同的問題，存在分歧：有學者認為，按照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可以通過合同產生、變更和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也可以在原債務基礎上設立一種新債權債務。涉訴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和解協議就是當事人在原合同基礎上的新約定，完全存在成立新合同的可能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執行規定》）第八十六條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可以自愿達成和解協議，變更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履行義務主體、標的物及其數額、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二審期間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同樣也可能涉及變更“法律文書確定的履行義務主體、標的物及其數額、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實踐中當事人雙方還有在協議中新設立了債務履行擔保等情況。基于以上觀點和法律、司法解釋的規定以及審判實踐中存在的實際情況，理論界和實務部門對和解協議履行中出現違約時可以救濟的途徑，主要提出了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根據和解協議的內容具體區分。如果雙方當事人簽訂的新協議成立了新的合同，構成新訴的，人民法院對新合同違約的訴訟應當受理；而如果法院經審査當事人就違反和解協議的約定起訴的案件，認為不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則的，則不予受理。第二種意見認為，可以通過《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賦予當事人選擇權。即，當事人可以在申請恢復原生效判決執行或者起訴這二者之中擇其一救濟自己的權利。當然，對當事人就和解協議違約起訴的，要設置審查程序，按照“一事不再理”原則審查是否受理此類案件。第三種意見認為，《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二款對執行和解協議作了如下規定，即“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對方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執行規定》第八十七條規定：“當事人之間達成的和解協議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畢的，人民法院作執行結案處理。”從該條規定可以看出，對于執行和解協議這類訴訟外和解協議，法律一方面是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承認部分履行或者全部履行的和解協議具有合同的效力；另一方面，一旦出現反悔、不履行執行和解協議的情形，現行法律提供的并非違約救濟手段，而是以賦予當事人請求執行原生效判決的權利作為救濟。鑒于《民事訴訟法》對二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效力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二審期間庭外和解，未經人民法院依法確認或制作調解書的，作為訴訟外和解協議，與執行和解協議相類似，不具有強制執行力；一方或者雙方撤回上訴時，應當知道撤訴的法律后果，即一旦法院裁定準許撤訴，一審判決即為生效判決，而一審生效判決具有強制執行力。為此，吳梅案的原審人民法院遵循《民事訴訟法》關于執行和解協議有關規定的精神，對吳梅申請執行一審生效判決的請求，參照執行和解協議的有關法律規定，給予了支持。最高人民法院通過本案例對這一裁判規則予以了肯定，即民事案件二審審理期間，雙方當事人達成的和解協議，一方出現不履行和解協議的情形時，遵循現行法律規定的精神，另一方當事人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其實，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條規定：“在執行中，雙方當事人自行和解達成協議的，執行員應當將協議內容記錄筆錄，由雙方當事人簽名或蓋章。申請執行人因受欺詐、脅迫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的，或者當事人不履行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該條的規定，完全可以作為此類案件執行的參考的法律依據。依據該條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申請執行人因受欺詐、脅迫與被執行人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恢復對原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二是當事人包括趙其林和債務人，均應按照約定的內容履行和解協議。(三）該指導案例參照適用時應當注意的問題在審判實踐中，參照適用該指導案例時應當注意下列問題：1.民事案件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因達成和解協議而申請撤回上訴，法官可以告知當事人將和解協議提交法院依法審查、確認，制作成調解書，以賦予其強制執行力，避免一旦出現違約，就無法按照當事人新的約定申請強制執行該協議。2.民事案件二審期間，當事人因達成和解協議而撤回上訴，如果和解協議已經履行完畢，當事人又向法院申請恢復執行一審生效判決的，法院不予支持。如果一方當事人已經部分履行和解協議的，在執行一審判決時應當扣除已經履行的部分。有一種觀點認為，雙方當事人既然在一審判決后自行達成和解協議，對一審判決做了變更約定，就表明當事人對一審判決不服，這種情況下，法院對一方提起的上訴進行審查，就不應當準予其撤訴。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民事訴訟法意見》）第一百九十條規定，在第二審程序中，當事人申請撤回上訴，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一審判決確有錯誤，或者雙方當事人串通損害國家和集體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及他人合法權益的，不應準許。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對二審法院審查后不應準許撤訴所明確規定的幾種具體情形。另外，二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對一審判決作出變更約定的情形，多數是雙方當事人出于盡早結束訴訟程序、盡快實現民事權利目的而相互協商、作出妥協讓步后簽訂的協議，并不表明當事人不服一審的判決。吳梅案就屬此種情況。依據《民事訴法意見》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當事人在二審中達成和解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對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進行審查并制作調解書送達當事人；因和解而申請撤訴，經審查符合撤訴條件的，人民法院應予準許。因此，實踐中二審法院不宜因雙方簽訂了和解協議，變更了一審判決而簡單地認定當事人不服一審判決，并據此不準許其撤訴。①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釋解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70頁。3.當事人在一審判決作出之后，因簽訂了和解協議而未在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在履行和解協議過程中，當事人反悔，申請執行一審判決的，參照《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有關執行和解的規定，法院應予支持。此種情況下，因一審判決已經生效，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執行原生效判決，另一方當事人如有異議則可以申請再審。法院對這種情況應先依法啟動執行程序，然后根據案件的具體處理情況，可以依法裁定中止執行、終結執行或者予以執行回轉。

第四篇：最高法院發布了十大拆遷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發布了十大拆遷典型案例

京華時報記者孫思婭

昨天，最高法院發布了十大拆遷典型案例，涉及房屋征收的補償價格確定、補償方式選擇、違法建筑強拆、“民告官”拆違不作為等多方面，這其中多數行政行為被依法撤銷或確認違法。據悉，這些典型案例的發布，對今后此類糾紛的審理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統一裁判尺度的同時保障了民生權益。

□補償問題

案例1 補償價低于市場價政府敗訴

山東省濟寧市泗水縣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決定》中指出，選擇貨幣補償的被拆遷人按照安置房的優惠價格補償。被拆遷人孔慶豐認為補償的價格不合理，提起行政訴訟。此案經濟寧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優惠價格顯然低于市場價格，對被征收房屋的補償價格也明顯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資購買價格。該征收補償方案的規定對被征收人顯失公平，違反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相關規定，因此判決撤銷泗水縣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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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房屋補償標準怎么定？

應參考就近新建商品房價

對此案例，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長王振宇解釋稱，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規定，“征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屋，應當對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給予公平補償。對被征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于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

王振宇指出，根據立法精神，對被征收房屋的補償，應參照就近區位新建商品房的價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條件、生活質量不降低為宜。《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條規定的對被征收人給予公平補償原則，應貫穿于房屋征收與補償全過程。法院一旦發現補償方案明顯低于法定的“市場價格”，即便對于影響面大、涉及人數眾多的征收決定，該確認違法的要堅決確認違法，該撤銷的要堅決撤銷。

案例2 政府侵害補償選擇權輸官司

在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的一個拆遷項目中，被拆遷人何剛在征收補償商談過程中，選擇了產權調換，但雙方就產權調換的地點、面積未能達成協議。政府最終采取了貨幣方式補償何剛。何剛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征收補償決定。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認為，何剛選擇的補償方式為產權調換，但被訴補償決定確定的是貨幣補償方式，侵害了何剛的補償選擇權。據此，法院作出撤銷被訴補償決定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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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方式是否可以選擇？

要房還是要錢業主說了算

王振宇告訴記者，在房屋補償決定訴訟中，旗幟鮮明地維護了被征收人的補償方式選擇權。本案爭議焦點為被訴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是否侵害了何剛的補償方式選擇權。

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被征收人可以選擇貨幣補償，也可以選擇產權調換”，而實踐中不少“官”民矛盾的產生，源于市、縣級政府在作出補償決定時，沒有給被征收人選擇補償方式的機會而徑直加以確定。本案的撤銷判決從根本上糾正了行政機關這一典型違法情形，為當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濟。

案例3 房主想獲商用房補償敗訴

霍佩英的房屋被認定為“住宅”，而其提交了相關的營業執照，想證明自己的房屋是“非住宅”，以獲得更高的補償。因政府將房屋認定為“住宅”，霍佩英提起行政訴訟。此案經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審理，霍佩英因營業執照是2008年到期，而拆遷發生在2013年，而且其房屋類型登記上也寫明“住宅”而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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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使用性質如何確定？

房主需拿證據證明“商用”

王振宇稱，雖然此案霍佩英敗訴，但是案情對于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屬于居住房屋、進而適用不同補償標準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實踐中，“房屋屬于什么性質和用途”這方面爭議很多。法院在實踐中通常依據房產登記證件所載明的用途認定房屋性質，但如果載明用途與被征收人的主張不一致，需要其提供營業執照和其他相關證據佐證，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補償標準。

此外，王振宇表示，目前很多地區的房屋登記并不規范，有些甚至沒有寫明房屋的類型，這就需要被拆遷人拿出證據來證明房屋是否實際用于經營。

□拆違問題

案例1 合法建筑與違建一起被拆

被拆遷人廖明耀的房屋一部分是合法建筑、一部分是違建，但是江西省贛州市龍南縣人民政府在強行拆除違建的過程中，還將廖明耀的部分合法建筑一并拆除。廖明耀為此起訴。經法院審理，由于政府只向法院提供了對廖明耀違建房屋進行行政處罰的相關證據，沒有提供強制拆除房屋行政行為的相關證據和依據，因而被法院認定為行政行為違法。據了解，此案后經法院多次協調，最終促使廖明耀與政府就違法行政行為造成的損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達成和解協議。廖明耀撤回起訴，行政糾紛得以實質性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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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行政機關敗訴原因？

政府未在期限內拿出證據

王振宇告訴記者，法律和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行政機關在訴訟中的舉證責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證據，視為被訴行政行為沒有證據，這是法院處理此類案件的法律底線。本案中，政府將廖明耀的合法房屋在拆除違法建筑過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訴訟過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內向法院提供據以證明其行為合法的證據，因此只能承擔敗訴后果。

案例2 拆違前不通知算違法

葉呈勝、葉呈長、葉呈發的違法建筑被廣東省韶關市仁化縣人民政府拆除后，提起行政訴訟。雖然他們的房屋屬于未經鄉鎮規劃批準和領取土地使用證的“兩違”建筑，但廣東省韶關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政府在強拆時，未發強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而且是在凌晨5時（休息時間）進行，屬于行政行為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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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拆何時都能進行嗎？

違建不得在夜間強拆

王振宇表示，即使強制拆除違法建筑，政府也要嚴格遵循《行政強制法》的程序性規定，拆除之前應當先通知相對人自行拆除，在當地張貼公告且不得在夜間拆除。本案政府未遵循這些程序要求，被法院判決確認違法。王振宇表示，《行政強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決有助于推動該法在行政審判中的正確適用。

□評估問題

案例

政府未說評估結果被判違法

安徽省馬鞍山市雨山區人民政府委托評估公司對拆遷房屋進行評估后，沒有將評估結果告知被拆遷人艾正云、沙德芳，就作出了補償決定。馬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雨山區房屋征收部門未將評估報告內容及時送達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兩人對房產評估價格申請復核評估和申請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鑒定的權利喪失，屬于違反法定程序。據此判決撤銷《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書》。

>>解讀

程序違法導致怎樣的后果？

房主復估等權利無法行使

王振宇指出，此案其實是一種程序違法，但這種程序上的違法，對百姓的利益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他解釋稱，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被征收房屋的價值，由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按照房屋征收評估辦法評估確定。對評估確定的被征收房屋價值有異議的，可以向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申請復核評估。對復核結果有異議的，可以向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

王振宇表示，此案通過嚴格的程序審查，在評估報告是否送達這一細節上，彰顯了司法對被征收人獲得公平補償權的全方位保護。房屋價值評估報告是行政機關作出補償決定最重要的依據之一，如果評估報告未及時送達，會導致被征收人申請復估和申請鑒定的法定權利無法行使，進而使得補償決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礎。

□數據

拆遷補償類案件比例高

記者發現，十大典型案例中，半數以上涉及征收補償問題，“民告官”在拆違建方面的行政不作為也被列入其中。對此，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長王振宇表示，近10年來，涉及拆遷的行政案件一直排在行政訴訟的前三位，而其中涉及征收補償類的案件數量最大。2011年至2012年在六七千件，而2013年增長比較大，達到了8600件。王振宇表示，《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出臺后，程序上更加嚴格，未來案件還會保持在一個高發態勢。

王振宇表示，征收補償協議不履行應怎樣定義，是民事合同還是行政合同、對一些審理中發現違法的案件是否能夠直接判決（并非撤銷或責令重新作出）、能不能直接判決補償多少錢等問題，“我們爭取明年將這些列入司法解釋計劃”。

第五篇：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六起贍養糾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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