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非法侵入住宅案辯護詞
非法侵入住宅案辯護詞——無罪辯護
審判長、審判員:
河南陽夏律師事務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孔xx的委托,指派我作為被告人孔xx的一審法庭辯護人。經過多次會談被告人、查閱案檔,參與本次庭審,并結合相關事實和法律,對于公訴機關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對孔xx的公訴,辯護人做出無罪辯護,具體辯護意見如下:
一、孔xx不應當成為本案的被告人
在案件編號:A***2080066刑事偵查卷宗犯罪嫌疑人姓名欄中,并未出現孔xx的名字。另鹿公刑立字(2012)1529號鹿邑縣公安局立案決定書中也未出現孔xx的名字。故此份立案決定書只能證明對非法侵入住宅案立案,但沒有注明案件所屬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所以孔xx并非犯罪嫌疑人。故孔xx不應當成為本案的被告人。
二、刑事偵查案卷中有證據證明孔xx不在案發現場
在刑事偵查案卷宗31頁至35頁,孔xx本人供述自己未曾參與去孔令x家中拉嫁妝的事情。卷宗44頁至47頁吳習x的供述中也證明了孔xx沒有參與到孔令x家拉嫁妝的事情,并且證明了當時孔xx因燒傷嚴重在家養傷。卷宗117頁至120頁孔x章的證言、121頁至124頁孔x領的證言、125頁至128頁孔x青的證言、133頁至136頁米x蘭的證言,均證明了孔xx不在案發現場并且也證實了孔xx被燒傷的事實及嚴重性。卷宗129頁至132頁孔x廣的證言、137頁至140頁趙x安的證言、141頁至142頁谷x玲的證言,頁均證實了孔xx燒傷的事實存在,印證了孔xx所述和證人所述的真實性。所以,孔xx不在案發現場。
三、卷宗中相關筆錄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卷宗29頁至30頁詢問筆錄,從書面中不能看出此份筆錄系何機關的詢問筆錄,故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卷宗48頁至50頁對許x敏的調查筆錄存在程序違法,調查人應為兩人以上,所以此份調查筆錄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卷宗52頁至54頁對許x敏的詢問筆錄不能看出是何機關作出的,故不能作為證據使用所以卷宗中相關筆錄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四、本案已過訴訟時效
卷宗記載案件發生時系1995年元月15日,但公安機關并未立案,許x敏也未向公安機關提出控告。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此案已過追訴時效。
五、本案并非刑事案件
卷宗記載此案因孔令x和許訴領婚姻糾紛,引起孔令x的家屬到孔令x家拉嫁妝的事情。事發后公安機關并未予以立案,充分證明了此案系民事案件而并非刑事案件,孔令x授權其母親黃xx到其家中拉回所屬的嫁妝,因孔令x和前夫許x領并未和其父親許x敏分家所以黃xx不能分清財產的所屬多拉回了一部分財產。此案至多屬于民法上的財產侵權故不屬于刑事案件。
以上辯護意見謹供合議庭考慮與采納。
辯護人: 劉建峰 律師
2014年3月2x日
第二篇:故意傷害案辯護詞
袁xx故意傷害案辯護詞(重傷案件緩刑案例)
被告人袁XX通過網絡聊天認識張XX,并發展到同居。二人相約各自與配偶離婚,然后結婚。袁XX與丈夫離婚后凈身出戶,但張XX借口妻子反對,爽約。袁XX自感上當,持刀將張XX妻子捅成重傷后自首。公訴機關以故意傷害罪起訴,法院采納律師辯護意見,判處被告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五年。本案在張家口晚報刊登,具有當地有較大影響。重傷案件鮮有緩刑判例,希學生仔細研讀。
審判長、審判員:
受被告人袁XX親屬委托,河北海龍律師事務所指派我擔任其辯護人參加本案的審理。我對公訴機關指控被告犯故意傷害罪沒有異議,我僅就本案的量刑發表辯護意見。
一、被告人有從輕量刑的法定情節
被告人在案發后當即報警,等待公安機關抓捕,歸案后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為。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法發【2010】60號),應當認定為投案自首。依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二、被告人有從輕量刑的酌定情節
被害人的丈夫張XX與被告人從網戀發展到長時同居,被告人為此付出了自己家庭離散和20000多元損失的代價,被告人對張XX的戀情是真摯而熱烈的。當發現自己被欺騙后,被告人難以自持,一時言辭和行為過激,以致本案悲劇發生,被告人何曾不是受害人呢。被告人因感情糾葛犯罪,此前沒有犯罪前科、劣跡,是偶犯,也是初犯,且當庭認罪、悔罪,其犯罪的主觀惡性不深。另,被告人犯罪手段和后果一般,犯罪情節并不十分惡劣。
三、法院應對被告人從輕量刑
依據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關于故意傷害罪的量刑規定,本案應當在三到四年之間確定被告人的基準刑。該細則第三部分《常用量刑情節的適用》第14條第(1)項規定:“犯罪事實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主動直接投案構成自首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另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法發〔2010〕9號)第17條:“對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極大,或者惡意地利用自首規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應當依法從寬處罰”、第22條:“對于因戀愛、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犯罪,因勞動糾紛、管理失當等原因引發、犯罪動機不屬惡劣的犯罪,因被害方過錯或者基于義憤引發的或者具有防衛因素的突發性犯罪,應酌情從寬處罰。”
綜合被告人犯罪情節和上述相關法律規定與刑事政策,辯護人建議法院減輕對被告人的處罰,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確定被告人的宣告刑。
河北海龍律師事務所 田希國 律師
2014年1月20日
第三篇: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案例
案例一:
2011年11月,何彬(另案已處理,已判刑)在東莞市石龍鎮華南花園信息科技園A04號成立東莞市百易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并擔任法定代表人。期間,何彬從黑客手中購買大量侵入他人計算機信息系統權限wXXXXXll(一種權限的名稱,涉及商業密碼,故需用XXX標識),在未得到網站權屬所有人同意下,多次使用wXXXXXll侵入他人網站,其中包含www.tmdps.cn等41個政府網站。何彬為謀取利益,將客戶廣告以超鏈接的形式掛靠在侵入網站上,以提高客戶網頁的點擊率提高客戶網頁在網絡搜索引擎的排名。期間,何彬聘用任濤及梁梓峰、鄧亮(后2人均已判刑)協助侵入他人計算機信息系統工作,將超連接文件復制、粘貼后保存在侵入網站源文件里。2012年10月26日,公安機關通過技偵手段,在東莞市石龍鎮華南花園信息科技園A04號東莞市百易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內,將被告人任濤抓獲歸案,并當場繳獲電腦主機9臺、筆記本電腦1臺等作案工具。經統計,何彬等人通過網絡支付工具支付寶收到客戶支付145660.1元利益。
法院認為,任濤無視國法,違反國家規定,侵入國家事務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其行為均已構成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依法應予懲處。公訴機關(即檢察院)指控任濤犯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成立。在何彬、任濤及梁梓峰、鄧亮的共同犯罪中,任濤起次要及輔助作用,是從犯,依法應當從輕處罰,且任濤歸案后如實供述其罪行,依法可以從輕處罰。
判決:任濤犯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案例二:
2015年4月27日至2015年5月11日期間,鄧某某與齊某某(另案處理)預謀后,利用工作便利,盜用河南省洛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車輛管理所民警黃某、秦某二人的計算機操作口令,非法侵入洛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車輛管理所計算機信息系統,共為齊某某辦理四十七臺大型貨車的年審業務。2015年4月27日、28日,鄧某某采取相同手段,非法侵入洛陽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車輛管理所計算機信息系統,為賈某辦理四輛小型轎車的年審業務。
鄧某某違反國家規定,侵入國家事務領域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其行為已經構成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依法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判決:鄧某某犯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四個月。
案例三: 2013年以來,嚴某通過盜用交警支隊直屬二大隊處罰辦民警文某的數字證書登錄“公安交警綜合管理應用平臺”的方式,非法侵入“公安交警綜合管理應用平臺”計算機系統,并在交警支隊直屬二大隊辦公室民警袁某所用公安專網電腦上建立了一個與文某所用電腦IP及MAC地址相同的操作系統,還開啟了處罰辦以民警張某某權限核對罰款的電腦的桌面遠程操作控制功能,為劉某某(另案處理)、張某(另案處理)等人提供的違法違章車輛消除扣分,且將罰款金額調整到最低額度進行非法獲利。嚴某將違章處罰扣分扣在他隨機從四川省公安綜合查詢系統中調取當年即將到期并將重新記分的駕駛證上。經偵查核實:2013年1月至7月,嚴某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通過對“公安交警綜合管理應用平臺”系統中存儲的違法違章數據進行修改、刪除的方式為劉某某、張某等人提供的違法車輛代他人扣除駕駛證分數900車次共2244分,并通過修改調整罰款額度,少交、不交罰款等方式獲利,查實未交罰款獲利20700元,少交罰款獲利62038元,銷分獲利6萬余元,嚴某共獲利14萬余元,造成應繳而未繳納的罰款損失82738元。
嚴某在從事交通警察協警工作期間,違反國家規定,非法侵入國家事務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其行為已觸犯我國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條第一款的規定,構成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依法應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納。
判決:
一、嚴某犯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
二、將嚴某退賠的違法所得14萬元,由利州區人民檢察院上繳國庫。
案例四:
2013年9月以來,黃某以VPN撥號的方式,非法侵入浙江省政務內網,租用服務器,通過“我的掃描器3389”、“3389爆破工具”等黑客攻擊軟件,掃描并侵入開啟3389端口的長興縣政府、舟山市政府、湖州市衛生局、諸暨市公共服務中心等處的三十臺政府服務器,通過“VIP1433”、“纏綿VIP1433”等工具掃描出上述服務器下有1433漏洞的主機,并對相應服務器及主機植入大量惡意程序。
黃某違反國家規定,非法侵入浙江省政務內網信息系統,其行為已觸犯刑律,構成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
判決:黃某犯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拘役四個月。
案例五: 2015年8月份,許海彬在豐寧滿族自治縣大閣鎮新豐路豐百家屬樓2棟*單元**室通過其個人專用的清華同方牌筆記本電腦利用黑客手段非法侵入吉林省公務員考試中心報名網站(http://www.tmdps.cn),并非法獲取了考生報名信息。經吉林省公安廳網絡安全保衛總隊鑒定:吉林公務員考試網計算機系統系屬于國家事務的計算機信息系統。
許海彬違反法律規定,侵入國家事務領域的計算機信息系統,其行為構成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公訴機關指控其罪名成立。
判決:
一、許海彬犯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二、許海彬的作案工具硬盤兩個、優盤一個、清華同方牌筆記本電腦一臺、銀行卡一張依法予以沒收。
第四篇:綦江虹橋案辯護詞
綦江虹橋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辯護人現就張開科受賄、玩忽職守案提出如下辯護意見。
一、指控張開科受賄342000元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而不能成立
二、起訴書指控張開科犯玩忽職守罪也不能成立
(一)起訴書稱:1994年7月22日,被告人張開科主持召開綦江縣縣城1995年--1997年城市重點建設工程現場辦公會,在未見到可行性論證報告、項目建議書、立項請示及縣計劃委員會的立項手續、國土規劃手續的情況下,決定修建“跨芬河人行吊橋工程”(以下簡稱“虹橋”),由縣城鄉建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城鄉委)負責,1995年6月底前竣工。
對上述指控,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有兩點未闡明,從而給人印象是被告人張開科違規拍板修建虹橋,是虹橋垮塌的元兇。
第一,1994年7月22日,綦江縣的確召開了一次綦江縣縣城 1995年一1997年城市重點建設工程現場辦公會。但召開現場辦公會的主體單位是縣委、縣府,參加人員有縣委書記、副書記、正副縣長、政協副主席及各職能部門負責人,會議內容是對綦江縣1995年--1997年城市重點建設工程進行規劃。應該說,張開科對該會議的各項議程并沒有最終的決定權,在該會議上形成的各種決議、紀要不應由張一人負責,而應是集體決策。在本次會議審議的12項議題中,涉及到虹橋工程的表述為“跨綦河人行吊橋工程,由城鄉委負責,在1995年6月底前竣工。”由此可知,本案中涉及由城鄉委負責的含義就成了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控方認為,現場辦公會決定修虹橋是在未見到可行性論證報告、項目意想書、立項請示及縣計劃委員會的立項手續、國土規劃手續的情況下決定修建的。而辯護人認為這是對工作程序顛倒的一種錯誤理解。我 們知道,作為綦江縣委、縣府的工作是宏觀決策,作為各職能部門的工作是微觀落實。縣委、縣府決定修建虹橋并不意味著可以不要任何手續。就象一個縣的五年規劃一樣,作為縣委、縣府只提出在任期內要完成的目標,但目標的落實則由具體的職能部門去辦理。在實施目標中,因各種客觀情況可能使預定目標難以實現,而目標能否完成則應由具體職能部門對縣委、縣府負責。因而本案公訴機關將縣委、縣府確定的工作目標與具體職能部門的工作等同的觀點是錯誤的,確定目標與目標能否完成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縣委、縣府確定修建虹橋與虹橋應當由城鄉建委負責辦理可行性論證報告、項目建議書,立項請示及縣計劃委員會的立項手續、國土規劃手續、設計施工、結算驗收等并不矛盾。更何況1994年7月22日的現場辦公會并不是
工程開工典禮,它實際上是一種對未來兩年工程建設的一種規劃或設想,若我們將此規劃或設想 主觀地認定為是一種不顧客觀實際的盲干,那么誰還能對未來作一種設想呢?
第二,1994年8月30日,張開科主持召開了城市建設重點工程設計方案審定會,對同年7月22田縣委、縣府現場辦公會確定的建設重點項目進展情況進行了檢查。其中對綦江人行吊橋工程要求設計美觀大方,又要盡量節省資金,造價(注意靜態與動態的區別)控制在200萬元以內,由城鄉委按此要求組織設計。辯護人認為,上述兩次會議所討論的“吊橋”與垮塌的“虹橋”不是一座橋。“吊橋”是修橋初始確定的橋。而真正修建并垮塌的“虹橋”不是一 座“吊橋”,而是一座普通的跨綦河人行橋。公訴機關連這兩座橋 都認識錯誤,那怎么起訴張開科所召開的上述兩次會議是錯誤決定?縣委、縣府召開會議確定修建的橋沒有實施,而實施的橋又不是在1994年7月22日縣委辦公會上確定修建的。那么,公訴機關有沒有強制性要求。對于這一字之差將會引發罪與非罪的重要證據,辯護人真切希望法庭予以注意,并在仔細辨認縣長辦公會會議紀要究竟有無“可”字后作出對事實部分的認定。
第三,在1995年12月21日的縣長辦公會上,張開科強調:“一是建筑安全,決不能出問題。成立綦江縣建筑安全督導室,組長賀際慎、林世元,負責把近兩年來四層樓以上的工程進行檢查,如有問題,發出通知,禁止住人,出了問題單位領導負責,末檢查的你們要負責。質檢站,質檢一定要負責。這兩年又是大建設,我很擔心出問題”。“縣府出個文件,審批程序,一是圖紙,二是施工隊,堅決杜絕個人承包,賀、林下來負責……”由此我們可看出,張開科提出“虹橋建好兩代會可通行”不是一種強行限期通行的行為,它不會導致未完工的不合格的“虹橋”工程投入使用。與此同時,上述張開科在縣長辦公會上的講話充分說明張開科正確履行了一個行政長官依法應履行的職責。辯護人認為,導致“虹橋”違規建設,危險、違法、帶病使用的責任是賀際慎、林世元、費上利及李孟津等違法犯罪行為造成的。
第四,從本案的實際情況講,人民代表視察虹橋并不意味著虹橋就正式通行。作為人民代表,對在建工程或即將竣工的工程進行視察并非法律限制的行為。為視察方便,搭設棧橋暫時通行也無可厚非。更何況所搭棧橋是在距河西岸的地面上,并非是在河中央的危險地帶,所以說搭設棧橋與強令通行是不能劃等號的,而“虹橋”的垮塌部位并非在搭設棧橋之處,主要是橋主體的垮場,而并非是張開科所催促的引橋部分垮塌。
第五,由于“虹橋”建設過程中,杯世元與費上利的權錢交易,導致“上橋”工程一拖再拖,“虹橋”工程從 1994年11月5日開工至1996年2月15日竣工,所用工期15個多月,工程費用為402.2 萬元。張開科作為一縣之長,有責任、有義務去催促工程竣工。我們不能將張開科正確履行職責說成是“強令限期通行”。何況1995年12月21日至1996年2月6日共計有47天時間,一個長15米的三垮混凝土澆灌工程,正常程序下五六天就能完成,因而張開科稱:“虹橋建好在兩代會可通行”絕不是不切實際的官僚主義甚至是構成玩忽職守罪的重要證據之一。
(二)起訴書指控:1996年2月6日,被告人張開科明知“虹橋”尚未竣工,仍在綦江縣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稱:“竣工了綦江’虹橋’”,導致縣城鄉委對尚未竣工的綦江“虹橋”違規接收并投入使用。
辯護人認為:首先,1996年元月25日,中共綦江縣委給中共重慶市委報送的《中共綦江縣委1995年工作總結》的報告中指出:“投資2450萬,建成開通了綦江淪灣大橋,綦江彩虹橋……”綦江縣人民政府是在中共綦江縣委領導下進行具體工作的政府職能部門,縣政府不敢違背中共綦江縣委對虹橋的評價,作出一個與黨的工作報告相悻的《政府工作報告人其次,張開科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稱:“竣工了綦江’虹橋’”。但據代小龍1999年4月9日向檢察機關陳述,該《工作報告》是必須經常務辦公會討論修改的。代并稱:“《政府工作報告一般在人大會之前兩個月就要擬稿,而張開科對虹橋的工期有明確要求,所以按要求來看審議報告的時間,虹橋是必須竣工的。因此,報告中才會出現這一問題。”張開科在1995年12月21日的縣長辦公會上對安全再三強調,其安全負責人是林世元、賀際慎,而主管虹橋的林世元出于私情私利對此置若罔聞,不予理睬。相反林世元出于私情私利,在明知“虹橋”尚未最后完工、未進行竣工驗收的情況下,違規指派張基碧、孫立等人辦理虹橋接收、交付使用手續,并違規授意孫立與施工承包人費上利進行了結算。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是林世元的上述行為并公然對抗1995年12月21田縣長辦公會張開科的指示導致了虹橋違規接收并投入使用,而并非是張開科所作的工作報告導致了虹橋的被接收及投入使用。張開科的工作報告產生的原因和虹橋的違規接收的結果沒有刑法上必然的因果關系。
(三)起訴書指控:1996年6月19日,綦江縣在綦河上舉辦龍舟經貿會活動,當日上午11時許,“虹橋”發出強烈異響,橋上人員驚慌離開,負責活動安全的有關部門對虹橋采取了臨時性封閉措施,并報告了縣領導。當日下午,被告人張開科趕到“虹橋”現場,在明知“虹橋”未經驗收,系違規投入使用,異響原因尚未查清的情況下,輕信林世元、賀際慎“可以使用”的表態,輕率決定繼續上人通行,晚上活動照常進行。只是在離開“虹橋”時要求:找設計、施工方的人來看一下,事后也未進行督促檢查,致使“虹橋”已經暴露出來的嚴重質量隱患未能及時排除,導致“虹橋”繼續危險、違法。帶“病”使用。
對上述指控,辯護人認為是不成立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1996年6月舉辦的龍舟經貿會,張開科沒有擔任龍舟經貿會的任何職務,經貿會的負責人是代小龍,指揮長是徐廷江。虹橋發生異響后,中共綦江縣委、縣政府的主要領導任大軍、張開科、代小龍湖邦義、楊蘭昆、賀際慎、林世元、張基碧及各職能部門的領導全部上橋研究。據林世元1999年4月6日向檢察院所作陳述:“當時大家都沒提出不同意見,后來不是張開科就是任大軍決定晚上可以通行。完后張開科當著在場大家的面說,要請專家來鑒定響聲。”賀際慎在1999年4月5日證明對虹橋發生異響是由任大軍還是張開科決定晚上繼續通行之事記不清了,但強調無任何人反對。由此可知,在中共綦江縣委、縣政府主要負責人及龍舟經貿會負責人在場的情況下,賀際慎作為建筑高級工程師,林世元作為虹橋工程的負責人均表態虹橋可繼續使用,當晚的活動照常進行。這是個集體決定,如若真的要追究責任,張開科也不是第 一責任人,因而公訴機關將責任全部歸咎于張開科是不公平的。
第二,虹橋異響后,任大軍及張開科先后多次在不同場合對林世元就有關橋響的原因作了詢問,林世元均稱專家意見是應力重新調整,不影響安全使用。且林世元在6月19日告訴任大軍橋是驗收了的。鑒于對工程質量的擔憂,1996年8月5日,在距虹橋影響后不到兩個月,張開科簽發了秦江縣政府批轉縣城建委《關于開展建筑市場整頓的請示》文件。該文件明確要求:對全縣所有在建工程和1995年1月以來的竣工工程是否報建、招投標、有無質量監督和竣工驗收,是否按建設項目審批程序辦事進行查處。該文件明確此項工作由林世元任整頓領導小組組長、張基碧住整頓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主任。作為一縣之長的張開科,在1995年12月21田縣長辦公會上再三強調建筑安全質量,在虹橋異響后提出由城鄉委迅速找專家鑒定;在日常工作中多次詢問林世元大橋是否鑒定及進行驗收沒有;在虹橋異響不到兩個月又以政府名義發文要求結合本縣實際整頓建筑市場,尤其是針對發文前幾年城市建設中采取的不規范作法的查處進行了詳細的布置。辯護人認為,張開科在任職期間,出于對解決綦江縣建筑欠賬太多的急迫心情,縣委、縣府曾作出一些違背常規的冒進措施,但此行為并非張開科未意識到,也并非張開科任其發展,置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不顧,恰恰是通過庭審我們可知,張開科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也采取了各種措施及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只是由于當時分管城建工作的副縣長林世元及城鄉建委負責人張基碧采取對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安全不負責的態度,對明知“虹橋這個違規建設、違規接收并違規投入使用和違規結算,且在使用中曾發生異響,應屬重點查處的工程,沒有提出任何整頓查處意見,從而最終放棄了對虹橋工程的管理、監督,坐失排除虹橋工程質量安全隱患的良機,從而對虹橋的違法、危險、帶”病“帶”傷“的惡化使用失去了監督和控制”。
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虹橋的垮塌原因是由于林世元掌握了工程合同簽訂的原始發包權、變更解除權、監督權等特權,在無施工資質的包工頭費上利的腐蝕下,林世元出于受賄私欲,公然違背縣委、縣府的口頭及書面要求,無視縣政府加強整頓建筑市場的文件精神,濫用職權,違法發包工程,放棄監督職責,使費上利及李孟澤等人偷工減料,對虹橋工程粗制濫造,從而埋下了虹橋工程質量的嚴重隱患。無可諱言的是,虹橋工程也存在武警戰士跑步引起的物理學上的“共振”及“8.7”洪水對虹橋的浸泡等原因,從而導致虹橋垮塌。總之,對虹橋的垮塌承認多因一果是符合客觀規律、符合科學常理的。只有將上述多種原因考慮其中,其法律裁判才經得起歷史檢驗。而張開科在虹橋工程建設中有過錯,但張開科也盡了行政長官應盡的義務,張開科在本案中不應承擔刑事責任。與此同時,本案許多事情是由集體研究錯誤決策造成的,例如虹橋影響不影響使用是集體錯誤決策造成的,然而該錯誤的決策是在建筑高級工程師賀際慎的草率判斷及林世元弄虛作假、謊報情況之下,致使集體研究決策失當,從而造成重大損失,該責任應由謊報情況的林也元及賀際慎承擔。如果在虹橋異響后,林世元按縣政府文件辦事,對虹橋提出整改措施,虹橋的垮塌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林世元對縣政府的文件根本不執行。可以這樣說,在整個虹橋建設工作中對張開科全面地看:他是在工作中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付出了必要的注意和謹慎并口頭及以文件形式對虹橋工程再三強調了質量問題。張開科是履行了職責而林世元不按領導要求去做并放棄了職責才造成虹橋垮塌。
虹橋的垮塌是個慘案,審判林世元、費上利、李益澤等人就是為了懲罰犯罪,是為了通過此案的審理使神州大地不再出現“豆腐 渣工程”;同時也是為了告慰那40個無辜的殉難者及維護法律的尊嚴。但我們不能因為有虹橋慘案的發生,便不顧事實,不依證據,不按法律規定辦事,對相關責任人一律以犯罪論處。如果這樣,伴隨著虹橋慘案的出現,必將會出現虹橋冤案,用可以避免的冤案去為已發生的慘案陪葬,這對我們這個強調依法治國的國家及經歷許多年磨難迎來的法律構架的建設是極其不利的。
第五篇:崔英杰案辯護詞
崔英杰案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及合議庭諸位法官:
我們受本案被告崔英杰的委托,承擔法律援助義務,擔任崔英杰的辯護人。在發表辯詞之前,請允許我們對受害人李志強的不幸遇難表示哀悼。無論現行的城市管理制度是多么的不近情理,李志強都不應該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如果李志強的家屬今天在場,也請您們能夠接受我們作為辯方律師的誠懇致意。(情真意切,蒼天有恨!)
針對起訴書和公訴人方才發表的公訴詞,結合今天的法庭調查,我們發表以下意見,為崔英杰辯護。
一、關于起訴書指控的妨害公務
妨害公務是指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的行為。行為人必須明知自己阻礙的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明知阻礙之人是在依法履行職務或職責;客觀上該人員也必須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事業編制人員,該機關必須是依法設立的、擁有合法授權的適格的國家機關。我們認為,本案中崔英杰實施了妨害的行為,但其妨害的并非公務。理由如下:
(一)現行國家法律、行政法規沒有規定城管類組織具有行政處罰權。
崔英杰經營的烤腸攤違法之處在于無照經營。按《無照經營查處取締辦法》,有權查處之行政機關為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行政處罰涉及到公民的財產甚至自由,國家對于行政處罰權的授予是相當嚴格的,具有行政處罰權的機構必須是依法設立的行政機關,機關須具有熟悉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業務的公務人員。國家之所以把查處無照經營的權力交給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還因為其是營業執照的頒發機關,具有營業執照的原始登記憑證,而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無從得知經營者是否具有營業執照的。尤其是這種街頭巷尾的現場執法,城管何能當場查證經營者是否具有營業執照而作出行政處罰。
其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條之規定,法律對違法行為已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行政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和幅度的范圍內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八條對行政處罰種類的規定,行政處罰種類只有警告;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行政拘留。并沒有所謂查封、扣押和暫扣工具的行政處罰種類。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管理局超越《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規定的行政處罰的種類執法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二)控方未能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的設立已經法定程序報請國務院批準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未能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適格的行政機關。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的廳、局、委員會等工作部門的設立、增加、減少或者合并,由本級人民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并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辯護人已經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兩份提請收集、調取證據申請書,申請調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否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備案之證據和申請調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之設立是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之證據,以確認其是否是合法設立的行政機關。在此之前,經辯護人的調查,并沒有證據顯示該機關具備法律規定的合法成立所要求的程序性要件。作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務,必須舉證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機關。
(三)控方未能證明參與當天現場執法的人員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的身份。
妨害公務的構成要件要求行為人明知對方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事業編制人員身份。執法人員并沒有在執法時向被告崔英杰出示工作證件,而且執法人員成分復雜,既有城管,又有協管,還有保安;更何況當日出現在執法現場的執法人員大多數是便裝出現,怎么能要求一個普通的公民具備這種認知能力。辯護人已經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發出提請收集、調取證據申請書,申請調取受害人李志強及案發現場參與行政執法的崔公海、狄玉美、蘆富才、呂平安、趙雙順、張建國、尼瑪、何興民及盧海龍是否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事業編制人員身份。作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務,必須舉證證明參與執法的人員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或者事業編制人員身份。
(四)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執法人員缺乏執法依據并且嚴重違反執法程序。
首先,城管執法于法無據。城管執法人員對被告進行行政處罰的原因是被告無照經營,可是城管事先并沒有確認被告的身份,也就無法在行政處罰前得到被告是否存在工商登記的相關證據。在執法現場,執法人員也并沒有詢問被告是否進行過工商登記,是否有營業執照。也就是說,城管并沒有對被告進行行政處罰的依據。
其次,城管執法程序存在嚴重的瑕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三十四條及第四十一條之規定,“違法事實確鑿并有法定依據,對公民處以五十元以下、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處以一千元以下罰款或者警告的行政處罰的,可以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執法人員當場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應當向當事人出示執法身份證件,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向當事人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或者拒絕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行政處罰決定不能成立;當事人放棄陳述或者申辯權利的除外。”也就是說,按照法律規定,執法人員應該首先向被告出示證件,告知給予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和依據,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填寫預定格式、編有號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甚至包括送達所謂的扣押物品清單。執法人員沒有遵守相關法律程序,當日的行政處罰決定不成立。
故而,起訴書所指控的妨害公務并不成立。
或謂,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具有相對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法律依據,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十六條之規定:“國務院或者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此規定所稱“一個行政機關”顯然指的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機關。辯護人認為,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具有法律根據,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乃依法設立的行政機關,其所行使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沒有法律依據。
二、關于起訴書指控的故意殺人
刑法學上所說的犯罪的故意,就是指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明知其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結果發生的主觀心理狀態。根據我國刑法第十四條的規定,犯罪的故意,有兩個特點:其一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其二是,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這兩個特點必須同時具備才能構成故意犯罪。
如何判斷行為人故意的內容,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必須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既要考慮行為人的認識水平、行為能力,也要考慮案發時的客觀環境,案發的全過程。在本案中,由于案件的突發性、不可重復性,要查清被告崔英杰主觀故意的具體內容,必須對與案件有關的各種事實與情節進行具體、全面、客觀的分析,以對被告崔英杰予以正確的定罪量刑。
(一)事件的起因
從本案來看,被告崔英杰與被害人李志強素不相識、無冤無仇,只是因為現場混亂,城管在追趕被告,被告擔心不止是三輪車被沒收,自己的人身也可能受到強制,急于脫身的情況下隨便揮了一刀。而且從公訴人提供的視聽資料來看,被告第二次進入現場時曾經經過李志強的身邊,并沒有對李志強實施任何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指控被告具有殺害李志強的故意,于理不通,于情不合。
(二)被告所使用的刀
必須注意到,刺中李志強的刀是用來切香腸的、一把從西苑早市上花一元錢買的刀,質量如何可想而知,這把刀并非管制刀具。而且混亂之下、情急之中刺到了什么位置,被告并不清楚。被告崔英杰身高一米七八,李志強身高一米七五,以崔李二人的身高、相對位置和被告的反手握刀姿勢分析,由上而下斜劃一刀就是當時被告最順手的姿勢,并非刻意為之。被害人受傷的部位并不是被告追求的結果。
(三)被告崔英杰對受害人李志強死亡結果的態度
當被告離開案發現場到達天津之后,曾經發短信詢問被害人的傷勢狀況,因此可以證明其確實沒有預見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對被害人的死亡結果無主觀上的希望或放任態度。
(四)典型的激情犯罪
從犯罪心理學來說,本案是典型的激情犯罪。被告崔英杰是在混亂之中,情急之下,奔逃途中,順手一刀。其實施犯罪,完全是在一種強烈的感情支配下導致的犯罪。
故而,起訴書指控的故意殺人不能成立。
三、被告人崔英杰其情可憫
辯方向法院提交以下證據:
1.河北省阜平縣各老村村民委員會、阜平縣平陽鎮人民政府及阜平縣公安局平陽派出所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崔英杰是個守法的好公民,沒有干過違法亂紀的事情;
2.崔英杰曾經就讀河北省阜平縣中心小學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崔英杰是名優秀的學生;
3.崔英杰曾經就讀河北省阜平縣平陽中學出具的證明,證明內容:崔英杰思想品質良好,成績優良。
4.崔英杰曾經服役71799部隊給崔英杰家長的來信,證明內容:崔英杰服役期間表現良好,榮獲“優秀士兵”稱號;平時訓練刻苦,成績突出,多次在軍人大會上作為典型被點名表揚;
5.崔英杰所服役部隊頒發的優秀士兵證書、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兵登記表,證明內容:崔英杰服役期間曾榮獲“優秀士兵”稱號,獲嘉獎一次;其所服役的部隊是電子干擾部隊,其所受專業訓練為報務專業;
6.崔英杰在名柜娛樂城同事黃金楊調查筆錄,證明內容:崔英杰在城市謀生的艱辛,吃苦耐勞,樂于助人的良好品質以及溫和的性情。
7.崔英杰在部隊的戰友給法官的求情信;
8.阜平縣平陽鎮各老村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出具的求情信。
以上證明證實崔英杰一貫表現良好,無打架斗毆,也無前科,確系良民。在部隊還是優秀士兵。在城市生活艱辛,為生存掙扎。另外調查還證明,崔英杰沒有暴力傾向,不是天生犯罪者。
四、結辯:
綜上所述,起訴書指控的罪名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販夫走卒、引車賣漿,是古已有之的正當職業。我的當事人來到城市,被生活所迫,從事這樣一份卑微貧賤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終善良純樸,無論這個社會怎樣傷害他,他沒有偷盜沒有搶劫,沒有以傷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莊嚴地向各位發問,當一個人賴以謀生的飯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無路的絕境,將心比心,你們會不會比我的當事人更加冷靜和忍耐?
我的當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順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隊是優秀的軍人。他和他的戰友們一直在為我們的國家默默付出;當他脫下軍裝走出軍營,未被安置工作時也沒有抱怨過這個社會對他的不公。這個國家像崔英杰一樣在默默討生活的復員軍人何止千萬,他們同樣在關注崔英杰的命運,關注著本案的結果。(適度的壓力!)
法諺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則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檢察官: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們的公民更幸福還是要使他們更困苦?我們作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這個社會更和諧還是要使它更慘烈?我們已經失去了李志強是否還要失去崔英杰?
辯護人:夏霖 律師
北京市義派律師事務所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