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訥河監獄王猛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訥河監獄王猛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我是內蒙古訥莫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我所受被告人王猛妻子的委托，并指派我擔任被告人王猛一審辯護人。本辯護人經會見、閱卷及今天庭審后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猛犯有玩忽職守罪，定性準確，罪名成立，故做有罪從輕辯護。以下辯護觀點愿與公訴人商榷。

一、公訴機關指控王猛嚴重不負責任，不帶頭認真執行《情親團聚、共餐管理制度》、《分押、分管、分級處遇制度》的部分情節與事實不符。

1、被告人王猛確實存在沒有準確掌握、核實王東的分級處遇而為嚴管犯王東辦理共餐的事實，但這只是被告人王猛個別工作上的疏忽大意，不是他一貫的工作態度。

2、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王猛為罪犯王東辦理過兩次共餐，即2014年7月18日和2014年10月29日，其中2014年7月18日，被告人王猛在沒有辦理任何審批手續的情況下，為王東與賀某某辦理了共餐。本辯護人閱卷時也發現，卷內確實沒有2014年7月18日共餐的審批手續，但有監聽記錄。根據原獄政科科長劉陽證實，罪犯共餐的審批手續在看守大隊保管。卷內沒有這次的共餐審批手續，是被告人王猛沒辦理還是看守大隊管理不善丟失了？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本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在沒有排除合理懷疑的前提下就認定“被告人王猛未辦理任何審批手續的情況下，為王東與賀某某辦理了共餐”，證據不足。

3、2014年10月29日賀某某申請與王東共餐，原看守大隊的門衛廖忠寶證實上午分監區已經告知王東不符合共餐條件，但在當天下午，五監區監區長懷慶指示被告人王猛給王東辦理共

餐。懷慶是王猛的領導，領導指示了，所以王猛給就給王東辦理了共餐手續。王猛是警察，根據《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人民警察必須執行上級的決定和命令。”所以對上級領導懷慶的指示、布置的工作任務王猛必須執行。王猛的行為也符合《監獄直接管理罪犯民警崗位職責規范》“第二項分監區長崗位職責：第1點，在監區的領導下，負責分監區的全面工作，認真完成監獄、監區布置的各項工作任務。”的規定。但王猛沒有準確掌握王東的分級處遇、沒有核實王東的分級處遇、沒有對領導的錯誤決定和命令提出建議，是其失職之處。根據王革（王革詢問筆錄第114頁）、郭軍（郭軍詢問筆錄187頁）證實，在訥河監獄嚴管犯是可以共餐的，這是訥河監獄針對全監獄的內部規定，是監獄不執行《親情團聚、共餐管理制度》，監獄的目的是穩定犯人情緒和增加收入，不是五監區一分監區不執行《親情團聚、共餐管理制度》，所以王猛給王東辦理的共餐雖不符合《親情團聚、共餐管理制度》，但并不違反訥河監獄內部的規定。且審核罪犯是否符合共餐條件，不僅僅是王猛一個人的工作，獄政科科長在審批時也要進行審核的，所以該責任不能完全歸責于被告人王猛一人，否則對被告人王猛不公平。

4、我們應該明確查驗會見人員相關證件是監區的職責還是看守大隊的職責。《親情團聚、共餐管理制度》第四條“符合親情團聚、共餐條件的罪犯要求與前來會見的配偶或親屬團聚、共餐，應向所在分監區、監區提出申請，分監區、監區檢驗會見人員的會見證、居民身份證、結婚證和健康證明等相關證件......”這里規定了罪犯作為共餐申請人的情況下，分監區、監區才應該查驗會見人員相關證件。那么反過來，會見人員提出申請共餐，由誰負責查驗會見人員相關證件呢？該制度中沒有規定。但有一客觀事實不能否認，即會見人員在監獄外面，分監區、監區管理

人員在監獄里面，會見人員不是到監區里面向分監區、監區提出申請，而是在外面向看守大隊提出申請。分監區、監區工作人員不可能到看守大隊去審核、查驗會見人員身份、證件。廖忠寶等人也證實：看守大隊接見員的職責就是審核申請人的身份、查驗申請人的證件，符合條件了，給申請人辦理會見證。接見員通知某監區某某犯人親屬要求共餐，分監區依此為犯人辦理共餐審批手續。在共餐前分監區、監區管理人員是見不到會見人員的，故在共餐前無法審查。訥河監獄也是一直這樣操作的，所以審核、查驗會見人員身份及相關證件是看守大隊的責任，而不是監區的職責。監區接到看守大隊接見員的通知，就意味著會見人員已經通過了審核，符合共餐條件，這個環節上，被告人王猛的職責是審查罪犯是否符合共餐條件，不是審核、查驗會見人員身份及相關證件。賀麗娟之所以能夠和王東共餐是接見員明知他們不是夫妻而改成夫妻（廖宗寶詢問筆錄第100頁）違規操作造成的，責任完全讓被告人王猛承擔是不公平的。

5、這里本辯護人需要強調一點，被告人王猛經手給犯人王東辦理的共餐，并沒有違禁品手機的流入，請合議庭能注意到這一點。

二、公訴機關指控王猛嚴重不負責任，不正確履行《關于嚴禁違禁品流入監獄的若干規定》、《清監搜身制度》、《監獄直接管理罪犯民警崗位職責規范》的部分情節與事實不符。

1、被告人王猛在工作中確實存在對罪犯上交的違禁品不按規定登記，不按規定處理的事實，但該事實不能必然導致起訴書指控“致使罪犯能夠使用手機；能夠使用現金高價購買白酒、啤酒；能夠長期在監區內做飯、飲酒；能夠私接電源給手機充電等違規行為（簡稱4個能夠）”及導致王東實施詐騙、敲詐勒索的

后果。即指控王猛的這一玩忽職守行為與指控導致的后果之間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2、根據卷內的清監及收繳違禁品登記表來看，王猛不僅清監了，而且是認真、積極的在作為。清監一定就能清除違禁品嗎？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句俗語“一個傻子藏的東西，一百個聰明人也找不到”，況且這些犯人還不是傻子，他們隱藏的違禁品，要想徹底清除干凈是很難做到的，清繳違禁品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所以規定了分監區、監區、監獄、武警都要頻繁清監。公訴機關的該項指控通俗地講就是說五監區一分監區有違禁品，被告人王猛就必須清出來，沒清出來就沒有認真履行清監、搜身等監管職責。這種邏輯就等同于現在流行的那句話：破不了案子的警察就是不稱職的警察。顯然這種邏輯是錯誤的，且清監、搜身不是王猛一個人的監管職責。監獄、武警也經常組織的大型清監活動，不也沒清除公訴書指控的違禁品嗎。因監獄罪犯眾多、狡猾，且沒有技防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只靠人防，另因訥河監獄管理上存在漏洞，導致違禁品不斷流入，監獄在源頭上就沒有控制住，所以就出現了流入--清除，清除--流入的惡性循環。也不是被告人王猛個人所能控制的，再認真清監、搜身也會有遺漏的。

3、指控的“4個能夠”中，除使用手機外，其他被告人王猛均未發現過。根據法庭查明的事實，現金及酒類都是由監獄干警帶入的，是被告人王猛無法控制的，犯人和監獄干警勾結，隱藏很深，也是無法發現的。根據公訴機關提供的證據看，監獄干警幫助犯人帶入兩次吃火鍋的食材，即有證據證明就只有兩次在監獄吃飯，但被指控為長期在監區內做飯、飲酒，未免有些牽強。根據犯人石長濱1月29日的筆錄，證實王東實施詐騙、敲詐勒索過程中，2014年10月27日石長濱曾經讓其妻子向訥河監獄獄政科科長劉陽發兩次短信舉報過，訥河監獄不僅沒管，為此石

長濱還被教訓一頓，這就充分說明監獄在管理上存在問題，不能完全讓被告人王猛一個人承擔此責任。

三、公訴機關指控王猛不正確履行《清監搜身制度》、不執行《對私藏傳遞違禁品行為的處罰規定》部分情節與事實不符。

首先被告人王猛對犯人張琦、王春風使用的違禁品沒按規定登記、沒按規定處理是事實，但未對二人處理是有依據的。訥河監獄廠房300多平方米，200多犯人，基本是人挨人。當時被告人王猛發現張琦、王春風形跡可疑，判斷肯定在做壞事，有可能是在打電話，并非抓的現行。如果貿然搜身，違禁品會被轉移他人，就清不出來了。為了清除危害，所以被告人王猛采取“詐”的策略，并給其政策，使犯人主動上交的手機，并不是搜身搜查的，根據《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關于印發對私藏傳遞違禁品行為的處罰規定的通知》第五條“罪犯主動交出違禁品的，經查核實，未造成后果的給予從輕或免于處罰。”的規定，對張琦、王春風自動上交手機而免于處罰是符合規定的。另王春風不是五監區一分監區的犯人，王猛無權處理。

四、王猛具有以下從輕或減輕處罰酌定的情節。

1、被告人王猛歸案后能夠如實供述，自愿認罪，且能夠真誠悔罪。

2、根據辯護人提供的證據證明了被告人王猛曾多次受到嘉獎并榮立三等功，說明其在工作期間的表現是很優秀的，平素表現很好，沒有前科劣跡，此次犯罪純系偶然且是初犯。

四、王猛具有自首情節。

眾所周知，王東案發后，訥河監獄對王猛等人進行了調查、處理，在司法機關還沒有掌握其犯罪事實前，訥河監獄在向王猛等人調查時，王猛就向訥河監獄如實做了交代，并給被告人王猛行政處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認定自首、立功的司法解釋規

定及立法本意，王猛行為應認定為自動投案。王猛歸案后能如實供述，所以其行為構成自首。

五、被告人王猛對起訴書指控的監區亂象給訥河監獄造成的惡劣影響不能承擔全部責任。

監區混亂的現象及犯人王東利用手機通過聊天工具要挾賀某某探望并共餐、實施敲詐勒索和詐騙犯罪行為被媒體曝光后，給訥河監獄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但我們要客觀看待造成監區亂象及王東之所在監獄內能夠實施上述違法和犯罪活動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訥河監管理上存在漏洞，導致違禁品的流入，所以讓被告人王猛一個人承擔全部責任是不公平的。

綜上所述，被告人王猛的行為雖構成了犯罪，但根據本辯護人出示的證據能夠證明王猛在工作期間曾多次受到嘉獎并榮立三等功，所以犯罪情節達不到“嚴重”程度，情節較輕。又因有諸多客觀因素的存在及被告人王猛的平素表現很好，又具有從輕或減輕處罰情節但不具備從重處罰情節綜合考慮，故請法庭依據罪行相適應原則，對被告人王猛從輕或減輕處罰。本辯護人認為對被告人王猛處非監禁刑較為適宜。

以上辯護意見請合議庭評議時充分考慮。

被告人王猛辯護人：

二0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二篇：莊學義“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莊學義“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 加格達奇)審判席：

我們參加今日莊案的訴訟活動,心情既復雜又沉重。因為－－

第一，這是一個原本極其簡單但卻被人為地復雜化了的案件；

第二，我們面對的不僅有尊敬的公訴人和法庭組成人員，而且有蒙受了巨大自然災害的大興安嶺人民。作為普通律師，我們既要面對法庭履行職責，請法庭審查；又應面對我們的人民講出真情實感，請人民評判。

我們先就起訴書發言。

起訴書在它的最后提出了一個有關本案的重要命題：“莊學義在‘五·七’大火中，不認真履行其局長的職責。”這個命題顯然含有兩層意思：

一、莊學義作為局長，應履行他的職責；

二、他在整個‘五·七’火災中，都應認真地履行他的職責。根據這一實事求是的分析，無可爭辯地揭示了起訴書(連同公訴詞)的不合情理，因為在它的字里行間始終未見莊學義在整個“五·七”火災中作為局長的全部活動，而只是摘取了一個不大的片斷。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片面性；片面性不會產生說服力是無需說明的。

關于起訴書摘取的片斷，它概括為七個字，即“莊學義育英之行”。而后針對此“行”作了具體描述。起訴書的這些描述，在一系列關鍵性情節上，也就是在事實上，或者是不真實的，或者是不準確的，我們先舉出以下幾點為證：

第一點，起訴書說：莊學義五月七日八點廿五分左右到達育英林場辦公室門前，“整個育英面臨被大火包圍吞噬的威脅。”這里，把火區的范圍劃定為“整個育英”，是準確的；其錯誤在于，所謂“面臨被??吞噬的威脅”，與實際不符。通過庭審調查，連同全部案卷材料,大量的證言證實,起訴書所說的“八點二十五分到達育英林場辦公室前”的那個時候,甚至貯木廠連同貯木廠辦公室都已被大火吞噬了,其他地段的火情可想而知。按照當時科學測定的大火以每秒15公尺即每小時45公里的推進速度,真正面臨被吞噬威脅的不正是圖強局本部么?

這一點,按照起訴書的思路,可以說是衡量莊學義行為的是非、功罪的一個關鍵,因而不容含混。

第二點,起訴書在肯定莊于育英向曾凡金布置工作后,指出他“先后兩次向黨委書記報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圖強應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驅車前往綜合廠方向, 在鐵路道口東側停車,觀看一下火情,于八點四十分左右匆匆離開育英”。“僅在育英停留15分鐘時間”。

這段指控,是莊學義當時三個行為的概括,即,：

一、通報了火情；

二、提出了措施；

三、驅車繼續查看火情。可是,在當時那種大火天降的危急時刻,他的這三個行為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呢？這三個行為與所謂犯罪又有什么聯系呢？看來問題在于“匆匆”離開育英。起訴書就此做出的判斷我們有兩點不能同意：第一,“離開育英”這個概念是含混而不精確的，因為在莊離開林場辦公室直到他一路疏散災民、疏通要道的九拐、蘑菇樹乃至“雞場”等等地方,統屬育英轄區,他在轄區之內奮力做了那么多組織工作,使許多人脫險離開火海,業經庭審調查核實,這怎么能說是“離開”育英？第二,在大火肆虐、烈焰撲人的極端危險時刻,所謂“匆匆”,正是機智聰敏的指揮員形象,難道大火壓頂還非得“慢吞吞”地才算堅守崗位、才稱得上指揮若定么？遇事“慢慢來”是惡習,會貽誤事業,起訴書的這個指控不能成立。

第三點,起訴書說, 莊在育英向“曾凡金詢問一下火情,只簡單地讓曾廣播喊話通知群眾疏散”。

這個指控中也包含著莊的三個行為,即：

一、詢問火情；

二、布置喊話；

三、通知疏散。這些行為,不論當時還是現在,應當說都是無可非議的。按照指控,問題出在“只簡單地讓曾喊話”。可是,在那烈火突來、人力難擋的情勢下,這“簡單地”三字不正說明莊學義作為指揮員的果斷與高效？如果在那時還要按部就班地例如開個首長會；首長動員,分領任務；制定落實,爾后貫徹執行,這自然不簡單了,但行得通么？我們不得不指出,為什么面臨大火的“此景”還非得“復雜化”不可,“此時”搞點簡單究竟何罪之有!

第四點,起訴書指控莊“沒有親自去各單位部署搶險救災”。我們不再復述證據材料,僅就起訴書本身所承認的,莊在向黨委書記通報火情對圖強防火、救火做了部署之后,“便驅車前往綜合廠方向”,并“在鐵道口東側停車,觀看火情”。我們要問：驅車前往,算不算“親自”？綜合廠是不是“單位”？觀察火情是不是為了“部署搶險”？至于“各單位”,當時已陷入火海,攝氏千度以上的高壓熱浪,伴著每秒15公尺的超高速火勢,漫說莊學義,試問誰能一一親臨？誰又能在大火突降,于是人自為戰甚至人各逃生的特殊情況下,去進行什么組織部署呢？

第五點,起訴書指控莊“放走了育英地區防火總指揮曾凡金”。很明顯,這里采用的手法是“一石二鳥”。一面說曾逃跑；另一面說莊放走了曾。曾是否“逃跑”,另案審議。說莊“放走了”曾,卻不辯：所謂“放走”,關鍵在于讓曾走向哪里,去干什么？莊命曾駕輕騎急速奔向圖強直接報警,使圖強一萬五千之眾有所準備,這難道不是為了搶險防災？這難道不是積極的救火行為？這難道不是一種在特殊條件下的唯一可采取的正確權宜措施？這里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呢？

令人不解的是：起訴書一方面承認莊是局長即防火總指揮,另一方面又不承認這位總指揮可以命令部署曾凡金親赴圖強報警,讓去就是放人逃跑。這讓總指揮如何履行他的職責呢？我們的觀點與起訴書的指控之間的分歧,焦點在于曾的出走育英是否必要。我們綜合庭審調查核實的證據,得出這樣的判斷：曾當時出走,顯然是為大火所迫,同時又是進一步救火救災的需要；既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無可指責。

審判長,以上并非起訴書中的不實、不足之處的全部；這里指出的五點已足能證明一個載可爭辯的事實：這個起訴書在它的根本方面是全然站不住的,理應被人民法院依法駁回。

下面針對公訴人發表的公訴詞,提出我們的見解,這將是我們的辯護的基本論點和主要論據。

直截了當地說,公訴人發表的公訴詞中回避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個是,“五·七”火災對于圖強局來說,實是意處的天災,非人力所能抗拒；一個是被告人的行為到底有沒有社會危害性。

關于第一點,考慮到這是公認的事實,相信法庭能夠予以充分注意,這里暫不詳細陳述。

關于第二點,我們認為,法學常識告訴人們對刑事被告人定罪的根據,只能是他的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是客觀的,不應因公訴人的主觀意念,或某位領導人的意志,或者新聞報道的宣傳需要而有所改變。因此,對莊學義能否加罪,應看他的行為是否符合上面提及的刑法學原理,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以及犯罪構成的要件,決不能遷就,更不應照顧與被告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問題無關的外在因素。如果不是堅持這條原理原則,而是顧及或者慮及其它因素,這樣處理的案件決經不住人民的檢驗!決經不住事實的檢驗!歷史終將證明：這是錯誤。

我們不想諱言,任何檢察,機關,乃至所有的司法機關,不論中外古今,都難免錯案。但是,我們的制度的優越性在于,我們決不故意制造冤案,而且一旦發現了錯誤,一定能及時糾正。如果能夠防錯誤于未然,那當然上策。

然而必須指出,聽了公訴人的公訴詞,使我們不能不預感到：有的同志,在莊案上將決心沿著明知是錯誤的小道走到底了。這就清楚地說明,以法治國,在我們國家還要經歷多么艱難的歷程。粉碎“四人幫”十二年了,可我們的冤假錯案并未絕跡,作為法律工作者,難道我們真的聽不到民間的冤情和怨聲!尊敬的公訴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這才真正是你們說的政治影響極壞的事。古往今來,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我們能不認真考慮么？

就莊案而言,針對公訴詞中提出的論點和論據,我們不得不提請考慮幾個問題：

一、在莊可以不入火區的情況下,主動奔赴漠河,這是不是忠于職守?

二、莊不去漠河,不會被大火困于育英；如果他不到育英,而是坐鎮局本部,他對育英大火還應承擔責任么？

三、莊撤出育英林楊,邊撤邊組織群眾疏散,決無逃跑行為；如果公訴人不能否認這是事實,這樣的邊退邊戰算不算忠于職守？

四、莊退守的方向是圖強,即林業局的中心,那里有萬余居民,上億元的財富,他作為局長,考慮了全面情況,作出了力保中心的決策,這種戰略上的轉移,這一臨危未亂的果敢決策,是不是忠于職守？

五、公訴人一面要求莊作為局長應認真履行職責,一面對他奮不顧身搶險救災的盡職行為一概抹殺,試問：這怎能量出莊究竟玩忽了還是忠于了職守？

六、公訴人引用黑龍江省政府的《春季護林防火命令》論證問題,可是,按照那個文件的規定,莊又有哪一點做得不對？沒有,一點也沒有。大火之先,圖強沒有火險,沒有火情,甚至沒有火源。莊本人五日公出歸來,六號就上山組織防火。盡管我對大興安嶺的干部情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我還是想問：這種單位,這樣的干部,在大興安嶺究竟有多少!眾所周知,圖強是受害單位,來自漠河的那么猛烈的大火,自始至終沒有得到起火方面的通報,這算不算失職？何以無人追究？而莊學義則不同。他對友鄰及時通報了火情,使之有備,這難道是玩忽職守者辦得到的？圖強受災最重,圖強領導人受到的待遇又最不公平,這不必講法,連起碼的公道都不講了,我們怎敢贊同？

審判長：我們的黨和人民在復興災區的嚴重時刻,極需人才,我們從莊學義的一貫政績和救火事跡中,決不懷疑,這是林區的難得人才。一個黨的兒子在火海中盡了職責卻被投入另一個可能是永劫不復的“火海”,這怎么可以呢？我們還不得不指出, 大興安嶺的這場火災,事后卻讓無辜的小人物承擔如此重大的罪責,這合適嗎？合法嗎？公訴人說,他當時“有時間、有條件、有人力物力”搶救育英。關于時間條件,我們已經陳明,至于人力物力,也許我們富有人海,可是,請問我們現在有沒有足夠的物力來防、救去年那樣的大火？試問去年的“物力”又在哪里？

總之,莊學義是無罪的!我們的法院對于忠于職守的好干部,不會加諸罪名,給予苛待。請予審查,請予考慮。

附：起訴書(摘要)

被告莊學義因玩忽職守一案,由黑龍江省委交辦。現已偵查終結,查明被告人莊學義犯罪事實如下：

莊學義于1987年5月7日20時過后,會同林業局防火辦公室主任趙某乘伏爾加前往西林吉方向察看火情,20點25分左右到達育英林場辦公室門前。當時兩股大火正從西北和西南方向燒進育英地區。邊緣地帶的建筑設施已經相繼起火。整個育英面臨被大火包圍吞噬的威脅。莊向育英地區防火總指揮曾某某詢問一下火情,只簡單地讓曾用廣播喊話,通知群眾疏散,之后,便進調度室,先后兩次向局黨委書記報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圖強應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驅車前往綜合廠方向,在鐵道口東側停車,觀看一下火情,于20點40分左右即匆匆離開育英,返回圖強,僅在育英停留15分鐘左右時間。在返回圖強途中,遇曾某某騎摩托車朝圖強方向逃走,莊不僅未加制止,反而令其去局調度室報告火情。莊學義育英之行,經查犯有如下玩忽職守行為：

1、莊學義在大火即將吞噬育英的嚴重時刻,除到林場辦公室外,既沒有用電話與當地其余三個科級單位聯系,也沒有親自去各單位組織部署搶險救災而匆忙返回圖強。

2、莊于返回圖強途中,見育英地區防火總指揮曾某某脫離指揮崗位,騎摩托車馱人向圖強方向逃走時,理應制止,令其返回育英組織指揮群眾疏散與搶險,而其相反,卻令曾快去林業局找遲書記報告火情,不僅自己不在育英組織指揮,又放走了育英地區防火總指揮。

由于莊學義上述失職行為,致使育英地區職工群眾在“五·七”火災中,失去組織領導無人指揮群眾搶險和疏散,損失慘重。于20點40分左右,先后相繼燒死和窒息死亡43人、傷19人,經濟損失2377萬余元(原值)。使本應避免和減少傷亡與損失而未能避免。對此嚴重后果,莊負有直接重要領導責任。

被告莊學義在“五·七”火災中,不認真履行其局長的職責,已構成玩忽職守罪。故提起公訴,請予懲處。

第三篇：龍某某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龍某某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龍某某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原創 2017-04-16 龍元富律師

巔峰刑辯龍某某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人民陪審員：

受犯罪嫌疑人龍某平委托、廣東登潤律師事務所指派，本律師作為犯罪嫌疑人龍某平玩忽職守罪一案一審階段龍某平的辯護人。就東莞市人民檢察院以“東一區檢訴刑訴字【2016】349號《起訴書》”【下稱《起訴書》】指控犯罪嫌疑人龍某平涉嫌玩忽職守罪一案，經依法會見犯罪嫌疑人，認真閱卷，進行一切可能的調查研究，在詳細了解案件事實與案情基礎上，尤其是經過兩天的法庭公開開庭審理，依據法庭調查予以查明的案件事實，茲對本案謹慎發表如下無罪辯護意見。

我們的基本辯護意見是：

我們堅定不移地認定：

《起訴書》指控不成立，龍某平的行為不能認定為玩忽職守；“東莞市中僑大廈“3.3”燃氣爆炸事件”，與龍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兩者之間沒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

主要理由是：

犯罪嫌疑人龍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完全符合《行政許可法》、《消防法》和廣東省消防總隊頒行的《廣東省建筑工程驗收評定規則（試行）》（2003年12月1日起試行）【以下簡稱《評定規則》】之規定，不存在《起訴書》所指控的“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未認真履行消防驗收工作職責”等問題。

2006年消防驗收的具體執法依據是廣東省消防總隊頒行的《廣東省建筑工程驗收評定規則（試行）》（2003年12月1日）。該《評定規則》第四條規定：“消防驗收應當按照各子項的內容逐項進行檢查、測試---進行評定”。該《評定規則》之子項“特殊場所”不包括“廚房”，也即“廚房”屬非必需驗收核查場所，只需按“普通場所”對待；“普通場所”的驗收方式是抽查。因此，“廚房”

未被抽查到并無不當。換言之，也就是龍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工作不存在《起訴書》中所宣稱的“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未認真履行消防驗收工作職責”等情況。

更何況，雜物間與“廚房”是兩個空間，不是一個空間，對“廚房”進行驗收核查，并不必然或必須對“廚房”旁邊的雜物間進行核查。

又尤其使用單位違法將雜物間設計成為“集中瓶裝石油氣間”，從消防審核申報，到正式消防驗收之前的消防驗收申報，均刻意隱瞞，從未提及——即便在“東公消（審）字（2002）第531號《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建筑工程消防設計的審核意見》”提出了“餐廳內的廚房使用的可燃氣體為燃料時，應采用管道供氣”的公開善意提醒之后，建設單位、施工單位和使用單位仍然不為所動，仍然繼續刻意隱瞞相關違法行為，而后膽大妄為地違法使用（假設《起訴書》之中所述，“廚房”驗收前已經投入使用）——膽大妄為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按規定只能使用三年的“調壓閥”，他們居然使用了八年，還沒有任何人去注意，尤其是發生在“中石化”這樣經營、管理燃油燃氣等危險品的單位，更不能用不懂、不清楚來解釋，只能用刻意隱瞞來描述。

造成莞城街道中僑大廈“3.3”燃氣爆炸生產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在《東莞市“3.3”燃氣爆炸較大生產安全事故調查報告》（以下簡稱《事故調查報告》）中已經做了明確認定和理由說明：是作為建設和使用單位的中石化東莞分公司“燃氣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沒有嚴格按照規定使用燃氣”。加上其它法定監管單位監管缺位等方面的原因造成。

作為廚房設計、建設和使用方的中石化東莞分公司未依法對中僑大廈四樓廚房使用“瓶裝液化石油氣”情況進行如實向消防部門申報，導致廚房燃氣情況未進入消防驗收范圍。根據《行政許可法》規定，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許可審批以申報人申報的范圍為限——因為建設單位刻意隱瞞真實情況，未對廚房“使用瓶裝液化石油氣”的情況進行申報，直接導致中僑大廈四樓廚房使用“瓶裝液化石油氣”未進入消防驗收范圍。在沒有接到任何投訴、舉報的情況下，而且如前所述，按照《評定規則》第四條規定，“廚房”屬非必需檢查的重點場所，只需按“普通場所”對待；“普通場地”的驗收方式是抽查，未被抽查，未進入消防驗收范圍屬依法履職，并無不當，更沒有違法。

另外，《事故調查報告》也明確指出了，此種情況下負有燃氣安全隱患排查、督促整改等工作任務的是莞城區公用事業服務中心，而非檢方所推斷的公安消防部門。

第三、如《起訴書》中所述，“東公消（審）字（2002）第531號《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建筑工程消防設計的審核意見》”提出了“餐廳內的廚房使用的可燃氣體為燃料時，應采用管道供氣”之“批復意見”。其實，此點“批復”只是一個提示性建議，而非依法進行行政許可審批之審批性意見，具體說明如下：

按照消防審批工作基本原理和工作規范，所謂審核意見書，是指建設單位將設計方案及有關資料向消防機構申報，消防機構依法對設計方案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法律文書。在本案中，建設方并沒有向消防部門報送廚房燃氣或熱能動力的設計方案及文字說明，故“東公消（審）字（2002）第531號《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建筑工程消防設計的審核意見》”中提出“餐廳內的廚房使用的可燃氣體為燃料時，應采用管道供氣”是職責范圍外的善意提醒，實質上只是一個提示性的建議——即假如建設單位“餐廳內的廚房使用的可燃氣體為燃料時，應采用管道供氣”。

驗收人員的檢查范圍僅限于審核通過后的驗收申報材料和竣工圖紙的范圍和內容。除此之外區域，驗收人員不可能也不應當“翻箱倒柜”的去搜查，用排除法一個一個去核查排除，那就不是消防行政許可了。而根據消防審、驗分離的原則，驗收人員根據《評定規則》沒有抽驗到廚房，符合《行政許可法》、《消防法》、《評定規則》等相關法律法規之規定，不存在《起訴意見書》所指控的“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未認真履行消防驗收工作職責”等問題。

順便回應一下，第二次增加的年輕美女公訴人剛才的“精彩表演”——廚房早已投入使用，你怎么就沒看見、沒發現呢？答案是：第一，驗收之前，沒有接到舉報、投訴，驗收單位及具體執行驗收任務的龍某平、雷某某等，沒有對被可以隱瞞的廚房的“集中瓶裝石油氣間”進行驗收的法定義務；第二，剛才出庭作證的證人呂剛甫已經證明，消防施工單位有一個潛規則——申請驗收之前，尤其是消防驗收人員進行驗收之前，會充分提醒建設、使用單位。將有礙消防驗收的東西收拾收拾，也就是說，即便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廚房”旁邊的雜物間----“集中瓶裝石油氣間”確實在驗收之前已經投入使用，那么，驗收過程中也是無法查驗的···第三，更何況，第二次增加的年輕美女公訴人大肆渲染的廚房驗收前已經投入使用只是“一面之詞”——而且只是真正的責任單位、真正的責任人的“供述”而已。再說，退一萬步講，即便龍某平等確實疏忽了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廚房”旁邊的雜物間----“集中瓶裝石油氣間”確實在驗收之前已經投入使用這一法定驗收義務之外的細節，那也只是合理性原則范圍內的司法審查，但是，我們不能不提醒合議庭的是，玩忽職守罪審理過程中只能進行合法性原則范圍內的審查，不能夠、不可以、不需要進行合理性原則范圍內的審查。

第二次增加的年輕美女公訴人剛才的“精彩表演”，可能應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第四、東莞市莞城街道中僑大廈2014.3.3事故是一起特別特別典型的燃氣安全管理不到位，燃氣使用者、相關監管職能根本缺位、供氣單位均異常嚴重不負責等原因導致的生產安全事故，并非消防責任事故。

“東安辦【2014】126號”《東莞市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文件——關于做好東莞市3.3燃氣爆炸較大生產安全事故結案的通知》附件1《東莞市3.3燃氣爆炸較大生產安全事故調查報告》及其技術調查研究報告，對事故基本情況、事故發生經過和撲救情況、事故原因及性質、事故責任認定及處理建議、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等進行了相對準確的調查、分析和評斷。其中第四項“事故責任認定及處理建議”對相關單位、相關責任人進行了責任認定，并提出了處理建議——公安消防機關并不在其中。

有鑒于此而不僅限于此，本辯護人再次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認定：龍德平根本沒有《起訴書》所指控的“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未認真履行消防驗收工作職責”等違法行為之嫌疑。據此，本辯護人認為犯罪嫌疑人龍德平涉嫌玩忽職守一案的處理結論只能是：龍某平無罪。

相關意見：

一、本案的偵查思路存在根本性問題。

《起訴書》指控的是犯罪嫌疑人龍某平在行政許可審批過程中“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未認真履行消防驗收工作職責”，所以我們首先應該搞清楚其行政許可是否依法履行了職責。也就是說，需要進行的是“合法性審查”，而非“合理性審查”。

行政許可是指行政機關根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經依法審查準予其從事特定活動的行為。根據《消防法》規定，消防行政許可有：建筑工程消防設計審核，建筑工程竣工消防驗收，公眾密集場所使用、開業前消防安全檢查、具有火災危險的大型群眾性活動舉辦前消防安全檢查。行政許可是依申請的行政行為，其基本原理與工作規范是“無申請則無許可”——如《事故調查報告》所述，東莞市3.3燃氣爆炸較大生產安全事故的根本原因是作為建設和使用單位的中石化東莞分公司“燃氣使用安全管理不到位，沒有嚴格按照規定使用燃氣”。加上其它法定監管單位監管缺位等方面的原因造成。質言之，東莞市3.3燃氣爆炸較大生產安全事故并非犯罪嫌疑人龍某平在行政許可審批過程中“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未認真履行消防驗收工作職責”所導致。

既然犯罪嫌疑人龍某平代表其原所在單位進行行政許可驗收過程中不存在“玩忽職守”行為——更重要的是其原所在單位、其原所在單位的上級機關、以及《高層民用建設設計防火規范》國家標準管理組，經過嚴密調查研究與專業審查，均一致認為：龍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完全符合《行政許可法》、《消防法》、《評定規則》等相關法律法規之規定，不存在任何違法行為。

前述有權對涉案事實進行評定的評定機關均已經出具正式文件，主要包括：東莞市公安消防局致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3.3”事故場所消防行政審批有關情況的函》（東公消函【2015】1號）”、東莞市公安消防局致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消防行政審批有關情況進一步說明函》（東公消（函）【2015】2號）、廣東省公安廳消防局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有關消防行政許可事項說明的函》，東莞市公安消防局致國家標準《高層民用建設設計防火規范》管理組《關于咨詢高層民用建設熱能動力有關問題的函》和《高層民用建設設計防火規范》國家標準管理組致東莞市公安消防局《關于東莞市公安消防局來函的答復》以及2015年3月23日9時49分東莞市公安消防局防火監督處蔡飛電話咨詢公安部四川消防科學研究所《高層民用建設設計防火規范》國家標準管理組黃德祥研究員《電話記錄》。上列有權評定機關所出具的這些正式文件足以充分證明龍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行為合法依規，不具有違法性——當然不存在任何犯罪嫌疑。

二、偵查機關在本案中有異常明顯的制造案件之嫌。

將龍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是一個執行《行政許可法》、《消防法》、《評定規則》等相關法律法規之執法行為，其行為合法依規，不具備違法性，不是真正的事故責任人，對真正的責任人卻“另案處理”，而且是不痛不癢的“紀律處理”，明顯違反了刑事訴訟法之相關規定，更加違背刑事訴訟法理；不僅僅是偵查思路存在根本性問題的表現，確有刻意制造犯罪、制造冤枉龍某平、雷某某的明顯嫌疑。

在《事故調查報告》已經對事故進行充分調查、舉證、說明和責任認定之后，公訴機關還刻意把近九年前的一次合法行政許可行為，與此次事故聯系起來，并對一位奉公守法的前公安干警提起公訴，足以說明審查起訴階段對偵查部門偵查思路存在根本性問題——確有刻意制造犯罪、制造刑事案件以掩蓋案件真正的事實真相的明顯嫌疑等相關問題應當引起高度重視，應當及時予以糾正。否則，冤案可能因此而“橫空出世”“驟然降臨人世間”。

三、本案的立案與偵查之刑事司法邏輯存在根本性問題。

《起訴書》指控犯罪嫌疑人龍某平在行政許可審批過程中“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未認真履行消防驗收工作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之規定，涉嫌玩忽職守罪”，明顯證據不足、認定事實不清、程序根本違法、指控邏輯嚴重錯誤。

其指控邏輯是“東公消（審）字（2002）第531號《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建筑工程消防設計的審核意見》”中已經提出“餐廳內的廚房使用的可燃氣體為燃料時，應采用管道供氣”的審核意見，龍某平、雷某某等在驗收過程中沒能嚴格驗收并出具了驗收合格意見，即屬于“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之規定，涉嫌玩忽職守罪”行為。殊不知，如前所述，“東公消（審）字（2002）第531號《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建筑工程消防設計的審核意見》”提出“餐廳內的廚房使用的可燃氣體為燃料時，應采用管道供氣”的“審核意見”只是一個善意的提示性建議，而非依法進行行政審批之審批性意見，不屬于法定執法義務。龍某平、雷某某驗收工作是依法依規進行的。公訴部門在沒有認真查證核實消防部門驗收流程與具體驗收工作內容的情況下，就如此臆斷輕率起訴，陷守法民警于不義，視檢察職責如兒戲，實在讓人非常遺憾。

關于東莞市公安消防局致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3.3”事故場所消防行政審批有關情況的函》（東公消函【2015】1號）”、東莞市公安消防局致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消防行政審批有關情況進一步說明函》（東公消（函）【2015】2號）、廣東省公安廳消防局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有關消防行政許可事項說明的函》，在該案事實查明與認定過程中如何使用。依法據實而論，最低限度應視為“鑒定意見”——即，如果一定要進行證據歸類，那這三份公文就應作為“鑒定意見”來對待——該三份“鑒定意見”均異口同聲地斷定：龍德平、雷東海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行為合法依規，不具有違法性。

從現行中國法制體系、法律體系框架結構來看，前述三份公文的法律屬性是：非正式“行政裁決”——就龍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行為是否合法依規，是否具有違法性等相關爭議，在認真、仔細、全面體系性調查研究基礎上進行審查，做出的“行政裁決”——該“行政裁決”的結論是：龍某平、雷某某等于2006年6月份對中僑大廈裙樓（含四樓）的消防驗收行為合法依規，不具有違法性。

公訴人在今天庭審過程中，將東莞市公安消防局致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3.3”事故場所消防行政審批有關情況的函》（東公消函【2015】1號）”、東莞市公安消防局致東莞市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消防行政審批有關情況進一步說明函》（東公消（函）【2015】2號）、廣東省公安廳消防局致廣東省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關于東莞市中僑大廈有關消防行政許可事項說明的函》，一概作為犯罪嫌疑人（當此之時）所代表的行政執法單位及其上級單位的“一面之詞”，進而得出結論：不應采信，這個說法是錯誤的。恭請合議庭高度關注。

綜上，本辯護人認為犯罪嫌疑人龍某平根本不存在《起訴書》所指控的“工作嚴重不負責任、未認真履行職責”等違法行為之嫌疑。本案的“被制造”確系偵查思路錯誤、違法“另案處理”等所致。請依法審查查明，并依法作無罪處理。

此致！廣東登潤律師事務所 2017年3月14日

第四篇：玩忽職守辯護詞

公訴機關2010年指控：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時任夏邑縣城建局副局長的姬萬里在某房產交易過戶手續上簽字構成玩忽職守罪。朱現領律師作無罪辯護。法院判決“免于刑事處罰”。在當前的司法實踐中，“免于刑事處罰判決”相當于“無罪判決”。當事人未上訴、未申訴，檢察院未抗訴，判決已生效。

審判法院 夏邑縣人民法院

結案時間 2010年

姬某某涉嫌玩忽職守罪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澤達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姬某某及其近親屬之委托，指派我擔任姬某某的辯護人。開庭前，我依法會見了被告人姬某某，認真查閱了案卷材料。通過庭審時的法庭調查，使我對本案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理解。現結合本案事實、證據，依據有關法律規定，就姬某某無罪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一、追訴時效

（一）假定姬某某構成玩忽職守罪，本案業已超過追訴時效，依法應當裁定終止審理，宣告對被告人姬某某不追究刑事責任

《刑法》第87條中規定，犯罪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

①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過5年。

②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經過10年。

《刑法》第397條第1款規定：“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A、如何確定追訴時效的法定最高刑

１、法定最高刑是根據犯罪分子的犯罪性質和法定情節，與其所犯罪行相對應的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的處刑檔次中的法定最高刑。２、法定最高刑也不是指某種性質犯罪全部刑罰的最高刑，而是指某種性質犯罪中與該犯罪情況基本相適應的某一檔處罰的最高刑。即對犯罪分子應在該檔量刑幅度內處刑的檔次最高刑。

《最高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判嚴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答復

（三）》（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九問

問：依照我國刑法規定，確定對犯罪的追訴時效期限時，如何計算法定最高刑？即對刑法法定最高刑應如何理解？我們這里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按條計算，因為案件尚未審判，難于弄準罪行輕重或情節如何，不好確定應適用的款或量刑幅度；另一種意見是按款或相應的

量刑幅度計算，因為罪行輕重不同，適用的款或量刑幅度不同，追訴期限長短也就不同，應按照罪行的實際情況確定追訴期限長短，才合理合法。我們傾向于后一種意見。

答：同意你們所傾向的意見。刑法按照罪與刑相適應的原則，將追訴期限分別規定為長短不同的四檔，因此，根據所犯罪行的輕重，應當分別適用刑法規定的不同條款或相應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來計算追訴期限。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罰，分別規定有幾條或幾款時，即按其罪行應當適用的條或款的法定最高刑計算；如果是同一條文中，有幾個量刑幅度時，即按其罪行應當適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計算；如果只有單一的量刑幅度時，即按此條的法定最高刑計算。雖然案件尚未開庭審判，但是，經過認真審查案卷材料和必要的核實案情，在基本事實查清的情況下，已可估量刑期，計算追訴期限。

例如，犯故意傷害罪，《刑法》第234條規定：

1、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致人重傷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這一條文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但是并非所有的傷害罪都按條文法定最高刑——死刑來確定追訴時效，而是根據具體罪行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幅度最高刑確定追訴時效。如：某甲故意傷害他人造成輕傷后果的，其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幅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這一幅度的法定最高刑為3年，某甲這一傷害罪行的追訴時效為5年。假如是重傷，其應當適用的法定刑幅度為：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一幅度的法定最高刑為10年，某甲這一傷害(重傷)罪行的追訴時效為15年。又例如，犯殺人罪，法定最高刑有二檔，一檔是死刑，一檔為10年，根據犯罪情節確定最高法定刑是10年，還是死刑，進而確定追訴時效是15年，還是20年。

玩忽職守罪，法定最高刑也是有二檔，一檔是3年；一檔是7年，7年的條件是情節特別嚴重。對應的追訴時效分別是5年、10年。針對本案被告人姬某某而言，根據案卷材料、案情，即使構成玩忽職守犯罪，他所應承擔的責任也不屬情節特別嚴重，量刑幅度應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本案被告人姬某某法定最高刑不應超過3年，追訴時效為5年。

B、追訴時效的起算

《刑法》第89條中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指控姬某某的兩次簽字行為，一次是在2000年1月19日，已超過10年；一次是在2001年8月6日，至今已近9年。

《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不追究刑事責任，已經追究的，應當撤銷案件，或者不起訴，或者終止審理，或者宣告無罪。《最高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百七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分別作出裁判：??

（八）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并且不是必須追訴或者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應當裁定終止審理；??《最高法院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對具有下列情形的案件，應當分別作出處理：??

（三）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不是必須追訴的，裁定終止審理，宣告對被告人不追究刑事責任；??

（二）公訴人“未超過訴訟時效”的觀點不能成立

公訴人在法庭調查時稱：未超過訴訟時效，依據是最高法院2003年11月13日印發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該紀要規定，玩忽職守罪的訴訟時效從造成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

A、指控姬某某的簽字時間是在2000年1月19日和2001年8月6日。上述《紀要》是最高法院2003年11月13日印發的，對2000年、2001年的行為沒有朔及力，不應適用，應當適用《刑法》第89條和最高法院1981年11月1日發布的《關于執行刑法中若干問題的初步經驗總結》。《刑法》第89條規定，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該《總結》第8條第2款中規定了追訴期限的起算：根據刑法的規定，追訴期限應當從犯罪構成之日起計算。假定構成犯罪，犯罪之日和犯罪構成之日分別為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分別從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起計算，本案已超過追訴時效。因此，公訴人的“未超過訴訟時效”的觀點不能成立。

B、公訴人引用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3]167號）第六條第二款是這樣規定的：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時效。玩忽職守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當時沒有發生，而是玩忽職守行為之后一定時間發生的，應從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期限。姬某某簽字造成的結果，第一次的結果是恒達公司得到了房屋，第二次的結果是信用社得到了房屋。如果說姬某某簽字構成犯罪，危害結果發生之日應分別是2000年1月19日、2001年8月6日，玩忽職守罪的追訴期限也應分別從這兩個時間起算。

二、作為時任夏邑縣城建局副局長的姬某某在辦理房產證事宜中沒有法定的簽字職責，玩忽職守無從談起

事實是：在班某某任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前，作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縣房產交易所，辦完審查、審批手續，就可以直接去縣政府辦用章。當時的法律沒有城建局分管副局長在房屋交易登記中必須簽字的明文規定。姬某某的簽字不是法律規定的必需手續，因此姬某某所的簽字也不是法定權力。沒有證據證明姬某某的簽字是縣委、縣政府領導的指示，也沒有證據證明姬某某的簽字是當時任職的城建局黨組或局長辦公會議決定。種種證據說明姬某某在房屋交易登記中的簽名僅是班某某任縣政府辦公室主任時為減輕自己個人的責任而附加的手續，作為縣政府辦公室主任的班某某是無權為城建局副局長姬某某賦予權力的。因此可以推斷姬某某簽不簽名，對蓋縣政府的章沒有實質影響。姬某某為了工作的順利開展，滿足了時任縣政府辦公室主任班某某的個人要求，是對工作負責的一種表現，他的簽名，僅僅是形式，就此追究他的責任，依據明顯不足。

三、假定姬某某有簽字的職責，姬某某簽字的行為不致于定罪

房屋從生產公司轉給恒大公司的交易材料，有中級法院的裁定書和協助執行通知等法律文書、買賣契約、單位證明、房屋所有權登記發證申請、勘測人與復核人簽名，等等。在有這些交易材料的情況下，姬某某可以簽字。

另外，卷宗中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本案涉及的房產從生產資料公司過戶給恒大公司，其幕后主使人就是生產資料公司，是生產資料公司為了逃避債務而主動采取的行為。這也可以從生產資料公司2003年12月4日、生產資料公司破產清算組2005年5月24日兩次起訴夏邑縣人民政府的訴訟中得到證實。兩次起訴均未對本案涉及的房產從生產資料公司過戶給恒大公

司提出異議，而在起訴書中明確說明“因夏邑縣農業生產資料公司債權人提起訴訟，夏邑縣農業生產資料公司為逃避債務將該樓過戶在夏邑縣農資集團恒大有限公司名下，但該樓一直由夏邑縣農業生產資料公司占用，夏邑縣農資集團恒大有限公司只是名義上的所有權人，夏邑縣農業生產資料公司是真正的所有權人。分別經過起訴、上訴，均被夏邑縣法院、商丘市法院判為敗訴。事后，將由此導致的后果全部歸罪于姬某某名下，明顯有失公允。

房屋從恒大公司轉給信用社的交易材料，有房屋所有權登記發證申請，賣方處蓋有房屋所有權人恒大公司公章與買方處蓋有信用社公章的買賣契約，勘丈平面示意圖，農資集團公司向供銷社打的償還供銷社糧油貿易公司拆借資金的報告，農資集團公司、供銷社糧油貿易公司、信用社三方抵賬協議，等等。在有這些交易材料的情況下，姬某某簽字是可以的。

四、本案無重大損失

A、信用社的或有貸款損失與姬某某簽發房屋所有權登記發證申請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公訴人指控造成信用社損失200余萬元不能成立。卷宗中有證據證明，本案中涉及的信用社發放的貸款是在1997年7月，期限三個月，即1997年10月到期，至姬某某2001年8月6日在涉案房屋所有權登記發證申請簽字時已經逾期將近四年，即早已形成呆壞賬，這一點從信用社提供的證據中也能夠證明。即使信用社貸款損失，也是由于信用社放貸時對貸款方資信審查不嚴造成的。

如果姬某某簽字的行為正確，信用社得到以物抵債的房屋，是為信用社挽回損失的功臣；如果姬某某簽字的行為不正確，信用社不應得此房屋而得到了，乃不當得利。如今房屋登記已經撤銷，信用社不當得利返還，這個過程并沒有給信用社造成實際損失。

再則，房產證撤銷后，原貸款的債權、債務關系并不是公訴人所說的不可以恢復，信用社可以繼續向糧油貿易公司及其開辦單位供銷社主張權利，還可向擔保人供銷社聯營公司、丁莉主張權利。

信用社失去房屋，是由于2010年房產證被縣住房和城鄉規劃建設管理局撤銷。

所以，起訴書中所說的由于姬某某的不當簽字給信用社造成200多萬元損失沒有根據。

B、沒有惡劣的社會影響

本案證據顯示僅2010年5月25日有上訪。不存在生產資料公司職工多年上訪的情況。因此，公訴人所述“造成夏邑縣農資生產公司多年多次上訪，社會影響惡劣”，沒有事實依據。

又，生產公司職工的上訪是惡意上訪。房屋依法早已不歸生產公司所有，原生產資料公司有關領導鼓動不明真相的原職工上訪，想通過上訪要回已不屬自己的房屋，有濫用權利之嫌。

五、農業生產資料公司、農資集團公司、供銷社糧油貿易公司均是供銷社的下屬分支機構。

農業生產資料公司為惡意躲債，通過假訴訟、成立空殼公司（恒大公司）將本案房產過戶轉

移，成立了農資集團公司。

農資集團恒大公司工商登記的是農業生產資料公司（或農資集團公司）出資30萬，60%控股；有證據證明另外兩個自然人沒有出資，農業生產資料公司（或農資集團公司）實際上是100%控股。

農業生產資料公司、農資集團公司、農資集團恒大公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人員、資產、財務等完全混同，三企業混同為一，按規定應否認農資集團公司、農資集團恒大公司的法人人格，認定三企業為同一個企業——農業生產資料公司。

上述企業均屬“供銷系”，權利、義務的最終主體均是供銷社。

房屋從生產公司過戶給恒大公司是協助執行法院的結果。恒大公司欠糧油公司借款，糧油公司欠信用社貸款是三角債，三方達成協議，將房屋抵償給信用社，同時消滅恒大公司欠糧油公司的債務和糧油公司欠信用社的債務，并無不當，符合《合同法》等法律規定，符合商事活動規則。

六、姬某某無罪

綜合以上辯護意見，在本案中姬某某是無罪的。即使在辦理涉案房產證的工作中有瑕疵，也是房產交易所有關工作人員審查把關不嚴造成的。姬某某作為上級分管領導不應當替下屬承擔責任。另外，即使在辦理涉案房產過戶過程中存在有關單位、人員代簽名、公章使用不合規、房屋面積變動等瑕疵，這個責任也不應該由姬某某承擔。姬某某作為上級分管領導，沒有審查簽名真假、公章使用是否規范的條件和職責。

以上辯護意見，請合議庭給予充分考慮，依法判決。謝謝！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北海案 王興辯護詞

王興律師：裴日紅故意傷害案一審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市惠誠律師事務所受裴日紅家屬裴日堅委托，并經裴日紅本人確認，指派王興律師擔任故意傷害案被告人裴日紅的一審辯護人。接受委托后，辯護人兩次會見被告人，仔細查閱公訴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卷材料，并參加了本案于2011年9月20日、10月14日至11月3日進行的庭審。現就本案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起訴書對被告人裴日紅故意傷害他人（致死）的指控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應當依法判決被告人裴日紅無罪。

公訴人在公訴意見中稱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了所有合理懷疑。但辯護人認為，公訴人所述本案五名被告人在2009年11月14日2:59分至3:15分完成將被害人挾持至水產碼頭并毆打致死的全過程，這本身就是最重大的合理懷疑。16分鐘完成作案，對于本身無前科、事前無通謀、酒后醉醺醺的幾名被告人而言，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樣的指控也集中暴露出本案在程序、證據及事實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

第一部分:本案存在嚴重的程序違法問題

從立案偵查到如今的庭審已經接近兩年的時間，整個案件辦理過程中存在嚴重的程序違法問題。

一、本案公安偵查機關的程序違法及瀆職侵權行為

2009年11月16日被害人家屬報案，2009年11月19日被害人尸體被發現。偵查機關在年關歲尾“命案必破”的巨大壓力下迷信“口供為王”，先入為主的把時間上的先后關系等同于因果關系，認定之前與被害人發生過沖突的幾名被告人為導致被害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沒有考慮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或者其他人作案的可能。這種從證據和邏輯上都存在嚴重問題的判斷，禁錮了偵查方向，疏忽了對客觀證據的偵查收集工作。在尸體的法醫學鑒定還沒有做出死因判斷的時候，偵查機關已經拿到了幾名被告人承認用刀捅死被害人的口供。如果沒有逼供、指供問題，被告人怎么會不約而同的編造對自己更不利的供述？

待到法醫鑒定意見出臺，認定被害人尸表無外傷后，偵查機關依然沒有能夠根據法醫鑒定的意見，認真檢討和調整自己的偵查思路，反而出現了更為反常的現象：原本供述用刀捅死被害人的被告人都改變口供，否認用刀捅人的說法，稱是用拳打腳踢致死被害人的。

因為迷信口供，偵查機關對其他證據調查的疏忽懶惰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首先，相關路口的監控錄像沒有調取。案發時，北海市的“天網工程”一期工程已竣工，涉案的三中路與貴州路口、前進路與北部灣路口、貴州路與海角路口、云南路與海角路口、北部灣廣場等都應當存在監控錄像，但偵查機關都沒有調取。甚

至當公訴機關在退回補充偵查明確要求調取相關監控錄像時，偵查機關仍然回應，沒有相關錄像。事實上，就在被害人家屬報案的海城分局西街派出所，已經于2009年11月18日找到并下載保存了部分錄像。，這段錄像出現在本案證據材料里的時間竟然是2011年的8月份，偵查機關的瀆職可見一斑。其次，事發當晚相關當事人的通話記錄。各當事人大都陳述當晚用手機相互之間有聯系。而手機通話記錄作為客觀證據，有利于查清當晚的關鍵事實，這是普通人都想得到的事情，但通話記錄出現在案卷中竟然也是在2011年8月份。再次，偵查機關對本案中的一些關鍵證人疏于調查。第一現場的前進商店店主羅紅烈，發生在前進路口的雙方沖突，羅紅烈是在現場的目擊證人，偵查機關2011年才調查，證人稱時間長已經記不清了。所謂的“拋尸現場”水產碼頭的值班人員鄧李環，偵查人員只是通過電話進行了簡單詢問。當晚在場的證人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偵查機關是在案件進入審判階段才要對她們進行調查。也是到了2011年，偵查機關才搞清楚關鍵證人“包子”的真實身份。至于案件涉及的出租車、摩托車、旅館、網吧，偵查機關在偵查階段及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時，都沒有進行有效查證，而事實上，這些都不是很難做到的工作。

毫無疑問，是偵查機關的不專業、不盡責、不作為，導致了本案的一錯再錯。

二、公訴機關的程序違法

對于偵查機關的工作，負責審查起訴的公訴機關不是沒有發現問題。2010年北海市檢察院兩次退回補充偵查，都列明了詳細的補充偵查提綱，指出了偵查和證據方面的諸多問題。

但兩次退補并沒有解決證據體系中存在的諸多漏洞，檢察院本應履行審查監督職能，依法做出不起訴決定，釋放犯罪嫌疑人。遺憾的是，北海市人民檢察院依然將本案起訴至法院。結果，完全依托被告人口供建立起來的證據體系在2010年開庭時因為被告人翻供而宣告土崩瓦解。這時，公訴機關仍然可以在人民法院做出無罪判決之前撤訴。但檢察院非但沒有撤回起訴，反而兩次申請延期審理，繼續圍繞幾名被告人重新構建證據體系，甚至越俎代庖，行使偵查機關的職權，違法在法院審判階段大規模調查取證，以自己重新調取的證據取代起訴所依據的偵查機關案卷材料，自行否定了當初起訴的合法性，也使得本案出現了偵查案卷僅有薄薄的三卷，而審判階段的補充案卷多達十二卷的奇特現象。

雖然公訴機關反復重申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八十五條之規定，其有權自行搜集證據材料。但該條也明確自行搜集證據材料應當在人民法院開庭審判前提交。而本案第一次開庭時間為2010年9月26日，即便是“另起爐灶”的新的開庭季，人民法院第一次通知開庭的時間為2011年7月25日，而檢察院補充的大量證據都是在2011年8月以后調取的。

此外，即便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允許公訴機關自行收集證據材料，也要看到，這是與《刑事訴訟法》關于公安、檢察、法院分工負責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更違背了偵查、審查起訴、審判的刑事訴訟程序要求。公訴機關持續的調查取證，也勢必使得交由法庭審查核實的證據始終處于不確定狀態，使得人民

法院的審判工作失去穩定性、確定性，無法審理終結作出判決。因而，北海市檢察院在審判階段特別是2011年8月份以后仍大量調查取證，就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違法行為。

三、本案的審判程序存在違法

2010年8月9日，檢察院將案件起訴至北海市中級法院后，法院于2010年9月26日及2010年11月30日進行了兩次庭審，法庭調查、法庭辯論以及被告人最后陳述等整個程序已經完成。人民法院本應在法定審限內依法判決，根據案件的證據情況宣布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但法院并沒有依法判決，反而在完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多次申請延長審理期限，并允許公訴機關申請延期審理，導致案件一拖再拖，被告人也在沒有確定有罪的情況下被限制人身自由長達近兩年的時間，直接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損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

更嚴重的是，在審判階段，公訴機關在補充搜集證據后變更起訴，人民法院以同樣的罪名、基于同一起“犯罪事實”，對幾名被告人進行了又一次的審理程序，這實際上，就構成了對同一被告人的兩次司法追訴。這是嚴重違反刑事訴訟“禁止兩次追訴”（“禁止雙重危險”）基本原則和國際人權公約基本原則的違法行為。

事實上，根據“禁止兩次追訴”的原則，基于原有證據起訴原四名被告人是無法認定被告人罪名成立的。四名被告人應當被宣告無罪釋放。法律不允許基于同一罪名同一事實再次起訴這些被告人。本案中，對被告人的司法追訴比普通的“兩次追訴”還要惡劣，在法庭審理發現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沒有恢復被告人自由，反而直接就在原審判程序之內進行重新偵查重新追訴，對被告人的侵害更為嚴重。

四、本案中存在嚴重的刑訊逼供

在2010年9月26日本案庭審時，被告人裴金德、裴貴、楊炳棋、黃子富即當庭陳述其口供是受到刑訊逼供作出的。在本辯護人會見被告人裴日紅時，被告人也明確向辯護人陳述其確實遭受了嚴重的刑訊逼供，其有罪供述均系刑訊逼供非法取得。在庭審后啟動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被告人裴日紅詳細說明了其遭受刑訊逼供的具體細節，包括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當庭播放的訊問錄像也暴露出被告人手臂有傷、被告人精神狀態極差、訊問筆錄系提前制作而成等問題。

在庭審中，人民法院依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對控方證據的合法性進行了細致的審查，實屬難能可貴。但是，面對被告人陳述的明確的刑訊逼供的細節，面對訊問錄像展示出的種種違法問題，面對偵查人員當庭作證時的公然撒謊，轟轟烈烈進行了近一周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卻沒有排除掉哪怕是一份口供。而且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特別是后面幾位被告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沒有正當理由直接予以駁回。令人不禁好奇：在中國，有可以證明的刑訊逼供存在嗎？有法院敢于排除的非法證據存在嗎？

第二部分:本案證據不足以指控被告人構成犯罪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構成故意傷害罪名成立的證據看上去不少，但實際上，控方的證據大廈就是一座空中樓閣，而能把被告人與水產碼頭傷害致死被害人的犯罪事實直接聯系起來的證據就是支撐這座樓閣的柱子。實際上，看上去像是柱子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及證人勞次的證言。而這兩部分證據顯然不具備真實性和合法性，相應地，這整個證據大廈是非常脆弱的，完全無法證明指控事實成立。

一、被告人的認罪供述不具有真實性、合法性

（一）被告人裴日紅共有三次有罪供述，均系刑訊逼供或威脅方法取得，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1、2011年5月19日4時的第一次訊問筆錄及10時許制作的第二次訊問筆錄，屬于嚴重的非法證據。

（1）偵查機關將被告人非法羈押近57小時，以殘酷的刑訊手段逼被告人認罪。2011年5月17日上午8時，被告人即在深圳被北海警方抓獲，根據北海市公安局城北刑偵大隊出具的說明，“經過十幾個小時返回北海”。按照法律規定，應當立即向被告人執行刑事拘留手續并送看守所羈押。但辦案機關卻將被告人非法羈押在刑偵大隊訊問室，以吊打、電擊方式逼迫被告人認罪，并于5月18日上午將被告人帶往合浦縣繼續毆打電擊，5月18日下午帶回刑偵大隊訊問室繼續刑訊，至當晚被告人支撐不住被迫認罪，經過近三個小時制作違背被告人真實意思的訊問筆錄，然后辦案人員陳小寧、黃家銀于5月19日凌晨4點52分錄制46分鐘的“訊問錄像”，期間只是裝模作樣的訊問，根本就沒有制作筆錄，讓被告人簽字的筆錄是提前制作打印好的。前述事實，有被告人陳述、訊問錄像、辦案機關《證明》以及偵查人員當庭證言可以證明。

（2）在凌晨5點38分完成所謂“訊問錄像“的表演后，偵查人員帶領被告人依據口供的內容進行了現場辨認。因電擊需要脫掉的鞋子，始終沒給被告人穿上，辨認全程被告人都是赤腳行走在大街上。隨后，被告人又被帶至北海市公安局訊問室，進行了長達4個多小時的訊問，訊問內容與當日凌晨的訊問筆錄基本一致。整個訊問過程，已經兩天沒得到休息的被告人疲憊至極，多次打盹。這次訊問依然是在被告人受到刑訊逼供之后連續取得的口供，屬于非法證據。2、2011年5月20日在看守所制作的訊問筆錄也是偵查人員非法取得的證據。首先，在進行訊問前，偵查人員以提被告人去外審相威脅，如果被告人不配合進行訊問，就可能繼續遭受刑訊逼供。其次，訊問錄像顯示，整個訊問過程中，負責記錄的偵查人員基本上沒有注意其他偵查人員與被告人的問答情況，而只是在那里抄筆錄，至于抄的是被告人以前的筆錄還是其他被告人的筆錄，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訊問筆錄的內容并非當時訊問過程的真實記載，自然也不是被告人的真實意思。該份證據不具備合法性。

3、被告人裴日紅的當庭陳述應當采信。裴日紅在庭審中詳細陳述了案發時其活動的情況。其陳述的事實與本案的客觀證據及證人證言相互印證，應當被采信。

4、需要指出的是，辯護人完全不能同意公訴人包括法庭所主張的，要對每一次口供都要拿出刑訊逼供的證據或者證據線索來證明其非法性。事實上，偵查機關在訊問前或訊問中的一次刑訊逼供，使得被告人違背自己意志被迫做出認罪供述之后，基于對刑訊逼供的痛苦的記憶及恐懼，偵查人員并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刑訊，就能迫使嫌疑人作出類似的認罪口供。畢竟，人不像豬，有所謂“記吃不記打”的特點。因而，基于這人所共知的道理，在被告人或辯護人提出有遭受刑訊逼供的證據或線索之后，相應的內容基本一致的認罪口供都應當屬于非法證據，需要予以排除。要求每次訊問筆錄都要有獨立的刑訊逼供存在，或者只排除其中的一份或者部分口供而認定其余的認罪口供合法，這都將使得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變得毫無意義和價值，是對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的嚴重曲解。

（二）被告人裴貴、楊炳棋、黃子富的有罪供述也屬于非法證據。三名被告人當庭陳述了其遭受刑訊逼供及偵查人員威脅的具體情況。被告人所描述的刑訊逼供以及遭受威脅的具體細節清楚、具體，能夠相互印證。比如被羈押在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的楊炳棋與黃子富所述的在看守所管教辦公室遭受威脅的情況基本一致，被羈押在第一看守所的裴貴所述的在電視房遭受毆打、威脅的情況與被告人裴日紅所述一致。三位被告人都分別提到，每次檢察機關前去訊問之前，都會由公安機關的辦案人員進入監區對他們進行威脅，要他們配合檢察機關的訊問。被告人楊炳棋2011年8月15日的訊問錄像完整的記錄了偵查人員威脅被告人的內容。這種威脅，對于被剝奪人身自由、遭遇過刑訊逼供的折磨、信息不對稱、對法律缺少了解的被告人而言，足以達到摧毀心理防線的效果，絕非公訴人所辯稱的“只是語氣、態度不是很文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脅。相應的被告人供述不能采信。

（三）被告人裴金德的認罪供述不具備真實性。裴金德雖有多次認罪的供述，并且當庭認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有罪供述具備真實性。首先，其供述前后矛盾、多次反復。裴金德第一次供述否認實施了傷害致死被害人的行為，且供述的相關細節與證人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楊業勇等證言及手機通話記錄等客觀證據相吻合。但隨后裴金德做了多次認罪供述，到2010年9月26日庭審時翻供，稱有罪供述系因遭刑訊逼供而被迫認罪。2011年裴金德又有多次訊問筆錄，均是認罪。但裴金德的認罪供述在案件細節上差別很大，矛盾重重。在后面的訊問筆錄中，把前面訊問與當次不一致的一概以“亂說的”加以解釋，是違背常理和邏輯的，而且這種借口不斷使用，已使得裴金德本人的供述不具備可信性。

（四）幾名被告人有罪供述的變化，就像在參加跨欄比賽一樣，雖然速度稍有不同，但節奏卻大體一致。被告人的供述有反復有變化很正常，但同案的多名被告人的供述出錯卻錯的一致，就不得不讓人思考其中的原因。整個案件過程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先后出現用刀捅殺被害人，拳打腳踢被害人，在貴州路附近追上被害人然后打車離開，楊炳棋打電話給裴金德，在三中附近抓到被害人，裴金德來到三中附近，勞次在水產碼頭門口遇到被告人等關鍵節點，相應的多名被告人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圍繞這些節點做出基本一致的供述，后來又基本一致的否定之前的供述，重新作出仍然一致的新的供述。那么，能在這條“賽道”上為被告人擺放“跨欄”的，除了辦案人員，絕無其他可能。

對于這種有組織、大規模的指供、誘供、逼供之下形成的被告人有罪供述，顯然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二、本案關鍵證人的證言不具備真實性，不能采信

（一）證人吳富的證言不具備真實性

1、證人吳富是在被公安機關限制自由的情況下出具的證言，其證言的真實性、客觀性嚴重存疑。

2、證人吳富在接受公安機關調查以及當庭作證時能夠毫不遺漏的說出參與人員的名單，這是不合常理的。案發當晚，吳富與被告人一方的絕大多數人均不認識，在深夜混亂的環境下，短短時間就把這十幾人的“花名”與正式名字都記清楚并且記下來，而且能分清楚不同人的不同去向，是絕無可能的。而其認識并記下這些人的理由竟是“這些人之間相互稱呼”更是無稽之談。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五福的證言顯然受到了不正常的干擾，其證言并非事發當晚他所親身感知情況的真實反映。

3、證人吳富的證言與證人勞次的證言相互矛盾。證人吳富與證人勞次都作證稱當時與被告人裴日紅、裴貴、楊炳棋、黃子富一起追趕被害人至三中附近，親見四被告人帶被害人上出租車，親見裴日紅與裴金德在出租車旁說話，在出租車離開后，都返回前進路口及移動大廳，但二人說法大相徑庭，有的完全相反。

4、證人吳富的證言與證人裴壽廷、黃英梅的證言相互矛盾。證人裴壽廷、黃英梅當時在吳富與其他當事人一起跑向前進路口后就一直在前進路上洪記粥店與石化大廈之間的路邊等待吳富，并兩次電話聯系，直到吳富從石化大廈方向返回后與二人會合然后乘電動車離開，中間沒有見到吳富與其他被告人追趕被害人。吳富也不是在三中附近看被告人乘出租車離開后與裴壽廷、黃英梅會合的。

5、吳富、裴壽廷當晚乘電動車送黃英梅回住地的路上兩次與被告人裴金德及證人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遇到，并與他們一起到幸福街開房。如果吳富在三中附近見到四被告人帶被害人離開，也見到了被告人裴金德，為何在之后遇到裴金德時沒有向裴金德詢問相關情況？這樣特別的內容不可能所有人都不記得，但裴金德、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吳富、裴壽廷、黃英梅共七人沒有一人提到二人有相關的對話，這只能表明一點：根本就沒有吳富、裴金德在三中附近相遇以及追趕挾持被害人的事情發生。

（二）證人勞次的證言不具備真實性

1、證人勞次是在被公安機關羈押調查的情況下出具的證言。在受到不當刑事追訴威脅的情況下所作證言不是其真實意思表示。

證人勞次原為辯護人申請出庭作證的辯方證人，2011年8月9日律師找其了解情況，8月10日公安機關就對其進行訊問調查，法院9月5日通知其出庭作

證，9月10日其即被予以拘留。而事實上，其只是在打架的第一現場出現，所謂出現在第二現場只是在9月13日其自己的筆錄中有陳述，公安機關就是在沒有任何指控證據的情況下將證人拘留。這是明顯的濫用偵查權妨害作證的行為。其影響是非常惡劣的。

在出庭作證時，對于其被公安機關調查及采取強制措施的情況，證人勞次大都拒絕回答，并且表現出狂躁的情緒，其因公安機關羈押而產生的壓力可見一斑。

2、出庭作證拒絕回答辯護人及被告人的問題，沒有完成接受質證的證人職責，其證言不能被采信。這一問題就連沒有法律知識基礎的被告人裴日紅都當庭指出。證人勞次出庭作證，在未經發問和提示的情況下，自行將所謂的事實經過進行了陳述，其陳述內容與2011年9月13日由北海市檢察院制作的訊問筆錄的內容高度一致。然后，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發問的許多問題，均以“與案件無關”為由拒絕回答，使得法庭無法查明事實，無法核實其證言中的疑點，因而依法不能予以采信。

3、其證言與其他證人證言相矛盾。

（1）與證人吳富的證言矛盾。勞次與吳富是控方證據體系里面最重要的證人，公訴人試圖通過他們的證言來證明被告人確有帶被害人去水產碼頭毆打的事實，以加固其搖搖欲墜的證據體系。但假的就是假的，這兩位證人之間的證言有太多矛盾沖突之處，而且都是關鍵的事實節點，足以表明其證言的不可信。

首先，勞次與吳富都稱自己與其他四名被告人一起追趕被害人至洪記附近，但對幾人的先后順序均不清楚，而且都稱自己在后面，卻都說自己沒見到對方。

其次，證人吳富稱被告人裴金德與裴日紅在出租車附近談話時，自己站在附近，聽到了二人對話，卻沒有看到勞次在哪里。而勞次卻稱吳富就站在他的旁邊。

再次，證人吳富稱出租車是從北部灣方向過來，甚至第一次接受訊問的時候稱四被告是上了出租車之后追上的被害人，而證人勞次卻稱出租車是從對面過來的。

第四，兩證人都稱聽到了裴金德與裴日紅的對話，而對對話內容的描述卻大相徑庭。吳富稱是裴日紅提出去水產碼頭，勞次卻稱是裴金德要求去水產碼頭。

第五，兩證人都稱被告人打出租車走后，自己即沿原路返回前進路口及移動大廳附近。但二人竟誰也沒看到誰，而且證人勞次到路口及移動大廳后沒發現有人，而吳富卻稱在移動大廳看到楊炳就、裴日亮和被害人黃祖潤。二人莫非是在不同的世界？公訴人解釋說是勞次走的比較慢所以沒看到吳富，但吳富證言還稱他是與證人裴壽廷、黃英梅打了招呼說了話才過去的。而且勞次作證時說因為與吳富、裴金德都不熟所以先離開的。怎么可能先離開的看到沒人，后離開的卻看到有人，而且兩人互相沒看到？

對近距離參與的同一“事件”的描述迥然不同，則必有人說謊，但除了一真一假的可能性之外，還有二者皆假的可能，兩人都在虛構一個事實。就其證言本身的矛盾及不合理以及與其他證言的矛盾可見，二人確實都在撒謊作偽證。

（2）與證人裴壽廷、黃英梅、李家燕的證言矛盾。證人裴壽廷、黃英梅是與證人吳富一起活動的，吳富去參與前進路口打架事件后，二人就在洪記粥店與石化大廈之間等吳富，特別是黃英梅一直在路邊等待，并未離開，直到吳富從石化大廈方向過來與他們會合。這期間，他們都沒發現有人相互追趕的情況，更沒發現吳富、勞次參與追趕。證人李家燕是與裴日紅等一起的，他們去往前進路口后，李家燕就在洪記往石化大廈的路邊等待，直到裴日亮帶其去賓館，也是沒看到有人追趕。這些都表明，證人勞次所述并非事實。

公訴人總拿“認知規律”說事，認為證人的一些事實記不清了很正常，符合認知規律。但是，“認知規律”并非什么都可以往里裝的“筐”，對一個事件里面的關鍵事實，兩人說法完全不同，就不是一個“記不清”所能解釋的。

4、證人所述自己打車去水產碼頭一節確屬虛假陳述

（1）此陳述僅在2011年9月13日的訊問中出現。在之前8月11日的三次訊問筆錄中均未提及此節。作為一個“投案自首”的嫌疑人，對如此重要的所謂“事實”，其沒有理由忘掉。其所述的“事實”只是自己到水產碼頭看到被告人出來而已，其中利害關系非常清楚，既然主動承認了前面參與打人及后面參與“做偽證”的事實，又有什么理由隱瞞這一情節呢？

倒是有一點可供參考的：關于被告人在水產碼頭毆打被害人致死的關鍵情節，只有被告人的陳述而無其他證據，而被告人又極可能當庭翻供，控方確實需要直接證據來支持。

（2）根據證人自己陳述案發前后花錢的細節可以證明其偽證事實。首先，在外沙橋與裴貴、黃子富、楊炳棋在一起時證人還剩余25元錢，這一點其當庭接受公訴人詢問時以及8月11日接受檢察院訊問時都予以確認。其當庭還陳述，當晚帶了50元錢，買煙及零食后剩下31元（當發問的被告人誤以為是30元時，證人還特意強調是31元而非30元），從移動大廳搭摩托車到水產碼頭花費6元，從水產碼頭與三被告人一起打車到外沙橋花費6元，此時他應該只有19元，而非25元。中間有一個6元的差錯。這也就表明，證人當晚從前進路事發到從外沙橋返回住處之間只打了一次車，花了6元錢。而這一次只能是從移動大廳直接到外沙橋，也就是與三被告人的陳述相印證。當晚，證人勞次直接與被告人裴貴、楊炳棋、黃子富打車去了外沙橋，并沒有去水產碼頭。

證人勞次對花錢非常敏感，對花錢的細節記得非常清楚，而這已經成為了他的一種潛意識，以至于在編造去水產碼頭的謊言時，忘記了相應調整花錢的細節，結果露出了破綻。

5、與被告人陳述相矛盾

被告人裴貴、楊炳棋、黃子富在法庭調查接受訊問時均陳述其三人與勞次一起在移動大廳前面放走被害人黃祖潤之后就打車去了外沙橋。其三人分別陳述的打車的方向、到的地點、返回的情況以及回到三中路向裴日紅要錢開房的情況，都是一致的，特別是在回來的路上遇到了一個同村的男孩子——小狗崽，這一事實足可以表明，三人陳述是真實的，可信的。而且這一事實經過與證人勞次講述的花錢打車的細節也是吻合的。這足以進一步證明證人勞次的陳述是虛假的。

證人勞次關于參與追趕被害人、見到被告人將被害人帶上出租車、見到五被告人從水產碼頭出來的證言，完全都是編造的，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威脅之下，為迎合公訴人尋找證明被告人到過第二現場的需要而作的偽證。

6、證人勞次對水產碼頭的辨認也是不真實的。證人自述當晚乘摩的到水產碼頭，自己并不認識路，也沒去過水產碼頭，到了之后也沒有進去，在大門口就見到了被告人。證人并承認自己對北海并不熟悉，卻能在時隔一年半之后到水產碼頭進行了現場辨認，而其能找到地方的理由是“看水產碼頭的大門”。但水產碼頭的大門破破爛爛，沒有明顯特征和標記，在那一條路上類似的大門有好多，證人怎么可能做到的指認現場？所謂的同步錄像則有明顯的剪切痕跡，上一個鏡頭還是車在路上行駛，下個鏡頭就變成了偵查人員與證人停在水產碼頭門口，證人如何進行的辨認指認，完全沒有顯示。因而，對此錄像的證明力，辯護人不予認可。

三、“天天紅”夾克外衣不能證明水產碼頭是作案現場

被告人的供述和證人勞次的證言無法證明被告人實施了傷害被害人致死的犯罪行為，其他的證人證言只能證明在前進路口的第一現場發生過沖突，司法鑒定意見只能證明被害人死亡，卻完全無法把被害人的死亡與這幾名被告人聯系起來。通話記錄及監控錄像更像是印證被告人無罪供述真實性的無罪證據。如此以來，控方的證據體系已近崩塌。2011年8月24日出現的所謂的“被害人衣物”就成了控方的“救命稻草”。但稻草畢竟只是稻草。

公訴人提交了2011年8月24日從水產碼頭水域打撈上來的“天天紅”夾克外衣，作為被害人黃煥海的衣物來證明水產碼頭確是幾名被告人實施傷害被害人并拋尸入海的犯罪現場。但是，這件外衣無法實現這一證明目的。

（一）關于被告人陳述，二人均于庭審中明確該訊問筆錄系逼供取得，而且對于檢察人員開始訊問之前公安偵查人員進行威脅的地點、方式等細節均能詳細描述，且表示能辨認出參與威脅的偵查人員。而關于手機、衣服的供述完全是逼供情況下的編造。鑒于二人對所受威脅的細節均能準確描述，而且被告人黃子富剛于2011年8月14日在同樣的檢察人員訊問時做了詳細的無罪供述，時隔三天就又變成徹底的認罪供述，這些均表明該供述的合法性存在巨大懷疑。此外，已有證據及不同被告人供述的相互印證，表明二被告人案發時根本沒有到水產碼頭，也沒有所謂的追趕被害人并挾持上出租車的情節。

因而，根據虛假的陳述卻真能打撈上“被害人衣服”來，是非常詭異的事情。

（二）關于“天天紅”牌夾克外衣

（a)根據潛水員打撈上來多件衣服的情況看，衣服掉入海中的情況并不鮮見，而該外衣樣式普通，并無特別之處，并非特定物。

（b)根據公安機關出具的證明，沒有對該衣服在海水中浸泡的時間以及褪色縮水等情況進行鑒定，自然無法確定該衣服就是2009年11月所謂“扔入海中”的所謂“被害人的衣服”。

（c)根據該衣服的外觀判斷，其外觀良好，顏色較正常，無法判斷有無褪色，而且衣服背部的金屬色標牌光澤良好，完全不像是在海水中浸泡腐蝕21月之久的樣子。此外，據當地漁民介紹，一般衣服掉入海中這么長時間，早就爛得不成樣子，而且會因為海水流動以及每年的臺風影響，早就被沖到不知什么地方了，不可能仍在附近。所謂衣服被埋入淤泥的說法也完全是不符合常理的。

（三）關于證人的辨認

關于該衣服的特征，在2011年8月24日被打撈上來之前，證人黃祖藝對該衣服的描述是“具體什么品牌我不記得了，我是在舊新力商場買的，外套是黑色的，衣襟是拉鏈的，外套的袖口是不扎口的，外套的尾部是不束腰的”。（其2011年8月19日證言）而到了2011年8月26日14時的詢問筆錄中，當被問到是否還記得借給被害人的外套是什么款式、樣子的時，證人回答：“記得，是一件灰黑色長袖外套（上衣、男裝），這外套的衣領是豎領的，衣領有個按住固定的紐扣，外套是胸前拉鏈的，拉鏈由下拉到衣領頂端，外套的二個肩膀部位分別有一個裝肩章的裝飾，這二個裝飾下面即是胸前部位線縫交叉型圖案，我記得外套前面有五個口袋，外套的內層有一個口袋，外套的下擺是直的而不是扎腰的那種，外套的袖口也是直的，不是扎袖那種。外套的里層是有灰黑色絨毛的，外套的后面有一個“鷹形”圖案標志。

對于一件應該是21個月以前丟失的衣服，能把特征記憶的如此準確確實令人震驚。如果恰好就是這位證人記憶力強又很喜歡這件衣服，能記清楚也說得過去的話，在衣服沒出現前語焉不詳，在衣服出現后進行現場辨認的同一個下午把特征又說的如此之詳細，就不由得不引起我們質疑。

就在制作前述這份詢問筆錄的同一個下午的15時38分，證人就在接受詢問的海城分局院內，從地上放置的13件衣服內毫不費力地辨認出了這件衣服，辨認人甚至都沒有看全需要辨認的衣服，就完成了辨認工作。

所以，證人黃祖藝的陳述及辨認不足以確定該衣服與被害人衣物之間的邏輯關系，反而存在明顯的“指證”嫌疑。

（四）關于證人的偵查實驗

8月28日，公安機關又安排黃祖藝進行了試穿的所謂“偵查實驗”，實驗表明，該衣服與黃祖藝體型合適，黃祖藝試穿沒有感覺受阻和吃力，“感覺合適”。

首先，辯護人認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對該衣服進行消毒處理的情況下，安排證人進行直接試穿，是對證人健康和安全極不負責任的做法。

其次，證人體型中等、普通，屬于當地年輕男子的一般身材，能穿上這件衣服完全不能說明問題，接受審理的五名被告人的身材都可以穿這件衣服。

再次，如果真是證人2009年的那件衣服，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海水浸泡之后，仍然合身倒是不合情理的。長時間的海水浸泡腐蝕不會令布料的性狀發生變化？

（五）關于被告人的辨認

（a)據被告人黃子富陳述，在首先進行的衣物照片辨認時，他正在猶豫，旁邊的偵查人員就對他說“你看這6號，照片上的顏色比實際的淺”，他立即明白了，是要他指認這6號。后來，偵查人員又跟他說，辨認衣服的時候，也別費勁了，就認11號吧。第二天，對衣服實物進行辨認時，錄像顯示，果然，被告人直接指認了11號，也就是所謂的“天天紅”夾克。

在黃子富陳述之后，法庭出示的衣服的照片，果然，只看照片就會覺得那是一件藍色的衣服，等到出示實物才能意識到，確實照片顏色淺了太多。這一點也能印證黃子富所述的真實性。

（b)被告人裴貴也陳述，其對衣服的辨認也是被公安人員指供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衣服咋回事。

公訴人多次表示，這件衣服是根據被告人供述才提取的所謂“隱蔽性很強的物證”，根據《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但是，這一規定首先要證明物證的真實性及確定性，其次要排除串供、逼供、誘供可能性。對于一件完全不能證明確定是被害人衣物，又無法排除存在指供、誘供、指證可能的證據，顯然是不能適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的。

四、法醫學鑒定意見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雖然偵查機關先后就被害人死亡原因做了三次法醫學鑒定，并有一份死亡時間推斷意見書。但這些證據都不能將被害人的死亡與被告人聯系起來，而且，這些證據本身都存在嚴重問題，其證明力是有疑問的。

1、北海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北公刑技法鑒（尸檢）字[2009]140號法醫學尸體檢驗鑒定書沒有推斷死亡時間，沒有推斷致死工具，對死亡性質的認定完全沒有科學合理的分析，且鑒定人在出庭作證時無法回答辯護人的提問和質疑。

2、北海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北公技法鑒（尸檢）字[2011]044號法醫學尸體補充檢驗意見書，沒有啟動補充鑒定的合法依據，鑒定要求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目的性，鑒定意見與原[2009]40號法醫學尸體檢驗鑒定書相矛盾。腰骶部、右肩部、右膝部、右腘窩部位存在組織出血、皮下出血而尸表檢驗卻未發現異常的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該鑒定意見完全不具備客觀性、可采性。

3、“2009.11.19”黃煥海死亡時間推斷意見書，通過所謂尸體在淺海中上浮時間及尸表狀態對死亡時間進行推斷的方法完全沒有理論依據，也沒有實驗數據、統計資料等作為支持，鑒定人也無法對其推斷的方法及理論作出合理解釋，因而完全是不可信的。

而其否定“胃腸內容物推斷死亡時間”的方法，也是沒有科學依據的。首先，在法醫學通行的“胃腸內容物推斷死亡時間”的方法并不因所謂尸體浸泡而不能適用。其次，根據第一次尸體檢驗鑒定書可以確定，尸體胃腸器官在當時并未出現高度腐敗，也未記載有腐敗氣體，足以表明，完全可以通過胃腸內容物的排空來推斷死亡時間。再次，即便有腐敗氣體，腐敗氣體的作用也不可能把內容物完全排空，而且可以通過對膀胱、直腸等內容物的檢查來綜合確定死亡時間。

4、桂公（刑）鑒（法）字[2011]0593號重新鑒定意見書，（1）重新鑒定系在法庭審判階段由偵查機關單方面委托進行。偵查機關并沒有調查和委托鑒定的法定權限，也未經法庭及被告人、辯護人認可，其不具備證據效力。

（2）鑒定人朱少建參與了之前的法醫學尸體補充檢驗，其再參與重新鑒定，不具客觀性。

（3）該鑒定意見只是得出“不排除”的或然性鑒定意見，鑒定人出庭作證時也多次強調其意見僅僅是“不排除”。這樣的鑒定意見不足以排除其他合理懷疑，不足以作為定案依據，在刑事案件中沒有證據價值。

（4）該鑒定意見以及鑒定人出庭作證均不能對鑒定意見中的矛盾和疑點做出合理解釋，不足采信。在鑒定人出庭作證時，辯護人要其解釋為何能重到導致被害人顱底骨折的外力傷害卻只造成受力的臉部輕微擦傷，為何第一次鑒定認為左臉部的擦傷是死后形成而重新鑒定又認定為死前形成，頭部一側硬物襯墊另一側反復踢踏的“可能”究竟如何在一個活人身上實現，顱底骨折之后多長時間人會死亡，這些問題，兩位公安廳的鑒定專家全都沒有正面回答，進行合理解釋。反而對于辯護人問到的死者死亡時間推定等法醫學常識問題諱莫如深，其作證情況更表明鑒定意見存在問題，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公訴方的指控證據牽強附會，矛盾重重，疑點多多，完全達不到死刑案件的證據標準。一旦在案發的最初階段，偵查機關搞錯了偵查方向，貽誤了偵查取證的時機，檢察機關再大的能耐也無法彌補其中的疏漏，反而付出了損失司法機關公信力及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代價。

第三部分：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不存在

一、被告人不具備實施傷害致死被害人的動機

被告人一方與被害人之間的沖突發生是源于被害人向被告人裴金德挑釁。而本案被告人裴日紅、裴貴、楊炳棋、黃子富與被告人裴金德的關系僅僅為同村，并無多少往來，案發時也沒在一起玩，被告人裴日紅更是很長時間沒有見過裴金德。而且，四人也沒有裴金德的手機號碼，裴金德也沒有這四人的聯系方式。

當楊業勇電話聯系裴金德時，裴金德已經稱自己沒被打，并要他們放了被害人。本就關系了了，事主本人又沒有繼續糾纏的意愿，其他人又有什么動機要繼續毆打被害人，甚至興師動眾打車挾持到其他地方繼續毆打？被告人完全沒有傷害被害人致死的犯罪動機。

二、被告人在案發之后的活動及表現表明其未實施指控的犯罪行為

幾名被告人在公訴機關指控的作案時間之后的表現都非常正常，完全不像是實施了傷害致死他人嚴重犯罪之后的表現。

被告人裴日紅當晚與女朋友就在第一現場附近的旅社開房睡覺。并在凌晨3點30分左右與黃子富、楊炳棋等人電話聯系，還出旅社給他們送30元錢開房。白天起床后即與女朋友一起吃早餐，去網吧上網至下午。

被告人裴貴、楊炳棋、黃子富三人去外沙橋，然后步行返回案發的前進路口，向裴日紅要錢開房。前進路口的監控錄像顯示凌晨3：53分時三人悠閑緩慢地橫過馬路，在沒找到房間開房后，三人又去網吧上網。

三位被告人還陳述當晚返回前進路時，遇到被害人黃祖潤，還相互聊天，黃子富還留了自己的電話給黃祖潤。

被告人裴金德當晚與宋啟玲從明都酒店步行到北部灣廣場，與楊炳燕、潘鳳和及吳富、裴壽廷先后會合，然后繼續步行至幸福街開房。第二天，裴金德返回船上工作，并且同工友開玩笑稱晚上打架把人“都打溶了，鏟都鏟不起來”。

這些是將人毆打致死拋尸入海之后犯罪嫌疑人應當有的表現嗎？即便現實中有的犯罪分子心態異于常人，能在作案后不露聲色，難道這偶發案件中的五名被告人全都如此冷血變態？全都把“反偵查”工作做得如此到位？甚至提前想到路口會有監控而在過馬路時故意裝出悠閑瀟灑的樣子？

三、公訴方指控的16分鐘完成作案全過程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辯論階段，公訴人第一次明確了對被告人具體犯罪事實的指控：2009年11月14日凌晨2:59，被告人裴日紅、裴貴、楊炳棋、黃子富四人從三中門口附近挾

持被害人黃煥海乘坐出租車至水產碼頭，裴金德隨后步行至貴州路乘“摩的”趕到水產碼頭會合。之后，被告人開始毆打被害人，后發現被害人死亡，然后商議將被害人尸體拋入海中，然后，分頭離開。裴金德乘“摩的”于3:15分返回明都酒店與宋啟玲會合。整個作案全程歷時16分鐘。

辯護人認為，公訴人這一指控完全是沒有任何現實可能性的憑空想象。

1、僅就被告人裴金德而言，在這16分鐘內，其需要完成以下步驟：從三中步行至三中路左轉行至貴州路；在貴州路找到“摩的”說目的地、詢價、成交、上車；到達水產碼頭門口，下車、付錢；步行走到水產碼頭內冰架下與其他被告人會合；與其他被告人說話、上前辨認被害人；毆打被害人；發現被害人不動了，有人上前探被害人鼻子，發現其死亡；沉默，有人提議扔到海里；幾人架被害人尸體抬至海邊扔入海里；處理被害人衣服及手機；眾人商議不要把事情說出去；步行到水產碼頭門口；到馬路對面，攔到“摩的”，說目的地、詢價、成交，上車；到達明都酒店附近，下車、付錢；步行經過明都酒店（進入監控攝像范圍）。整個過程如此之多的步驟，用16分鐘是絕對無法完成的。辯護人多次進行偵查實驗，僅就這部分步驟至少需要30多分鐘，而且還是在交通工具都事先在指定地點等待的情況下進行，相關的實驗視頻已經提交法庭。

2、假定被告人確實實施了指控的犯罪行為，那么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些因素：幾名被告人事先沒有預謀，沒有查勘路線及現場，沒有準備犯罪工具，也沒有要將被害人毆打致死的明確目的；幾名被告人當晚參加聚會都曾大量飲酒，監控錄像也顯示被告人裴日紅當時踉踉蹌蹌，站立不穩。在這樣的情況下，幾名被告人如何可能分秒不差的按照公訴人設計的最快速度實施這個高難度的犯罪行為？

3、最關鍵的是，公訴人用以證明整個犯罪行為是在16分鐘內完成的證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沒有一份客觀證據。當辯護人拆解這個犯罪過程以論證其不可能完成時，公訴人也依樣畫葫蘆的將每個步驟的距離縮短時間壓縮試圖論證其可能性。但公訴人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辯護人可以去分析去論證，公訴人卻必須要拿出證據來證明。事實上，這個所謂16分鐘的過程，沒有監控錄像，沒有出租車司機、摩的司機，沒有足跡、痕跡、指紋，沒有現場血跡，怎么讓這個指控成立？怎么排除合理懷疑？

所以，公訴人指控的犯罪事實根本不能成立。

四、被告人裴日紅根本未實施挾持毆打被害人的行為

被告人裴日紅在前進路口與其他人一起圍住兩名被害人后，楊業勇在2:49打電話給裴金德，被告知要把人放了。此時是2:52以后，大家就放開了圍住的被害人。楊炳棋、裴貴、黃子富與勞次則在移動大廳前打車去外沙橋。隨后，在前進路口避風的楊炳燕、潘鳳和見到赤腳的被害人黃煥海從面前經過，楊炳燕并和被害人有過對話。隨后，楊、潘二人接到宋啟玲電話，隨即橫穿北部灣路離開。而裴日紅從前進商店和移動大廳中間返回到前進路口，見到了弟弟裴日亮與裴琦。二人帶裴日紅到李家燕開房的旅社。此時，時間為3點鐘左右，這一時間可

由李家燕的證詞證明。又過了一會，黃子富等與裴日紅聯系要錢，裴日紅拿了30元錢出旅社，在前進路給楊炳棋、黃子富、裴貴等送錢。當時看到了有一個陌生人與三人在一起（三被告人均稱那人為黃祖潤）。此時時間為3點30分左右，隨后，裴日紅返回旅社休息。當晚的活動情況有李家燕的證言及通話記錄可以證明。

公訴人認為裴日紅所述“與裴日亮、李家燕一起去開房”的說法不真實，裴日亮、李家燕均不承認裴日紅與其一起開房。事實上，裴日紅從沒有說過與他們一起開房。他一直供述的是李家燕已經開好房了。

公訴人還認為裴日紅所稱見到裴日亮、裴琦的說法不真實，但公訴人又無法解釋沒有參與開房又沒有電話聯系的被告人裴日紅是如何找到李家燕的房間的。顯然，只能是通過參與開房的裴日亮的幫助，裴日紅才得以和李家燕會合。

所以，裴日紅自己當庭陳述當晚的活動情況，是真實的，可信的，他沒有實施起訴書所指控的犯罪行為。當然，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被告人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法定義務。

綜上所述，本案雖然被害人因重度顱腦損傷死亡的事實確實存在，但所謂五名被告人將被害人挾持至水產碼頭并毆打致死后拋尸海中的指控是完全沒有事實依據及證據支持的“假案”。公訴方提交的所謂證據完全達不到《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實充分的標準，而且關鍵證據存在嚴重的真實性、合法性問題，因而，完全不能證明起訴書的指控成立。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本案因審判階段公安機關先后對出庭作證的證人及正在履行辯護職責的辯護人采取強制措施而引起國內外輿論廣泛關注，本案在實體和程序上存在的問題也隨之不斷暴露出來。這個不再普通的傷害案件集中反映了我國現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種種問題，其走向也不可避免的將對中國的法治事業產生影響。而在這些不普通不平凡之下，是最最普通的五名被告人的命運。這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窮得連幾十塊錢房錢都要借來借去的年輕人，因為兩年前的一次宵夜，剛剛開始的人生發生了戲劇化的轉折。喧囂和爭論之中莫要忘了，幾名被告人的生命與自由，與已夭折的被害人的生命一樣毫無二致的珍貴。被告人權益與被害人利益之間最好的平衡，就是真相和公正。而給予當事人公正的判決，是人民法院存在的唯一價值。

以上意見，敬請合議庭慎重考慮。

辯護人：王興

201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