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高等教育為農村社會發展提供科技支撐的典型經驗與啟示

國外高等教育為農村社會發展提供科技支撐的典型經驗與啟示

摘要：分析了國外農業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在為農村社會發展提供科技支撐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總結了其中積累的豐富經驗，集中探討了農業發達國家在培養農業科技人才、提升農民科技素質、促進農業科研成果創新與推廣、農業信息化建設和遠程教育等方面的經驗與啟示，以期為中國高等教育科技服務新農村建設提供有效借鑒。

關鍵詞：國外高等教育；新農村建設；科技支撐；經驗與啟示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事業的不斷深入，科技進步與創新對農業的貢獻率逐年增長，成為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推動力。但與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總體水平相比，中國仍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為自主創新能力薄弱、重大成果少、轉化率低、農技推廣體系建設滯后、投入總量偏低等問題。高等教育是科研領域的重要力量，是人才培養的搖籃，對新農村建設這一系統工程具有基礎性、先導性的作用。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在為農村社會發展服務方面的先進經驗，找準切入點，解決中國新農村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撐，已成為高等教育面臨的緊迫而又光榮的現實使命。

一、國外高等教育為農村社會發展提供科技支撐的典型經驗(一)多元化的高等農業教育體系 1．以美國為代表的二元結構

美國的高等農業教育體系由獨立建制的農業院校和綜合性大學的農科院系組成。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初，美國的農業發展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出口國，而這一驕人成績與美國通過立法建立了大批“贈地學院”以及其優先發展高等農業教育的戰略息息相關。1862年，《莫雷爾法案》(Morrill Act)的實施，保證了美國的每個州都至少有一所以農科為主的贈地學院。贈地學院以其靈活多樣的模式，注重農業技術人才的培養、農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推廣，主要向學生講授農業科學和農業生產技術方面的知識，為農業發展需求服務。隨后，在“威斯康星思想”的影響下，美國的高等農業教育進一步發展，培養了大批高素質的農業技術人才，為促進美國農業科技的進步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以日本為代表的三元結構

日本的高等農業教育體系由設立農業相關院系的綜合性大學、農科類大學和設有農業相關學科的短期大學組成。19世紀后半葉，為適應日本經濟發展的需要，高等農業教育初現端倪。經過100多年的發展，日本現已形成了層次分明、形式多樣的農業科技人才培養體系：①綜合性大學中的農學、生物學、園藝學等學部。這類院校在日本共有53所(如北海道大學農學部)，是日本高等農業教育的主體。② 以農、農工或水產等命名的農科大學。這類院校共有7所(如帶廣畜大學)，在日本高等農業教育中所占比重較小。③ 有涉農學科的短期大學。這類院校共有23所(如富山縣立大學短期大學部的農業技術學科)，也是日本高等農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日本十分重視培養指導研究和普及新農業技術的領導人員、同農業相關的第二、三產業技術人員、開發有關農產品加工、儲藏、運輸和農業生產資料新技術的研究人員。

(二)發達的農村職業教育和嚴格的資格認證制度 1．德國——理論與實踐并舉的“雙軌制”農村職業教育

德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農業生產國，除了采取高度集約化和機械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外，更得益于其農業職業教育體制造就了大批具有較高科技素質和技能的農民。德國的“雙軌制”職業教育制度是由國家立法、校企合作、企業為主的一種辦學制度，強調的是技能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是一種以能力為本位的課程模式。德國對合格的職業農民要求非常高，農業就業者在正式上崗之前必須經過不少于3年的正規職業教育，上崗后還必須經過5年的生產實踐并參加國家考試，合格后取得農業師傅資格，方有權利享受國家對農民實施的各項優惠補貼政策。德國對農民進行的職業教育最大的特點就是強調理論教學和農業實踐緊密結合，在實踐中強化知識，培養農民應用現代農業技術的實際操作能力，其農業職業教育經費全部由各州政府負責。2．加拿大——規范化的綠色證書工程

加拿大政府歷來將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視為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十分重視農民的科技培訓工作。加拿大于1975年正式啟動了“綠色證書”培訓工程，經過30多年的發展，探索出一整套適合農業發展所需的崗位規范標準和培訓模式，在提高農業從業者科技素質，推進加拿大現代農業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綠證”工程的特點在于：以培養農民崗位能力為目標，對同一專業按照生產者、生產指導者和生產管理者的職業層次確定培訓等級；根據各生產崗位所需要的不同能力確定了“崗位能力圖表與崗位技能規范”，按照其要求對學員的培訓內容、學習和考核工作進行統一規范；注重實踐訓練，通過農場培訓、自學、農場外培訓等環節，使學員“在做中學會做”；為了對培訓結果和質量獲得客觀公正的評價，采取“培訓與考核分離”的組織管理方式，規定每個考官不得主考自己培訓的學員。明確的學習目標、靈活的教學方式、嚴格的考核制度無不體現出加拿大農民培訓工作的科學性和嚴謹性。

(三)農科教緊密結合的農業科研與技術推廣體系 1．荷蘭——“農科教”緊密結合

荷蘭通過各大農業高校、農業咨詢機構以及大量的農合組織之間的互相協作，實現了“農科教”的緊密結合。除高等農業院校、農業中專學校，荷蘭的農業教育體系還包括獨具特色的“農業創新和實踐”培訓中心，其范圍不但覆蓋全國，并且拓展到國際領域，主要任務包括農業技術轉讓、協助農業組織機構的人力資源開發工作、多媒體教材的編寫、勞務市場調查、農業學校教師的培訓等。荷蘭的農漁部在每個省都按專業設置2～7個地區咨詢中心，集聚了一批學科專家和專職的推廣人員，除負責科研和推廣工作外，還肩負農民培訓、政府政策傳播等職能，并對農民的意見進行及時反饋，以便修訂、完善咨詢服務方案，不斷提升服務水平。為了進一步促進農科教的緊密結合，荷蘭政府加強宏觀調控，成立了國家級的“國家農場發展委員會”和地區性的“省農場發展委員會”，作為科研、教育、推廣機構和加工企業、農場主等多方面的協商和顧問機構。

2．美國——科研、教育、推廣“三位一體” 美國的農業技術推廣最為成功的經驗之一就是建立了以大學為中心和依托的大學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并使之成為國家農業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887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哈奇法案”(Hatch Act)規定，每個州或屬地都要在贈地院校的農學院領導下成立一個農業試驗站，以向農民示范該站的研究成果，及時有效地獲取和傳播有價值的農業情報，并把它傳授到民眾中去。聯邦政府為其提供進行農業科學試驗的基金，用以促進農業科學研究的發展。經過贈地學院促進教育大發展、設立大學實驗基地開創農業科學研究、建立和完善縣推廣體系的3個重要階段，基本形成了美國今天以大學為中心的農業推廣體系。在這一套推廣體系下，大學建立的農業推廣中心負責組織、管理和實施基層農業科技推廣工作，并在各縣設有推廣站(基地)，在全國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教育、科研和推廣協作網。其中包括130多所農業大學、59個農業試驗站、63所林學院、27所獸醫學院及多數縣級農業技術推廣站。農學院的專家教授們除了負責教學和科研工作，還必須負責農業技術的推廣工作。

(四)發達的農業信息化建設和遠程教育 1．印度——農業信息化建設

印度和中國都是農業大國，有著相似的農業發展歷史，因此，印度在農業信息化發展方面的經驗對于中國農業信息化建設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印度的農業信息網絡系統由農業研究與教育子系統、農業研究管理子系統與國家科技文獻與服務子系統組成，它將全國49個中心研究所和160個區域試驗站、30個國家級研究中心、120個地區和222個子地區研究中心、28個農業大學、261個農場科學中心以及其他獨立研究項目機構相連形成了一個有機體，實行統一的軟硬件和標準的錄入格式。建立了包括財務數據庫、人事資源數據庫、項目數據庫、科研成果數據庫、學科專題數據庫、期刊數據庫等在內的數據庫系統。印度于1999年啟動了知識信息計劃，村民可以通過設在村鎮中心路旁的信息中心享受各種服務，如原產地證書的提供以及最新的農產品價格信息等，還可以通過網絡直接向地區高層管理人員反映諸如水泵發生故障、商人銷售假種子等問題，7天之內必有答復。

2．澳大利亞——農業遠程教育

遠程教育相對于傳統教學方式，具有費用低、培訓范圍廣、學習時間不受限制等優勢，在發達國家的農業教育過程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由于地廣人稀、人口分散的特點，自20世紀以來，遠程教育在澳大利亞的教育系統中就一直占據重要地位。澳大利亞絕大多數從事農牧業生產活動的人口稀少區，一般都通過遠程教育傳授農牧業職業教育課程，能夠在任何需要的時刻，以最方便的方式為農戶提供必要的知識和技術，很受歡迎。澳大利亞的大學和TAFE(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都設有先進的遠程教育網絡教室，可充分利用現代通信技術的優勢開展遠程教育。如查爾斯頓農業大學的學生就有近一半通過遠程方式學習，學生可根據自身情況安排學習進度。

二、對中國高等教育科技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的啟示

1．建立高等教育服務農村社會的保障機制——加強立法、加大財政投入

世界上農業科技發達的國家(如美、日、英、法等)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通過立法保障農業教育所必需的人力、財力、物力，不斷完善農業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農業科技人才和高素質的農業從業者。美國可謂是世界上高等農業教育最發達的國家，這與美國政府在不同時期頒布實施的一系列法令密不可分，如1787年頒布的《西北部法令》、1862年的《莫雷爾法案》、1887年的《哈奇法案》、1890年的《第二個莫雷爾法案》、1914年的《史密斯一利弗法》、1929年的《喬治一里德法案》，這些法案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美國高等農業教育從萌芽到大發展。再如對農民進行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方面，英國于1982年頒布的《農業培訓局法》、法國于1960年頒布的《農業教育指導法案》、日本于1893年頒布的《技術補充學校法》等都為提升本國農民科技素質和職業技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除了立法保障之外，農業發達國家都建立了穩定的農業教育經費投入機制。美國政府自1955年以來，每年都撥出大批研究經費以推動農業教育的發展，其投入經費以平均8％的速率逐年遞增。韓國農業大學對本校大學生實行包括免費教育在內的一系列特殊優惠政策。在歐洲，取得職業資格證書的農民還可享受低息貸款、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

目前，中國有關農業教育的立法并不多，農業教育的財政性投入增長緩慢。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在中國發展高等農業教育的過程中，應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加強農業教育的立法工作，加大對農業教育的投入力度，為高等教育科技服務新農村建設提供法律保障和充足的經費來源。

2．根據新農村建設科技需求，培養實用人才——調整學科結構、加強實踐教學

發達國家的很多高校特別是農業高校，都非常重視根據農業生產和農村社會發展的科技需求，及時調整學科結構和專業設置。法國的農業教育為了不斷適應本國農業發展的需要，不斷改革與調整學科結構，專業設置方面也越來越呈現出多科化、精細化的特質。目前，除了普通的農、林、牧學校外，還有諸如農業機械、農產品加工、森林維護、農業旅游等方面的專業學校。隨著公眾對農業可持續發展、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高度關注，傳統“農學院” 的內涵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美國農業高等教育正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方向發展。由于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農業高校逐步從以農業生產技術為主導向自然與人力資源的開發方向發展，并更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發達國家的學校還十分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充分利用學校農場或生產車間，組織學生進行實際生產勞動，定期安排學生去企業和個體農莊參觀實習。不僅便于學生理論聯系實際，還便于促進學生畢業后從事與農業相關的工作。如日本的農業院校要求本科學生在離校前一年的時間內必須接受實驗技能和實踐能力的培訓，而德國農業高校的學生則從一年級起就要參加農業實踐活動。

與發達國家注重實踐的教學方式不同，中國大多采取“重理論輕實踐” 的教學模式，而且學科結構調整和專業設置方面也常常滯后于市場的需求。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中國高校，特別是農業高校應根據新農村建設的科技需求，適應與超越并舉，特色與創新并重，不斷調整學科結構和專業設置，并加強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造就與時俱進、動手能力強的農業科技人才。

3．提升農民科技素質——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規范職業資格制度

發達國家十分重視農村職業技術教育，旨在提高農民吸收現代科技的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效率，以及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韓國新村運動，其核心就是新村教育，政府通過加強立法，提供人力、財力保障，鼓勵企業與職業學校進行合作，加強農村職業教育和對農民進行實用技術的培訓。英國政府促使各地的農校吸收大量的農民、農場工人、園藝工人參加學習。在促進農業生產方式更加科學化的同時，也大大提高了勞動力的能力層次，使其能順利地向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較高的非農產業轉移。為保證農民職業教育與培訓的質量，發達國家多實行國家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在丹麥，一個農民能夠養活27個人，其農業如此高效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建立了嚴格的證書制度，保證每個農民都具備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的基本素質。按規定，丹麥的農民要獲得“綠色證書”，除了具備3年以上從事農活的經歷外，還要至少在2個以上農場工作過。

長期以來，中國農村職業教育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大多地區還存在投入不足、教學水平低下等問題，既不能適應現代農業的需要，也無法滿足非農生產的要求。“綠證”制度的實施才剛剛起步，還很不規范，再加上農村經濟發展不均衡、農民文化科技素質參差不齊等原因，與國外的“綠證”制度還存在較大差距。因此，借鑒國外經驗，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不斷完善中國“綠色證書”制度，是促進中國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提升的重要途徑。

4．加快農業科技成果創新與推廣——加大產、學、研合作力度，完善農業推廣體系

在世界各國科技進步與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產、學、研結合的推動作用不可估量。早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農協就提出了以發展農業為宗旨的產、學、管、研一體化舉措，即通過農民、學校、政府以及科研機構的通力合作，使農業成為自主、自立、持續發展的經濟部門。英國政府也通過組建全國性的教學公司來組織和協調農業高校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教育。農業發達國家高度重視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制度，實行教學、科研與技術推廣相結合，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美國，建立起了以大學為依托，科研、教育、推廣三位一體的農業推廣體系，并使其成為促進美國農業發展的開發中心。如美國的威斯康星州本來是一個農業較為落后的州，而威斯康星大學通過函授、講座等形式對農民進行奶牛養殖技術的培訓與推廣，并且委派大批教師擔任州政府的農業顧問，從而使威斯康星州一躍成為全美的牛奶之鄉。

中國各省市都基本建有農業大學、農業專科學校、科研院所等，以及大量農業技術推廣基層組織，現階段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利用現有資源，加強高校、地方、企事業單位之間的合作，不斷完善中國的農業推廣體系。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推進產學研合作，加強農業科研與技術推廣工作，對促進中國農業科研成果創新，加快科技成果的轉化將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5．促進農業信息化建設——提供信息服務、發展遠程教育

隨著計算機網絡和現代通訊技術的不斷發展，發達國家的農業和農民培訓已進入了一個信息化高速發展階段。美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探求農業信息化建設的國家，其農業信息化程度高于工業。世界上最大的農業中心網絡系統是1975年由美國的內布拉斯加大學創建的AGNET聯機網絡，可提供200多個不同用途的農業軟件。美國農場主通過家中的電話、電視、計算機，就可以十分方便地獲取各種農業信息，并且可以共享網絡中的各種資源。加拿大的農業推廣機構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形成全國性的電腦信息網絡，通過衛星傳送與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相連，入網農戶可以隨時獲得10min之前的國際農產品市場最新信息，農業推廣機構與農戶之間還建立了電子郵件專遞系統，迅速傳遞農業技術資料。韓國農村地區的計算機普及率較高，這就為通過遠程教育網絡對農民進行培訓提供了現實可能性。如采用先進的便攜式攝像機和無線通訊設備進行田間演示教學、利用因特網會議系統召開農業技術討論會、開設計算機農場管理課程、通過電子郵件系統推廣新技術等。

中國農業信息化建設雖然已具備了一定的發展基礎，但由于農業網絡信息化發展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十分落后，與未來發展的需求相比也還存在較大差距，遠程教育尚未發揮出其巨大潛力。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經驗，中國高等院校應充分利用其人才、技術優勢，進一步整合教育資源，構建功能強大的農村信息化和遠程教育平臺，進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科技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的能力與水平。

第二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８０％。雖然從人口城市化水平來看，拉美地區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后者。總體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持續惡化、普通農民大量破產基礎之上的。這里的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農民在破產并喪失發展空間后，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但由于拉美主要國家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緩慢，甚至不時爆發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而農民缺乏工業技能，加上工業化水

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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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騷亂、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締造城市的未來。世界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均產生許多復雜的問題，而政府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能力是有限的，為此需要建立新的機制。聯合國人居中心針對城市建設提出“賦予能力框架”，鼓勵個人、家庭、社區、商業組織和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賦予能力”的觀念已廣泛應用于一些國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亞的泗水大規模房屋改善計劃讓市民和社區組織參加優先事項的決策過程。當城市面臨的問題超越城市行政區的范圍時，則需要從區域角度進行統一協調。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建立區域內城市間的協調機制，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的９個縣政府組成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負責灣區的經濟發展、環境、生態保護與建設；二是由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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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國外農業產業化經驗與啟示

國外農業產業化發展經驗及啟示

郭生河

（龍巖市農業學校福建龍巖364000）

摘要：農業產業化是目前世界農業發展的共同趨勢，本文列舉了美國等國家的農業產業化發展經驗，通過分析，對如何提高我市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啟示。關鍵詞：農業產業化經驗啟示

農業產業化，國際上通常稱之為“農業一體化”。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中心，依靠科技進步和龍頭企業帶動，對農業和農村經濟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和企業化管理，形成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公司、農戶和基地相結合的農村經濟經營方式和產業組織形式。農業一體化最早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農業發展的共同趨勢。國外農業產業化發展經驗

1.1 美國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美國的農業產業化經營起步于20世紀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開始農業產業化經營的國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生產布局區域化、生產高度專業化、經營一體化、服務社會化的產業化大格局已全面形成[1]。其經營形式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一是農業的合同制經營。這種形式是通過工商運輸大公司與農場主簽訂合同的辦法，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和供應、與農產品的加工和銷售聯結起來，形成產供銷（或產加銷）的有機綜合體。美國的絕大部分農產品如飼料、肉雞、水果、蔬菜、蛋等都是根據合同生產的。二是農場主合作社經營。這種形式是由若干農場主自愿聯合組成合作社，通過合作社聯合經營農業。這種合作社并不改變家庭農場的經營地位，它主要為農場主提供包括農業生產資料供應、農產品收購、銷售、儲運、加工等產前、產中、產后各個環節的服務。三是農工商綜合企業。這種形式是指大公司（工業、商業、或金融壟斷資本）直接投資經營大農場，并把農業生產資料的生產和供應、農業生產本身、農產品的加工和銷售、乃至科學技術研究等各個環節聯結起來，組成有機的農工商綜合體。這種農工商綜合體的特點是實行完全垂直一體經營，生產技術水平比較先進，經營規模也較大[2]。

1.2 日本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日本是亞洲東部的一個群島國家，農業經營的土地規模十分狹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戶的家庭個體經營為主[2]。日本在家庭經營的基礎上通過農業產業實現了農業現代化，成功地創造了一條不同美、英、法、德等國的農業現代化道路----小規模家庭經營

1為基礎的農業產業化。日本如此之快地實現農業現代化，與其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農業協同組織（簡稱農協）的作用是息息相關的。日本農協是一個具有二重屬性的農業合作社，一方面它是農民自愿聯合起來的經濟組織，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借以推行農業現代化及其他農業政策的中介機構。農協圍繞產前、產中、產后開展一系列的服務，解決一家一戶辦不了的事情。比如：農協組織可以為組員集中采購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價格上可以得到優惠。在實際運作過程中，農協組織的主要任務是圍繞發展農業和農村社區福利，開展了包括對農業經營進行宏觀和微觀上指導、生產資料購買、資金存貸、農產品倉儲、運輸、加工、銷售、保險，以及與農業、農村和農民有關的問題研究、出版和教育活動，深受農民的歡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日本農協有如此強大的力量推進農業產業化的進程，這與日本政府對農協在稅收、價格、信貸、流通以及設施等方面，有許多優惠政策，給予補貼有關[3]。如：在稅收上，日本對農協法人采用特殊稅制，農協所得稅率為23%，事業稅率為8%；而一般企業的所得稅率為40%，事業稅率為12%，等等。

1.3 泰國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泰國是我國的近鄰，經濟上屬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泰國的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為50%--60%。泰國模式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特點是實施農業工業化戰略，并經外向型農產品加工業作為實施戰略的突破口和關鍵。其經營形式主要有：農業合作社；“政府+公司+銀行+農戶”經營模式；家庭農場生產模式。農業合作社是在不改變土地所有制的基礎上，由農民自愿組織，實行民主管理，并為農戶提供有償服務的。政府不干涉合作社具體事務，但在貸款和稅收等方面給予優惠扶持。合作社在實際運行中盡可能為農民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收入，提高了經濟和政治地位。“政府+公司+銀行+農戶”經營模式實現了政府、銀行、公司和農戶四者之間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和緊密合作，這有利于用現代企業制度組織分散的農戶進行農產品生產，發展產加銷“一條龍”的生產經營。家庭農場在泰國具有相當的規模，這些農場經營管理水平高，技術先進，商品量大，在農村商品生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1.4 荷蘭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荷蘭是一個位于歐洲大陸西北的發達國家，享有“歐洲門戶”之稱。荷蘭雖然農業人口少，農業增加值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但它卻是一個農業和農村發展非常成功的國家。農業為國民提供了豐富的高質量的食品，農業凈出口要占全部產品凈出口（不含服務出口）的90%左右[3]，是世界上第三大農產品出口國。這主要得益于它充分采

用了適合本國國情的農業發展戰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優勢，發展高效農業，走農業產業化之路。荷蘭的農業產業化經營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家庭農場為主的大農場經營，實行高度集約經營和專業化經營；二是農業合作社組織。荷蘭采取以家庭農場為主的集約化、專業化經營模式，一方面是因為荷蘭人多地少，特別是農用地的缺乏；另外一方面，是因為農業人口少，大約71%的農場平均不到2個勞動力，但是，農民普遍接受了較高文化教育，國家的農業教育、農業科研機構也十分發達，并且建立了完善的農業科技服務網絡進行農業技術推廣。合作社組織是荷蘭農業產業化經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僅存在于農業生產領域，而且廣泛存在并作用于農產品加工、銷售、貿易和農業信貸、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等領域。合作社組織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1.5 以色列模式的農業產業化經營

以色列位于亞洲西部，地中海東岸。該國不僅耕地少，而且水資源嚴重缺乏，氣候對農業生產十分不利。然而，以色列的農業卻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實現了農業現代化。以色列農業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其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特色的農業產業化經營道路。以色列的農業產業化經營主要是依靠農業科學技術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廣泛應用作為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重要措施和根本保證，除此之外，還與政府通過制定政策、提供低息貸款等措施直接或間接對農業產業化經營進行宏觀調控及建立農業區域合作組織和農業專業組織等支撐與服務體系是息息相關的，這些措施都促進了以色列農業產業化經營快速有效地發展。國外農業產業化的啟示

縱觀國外農業產業化經營，其共同的特點是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按照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在縱向上實行“產加銷一體化”；在做法上實行資金、技術、人才和管理等要素的集約經營，形成布局區域化、生產專業化、經營一體化、產品商品化、企業規模化、管理企業化和服務社會化的經營方式[4]。借鑒國外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成功經驗，對提高龍巖市及福建省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促進農民增收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2.1 政府部門對農業產業化要積極扶持和引導

國外的經驗表明，政府部門在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進程中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政府部門通過制訂政策、提供低息貸款等措施直接或間接地對農業生產進行宏觀調控，引導農業產業化發展。如，（1）政府給合作社各種優惠政策。（2）實施農業信貸支持政策。（3）采取低稅收優惠政策。因此，要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政府部門要制定和落實加快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有關政策，加大對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扶持力度和引導。

2.2 重視大型龍頭企業的建設和培育

在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過程中，龍頭企業是關鍵環節。它一方面連接著國內外市場，另一方面連接著生產基地的千家萬戶，擔負著開拓市場、疏導生產、深化加工、延長農產品銷售時間、增加農產品附加值、提供服務等綜合功能。龍頭企業經濟實力的強弱、競爭能力的大小和帶動能力的大小，直接影響產業化經營的規模與成效。例如，泰國正大集團就是農業產業化的最佳典型。

2.3 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營機制

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與農戶之間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經營機制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的本質，是維系農業產業化經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也是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組織化程度的核心和關鍵所在。在美國，通過農業的合同制經營、農場主合作社經營和農工商綜合企業等產業化經營組織形式和利益調節機制，使農業生產的供、產、加、運、銷等部門間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在泰國，特別是通過“公司+農戶”的經營形式，把小農的個體經營納入公司社會化大生產的協作范圍，并與農戶結成利益共同體；在荷蘭，農村家庭農場與合作經濟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和效益結成利益共同體，具有很強的生命力。

2.4 合作社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重要載體

從各國農業產業化的成功實踐比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農業產業化經營成功的國家，合作社不僅數量多，而且形式多樣，從基層到全國都比較健全，這些合作社為農業產業化經營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各項服務，與農民形成利益共同體，使得合作社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占據著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國，有5/6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而家庭農場一般都參加幾個不同性質的合作社，平均每個農場參加2個合作社；在荷蘭，每人平均至少是3—4個合作社的成員；泰國70%的農民參加了農業、土地、漁業等各種合作社，另有奶牛、農產品、菠蘿等合作社；以色列80%的農產品是由集體或合作組織生產的。因此，政府應積極引導和幫助組建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才能更好地加快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程。

2.5 農業生產區域化布局是基礎

縱觀國外農業產業化發達的國家，農業生產區域化布局都非常突出，這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例如，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現代化農業的國家，其通過長期演進，已形成玉米帶、棉花帶、畜牧帶等10個各具特色的農業帶。在美國50個州中雖然有37個州從事商品蔬菜生產，但主產區比較集中，并且形成西南冬季蔬菜基地、中南冬季蔬菜基地、東南冬春早熟蔬菜基地和北方冷涼蔬菜產區四大產區，以上

四大產區的蔬菜產量約占美國蔬菜總產量的90%左右[3]；荷蘭是農業產業化高度發達的國家，區域化布局突出。全國由西向東已形成了三個主要生產帶，即西部沿海園藝生產帶、中部奶類生產帶和東部、南端畜牧生產帶[2]。各地發展農業產業一定要根據實際，以行政區域為基礎進行合理規劃，實現區域化布局，集中連片種植。

2.6 農業服務社會化是農業產業發展的客觀要求

在西方農業發達國家，農民進入市場都是以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為支撐的。農業社會化服務一般是通過合同方式將產前、產中和產后各環節的服務統一起來，形成綜合生產經營服務體系。如在農工商綜合體系中，農業生產者一般只從事某一項或幾項農業生產作業，而其他的工作都是由綜合體提供的服務來完成。這種一體化的全程服務，不但經營風險大幅減少，而且也使綜合體的整體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在美國，農場主的某種需要通過打電話就可經按時得到高質量的服務。

2.7 加強教育，重視科學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

教育是強國之本，科學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推廣應用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發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以色列就非常重視教育，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高于美國等西方國家，以色列的文盲率只有1%，高素質的農民不僅能很快地掌握新的農業技術，而且能在實踐中創造和發明新的技術和方法。這是以色列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強有力保證，也是以色列農業產業化經營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荷蘭的高效農業之所以取得舉世關注的成效，這與其重視農業教育、農業科研和農業推廣是緊密相關的。因此，要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就必須加強教育，特別是對農業人口的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使他們掌握和應用現代科學技術進行農業生產，提高效益。

參考文獻：

[1] 何肅雅.發展特色農業加快花生產業進程[J]，河南農業，2005，（5）：34-36.[2] 趙保佑，張成智主編.農業產業化經營理論與實踐[M]，黃河水利出版社，1999.4.[3] 賴作卿 著.產業分化與企業成長—農業產業化的理論與實證研究[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3.1.[4] 胡雪梅，王濱等.國外農業產業化對中國的啟示[J]，商業研究，2004.4.作者簡介：郭生河，男，1964年生，龍巖農校教研室主任，高級講師，長期從事作物栽培學、遺傳育種學的教學工作。聯系方式：***；guoshenghe45@sina.com

第五篇：國外的經驗與啟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農產業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鄉村推進的過程。現代意義的城市化起于英國工業革命，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城市化擴散到歐美大陸。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 始城市化進程，而歐美發達國家則步入郊區化發展階段。至２１世紀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數。聯合國有關機構預測，不遠的未來，世界大多數人口將在城市居住。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城市化水平（這里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并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積極推進城市化有助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然，由于國情不同，各國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臨的問題也不盡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方面的經驗或教訓，對我們來說仍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城市化的不同類型及特點一國的城市化進程從屬于該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過程。從世界范圍來看，凡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城市化，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反之，則會產生消極的作用。以大都市區為特色的美國城市化。美國是一個在不斷移民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城市化國家，其城市化進程脈絡清晰完整，帶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時又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點，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建國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美國１９世紀初才開始工業化進程，１９世紀中期起工業化進程加速，其工業發達地區也成為城市化發展最快的地區。１９２０年，美國近半數人口在城市居住，已進入城市時代。第二階段，２０世紀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國城市化進程最為迅猛的階段。該時期城市化有兩大特點。一是郊區化現象出現。郊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福新政大規模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結果。高速公路的建設帶動人口從中心城市向郊區遷移，促使城市向郊區蔓延，由此出現了城市向大都市區的轉化。二是城市化發展的重點逐漸轉向早先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興高科技行業以及國防工業的支撐下崛起。第三階段，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至今。美國郊區化進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即城市人口向農村遷移。伴隨郊區化的進程，大都市區的數量不斷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區數量達４０個，人口占總人口的５１．５％，美國成為一個以大型都市區為主的國家。美國的郊區化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伴隨人口郊區化，先后出現了制造業、零售業、個人服務業和辦公業的郊區化。大量的就業崗位遷到郊區，形成現代化的中心區。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邊郊區城市的有力挑戰，人口不斷減少，而產業的轉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由郊區化導致的中心城市財政危機、失業、種族～、貧困等問題持續惡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為美國社會問題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會壓力。從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業城市針對舊城衰落采取許多振興對策，部分城市如紐約通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舊城的再開發，吸引中產階級從郊區回遷中心城區，使中心城區經濟重新煥發生機，這種現象被稱為“再城市化”或“中產階級化”。不過，人們對“中產階級化”也有爭議，反對者認為舊城改造往往以少數民族或低收入階層居住區為對象，這些弱勢群體成為中心城區“中產階級化”的犧牲品。由政府引導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開始于明治維新時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當時歐美工業化國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間是日本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年均達到４２．９萬城市化也進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達到７５．９％，實現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進程中，同樣出現了大都市區（日本稱之為大都市圈）超前發展的現象。按日本政府的定義，日本共有７個中心城市人口達百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東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戶）圈”三個大都市圈。此外，日本還有４個中心城市人口達５０萬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對工業發展和城市布局起著重要指導作用。二戰后，特別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為工業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資基金，在工業建設用地、工業區的準備、工業用水和交通設施的建設以及技術幫助等諸多方面，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金融支持和幫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導發展出口行業，外向化的經濟戰略使產業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人口和社會各項職能開始向東京集中，形成了“東京圈”控制其他區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個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東岸的工業帶，而且有７個位居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都市帶內。為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日本先后制定和實施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過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始于１９世紀末期。１９００年，整個拉美地區城市化水平為２５％。到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大多數拉美國家先后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城市化進程也開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達到３９％。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伴隨著工業以及服務業的迅速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大都市區。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視農業，大量破產農民涌入城市，該地區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萬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億，占總人口比例達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等國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過８０％。雖然從人口城市化水平來看，拉美地區同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卻遠遠低于后者。總體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村經濟持續惡化、普通農民大量破產基礎之上的。這里的農村大莊園制度導致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農民在破產并喪失發展空間后，不得不進入城市尋找新的生存機會。但由于拉美主要國家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后，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緩慢，甚至不時爆發經濟危機，城市就業機會嚴重不足；而農民缺乏工業技能，加上工業化水

平提高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導致大多數新進城市者為了生計只能從事一些屬于第三產業的非正規就業行業，如飲食、家政服務、沿街銷售等。這種沒有經濟同步發展作為基礎的城市化，必然導致城市“病態”發展，人口擁擠、住房短缺、貧富懸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環境污染等問題接踵而來。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稱為“過度城市化”。化解矛盾，穩妥推進城市化進程總體而言，城市化的快速推進伴生各種經濟社會問題是難以避免的，如農村發展滯后、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供應短缺等。為使城市化進程得以穩妥進行，一些國家采取多種措施來化解矛盾。協調城市與農村的發展關系。從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來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視城市的發展，而忽略了作為社會另一部分的農村的發展。發展政策的傾斜，使得大部分農村地區相對來說處于貧困狀態，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嚴重不足。當農民在農村沒有出路的時候，唯一的出路就是進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城市貧困、失業、犯罪、環境惡化等問題就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日本在處理城市與農村發展關系方面較為成功。日本政府比較注意農村、農業的發展問題，制定了大量法律促進農村發展，如為扶持山區農村及人口稀疏地區的經濟發展，制定了《過疏地區活躍法特別措施法》、《山區振興法》等；為促進農村工商業的發展，制定《向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關于促進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區建設及產業業務設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時，日本政府也比較重視對農村、農業的投資，投資方式多樣化。中央政府主要對建設項目進行財政撥款及貸款，地方政府除財政撥款外還可發行地方債券進行農村公共設施建設。農村基礎設施的改善，加強了城市間、城鄉間的聯系為實現城鄉一體化提供了可能，而農村發展也為城市產業和人口的擴散開辟了道路。由此，日本農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農業不再是農村的支配產業，到１９８０年農村從事第三產業的比率高達４２％，小城市得到了較快發展。多種方式消除城市貧民區。在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階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長必然導致住宅和基礎設施供應短缺，而財富分配不均使得問題更加嚴重。早在１９世紀，歐洲國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貧民區現象。為解決城市貧民問題，西方國家曾采取多種措施。比如，早期解決住房的措施主要是興建工人居住區，其后歐美各國開始制定更為完善的針對城市貧困者的住房政策。美國自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開始注重政府的宏觀經濟調控，其中由聯邦政府發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兩項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解決城市下層居民住房問題進而治理中心城市。從“新政”來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進行以工代賑的大型社會工程建設外，還推出兩項直接影響城市生活的重大舉措。一是擬定“綠帶建鎮計劃”，在郊區選擇廉價土地，建造新社區供城市貧民區居民遷居，再將原貧民區清除，改建為公園等公用設施和綠帶。二是創建兩個新的政府機構，即房主貸款公司和聯邦住房管理署。前者主要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貸款，消除住戶因付不起分期貸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權的現象；后者是聯邦政府干預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設機構。這兩項運動對解決美國城市住房緊張以及增加就業等，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相對來說，發展中國家城市貧民區問題更為嚴重，而韓國解決該問題的經驗較為成功。１９６０至１９９０年是韓國城市化高速增長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１個百分點，但同時農村人口大量進城導致出現城市貧民區。韓國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選擇合法化以及自我發展工程等措施，來處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區、非法聚集居住區的問題。１９８３年引入了聯合重建計劃，制定最低住房標準，承認居民在社區及社區發展中的民主權利，鼓勵居民參與社區建設，同時還鼓勵非政府組織、房地產開發商參與社區建設，通過政府引導、組織各方參與社區建設，實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國家、社區以及社區居民、企業等多方受益。倡導城市的集約型增長。西方各國在對城市發展的宏觀調控中，城市規劃始終是重要的工具。現代城市規劃興起于１９世紀末，早期的城市規劃理論偏重于疏解大都市的人口和功能，以創造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汽車社會出現后，城市隨之迅速向外蔓延。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對外擴展，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產生其他問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西方社會開始關注由此帶來的各種環境問題及其經濟社會后果，認為“以小汽車為導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擴張，這種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種不可持續的增長方式”。美國學者因此提出了“緊湊型城市”和“精明增長”的概念，提出城市發展應該采取ｔｏｄ模式，即以大運輸量的軌道交通系統為導向，以站點為中心建設半徑合理的居住區，并提供辦公、商業服務業等多項功能。１９９８年，美國波特蘭開始實行一種新的城市發展計劃——ｌｕｔｒａｑ計劃，目的是在城市開發中盡量減少土地的消耗、機動車交通和空氣污染；強調街道的相互聯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適；強調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設計和寬敞空間。近年來西方國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規劃方面的理論和實踐表明，未來城市規劃發展的主流應該是“集約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實現人類居住區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締造城市的未來。世界各國在城市化進程中均產生許多復雜的問題，而政府解決這些復雜問題的能力是有限的，為此需要建立新的機制。聯合國人居中心針對城市建設提出“賦予能力框架”，鼓勵個人、家庭、社區、商業組織和志愿者組織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和管理。“賦予能力”的觀念已廣泛應用于一些國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亞的泗水大規模房屋改善計劃讓市民和社區組織參加優先事項的決策過程。當城市面臨的問題超越城市行政區的范圍時，則需要從區域角度進行統一協調。目前，國際上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建立區域內城市間的協調機制，如美國舊金山灣區的９個縣政府組成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負責灣區的經濟發展、環境、生態保護與建設；二是由中央政府有關部門

制定區域規劃，如日本國土廳先后數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圍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發展規劃，以協調都市圈內部的發展。在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上，涉及的問題更為宏觀。為使地方與全球生態可持續性聯系起來，還需要各國政府乃至國際社會發揮重要作用。總而言之，為促進城市化的健康發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間以及政府與個人、各類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以共同締造城市的美好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