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某亮妨害公務案辯護詞

王某亮妨害公務案一審辯護詞

辯 護 詞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接受妨害公務案被告人王某亮委托，指派我們擔任其辯護人，依法出庭為其辯護。辯護人在庭前認真查閱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向被告人詳細了解了案情，對本案事實有了清楚的了解。依據本案的事實和法律，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對被告人王某亮犯妨害公務罪的指控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該指控不能成立。

一、本案中某派出所民警傳喚被告人王某亮的程序和方式均違法，不應受法律保護，王某亮因此不配合其傳喚的行為不應認定為妨害公務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妨害公務是指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也就是說，妨害公務罪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必須是合法的。合法的職務行為必須滿足三個條件：

首先，該國家工作人員執行的職務屬于該國家工作人員抽象的職務權限或一般的職務權限范圍之內。

其次，該國家工作人員必須具有實施該職務行為的具體的職務權限，當然也包括受委托執行該職務。

最后，該國家工作人員實施該職務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方式以及條件。

本案中，從起訴書的指控看，被告人王某亮所謂的妨害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1 電話***

王某亮妨害公務案一審辯護詞

公務行為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王某亮不配合民警王某、梅某宇的口頭傳喚，第二個階段是某派出所增派警力到達現場后，王某亮仍不配合該派出所的強制傳喚。雖然傳喚王某亮在眉村派出所干警的職務權限之內，但在這兩個階段，某派出所民警傳喚王某亮的程序、方式均違法，所以某派出所對王某亮的傳喚屬非依法執行公務。

《人民警察法》第九條規定: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經出示相應證件可以當場盤問、檢查?！吨伟补芾硖幜P法》第八十二條規定:需要傳喚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接受調查的，經公安機關辦案部門負責人批準，使用傳喚證傳喚。對現場發現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人民警察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口頭傳喚，但應當在詢問筆錄中注明。公安機關應當將傳喚的原因和依據告知被傳喚人。對無正當理由不接受傳喚或者逃避傳喚的人，可以強制傳喚。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第五十三條第一款也作了類似規定： 需要傳喚違法嫌疑人接受調查的，經公安派出所、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辦案部門或者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負責人批準，使用傳喚證傳喚。對現場發現的違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口頭傳喚，并在詢問筆錄中注明違法嫌疑人到案經過、到案時間和離開時間。對無正當理由不接受傳喚或者逃避傳喚的違反治安管理、消防安全管理、出境入境管理的嫌疑人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2 電話***

王某亮妨害公務案一審辯護詞

以及法律規定可以強制傳喚的其他違法嫌疑人，經公安派出所、縣級以上公安辦案部門或者出入境邊防檢查負責人批準，可以強制傳喚。強制傳喚時，可以依法使用手銬、警繩等約束性警械。

從上述規定可以看出，在第一個階段，民警王某、梅某宇有權不需要出示傳喚證對王某亮進行口頭傳喚，前提是必須“出示工作證件”，這是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序。但除了馬某的證言，本案中并無證據證實民警王某、梅某宇對王某亮出示過工作證件。馬某的證言顯然與事實不符，因為執法記錄儀錄制的視頻以及王某亮的供述等充分證實民警王某、梅某宇確實沒有對王某亮出示過工作證件。在王某亮拒絕接受王某、梅某宇的口頭傳喚后，王某、梅某宇未經某派出所負責人批準，擅自決定對王某亮進行強制傳喚，程序也是違法的。因此，在第一個階段，王某、梅某宇對王某亮的傳喚是違法的，不是合法的職務行為。王某亮有權對王某、梅某宇違法執行職務的行為不配合，甚至反抗。

第二個階段，某派出所增派警力到達現場后對王某亮進行強制傳喚也是違法的，體現在三個方面：

1、沒有使用傳喚證違法。從前述規定可以看出，除非對于現場發現的違法嫌疑人，可以口頭傳喚外，都應使用傳喚證進行傳喚。但某派出所所長嵇某是接到王某、梅某宇的匯報后，為對王某亮進行強制傳喚才率領干警趕到現場。對他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3 電話***

王某亮妨害公務案一審辯護詞

們來說，王某亮顯然已經不是現場發現的違法嫌疑人，不適用口頭傳喚，而應當依法使用傳喚證進行傳喚。不使用傳喚證進行傳喚，程序違法，屬違法傳喚。

2、強制傳喚違法。從上述法律規定可以看出，強制傳喚適用于無正當理由不接受傳喚或者逃避傳喚的違法嫌疑人。在第一個階段，王某亮不接受王某、梅某宇的傳喚是因為他們既沒有傳喚證，也沒有出示工作證件，傳喚程序不合法。嵇某帶人趕到現場繼續傳喚王某亮，只要程序合法，王某亮未必不接受傳喚。但從執法視頻可以看出，所長嵇某帶領干警趕到現場，只是向王某亮展示了一下證件，在王某亮未表示出任何不接受傳喚或逃避傳喚跡象的情況下，即宣告對其強制傳喚，命令其他干警一擁而上給王某亮戴手銬。因此，某派出所增派警力到達現場對王某亮適用強制傳喚是違法的。從執法視頻可以看出，某派出所對王某亮進行強制傳喚明顯帶有情緒，給人以因王某亮拒絕王某、梅某宇的傳喚而進行報復的嫌疑。

3、雖然某派出所所長嵇某向王某亮出示了工作證件后宣布強制傳喚，但并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法律規定出示工作證件的應有之義就是要向執法相對人表明身份，如果執法相對人要求，還應當允許執法相對人核實執法者的身份。否則，只是簡單的晾一下工作證件，不給執法相對人看清的機會，不給其核實執法人身份的機會，法律規定出示工作證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4 電話***

王某亮妨害公務案一審辯護詞

件將變得毫無意義。本案中，嵇某只是拿出工作證，根本就不給王某亮看清或核實的機會，不能稱之為法律規定的出示工作證件。盡管在眾民警按著王某亮給其戴手銬的過程中，嵇某一直舉著工作證件，但絲毫起不到法律規定的出示工作證件的目的，只是為了出示而出示。

某派出所民警對王某亮實施傳喚的過程中，除了程序違法外，不顧忌王某亮還未滿月的孩子，也是不妥的。畢竟王某亮沒有重大違法行為，也沒有其他社會危險性，某派出所的執法行為稍顯粗暴，容易驚嚇到王某亮未滿月的孩子。

職務行為合法性的判斷標準，應該由法院通過對法律的解釋，嚴格從程序及實體兩個方面客觀的對行為做出判斷，而不問執法人員或一般公民是如何認識、理解的。辯護人不懷疑王某、梅某宇以及嵇某等人的警察身份，也不否認他們有對王某亮進行傳喚的權利。我們已經習慣于只要實體合法，程序是否正當無關緊要。一般公民，甚至是大部分執法人員，習慣性的認為王某、梅某宇等穿著警服，開著警車，就不需要懷疑其警察的身份了，而他們又確實是警察，王某亮又確實又違法的嫌疑，所以，對王某亮進行傳喚，王某亮就應該配合，出不出示工作證件，用不用傳喚證沒有多大關系。這種忽視程序正當性的錯誤觀點，在依法治國的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中央也多次強調依法行政的今天，應該得到糾正。行政訴訟中，對程序合法的審查越來越嚴格。辯護人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5 電話***

王某亮妨害公務案一審辯護詞

相信，如果王某亮因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被行政處罰，因對其傳喚程序違法，只要王某亮提起行政訴訟，該處罰決定一定會被撤銷。追究一個人刑事責任的嚴厲程度與追究行政責任不可同日而語，但要追究一個人的刑事責任時，對程序合法性的審查難道還不如追究行政責任嚴格嗎？當然不能！

在一個法治社會，國家權力應當受到公民權利的制約，保障人權應當是國家權利存在的根據。設立妨害公務罪的目的就是要從刑法的角度保障合法、正當的公務活動，使社會公共利益和秩序能得到維護。違法執行的公務行為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應受到法律的制約而不是受到法律的保護。若單純的以普通公民的理解來認定職務行為是否合法，表面上是對國家秩序的維護，實際上是對公民權利的侵害，會造成損害國家權威和破壞法治威信的嚴重后果。

綜上，因某派出所民警兩個階段實施的對王某亮的傳喚程序都是違法的，執法內容也不適當，其職務行為是非法的。所以，王某亮拒絕配合該非法職務行為的行為不應認定為妨礙國家工作人員執行公務。

二、被告人沒有實施起訴書指控的對某派出所民警謾罵、毆打、抓撓以阻礙其執法的行為，起訴書的指控與事實不符

1、執法記錄儀錄制的視頻未證實王某亮對處境民警有謾罵、毆打、抓撓等行為，只是證實王某亮對民警的強制傳喚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6 電話***

王某亮妨害公務案一審辯護詞

不配合，緊緊的將手攥在一起，壓在身下，拒絕民警給其戴手銬。辯護人認為阻礙國家工作人員執行職務是指阻礙被執行對象以外的人執行職務，而不是本案中作為執法對象的王某亮的不配合的行為。

2、本案中王某亮的不配合行為也不是妨害公務罪中所指的暴力方法。妨害公務罪中的暴力方法是指對依法執行職務的人員的身體或其所有、使用的物等直接實施強力打擊或強制，如捆綁、毆打、強行拘禁、傷害、殺害等等，是一種主動的攻擊行為，會對執法人員的人身或財產造成損害，或產生損害的危險。顯然，王某亮的不配合行為不具有上述特征，其將手攥在一起緊緊壓在自己身下的行為不會對執法人員的人身或財產產生任何危險。

3、現有證據無法證實陳某海的輕微傷是王某亮所致 首先，辯護人認為本案證據不足以證實陳某海構成輕微傷。

其次，前已述及，王某亮只是將手攥在一起，并壓在身下，拒絕民警給其戴手銬，沒有主動攻擊民警的行為，沒有抓撓行為，應該不會給執法民警的身體造成傷害。

最后，從視頻中可以看出，有五六名民警按住王某亮試圖拽開王某亮的手給其戴上手銬，場面混亂，無法排除陳某海的輕微傷是其他民警所致。

綜上所述，本案中某派出所民警對被告人王某亮的傳喚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7 電話***

王某亮妨害公務案一審辯護詞

程序違法，方式不當，王某亮因此不配合不屬于妨礙其依法執行職務。被告人王某亮沒有攻擊某派出所民警的行為，其不配合行為不會導致眉村派出所民警人身及財產遭受損害的可能，王某亮沒有實施起訴書所指控的用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眉村派出所民警執法的行為。指控王某亮的行為致陳某海輕微傷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所以，被告人王某亮的行為不符合妨害公務罪的構成特征，不構成妨害公務罪，請求合議庭依據法庭調查查明的事實和法律，依法宣告被告人無罪。

辯護人：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律師 李宗習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山東求是和信律師事務所 8 電話***

第二篇：陳勁、陳兵等妨害公務案二審辯護詞

王思魯律師辯護詞專輯

陳勁、陳兵等妨害公務案二審辯護詞

主辦：王思魯律師 涉及隱私，采用化名

尊敬的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本案經辦人郭連新法官、本案其他合議庭法官及審判委員會各位委員：

我受陳勁委托和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指派,在貴院正在審理的陳勁等妨害公務案中依法給陳勁辯護。我們在偵查階段已介入此案,并全程追蹤到現在,對此案十分了解。本著依法辯護的原則和履行律師的基本職責,在偵查及審查起訴階段，我們已于2004年4月20日提交了(2004)粵環經法意字第140號“法律意見書”；于2004年5月17日提交了(2004)粵環經法意字第143號“補充法律意見書”，并附送了本案相關法律法規、地方條例、學理著述和權威判例等資料。在一審階段，我們于2004年7月15日一審開庭后，整理、提交了“一審辯護詞”；2004年8月3日，也就是一審法院2004年7月29日打印出判決書后的第四天，向一審法院提交了《中國政法大學疑難案件研究中心關于陳勁等涉嫌妨害公務案的專家論證意見書》。這份專家論證意見書對此案作了詳盡論證，并一致得出如下結論：

泉州市公路局的扣車行為缺乏法律依據??；泉州市公路局的執法超越了泉州市交通局的委托權限范圍??。在任何單位對任何形式的欠繳通行費車輛均無扣押權情況下，泉州市公路局強行扣車、強行開車而引發沖突，陳勁等涉案人員的行為針對的不是“依法執行職務”，因而，不符合妨害公務罪的犯罪構成，應屬無罪（詳見附件1）。在二審階段，我們于2004年8月13日向貴院提交了律師代書的四位上訴人的“刑事上訴狀”；于2004年8月23日向貴院提交了“二審公開開庭審理申請書”。

鑒于上述意見對本案的相關問題已經從不同角度作了詳盡的論述，鑒于從法律上看，這的確是一起十分簡單的案件，鑒于貴院法官質素較高以及業務繁忙，我們在此不再“老調重談”，以免占用閣下太多的時間，僅就最新情況提供辯護意見如下，懇請閣下將此辯護詞與上述意見一并審閱。

一、在本案中，陳兵強行親自將閩C75075小車開走才引發沖突是不爭的事實。本案的關鍵是適用法律問題，也就是根據法律規定，在這種情況下，陳勁如果參與打了“執法人員”，并且導致“執法人員”輕微傷，陳勁有沒有構成妨害公務罪。

證據反映：2004年3月17日，泉州市公路局陳兵等六人（一審庭審表明，三人屬無證人員，有證人員手續也不齊備）駕駛著一部證照不齊“執法車”（一審庭審表明，此車沒有行使證，沒有掛牌）上路“執法”，經過惠安縣東園村附近時見到閩C75075小車，他們認為這部車在惠安縣東園鎮杏秀路錦厝收費站曾經“多次闖關”（一審庭審表明，根本沒有闖關），要強行扣車、并自己強行開車。具體情況是：駕駛員陳勁主動停車路邊，電告車主鄭錦山稽查人員要扣車，車主回答“按他們的要求把車開到其指定地點”。后來，因陳兵在沒有明示其有駕駛證情況下強搶車匙，損壞小車空調出風口，要自己開，不同意由駕駛員陳勁開，而陳勁因車昂貴，怕其對車性能不熟而不同意由其開而引發沖突（盡管扣車亦屬違法，但陳勁還是同意扣車的，只是不同意由陳兵開車而已）。沖突導致雙方均有“輕微傷”。

以上事實在一些細節上控辯雙方有分歧，但是：陳兵強搶車鎖匙（至今車鎖匙仍然在陳兵手中），強行進入車內開車，在陳勁不同意他開車，認為可以由陳勁自己開車，雙方意見不統一的情況下才引發沖突。這一基本事實控辯雙方均無異議，證據亦都充分證實。

對這樣的事實，從適用法律角度，到底陳勁所針對的是“依法執行公務”還是“違法行政”？我們認為，無論如何也談不上“依法執行公務”，因此從根本上阻卻了陳勁妨害公務罪的成立。我們已經從不同角度作了詳盡的論述，在此不重復。

二、泉州市公路局扣車的確是手段，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追繳通行費，但是，根據法律規定，扣車，乃至強行開車，同樣必須依法有據，必須是法律賦予的行政強制措施權，否則，就是手段違法，手段違法同樣是“違法行政”。關于這個問題，我們以前已經講了很多，亦是法律常識，相信閣下清楚，不重復。

指控及一審判決的確存在太多問題，其它無法一一細列，但在卷宗相關材料中我們已經詳細講到，也不重復。

三、此案一些鮮為人知的插曲。

此案案發后，惠安縣委主要領導在“聯席會議”上，曾慎重地問過惠安司法機關有關人員：到底泉州市公路局有沒有扣車權。公安機關有關人員說：“可能無！”（據了解，是因交警部門隸屬公安機關，因而公安干警對交通執法方面知識相對豐富）檢察機關有關人員則說：“有！”就是這個“有”字，誤導了領導的判斷，引發了行政干預下的錯誤追訴。

在偵查階段，我們與主辦此案的有關干警多次依法溝通。我們發覺他們還是較為慎重的。在我們出具《法律意見書》、提供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地方條例、學理著述和權威判例后，公安機關曾考慮過撤案，“不搞了”，后來，由于泉州市公路局的堅持，公安機關將“皮球”踢給了檢察機關，而檢察機關履行了當初對領導所講“有”字的承諾，將陳勁等推上了審判臺。

相信閣下注意到：對這樣一起十分簡單的案件，我們一反常規，深入淺出地、從多角度多次詳述了辯護意見，甚至委托專家對此案進行了論證。我們知道，如此簡單的案件，貴院法官完全可以不用專家“論證”，不用律師“提醒”，就可以準確地形成“內心確信”、公正判決。我們為何還這樣做？我們可以坦誠地說，我們是希望對法院排除行政干預，獨立、公正審判有所幫助；與偵查、審查起訴及一審有關辦案人員的交流中，有充分理由的、詳盡的律師意見竟然屢屢受阻，致使本案進入了二審，亦是不得不讓人“小題大做”的重要原因。

據報道，每年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出的無罪案件超過三十件。我們仍然深信：面對如此簡單，不僅具有法律意義，還具有政治意義的，理由一邊倒的案件，同在藍天下，同為發達地區的泉州，貴院高素質的法官，一定會信守法律，排除非正當干預，獨立審判，對本案公正判決，無罪釋放陳勁。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

律師:王思魯

二00四年九月二日

附：《中國政法大學疑難案件研究中心關于陳勁等涉嫌妨害公務案的專家論證意見書》原件一份。

第三篇：妨害公務罪

妨害公務罪

上傳時間：2011-12-29 [釋義] 妨害公務罪，是指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工作人員、人民代表及在一定條件下的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或者以暴力、威脅以外的方法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刑法條文] 第二百七十七條 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 大會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在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中，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紅十字會工作 人員依法履行職責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造成嚴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第二百四十二條第一款 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 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相關法律法規] 《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 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依法 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造成嚴重后果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的規定處罰；情節較輕的，由國家安全機關 處十五日以下拘留。

《國家安全法實施細則》第二十五條 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執行國 家安全工作任務時，公民和組織依法有義務提供便利條件或者其他? 協助，拒不提供或者拒不協助、構成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依法執行 國家安全工作任務的，依照《國家安全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處罰。

《紅十字會法》第二條 中國紅十字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紅十字組織，是從事人道主義工作的社會救助團體。

第十一條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具有社會團體法人資格；地方各級紅十字會、行業紅十字會依法取得社會團體法人資格。

第十五條 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拒絕、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在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中，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紅十字會工作 人員依法履行職責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條的規定追究刑事責 任；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的，比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十九條的規定處罰。[相關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依法 執行行政執法職務是否可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論處的批復》（2000．4．24 高檢發釋字［2000〕2號）

對于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有事業單位人員依照法律、行政法 規的規定執行行政執法職務的，或者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 中受委托從事行政執法活動的事業編制人員執行行政執法職務的，可以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追究刑事責任。[說明]

一、本罪的構成要件是：(1)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公務活動及待定條件下紅十字會 的職責活動，也就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人民代表、紅十字會人員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所進行的職務或職責活動。本罪侵害的對象，是依法正在履行職務或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人民代表、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所謂“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是指上述人員履行職務是在法律、法規規定的職權范圍內進行的，而不是超越職權范圍的活動。對于超越職權范圍的活動，或者濫用職權 侵犯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的活動，受到他人阻止的，不構成本罪。所謂“正在履行職務”，是指上述人員執行職務已經著手，尚未結束。

（2）在犯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兩種形式：其一，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人大代表和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的行為。所謂“暴力”，是指對依法執行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實施暴力襲擊或者人身強制、所謂“威脅”，是指進行精神上的恐嚇。其二，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如使用暴力、威脅方法的，當然構成本罪。

(3）在犯罪主觀方面，行為人只能是故意。即明知對方是正在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而故意對其實施暴力或者威脅，迫使其不能 履行職責

（4）本罪的犯罪主體是一般主體，即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和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二、認定本罪應注意劃清與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罪的界限。兩者的共同點是都采用暴力或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兩者主要區別在于后者的行為人只能是訴訟的當事人，其目 的是拒絕執行已經生效的判決或者裁定，侵害的是司法機關的正?；顒印?/p>

三、對于以暴力、威脅的方法妨害公務，如果對執行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造成重傷或者死亡后果的，應按照處理牽連犯的原則，從一重罪，按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定罪量刑。

第四篇：妨害公務罪

妨害公務罪

妨害公務罪是指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人大代表依法執行職務，或者在自然災害中和突發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或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雖未使用暴力，但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

本罪主觀上限于故意，即行為人必須明知上述人員正在依法執行公務而加以阻礙，才能構成本罪。犯本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妨礙公務罪

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了妨礙公務罪，其中第一款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妨礙公務罪最高刑罰是3年有期徒刑，過失致人死亡最高刑罰是7年有期徒刑。

我國對妨礙公務罪中行為人的暴力行為造成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重傷結果或因重傷導致死亡結果，甚至故意殺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按處理牽連犯的原則，以重罪吸收輕罪，按故意傷害(重傷)罪或者故意殺人罪定罪，從重處罰。

妨害公務罪，是指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人大代表依法執行職務，或者在自然災害中和突發事件中，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或者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雖未使用暴力，但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司法實踐中認定本罪，應注意下列問題：本罪的對象限于三種人：

（1）各級各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2)各級人大代表；(3)各級紅十字會工作人員。須注意，上述人員都必須是依法正在執行某種公務期間，才能成為本罪對象。行為人具有妨害公務的行為，是構成本罪的關鍵。此處須把握三點：

（1）妨害公務的實質，是阻礙上述人員依法執行其職務，具體表現包括使其不能執行和不能正常執行其職務；

(2)妨害公務的方式，除故意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的可以暴力、威脅方法，也可以是非暴力、威脅方法外，其余都須以暴力、威脅的方法實施才能構本罪。但應明確，在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作任務的情形下，須造成嚴重后果才能構成本罪；(3)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的，必須是在自然災害中和突發事件中，才能構成本罪。

應當注意，對于刑法或者司法解釋已經單列罪名的妨害特定公務的行為，應當按照相關規定定罪，而不定妨害公務罪。使用暴力妨害公務的，應當限于輕傷以下的傷害程度，如果造成被害人重傷或者死亡的，于本罪與故意傷害罪或者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應以其中的重罪，即故意傷害罪、故意人罪定罪處罰。本罪主觀上限于故意，即行為人必須明知上述人員依法正在執行公務而加以阻礙，才能構本罪。如果行為人確實不知道對方正在依法執行公務，或者誤認為對方依法執行的公務的行為違法行為而予以阻礙的，不構成本罪，而應當按照事實上的認識錯誤處理。犯本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刑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的情形

除刑法第277條專門規定妨害公務罪以外，刑法的其他條文以及一些司法解釋還明確規定，下列情形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或者以妨害公務罪和相關犯罪實行數罪并罰：1 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緝私的，以妨害公務罪和相關走私罪實行數罪并罰。（刑法第157條第2款）未聚眾但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的，以及聚眾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活動中使用暴力、威脅方法的非首要分子，均應以妨害公務罪論處。（刑法第242條）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有事業單位人員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行政執法職務的，或者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中受委托從事行政執法活動的事業編制人員執行行政執法職務的，可以對行為人以妨害公務罪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依法執行行政執法職務是否可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論處的批復》）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依照妨害公務罪的規定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定》第1條）邪教組織人員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其行為同時觸犯其他罪名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7條）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為防治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而采取的防疫、檢疫、強制隔離、隔離治療等預防、控制措施的，以妨害公務罪論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條）

刑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妨害特定公務不定妨害公務罪而以其他罪定罪處罰的情形

妨害公務的行為表現很多，涉及的范圍也很廣，但并非所有妨害公務構成犯罪的，都以妨害公務罪定罪處罰。按照刑法和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下列妨害特定公務的行為，就不構成妨害公務罪，而應以其他罪定罪處罰： 納稅人、扣繳義務人違反稅務管理法律、法規，以暴力、威脅方法拒不繳納稅款的，以抗稅罪定罪處罰。（刑法第202條）聚眾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的首要分子，以聚眾阻礙解救被收買的婦女、兒童罪定罪處罰。（刑法第242條第2款）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阻礙國家治安管理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情節嚴重的，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定罪處罰。（刑法第291條）在法庭上毆打司法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執行職務的，屬于擾亂法庭秩序罪。（刑法309條）負有執行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義務并有能力執行的人，以暴力、威脅方法妨害或者抗拒執行的，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定罪處罰。（刑法第313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檢查的，以組織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定罪處罰。（刑法第318條）在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中，以暴力、威脅方法抗拒檢查的，以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罪定罪處罰。（刑法第321條）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以暴力抗拒檢查、拘留、逮捕的，以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論處。（刑法第347條第2款第4項）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軍人依法執行職務的，以阻礙軍人執行職務罪定罪處罰。（刑法368條第1款）故意阻礙武裝部隊軍事行動，造成嚴重后果的，以阻礙軍事行動罪定罪處罰。（刑法第368條第2款）負有解救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務阻礙依法對被拐賣、綁架的婦女、兒童進行解救的，以阻礙解救被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罪定罪處罰。（刑法第416條）12 軍人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指揮人員或者值班、值勤人員執行職務的，以阻礙執行軍事職務罪定罪處罰。（刑法第426條）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依法執行

行政執法職務是否可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論處的批復

你院《關于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事業編制人員行政執法活動是否可以對侵害人適用妨害公務罪的請示》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

對于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有事業單位人員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行政執法職務的，或者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中受委托從事行政執法活動的事業編制人員執行行政執法職務的，可以對侵害人以妨害公務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五篇：北海案 王興辯護詞

王興律師：裴日紅故意傷害案一審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北京市惠誠律師事務所受裴日紅家屬裴日堅委托，并經裴日紅本人確認，指派王興律師擔任故意傷害案被告人裴日紅的一審辯護人。接受委托后，辯護人兩次會見被告人，仔細查閱公訴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卷材料，并參加了本案于2011年9月20日、10月14日至11月3日進行的庭審?，F就本案發表辯護意見如下：

起訴書對被告人裴日紅故意傷害他人（致死）的指控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應當依法判決被告人裴日紅無罪。

公訴人在公訴意見中稱本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了所有合理懷疑。但辯護人認為，公訴人所述本案五名被告人在2009年11月14日2:59分至3:15分完成將被害人挾持至水產碼頭并毆打致死的全過程，這本身就是最重大的合理懷疑。16分鐘完成作案，對于本身無前科、事前無通謀、酒后醉醺醺的幾名被告人而言，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樣的指控也集中暴露出本案在程序、證據及事實等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

第一部分:本案存在嚴重的程序違法問題

從立案偵查到如今的庭審已經接近兩年的時間，整個案件辦理過程中存在嚴重的程序違法問題。

一、本案公安偵查機關的程序違法及瀆職侵權行為

2009年11月16日被害人家屬報案，2009年11月19日被害人尸體被發現。偵查機關在年關歲尾“命案必破”的巨大壓力下迷信“口供為王”，先入為主的把時間上的先后關系等同于因果關系，認定之前與被害人發生過沖突的幾名被告人為導致被害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沒有考慮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或者其他人作案的可能。這種從證據和邏輯上都存在嚴重問題的判斷，禁錮了偵查方向，疏忽了對客觀證據的偵查收集工作。在尸體的法醫學鑒定還沒有做出死因判斷的時候，偵查機關已經拿到了幾名被告人承認用刀捅死被害人的口供。如果沒有逼供、指供問題，被告人怎么會不約而同的編造對自己更不利的供述？

待到法醫鑒定意見出臺，認定被害人尸表無外傷后，偵查機關依然沒有能夠根據法醫鑒定的意見，認真檢討和調整自己的偵查思路，反而出現了更為反常的現象：原本供述用刀捅死被害人的被告人都改變口供，否認用刀捅人的說法，稱是用拳打腳踢致死被害人的。

因為迷信口供，偵查機關對其他證據調查的疏忽懶惰到了令人發指的程度。首先，相關路口的監控錄像沒有調取。案發時，北海市的“天網工程”一期工程已竣工，涉案的三中路與貴州路口、前進路與北部灣路口、貴州路與海角路口、云南路與海角路口、北部灣廣場等都應當存在監控錄像，但偵查機關都沒有調取。甚

至當公訴機關在退回補充偵查明確要求調取相關監控錄像時，偵查機關仍然回應，沒有相關錄像。事實上，就在被害人家屬報案的海城分局西街派出所，已經于2009年11月18日找到并下載保存了部分錄像。，這段錄像出現在本案證據材料里的時間竟然是2011年的8月份，偵查機關的瀆職可見一斑。其次，事發當晚相關當事人的通話記錄。各當事人大都陳述當晚用手機相互之間有聯系。而手機通話記錄作為客觀證據，有利于查清當晚的關鍵事實，這是普通人都想得到的事情，但通話記錄出現在案卷中竟然也是在2011年8月份。再次，偵查機關對本案中的一些關鍵證人疏于調查。第一現場的前進商店店主羅紅烈，發生在前進路口的雙方沖突，羅紅烈是在現場的目擊證人，偵查機關2011年才調查，證人稱時間長已經記不清了。所謂的“拋尸現場”水產碼頭的值班人員鄧李環，偵查人員只是通過電話進行了簡單詢問。當晚在場的證人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偵查機關是在案件進入審判階段才要對她們進行調查。也是到了2011年，偵查機關才搞清楚關鍵證人“包子”的真實身份。至于案件涉及的出租車、摩托車、旅館、網吧，偵查機關在偵查階段及檢察院退回補充偵查時，都沒有進行有效查證，而事實上，這些都不是很難做到的工作。

毫無疑問，是偵查機關的不專業、不盡責、不作為，導致了本案的一錯再錯。

二、公訴機關的程序違法

對于偵查機關的工作，負責審查起訴的公訴機關不是沒有發現問題。2010年北海市檢察院兩次退回補充偵查，都列明了詳細的補充偵查提綱，指出了偵查和證據方面的諸多問題。

但兩次退補并沒有解決證據體系中存在的諸多漏洞，檢察院本應履行審查監督職能，依法做出不起訴決定，釋放犯罪嫌疑人。遺憾的是，北海市人民檢察院依然將本案起訴至法院。結果，完全依托被告人口供建立起來的證據體系在2010年開庭時因為被告人翻供而宣告土崩瓦解。這時，公訴機關仍然可以在人民法院做出無罪判決之前撤訴。但檢察院非但沒有撤回起訴，反而兩次申請延期審理，繼續圍繞幾名被告人重新構建證據體系，甚至越俎代庖，行使偵查機關的職權，違法在法院審判階段大規模調查取證，以自己重新調取的證據取代起訴所依據的偵查機關案卷材料，自行否定了當初起訴的合法性，也使得本案出現了偵查案卷僅有薄薄的三卷，而審判階段的補充案卷多達十二卷的奇特現象。

雖然公訴機關反復重申依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八十五條之規定，其有權自行搜集證據材料。但該條也明確自行搜集證據材料應當在人民法院開庭審判前提交。而本案第一次開庭時間為2010年9月26日，即便是“另起爐灶”的新的開庭季，人民法院第一次通知開庭的時間為2011年7月25日，而檢察院補充的大量證據都是在2011年8月以后調取的。

此外，即便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允許公訴機關自行收集證據材料，也要看到，這是與《刑事訴訟法》關于公安、檢察、法院分工負責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的，更違背了偵查、審查起訴、審判的刑事訴訟程序要求。公訴機關持續的調查取證，也勢必使得交由法庭審查核實的證據始終處于不確定狀態，使得人民

法院的審判工作失去穩定性、確定性，無法審理終結作出判決。因而，北海市檢察院在審判階段特別是2011年8月份以后仍大量調查取證，就是違反《刑事訴訟法》的違法行為。

三、本案的審判程序存在違法

2010年8月9日，檢察院將案件起訴至北海市中級法院后，法院于2010年9月26日及2010年11月30日進行了兩次庭審，法庭調查、法庭辯論以及被告人最后陳述等整個程序已經完成。人民法院本應在法定審限內依法判決，根據案件的證據情況宣布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但法院并沒有依法判決，反而在完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多次申請延長審理期限，并允許公訴機關申請延期審理，導致案件一拖再拖，被告人也在沒有確定有罪的情況下被限制人身自由長達近兩年的時間，直接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損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

更嚴重的是，在審判階段，公訴機關在補充搜集證據后變更起訴，人民法院以同樣的罪名、基于同一起“犯罪事實”，對幾名被告人進行了又一次的審理程序，這實際上，就構成了對同一被告人的兩次司法追訴。這是嚴重違反刑事訴訟“禁止兩次追訴”（“禁止雙重危險”）基本原則和國際人權公約基本原則的違法行為。

事實上，根據“禁止兩次追訴”的原則，基于原有證據起訴原四名被告人是無法認定被告人罪名成立的。四名被告人應當被宣告無罪釋放。法律不允許基于同一罪名同一事實再次起訴這些被告人。本案中，對被告人的司法追訴比普通的“兩次追訴”還要惡劣，在法庭審理發現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沒有恢復被告人自由，反而直接就在原審判程序之內進行重新偵查重新追訴，對被告人的侵害更為嚴重。

四、本案中存在嚴重的刑訊逼供

在2010年9月26日本案庭審時，被告人裴金德、裴貴、楊炳棋、黃子富即當庭陳述其口供是受到刑訊逼供作出的。在本辯護人會見被告人裴日紅時，被告人也明確向辯護人陳述其確實遭受了嚴重的刑訊逼供，其有罪供述均系刑訊逼供非法取得。在庭審后啟動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中，被告人裴日紅詳細說明了其遭受刑訊逼供的具體細節，包括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當庭播放的訊問錄像也暴露出被告人手臂有傷、被告人精神狀態極差、訊問筆錄系提前制作而成等問題。

在庭審中，人民法院依法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對控方證據的合法性進行了細致的審查，實屬難能可貴。但是，面對被告人陳述的明確的刑訊逼供的細節，面對訊問錄像展示出的種種違法問題，面對偵查人員當庭作證時的公然撒謊，轟轟烈烈進行了近一周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卻沒有排除掉哪怕是一份口供。而且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特別是后面幾位被告人的非法證據排除申請，沒有正當理由直接予以駁回。令人不禁好奇：在中國，有可以證明的刑訊逼供存在嗎？有法院敢于排除的非法證據存在嗎？

第二部分:本案證據不足以指控被告人構成犯罪

公訴人指控被告人構成故意傷害罪名成立的證據看上去不少，但實際上，控方的證據大廈就是一座空中樓閣，而能把被告人與水產碼頭傷害致死被害人的犯罪事實直接聯系起來的證據就是支撐這座樓閣的柱子。實際上，看上去像是柱子的只有被告人供述及證人勞次的證言。而這兩部分證據顯然不具備真實性和合法性，相應地，這整個證據大廈是非常脆弱的，完全無法證明指控事實成立。

一、被告人的認罪供述不具有真實性、合法性

（一）被告人裴日紅共有三次有罪供述，均系刑訊逼供或威脅方法取得，應當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1、2011年5月19日4時的第一次訊問筆錄及10時許制作的第二次訊問筆錄，屬于嚴重的非法證據。

（1）偵查機關將被告人非法羈押近57小時，以殘酷的刑訊手段逼被告人認罪。2011年5月17日上午8時，被告人即在深圳被北海警方抓獲，根據北海市公安局城北刑偵大隊出具的說明，“經過十幾個小時返回北?！薄０凑辗梢幎?，應當立即向被告人執行刑事拘留手續并送看守所羈押。但辦案機關卻將被告人非法羈押在刑偵大隊訊問室，以吊打、電擊方式逼迫被告人認罪，并于5月18日上午將被告人帶往合浦縣繼續毆打電擊，5月18日下午帶回刑偵大隊訊問室繼續刑訊，至當晚被告人支撐不住被迫認罪，經過近三個小時制作違背被告人真實意思的訊問筆錄，然后辦案人員陳小寧、黃家銀于5月19日凌晨4點52分錄制46分鐘的“訊問錄像”，期間只是裝模作樣的訊問，根本就沒有制作筆錄，讓被告人簽字的筆錄是提前制作打印好的。前述事實，有被告人陳述、訊問錄像、辦案機關《證明》以及偵查人員當庭證言可以證明。

（2）在凌晨5點38分完成所謂“訊問錄像“的表演后，偵查人員帶領被告人依據口供的內容進行了現場辨認。因電擊需要脫掉的鞋子，始終沒給被告人穿上，辨認全程被告人都是赤腳行走在大街上。隨后，被告人又被帶至北海市公安局訊問室，進行了長達4個多小時的訊問，訊問內容與當日凌晨的訊問筆錄基本一致。整個訊問過程，已經兩天沒得到休息的被告人疲憊至極，多次打盹。這次訊問依然是在被告人受到刑訊逼供之后連續取得的口供，屬于非法證據。2、2011年5月20日在看守所制作的訊問筆錄也是偵查人員非法取得的證據。首先，在進行訊問前，偵查人員以提被告人去外審相威脅，如果被告人不配合進行訊問，就可能繼續遭受刑訊逼供。其次，訊問錄像顯示，整個訊問過程中，負責記錄的偵查人員基本上沒有注意其他偵查人員與被告人的問答情況，而只是在那里抄筆錄，至于抄的是被告人以前的筆錄還是其他被告人的筆錄，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訊問筆錄的內容并非當時訊問過程的真實記載，自然也不是被告人的真實意思。該份證據不具備合法性。

3、被告人裴日紅的當庭陳述應當采信。裴日紅在庭審中詳細陳述了案發時其活動的情況。其陳述的事實與本案的客觀證據及證人證言相互印證，應當被采信。

4、需要指出的是，辯護人完全不能同意公訴人包括法庭所主張的，要對每一次口供都要拿出刑訊逼供的證據或者證據線索來證明其非法性。事實上，偵查機關在訊問前或訊問中的一次刑訊逼供，使得被告人違背自己意志被迫做出認罪供述之后，基于對刑訊逼供的痛苦的記憶及恐懼，偵查人員并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刑訊，就能迫使嫌疑人作出類似的認罪口供。畢竟，人不像豬，有所謂“記吃不記打”的特點。因而，基于這人所共知的道理，在被告人或辯護人提出有遭受刑訊逼供的證據或線索之后，相應的內容基本一致的認罪口供都應當屬于非法證據，需要予以排除。要求每次訊問筆錄都要有獨立的刑訊逼供存在，或者只排除其中的一份或者部分口供而認定其余的認罪口供合法，這都將使得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變得毫無意義和價值，是對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的嚴重曲解。

（二）被告人裴貴、楊炳棋、黃子富的有罪供述也屬于非法證據。三名被告人當庭陳述了其遭受刑訊逼供及偵查人員威脅的具體情況。被告人所描述的刑訊逼供以及遭受威脅的具體細節清楚、具體，能夠相互印證。比如被羈押在北海市第二看守所的楊炳棋與黃子富所述的在看守所管教辦公室遭受威脅的情況基本一致，被羈押在第一看守所的裴貴所述的在電視房遭受毆打、威脅的情況與被告人裴日紅所述一致。三位被告人都分別提到，每次檢察機關前去訊問之前，都會由公安機關的辦案人員進入監區對他們進行威脅，要他們配合檢察機關的訊問。被告人楊炳棋2011年8月15日的訊問錄像完整的記錄了偵查人員威脅被告人的內容。這種威脅，對于被剝奪人身自由、遭遇過刑訊逼供的折磨、信息不對稱、對法律缺少了解的被告人而言，足以達到摧毀心理防線的效果，絕非公訴人所辯稱的“只是語氣、態度不是很文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脅。相應的被告人供述不能采信。

（三）被告人裴金德的認罪供述不具備真實性。裴金德雖有多次認罪的供述，并且當庭認罪。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其有罪供述具備真實性。首先，其供述前后矛盾、多次反復。裴金德第一次供述否認實施了傷害致死被害人的行為，且供述的相關細節與證人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楊業勇等證言及手機通話記錄等客觀證據相吻合。但隨后裴金德做了多次認罪供述，到2010年9月26日庭審時翻供，稱有罪供述系因遭刑訊逼供而被迫認罪。2011年裴金德又有多次訊問筆錄，均是認罪。但裴金德的認罪供述在案件細節上差別很大，矛盾重重。在后面的訊問筆錄中，把前面訊問與當次不一致的一概以“亂說的”加以解釋，是違背常理和邏輯的，而且這種借口不斷使用，已使得裴金德本人的供述不具備可信性。

（四）幾名被告人有罪供述的變化，就像在參加跨欄比賽一樣，雖然速度稍有不同，但節奏卻大體一致。被告人的供述有反復有變化很正常，但同案的多名被告人的供述出錯卻錯的一致，就不得不讓人思考其中的原因。整個案件過程中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先后出現用刀捅殺被害人，拳打腳踢被害人，在貴州路附近追上被害人然后打車離開，楊炳棋打電話給裴金德，在三中附近抓到被害人，裴金德來到三中附近，勞次在水產碼頭門口遇到被告人等關鍵節點，相應的多名被告人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圍繞這些節點做出基本一致的供述，后來又基本一致的否定之前的供述，重新作出仍然一致的新的供述。那么，能在這條“賽道”上為被告人擺放“跨欄”的，除了辦案人員，絕無其他可能。

對于這種有組織、大規模的指供、誘供、逼供之下形成的被告人有罪供述，顯然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二、本案關鍵證人的證言不具備真實性，不能采信

（一）證人吳富的證言不具備真實性

1、證人吳富是在被公安機關限制自由的情況下出具的證言，其證言的真實性、客觀性嚴重存疑。

2、證人吳富在接受公安機關調查以及當庭作證時能夠毫不遺漏的說出參與人員的名單，這是不合常理的。案發當晚，吳富與被告人一方的絕大多數人均不認識，在深夜混亂的環境下，短短時間就把這十幾人的“花名”與正式名字都記清楚并且記下來，而且能分清楚不同人的不同去向，是絕無可能的。而其認識并記下這些人的理由竟是“這些人之間相互稱呼”更是無稽之談。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五福的證言顯然受到了不正常的干擾，其證言并非事發當晚他所親身感知情況的真實反映。

3、證人吳富的證言與證人勞次的證言相互矛盾。證人吳富與證人勞次都作證稱當時與被告人裴日紅、裴貴、楊炳棋、黃子富一起追趕被害人至三中附近，親見四被告人帶被害人上出租車，親見裴日紅與裴金德在出租車旁說話，在出租車離開后，都返回前進路口及移動大廳，但二人說法大相徑庭，有的完全相反。

4、證人吳富的證言與證人裴壽廷、黃英梅的證言相互矛盾。證人裴壽廷、黃英梅當時在吳富與其他當事人一起跑向前進路口后就一直在前進路上洪記粥店與石化大廈之間的路邊等待吳富，并兩次電話聯系，直到吳富從石化大廈方向返回后與二人會合然后乘電動車離開，中間沒有見到吳富與其他被告人追趕被害人。吳富也不是在三中附近看被告人乘出租車離開后與裴壽廷、黃英梅會合的。

5、吳富、裴壽廷當晚乘電動車送黃英梅回住地的路上兩次與被告人裴金德及證人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遇到，并與他們一起到幸福街開房。如果吳富在三中附近見到四被告人帶被害人離開，也見到了被告人裴金德，為何在之后遇到裴金德時沒有向裴金德詢問相關情況？這樣特別的內容不可能所有人都不記得，但裴金德、宋啟玲、楊炳燕、潘鳳和、吳富、裴壽廷、黃英梅共七人沒有一人提到二人有相關的對話，這只能表明一點：根本就沒有吳富、裴金德在三中附近相遇以及追趕挾持被害人的事情發生。

（二）證人勞次的證言不具備真實性

1、證人勞次是在被公安機關羈押調查的情況下出具的證言。在受到不當刑事追訴威脅的情況下所作證言不是其真實意思表示。

證人勞次原為辯護人申請出庭作證的辯方證人，2011年8月9日律師找其了解情況，8月10日公安機關就對其進行訊問調查，法院9月5日通知其出庭作

證，9月10日其即被予以拘留。而事實上，其只是在打架的第一現場出現，所謂出現在第二現場只是在9月13日其自己的筆錄中有陳述，公安機關就是在沒有任何指控證據的情況下將證人拘留。這是明顯的濫用偵查權妨害作證的行為。其影響是非常惡劣的。

在出庭作證時，對于其被公安機關調查及采取強制措施的情況，證人勞次大都拒絕回答，并且表現出狂躁的情緒，其因公安機關羈押而產生的壓力可見一斑。

2、出庭作證拒絕回答辯護人及被告人的問題，沒有完成接受質證的證人職責，其證言不能被采信。這一問題就連沒有法律知識基礎的被告人裴日紅都當庭指出。證人勞次出庭作證，在未經發問和提示的情況下，自行將所謂的事實經過進行了陳述，其陳述內容與2011年9月13日由北海市檢察院制作的訊問筆錄的內容高度一致。然后，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發問的許多問題，均以“與案件無關”為由拒絕回答，使得法庭無法查明事實，無法核實其證言中的疑點，因而依法不能予以采信。

3、其證言與其他證人證言相矛盾。

（1）與證人吳富的證言矛盾。勞次與吳富是控方證據體系里面最重要的證人，公訴人試圖通過他們的證言來證明被告人確有帶被害人去水產碼頭毆打的事實，以加固其搖搖欲墜的證據體系。但假的就是假的，這兩位證人之間的證言有太多矛盾沖突之處，而且都是關鍵的事實節點，足以表明其證言的不可信。

首先，勞次與吳富都稱自己與其他四名被告人一起追趕被害人至洪記附近，但對幾人的先后順序均不清楚，而且都稱自己在后面，卻都說自己沒見到對方。

其次，證人吳富稱被告人裴金德與裴日紅在出租車附近談話時，自己站在附近，聽到了二人對話，卻沒有看到勞次在哪里。而勞次卻稱吳富就站在他的旁邊。

再次，證人吳富稱出租車是從北部灣方向過來，甚至第一次接受訊問的時候稱四被告是上了出租車之后追上的被害人，而證人勞次卻稱出租車是從對面過來的。

第四，兩證人都稱聽到了裴金德與裴日紅的對話，而對對話內容的描述卻大相徑庭。吳富稱是裴日紅提出去水產碼頭，勞次卻稱是裴金德要求去水產碼頭。

第五，兩證人都稱被告人打出租車走后，自己即沿原路返回前進路口及移動大廳附近。但二人竟誰也沒看到誰，而且證人勞次到路口及移動大廳后沒發現有人，而吳富卻稱在移動大廳看到楊炳就、裴日亮和被害人黃祖潤。二人莫非是在不同的世界？公訴人解釋說是勞次走的比較慢所以沒看到吳富，但吳富證言還稱他是與證人裴壽廷、黃英梅打了招呼說了話才過去的。而且勞次作證時說因為與吳富、裴金德都不熟所以先離開的。怎么可能先離開的看到沒人，后離開的卻看到有人，而且兩人互相沒看到？

對近距離參與的同一“事件”的描述迥然不同，則必有人說謊，但除了一真一假的可能性之外，還有二者皆假的可能，兩人都在虛構一個事實。就其證言本身的矛盾及不合理以及與其他證言的矛盾可見，二人確實都在撒謊作偽證。

（2）與證人裴壽廷、黃英梅、李家燕的證言矛盾。證人裴壽廷、黃英梅是與證人吳富一起活動的，吳富去參與前進路口打架事件后，二人就在洪記粥店與石化大廈之間等吳富，特別是黃英梅一直在路邊等待，并未離開，直到吳富從石化大廈方向過來與他們會合。這期間，他們都沒發現有人相互追趕的情況，更沒發現吳富、勞次參與追趕。證人李家燕是與裴日紅等一起的，他們去往前進路口后，李家燕就在洪記往石化大廈的路邊等待，直到裴日亮帶其去賓館，也是沒看到有人追趕。這些都表明，證人勞次所述并非事實。

公訴人總拿“認知規律”說事，認為證人的一些事實記不清了很正常，符合認知規律。但是，“認知規律”并非什么都可以往里裝的“筐”，對一個事件里面的關鍵事實，兩人說法完全不同，就不是一個“記不清”所能解釋的。

4、證人所述自己打車去水產碼頭一節確屬虛假陳述

（1）此陳述僅在2011年9月13日的訊問中出現。在之前8月11日的三次訊問筆錄中均未提及此節。作為一個“投案自首”的嫌疑人，對如此重要的所謂“事實”，其沒有理由忘掉。其所述的“事實”只是自己到水產碼頭看到被告人出來而已，其中利害關系非常清楚，既然主動承認了前面參與打人及后面參與“做偽證”的事實，又有什么理由隱瞞這一情節呢？

倒是有一點可供參考的：關于被告人在水產碼頭毆打被害人致死的關鍵情節，只有被告人的陳述而無其他證據，而被告人又極可能當庭翻供，控方確實需要直接證據來支持。

（2）根據證人自己陳述案發前后花錢的細節可以證明其偽證事實。首先，在外沙橋與裴貴、黃子富、楊炳棋在一起時證人還剩余25元錢，這一點其當庭接受公訴人詢問時以及8月11日接受檢察院訊問時都予以確認。其當庭還陳述，當晚帶了50元錢，買煙及零食后剩下31元（當發問的被告人誤以為是30元時，證人還特意強調是31元而非30元），從移動大廳搭摩托車到水產碼頭花費6元，從水產碼頭與三被告人一起打車到外沙橋花費6元，此時他應該只有19元，而非25元。中間有一個6元的差錯。這也就表明，證人當晚從前進路事發到從外沙橋返回住處之間只打了一次車，花了6元錢。而這一次只能是從移動大廳直接到外沙橋，也就是與三被告人的陳述相印證。當晚，證人勞次直接與被告人裴貴、楊炳棋、黃子富打車去了外沙橋，并沒有去水產碼頭。

證人勞次對花錢非常敏感，對花錢的細節記得非常清楚，而這已經成為了他的一種潛意識，以至于在編造去水產碼頭的謊言時，忘記了相應調整花錢的細節，結果露出了破綻。

5、與被告人陳述相矛盾

被告人裴貴、楊炳棋、黃子富在法庭調查接受訊問時均陳述其三人與勞次一起在移動大廳前面放走被害人黃祖潤之后就打車去了外沙橋。其三人分別陳述的打車的方向、到的地點、返回的情況以及回到三中路向裴日紅要錢開房的情況，都是一致的，特別是在回來的路上遇到了一個同村的男孩子——小狗崽，這一事實足可以表明，三人陳述是真實的，可信的。而且這一事實經過與證人勞次講述的花錢打車的細節也是吻合的。這足以進一步證明證人勞次的陳述是虛假的。

證人勞次關于參與追趕被害人、見到被告人將被害人帶上出租車、見到五被告人從水產碼頭出來的證言，完全都是編造的，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威脅之下，為迎合公訴人尋找證明被告人到過第二現場的需要而作的偽證。

6、證人勞次對水產碼頭的辨認也是不真實的。證人自述當晚乘摩的到水產碼頭，自己并不認識路，也沒去過水產碼頭，到了之后也沒有進去，在大門口就見到了被告人。證人并承認自己對北海并不熟悉，卻能在時隔一年半之后到水產碼頭進行了現場辨認，而其能找到地方的理由是“看水產碼頭的大門”。但水產碼頭的大門破破爛爛，沒有明顯特征和標記，在那一條路上類似的大門有好多，證人怎么可能做到的指認現場？所謂的同步錄像則有明顯的剪切痕跡，上一個鏡頭還是車在路上行駛，下個鏡頭就變成了偵查人員與證人停在水產碼頭門口，證人如何進行的辨認指認，完全沒有顯示。因而，對此錄像的證明力，辯護人不予認可。

三、“天天紅”夾克外衣不能證明水產碼頭是作案現場

被告人的供述和證人勞次的證言無法證明被告人實施了傷害被害人致死的犯罪行為，其他的證人證言只能證明在前進路口的第一現場發生過沖突，司法鑒定意見只能證明被害人死亡，卻完全無法把被害人的死亡與這幾名被告人聯系起來。通話記錄及監控錄像更像是印證被告人無罪供述真實性的無罪證據。如此以來，控方的證據體系已近崩塌。2011年8月24日出現的所謂的“被害人衣物”就成了控方的“救命稻草”。但稻草畢竟只是稻草。

公訴人提交了2011年8月24日從水產碼頭水域打撈上來的“天天紅”夾克外衣，作為被害人黃煥海的衣物來證明水產碼頭確是幾名被告人實施傷害被害人并拋尸入海的犯罪現場。但是，這件外衣無法實現這一證明目的。

（一）關于被告人陳述，二人均于庭審中明確該訊問筆錄系逼供取得，而且對于檢察人員開始訊問之前公安偵查人員進行威脅的地點、方式等細節均能詳細描述，且表示能辨認出參與威脅的偵查人員。而關于手機、衣服的供述完全是逼供情況下的編造。鑒于二人對所受威脅的細節均能準確描述，而且被告人黃子富剛于2011年8月14日在同樣的檢察人員訊問時做了詳細的無罪供述，時隔三天就又變成徹底的認罪供述，這些均表明該供述的合法性存在巨大懷疑。此外，已有證據及不同被告人供述的相互印證，表明二被告人案發時根本沒有到水產碼頭，也沒有所謂的追趕被害人并挾持上出租車的情節。

因而，根據虛假的陳述卻真能打撈上“被害人衣服”來，是非常詭異的事情。

（二）關于“天天紅”牌夾克外衣

（a)根據潛水員打撈上來多件衣服的情況看，衣服掉入海中的情況并不鮮見，而該外衣樣式普通，并無特別之處，并非特定物。

（b)根據公安機關出具的證明，沒有對該衣服在海水中浸泡的時間以及褪色縮水等情況進行鑒定，自然無法確定該衣服就是2009年11月所謂“扔入海中”的所謂“被害人的衣服”。

（c)根據該衣服的外觀判斷，其外觀良好，顏色較正常，無法判斷有無褪色，而且衣服背部的金屬色標牌光澤良好，完全不像是在海水中浸泡腐蝕21月之久的樣子。此外，據當地漁民介紹，一般衣服掉入海中這么長時間，早就爛得不成樣子，而且會因為海水流動以及每年的臺風影響，早就被沖到不知什么地方了，不可能仍在附近。所謂衣服被埋入淤泥的說法也完全是不符合常理的。

（三）關于證人的辨認

關于該衣服的特征，在2011年8月24日被打撈上來之前，證人黃祖藝對該衣服的描述是“具體什么品牌我不記得了，我是在舊新力商場買的，外套是黑色的，衣襟是拉鏈的，外套的袖口是不扎口的，外套的尾部是不束腰的”。（其2011年8月19日證言）而到了2011年8月26日14時的詢問筆錄中，當被問到是否還記得借給被害人的外套是什么款式、樣子的時，證人回答：“記得，是一件灰黑色長袖外套（上衣、男裝），這外套的衣領是豎領的，衣領有個按住固定的紐扣，外套是胸前拉鏈的，拉鏈由下拉到衣領頂端，外套的二個肩膀部位分別有一個裝肩章的裝飾，這二個裝飾下面即是胸前部位線縫交叉型圖案，我記得外套前面有五個口袋，外套的內層有一個口袋，外套的下擺是直的而不是扎腰的那種，外套的袖口也是直的，不是扎袖那種。外套的里層是有灰黑色絨毛的，外套的后面有一個“鷹形”圖案標志。

對于一件應該是21個月以前丟失的衣服，能把特征記憶的如此準確確實令人震驚。如果恰好就是這位證人記憶力強又很喜歡這件衣服，能記清楚也說得過去的話，在衣服沒出現前語焉不詳，在衣服出現后進行現場辨認的同一個下午把特征又說的如此之詳細，就不由得不引起我們質疑。

就在制作前述這份詢問筆錄的同一個下午的15時38分，證人就在接受詢問的海城分局院內，從地上放置的13件衣服內毫不費力地辨認出了這件衣服，辨認人甚至都沒有看全需要辨認的衣服，就完成了辨認工作。

所以，證人黃祖藝的陳述及辨認不足以確定該衣服與被害人衣物之間的邏輯關系，反而存在明顯的“指證”嫌疑。

（四）關于證人的偵查實驗

8月28日，公安機關又安排黃祖藝進行了試穿的所謂“偵查實驗”，實驗表明，該衣服與黃祖藝體型合適，黃祖藝試穿沒有感覺受阻和吃力，“感覺合適”。

首先，辯護人認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對該衣服進行消毒處理的情況下，安排證人進行直接試穿，是對證人健康和安全極不負責任的做法。

其次，證人體型中等、普通，屬于當地年輕男子的一般身材，能穿上這件衣服完全不能說明問題，接受審理的五名被告人的身材都可以穿這件衣服。

再次，如果真是證人2009年的那件衣服，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海水浸泡之后，仍然合身倒是不合情理的。長時間的海水浸泡腐蝕不會令布料的性狀發生變化？

（五）關于被告人的辨認

（a)據被告人黃子富陳述，在首先進行的衣物照片辨認時，他正在猶豫，旁邊的偵查人員就對他說“你看這6號，照片上的顏色比實際的淺”，他立即明白了，是要他指認這6號。后來，偵查人員又跟他說，辨認衣服的時候，也別費勁了，就認11號吧。第二天，對衣服實物進行辨認時，錄像顯示，果然，被告人直接指認了11號，也就是所謂的“天天紅”夾克。

在黃子富陳述之后，法庭出示的衣服的照片，果然，只看照片就會覺得那是一件藍色的衣服，等到出示實物才能意識到，確實照片顏色淺了太多。這一點也能印證黃子富所述的真實性。

（b)被告人裴貴也陳述，其對衣服的辨認也是被公安人員指供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衣服咋回事。

公訴人多次表示，這件衣服是根據被告人供述才提取的所謂“隱蔽性很強的物證”，根據《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但是，這一規定首先要證明物證的真實性及確定性，其次要排除串供、逼供、誘供可能性。對于一件完全不能證明確定是被害人衣物，又無法排除存在指供、誘供、指證可能的證據，顯然是不能適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四條的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的。

四、法醫學鑒定意見不能排除合理懷疑

雖然偵查機關先后就被害人死亡原因做了三次法醫學鑒定，并有一份死亡時間推斷意見書。但這些證據都不能將被害人的死亡與被告人聯系起來，而且，這些證據本身都存在嚴重問題，其證明力是有疑問的。

1、北海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北公刑技法鑒（尸檢）字[2009]140號法醫學尸體檢驗鑒定書沒有推斷死亡時間，沒有推斷致死工具，對死亡性質的認定完全沒有科學合理的分析，且鑒定人在出庭作證時無法回答辯護人的提問和質疑。

2、北海市公安局物證鑒定所北公技法鑒（尸檢）字[2011]044號法醫學尸體補充檢驗意見書，沒有啟動補充鑒定的合法依據，鑒定要求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和目的性，鑒定意見與原[2009]40號法醫學尸體檢驗鑒定書相矛盾。腰骶部、右肩部、右膝部、右腘窩部位存在組織出血、皮下出血而尸表檢驗卻未發現異常的情況是不可能存在的。該鑒定意見完全不具備客觀性、可采性。

3、“2009.11.19”黃煥海死亡時間推斷意見書，通過所謂尸體在淺海中上浮時間及尸表狀態對死亡時間進行推斷的方法完全沒有理論依據，也沒有實驗數據、統計資料等作為支持，鑒定人也無法對其推斷的方法及理論作出合理解釋，因而完全是不可信的。

而其否定“胃腸內容物推斷死亡時間”的方法，也是沒有科學依據的。首先，在法醫學通行的“胃腸內容物推斷死亡時間”的方法并不因所謂尸體浸泡而不能適用。其次，根據第一次尸體檢驗鑒定書可以確定，尸體胃腸器官在當時并未出現高度腐敗，也未記載有腐敗氣體，足以表明，完全可以通過胃腸內容物的排空來推斷死亡時間。再次，即便有腐敗氣體，腐敗氣體的作用也不可能把內容物完全排空，而且可以通過對膀胱、直腸等內容物的檢查來綜合確定死亡時間。

4、桂公（刑）鑒（法）字[2011]0593號重新鑒定意見書，（1）重新鑒定系在法庭審判階段由偵查機關單方面委托進行。偵查機關并沒有調查和委托鑒定的法定權限，也未經法庭及被告人、辯護人認可，其不具備證據效力。

（2）鑒定人朱少建參與了之前的法醫學尸體補充檢驗，其再參與重新鑒定，不具客觀性。

（3）該鑒定意見只是得出“不排除”的或然性鑒定意見，鑒定人出庭作證時也多次強調其意見僅僅是“不排除”。這樣的鑒定意見不足以排除其他合理懷疑，不足以作為定案依據，在刑事案件中沒有證據價值。

（4）該鑒定意見以及鑒定人出庭作證均不能對鑒定意見中的矛盾和疑點做出合理解釋，不足采信。在鑒定人出庭作證時，辯護人要其解釋為何能重到導致被害人顱底骨折的外力傷害卻只造成受力的臉部輕微擦傷，為何第一次鑒定認為左臉部的擦傷是死后形成而重新鑒定又認定為死前形成，頭部一側硬物襯墊另一側反復踢踏的“可能”究竟如何在一個活人身上實現，顱底骨折之后多長時間人會死亡，這些問題，兩位公安廳的鑒定專家全都沒有正面回答，進行合理解釋。反而對于辯護人問到的死者死亡時間推定等法醫學常識問題諱莫如深，其作證情況更表明鑒定意見存在問題，不能作為定案依據。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公訴方的指控證據牽強附會，矛盾重重，疑點多多，完全達不到死刑案件的證據標準。一旦在案發的最初階段，偵查機關搞錯了偵查方向，貽誤了偵查取證的時機，檢察機關再大的能耐也無法彌補其中的疏漏，反而付出了損失司法機關公信力及被告人合法權益的代價。

第三部分：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不存在

一、被告人不具備實施傷害致死被害人的動機

被告人一方與被害人之間的沖突發生是源于被害人向被告人裴金德挑釁。而本案被告人裴日紅、裴貴、楊炳棋、黃子富與被告人裴金德的關系僅僅為同村，并無多少往來，案發時也沒在一起玩，被告人裴日紅更是很長時間沒有見過裴金德。而且，四人也沒有裴金德的手機號碼，裴金德也沒有這四人的聯系方式。

當楊業勇電話聯系裴金德時，裴金德已經稱自己沒被打，并要他們放了被害人。本就關系了了，事主本人又沒有繼續糾纏的意愿，其他人又有什么動機要繼續毆打被害人，甚至興師動眾打車挾持到其他地方繼續毆打？被告人完全沒有傷害被害人致死的犯罪動機。

二、被告人在案發之后的活動及表現表明其未實施指控的犯罪行為

幾名被告人在公訴機關指控的作案時間之后的表現都非常正常，完全不像是實施了傷害致死他人嚴重犯罪之后的表現。

被告人裴日紅當晚與女朋友就在第一現場附近的旅社開房睡覺。并在凌晨3點30分左右與黃子富、楊炳棋等人電話聯系，還出旅社給他們送30元錢開房。白天起床后即與女朋友一起吃早餐，去網吧上網至下午。

被告人裴貴、楊炳棋、黃子富三人去外沙橋，然后步行返回案發的前進路口，向裴日紅要錢開房。前進路口的監控錄像顯示凌晨3：53分時三人悠閑緩慢地橫過馬路，在沒找到房間開房后，三人又去網吧上網。

三位被告人還陳述當晚返回前進路時，遇到被害人黃祖潤，還相互聊天，黃子富還留了自己的電話給黃祖潤。

被告人裴金德當晚與宋啟玲從明都酒店步行到北部灣廣場，與楊炳燕、潘鳳和及吳富、裴壽廷先后會合，然后繼續步行至幸福街開房。第二天，裴金德返回船上工作，并且同工友開玩笑稱晚上打架把人“都打溶了，鏟都鏟不起來”。

這些是將人毆打致死拋尸入海之后犯罪嫌疑人應當有的表現嗎？即便現實中有的犯罪分子心態異于常人，能在作案后不露聲色，難道這偶發案件中的五名被告人全都如此冷血變態？全都把“反偵查”工作做得如此到位？甚至提前想到路口會有監控而在過馬路時故意裝出悠閑瀟灑的樣子？

三、公訴方指控的16分鐘完成作案全過程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辯論階段，公訴人第一次明確了對被告人具體犯罪事實的指控：2009年11月14日凌晨2:59，被告人裴日紅、裴貴、楊炳棋、黃子富四人從三中門口附近挾

持被害人黃煥海乘坐出租車至水產碼頭，裴金德隨后步行至貴州路乘“摩的”趕到水產碼頭會合。之后，被告人開始毆打被害人，后發現被害人死亡，然后商議將被害人尸體拋入海中，然后，分頭離開。裴金德乘“摩的”于3:15分返回明都酒店與宋啟玲會合。整個作案全程歷時16分鐘。

辯護人認為，公訴人這一指控完全是沒有任何現實可能性的憑空想象。

1、僅就被告人裴金德而言，在這16分鐘內，其需要完成以下步驟：從三中步行至三中路左轉行至貴州路；在貴州路找到“摩的”說目的地、詢價、成交、上車；到達水產碼頭門口，下車、付錢；步行走到水產碼頭內冰架下與其他被告人會合；與其他被告人說話、上前辨認被害人；毆打被害人；發現被害人不動了，有人上前探被害人鼻子，發現其死亡；沉默，有人提議扔到海里；幾人架被害人尸體抬至海邊扔入海里；處理被害人衣服及手機；眾人商議不要把事情說出去；步行到水產碼頭門口；到馬路對面，攔到“摩的”，說目的地、詢價、成交，上車；到達明都酒店附近，下車、付錢；步行經過明都酒店（進入監控攝像范圍）。整個過程如此之多的步驟，用16分鐘是絕對無法完成的。辯護人多次進行偵查實驗，僅就這部分步驟至少需要30多分鐘，而且還是在交通工具都事先在指定地點等待的情況下進行，相關的實驗視頻已經提交法庭。

2、假定被告人確實實施了指控的犯罪行為，那么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些因素：幾名被告人事先沒有預謀，沒有查勘路線及現場，沒有準備犯罪工具，也沒有要將被害人毆打致死的明確目的；幾名被告人當晚參加聚會都曾大量飲酒，監控錄像也顯示被告人裴日紅當時踉踉蹌蹌，站立不穩。在這樣的情況下，幾名被告人如何可能分秒不差的按照公訴人設計的最快速度實施這個高難度的犯罪行為？

3、最關鍵的是，公訴人用以證明整個犯罪行為是在16分鐘內完成的證據只有被告人的口供，沒有一份客觀證據。當辯護人拆解這個犯罪過程以論證其不可能完成時，公訴人也依樣畫葫蘆的將每個步驟的距離縮短時間壓縮試圖論證其可能性。但公訴人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辯護人可以去分析去論證，公訴人卻必須要拿出證據來證明。事實上，這個所謂16分鐘的過程，沒有監控錄像，沒有出租車司機、摩的司機，沒有足跡、痕跡、指紋，沒有現場血跡，怎么讓這個指控成立？怎么排除合理懷疑？

所以，公訴人指控的犯罪事實根本不能成立。

四、被告人裴日紅根本未實施挾持毆打被害人的行為

被告人裴日紅在前進路口與其他人一起圍住兩名被害人后，楊業勇在2:49打電話給裴金德，被告知要把人放了。此時是2:52以后，大家就放開了圍住的被害人。楊炳棋、裴貴、黃子富與勞次則在移動大廳前打車去外沙橋。隨后，在前進路口避風的楊炳燕、潘鳳和見到赤腳的被害人黃煥海從面前經過，楊炳燕并和被害人有過對話。隨后，楊、潘二人接到宋啟玲電話，隨即橫穿北部灣路離開。而裴日紅從前進商店和移動大廳中間返回到前進路口，見到了弟弟裴日亮與裴琦。二人帶裴日紅到李家燕開房的旅社。此時，時間為3點鐘左右，這一時間可

由李家燕的證詞證明。又過了一會，黃子富等與裴日紅聯系要錢，裴日紅拿了30元錢出旅社，在前進路給楊炳棋、黃子富、裴貴等送錢。當時看到了有一個陌生人與三人在一起（三被告人均稱那人為黃祖潤）。此時時間為3點30分左右，隨后，裴日紅返回旅社休息。當晚的活動情況有李家燕的證言及通話記錄可以證明。

公訴人認為裴日紅所述“與裴日亮、李家燕一起去開房”的說法不真實，裴日亮、李家燕均不承認裴日紅與其一起開房。事實上，裴日紅從沒有說過與他們一起開房。他一直供述的是李家燕已經開好房了。

公訴人還認為裴日紅所稱見到裴日亮、裴琦的說法不真實，但公訴人又無法解釋沒有參與開房又沒有電話聯系的被告人裴日紅是如何找到李家燕的房間的。顯然，只能是通過參與開房的裴日亮的幫助，裴日紅才得以和李家燕會合。

所以，裴日紅自己當庭陳述當晚的活動情況，是真實的，可信的，他沒有實施起訴書所指控的犯罪行為。當然，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被告人沒有證明自己無罪的法定義務。

綜上所述，本案雖然被害人因重度顱腦損傷死亡的事實確實存在，但所謂五名被告人將被害人挾持至水產碼頭并毆打致死后拋尸海中的指控是完全沒有事實依據及證據支持的“假案”。公訴方提交的所謂證據完全達不到《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確實充分的標準，而且關鍵證據存在嚴重的真實性、合法性問題，因而，完全不能證明起訴書的指控成立。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

本案因審判階段公安機關先后對出庭作證的證人及正在履行辯護職責的辯護人采取強制措施而引起國內外輿論廣泛關注，本案在實體和程序上存在的問題也隨之不斷暴露出來。這個不再普通的傷害案件集中反映了我國現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種種問題，其走向也不可避免的將對中國的法治事業產生影響。而在這些不普通不平凡之下，是最最普通的五名被告人的命運。這些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窮得連幾十塊錢房錢都要借來借去的年輕人，因為兩年前的一次宵夜，剛剛開始的人生發生了戲劇化的轉折。喧囂和爭論之中莫要忘了，幾名被告人的生命與自由，與已夭折的被害人的生命一樣毫無二致的珍貴。被告人權益與被害人利益之間最好的平衡，就是真相和公正。而給予當事人公正的判決，是人民法院存在的唯一價值。

以上意見，敬請合議庭慎重考慮。

辯護人：王興

2011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