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監獄個別教育經驗交流

撥開重霧

終見晴空

監獄是個特殊的場所，這里關押著一批性格粗暴、惡習深重的罪犯，監獄民警承擔著教育改造罪犯的神圣使命。實踐證明，個別教育是教育改造罪犯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手段，是針對罪犯個體差異所開展的教育工作。只有摸準、吃透罪犯產生抗拒改造心理的成因，才能有的放矢，各個擊破。特別要對罪犯的思想、改造情況確實掌握，發現苗頭及時處理，及時制定教育方式，才能使之達到轉化罪犯的效果，將罪犯違規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個別教育工作也沒有固定的模式，沒有包治百病的良藥，只有從實際出發，隨著罪犯的思想變化，因人治宜，對癥下藥，選準教育的切入點，制定了“巧”取“智”勝的教育策略，方能達到教育轉化的改造目的。只要我們堅持與時俱進，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善于總結，個別教育工作就一定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好的成效。本人也將在取得教育成果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完善教育手段，通過學習、掌握罪犯心理學等方式，做好今后的個別教育工作。

一、把握時機，做好傾聽

要想教育轉化罪犯，必須要走進罪犯的內心世界，只有走進罪犯的內心世界，你才能做到真正了解罪犯，從而才能制定切實有效的轉化方案。

罪犯王某，因為要賭博籌集賭資而去詐騙，因犯詐騙罪入監改造的，該犯屬累犯，第一次犯罪也是因為籌集賭資詐騙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從王犯的經歷來看，王犯屬劣性不改，王犯到中隊后，始終為自己建立一個保護自己的屏障，民警找其了解情況，王犯通常有問一句答一句，惜字如金，對自己的情況遮遮掩掩，避重就輕。相對封閉自己，經常憑自己的心情做事，與同改相處雖然表面上平淡，但是從眼神中總會迸出仇視的眼光，在思想上常有流露出對一些自己不滿同改的報復思想，在生產上看去也似乎服從分配，安排其做什么，她也就做什么，但是做事都是慢悠悠的，不緊不慢，能偷懶就偷懶，在思想上從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犯罪的真正根源，還依舊認為是自己的賭命不好，這是命中注定的劫數，加上王犯自己的心里完全明白，家人對自己賭性不改也已經喪失了信心，對自己不管不問了，故對自己的改造沒有任何信心，認為反正沒有刑可減了，能少干一點就少干一點，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吧，抱定了把牢底坐穿的思想。

因王犯對民警極不信任，對自己以往的經歷不愿多談，在對王犯的教育過程中因不了解其經歷及犯罪原因與過程，對其教育難以做到對癥下藥。這種情況下，必須要找到突破口，才有可能做到真正掌握罪犯的思想動態。一天下午，該犯情緒極不穩定，在參加生產勞動時，心不在焉的，生產時效率低，并且質量差，注意力不集中，看到該犯該情況后，我就把該犯叫至生產線小工區的一個角落，向該犯了解情況，剛開始，王犯堅持稱，沒什么事，自己與平常也沒有什么變化，在生產方面與平常比也差不多。我見該犯不愿談，就對王犯說：“你不想說，沒關系，但你今天下午情緒不好，就不要參加生產了，坐在這里休息一下吧，不然的話，有可能機器操作不當會不小心傷了自己。”聽了這些話，王犯再也沒有控制住情緒，眼淚就不停的流，并向我講起了自己的經歷，為什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以及家人對她的失望，到最終放棄了她，并稱往年的今日自己親手把二兒子送人，所以每年的今天自己的心情特別不好。在這過程中，我沒有因為過了下班時間，打斷該犯，而是繼續耐心地聽王犯傾述，使王犯在傾述的過程中，盡情地釋放情緒，也使我們從其的傾述中進一步地了解了該犯。

在教育改造罪犯的實際工作當中，縱使你有足夠的耐心傾聽罪犯的傾述，但是如果你不能與之建立信任感，你仍然無法真正了解她。只有在罪犯信任你的基礎上，加上你的耐心傾聽，你才能走進她的內心世界。

二、以誠相待，建立信任

罪犯與民警好比兩條平行線，若之間沒有架起橋梁，也始終就沒有交集。民警要改造好罪犯，必須與罪犯搭起一座良好的溝通橋梁，否則只能隔界相望。由此可見，溝通是多么的重要，而溝通又必須建立在信任之上，要想罪犯愿意與你溝通、交流，必須要讓罪犯信任你。

罪犯江某，因販賣毒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6年，該犯屬累犯，在入監被期，就曾兩次吞針自殺，從其心理表現上看，該犯情緒易不穩定，易焦燥，好斗，對外界的暗示有較強的趨同性，易受人指使，缺乏自主性和自控能力。該犯對民警的教育存在一定的戒心和抵觸情緒，平時言行散漫，常有一些過激行為，未能將民警的引導體現在日常改造中，導致教育效果不佳。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個別教育過程必須調整方式，注重運用情感的力量，消除對方的種種心理障礙，打開罪犯緊閉的心窗，使他能夠自愿地接受教育。比如說，我們中隊開展“特殊會見”活動的時候，在江犯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就作為一名“姐姐”的身份接見江犯，這是她始料不及的，坐在接見室中拿著電話，她一直在問“我真的可以叫你姐姐嗎？”。這說明江犯在內心已經開始接納了我，這種情況下，我堅定地告訴她：“現在我就是你的姐姐。”并且讓她叫“姐姐”，還告訴她：“以后，不管在什么時候，只要你想家人了，寫信告訴姐姐，姐姐就會來見你”。之后，該犯哭了，說：“姐姐，我會好好做人的。”

罪犯信任我們，她就會將她的想法告訴我們，也是我們的管理事半功倍，從而也保證了監管安全。

三、點燃罪犯心中希望的火種

短刑犯作為我監罪犯構成的一個重要群體，她們的改造穩定與否，直接關系著監獄的 穩定和發展。于罪犯來講，獲得減刑早日走出監獄，回歸社會與家人團聚，是他們改造的主要動力和精神支柱。對于短刑犯來說，由于刑期較短，這部分罪犯一般只能獲得一次減刑機會，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能有兩次減刑機會，有的則根本無機會。這就必然導致這部 分罪犯在思想上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產生悲觀失望和對抗情緒，導致改造積極性下降，混刑度日的思想必然產生，從而放縱自己的行為，導致少數罪犯“小錯天天有，違紀三六九”。沒有教育改造好短刑犯，容易導致突發事件的發生。因此改造好短刑犯對于監獄工作來說具有戰略性的意義。

罪犯李蘭蘭，因非法行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該犯因刑期短，認為減刑無 望，在改造的過程中，本著無所謂的態度，改造態度上不積極主動，但也不去觸犯監規紀律，典型的混刑度日的思想、無為的心理。針對李犯的這種改造情況，本著了解李犯的基本情況、努力尋求突破口的目的，找李犯談話，在談話的過程中，不提及該犯在改造過程中表現情況，避免李犯產生對我產生戒備心理，以免達不到此次談話的效果。與李犯談話純粹采取嘮嗑的方式，談李犯進監前的工作情況、談李犯的家庭狀況，李犯談到全家人都在廈門生活，自己在廈門開了一家私人小診所。聽到李犯談到這些情況，我趁機為她樹起了大拇指，表示很欽佩她，剛出校門步入社會，就能夠在異地立足，而且還獨自開了診所。李犯聽到這些反倒不好意思了，表示她對這次犯罪有深刻的認識。一下子我與李犯就拉近了距離，李犯試探性的問我：刑期這么短，我是否真的像其它警官說的那樣有80%的機會爭取減刑。我很肯定的告訴李犯：兩年半的刑期，爭取減刑是措措有余的，但要看你是如何把握機會，如果你不努力的話，不要說是80%的機會，1%的機會都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把握住了，那機會將是100%的。這次談話在李犯若有所思的狀態下結束了，明顯的李犯的內心有振動，她看到了自己的改造的希望了，那么對李犯的教育就有了一絲希望，當然，在罪犯心中有了希望的火種的時候，我們要繼續耐心教育，鞏固其改造決心。

四、利其所長，發揚閃光點

罪犯若改造消極，改造前途失去方向，就容易破罐破摔，給我們的監管安全帶來極大的隱患。要改變罪犯這種消極的改造態度，就要讓罪犯看到自身的價值，從而建立起罪犯的改造信心。例如前面提到的有二次吞針自殺史的罪犯江某，在與之建立溝通橋梁后，必須要讓她建立改造信心，才是長久之計，這就需要我們要懂得用人之所長，并善于捕捉罪犯的閃光點。在工作當中，我發現該犯在生產上有不認輸的勁頭，而且愛表現，希望得到她人的肯定，知道了罪犯的“軟肋”，我們就能以其茅攻其盾了，我常常公開表揚她生產上很認真、很努力，鼓勵其她罪犯向她學習這種認真勁，還常常安排她幫助同改學習生產技術。雖然她常常扭扭捏捏地說：“干么這樣安排嘛，我又不會。”但她內心是很高興的，在幫助同改的過程中很認真、負責。有時還會對組上一些不上進的同改生氣，批評指責她們，這說明她把中隊的事當做自己的事，真正融入到這個特殊環境當中，自愿接受改造，并且從要我改造到我要改造轉變。

五、群策群力，團結協作

在傳統概念中，個別教育大都是單對一的模式，即民警對教育對象一對一開展工作。這種模式有簡便易行的優點，但民警個人的智慧、能力、素質等局限，往往成了個別教育發揮應有功效的制約瓶頸。這就需要我們在對罪犯進行教育轉化實踐中，去突破傳統，積極探討，摸索一條凝心聚力、團隊協作、因人施教、對癥下藥的個別教育模式。

罪犯唐某因犯提供偽造、變造出入境證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唐犯入監時功能性雙下肢無力和脊椎無力，曾在建新醫院進行長達526天的治療，但仍無明顯治療成效。唐犯一直不服二審判決，認為自己才是被害者，真正的罪犯正在逍遙法外，并且精神壓力重，悲觀、消極，對生活無信心。掌握相關信息后，我們對唐犯進行集體會診，分析并制定專別的教育轉化方案，中隊全體民警進行分工，有組織分析研究教育轉化工作進展情況并制定、改進轉化方案的；有為其負責聯系專家醫生，尋求有效的治療方法，減輕其生理上的痛苦，幫助其從心理上堅強起來，樹立信心的；有負責認罪服判教育，多種渠道查找有關康復鍛煉的方法，并組織制定詳細的康復計劃的；還有其他民警協助監督指導康復鍛煉的。

當唐犯不認罪、不悔罪、不贖罪，甚至胡攪蠻纏的時候，我們負責認罪服判教育的攻堅小組用《三十六計》之欲擒故縱法，攻其心毀其勢，累其氣力，消其斗志，散而后擒，最后迫其說出“我認罪！”三個字。

當唐犯欲以雙下肢無法行走作為保外就醫的條件，達到逃避入監服刑接受改造的目的時候，我們研判癥結，對癥下藥，而且下猛藥，一面對罪犯直指要害，一面對犯屬苦口婆心，耐心教育，使罪犯前無應兵，后無援路，重拳出擊下，終解其癥結。

當唐犯心存僥幸，企圖裝癱逃避刑罰而導致雙腿萎縮無法行走時，我們多種渠道查找有關康復鍛煉的方法，并組織制定詳細的康復計劃，我們的民警始終本著以人為本的精神，在氣溫高達38度的炎熱的夏季中午，在沒有空調的環境中，放棄午休時間堅持陪其鍛煉，使得該犯雙下肢的功能逐漸得到恢復，做到生活自理。她的親人激動地說：“是你們給了她下半輩子的希望……。”

總之，對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它是一項嚴肅的執法行為，也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藝術。個別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在罪犯的共性中注意到了個性，通過個別教育可以做到了解情況深入，分析把握問題準確，解決問題及時正確。個別教育要取得成效，必須要有針對性，要掌握所存在的問題，制定相應的解決方案。掌握存在的問題是基礎工作，而制定相應的解決方案是解決存在問題的關鍵，只有做到這兩點，才能打一場主動杖，才能提高個別教育的效果。

第二篇：罪犯個別教育經驗交流材料（共）

在依法對罪犯執行刑罰的過程中，本人結合創建和諧監獄，認真貫徹執行“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獄工作方針，十分重視對罪犯的教育改造，針對改造對象的不同特點，緊緊依靠法律政策的威力，加大個別教育工作力度。通過自己的努力，轉化了罪犯的思想，矯正了惡習，調動起了罪犯勞動改造的積極性，嚴格遵守了各項監規紀律，凈化了罪犯心靈，維護了監管穩定，提高了改造質量，為每個罪犯刑滿釋放后，做一個合格的社會公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提高思想認識，加大個別教育力度

多年來，我始終把對罪犯的個別教育工作，作為新時期提高監獄警察素質的基礎工作，認真研究個別教育工作，針對罪犯的維權意識不斷加強的現狀，我在個別教育工作中，充分運用科學知識，進行個案分析，在對罪犯進行心理測試、心理咨詢和行為矯治的基礎上，深入了解和分析罪犯的心理、思想特征、犯罪原因等，有針對性的進行政策攻心和行為感化，促使罪犯的思想轉化，向個別教育工作要監獄穩定，向個別教育工作要罪犯改造質量的提升。

二、加強思想教育，提高個別教育的針對性

為了增強個別教育的針對性，我在找罪犯談話前，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做到了有計劃、有目的、有對策。我經常深入罪犯勞動改造第一線，及時了解掌握罪犯情況，隨時注意觀察罪犯在學習、勞動、生活中的表現，耐心聽取罪犯反映的問題，從談話中了解罪犯的思想，發現罪犯當前所需、所想和存在的問題，并做好詳細的記錄，根據當場的情況做出及時表揚、批評和處理。在對罪犯進行個別談話教育時，我經常說一些贊美和鼓勵的言語，對表現好的罪犯給于了充分的肯定，對罪犯起到了鼓舞和激勵的作用，激發了罪犯的潛能和積極性。我還經常利用點滴時間找罪犯談話，談話的內容打破了以往的說教方式，采取拉家長、講人生、談哲理等方法，使罪犯從心理上消除了對干警的恐懼感，讓罪犯感到了溫馨。在做耐心、艱苦、細致的個別教育工作中，讓罪犯誘其自責、導以感化、促其恢復良知、使其清醒悔罪、明白悔改、棄暗投明、改惡從善、從新做人。我還根據不同犯罪類型以及罪犯不同的表現等個體差異，堅持因人施教的方針，采取了“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教育方法。如在對貪污犯罪罪犯的個別教育中，針對罪犯具有一定的文化政策水平、較高的智能，循循善誘地幫助罪犯明確自己所欠下的“政治賬”，進而認清自己喪失自由的“生命賬”，并從罪犯退贓及被剝奪財產的事實中，讓罪犯知道得不償失的“經濟賬”，還幫助罪犯清楚地看到了由于自己的貪污行為，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和對國家經濟秩序、法律制度帶來的破壞的“良心帳”，啟發罪犯深刻認識到了因為自己的貪污犯罪，同樣也給家庭和親人造成的傷害的“道德賬”，使罪犯心悅誠服。我以溫和的態度、暖心的話語，對每個罪犯存在的問題都坦誠布公地指了出來，并進行了勸導，推心置腹地講明了利害關系，勸其改過自新。

三、創新工作方式，重點抓好頑固危險犯的教育轉化工作 由于罪犯現關押密集、封閉性強，犯罪手段轉換為暴力襲警、自傷自殘、劫持等形式。這些頑危犯因其固有的危險性、頑固性，給監獄的安全與穩定工作，帶來巨大的隱患和威脅。因此，教育轉化頑危犯是個別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來，我認真做好頑固危險犯的排查和教育轉化工作，將頑固危險犯的教育轉化工作全部納入工作重點。每年初，我根據罪犯在改造中的現實表現和頑固犯、危險犯的認定標準，排查出罪犯中的頑固犯、危險犯，依據頑固犯危險犯的改造表現進行個別教育。幾年來，我共排查頑固犯、危險犯人，教育轉化人，轉化率為%。通過對頑危犯的教育轉化工作，確保了監獄的安全穩定。

四、深化教育轉化工作，開展罪犯心理矯治

教育轉化工作是轉變罪犯犯罪思想，化消極為積極的重要舉措。我在認真堅持行之有效的個別教育制度和措施的基礎上，采用必談與約談的方式，深化個別教育工作，通過讓罪犯挑選并預約自己信得過的警察匯報思想，變被動接受教育為主動接受教育。我還參加了心理咨詢師培訓，積極開展罪犯心理矯治工作充分發揮心理晴雨表作用，進行罪犯心理疏導，緩解了罪犯的心理壓力，促進了罪犯心理健康。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將在監獄黨委的領導下，以創建和諧監獄為目標，以提高改造質量為中心，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努力探索個別教育的新思路、新方法，為全面提高罪犯改造質量，打造平安監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三篇：個別教育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社會環境的要求越來越趨向于和諧、穩定、健康。監獄對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實現了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保障。隨著社會的進步，監獄工作不斷發展，罪犯的教育改造越來越趨向于社會化，大眾化，越來越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對監獄服刑罪犯的教育改造中來。筆者結合工作實際，從社會幫教對促進罪犯教育改造工作的意義和作用來闡述社 會幫教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在分析歷史原因的基礎上，對當前監獄在社會幫教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行分析，提出幾點建議，希望有助于推進社會幫教工作在今后教育改造上有進一步發展。關鍵詞：社會幫教 罪犯 教育改造 社會幫教對促進罪犯教育 改造工作初探 監獄作為國家的刑罰執行機關，承擔著懲罰與改造罪犯的任務，是與犯罪現象作斗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將罪犯改造 成為守法公民，不僅需要監獄民警對其進行思想、文化、職業技術教育，而且還要組織社會力量進行幫助教育。

一、社會幫教對教育改造罪犯的意義和作用。我國《監獄法》第61條規定，教育改造罪犯要實行“獄內教育與社會教育相結合的辦法”。罪犯是犯了罪而被依法懲罰的人，是社會特殊的群體，對罪犯的教育改造，使之成為守法公民，是我國監獄工作的總體目標。因此，如何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質量，促進罪犯教育改造成果，成為現代監獄民警的重點課題。而社會幫教工作，作為教育改造罪犯的一個重要手段，顯得尤為重要。它是社會力量參與教育改造罪犯的主要載體。社會幫教，是指監獄人民警察利用監獄以外的社會力量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的輔助教育活動。它是通過社會教育資源的整合，來實現教育改造的個別化、社會化和科學化；是監管改造機關普遍采用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基本教育手段之一。它的作用在于能夠使罪犯體悟到國家和社會、家庭的溫暖，增強罪犯改造信心，鼓勵罪犯在希望中改造；能夠使罪犯感受到犯罪行為對受害者的傷害，正確認識量刑，促進罪犯責己思過，認罪服法；能夠使罪犯及時感受到時代信息，開闊罪犯的眼界，調節罪犯獄內單一生活節奏，豐富罪犯的精神生活，促進罪犯的再社會化進程；同時，它還有利于爭取社會對監獄工作的支持，促進監獄工作的整體進步，樹立社會主義新型監獄良好形象。我國動員社會力量對監獄服刑罪犯進行幫教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這項活動已進行了近二十年。由于這項活動對增強罪犯生活信心、鼓勵罪犯接受改造、提高罪犯改造質量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社會力量對監獄服刑罪犯的幫教已成為中國改造罪犯工作的特色之一。這里先舉一個發生在身邊的例 子：某監罪犯邱某（福建省永安市人，23歲，小學文化，犯故意殺人、搶劫罪被判處無期徒刑，2000年4月25日入監），入監以來，由于惡習較深，對自己要求散漫，監規紀律意識淡薄，服刑期間經常頂撞民警、打架斗毆，違規不斷，民警對其多次談話教育，均無效果，被監獄列為頑危重點控制人員。后在查閱該犯檔案過程中發現，其家中還有父母、兄弟姐妹等親人，但從未來探望聯系過，經過多方努力，與其家屬聯系、溝通，協商幫教工作。經過近半年的幫教，該犯在思想、行為上有明顯的改觀，改造表現也有較大進步，并獲得了減刑1年的獎勵。該案例雖然是社會幫教在罪犯教育改造中的一個小小例子，但它反映出，幫教工作尤其是親情幫教在促進監管安全穩定，教育改造罪犯中不可忽視的作用，它可以喚回一個人的靈魂，找回失去的信心，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可以說，撇開社會幫教的教育改造工作是不健全的，是孤立的，只有把監獄民警的日常管理教育和社會力量對服刑罪犯的幫教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是全面的、行之有效的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手段。

二、我國社會幫教工作的特點和種類。

（一）我國動員社會力量對監獄服刑罪犯幫教活動的主要特點是：

（1）參加幫教的人員廣泛，有黨政機關的領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法機關人員；工會、青年團、婦聯的代表；各行業的英雄模范；社會知名人士；社會上的老干部、老教師等；

（2）幫教的方式主要是社會幫教人員來到監獄看望罪犯，給罪犯作報 告、講話等；（3）幫教的重點主要是法制、道德、理想、前途教 育等。

（二）我國社會幫教的種類主要是“兩個延伸”，即向外延伸和向后延伸。所謂向外延伸，是指發動罪犯親屬、罪犯原所在單位和全社會都來關心和支持監獄的改造罪犯工作，比如邀請社會知名人士來監獄做規勸、感化工

作，組織表現出色的出獄人來監獄現身說法做報告，動員罪犯親屬來監獄做規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形式，是監獄與罪犯親屬、原工作單位或原戶口所在地的政府簽訂相互配合、共同教育改造罪犯的幫教安置協議。協議書明確規定雙方在改造罪犯和社會幫教方面的職責及具體內容。監獄方面負責做到：對罪犯實施依法、嚴格、科學、文明管理；積極進行思想、文化和技術教育，組織他們參加文藝、體育等有益活動，為他們回歸社會后安置就業創造條件；積極做好探監親屬的工作，對重點對象進行家訪，經常向他們介紹罪犯的改造情況，充分發揮親屬的特殊作用，等等。地方負責做到：經常動員組織社會各界到監獄對罪犯進行宣傳教育，促進罪犯的思想改造；積極配合監獄做好罪犯親屬工作，幫助解決罪犯家庭遇到的具體困難，依照法律和政策妥善解決出獄人的入戶、就業、就學問題，等等。向外延伸包括親情幫教和社會團體、個人幫教兩個方面。所謂向后延伸，是監獄在罪犯出獄時，要如實向地方政府介紹其改造表現，并協助地方政府做好出獄人的安置幫教工作。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積極為刑釋人員做好接收、教育、就業指導等幫教工作。如組織刑釋罪犯在網上向當地勞動部門咨詢，為他們與用人單位見面提供條件，并邀請社會用人單位到監獄招聘即將刑釋罪犯，提高刑釋人員就業的競爭力等。

三、當前監獄社會幫教工作存在的問題。經過二十幾年來的實踐證明，動員社會力量對監獄服刑罪犯進行幫教這一做法是正確的、行之有效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由于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當前監獄社會幫教工作還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

（一）社會和監獄在社會幫教工作上的思想認識不高、重視不夠。長期以來，監獄社會幫教工作受諸多傳統因素制約，一直未能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發揮應有作用，使這一有效教育形式始終難以在高墻內找到應有位置。當前監獄對罪犯的教育改造，主要靠監獄民警的日常管理教育，而對社會幫教在促進罪犯教育改造工作上的重要作用認識不高，導致對社會幫教工作不夠重視。另一方面，由于長期以來的歷史原因，監獄機關處在一個封閉的社會環境中，社會對監獄缺乏了解，對罪犯的教育改造缺乏認識，人們的意識形態中始終保留著教育改造罪犯是監獄機關的責任，與社會沒有關系的思想，特別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由于認識上的偏差，社會公眾在觀念上把監獄服刑罪犯看做是社會上的“渣滓”。只能嚴懲，不能施以幫助教育，否則就是“立場”不堅定。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隨著科學地認識犯罪原因，社會公眾心理也發生了變化，即對監獄服刑罪犯由完全排斥到逐漸寬容，認為他們既是實施了危害社會行為的害人者，又是需要社會力量予以幫助教育的一個特殊群體。但總體上對罪犯的幫教工作還缺乏認識，主動性不強。這是影響和制約社會對監獄服刑罪犯進行幫教的主要因素。

（二）社會幫教面窄，幫教形式單一。在社會幫教過程中，由于社會參與幫教人員少，需要接受幫教罪犯較多，無法滿足每一位需要幫教的罪犯，造成實際受幫教罪犯過少，只能從罪犯當中選出一小部分接受幫教。并且，參與社會幫教人員多是政府機關、社會團體，對服刑人員進行形勢、政策、法律、道德等方面內容教育，而對于一些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等專業幫教人員較少，總體幫教面窄。在幫教形式上，在具體的幫教活動中，主要做法是請罪犯親屬來監看望、安慰、鼓舞罪犯，以促進罪犯能夠安心改造；請社會團體到監對罪犯進行道德、理想、前途教育，增強改造信心等方式，缺少幫教“互動”，形式比較單一。

（三）社會幫教活動次數少，流于形式。由于思想上的不重視，以及隨著監獄工作的發展，監獄越來越注重生產效益，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產上，對罪犯的教育改造有所弱化，社會幫教作為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之一，也顯然被忽視。主要表現在各種幫教活動次數太少，一般每年三到四次，且過多流于形式，沒有取得較好實效，有的甚至耗費很大的人力物力而沒有起到應有的社會教育效果。以某監為列，每年監獄都會邀請社會相關人員進監幫教，并分發慰問品，主要幫教人員有周邊縣、市政府機關、司法工作人員、律師等，為罪犯做形式、政策、道德教育，提供法律援助，提供就業指導等，但次數不多，且受幫教對象有限，一些地區邊遠特別是外省籍服刑人員，長期缺少社會幫教.

第四篇：個別教育材料

0 推薦個別教育工作應實現十個轉變

八監區

巫輝敏

個別教育是我國監獄教育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之一，被視為中國監獄教育改造罪犯工作的成功經驗和優良傳統。近年來，個別教育工作卻面臨著機制僵化、功能弱化，內容空泛化、手段單一化、地位邊緣化的趨勢。在監獄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監獄職能日益純化、執法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的大背景下，吸收和借鑒先進的理念和技術，更新觀念、拓展內容、完善機制、不斷深化個別教育工作是監獄工作實踐的迫切需要。聯系對照行刑個別化理論，筆者認為個別教育工作應在以下十個方面實現轉化。

一、由重視經驗總結轉變為重視理論指導

眾所周知，個別教育工作來源于改造罪犯的實踐，是幾代監獄干警從教育改造罪犯的成功經驗中摸索總結出來的，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經驗性”是其標志，也是其“先天不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個別教育工作深化發展的“瓶頸”正是由于缺乏理論指導。一是沒有系統性。開展個別教育主要依靠經驗，沒有系統的預案，策略的運用和時機的把握完全憑民警的“即興發揮”，缺乏計劃性，“跟著感覺走”，過程的可控性差，難以實現規范管理；二是沒有普遍性。有些經驗做法只是針對特定的對象、由特定的干警來實施才會有理想效果；三是沒有理論性。缺乏說服力，往往告訴我們怎么做，卻講不清楚為什么要這樣做，難以令人信服；四是沒有成長性。始終是從實踐到實踐，從經驗到經驗，沒有上升為理論，幾十年一直在低水平重復，難以突破和發展。為了彌補不足，我們曾經努力地用相關學科的理論來解釋和說明個別教育中的經驗（例如“一把鑰匙開一把鎖”就符合教育學上“因材施教”的原則等），即使如此，這種“事后聯系”，與事前的理論指導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深化和發展個別教育工作的當務之急就是要克服其先天不足，加強理論指導，我們不僅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確立個性差異性理論的基礎地位，而且要廣泛引進現代管理學、犯罪學、心理學、教育學、計算機信息技術等，作為理論指導和技術支持，同時，大膽實踐，進行理論創新，形成既包含現代文明發展成果又具有中國特色的罪犯個案矯正模式，切實提高罪犯改造質量。

二、由重視監管安全轉變為重視改造質量

長期以來，監管安全一直被看作是監獄工作的“重中之重”，“監管安全大于天”，“維護監管安全是監獄工作最大的政治”，個別教育之所以受到廣泛重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個別教育工作在教育轉化重危分子、維護監管安全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在實際工作中，個別教育工作主要是針對重點危險罪犯展開的。各地監獄普遍實行的民警個別教育工作中的“三包責任制”（包管、包教、包轉化），其對象是從罪犯中排查出來的各類重點危險分子（簡稱重危分子），在個別教育工作中實行的“集中攻關”，其對象也是“重危分子”，個別教育工作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就是為了教育轉化各類重危分子，維護監管安全。在特定情況下，這種做法無可厚非，畢竟，維護監管安全是監獄干警的基本職責，教育轉化各類危險罪犯也是“改造人”的宗旨的體現，但其局限性同樣不能忽視：一是監獄的職能不僅僅是維護監管安全，更要提高改造質量，而且要以提高教育改造質量為中心，如果只是為了極個別“重危分子”才開展個別教育工作，那么，一旦沒有了“重危分子”個別教育就可以束之高閣了嗎？二是教育改造工作（包括個別教育工作）的對象應說是罪犯整體而不是特定少數，提高教育改造質量也是提高罪犯整體的改造質量，如果我們只是滿足于做好個別罪犯的教育轉化工作，而很少顧及其他罪犯，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改造質量的提高。此外，隨著監獄布局調整工作的深化和監獄體制改革的全面推進，各級加大了對監管設施建設的投入，物防和技防水平不斷提高，監管安全的長效機制日趨完善，確保監管安全的基礎日益穩固。我國監獄將實現從“安全模式”向“質量模式”的轉變，個別教育工作更要從重視安全穩定轉變為重視教育改造質量，發揮“治本”功能，從根本上確保監獄的長治久安。

三、由重視創新形式轉變為重視拓展內容

個別教育作為一種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實際上在新中國監獄工作建立之初就已經廣泛存在，但是作為一項教育改造制度，確切地講，應該確立于20世紀80年代，個別教育的形式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地有所創新。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實行的民警“責任承包制”，至今仍在實踐中被廣泛應用。為了維持個別教育工作的活力，各地監獄紛紛進行了創新和嘗試，如湖北沙洋監獄實行“約談制”；上海市未管所建立個別教育工作招標承包制；浙江喬司監獄首創“一警一箱”制度；山東濰坊監獄成立“女警教育中心”，用“女警+網絡”的形式對罪犯開展個別教育和咨詢服務；安徽省巢湖監獄實行個別教育罪犯“點警制”等等。這些創新和探索，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注重形式，在內容和方法沒有實現真正的突破。筆者認為，深化個別教育工作，不僅要有形式上的創新，更要注重內容的拓展。個別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針對罪犯的“個性”進行有的放矢的說服和疏導，關鍵是針對罪犯的個性化的犯罪原因采取不同的矯正措施。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人們的思想理念、價值取向及行為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犯罪結構、犯罪原因、犯罪思想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綜觀我國當前的犯罪類型，既有政治上對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也有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等的刑事犯罪，還有因貪污、賄賂而致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犯罪，更有利用高科技、高知識手段的智能型犯罪，導致這些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相當一部分罪犯犯罪的直接原因是他們在心理上出現了障礙，如認知障礙、情緒障礙、性格障礙等，對于這部分罪犯，運用傳統的“說教”的方法，非但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甚至會事與愿違。如果通過心理咨詢就會有效。因此，我們認為深化個別教育，不僅要創新形式，更要豐富手段、拓展內容；不僅要關心罪犯的思想問題，而且要關注罪犯的心理問題；不僅要立足于解決罪犯在服刑期間所遇到各種問題和困惑，更要關注罪犯如何認識社會、認識人生、認識未來。

四、由重視強制性轉變為重視和諧性

長期以來，我們一貫強調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首先要體現強制性，民警在對罪犯個別教育時也是居高臨下，“我說你做”，事實證明，這種強制性容易使罪犯產生抵觸情緒，當然也就不會產生理想的效果。深化個別教育重點之一，就是要正確處理好民警與罪犯的關系。如果僅從個別教育的實施過程來看，筆者認為民警與罪犯的關系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關系，可以稱之為特殊的“師生關系”，按照教育學的原理，兩者要達到心理相融，也就是我們常講的“通情然后達理”。陳士涵先生認為“兩者之間應當建立健康和諧的人際關系。所謂健康的人際關系，是指作為個體的監管人員與罪犯之間不存在私人的親密關系，更不存在私下的權錢交易或其他的彼此利用關系；所謂和諧的人際關系，則是指監管人員與罪犯之間的關系是友好的、能夠合作的，如果一旦發生沖突和矛盾，則能夠較快地消除敵意和對立”。“如果你不與罪犯和諧相處，你就不可能了解他們，更不可能改造他們”。個別教育工作要取得預期效果，過分在意強制性是行不通的，建立民警與罪犯之間健康和諧的人際關系，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而且民警占據著主導地位。

五、由重視個體行為轉變為重視整體功能

眾所周知，個別教育主要是采取相對固定的方式，由特定民警對特定罪犯進行“一對一”的教育、交流和溝通，整個施教過程基本上也是一名民警負責完成，對于某一名罪犯的教育轉化工作，基本上由承包民警獨立完成，這種運行模式的不足之處在于：第一，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完全由承包民警的能力和素質來決定，若承包民警的素質高、能力強、有責任心，就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反之，效果就會不理想，甚至會強化罪犯的抗改意識，增加改造的難度；第二，容易造成罪犯對于承包民警的依賴性，罪犯的改造表現往往隨著承包民警工作崗位的變更而產生波動，不利于罪犯長期改造；第三，容易形成民警在個別教育上“各自為戰”的局面，妨礙了監管改造資源的綜合利用，制約了整體功能的發揮。避免出現上述不利局面的途徑：一是調整個別教育的運行模式，變封閉式為開放式，優化組合，成立矯正小組（攻關小組）實行一人負責，多人參與，明確分工，各司其職。罪犯一旦出現思想問題，由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民警進行說服教育；發現罪犯有心理問題，則由負責心理咨詢的民警負責提供幫助等等，這樣可以發揮整體優勢，使罪犯在現有條件下得到最好的教育；二是整合現有的監管資源，不僅僅局限于教育改造工作，從分管分押、勞動生產、考核獎懲等各個方面，制定協調統一的有針對性的教育改造計劃，實現罪犯教育改造功能的最大化；三是積極引進社會資源，建立社區矯正制度、志愿者服務制度、受害人諒解制度等等，最大限度轉化罪犯的思想，將其改造為守法公民。

六、由重視直覺感知罪犯轉變為科學認識罪犯

如何認識罪犯決定著如何改造罪犯。新中國成立后至20世紀60年代，罪犯的構成主要是歷史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我們對罪犯的整體認識是一個政治術語——“敵人”。對于“敵人”的改造，主要是世界觀的改造，教育形式主要是集體教育，如形勢報告、政策教育、組織參觀等。到70年代至80年代，罪犯的構成主要是刑事犯罪分子，我們對他們的整體認識是一個道德術語——“壞人”。監獄的教育形式主要是課堂化的分類教育，通過辦特殊學校，實行掃盲教育、小學教育和初中教育，同時加大法制教育力度，實行“規范化管理”，強化行為矯治。上世紀90年代以來，押犯構成日趨復雜，犯罪形態日趨多元，犯罪原因也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我們已經很難用諸如：“敵人”、“壞人”等簡單概念來將罪犯進行有效歸類，在此情況下，個別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和重視。但是在如何認識罪犯的問題上，很多民警仍然靠經驗、憑直覺，沉湎于慣性思維，結果引發了有關行刑理念上的熱烈爭論，再加上監獄體制的制約、經費保障的困難、監獄生產經營的艱難以及監管安全的空前壓力等等，對罪犯的教育改造陷入了止步不前的困境。新世紀之初當上海市監獄系統率先提出“科學認識罪犯”的命題后，在全國引起了熱烈響應和廣泛深入的討論。我們認為科學認識罪犯的目的是為了科學改造罪犯，科學認識罪犯的重點不僅僅在于從客觀上把握罪犯的整體，更要從行刑個別化的意義上認識罪犯的個體，關鍵在于對罪犯進行科學分類。在新的歷史時期，罪犯分類是教育的前提，監獄應根據罪犯的年齡、經歷、思想、性格、所犯罪行的輕重和人身危險性的差異，在科學認識罪犯的基礎上，對罪犯實施科學改造，從每個罪犯的具體情況出發，實行個別處遇、因材施教、對癥下藥、實行關押分類化、處遇個別化、改造個性化。

七、由輔助地位轉變為主導地位

關于個別教育的定位，我們習慣上將其視為集體教育和分類教育的細化和補充，盡管各級各部門非常重視教育個別工作，盡管各地監獄均建立了個別教育制度，并堅持常抓不懈，但是在監獄教育改造制度體系中，個別教育始終處于次要和從屬的地位，這種定位嚴重矮化了個別教育工作，壓縮了個別教育的發展空間，制約了其功能的充分發揮。近年來，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如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中國香港等逐漸興起了一種新的矯正模式，即個案矯正模式（又稱個別化矯正模式）。有學者研究指出，完整的個案矯正模式具有3個層面的涵義：一是觀念層面，無論對罪犯進行分類、管理，還是矯正、處遇，無論出臺規章制度，還是進行實務操作，都應當樹立“立足于罪犯個體”的理念；二是程序層面，關于罪犯評估、分類、管理和教育矯正的流程、步驟與程序應當有一定的靈活性，能充分適應不同罪犯個體的具體情況；三是技術層面，在評估、分類、管理與教育矯正罪犯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方式方法，所應用的技術工具應當具有針對性和有效性，基本符合“因人施管”、“因人施教”的原則，并切實滿足“罪犯個體矯正與發展”的需要。由此可見，個案矯正模式，特別是其中的教育矯正工作與我們的個別教育工作有很多相似和重合之處，很顯然，相比之下，個別教育工作定位太低，我們完全可以借鑒“個案矯正模式”的有益元素，對個別教育工作機制進行充實、完善，保留我們原有的合理成分，構建具有我國本土特色、符合時代要求的個別教育（矯正）工作新模式，為科學的教育改造罪犯提供新的支點、搭建新的平臺，使個別教育工作在改造罪犯中居于主導地位。

八、由重視言教轉變為重視言傳身教

首先，個別教育工作對于個人民警的施教能力和綜合素質要求較高，能力決定教育效果，而在客觀上，監獄民警的素質和能力是參差不齊的，也就是說有部分基層民警是不適宜獨立對罪犯進行個別教育的。實際情況卻并非如此，前文已經提到過，個別教育的對象事實上只局限于對監管安全構成直接威脅的“重點危險罪犯”，而監管安全責任制的要求是“千斤重擔大家挑，人人頭上有指標”，隨著排查工作越來越嚴、越來越細，“重點危險罪犯”的比例不斷上升，導致了一線民警人人都有“三包”對象，個個都要開展個別教育工作，這種“全員上陣”的局面，必然造成個別教育工作的“廣種薄收”，影響了其效能的發揮。其次，對于民警能力的要求，要與時俱進、注重實效。我們經常把抓個別教育常被稱作“談話教育”，所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民警的表達能力往往被看作個別教育是否有效的關鍵。我們認為，在新時期，面對日趨多元的押犯構成，民警的“能說會道”只是教育改造罪犯的次要條件，改造罪犯的實踐，對一線民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第一，要有“以人為本”的人文素養，“人性化”理念已經被爭論得過熾熱，也產生太多的歧義和疑慮，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我們提出“悲憫”理念，認為擔負著教育改造罪犯的監獄民警應當有“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樣更能體現中華文化中優秀的人文精神，也易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第二，要平等地對待罪犯，尊重他們的人格、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沒有尊重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教育；第三，要以身作則、公正執法，我們不僅是教育者，更是執法者，公正廉潔是我們的天職，“一次不公正的執法，是摧毀千百次的說教”。2006年上海市犯罪改造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一次“服刑人員對監獄民警評價”專題調研，他們以在押罪犯為對象，采取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相結合的方法，圍繞民警的儀表、言行舉止、刑罰執行能力、教育改造能力、工作態度等運行了系統的調查和分析，結果顯示，當前監獄民警在監管改造罪犯的工作中主要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民警的教育管理水平需大力提高；二是對服刑人員人格尊重意識有待進一步強化；三是有損公正執法的現象并未杜絕。“服刑人員尊敬的民警類型排序”依次為：公正、誠信、人道、責任、親和、關心、修養、德行。由此可見，“身教重于言教”，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九、由重視思想教育轉變為重視人格改造

為什么要對罪犯進行個別教育？基層同志存在不少模糊認識，有的人認為，是完成規定的談話次數；有的人認為是為了了解掌握罪犯的思想動態，以便采取控制措施，確保監管安全；也有的人認為是為了對罪犯進行思想教育，教育轉化罪犯的思想。我們認為，個別教育工作重點是為了解決罪犯的個性問題的，思想教育不應當作為個別教育的重點。有學者提出，在思想教育方面，傳統的“三觀”（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教育對于當今的大多數罪犯已經沒有針對性，應當重點開展法制教育，培養罪犯的服法、守法意識，法制教育應當用集體教育和分類教育的方式進行，對于極少數有罪不認的罪犯，可以結合其犯罪行為和思想狀況，采取個別教育的形式，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個別教育應當立足于采取個性化的方式解決罪犯在服刑中遇到的個別問題，重點是關注對于罪犯人格的重塑。陳士涵先生在其專著《人格改造論》（上、下）中，系統闡述了改造罪犯人格問題，并就如何有效地改造罪犯人格，提出了一系列原則和方法。至于如何通過個別教育促進罪犯人格改造，我們的體會是關鍵在于發揮民警的示范作用。“監管人員在改造罪犯的活動中，應當身體力行，使自己形成健康、發展的人格特征，形成高尚的人格形象，形成真正的人格力量，由于這些健康良好的人格特征、人格形象和人格力量是以監管人員的行為體現的，它在無言無形之中就對罪犯的人格發生著潛移默化的改造。這是人格對人格的影響、人格對人格的教化、人格對人格的改造。這是莊子所說“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這也是個別教育工作的最高境界。

十、由重視主觀評價標準轉變為重視科學評估標準

對于個別教育的考核評估，包括相互緊密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對于罪犯改造狀況的評估，我們通常用“轉化率”來衡量；二是對于民警開展個別教育工作狀況的評估，一般是檢查民警的“談話記錄”，（重點是記錄的數量和內容），考核一貫是認真的，各級“個別教育能手”和“個別教育標兵”的評選標準也是嚴格的，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卻不夠嚴謹、科學，具體表現為：第一，罪犯是否轉化沒有明確標準，無非是看近期是否違紀、沒有違紀就算是“穩定”，如果獲得了行政獎勵，那就更能說明罪犯改好了；第二，缺少關于民警對罪犯進行個別教育的直接效果的考察，民警記錄的數量多，就能反映個別教育效果好嗎？內容詳實就能說明成效明顯嗎？罪犯沒有違紀，甚至是受到行政獎勵也不能說明已經改好了，對其真實思想包括人身危險性、重新犯罪預測等，需要借助評估量表和工具等進行測試和分析，如果單純地依靠主觀評價標準，不但不能真實地反映個別教育的效果，也會給下一步工作造成不利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加強個別教育工作，不能忽視對于考核評價標準的修訂和完善，重點是要建立關于罪犯改造評估體系，對罪犯進行準確、科學的評估，并以此作為對罪犯進行分類、處遇、考核獎勵的基礎和依據。在司法部的高度重視下，探索改造質量評估標準已成為當前監獄理論與實踐工作中的熱點問題，經過不懈努力，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形成了“江蘇模式”、“湖南模式”、“山東模式”等等。罪犯改造質量考核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為個別教育工作的考核評估提供了標準和依據，必將進一步促進個別教育工作的深化和發展。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個別教育作為我國教育改造罪犯的成功經驗和基本制度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勇于學習和借鑒有關理論和技術，不斷豐富和發展個別教育工作，提升個別教育工作的科學化水平，不斷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

三監區2008年全年工作總結

回顧即將過去的一年，我監區在監獄黨委的正確領導下，在各級領導同志悉心關懷下，在監區全體民警的共同努力下，以黨的十七大精神為指針認真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全面緊緊圍繞年初監獄黨委提出的工作中心和工作重點，精心部署，認真組織安排，積極穩妥地推進各項監管工作順利進行，全年取得較多成績，收到諸多成效，得到很好監管效果。在以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為中心的前提下，以維護監獄的安全穩定為首要任務，抓好對罪犯的監管、教育、安全生產工作。一年來，目前在全體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比較順利地完成了2008工作責任目標，現將我監區2008年工作情況總結如下：

一、政工工作方面

（一）隊伍建設

以“抓基礎、提素質”為目標，全面推進監區政治、隊伍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工作，嚴格落實監獄“四包”責任制。2008年是我監區監管工作整頓年、監區正規化建設投資年。監獄中層領導人事變動、監區班子、分監區班子調整等都牽動著我們每位民警的心，在這種情況下，監區民警的思想也極其復雜、多變。目前我監區民警隊伍年輕同志多，新人多，有實際業務經驗的民警少，較多新民警基本功不扎實，管教業務可操作能力不強，就這種客觀情況監區領導班子審時度勢，統一思想，利用思想政治工作治本作用，適時加強監區民警的思想政治建設，專項業務能力建設，這一方面工作取得較好收效。

在本公開選拔領導干部中，一名同志被提任正科級領導職務，一名同志被提任中隊級領導級職務，三名同志被提任為副中隊級領導職務。我監區高度重視民警隊伍建設，把隊伍建設作為推進監區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斷提高班子的協同能力和整體戰斗力，同時努力強化民警的責任意識、法律意識，提高民警的履行職責能力。實現了全年無民警違法、違紀、違規，隊伍建設狀況良好保障了其它工作的有序健康開展。本監區開展了正規化建設取得較好效果，現正在開展深入落實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

（二）黨的建設

本我監區有兩名預備黨員同志預備期滿經考察合格轉正為中共黨員，一名同志經過組織培養新發展為中共預備黨員。目前我監區黨員人數為12人占監區民警總數的70％，這一比例在全監來看是較高的。黨員同志政治責任感強為黨的事業付出也較多，急、難、險、重是總沖鋒在前，在人民民主專政工作中，黨員同志發揮黨性堅持原則，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事跡很多很突出，黨員同志能夠干干凈凈、清清白白勤勉盡責，為黨的事業甘于奉獻，能夠說明我們的基層堡壘是很堅固的，具有很強的作戰能力。

二、監管改造工作方面

（一）政獄工作

全面落實各項監管制度、措施，確保監管秩序安全穩定。

我監區全年落實監獄各項監管職責和措施，努力實施了“五心”工程，下大力度開展打擊罪犯持有手機、現金、酒類食品等違禁品專項活動，認真落實“四包”責任制，進行隱患大排查活動，精習組織部署“四項安全防范”大會戰活動，確保了我監區監管秩序絕對安全和穩定，實現監獄管理全年“四無”目標。

（二）刑罰執行、獄偵工作

2008年罪犯改造質量也是提高較快一年，在押罪犯的能夠認罪服法，積極參加生產勞動，積極參加“三項”學習，沒有罪犯獄內又犯罪，罪犯監內重大違紀率同比上一有較大程度降低。通過規范執法和執法規范化，促進執法公平、公正，切實推行政務、獄政公開，罪犯百分考核工作做到日清、周核、月結，全程公示。罪犯有效獎分評比工作做到分監區民警集體評議，監區評審，罪犯百分考核領導小組核查審批，層層監督。罪犯減刑、假釋、保外等執法工作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權限執行，此項工作民警從未出現任何錯案和瀆職行為。

獄偵工作有效開展，對打擊罪犯違法違紀起到重要作用，專案耳目、控制耳目準確持續有效發揮作用，獄情報告能夠真實反映監區犯情動態，為監獄準確部署工作提供準確依據。

（三）教改、生活衛生工作

在對罪犯教育改造過程中，全體民警能夠依法行刑，公正執法，摸索教育改造新方法，總結新鮮經驗，使絕大多數對一些重點犯、頑危犯能夠有效的包夾和轉化，改好率持續提高，對一些個別的抗勞抗教，持有違禁品的罪犯予以嚴厲打擊，也給予其它違紀罪犯不同程度的處理，有效的凈化了改造的環境，同時我監區進一步保障罪犯權利。努力解決罪犯改造中存在的實際困難，為罪犯排憂，提高了罪犯改造積極性，消除了潛在危險隱患。

今年監區投巨資對罪犯生產車間環境衛生進行建設性改善，使安全生產、生活衛生環境得到較大提升，下一步是對新遷入的監舍環境進行規化性改造，提高罪犯居住質量和衛生質量，同時也要較高程度要求罪犯的內務衛生，使罪犯有一個溫馨整潔的家園，環境美好要在罪犯改造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

三、生產經營、安全生產工作方面

我監區在年初受領監獄制定的生產任務后，就明確目標，層層分解指標任務，落實責任制，通過內引外聯，廣泛招商引資，保持了生產連續，并與新老客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在具體管理過程中，我監區通過科學分工，合理布局，優化資源配置，建立響應的激勵機制，使各項生產順利開展，全年上繳利潤

萬元，由于罪犯持續減員全年未得到補充，調整后新任務將在12月下旬完成。安全生產工作嚴格執行安全法律法規及監獄有關規定，水、電、生產用煤氣、勞動工具專人管理，全年沒有出現安全生產事故和責任事故。

四、2008年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即將過去的一年，我監區各項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一定問題和不足：一是民警隊伍建設個別民警素質有待于進一步提高以適應變化的監管工作實際。二是監管改造工作中部分罪犯規范化意識稍差，有些情況導致監管工作在全監綜合考評中不夠突出，與改造職能科室溝通還是不盡完美，有待于近一步和諧。三是，生產經營指標只能夠按人均完成，由于項目基礎原因，及犯人的勞動水平極限發揮，經濟任務很難再實現新突迫。

五、下一步工作計劃和力爭實現的目標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會以“十七大”精神為指針深入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認真開展實踐科學發展觀理論，努力打造平安監區，為此我監區決心做到以下幾點：

1、民警隊伍整體素質進一步提高，實現民警無違紀、無違法、無違章失職，整體合力顯著增強，執法執紀水平達到新的高度。

2、保持監管秩序的持續穩定，實現“四無”各項監管措施落實到位，罪犯的改造質量全面提高。

3、生產經營指標在科學合理計劃內，力爭完成任務繼續挖掘生產潛力，擴大生產規模，調整生產結構，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形成大生產格局。

5、立求2009年引進全新項目，提升利潤價值。

6、力爭2009年綜合排名跨入先進行列。

在依法對罪犯執行刑罰的過程中，小龍潭監獄認真貫徹執行 “懲罰與改造相結合，以改造人為宗旨”的監獄工作方針，十分重視對罪犯的教育改造，針對改造對象的不同特點，緊緊依靠法律政策的威力，加大個別教育工作力度，因人施教，恩威并舉，通過全體監獄警察的共同努力，使得絕大多數罪犯的思想得到了改造，從而促使獄內罪犯改造秩序不斷穩定，改造質量逐年提高，取得了連續九年無罪犯脫逃的良好成績。

一、認識到位，堅持個別教育不放松

多年來，監獄黨委始終把對罪犯的個別教育工作，作為新時期提高監獄警察素質的基礎工作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質量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監獄黨委每年召開兩次專題會議，聽取教育改造工作匯報，專題研究個別教育工作，提目標、定要求。黨委要求在個別教育工作中，要真正體現與時俱進的時代特征，充分運用科學知識，進行個案分析，在對罪犯進行心理測試、心理咨詢和行為矯治的基礎上，深入了解和分析罪犯的心理、思想特征、犯罪原因等，有針對性的進行政策攻心和行為感化，促使罪犯的思想轉化，向個別教育工作要監獄穩定，向個別教育工作要罪犯改造質量的提升。

二、各級領導親自參與、率先垂范

我監獄各級領導在個別教育工作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從嚴要求，親自參與并積極做好罪犯個別教育工作。從黨委書記到黨委成員，無論分管改造，還是分管生產和安全，或者是分管政工、后勤的領導，都對監區的管教、生產進行責任制包干，并直接參與包干教育罪犯，每名監獄領導直接參與包干教育頑危犯1人，有針對性的進行談話教育。監獄領導除外出學習和工作外，無論工作多忙，每月都要抽出時間深入監區找罪犯談心、了解思想情況及改造表現，對罪犯進行有針對性的個別談話教育。監獄領導直接參與包干教育的頑危犯轉化率三年均達100%。

三、以制度作保障，保證個別教育工作的有序、有效開展 多年來，我監獄非常重視個別教育的制度建設，早在九十年代就建立了個別教育工作的相關制度及考核辦法。2004年以來，監獄根據省局有關要求，重新修訂了《小龍潭監獄罪犯個別教育工作實施細則》，以規范全監獄的個別教育工作。為便于檢查落實《實施細則》的執行情況，監獄又結合實際制訂了《小龍潭監獄個別教育工作考核辦法》，《考核辦法》從十八個方面檢查考核個別教育，每季度用于檢查考核全監獄的個別教育工作。各監區根據監獄的有關規定，制定了相應的管理考核措施，從而形成了“一級抓一級、一級考一級”檢查考核制度。從今年開始，將個別教育工作納入整個教育改造工作進行考核。

在個別教育工作中，全監獄形成了“層層負責，嚴格考核，獎懲分明”的工作格局。監獄分管領導每季度率領監獄管教業務處室有關警察深入各押犯監區，認真檢查考核個別教育工作，總結成績，指出不足，并提出相應的整改意見，監獄在下一季度考核時嚴格考核上季度存在的問題，對仍存在的問題加倍考核扣分。這一制度的嚴格落實和執行，是我監獄多年來監管秩序不斷穩定和改造質量穩步提高的關鍵。

四、強化培訓工作，提高教育質量

提高監獄警察業務素質，是做好罪犯個別教育工作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多年來監獄領導高度重視教育警察的培訓工作，監獄教育改造處與政治部培訓中心密切配合，三年來先后派出95名警察參加了省監獄局舉辦的培訓班，已有3名警察參加了部監獄局在揚州大學醫學院舉辦的“罪犯心理咨詢與矯治學習班”為期一年的系統理論學習，學習后現從事罪犯心理矯治、個別教育工作。在此同時，監獄為提高個別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先后自辦個別教育培訓班三期150余人。通過培訓，監獄警察業務素質得到了提高，從而進一步提升了罪犯個別教育工作的質量。

五、總結經驗，提升水平

為了不斷深化個別教育工作，監獄每年都在監區個別教育經驗交流的基礎上，召開全監獄個別教育工作經驗交流會，所交流的經驗材料都有較強的參考、借鑒性，從而實現全監獄個別教育經驗資源共享。監獄嚴格按照個別教育能手的評選條件，推薦省級個別教育能手，三年來我監獄經過監區、監獄的逐級選拔，有36名警察被評為省級個別教育能手，有64名警察被評為監獄級個別教育能手。今年還從監獄近三年來個別教育經驗交流材料中挑選30篇匯編成冊（《監獄基層警察個別教育經驗材料匯編》），供全監獄警察學習、借鑒，并進一步充實了監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的學習內容，更好地利用這些經驗指導個別教育工作。

六、創新工作方式，開展“點警約談”工作

在認真做好罪犯“四知道”工作的基礎上，今年我監獄根據省局要求嚴格推行“十熟悉”工作，通過警察對罪犯十個方面基本情況的了解掌握，從而有的放矢地做好個別教育工作。

另一方面，我監獄還在認真堅持行之有效的個別教育制度和措施的基礎上，從2003年起采用必談與約談的方式，在全監獄探索和推行“點警約談”制度，深化個別教育工作，通過讓罪犯挑選并預約自己信得過的警察匯報思想，變被動接受教育為主動接受教育。

三年來全監獄罪犯共預約一般警察談話4257人次，預約監區領導談話162人次，預約監獄領導談話5人次，談話滿意率都在96%以上。

七、重點抓好頑固危險犯的教育轉化工作

頑危犯因其固有的危險性、頑固性，給監獄的安全與穩定工作，帶來巨大的隱患和威脅。因此，教育轉化頑危犯是個別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來，我監獄認真做好頑固危險犯的排查和教育轉化工作，將頑固危險犯的教育轉化工作全部納入“掛牌攻堅”工作。每年初，各監區根據罪犯在改造中的現實表現和頑固犯、危險犯的認定標準，排查出罪犯中的頑固犯、危險犯，根據《關于開展“個別教育攻堅”活動的實施意見》（龍獄教[2004]13號）的文件精神，依據頑固犯危險犯的改造表現分為監獄、監區、分監區三級進行“掛牌攻堅”。三年來全監獄共排查頑固犯、危險犯225人，教育轉化177人，轉化率為78.67%。通過對頑危犯的教育轉化工作，確保了監獄的安全穩定，為監獄連續九年實現無罪犯脫逃奠定了基礎。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監獄將在省監獄局和監獄黨委的領導下，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以提高改造質量為中心，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努力探索個別教育的新思路、新方法，為全面提高罪犯改造質量，打造平安監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第五篇：個別教育對監獄民警的具體要求

淺談個別教育對監獄民警的具體要求

服刑人員個別教育，是指在具體的復興人員教育過程中，在因人施教原則的指導下，針對服刑人員個體存在和暴露出來的特殊情況或問題，有選擇地、靈活地對其開展單獨的教育。通俗一點的理解，就是依據一定的資料預先了解服刑人員的籍貫、家庭狀況、案情、刑期等基本情況，并通過直接向服刑人員本人了解或向其他服刑人員了解該服刑人員情況而進行的個別性的啟發教育。

隨著監管改造情況的日趨嚴峻，服刑人員的構成情況也日漸復雜化，在與服刑人員的個別教育談話過程中，對我們監獄人民警察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首先，服刑人員個別教育要求監獄干警掌握較好的語言藝術。

一、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語言要因人而異，富有針對性。

對罪犯個別教育，施教民警必須具備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即針對性，如果失去了這一點，那么，個別教育將顯得軟弱無力而毫無意義，并難以達到預期的目的。這種針對性是什么呢？就是針對罪犯接受個別教育的心理狀態和不同類型罪犯的心理特征。因此，對于監管民警來說，能夠準確地、及時地分析罪犯接受個別教育的心理特征及其發展變化規律，對于做好針對性的個別教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對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的語言要有針對性，這就要求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者做到：看清對象，因人制宜；注意場合；把握時機，因時制宜。切忌無的放矢，信口開河，言不得體。

所謂因人制宜，就是要根據不同的對象選擇語言的內容和表達方式。一般而言，生活環境不同、思想水平不同、性格特征不同的人，接受理解語言的能力不盡相同。因此，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的主體應該根據客體的具體情況，有選擇的確定語言的內容和形式。如干警批評服刑人員，對外向型性格的服刑人員，干警語言可“直截了當”，內向型性格的服刑人員則受不了，只能“點到為止”。

所謂因地制宜，就是主客體的語言交流受特定場合的影響和制約。因此，主體要力求語言內容和表達形式同所在場合的氛圍要相協調，切不可隨心所欲，想到哪說到哪，說到哪算到哪，不看場合，跟著感覺走。事實告訴我們，不同的語言環境和氣氛會產生不同的心理影響效果，對比較嚴重、嚴肅的問題應在室內交談（如教育室），不宜在人多或比較復雜的地方談；對個別人員的思想問題，則可在室外交談，（如生產車間外），等等。

所謂因時制宜，就是主體語言要善于捕捉最佳契機。如發現有的服刑人員思想政治上要求進步，遇到問題或困難時心情煩悶，情緒低落、波動，處在重重矛盾之中而猶豫不決、無所適從，或受批評或處分后思想不通，受到表揚或獎勵后驕傲自滿，與其他服刑人員發生矛盾而影響團結等等。這時候，正是談話的關鍵時刻，必須在事發之時就進行，即“情況”一出現，立即就“行動”。否則，時過境遷，失去良機，效果就不同。若違反紀律和犯其他錯誤的服刑人員，需要給予批評時，談話的最佳時機應是：當事實真相和是非完全弄清楚了，教育對象的肝火已消失、頭腦比較冷靜了，被談話人已有了思想準備、情緒緩和之時。

二、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語言要以情感人，富有親切感。

在與服刑人員談話前，每個服刑人員的內心會有不同的心理反應，歸納起來，大約有以 下九種心理狀態：揣測心理，防御心理，惶恐心理，緊張心理，恐懼心理，輕視心理，無所 謂心理，對立心理，喜悅心理。

每一種心理狀態的出現都是在主客觀環境的影響下產生的，但監獄人民警察在與服刑人 員的個別教育談話中都要始終保持把握住以理服人與以情感人相結合的原則。

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是有情感的，“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非 草木，孰能無情”，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主體與客體語言交流的過程，同時也是情感交流 的過程。主體語言只有使客體在感情上引起共鳴，使主客體心心相印，才能達到語言傳遞和溝通的預期目的。“無情未必真教育，有情方為育人人”，這就要求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 作者做到：言中有情，話必由衷。

所謂言中有情，就是主體語言要觸情于理、以理服人，注意語言的親切感，說話要將心 比心。特別是批評人時，如果主體對客體采取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語言，采用訓斥責罵、諷刺挖苦的語言就會使客體產生抵觸情緒，甚至出現正面對抗，在主客體之間挖下一條鴻溝。有經驗的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者，則往往化剛為柔、多克制少發泄、多商量少強制、多寬 容少指責，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對于犯錯誤的服刑人員設身處地地想一想他犯錯誤的客觀 環境和各方面的因素，將心比心，對其批評入情入理，這樣客體自然心服口服。

所謂話必由衷，就是主體要言必由衷講真話，發自肺腑動真情，說話要樸實、親切、有 誠心。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主體與客體語言交流切忌充滿不著邊際的“花架子”語言，即 講大話、空話和言不由衷的假話、套話、廢話。因為“花架子”語言對客體來說，只不過是 一種虛幻的掠過耳邊的聲響，既不能觸動客體上午心靈，也不能給客體留下印象。主體語言 應以事實為基礎，實話實說，講真情、實情，講真心話，只有這樣，主體才能被客體視為“自 己人”，自己人 的話因親切而產生共鳴。

三、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語言要適時地加進一些詼諧、幽默的語言成分，并適當借助 身態語言。

在對服刑人員的個別教育中，服刑人員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心理障礙。個別教育總是在監管民警與罪犯雙方之間進行的。然而，有的民警常常為罪犯在個別教育中不肯言語而棘手。盡管民警苦口婆心，罪犯卻無動于衷而不說話，往往使個別教育不能達到預期效果。罪犯為何不愿意說話呢？這其中有很復雜的心理障礙。

那么這些心理障礙來自哪里？可以說，主要來自罪犯，同時，也來自周圍環境。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與監管民警的評價有關。

對于罪犯所回答的問題，或反映的情況，監管民警不愿作認真地科學地正確地分析，只以類似“對”或“不對”評價了之，甚至有的民警對罪犯不正確的回答或錯誤的言行而倍感不悅，并以“狗改不了吃屎”之類的話來挖苦、諷刺、嘲笑等。時間久了自然也就失去了與你談話的興趣。

與個別教育的內容難度有關。

個別教育難度太大，超出了罪犯現有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思維能力，罪犯即使細聽細想，也回答不出來或難以理解而談不下去。

與簡單的個別教育模式有關。

長期以來，個別教育形式僅滿足于填鴨式，促使罪犯形成了消極的心理定勢。這樣，罪犯習慣于，也滿足于民警講，罪犯聽，對于任何問題不愿意作滲入思考，認為反正民警要講的都是正確而必須無條件接受和服從。

與環境的影響有關。

一個民警，如果表情過于嚴肅，板著面孔，一副不可侵犯的樣子，便會造成罪犯的心理壓抑。此時，罪犯便會顧慮自己的言語效果而采取格外慎重的態度。

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的性質決定了其大部分的工作語言應該是嚴謹、嚴肅的，但這并不排除詼諧幽默的可能。

古人云：“文似看山不喜平”。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主客體語言交流同樣要避免枯燥、平淡的說教，要化平淡為詼諧，增強語言的幽默感。其實，幽默是哲理和情感的統一，是才學、知識、靈感、智慧的結晶，是語言的調味品和潤滑劑，它能使人們在笑聲中消除緊張、愉悅情懷、溝通感情、領悟哲理。

首先，幽默的談吐能融洽氣氛，使人在輕松愉快。特別是在氣氛緊張的場合，恰到好處地使用幽默，往往可以使“冷場”的窘迫局面在笑語中變得活躍起來。

其次，幽默的語言能縮短彼此心理距離、溝通感情。

再者，幽默的語言能，生動含蓄而富有哲理，比直話直說更具啟發性，更具說服力。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要借助身態語言，增強感染力。身態語言是一種語言，它以其獨特的方式發揮著傳遞信息的語言功能，它對有聲語言起著潤色和加強作用，人們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身態語言發出信息，對方或旁人也往往不自覺地接受這種信息。無聲的身態語言，有時比有聲的話語更微妙，效果更好，以至達到先“聲”奪人，耐人尋味的效果。而毫無身態的語言，會給人以平淡拘謹、毫無生氣的呆板印象。身態語言包括表情、心情和眼神等。

表情包括面部表情和動作表情，它是一種直觀印象的身態語言，讓人心領神會。如教育者面對一個群體講話，當講到特別重要的地方時，或講到蘊意深重，但有容易被人忽視的內容時，便不由地站起來，其意就是強化所講內容的重要性。又如，自然的微笑、輕輕的點頭、揮揮手，其意就是贊同；伸拇指，其意就是“首屈一指”，形容極好。而講話挑著食指或晃動食指，往往表示帶有鮮明的強制性和命令性，容易給人一種不尊重人、顯示個人權威、“喜歡指手畫腳，粗魯無禮”的壞印象。

心情是一種外露的心理語言，對客體有無形的感染力。譬如，我們批評人，必須控制自己的心情，應態度誠懇，樂于幫助別人改正缺點錯誤，輔之以愛撫、安慰的身態語言，如邊搖頭邊帶微笑暗示反對，那就會使人舒服一些，容易接受些；如果自己拉長臉，彼此就會產生敵對心理，更談不上語言交流。眼神是一種無形的傳遞語言，它總是起初的——真實地表達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有時不用說一句話，便可以讓人倒出全部的心里話。

當然，人的表情、心情、眼神是相互聯系的，統一協調不可分割的。心理學研究表明，在語言交流中，只有當表情、心情、眼神同言行配合進行，才能取得最佳的傳遞信息、交流情感的效果。

總之，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是一門藝術，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的語言是一門藝術。從事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的監獄人民警察，不但要政治思想過硬，博學多才，還要注意語言的藝術性，以使工作對象心理處于最佳接受狀態，從而達到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的目的。實踐證明，語言藝術精湛，往往能收到“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果；反之，語言拙劣，則難以達到理想的服刑人員個別教育工作效果。

其次，服刑人員教育要求監獄人民警察有較強的責任心和韌勁。

對復興人員開展個別教育是一項責任大、耗時長、反復多的工作，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教育工作本身有一個滯后性，同時服刑人員對于教育內容也有一個基于自身基礎的選擇機制，并非所有的個別教育都能取得預想中的效果，有效果也不可能立竿見影的，服刑人員在進步過程中也經常會出現反復現象。因此，對服刑人員開展個別教育要求監獄干警有足夠的恒心和耐心，誨人不倦，不怕麻煩，不怕反復，要做好長期努力、反復教育的心理準備，逐步解決服刑人員存在的問題。為避免出現急噪情緒，有時一些暫時不能取得共識的問題、甚至是服刑人員暫且擱置一邊，等時機成熟再來解決。同時要有耐心，有良好的修養，不計較對方的態度和言行，哪怕是過激的言辭或不滿的情緒，更不可產生報復心理，保持冷靜頭腦和平常心態去開展工作。

對服刑人員個別教育之后，不同的教育方式、談話環境，都會產生不同的心理效應。個別教育的過程，實際上是對罪犯施以積極影響，端正罪犯的改造態度，促使罪犯成為新人的過程。個別教育的效果如何，上述目的是否實現，不僅能從以后的言行中可以得到檢驗，而且能從個別教育的心理效應上也可以表現出來。一種是積極的，另一種是消極的。

個別教育效果良好的積極心理效應。主要表現在輕松、愉快、喜悅、感激和悔悟等五個方面。個別教育效果不好的消極心理效應。主要表現在懊喪和怨恨、傲慢等二個方面。懊喪和怨恨：這主要表現在批評性個別教育和預防性個別教育的罪犯身上。這類罪犯，其中一部分經過批評和警告，對自己的錯誤缺點有正確的認識，產生了悔悟心理；另一部分罪犯對自己的錯誤感到懊喪，表現為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心情沉重；還有一些罪犯，不僅不認識自己的錯誤，反而認為是民警或他犯在抓他辮子，故意“整”他，因而對民警或他犯產生怨恨心理。

此外，還有那些存在傲慢傾向的服刑人員，這往往表現在因有了改造成績受到表揚，因而得到鼓勵的罪犯身上。因此，在個別教育時，將實事求是給予表揚、鼓勵外，一定要指出其還存在改造中的差距。當發現罪犯有這種傲慢苗頭時，必須及時再進行個別教育。

第三，服刑人員個別教育要求監獄干警有足夠的教育機智。關于教育機智的內涵，國外學者的觀點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一是將教育機智理解為“引起受教育者心弦的共鳴力”，二是理解為“教育者的表現力和說服力”，三是“教育者在教學過程中的應變能力和組織力”。前兩者關于教育機智的理解過于抽象，第三種觀點經過演化，而形成一種在我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即教育機智是教育者對突發性教育情境作出迅速、恰當、有效處理的隨機應變的能力。

從詞語的構成能上看，“機智”是由機敏和明智兩個詞合并而成。機敏概指思維與行為的反應迅敏快捷，是思維的開放性與行為的靈活性的總括；明智則是對對行為者在持定情境中的外化行為是否適合的指稱，按亞里士多德的說法，就是一個人善于考慮對于整個生活的有益之事的品質，具體地說即行為者在當下情境中無論做什么還是不做什么，或以某種方式來做，都能恰倒好處。把兩者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機智”便是指行為者在具體情境中努力使自己的行為適合當下情境，有效達到其目的而作出敏捷的判斷與決定能力。根據對“機智”的這種理解，教育機智就是教育者在特定的教育情境中，依據受教育者的具體情況，選擇能對受教育者施加積極的教育影響、促進受教育者全面發展的手段，并作出符合各種具體教育情境的教育決策和付諸實施的能力，教育機智實質就是監獄干警觀察的敏銳性、思維的深刻性和靈活性、意志的果斷性等在教育改造工作中有機結合的表現，是監獄干警優良心理品質和高超教育技能的概括，也是監獄干警迅速地了解服刑人員和機敏地影響服刑人員的教育藝術。

在對服刑人員開展教育的過程中，一方面教育對象是一個群體結構復雜、個體結構特殊的集合，在教育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新的甚至是以外的情況；另一方面，教育清凈本身又是復雜多變的，也會隨時地發生一些新的甚至意外的事情。這就要求監獄干警必須具有教育機智，迅速作出反應，果斷采取措施，妥善加以控制和處理。

監獄干警的教育機智主要可以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善于因勢利導。在服刑人員教育改造過程中，監獄干警要從服刑人員的需要特 點和實際情況出發，利用并調動服刑人員內在心理的積極因素，規避并消除其消極墮落因素的影響，運用循循善誘的方式，使服刑人員揚長避短，去惡從善，增強克服缺點、改正罪錯的內部力量，自覺主動地按照教育改造要求發展良好品質，提高教育改造效果。監獄干警應該善于把自己對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意圖適當的加以隱藏，善于把自己的教育改造要求轉化為服刑人員自身的內在需求，變成其自覺努力的目標，是良好教育機智的表現。

2、善于隨機應變。馬卡連柯說：教育技巧的必要特征之一就是要有隨機應變能力，有 了這種品質，監獄干警才可能避免刻板及公式化，才能估量此時此地的情況和特點，從而找到適當手段。隨機應變能力是監獄干警教育機智的集中體現。服刑人員之間存在著千差萬別，教育情境也是錯綜復雜的，在教育改造過程中隨時會發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對此，監獄干警應該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要善于在紛繁復雜、瞬息萬變、隨時可能發生以外事件的教育改造情境中，迅速判明情況，確定行為的方向，采取果斷措施，及時解決矛盾，有效地影響服刑人員。

3、善于對癥下藥。這是指干警能從服刑人員實際出發，針對服刑人員的具體特點，巧 妙地采取靈活多變的教育方式方法，有的放矢地對服刑人員進行教育。服刑人員個性之間存在差異，其犯罪入獄的原因多種多樣，這些都會影響到其對待教育改造的態度。監獄干警的監獄機智表現為能正確地分析問題的起因，從分考慮服刑人員的個性特點，采用靈活多變的方式和方法，有的放矢地進行教育。

4、善于把握分寸。這是指干警要講究教育的科學性、嚴肅性，在教育服刑人員和處理 問題時，能實事求是，分析中肯、判斷準確、結論合理，對服刑人員要求適當，使服刑人員心服口服。選擇恰如其分、恰倒好處的處理措施，善于批評與表揚，懲罰與獎勵適當適時，這都能體現出良好的教育水平，也有利于教育機智的有效發揮。無論是哪種方式的教育，其作用都是有一定限度的。

監獄干警具備教育機智，有助于避免警犯之間的沖突，有助于提高服刑人員教育效果和質量。這是因為，服刑人員教育情境是由不同個性特征的服刑人員個體、特定環境及由此而決定的獨特教學氛圍等多種因素構成的綜合體。監獄干警的教育行為和復興人員的學習改造行為正發生與其間并對其產生影響。這就決定了服刑人員教育情境具有復雜性、獨特性和多樣性。惟其如此，一名好的監獄干警之所以撐其為“好”，就在于他能夠圍繞預定的目標，采取適合服刑人員教育情境的教育行為或操作方式，從而有效地經濟地實現教育教學目標。也惟其如此，監獄干警的靈活應變、判斷決策能力便顯得格外重要。

服刑人員教育情境就其性質而言有良種類型。其一可稱之為常態性服刑人員教育情境，它基本上排除服刑人員教育過程中某些例外事件和事態的發生，其過程和事態發生的情境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征；與之相對應的是非常態性服刑人員教育情境，在此情境中，事情或事態的發生通常超乎監獄干警的預料之外，監獄干警解決此類事情的方案或方法也無定規可循。但無論是在常態教育情景中還是非常態性教育情境中，監獄干警要作出反應都有多種可能性。在實際實施某種行為之前，監獄干警必須首先從諸多模糊的可能性中，找出一個正確的實施方法或可能性來。而所謂“正確的”意指監獄干警所選擇的某種可能的行為既能夠有效地達到預期的目標，又對具體情境是合適的。而要在諸多的可能性中找出一個正確的可能性來，監獄干警就必須依據他既有的規范或內在的服刑人員教育理論對諸多可能性及某一個正確的可能性做出合乎理性的判斷。

在常態性教育情境中，監獄干警的這種判斷就在于區別某件事態或事件是不是服刑人員駕御理論所陳述的規律或規則的一個例證。這便是監獄干警運用服刑人員教育理論指導服刑人員教育實踐的教育機智。理論之所以還需要教育機智，按照康德的論證，“不管理論可能是多么完美，在理論與實踐之間仍需要一種從這一個聯系到并過渡到另一個中間項的媒介，這個媒介的核心便是主體的判斷力——實踐機智。”也就是說，一個好的理論家未必就是一名優秀的實踐者，因為在卓越的理論家中，無論是誰，在理論和實踐之間，總會潛入一個中項，這個中項就是健全的機智。服刑人員教育領域也是如此。

這種結論，可以在服刑人員教育實踐中發現一些例證。一些監獄干警機械地、經驗主義地照搬照抄理論，講大道理，使得服刑人員教育達不到預期的效果。這種情形除了監獄干警缺乏足夠的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素養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對理論的應有理解，琢磨不到理論的精細之處，體會不了理論的細微差別和詳盡細節。在這種情況下運用理論知道實踐，監獄干警就會無法還原被剝去了具體清凈的一般規律和規則的原臺，無法使自己體現理論和規則的行為適合當下的情境。監獄干警的判斷力正在與確定具體情境與抽象的規律和規則是適應還是不適應，是類似還是相同，最終決定自己的服刑人員教育行為是適合還是不適合的具體情境。

非常態性教育情境是指由情境之外或之中的某些因素引起的，往往會對干警的教育或服刑人員的學習改造起干擾作用的事件發生的場合。這類事件的出現往往出乎監獄干警的預料，會使監獄干警措手不及，但是監獄干警對此又必須做出一定的反應或某種行為，必須在極短的時間里（幾乎沒有時間讓監獄干警慎思明辯）作出正確的判斷，實施適當的行為。在這里與常態性教育情境不同，監獄干警作出的任何行為反應，都可能沒有可遵循的具體實踐規則或慣例。監獄干警只能依據他在內在的關于服刑人員教育的理論或觀念，依據他對對象本身性質的判斷，憑借他的前后一致的教育精神，伺機而動。這是一種創造性的“動”，一種對理論融會貫通的“動”。正是在這里我們可以發現監獄干警教育機智的魅力。

如果說在常態性教育情境中，監獄干警的教育機智表現為對服刑人員教育理論所論證的規律規則的靈活運用，那么在非常態性教育情境中，監獄干警的教育機智則表現為對服刑人員教育規律和規則的不用或棄用，或表現為監獄干警在處理非常態性教育事件的行為中所體現出來的具有啟發意義的并能對未來類似情境具有指導價值的規律。但無論是在哪種服刑人員教育情境中，監獄干警的教育機智并不是其實施的教育行為本身，而是行為顯現之前監獄干警的思索、推理、決斷的心理活動過程。它關注的是監獄干警自己來判斷的確定在某個具體的服刑人員教育情境中什么行為是正確的和合適的。

要注意的是，監獄干警的任何機智都是以既定的目標為前提的。教育機智一般并不表現在對教育目標的確定上，而是體現在選擇最有效、最符合情境特點的達到目標的手段行為上。因此對監獄干警來說，任何選擇實施的行為都必須有利于服刑人員教育的順利進行與展開，必須有利于服刑人員的身心發展，兩者缺一不可。

當前，個別教育工作仍然是改造工作中的一個薄弱環節，尤其是對個別教育的理論研究 還不夠。造成這種現象的出現有著多層次的原因，因此需要我們監獄干警付出更大的努力，傾注更大的心血，我們需要不計較得失，甘心付出，全身心的投入的這份神圣的職業！頭頂國徽，身著警服，腳踏國土，以我的赤誠，付出我激蕩的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