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一起交警玩忽職守案的調查
最近,《每日說法》收到一封“鳴冤”申訴信,此信是由灌南縣公安局交巡警大隊二中隊的王軍和包學勤口述的,他們在信中講述了一起全國罕見的特殊刑事案件,而案件的主人公正是他們自己。他們因追截一違章摩托車駕駛員,致該摩托車撞樹,駕駛員死亡,曾是人民警察的他們因此被法院審判,最終被判定玩忽職守罪,請看——王軍、包學勤一案的基本案情王軍,系灌南縣公安交警大隊二中隊民警,兼執勤小組組長,包學勤系該大隊合同制工人。2002年6月2日上午,王軍帶領包學勤、唐文金等人在214、306線執勤巡邏。巡邏途中,查扣了一輛無牌無證的二輪摩托車,由包學勤(著警服)駕駛在巡邏警車前面行駛,10時許,包學勤至本縣李集街東側十字路口時,發現一人(即本案中受害人錢培佳)未戴頭盔駕駛摩托車向北駛去,即停車向王軍候望,王軍揮手示意向北,包學勤即駕車向北追截,王軍繼續駕駛警車尾隨其后。當包學勤追至和興莊拐彎向東路段與錢培佳平行時,包學勤即向錢培佳打手勢,示意停車接受檢查,但錢培佳發覺后卻加速行駛,包學勤亦加速追趕,王軍繼續駕車追隨。由于車速過快,錢培佳摩托車在李集獸醫站叉路口東約30米處,不慎撞到路邊樹上而倒地。包學勤見狀,即減速駕車返回,至叉路口西側迎面與王軍警車相遇,包學勤即將該車已撞倒的情況告訴王軍,王軍明知前方發生事故,惟恐地方群眾鬧事,揮手讓包學勤原路返回,自己繼續向前從叉路口拐彎向南,急速離開現場。案發后王軍、包學勤等均稱未追過摩托車,也未見有事故發生。經法醫鑒定,錢培佳系巨大鈍性外力致顱腦嚴重損傷而死亡。嗣后,經調解,灌南縣公安交巡警大隊賠償了被害人錢培佳家屬喪葬費經濟損失12萬元。2002年11月29日,灌南縣檢察院以王軍、包學勤涉嫌玩忽職守罪向法院提起公訴。2003年1月15日,灌南縣人民法院以玩忽職守罪分別判處王軍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包學勤免予刑事處罰。一審宣判后,王軍和包學勤不服提出上訴。2003年3月24日,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王軍、包學勤一案是冤案,還是法院為維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勤政性作出的正確斷案,我們不妨讓案件真相及各方觀點在這里展現,讓讀者作出評判。有關各方觀點王軍、包學勤——市縣兩級法院認定民警王軍、包學勤構成犯罪沒有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首先,王軍、包學勤在晴天在道路巡邏中,發現違章糾正違章,對違章者不服從指揮、檢查,駕車逃跑實施追隨是依據公安部有關規定履行公務的行為;其次,違章者錢培佳的死亡是自身違法行為造成的,根據法醫鑒定結論和現場目擊者證明,違章者是當場死亡,依據我國《刑法》關于玩忽職守罪的有關規定,在錢培佳的死與王軍、包學勤的不作為行為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不構成犯罪。另外,如果就僅僅因為警察未及時察看違章者的死亡現場,且此行為沒有造成實際侵害,就認為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檢察院這樣指控),是否違背事實真相夸大其詞,危言聳聽?(摘自王軍、包學勤口述的讀者來信)灌南縣公安局——王軍、包學勤的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第一,錢培佳的交通違章行為客觀存在,他未戴頭盔駕駛摩托車,在彎道處從被超車的右側超車,是嚴重交通違章行為;第二,王軍、包學勤在巡邏執勤中,查糾交通違章,是依法行駛職權的合法行為;第三,違章者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與王軍、包學勤查糾違章無法律上因果關系。違章者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后,王軍和包學勤沒有立即察看現場與錢培佳的死亡無必然因果關系,即使他們前往現場,也避免不了錢培佳的死亡結果的發生。(摘自灌南縣公安局關于民警王軍、職工包學勤玩忽職守一案的情況匯報)連云港市公安局——
1、王軍、包學勤在巡邏過程中發現錢培佳違反交通法規后及時進行糾正,示意其停車檢查,系依法履行職務的行為。
2、錢培佳的行為違反交通法規,并拒絕接受檢查駕車逃跑,王軍、包學勤二人對其實施追截,屬于正當的公務行為,符合公安部《公路巡邏民警中隊警力規范》關于追截車輛的有關規定。
3、根據法醫鑒定結果和現場目擊者證明,錢培佳系當場死亡,且錢培佳的死亡是由于自己急于逃避檢查,驚慌失措而造成的,與王軍、包學勤的行為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4、王軍、包學勤沒有及時組織現場施救,嚴重違反了人民警察職責,屬于玩忽職守行為,但不構成犯罪,應依據有關紀律嚴肅處理。(摘自連云港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委關于王軍、包學勤申請維權一案的情況報告)江蘇省公安廳——
一、王軍、包學勤在巡邏過程中發現錢培佳存在交通違法行為后及時進行糾正,示意停車檢查,系履行職責的行為;
二、錢培佳無證駕駛、挪用號牌、未戴頭盔、違章超車等行為,已經違反了交通管理法規,其拒絕接受檢查駕車逃跑,王軍、包學勤對其實施追截,屬于正當的公務行為;
三、王軍、包學勤的行為與錢培佳的死亡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四、王軍、包學勤沒有及時組織現場施救,嚴重違反了人民警察職責,屬于玩忽職守行為,但不構成犯罪,應依據有關紀律嚴肅處理。(摘自江蘇省公安廳關于對王軍、包學勤申請維護執法權益問題的答復)灌南縣人民檢察院——2002年6月2日上午,王軍駕駛警用面包車與包學勤及唐文金等人沿214、306線執勤巡邏。10時許,包學勤在李集街叉路口發現一青年(指錢培佳)駕駛摩托車未戴安全頭盔,即停在那里等候王軍指示,王軍見狀即揮手示意向北,包即騎扣來的摩托車尾隨,王亦駕車相隨,當包追至和興莊拐彎與該人平行時,包(著警服)用手示意錢培佳停車接受檢查。但錢培佳發現后加速行駛,包學勤繼續
追趕,由于車速過快,錢培佳所駕摩托車在李集獸醫站叉路口東側約30米處,不慎撞到路邊樹上而倒地,包學勤見狀即駕車返回,迎面與王軍駕車相遇,包學勤稱“摩托車跌倒了”,王軍明知前方發生事故,本應積極組織搶救,由于心怕群眾鬧事等,揮手讓包返回,自己也駕車離開現場。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案發后,兩被告人多次訂立攻守同盟逃避偵查。經法醫鑒定,錢培佳系巨大鈍性外力致顱腦嚴重損傷而死亡。兩被告人在執行道路巡邏任務過程中,追截違章車輛,導致發生事故,本應依法積極搶救,但沒有履行其職務,致使人民利益受損。(摘自灌南縣人民檢察院公訴書)灌南縣人民法院——王軍、包學勤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道路巡邏中,違反規定,采用不正確手段和方式,錯誤地履行職責,導致違章人在被追趕途中發生事故,其后又逃避職責,不施救助,致使被害人在事故中死亡及國家因此賠償12萬元的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玩忽職守罪。公訴機關指控二被告人犯玩忽職守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人辯稱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與法律不符。兩辯護人僅以二被告人不施救助這種不作為的玩忽職守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因而認定兩被告人不構成犯罪的觀點,其只闡述了被告人不作為的行為,而沒有分析被告人違規追截的作為行為及二種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故對該觀點不予采信。被告人包學勤雖為工人性質,但屬于“其他依法從事公務人員”,符合玩忽職守罪的主體要件。被告人王軍身為執勤小組組長,對事故的發生負有直接責任,被告人包學勤的行為是在王軍組織、指揮下實施的,對事故發生負有間接責任。(摘自灌南縣人民法院[2002]灌南刑初字第233號判決書)連云港市中院——王軍、包學勤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中不能正確的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致使被害人在被追趕途中發生事故而死亡,造成重大損失,在事故發生后又逃避職責,不施救助,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其行為均已構成玩忽職守罪。(摘自連云港中級人民法院[2003]連刑二終字第12號裁定書)法律專家評說●丁小林(“每日說法”法律顧問,江蘇國泰新華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主任)——我認為,對王軍、包學勤不應按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玩忽職守罪,作為一種職務犯罪,其罪與非罪的認定,應看其是否符合玩忽職守罪的四個犯罪構成要件,即: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玩忽職守的行為,并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犯罪主體為特殊主體;主觀方面有過失。這四個構成要件,缺少任何一個,都不構成犯罪。結合本案的實際情況,確定本案王軍與包學勤罪與非罪關鍵的就是看王軍、包學勤的行為是否符合玩忽職守罪客觀方面的要求,即其是否實施了玩忽職守行為,并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實質上這又包含了玩忽職守行為和重大損失這兩個要件,結合本案的其他情況來看,只有王軍、包學勤實施了玩忽職守的行為,并且該行為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王軍、包學勤才構成玩忽職守罪;反之,如果王軍、包學勤的行為并不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就不構成玩忽職守罪。而所謂玩忽職守,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疏于職守,不按法律、法規或規章行使管理職權。結合本案來看,由于錢培佳有未帶頭盔、違章超車等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王軍、包學勤發現后,為了及時進行糾正,示意其停車檢查,屬于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顯然不是玩忽職守行為。錢培佳拒絕接受檢查,駕車逃跑,王軍、包學勤對其進行追截,也符合相關規定,同樣不屬于玩忽職守的行為。但王軍、包學勤兩人在錢培佳撞樹后沒有進行施救和現場保護、勘驗等,違反了人民警察的相關職責,屬于玩忽職守的行為。但該行為是否構成玩忽職守罪,還要看該行為是否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一般而言,一次死亡1人以上,重傷2人以上,或有重大經濟損失的,可以定罪。在本案中,要看王軍、包學勤的行為與錢培佳的死亡之間有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如有,則可以定罪;如沒有,則不能定罪。從本案法醫鑒定的結論和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來看,錢培佳系撞樹后當即死亡,二審裁定也認定錢培佳是在被追趕途中發生事故而死亡。也就是說,錢培佳的死亡在先,而王軍、包學勤玩忽職守行為發生在后,所以,錢培佳的死亡與王軍、包學勤的不及時施救的不作為之間并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所以,從玩忽職守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來看,由于王軍、包學勤的行為并不符合玩忽職守罪的客觀要件,因此不應按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而應由有關部門依據有關法律,按一般的玩忽職守行為進行處分。綜觀全案,有關人員也有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特別是人民警察在執行公務過程中,應正確、全面地履行應盡的職責,如有關人員當時采取的措施得當,也不至于造成起訴書中所指控的“惡劣影響”。●采飛(南京市白下區人民法院調研室主任)——我認為王軍、包學勤二人的行為構成玩忽職守罪。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所謂玩忽職守,是指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職責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不正確履行職責,是指在履行職責過程中,違反職責規定,馬虎草率、粗心大意。如何判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否正當履行職責?關鍵在看其是否依法行使。公權來自于法定,必須依照法律規定行使,如果違反了規定行使職權,即構成違法。我們知道,出于社會公共管理的需要產生了公法,賦予相關的主體以特殊的權力,以制約普通民眾之行為,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和利益。但是出于對公民私權利的保護,在平衡公共利益與私權利的要求下,有了公權法定的原則。這一原則告訴我們,無論是何種公權享有者(即實施者),都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權力范圍、實施方式等行使。交通警察發現違反交規的行為,進行處理本是應盡之職,如果不處理乃為
失職。但是問題在于,交警的職責在于維護交通秩序,而不僅僅是抓獲違章者。按照公安部對公路巡邏民警執法的規定,只有在抓捕逃犯的情況下才明確規定追截,在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沒有巡邏民警發現交通違章行為可以追截的明確規定。因此,交警在處理違章者時,應當考慮安全問題,一味追截而不考慮對方安全的行為應當屬于不恰當。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對方被撞之后,應當處理現場并施救。其理由有二,一是其被撞乃因追截行為引起,所以在此情況下追截者負有先行為義務;二是交警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是法律職責,交警在明知出了車禍的情況下,應當依照職權處理現場。因此,從上述兩個角度而言,交警履行職責存在不當。判斷該行為是玩忽職守罪還是一般玩忽職守行為,其關鍵在于是否造成了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按照有關的司法解釋規定,導致1人以上死亡的應屬于重大損失。從此案的因果關系來看,王軍、包學勤履行職責不當的行為與后果具有因果關系。具體分析如下,在案件中交警具有兩種不同的行為,一是主動的追截行為,一是未現場施救的不作為行為。前者與交通事故的發生具有必然的因果關系。而后者則與死亡后果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張前(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檢察院刑檢科副科長)——我認為,灌云縣人民法院的判決正確。
1、主體。該罪為特殊主體。即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本案中王軍的主體無需多言。對包學勤的主體問題,2002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瀆職罪的主體作出解釋,除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外,還有三類人員在行使國家權力時,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也應依照刑法關于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其中包括“雖未列入國家機關人員編制,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按照上述規定,包學勤的主體也沒有問題。
2、客體。關于該罪侵犯的客體,大家認識不盡一致。歸納起來看,主要有:一是侵害了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從而使管理活動失范。二是侵害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責任制度,使職務行為失范。三是玩忽職守罪的危害后果,直接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權利以及公共財產權利和私有權利。我個人認為,本案侵害的直接客體在于交巡警的“職守”。
3、主觀方面。該罪主觀方面是過失。本案中,王、包二人對于追截車速在70碼以上的摩托車可能產生的后果,以及在摩托車撞樹倒地后,不履行救助義務,可能產生的后果,作為交巡警,在主觀上應當有能力預見,在客觀上也應當能夠預見,但由于過失,卻沒有預見到。
4、客觀方面。一是從客觀行為上看,該罪客體行為的重要特點是行為上的背職性。本案中,對王、包二人不履行救助義務是背職行為沒有異議。關鍵是違章人加速行駛后,王、包二人的追趕行為是否也是一種背職行為?我個人認為,同樣是一種背職行為,是不認真履行職責的表現。根據警務規范,對暴力犯罪嫌疑人、交通肇事逃逸者、醉酒駕駛者等危險人員乘坐的車輛,可以進行高速追截,但應當盡快請求支援,盡可能避免造成更大危險。對一般違法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車輛以及一般違章車輛不得進行高速追截,避免給違章人、乘客、被追截車輛及其他人員、財物造成危害。交巡警有高速追擊的職責,但只能對特定的人行使。本案中,錢的違章行為只是沒有戴頭盔等,屬于一般的違章行為,王、包二人在履行職責時過于草率,因而判決書認定“采用了不正確的手段和方式,錯誤的履行了職責”也是正確的。二是從后果上看,該罪系結果犯,只有產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才構成犯罪。由于王、包的行為造成1人死亡的后果,按照《立案標準》的規定,屬于重大損失。三是從因果關系上看,正是由于王、包二人先不正確履行職責,而后又放棄職責,才導致違章人死亡這一后果的發生。
[1]
第二篇:對一起交警玩忽職守案的調查
最近,《每日說法》收到一封“鳴冤”申訴信,此信是由灌南縣公安局交巡警大隊二中隊的王軍和包學勤口述的,他們在信中講述了一起全國罕見的特殊刑事案件,而案件的主人公正是他們自己。他們因追截一違章摩托車駕駛員,致該摩托車撞樹,駕駛員死亡,曾是人民警察的他們因此被法院審判,最終被判定玩忽職守罪,請看——王軍、包學勤一案的基本案情王軍,系灌南縣公安交警大隊二中隊民警,兼執勤小組組長,包學勤系該大隊合同制工人。2002年6月2日上午,王軍帶領包學勤、唐文金等人在214、306線執勤巡邏。巡邏途中,查扣了一輛無牌無證的二輪摩托車,由包學勤(著警服)駕駛在巡邏警車前面行駛,10時許,包學勤至本縣李集街東側十字路口時,發現一人(即本案中受害人錢培佳)未戴頭盔駕駛摩托車向北駛去,即停車向王軍候望,王軍揮手示意向北,包學勤即駕車向北追截,王軍繼續駕駛警車尾隨其后。當包學勤追至和興莊拐彎向東路段與錢培佳平行時,包學勤即向錢培佳打手勢,示意停車接受檢查,但錢培佳發覺后卻加速行駛,包學勤亦加速追趕,王軍繼續駕車追隨。由于車速過快,錢培佳摩托車在李集獸醫站叉路口東約30米處,不慎撞到路邊樹上而倒地。包學勤見狀,即減速駕車返回,至叉路口西側迎面與王軍警車相遇,包學勤即將該車已撞倒的情況告訴王軍,王軍明知前方發生事故,惟恐地方群眾~,揮手讓包學勤原路返回,自己繼續向前從叉路口拐彎向南,急速離開現場。案發后王軍、包學勤等均稱未追過摩托車,也未見有事故發生。經法醫鑒定,錢培佳系巨大鈍性外力致顱腦嚴重損傷而死亡。嗣后,經調解,灌南縣公安交巡警大隊賠償了被害人錢培佳家屬喪葬費經濟損失12萬元。2002年11月29日,灌南縣檢察院以王軍、包學勤涉嫌玩忽職守罪向法院提起公訴。2003年1月15日,灌南縣人民法院以玩忽職守罪分別判處王軍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包學勤免予刑事處罰。一審宣判后,王軍和包學勤不服提出上訴。2003年3月24日,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王軍、包學勤一案是冤案,還是法院為維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勤政性作出的正確斷案,我們不妨讓案件~及各方觀點在這里展現,讓讀者作出評判。有關各方觀點王軍、包學勤——市縣兩級法院認定民警王軍、包學勤構成犯罪沒有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首先,王軍、包學勤在晴天在道路巡邏中,發現違章糾正違章,對違章者不服從指揮、檢查,駕車逃跑實施追隨是依據公安部有關規定履行公務的行為;其次,違章者錢培佳的死亡是自身違法行為造成的,根據法醫鑒定結論和現場目擊者證明,違章者是當場死亡,依據我國《刑法》關于玩忽職守罪的有關規定,在錢培佳的死與王軍、包學勤的不作為行為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不構成犯罪。另外,如果就僅僅因為警察未及時察看違章者的死亡現場,且此行為沒有造成實際侵害,就認為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檢察院這樣指控),是否違背事實~夸大其詞,危言聳聽?(摘自王軍、包學勤口述的讀者來信)灌南縣公安局——王軍、包學勤的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第一,錢培佳的交通違章行為客觀存在,他未戴頭盔駕駛摩托車,在彎道處從被超車的右側超車,是嚴重交通違章行為;第二,王軍、包學勤在巡邏執勤中,查糾交通違章,是依法行駛職權的合法行為;第三,違章者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與王軍、包學勤查糾違章無法律上因果關系。違章者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后,王軍和包學勤沒有立即察看現場與錢培佳的死亡無必然因果關系,即使他們前往現場,也避免不了錢培佳的死亡結果的發生。(摘自灌南縣公安局關于民警王軍、職工包學勤玩忽職守一案的情況匯報)連云港市公安局——
1、王軍、包學勤在巡邏過程中發現錢培佳違反交通法規后及時進行糾正,示意其停車檢查,系依法履行職務的行為。
2、錢培佳的行為違反交通法規,并拒絕接受檢查駕車逃跑,王軍、包學勤二人對其實施追截,屬于正當的公務行為,符合公安部《公路巡邏民警中隊警力規范》關于追截車輛的有關規定。
3、根據法醫鑒定結果和現場目擊者證明,錢培佳系當場死亡,且錢培佳的死亡是由于自己急于逃避檢查,驚慌失措而造成的,與王軍、包學勤的行為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4、王軍、包學勤沒有及時組織現場施救,嚴重違反了人民警察職責,屬于玩忽職守行為,但不構成犯罪,應依據有關紀律嚴肅處理。(摘自連云港市公安局向市委政法委關于王軍、包學勤申請維權一案的情況報告)江蘇省公安廳——
一、王軍、包學勤在巡邏過程中發現錢培佳存在交通違法行為后及時進行糾正,示意停車檢查,系履行職責的行為;
二、錢培佳無證駕駛、挪用號牌、未戴頭盔、違章超車等行為,已經違反了交通管理法規,其拒絕接受檢查駕車逃跑,王軍、包學勤對其實施追截,屬于正當的公務行為;
三、王軍、包學勤的行為與錢培佳的死亡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四、王軍、包學勤沒有及時組織現場施救,嚴重違反了人民警察職責,屬于玩忽職守行為,但不構成犯罪,應依據有關紀律嚴肅處理。(摘自江蘇省公安廳關于對王軍、包學勤申請維護執法權益問題的答復)灌南縣人民檢察院——2002年6月2日上午,王軍駕駛警用面包車與包學勤及唐文金等人沿214、306線執勤巡邏。10時許,包學勤在李集街叉路口發現一青年(指錢培佳)駕駛摩托車未戴安全頭盔,即停在那里等候王軍指示,王軍見狀即揮手示意向北,包即騎扣來的摩托車尾隨,王亦駕車相隨,當包追至和興莊拐彎與該人平行時,包(著警服)用手示意錢培佳停車接受檢查。但錢培佳發現后加速行駛,包學勤繼續追趕,由于車速過快,錢培佳所駕摩托車在李集獸醫站叉路口東側約30米處,不慎撞到路邊樹上而倒地,包學勤見狀即駕車返回,迎面與王軍駕車相遇,包學勤稱“摩托車跌倒了”,王軍明知前方發生事故,本應積極組織搶救,由于心怕群眾~等,揮手讓包返回,自己也駕車離開現場。致使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造成了惡劣社會影響。案發后,兩被告人多次訂立攻守同盟逃避偵查。經法醫鑒定,錢培佳系巨大鈍性外力致顱腦嚴重損傷而
死亡。兩被告人在執行道路巡邏任務過程中,追截違章車輛,導致發生事故,本應依法積極搶救,但沒有履行其職務,致使人民利益受損。(摘自灌南縣人民檢察院公訴書)灌南縣人民法院——王軍、包學勤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執行道路巡邏中,違反規定,采用不正確手段和方式,錯誤地履行職責,導致違章人在被追趕途中發生事故,其后又逃避職責,不施救助,致使被害人在事故中死亡及國家因此賠償12萬元的重大損失,其行為已構成玩忽職守罪。公訴機關指控二被告人犯玩忽職守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二被告人辯稱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與法律不符。兩辯護人僅以二被告人不施救助這種不作為的玩忽職守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之間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因而認定兩被告人不構成犯罪的觀點,其只闡述了被告人不作為的行為,而沒有分析被告人違規追截的作為行為及二種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故對該觀點不予采信。被告人包學勤雖為工人性質,但屬于“其他依法從事公務人員”,符合玩忽職守罪的主體要件。被告人王軍身為執勤小組組長,對事故的發生負有直接責任,被告人包學勤的行為是在王軍組織、指揮下實施的,對事故發生負有間接責任。(摘自灌南縣人民法院[2002]灌南刑初字第233號判決書)連云港市中院——王軍、包學勤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中不能正確的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致使被害人在被追趕途中發生事故而死亡,造成重大損失,在事故發生后又逃避職責,不施救助,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其行為均已構成玩忽職守罪。(摘自連云港中級人民法院[2003]連刑二終字第12號裁定書)法律專家評說●丁小林(“每日說法”法律顧問,江蘇國泰新華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主任)——我認為,對王軍、包學勤不應按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玩忽職守罪,作為一種職務犯罪,其罪與非罪的認定,應看其是否符合玩忽職守罪的四個犯罪構成要件,即: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玩忽職守的行為,并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犯罪主體為特殊主體;主觀方面有過失。這四個構成要件,缺少任何一個,都不構成犯罪。結合本案的實際情況,確定本案王軍與包學勤罪與非罪關鍵的就是看王軍、包學勤的行為是否符合玩忽職守罪客觀方面的要求,即其是否實施了玩忽職守行為,并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實質上這又包含了玩忽職守行為和重大損失這兩個要件,結合本案的其他情況來看,只有王軍、包學勤實施了玩忽職守的行為,并且該行為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王軍、包學勤才構成玩忽職守罪;反之,如果王軍、包學勤的行為并不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就不構成玩忽職守罪。而所謂玩忽職守,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疏于職守,不按法律、法規或規章行使管理職權。結合本案來看,由于錢培佳有未帶頭盔、違章超車等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王軍、包學勤發現后,為了及時進行糾正,示意其停車檢查,屬于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顯然不是玩忽職守行為。錢培佳拒絕接受檢查,駕車逃跑,王軍、包學勤對其進行追截,也符合相關規定,同樣不屬于玩忽職守的行為。但王軍、包學勤兩人在錢培佳撞樹后沒有進行施救和現場保護、勘驗等,違反了人民警察的相關職責,屬于玩忽職守的行為。但該行為是否構成玩忽職守罪,還要看該行為是否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一般而言,一次死亡1人以上,重傷2人以上,或有重大經濟損失的,可以定罪。在本案中,要看王軍、包學勤的行為與錢培佳的死亡之間有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如有,則可以定罪;如沒有,則不能定罪。從本案法醫鑒定的結論和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來看,錢培佳系撞樹后當即死亡,二審裁定也認定錢培佳是在被追趕途中發生事故而死亡。也就是說,錢培佳的死亡在先,而王軍、包學勤玩忽職守行為發生在后,所以,錢培佳的死亡與王軍、包學勤的不及時施救的不作為之間并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所以,從玩忽職守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來看,由于王軍、包學勤的行為并不符合玩忽職守罪的客觀要件,因此不應按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而應由有關部門依據有關法律,按一般的玩忽職守行為進行處分。綜觀全案,有關人員也有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特別是人民警察在執行公務過程中,應正確、全面地履行應盡的職責,如有關人員當時采取的措施得當,也不至于造成起訴書中所指控的“惡劣影響”。●采飛(南京市白下區人民法院調研室主任)——我認為王軍、包學勤二人的行為構成玩忽職守罪。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所謂玩忽職守,是指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職責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的行為。不正確履行職責,是指在履行職責過程中,違反職責規定,馬虎草率、粗心大意。如何判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否正當履行職責?關鍵在看其是否依法行使。公權來自于法定,必須依照法律規定行使,如果違反了規定行使職權,即構成違法。我們知道,出于社會公共管理的需要產生了公法,賦予相關的主體以特殊的權力,以制約普通民眾之行為,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和利益。但是出于對公民私權利的保護,在平衡公共利益與私權利的要求下,有了公權法定的原則。這一原則告訴我們,無論是何種公權享有者(即實施者),都必須依照法律規定的權力范圍、實施方式等行使。交通警察發現違反交規的行為,進行處理本是應盡之職,如果不處理乃為失職。但是問題在于,交警的職責在于維護交通秩序,而不僅僅是抓獲違章者。按照公安部對公路巡邏民警執法的規定,只有在抓捕逃犯的情況下才明確規定追截,在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沒有巡邏民警發現交通違章行為可以追截的明確規定。因此,交警在處理違章者時,應當考慮安全問題,一味追截而不考慮對方安全的行為應當屬于不恰當。并且需要指出的是,在對方被撞之后,應當處理現場并施救。其理由有二,一是其被撞乃因追截行為引起,所以在此情況下追截者負有先行為義務;二是交警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是法律職責,交警在明知出了車禍的
第三篇:對一起交警玩忽職守案的調查
最近,《每日說法》收到一封“鳴冤”申訴信,此信是由灌南縣公安局交巡警大隊二中隊的王軍和包學勤口述的,他們在信中講述了一起全國罕見的特殊刑事案件,而案件的主人公正是他們自己。他們因追截一違章摩托車駕駛員,致該摩托車撞樹,駕駛員死亡,曾是人民警察的他們因此被法院審判,最終被判定玩忽職守罪,請看——
王軍、包學勤一案的基本案情
王軍,系灌南縣公安交警大隊二中隊民警,兼執勤小組組長,包學勤系該大隊合同制工人。2002年6月2日上午,王軍帶領包學勤、唐文金等人在214、306線執勤巡邏。巡邏途中,查扣了一輛無牌無證的二輪摩托車,由包學勤(著*)駕駛在巡邏*前面行駛,10時許,包學勤至本縣李集街東側十字路口時,發現一人(即本案中受害人錢培佳)未戴頭盔駕駛摩托車向北駛去,即停車向王軍候望,王軍揮手示意向北,包學勤即駕車向北追截,王軍繼續駕駛*尾隨其后。當包學勤追至和興莊拐彎向東路段與錢培佳平行時,包學勤即向錢培佳打手勢,示意停車接受檢查,但錢培佳發覺后卻加速行駛,包學勤亦加速追趕,王軍繼續駕車追隨。由于車速過快,錢培佳摩托車在李集獸醫站叉路口東約30米處,不慎撞到路邊樹上而倒地。包學勤見狀,即減速駕車返回,至叉路口西側迎面與王軍*相遇,包學勤即將該車已撞倒的情況告訴王軍,王軍明知前方發生事故,惟恐地方群眾鬧事,揮手讓包學勤原路返回,自己繼續向前從叉路口拐彎向南,急速離開現場。案發后王軍、包學勤等均稱未追過摩托車,也未見有事故發生。經法醫鑒定,錢培佳系巨大鈍性外力致顱腦嚴重損傷而死亡。
嗣后,經調解,灌南縣公安交巡警大隊賠償了被害人錢培佳家屬喪葬費經濟損失12萬元。
2002年11月29日,灌南縣檢察院以王軍、包學勤涉嫌玩忽職守罪向法院提起公訴。
2003年1月15日,灌南縣人民法院以玩忽職守罪分別判處王軍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包學勤免予刑事處罰。一審宣判后,王軍和包學勤不服提出上訴。
2003年3月24日,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王軍、包學勤一案是冤案,還是法院為維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職務勤政性作出的正確斷案,我們不妨讓案件真相及各方觀點在這里展現,讓讀者作出評判。
有關各方觀點
王軍、包學勤——
市縣兩級法院認定民警王軍、包學勤構成犯罪沒有事實證據和法律依據。首先,王軍、包學勤在晴天在道路巡邏中,發現違章糾正違章,對違章者不服從指揮、檢查,駕車逃跑實施追隨是依據公安部有關規定履行公務的行為;其次,違章者錢培佳的死亡是自身違法行為造成的,根據法醫鑒定結論和現場目擊者證明,違章者是當場死亡,依據我國《刑法》關于玩忽職守罪的有關規定,在錢培佳的死與王軍、包學勤的不作為行為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因果關系,不構成犯罪。
另外,如果就僅僅因為警察未及時察看違章者的死亡現場,且此行為沒有造成實際侵害,就認為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檢察院這樣指控),是否違背事實真相夸大其詞,危言聳聽?(摘自王軍、包學勤口述的讀者來信)
灌南縣公安局——
王軍、包學勤的行為不構成玩忽職守罪:第一,錢培佳的交通違章行為客觀存在,他未戴頭盔駕駛摩托車,在彎道處從被超車的右側超車,是嚴重交通違章行為;第二,王軍、包學勤在巡邏執勤中,查糾交通違章,是依法行駛職權的合法行為;第三,違章者死亡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與王軍、包學勤查糾違章無法律上因果關系。違章者自身原因造成死亡后,王軍和包學勤沒有立即察看現場與錢培佳的死亡無必然因果關信。
被告人包學勤雖為工人性質,但屬于“其他依法從事公務人員”,符合玩忽職守罪的主體要件。
被告人王軍身為執勤小組組長,對事故的發生負有直接責任,被告人包學勤的行為是在王軍組織、指揮下實施的,對事故發生負有間接責任。(摘自灌南縣人民法院[2002]灌南刑初字第233號判決書)
連云港市中院——
王軍、包學勤身為國家工作人員,在執行公務中不能正確的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致使被害人在被追趕途中發生事故而死亡,造成重大損失,在事故發生后又逃避職責,不施救助,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其行為均已構成玩忽職守罪。
(摘自連云港中級人民法院[2003]連刑二終字第12號裁定書)
法律專家評說
●丁小林(“每日說法”法律顧問,江蘇國泰新華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主任)——
我認為,對王軍、包學勤不應按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
玩忽職守罪,作為一種職務犯罪,其罪與非罪的認定,應看其是否符合玩忽職守罪的四個犯罪構成要件,即: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玩忽職守的行為,并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犯罪主體為特殊主體;主觀方面有過失。這四個構成要件,缺少任何一個,都不構成犯罪。
結合本案的實際情況,確定本案王軍與包學勤罪與非罪關鍵的就是看王軍、包學勤的行為是否符合玩忽職守罪客觀方面的要求,即其是否實施了玩忽職守行為,并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實質上這又包含了玩忽職守行為和重大損失這兩個要件,結合本案的其他情況來看,只有王軍、包學勤實施了玩忽職守的行為,并且該行為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損失,王軍、包學勤才構成玩忽職守罪;反之,如果王軍、包學勤的行為并不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就不構成玩忽職守罪。
而所謂玩忽職守,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疏于職守,不按法律、法規或規章行使管理職權。結合本案來看,由于錢培佳有未帶頭盔、違章超車等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王軍、包學勤發現后,為了及時進行糾正,示意其停車檢查,屬于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顯然不是玩忽職守行為。錢培佳拒絕接受檢查,駕車逃跑,王軍、包學勤對其進行追截,也符合相關規定,同樣不屬于玩忽職守的行為。但王軍、包學勤兩人在錢培佳撞樹后沒有進行施救和現場保護、勘驗等,違反了人民警察的相關職責,屬于玩忽職守的行為。但該行為是否構成玩忽職守罪,還要看該行為是否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損失。一般而言,一次死亡1人以上,重傷2人以上,或有重大經濟損失的,可以定罪。在本案中,要看王軍、包學勤的行為與錢培佳的死亡之間有無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如有,則可以定罪;如沒有,則不能定罪。從本案法醫鑒定的結論和現場目擊證人的證言來看,錢培佳系撞樹后當即死亡,二審裁定也認定錢培佳是在被追趕途中發生事故而死亡。也就是說,錢培佳的死亡在先,而王軍、包學勤玩忽職守行為發生在后,所以,錢培佳的死亡與王軍、包學勤的不及時施救的不作為之間并沒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所以,從玩忽職守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來看,由于王軍、包學勤的行為并不符合玩忽職守罪的客觀要件,因此不應按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而應由有關部門依據有關法律,按一般的玩忽職守行為進行處分。
綜觀全案,有關人員也有值得吸取的經驗教訓,特別是人民警察在執行公務過程中,應正確、全面地履行應盡的職責,如有關人員當時采取的措施得當,也不至于造成起訴書中所指控的“惡劣影響”。
●采飛(南京市白下區人民法院調研室主任)——
我認為王軍、包學勤二人的行為的追趕行為是否也是一種背職行為?我個人認為,同樣是一種背職行為,是不認真履行職責的表現。根據警務規范,對暴力犯罪嫌疑人、交通肇事逃逸者、醉酒駕駛者等危險人員乘坐的車輛,可以進行高速追截,但應當盡快請求支援,盡可能避免造成更大危險。對一般違法犯罪嫌疑人乘坐的車輛以及一般違章車輛不得進行高速追截,避免給違章人、乘客、被追截車輛及其他人員、財物造成危害。交巡警有高速追擊的職責,但只能對特定的人行使。本案中,錢的違章行為只是沒有戴頭盔等,屬于一般的違章行為,王、包二人在履行職責時過于草率,因而判決書認定“采用了不正確的手段和方式,錯誤的履行了職責”也是正確的。二是從后果上看,該罪系結果犯,只有產生了一定的危害后果才構成犯罪。由于王、包的行為造成1人死亡的后果,按照《立案標準》的規定,屬于重大損失。三是從因果關系上看,正是由于王、包二人先不正確履行職責,而后又放棄職責,才導致違章人死亡這一后果的發生。
第四篇:和某某(護林員)玩忽職守案(推薦)
和某某(護林員)玩忽職守案
云南省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決 書
(2014)蘭刑初字第133號
公訴機關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被告人和某某,男,普米族,小學文化,系蘭坪縣啦井鎮天保所掛登村委會森管員(護林員)。因涉嫌犯玩忽職守罪于2014年10月23日被怒江州人民檢察院取保候審,同年11月28日被本院取保候審。
蘭坪縣人民檢察院以蘭檢公訴刑訴(2014)127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和某某犯玩忽職守罪,于2014年11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4年12月9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蘭坪縣人民檢察院檢察員楊潤平、代理檢察員和生麗出庭支持公訴,被告人和某某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和某某在任蘭坪縣啦井鎮天保所掛登村委會護林員期間,不認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參與掛登礦山非法采礦,不按規定巡山,偽造巡山記錄,發現亂砍亂伐現象不及時上報,造成其管護的掛登礦山林區遭到嚴重破壞。在其任職期間,其管護林區內發生多起盜伐林木案件,經蘭坪縣森林公安局查實,被盜伐林木有:紅豆杉1株,立木蓄積為4.229m3;鐵杉4株,立木蓄積為36.072m3;云南松18株,立木蓄積為18.275m3,以上被盜伐的林木共計立木蓄積為58.576m3,給國家和集體造成了重大損失。公訴機關認為被告人和某某的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之規定,應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建議對被告人和某某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和某某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及罪名均無異議,無辯解意見,要求從輕處罰。
經審理查明,被告人和某某在任蘭坪縣啦井鎮天保所掛登村委會護林員期間,不認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參與掛登礦山非法采礦,不按規定巡山,偽造巡山記錄,發現濫砍濫伐現象不及時上報,其管護的掛登礦山林區遭到嚴重破壞。在其任職期間,其管護林區內發生多起盜伐林木案件,經蘭坪縣森林公安局查實,被盜伐林木有:紅豆杉1株,立木蓄積為4.229m3;鐵杉4株,立木蓄積為36.072m3;云南松18株,立木蓄積為18.275m3,以上被盜伐的林木共計立木蓄積為58.576m3,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損失。上述事實有下列證據材料予以證實:
一、書證
1、立案決定書,證實案件的來源。
2、戶口證明,證實被告人和某某的自然身份情況。
3、到案經過,證實2014年10月21日,蘭坪縣人民檢察院決定對和某某玩忽職守案立案偵查,10月22日14時辦案人員將和某某傳喚至蘭坪縣人民檢察院辦案工作區進行訊問。
4、蘭坪縣林業局關于調整、增設護林員的函、啦井鎮人民政府關于調整充實啦井鎮九個行政村護林員的通知{啦政發(2011)46號},證實根據文件精神,啦井鎮調整充實了護林員,掛登村護林員為沙某某、和某某、熊某某,月工資人民幣600元,由縣林業局統籌。
5、蘭坪縣林業局關于印發護林員管理試行辦法的通知{蘭林發(2012)134號}、蘭坪縣護林員(森管員)森林防火和資源林政目標管理責任書、蘭坪縣林業局證明、護林員工資花名冊,證實蘭坪縣護林員的工作職責,蘭坪縣林業局天保所與掛登村委會及護林員和某某簽訂了2014年森林防火和資源林政目標管理責任書,蘭坪縣林業局聘用和某某為護林員,月工資600元。
6、蘭坪縣國家級公益林管護人員出勤及巡山記錄表,證實2003年12月1日至2014年7月29日巡山情況。(被告人和某某供述上述情況系自己偽造,目的是為了領取工資,其并沒有嚴格按照巡山制度執行)。
7、蘭坪縣國家級公益林布局圖及管理辦法、蘭坪縣云嶺自然保護區批復、植被圖、管理條例,證實根據相關文件規定,蘭坪縣掛登片區12038Km2調整為云嶺省級自然保護區范圍,在自然保護區內禁止砍伐森林、開采礦石、狩獵、燒荒、開礦等。
8、掛登礦山案件查處情況、木材材積檢驗報告書、刑事照片,證實(1)2014年內掛登村委會掛登礦山“苦得么”林區盜伐了4株鐵杉,立木蓄積為36.072m3;(2)掛登礦區發現2014年內新盜伐云南松18株,立木蓄積為18.275m3;(3)2014年6月30日,發現掛登礦山林區非法采伐毀壞1株紅豆杉,立木蓄積為4.229m3;(4)采伐現場概貌、紅豆杉原木照片、非法開采礦洞外貌。
二、證人證言
1、證人和某
一、熊某一證言,證實2014年4、5月份的時候,熊某一雇請和某一在掛登礦山“苦得么”林區采伐了2株鐵杉,立木蓄積共計20多方,并在山上加工了12天。掛登村委會森管員是誰他們也不清楚,沒有人進行巡山,也沒有人宣傳相關政策,山上盜伐林木情況比較嚴重,但沒有人來制止。
2、證人和某二證言,證實掛登村委會的森管員是沙某某、熊某
二、熊某
三、和某
三、和某某,森管員由天保所管理,鎮政府對他們進行督促監督。森管員的主要工作職責是對森林資源進行保護,每個月巡山不低于22天,發現濫砍濫伐、占用林地等行為要制止并及時向村委會、天保所報告與處置,還有做好護林防火工作。他上任以來,掛登村委會、天保所都沒有向他匯報過掛登礦山森林破壞情況,政府也就沒有發現森林破壞情況。
3、證人和某四證言,證實青沙地及掛登由森管員和某某管護,近幾年來掛登片區林地破壞、濫砍濫伐現象嚴重,但和某某從來沒有匯報過山上的情況,從和某某遞交的巡山日記上看,山上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因此,他們也就沒有掌握情況。
4、證人和某五證言,證實他在掛登礦山打礦,和某某在礦山幫他管理,這幾年掛登礦山森林毀壞比較嚴重,基本上有礦硐的地方森林都被毀壞了,建工棚、生產生活都需要木材。掛登村委會有幾個護林員,但掛登礦山誰負責管理他不清楚。
5、證人楊某某、熊某四證言,證實近幾年掛登礦山森林破壞嚴重,非法開采礦硐所架的廂木、工棚、生活用柴都是在山上就地取材,森林破壞這一帶由和某某管護,但和某某沒有盡到職責,在山上幫別人馱礦,參與礦山非法開采,并未向村委會及林業站匯報森林破壞情況。
6、證人熊某二證言,證實其于2011年開始擔任護林員,工資由林業局發放,每個月600元,掛登礦山是和某某管護,這幾年來礦山上非法開采的礦硐比較多,用于架廂木、建工棚等都用山上的木材。和某某在礦山上打礦,還幫和信南在礦山上管理。
7、證人熊某
五、楊某乙、熊某六證言,證實他們都在掛登非法采礦,礦洞里使用的廂木都是就地取材。
8、證人熊某七證言,證實2008年開始他就在掛登礦山打礦,他打礦使用的廂木是向掛登村民買的。
9、證人熊某八證言,證實他在掛登礦山幫人打礦期間使用過廂木,廂木部分是向本地人買的,部分是民工就地砍伐。掛登礦山森林破壞嚴重。
三、被告人供述與辯解
被告人和某某供述與辯解,證實他于2009年被蘭坪縣林業局聘用為掛登村委會森管員,2013年3月份時經天保所劃分后,他主要負責掛登礦山的林區管理,他的工作職責是搞好森林防火,禁止濫砍濫伐,還有巡山,發現濫砍濫伐或火災要及時制止并上報,還有對國家林業政策進行宣傳。但他沒有盡到職責,因為他在礦山上幫別人馱礦和管理,也就沒有按要求巡山,他為了應付就請人偽造了巡山記錄并交到天保所了。發現山上濫砍濫伐的現象也沒有向天保所匯報,以前砍伐的林木也比較多,今年大概被砍了10棵,大概有八九十方。
上述證據由偵查機關依法收集,公訴機關提供,證據來源合法,內容客觀真實,證據與案情具有關聯性,證據之間能夠相互印證,形成證據鎖鏈。經當庭舉證、質證,被告人和某某對證據均無異議,本院確認為有效證據并予以采信。本院認為,被告人和某某作為蘭坪縣林業局聘用的森管員,受林業部門委托行使森林管護的職權,屬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人員。但其在任職期間不認真履行工作職責,不按要求巡山,發現其管護林區內林木毀壞情況嚴重的情況下未及時向有關部門匯報,致使其管護林區內森林破壞嚴重,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損失。其行為符合玩忽職守罪的構成要件。蘭坪縣人民檢察院對被告人和某某的指控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應予以支持。
鑒于被告人和某某歸案后認罪、悔罪,量刑時可酌情予以考慮。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性質、情節以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被告人和某某犯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
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直接向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兩份。審 判 長
和金秀 審 判 員
李江慧 人民陪審員
張全慶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 書 記 員
熊 芳
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條文:
第三百九十七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七十二條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
(一)犯罪情節較輕;
(二)有悔罪表現;
(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
(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宣告緩刑,可以根據犯罪情況,同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處附加刑,附加刑仍須執行。
第七十三條拘役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不能少于二個月。
有期徒刑的緩刑考驗期限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緩刑考驗期限,從判決確定之日起計算。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
第一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輕傷9人以上,或者重傷2人、輕傷3人以上,或者重傷1人、輕傷6人以上的;
(二)造成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的;
(三)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一)造成死亡傷亡達到前款第(一)項規定人數3倍以上的;
(二)造成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規定的損失后果,不報、遲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不報、遲報、謊報事故情況,致使損失后果持續、擴大或者搶救工作延誤的;
(四)造成特別惡劣社會影響的;
(五)其他特別嚴重的情節。
第五篇:莊學義“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莊學義“玩忽職守案”辯護詞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 加格達奇)審判席:
我們參加今日莊案的訴訟活動,心情既復雜又沉重。因為--
第一,這是一個原本極其簡單但卻被人為地復雜化了的案件;
第二,我們面對的不僅有尊敬的公訴人和法庭組成人員,而且有蒙受了巨大自然災害的大興安嶺人民。作為普通律師,我們既要面對法庭履行職責,請法庭審查;又應面對我們的人民講出真情實感,請人民評判。
我們先就起訴書發言。
起訴書在它的最后提出了一個有關本案的重要命題:“莊學義在‘五·七’大火中,不認真履行其局長的職責。”這個命題顯然含有兩層意思:
一、莊學義作為局長,應履行他的職責;
二、他在整個‘五·七’火災中,都應認真地履行他的職責。根據這一實事求是的分析,無可爭辯地揭示了起訴書(連同公訴詞)的不合情理,因為在它的字里行間始終未見莊學義在整個“五·七”火災中作為局長的全部活動,而只是摘取了一個不大的片斷。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片面性;片面性不會產生說服力是無需說明的。
關于起訴書摘取的片斷,它概括為七個字,即“莊學義育英之行”。而后針對此“行”作了具體描述。起訴書的這些描述,在一系列關鍵性情節上,也就是在事實上,或者是不真實的,或者是不準確的,我們先舉出以下幾點為證:
第一點,起訴書說:莊學義五月七日八點廿五分左右到達育英林場辦公室門前,“整個育英面臨被大火包圍吞噬的威脅。”這里,把火區的范圍劃定為“整個育英”,是準確的;其錯誤在于,所謂“面臨被??吞噬的威脅”,與實際不符。通過庭審調查,連同全部案卷材料,大量的證言證實,起訴書所說的“八點二十五分到達育英林場辦公室前”的那個時候,甚至貯木廠連同貯木廠辦公室都已被大火吞噬了,其他地段的火情可想而知。按照當時科學測定的大火以每秒15公尺即每小時45公里的推進速度,真正面臨被吞噬威脅的不正是圖強局本部么?
這一點,按照起訴書的思路,可以說是衡量莊學義行為的是非、功罪的一個關鍵,因而不容含混。
第二點,起訴書在肯定莊于育英向曾凡金布置工作后,指出他“先后兩次向黨委書記報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圖強應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驅車前往綜合廠方向, 在鐵路道口東側停車,觀看一下火情,于八點四十分左右匆匆離開育英”。“僅在育英停留15分鐘時間”。
這段指控,是莊學義當時三個行為的概括,即,:
一、通報了火情;
二、提出了措施;
三、驅車繼續查看火情。可是,在當時那種大火天降的危急時刻,他的這三個行為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呢?這三個行為與所謂犯罪又有什么聯系呢?看來問題在于“匆匆”離開育英。起訴書就此做出的判斷我們有兩點不能同意:第一,“離開育英”這個概念是含混而不精確的,因為在莊離開林場辦公室直到他一路疏散災民、疏通要道的九拐、蘑菇樹乃至“雞場”等等地方,統屬育英轄區,他在轄區之內奮力做了那么多組織工作,使許多人脫險離開火海,業經庭審調查核實,這怎么能說是“離開”育英?第二,在大火肆虐、烈焰撲人的極端危險時刻,所謂“匆匆”,正是機智聰敏的指揮員形象,難道大火壓頂還非得“慢吞吞”地才算堅守崗位、才稱得上指揮若定么?遇事“慢慢來”是惡習,會貽誤事業,起訴書的這個指控不能成立。
第三點,起訴書說, 莊在育英向“曾凡金詢問一下火情,只簡單地讓曾廣播喊話通知群眾疏散”。
這個指控中也包含著莊的三個行為,即:
一、詢問火情;
二、布置喊話;
三、通知疏散。這些行為,不論當時還是現在,應當說都是無可非議的。按照指控,問題出在“只簡單地讓曾喊話”。可是,在那烈火突來、人力難擋的情勢下,這“簡單地”三字不正說明莊學義作為指揮員的果斷與高效?如果在那時還要按部就班地例如開個首長會;首長動員,分領任務;制定落實,爾后貫徹執行,這自然不簡單了,但行得通么?我們不得不指出,為什么面臨大火的“此景”還非得“復雜化”不可,“此時”搞點簡單究竟何罪之有!
第四點,起訴書指控莊“沒有親自去各單位部署搶險救災”。我們不再復述證據材料,僅就起訴書本身所承認的,莊在向黨委書記通報火情對圖強防火、救火做了部署之后,“便驅車前往綜合廠方向”,并“在鐵道口東側停車,觀看火情”。我們要問:驅車前往,算不算“親自”?綜合廠是不是“單位”?觀察火情是不是為了“部署搶險”?至于“各單位”,當時已陷入火海,攝氏千度以上的高壓熱浪,伴著每秒15公尺的超高速火勢,漫說莊學義,試問誰能一一親臨?誰又能在大火突降,于是人自為戰甚至人各逃生的特殊情況下,去進行什么組織部署呢?
第五點,起訴書指控莊“放走了育英地區防火總指揮曾凡金”。很明顯,這里采用的手法是“一石二鳥”。一面說曾逃跑;另一面說莊放走了曾。曾是否“逃跑”,另案審議。說莊“放走了”曾,卻不辯:所謂“放走”,關鍵在于讓曾走向哪里,去干什么?莊命曾駕輕騎急速奔向圖強直接報警,使圖強一萬五千之眾有所準備,這難道不是為了搶險防災?這難道不是積極的救火行為?這難道不是一種在特殊條件下的唯一可采取的正確權宜措施?這里有什么可以指責的呢?
令人不解的是:起訴書一方面承認莊是局長即防火總指揮,另一方面又不承認這位總指揮可以命令部署曾凡金親赴圖強報警,讓去就是放人逃跑。這讓總指揮如何履行他的職責呢?我們的觀點與起訴書的指控之間的分歧,焦點在于曾的出走育英是否必要。我們綜合庭審調查核實的證據,得出這樣的判斷:曾當時出走,顯然是為大火所迫,同時又是進一步救火救災的需要;既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無可指責。
審判長,以上并非起訴書中的不實、不足之處的全部;這里指出的五點已足能證明一個載可爭辯的事實:這個起訴書在它的根本方面是全然站不住的,理應被人民法院依法駁回。
下面針對公訴人發表的公訴詞,提出我們的見解,這將是我們的辯護的基本論點和主要論據。
直截了當地說,公訴人發表的公訴詞中回避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個是,“五·七”火災對于圖強局來說,實是意處的天災,非人力所能抗拒;一個是被告人的行為到底有沒有社會危害性。
關于第一點,考慮到這是公認的事實,相信法庭能夠予以充分注意,這里暫不詳細陳述。
關于第二點,我們認為,法學常識告訴人們對刑事被告人定罪的根據,只能是他的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是客觀的,不應因公訴人的主觀意念,或某位領導人的意志,或者新聞報道的宣傳需要而有所改變。因此,對莊學義能否加罪,應看他的行為是否符合上面提及的刑法學原理,是否符合犯罪的概念以及犯罪構成的要件,決不能遷就,更不應照顧與被告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問題無關的外在因素。如果不是堅持這條原理原則,而是顧及或者慮及其它因素,這樣處理的案件決經不住人民的檢驗!決經不住事實的檢驗!歷史終將證明:這是錯誤。
我們不想諱言,任何檢察,機關,乃至所有的司法機關,不論中外古今,都難免錯案。但是,我們的制度的優越性在于,我們決不故意制造冤案,而且一旦發現了錯誤,一定能及時糾正。如果能夠防錯誤于未然,那當然上策。
然而必須指出,聽了公訴人的公訴詞,使我們不能不預感到:有的同志,在莊案上將決心沿著明知是錯誤的小道走到底了。這就清楚地說明,以法治國,在我們國家還要經歷多么艱難的歷程。粉碎“四人幫”十二年了,可我們的冤假錯案并未絕跡,作為法律工作者,難道我們真的聽不到民間的冤情和怨聲!尊敬的公訴人同志,冤情一多,民心易失,這才真正是你們說的政治影響極壞的事。古往今來,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我們能不認真考慮么?
就莊案而言,針對公訴詞中提出的論點和論據,我們不得不提請考慮幾個問題:
一、在莊可以不入火區的情況下,主動奔赴漠河,這是不是忠于職守?
二、莊不去漠河,不會被大火困于育英;如果他不到育英,而是坐鎮局本部,他對育英大火還應承擔責任么?
三、莊撤出育英林楊,邊撤邊組織群眾疏散,決無逃跑行為;如果公訴人不能否認這是事實,這樣的邊退邊戰算不算忠于職守?
四、莊退守的方向是圖強,即林業局的中心,那里有萬余居民,上億元的財富,他作為局長,考慮了全面情況,作出了力保中心的決策,這種戰略上的轉移,這一臨危未亂的果敢決策,是不是忠于職守?
五、公訴人一面要求莊作為局長應認真履行職責,一面對他奮不顧身搶險救災的盡職行為一概抹殺,試問:這怎能量出莊究竟玩忽了還是忠于了職守?
六、公訴人引用黑龍江省政府的《春季護林防火命令》論證問題,可是,按照那個文件的規定,莊又有哪一點做得不對?沒有,一點也沒有。大火之先,圖強沒有火險,沒有火情,甚至沒有火源。莊本人五日公出歸來,六號就上山組織防火。盡管我對大興安嶺的干部情況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我還是想問:這種單位,這樣的干部,在大興安嶺究竟有多少!眾所周知,圖強是受害單位,來自漠河的那么猛烈的大火,自始至終沒有得到起火方面的通報,這算不算失職?何以無人追究?而莊學義則不同。他對友鄰及時通報了火情,使之有備,這難道是玩忽職守者辦得到的?圖強受災最重,圖強領導人受到的待遇又最不公平,這不必講法,連起碼的公道都不講了,我們怎敢贊同?
審判長:我們的黨和人民在復興災區的嚴重時刻,極需人才,我們從莊學義的一貫政績和救火事跡中,決不懷疑,這是林區的難得人才。一個黨的兒子在火海中盡了職責卻被投入另一個可能是永劫不復的“火海”,這怎么可以呢?我們還不得不指出, 大興安嶺的這場火災,事后卻讓無辜的小人物承擔如此重大的罪責,這合適嗎?合法嗎?公訴人說,他當時“有時間、有條件、有人力物力”搶救育英。關于時間條件,我們已經陳明,至于人力物力,也許我們富有人海,可是,請問我們現在有沒有足夠的物力來防、救去年那樣的大火?試問去年的“物力”又在哪里?
總之,莊學義是無罪的!我們的法院對于忠于職守的好干部,不會加諸罪名,給予苛待。請予審查,請予考慮。
附:起訴書(摘要)
被告莊學義因玩忽職守一案,由黑龍江省委交辦。現已偵查終結,查明被告人莊學義犯罪事實如下:
莊學義于1987年5月7日20時過后,會同林業局防火辦公室主任趙某乘伏爾加前往西林吉方向察看火情,20點25分左右到達育英林場辦公室門前。當時兩股大火正從西北和西南方向燒進育英地區。邊緣地帶的建筑設施已經相繼起火。整個育英面臨被大火包圍吞噬的威脅。莊向育英地區防火總指揮曾某某詢問一下火情,只簡單地讓曾用廣播喊話,通知群眾疏散,之后,便進調度室,先后兩次向局黨委書記報告育英火情,并提出圖強應采取的措施。然后便驅車前往綜合廠方向,在鐵道口東側停車,觀看一下火情,于20點40分左右即匆匆離開育英,返回圖強,僅在育英停留15分鐘左右時間。在返回圖強途中,遇曾某某騎摩托車朝圖強方向逃走,莊不僅未加制止,反而令其去局調度室報告火情。莊學義育英之行,經查犯有如下玩忽職守行為:
1、莊學義在大火即將吞噬育英的嚴重時刻,除到林場辦公室外,既沒有用電話與當地其余三個科級單位聯系,也沒有親自去各單位組織部署搶險救災而匆忙返回圖強。
2、莊于返回圖強途中,見育英地區防火總指揮曾某某脫離指揮崗位,騎摩托車馱人向圖強方向逃走時,理應制止,令其返回育英組織指揮群眾疏散與搶險,而其相反,卻令曾快去林業局找遲書記報告火情,不僅自己不在育英組織指揮,又放走了育英地區防火總指揮。
由于莊學義上述失職行為,致使育英地區職工群眾在“五·七”火災中,失去組織領導無人指揮群眾搶險和疏散,損失慘重。于20點40分左右,先后相繼燒死和窒息死亡43人、傷19人,經濟損失2377萬余元(原值)。使本應避免和減少傷亡與損失而未能避免。對此嚴重后果,莊負有直接重要領導責任。
被告莊學義在“五·七”火災中,不認真履行其局長的職責,已構成玩忽職守罪。故提起公訴,請予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