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藥家鑫案關于對死刑和法律輿論關系調查問卷

藥家鑫，西安音樂學院大三的學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駕車撞人后又將傷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此后駕車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時再次撞傷行人，逃逸時被附近群眾抓獲。后被公安機關釋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對藥家鑫提起了公訴。同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藥家鑫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賠償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45498.5元。5月20日，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藥家鑫案二審維持一審死刑判決。2011年6月7日上午，藥家鑫被執行死刑。

本案細節；

1，張妙家屬極其憤怒，拒絕原諒藥家鑫，甚至拒絕民事賠償，他們的量刑意見堅持：死刑，立即執行。另外張妙父親要求見藥家鑫父母一直被拒絕。

2，藥家鑫律師張顯為他做出了‘激情殺人’的辯護。

3，在本案一審中法庭邀請藥家鑫母校西安音樂學院在內的400名大學生旁聽，卻只邀請25名張妙家屬旁聽。并現場發放問卷調查，這更加深了張家的不信任感。

4，在本案的一審二審中輿論對藥家鑫強烈譴責，許多民眾更是激奮，一致認為應該判藥

家鑫死刑。

問題；

1，藥家鑫案發生的是何原因；

A交通事故后被害人很難纏，B現代社會的教育問題

C 藥家鑫個人的心理素質問題D 家庭問題，父母的權力較大

2，你認為本案的判決是司法對輿論妥協的產物嗎

A 是B 不是

3，一審法庭對藥家鑫案的判決做問卷調查應該嗎

A 應該，應該注重輿論，避免激起民憤。

B 應該，大眾覺得公平才是真的公平。

C 不應該，司法應該獨立

D 不應該，調查有片面的嫌疑

4，如何評價律師對藥家鑫的辯護

A 律師做的不錯，辯護是每個人的權力

B 律師違背了職業道德，有權錢傾向

D 律師為壞人辯護在助紂為虐

C 說不清

5，藥家鑫應該被判死刑嗎

A 應該，他罪大惡極死刑可告慰生者B 應該，要嚴格依法執行

C 不應該，應該廢除死刑D 不應該，應慎用死刑，考慮可以輕判的情節

6，藥家鑫為自首是否應對其減輕處罰

A 應該，自首是減刑的情節

B 不應該，他犯罪情節嚴重，罪大惡極

7，你認為藥家鑫案在下列哪些國家最可能被判死刑

A 美國B 英國C 中國D 日本

8，許多國家廢除死刑，你認為下列哪個嚴刑更顯公平正義

A 死刑B 終身監禁（不準假釋減刑）C 無期徒刑

你對本案有何其他看法：

第二篇：藥家鑫案分析

藥家鑫案分析

藥家鑫，西安音樂學院大三的學生，于2010年10月20日23時許，駕駛紅色雪佛蘭小轎車從西安外國語學院長安校區返回西安，當行駛至西北大學長安校區西圍墻外時，撞上前方同向騎電動車的張妙，后藥家鑫下車查看，發現張妙倒地呻吟，因怕張妙看到其車牌號，以后找麻煩，便產生殺人滅口之惡念，遂從隨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對倒地的被害人張妙連捅數刀，致張妙當場死亡。殺人后，被告人藥家鑫駕車逃離現場，當車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時再次將兩行人撞傷，后交警大隊郭杜中隊將肇事車輛暫扣待處理。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經法醫鑒定：死者張妙系胸部銳器刺創致主動脈、上腔靜脈破裂大出血而死亡。2011年3月23日，該案件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審。

“去年10月20日晚11點多，我開車去大學城見朋友，返回西安的路上，我低頭換光碟時感覺車身顫了一下，我停下車，透過車燈發現，車前有一輛電動自行車。下車后，發現一個女的躺在地上，距離我的車只有兩三米，并且抬起頭正在記車號。我當時特別慌亂，想著要是被撞者落下終身殘疾，她會纏我一輩子。一看周圍沒有目擊者，所以，我一時鬼迷心竅，掏出隨身攜帶的尖刀，將她殺死了……之后，我開車逃離現場。沒多久又撞了兩個人，想再駕車逃跑時，被附近居民圍在現場，后來就被警察抓了。”——藥家鑫自述

案件開審

西安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對藥家鑫提起公訴，藥家鑫在訊問中說，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駕照，轎車屬于他名下，2010年6月購買。他承認在案發時內心非常害怕，殺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兇器是一把長二三十公分的單刃切肉刀，是他在案發當天在超市買的。

他說，他裝著刀的包就放在副駕駛位置上，下車查看時，他隨身帶著包下去的。因為他父母叮囑他，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在下車查看時發現張妙躺著有呻吟聲。他沒有詢問傷情，也沒有與傷者說話，考慮到對方撞傷后會找他不斷索賠，隔了兩三秒的時間，就拿刀開始刺被害人。究竟刺了多少刀，刺到什么部位已經記不住了。據悉，目前被害人家屬只拿了15000元的喪葬費，拒絕了藥家鑫父母給的另一筆30000元的賠償。

被告律師辯護

藥家鑫表示后悔，其律師許濤辯稱為激情殺人。他的律師辯護說，這是一起交通肇事轉型的故意殺人案件，藥家鑫是一念之差，屬于激情殺人。他的成長道路沒有污點，學習優秀、得過各種獎勵，且有自首情節。希望法庭從寬量刑，給他一條改過自新的路。藥家鑫案受害人張妙家人的代理律師許濤表示，關于民事賠償，兩家仍未達成協議，庭審中，本案原告當庭向法官提出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許濤也曾表示，張妙家人不在乎賠償數額，但是認為對方的態度不積極，很難接受。

同學請愿

庭審現場辯護人律師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報紙對藥家鑫主動遞交悔過書的報道，上學期間的13份獎勵，被告人校友、同學、鄰居的4份請愿書，請求法庭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不能成為證據。

民事原告人張妙的丈夫當庭說：我不看那個，那都是垃圾！什么是激情殺人

激情殺人，即本無任何殺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將他人殺死，其必須具備以下條件：其一，必須是因被害人嚴重過錯而引起行為人的情緒強烈波動；其二，行為人在精神上受到強烈刺激，一時失去理智，喪失或減弱了自己的辨認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須是在激憤的精神狀態下當場實施。

案件評論

前段時間，李啟銘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剛”，這句極端囂張之言，曾激起公眾輿論的喧囂；而今，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撞傷女服務員，過度荒誕的“撞人補8刀”的惡劣行徑，則超越了公眾容忍的底線，“飛揚跋扈”、“慘無人道”，每一頂帽子扣在這位大三學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眾人，不單是義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們似乎又見到了導致人性極度扭曲的權錢附體或護佑。肇事者所駕駛的車輛系其私家車，其家境殷實。是什么讓一個象牙塔里的天之驕子，對鮮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讓一個心智健全的成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水準和對法律的敬畏感？難道僅僅是“財富”和“權力”嗎？當然不是。甚囂塵上的權錢崇拜與無視法律的尊嚴難逃干系。

一定意義上講，恰恰是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助長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適宜其生長的土壤。比如，是銀行VIP，就可以插隊沒商量；是官員子女，招聘條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兒”??“用錢擺平”和“用權擺平”的事件你方唱罷我登場。可糟糕的是，眾人不僅是審丑疲勞、見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錢”與“權”擁有法外特權。不得不承認，一種社會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個擁有了“流行因素”的個體就會應驗什么。“撞人補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們的執法者，面對權貴階層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也常顯得底氣不足。回首以往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眾人的，也許并非是顧名思義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當事人悲慘的命運。而是一個權貴人員憑借金錢或權力為所欲為，凌駕于法律與規則之上，敢想也敢做，東窗事發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數，或“出錢私了”、或“聲明道歉”，來逃避或減輕法律制裁，而且最終成功了。

西安大學生“撞人補8刀”案結果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見，財富和權力人人畸形追逐、公眾看不清定刑依據與量刑標準、司法常對權貴法外開恩的最終指向，是一個社會規則、道德及人心的潰瘍。而我們的困境則在于：面對一再被洞穿的底線，面對無力收拾的野性，面對天天呼號的法律平等，我們如何修復，又拿什么修復？

藥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場社會悲劇

藥家鑫事件絕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們的制度和社會，出現了某種“神經癥性紊亂”。健全的人性與制度的腐敗從來就不共戴天。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漠視人的生命和尊嚴，危機就隱藏在一系列社會事件中，如宜黃事件等種種強拆悲劇、趙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門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時候，往往千方百計規避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更多留給自己的是權利和 無責任。權力出了問題，聚斂財富并按親疏遠近分配資源，就會撕裂社會的道德和人與人的關系——而它們又把其效應“傳導”給人性，使人性出現大規模的敗壞。

權力紊亂讓社會變得瘋狂

論者石勇認為，權力的神經癥性紊亂傳導到社會上，只能讓一個社會變得瘋狂。2010年，“我爸是李剛！”成為經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飆車撞人構成當代奇觀。這些現象表明，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上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主宰性的意識形態，窮人在遭受羞辱。貧富懸殊必然埋下沖突的種子。但在具有很大風險的時候，沖突不會冒出社會的地表，而是會以“潛規則”盛行、社會泄憤、誠信缺失、瘋狂拜金等形式出現。它們構成了替代性的發泄渠道

藥家鑫事件還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過是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不受制約的權力和瘋狂的社會，對于人的心理結構的影響是巨大的。觀察一下社會心理就是，焦慮、怨恨、冷漠、恐懼、不安全感、不確定性彌漫于中國社會。失去正義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殘忍和暴虐，便隨時等待機會發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殺農婦的西安大學生藥家鑫的殘忍。包括前幾年的馬加爵、邱興華都是這號人物。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價值取向——積極救助傷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義務

刑法里規定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發時主觀上沒有直接的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則定罪較輕，正因為是犯罪人主觀上是過失，刑法才對交通肇事罪規定了較輕刑罰，同時，交通肇事后積極救助傷者是也最為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為迫切的法定義務，必須積極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義務。

刑法規定肇事逃逸或者為了逃避法律追究隱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見證刑法對肇事者不積極救助致傷者死亡的嚴厲打擊的態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藥家鑫的行為，可謂令人發指，交通肇事后下車不但沒有積極救助傷者，反而揮刀刺向可憐的傷者，試想藥家鑫當時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傷者是自己的同類，是人命，不是物呀？據法庭調查，被告人連刺8刀將傷者刺死，駕車逃竄。這種嚴重漠視他人生命，漠視自己的同類，缺乏起碼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產生的？

就是一個沒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民眾，起碼也知道助人為樂，救助有困難的他人的道理，“大學生”藥家鑫卻反人性的反常識性剝奪他們生命，這是典型的故意殺人罪，一點不含糊。

據被告人在庭審現場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難纏，聽說農民難纏，害怕陷入無休止的賠償糾紛中，一閃念就取出了隨身攜帶的剪刀刺向傷者，認為刺死了傷者就不用無休止的賠償了。

藥家鑫此類駕車的僥幸者大錯特錯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傷者，救人性命，只會讓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鐵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惡性的案件還會受到刑法處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藥家鑫之類駕車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喪心病狂們，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視他人的性命，法律也會毫不留情的剝奪你的性命。二 刑法中的死刑難題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刑法規定有罪行的，可以判處被告人相應刑罰，刑法沒有規定的罪行，不得判處被告人刑法規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規定了：故意殺人的判死刑，藥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殺死傷者案件事實清楚，公訴人出示的各項證據確實充分，認定故意殺人罪，應該沒有問題，但問題在于：

藥家鑫=大學生=21歲的年輕人，根據刑法規定剝奪一個被告人生命的同時，我們惋惜，還是恐懼？畢竟我們也在也在根據刑法合法殺人。人們會說古往今來，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他這是自作自受，活該。

那能不能我們給自己的同類這樣一個年輕人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留下他的性命，讓他在鐵窗內度過漫長的幾十年的贖罪生活，等到將來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獄了，重新做人。筆者注意到庭審中的一個細節：被告人藥家鑫在做最后陳述時，失聲痛哭，顫抖的聲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贍養老人，照顧孩子，愿意賠償贖罪，這一刻藥家鑫應該是發自內心的，是一個殺人犯面臨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懼后怕中發出的懺悔聲音。父母給予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僅有的一次，我們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類的他人的性命？這不僅僅是問給我們自己，也問給藥家鑫，假如當初揮刀那一剎那間轉而善待自己同類的性命，將會是另一種境地。佛家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證。

然而，當我們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樣是活生生的年輕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兩歲幼子的母親，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傷醫治好了，繼續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藥家鑫沒有給這位不幸的女子一條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親人，平凡的農民的家庭幸福被破滅，就在被告人的一轉念之間狼性行為造成的終生悲劇，正如死者丈夫庭審所說，孩子永遠的失去的母愛，這一生都無法彌補，是多少錢都換不回來的。

被告人殺了人，我們根據刑法規定合法殺掉殺人者，正義就實現了嗎？我們是在實現正義？還是在延續殺人者悲劇——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劇？這樣子，算一下，就會有兩個家庭的悲劇。

三 悲劇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殺人償命，毫無疑問，我們等待法庭的公正判決，等待正義的到來。政府學校組織近400名大專院校在校大學生來旁聽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們大學生年輕人一定要樹立對生命的敬畏意識，從內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懷有在人間做了惡事就會下地獄受懲罰的一樣恐懼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劇的重演，有了對愛他們生命，就像愛自己性命一樣的意識，才會在發生了類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應是救助人命，而不是產生草菅人命的禽獸惡念。

同樣的國內幾十家眾多媒體的高度關注，通過對此案的全國性公開審理，該案絕對會對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須積極第一時間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駕車的人們有著對人命關天的樸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識，悲劇才會不會重演。最后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記交通肇事后第一時間積極救助人命這一常識。

藥家鑫不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發表時間：2011-3-26 15:55:00 閱讀次數:286 所屬分類：未分類

2011年3月23日上午9點45分，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開車撞傷人后又連刺數刀致對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中，藥家鑫當庭下跪哭訴悔罪，辯護律師以自首和“激情殺人”為其辯護，要求從輕處罰。檢察院則認為，藥家鑫因開車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情節惡劣，后果嚴重，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檢察機關認為藥家鑫雖有自首情節，但不足以從輕處罰。庭審結束時法官宣布經合議庭合議后將擇日宣判。

一時間，社會各界對藥家鑫案的判決結果議論紛紛，筆者瀏覽了網上公眾的發言和相關媒體的報道，覺得大多數人認為藥家鑫必須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否則難消民恨，難除后患。對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這起案件到底怎樣定性判處怎樣的刑罰才是合適的呢？結合筆者的執業經驗和我國的相關法律政策規定，我認為該案以死緩結案是恰當的。在闡釋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說幾點：

國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兩大功能：社會保護功能和人權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創制、適用與執行刑罰所可能產生的積極的社會作用。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外在表現。國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預防犯罪，其次是懲罰犯罪。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內在屬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顯刑法對社會最后一道保護底線的作用。我們看待一個刑事案件的時候，不能僅僅帶著一個單純、原始的刑罰觀點看待社會發展中的犯罪問題，我們應該想到一個刑罰的適用對社會、對受害者及對加害者產生的整體影響，否則，國家也沒有必要設立檢察公訴機關主動揭發打擊犯罪，任由我們自己解決罷了。

我一直以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從重處罰、殺一儆百，而是運用完善的法律，對每一個社會發展中發生的案件都公正適用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任何一個案件的審判都不能被媒體綁架，更不能被民間輿論所傾軋。

我認為藥家鑫案判處死緩是恰當的，理由如下：

一，通過對自首前后藥家鑫的行為表現可知，大學生藥家鑫的殺人行為，動機來自于對先前過失行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預謀，本想以不為人知的結果擺脫“農村人的糾纏”，他是在恐懼、恐慌之中選擇了一個更錯的方式解決已經犯下的錯誤，但比起預謀已久的故意殺人來說，主觀故意突然了許多，這對于一個涉世不深的孩子來講似乎可以考慮他的魯莽，主觀惡性沒有到惡極的程度。

二，藥家鑫的自首情節一般應當予以考慮。雖然法律規定了“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但法律規定的“可以”不能理解為既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而應理解為一般情況下應當照此辦理。自首是犯罪后行為人的悔改表現之一，這種悔改表現并非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而且還要付諸實際行動。刑罰的目的根本在于預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險性較小的一類犯罪人。我國司法實踐中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除對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以外，對絕大多數犯罪分子都是實行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使其改惡從善，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們輕易殺之，對個人對社會都沒有好處，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還血、同態復仇的土壤，對生命敬畏與尊重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是一種阻力。

三，對藥家鑫判處死緩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緩帶來的終身苦役的強度足以改變藥家鑫決意再犯罪的心靈。死刑立即執行確實具有威懾作用，可以讓社會看到酣暢淋漓的隆重的集體謀殺行為帶來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們可以輕易殺掉一個愿意悔過自新的藥家鑫，但是，我們通過這個行為給藥家鑫的家人朋友，給受害者的家人，給我們整個社會又帶來了什么？死刑立即執行適用的對象為“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為以及后果極其嚴重，給社會造成的損失特別巨大，它體現犯罪的客觀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殺；惡極，指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特別大，它體現的是犯罪的主觀過錯程度，非惡極，不殺；只有同時具備罪大與惡極，才可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凡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能殺，否則就是錯殺。我以為藥家鑫的犯罪行為即使達到“罪大”底線，尚未達到“惡極”的地步。適用死緩，2年期滿后，沒有故意犯罪的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2年期滿后，減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行死刑。同時，死緩的適用終身剝奪了罪犯的政治權利。對藥家鑫適用死緩可以達到預防犯罪與懲罰犯罪的雙重目的。

四，徹底摒棄媒體定罪和輿論審判。現在的媒體常常充當無冕法院的角色，法官還沒有說話，律師甚至還沒有辯護，哪個人該定何罪判什么刑罰媒體報道的字里行間似乎都一清二白，這是很可怕的一種現象。媒體報道只能針對事實本身，不能對事件的性質作出論斷，否則偏離了媒體報道尊重事實真相的本質。同時，民間充溢的“殺人償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國國民普遍從眾的心理，在面對與普通民眾通常判斷不一致的法院判決時，民眾更多愿意相信感覺而不是權威的法律，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義之劍，無畏而立。

五，近年來一系列案件事實也可以看到藥家鑫案判處死緩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課堂上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當堂砍死，付某在庭審中仍然不悔罪，但考慮到其有自首情節和先前良好表現，本著懲罰與教育的精神以死緩結案。付某在課堂上用刀將老師砍死的行為性質惡劣程度可以想見。“我爸是李剛案”的兇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園內發生交通肇事罪為由判處有期徒刑6年。這些案件的危害性與藥家鑫案相比孰輕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舉保障人權和尊重生命旗幟的今天，恐怕不會也不應該對藥家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綜上，考慮到藥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節及悔罪表現等一系列因素來看，對藥家鑫處以死緩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達不到對藥家鑫動用死刑立即執行的地步。

第三篇：論藥家鑫案

論藥家鑫案

摘要：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也極大地敗壞了我省高校和大學生的聲譽。藥家鑫事件雖屬偶發個案，但教訓是深刻的，所反映出大學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規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和深思。關鍵詞：教訓，人性善，道德意識，法律平等

引言

前段時間，李啟銘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剛”，這句極端囂張之言，曾激起公眾輿論的喧囂；而今，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撞傷女服務員，過度荒誕的“撞人補8刀”的惡劣行徑，則超越了公眾容忍的底線，“飛揚跋扈”、“慘無人道”，每一頂帽子扣在這位大三學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眾人，不單是義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們似乎又見到了導致人性極度扭曲的權錢附體或護佑。肇事者所駕駛的車輛系其私家車，其家境殷實。是什么讓一個象牙塔里的天之驕子，對鮮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讓一個心智健全的成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水準和對法律的敬畏感？難道僅僅是“財富”和“權力”嗎？當然不是。甚囂塵上的權錢崇拜與無視法律的尊嚴難逃干系。

一定意義上講，恰恰是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助長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適宜其生長的土壤。比如，是銀行VIP，就可以插隊沒商量；是官員子女，招聘條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兒”??“用錢擺平”和“用權擺平”的事件你方唱罷我登場。可糟糕的是，眾人不僅是審丑疲勞、見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錢”與“權”擁有法外特權。不得不承認，一種社會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個擁有了“流行因素”的個體就會應驗什么。“撞人補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們的執法者，面對權貴階層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也常顯得底氣不足。回首以往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眾人的，也許并非是顧名思義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當事人悲慘的命運。而是一個權貴人員憑借金錢或權力為所欲為，凌駕于法律與規則之上，敢想也敢做，東窗事發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數，或“出錢私了”、或“聲明道歉”，來逃避或減輕法律制裁，而且最終成功了。西安大學生“撞人補8刀”案結果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見，財富和權力人人畸形追逐、公眾看不清定刑依據與量刑標準、司法常對權貴法外開恩的最終指向，是一個社會規則、道德及人心的潰瘍。而我們的困境則在于：面對一再被洞穿的底線，面對無力收拾的野性，面對天天呼號的法律平等，我們如何修復，又拿什么修復？

案件評論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價值取向——積極救助傷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義務

刑法里規定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發時主觀上沒有直接的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則定罪較輕，正因為是犯罪人主觀上是過失，刑法才對交通肇事罪規定了較輕刑罰，同時，交通肇事后積極救助傷者是也最為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為迫切的法定義務，必須積極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義務。

刑法規定肇事逃逸或者為了逃避法律追究隱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見證刑法對肇事者不積極救助致傷者死亡的嚴厲打擊的態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藥家鑫的行為，可謂令人發指，交通肇事后下車不但沒有積極救助傷者，反而揮刀刺向可憐的傷者，試想藥家鑫當時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傷者是自己的同類，是人命，不是物呀？據法庭調查，被告人連刺8刀將傷者刺死，駕車逃竄。這種嚴重漠視他人生命，漠視自己的同類，缺乏起碼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產生的？

就是一個沒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民眾，起碼也知道助人為樂，救助有困難的他人的道理，“大學生”藥家鑫卻反人性的反常識性剝奪他們生命，這是典型的故意殺人罪，一點不含糊。

據被告人在庭審現場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難纏，聽說農民難纏，害怕陷入無休止的賠償糾紛中，一閃念就取出了隨身攜帶的剪刀刺向傷者，認為刺死了傷者就不用無休止的賠償了。

藥家鑫此類駕車的僥幸者大錯特錯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傷者，救人性命，只會讓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鐵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惡性的案件還會受到刑法處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藥家鑫之類駕車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喪心病狂們，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視他人的性命，法律也會毫不留情的剝奪你的性命。

二 刑法中的死刑難題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刑法規定有罪行的，可以判處被告人相應刑罰，刑法沒有規定的罪行，不得判處被告人刑法規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規定了：故意殺人的判死刑，藥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殺死傷者案件事實清楚，公訴人出示的各項證據確實充分，認定故意殺人罪，應該沒有問題，但問題在于：

藥家鑫=大學生=21歲的年輕人，根據刑法規定剝奪一個被告人生命的同時，我們惋惜，還是恐懼？畢竟我們也在也在根據刑法合法殺人。人們會說古往今來，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他這是自作自受，活該。

那能不能我們給自己的同類這樣一個年輕人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留下他的性命，讓他在鐵窗內度過漫長的幾十年的贖罪生活，等到將來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獄了，重新做人。筆者注意到庭審中的一個細節：被告人藥家鑫在做最后陳述時，失聲痛哭，顫抖的聲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贍養老人，照顧孩子，愿意賠償贖罪，這一刻藥家鑫應該是發自內心的，是一個殺人犯面臨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懼后怕中發出的懺悔聲音。父母給予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僅有的一次，我們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類的他人的性命？這不僅僅是問給我們自己，也問給藥家鑫，假如當初揮刀那一剎那間轉而善待自己同類的性命，將會是另一種境地。佛家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證。

然而，當我們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樣是活生生的年輕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兩歲幼子的母親，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傷醫治好了，繼續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藥家鑫沒有給這位不幸的女子一條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親人，平凡的農民的家庭幸福被破滅，就在被告人的一轉念之間狼性行為造成的終生悲劇，正如死者丈夫庭審所說，孩子永遠的失去的母愛，這一生都無法彌補，是多少錢都換不回來的。

被告人殺了人，我們根據刑法規定合法殺掉殺人者，正義就實現了嗎？我們是在實現正義？還是在延續殺人者悲劇——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劇？這樣子，算一下，就會有兩個家庭的悲劇。

三 悲劇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殺人償命，毫無疑問，我們等待法庭的公正判決，等待正義的到來。政府學校組織近400名大專院校在校大學生來旁聽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們大學生年輕人一定要樹立對生命的敬畏意識，從內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懷有在人間做了惡事就會下地獄受懲罰的一樣恐懼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劇的重演，有了對愛他們生命，就像愛自己性命一樣的意識，才會在發生了類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應是救助人命，而不是產生草菅人命的禽獸惡念。

同樣的國內幾十家眾多媒體的高度關注，通過對此案的全國性公開審理，該案絕對會對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須積極第一時間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駕車的人們有著對人命關天的樸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識，悲劇才會不會重演。最后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記交通肇事后第一時間積極救助人命這一常識。

藥家鑫不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發表時間：2011-3-26 15:55:00 閱讀次數:286 所屬分類：未分類 2011年3月23日上午9點45分，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開車撞傷人后又連刺數刀致對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中，藥家鑫當庭下跪哭訴悔罪，辯護律師以自首和“激情殺人”為其辯護，要求從輕處罰。檢察院則認為，藥家鑫因開車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情節惡劣，后果嚴重，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檢察機關認為藥家鑫雖有自首情節，但不足以從輕處罰。庭審結束時法官宣布經合議庭合議后將擇日宣判。

一時間，社會各界對藥家鑫案的判決結果議論紛紛，筆者瀏覽了網上公眾的發言和相關媒體的報道，覺得大多數人認為藥家鑫必須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否則難消民恨，難除后患。對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這起案件到底怎樣定性判處怎樣的刑罰才是合適的呢？結合筆者的執業經驗和我國的相關法律政策規定，我認為該案以死緩結案是恰當的。在闡釋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說幾點：

國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兩大功能：社會保護功能和人權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創制、適用與執行刑罰所可能產生的積極的社會作用。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外在表現。國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預防犯罪，其次是懲罰犯罪。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內在屬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顯刑法對社會最后一道保護底線的作用。我們看待一個刑事案件的時候，不能僅僅帶著一個單純、原始的刑罰觀點看待社會發展中的犯罪問題，我們應該想到一個刑罰的適用對社會、對受害者及對加害者產生的整體影響，否則，國家也沒有必要設立檢察公訴機關主動揭發打擊犯罪，任由我們自己解決罷了。

我一直以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從重處罰、殺一儆百，而是運用完善的法律，對每一個社會發展中發生的案件都公正適用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任何一個案件的審判都不能被媒體綁架，更不能被民間輿論所傾軋。

我認為藥家鑫案判處死緩是恰當的，理由如下：

一，通過對自首前后藥家鑫的行為表現可知，大學生藥家鑫的殺人行為，動機來自于對先前過失行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預謀，本想以不為人知的結果擺脫“農村人的糾纏”，他是在恐懼、恐慌之中選擇了一個更錯的方式解決已經犯下的錯誤，但比起預謀已久的故意殺人來說，主觀故意突然了許多，這對于一個涉世不深的孩子來講似乎可以考慮他的魯莽，主觀惡性沒有到惡極的程度。

二，藥家鑫的自首情節一般應當予以考慮。雖然法律規定了“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但法律規定的“可以”不能理解為既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而應理解為一般情況下應當照此辦理。自首是犯罪后行為人的悔改表現之一，這種悔改表現并非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而且還要付諸實際行動。刑罰的目的根本在于預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險性較小的一類犯罪人。我國司法實踐中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除對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以外，對絕大多數犯罪分子都是實行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使其改惡從善，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們輕易殺之，對個人對社會都沒有好處，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還血、同態復仇的土壤，對生命敬畏與尊重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是一種阻力。

三，對藥家鑫判處死緩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緩帶來的終身苦役的強度足以改變藥家鑫決意再犯罪的心靈。死刑立即執行確實具有威懾作用，可以讓社會看到酣暢淋漓的隆重的集體謀殺行為帶來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們可以輕易殺掉一個愿意悔過自新的藥家鑫，但是，我們通過這個行為給藥家鑫的家人朋友，給受害者的家人，給我們整個社會又帶來了什么？死刑立即執行適用的對象為“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為以及后果極其嚴重，給社會造成的損失特別巨大，它體現犯罪的客觀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殺；惡極，指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特別大，它體現的是犯罪的主觀過錯程度，非惡極，不殺；只有同時具備罪大與惡極，才可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凡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能殺，否則就是錯殺。我以為藥家鑫的犯罪行為即使達到“罪大”底線，尚未達到“惡極”的地步。適用死緩，2年期滿后，沒有故意犯罪的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2年期滿后，減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行死刑。同時，死緩的適用終身剝奪了罪犯的政治權利。對藥家鑫適用死緩可以達到預防犯罪與懲罰犯罪的雙重目的。

四，徹底摒棄媒體定罪和輿論審判。現在的媒體常常充當無冕法院的角色，法官還沒有說話，律師甚至還沒有辯護，哪個人該定何罪判什么刑罰媒體報道的字里行間似乎都一清二白，這是很可怕的一種現象。媒體報道只能針對事實本身，不能對事件的性質作出論斷，否則偏離了媒體報道尊重事實真相的本質。同時，民間充溢的“殺人償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國國民普遍從眾的心理，在面對與普通民眾通常判斷不一致的法院判決時，民眾更多愿意相信感覺而不是權威的法律，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義之劍，無畏而立。

五，近年來一系列案件事實也可以看到藥家鑫案判處死緩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課堂上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當堂砍死，付某在庭審中仍然不悔罪，但考慮到其有自首情節和先前良好表現，本著懲罰與教育的精神以死緩結案。付某在課堂上用刀將老師砍死的行為性質惡劣程度可以想見。“我爸是李剛案”的兇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園內發生交通肇事罪為由判處有期徒刑6年。這些案件的危害性與藥家鑫案相比孰輕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舉保障人權和尊重生命旗幟的今天，恐怕不會也不應該對藥家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綜上，考慮到藥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節及悔罪表現等一系列因素來看，對藥家鑫處以死緩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達不到對藥家鑫動用死刑立即執行的地步。

藥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場社會悲劇

藥家鑫事件絕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們的制度和社會，出現了某種“神經癥性紊亂”。健全的人性與制度的腐敗從來就不共戴天。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漠視人的生命和尊嚴，危機就隱藏在一系列社會事件中，如宜黃事件等種種強拆悲劇、趙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門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時候，往往千方百計規避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更多留給自己的是權利和無責任。權力出了問題，聚斂財富并按親疏遠近分配資源，就會撕裂社會的道德和人與人的關系——而它們又把其效應“傳導”給人性，使人性出現大規模的敗壞。權力紊亂讓社會變得瘋狂

論者石勇認為，權力的神經癥性紊亂傳導到社會上，只能讓一個社會變得瘋狂。2010年，“我爸是李剛！”成為經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飆車撞人構成當代奇觀。這些現象表明，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上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主宰性的意識形態，窮人在遭受羞辱。貧富懸殊必然埋下沖突的種子。但在具有很大風險的時候，沖突不會冒出社會的地表，而是會以“潛規則”盛行、社會泄憤、誠信缺失、瘋狂拜金等形式出現。它們構成了替代性的發泄渠道

藥家鑫事件還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過是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不受制約的權力和瘋狂的社會，對于人的心理結構的影響是巨大的。觀察一下社會心理就是，焦慮、怨恨、冷漠、恐懼、不安全感、不確定性彌漫于中國社會。失去正義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殘忍和暴虐，便隨時等待機會發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殺農婦的西安大學生藥家鑫的殘忍。包括前幾年的馬加爵、邱興華都是這號人物。

二、從“藥家鑫們”看人性教育缺失

“我要是他藥家鑫，我也捅??怎么沒想著受害人當時不要臉來著，記車牌？”據留言人的資料顯示，如此的話語竟然來自一個大學生——藥家鑫同門師妹李穎。這番冷血“雷語”，短時間內在網絡瘋傳，并發酵為公共話題，引發社會深層次的思考。

作為一位受過十幾年教育的女大學生，我們難以想象，為何會說出如此暴戾、冷血的話！藥家鑫漠視生命，捅殺無辜受害者，本是十惡不赦的犯罪行徑，但這位女大學生竟大放厥詞，力挺藥家鑫，不知深重地放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李大學生的是非觀念、人性美丑完全顛倒錯亂了。

誠然，她是藥家鑫的同門師妹，說話可能帶有一定的傾向性而讓價值判斷扭曲。但是，縱覽藥家鑫殺人案件，不難發現，藥家鑫的極端殘暴行為，李穎的極端言論，并非僅僅是個案。一言以蔽之，他們并非是“一個人在戰斗”。比如，除了李穎力挺外，他的同學片面地認為藥一貫溫良、品學兼優，是個“好人”；律師將其兇殘辯護為“激情殺人”；更有某專家聲稱“藥家鑫捅八刀是習慣性彈鋼琴動作”等。一個藥家鑫的背后站著更多的“藥家鑫們”，事件所折射出的問題，就已經不是藥家鑫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每一個藥家鑫就會直接對應著一個甚至是多個張妙。

如果再外延一下，我們發現漠視生命的各種版本并不乏見：

2009年“杭州飆車案”發生時，“官二代”同伴圍在死者身前嬉笑的場景灼痛了公眾的眼睛； 2010年，廣東河源數名中學生在校園外的一條小巷里將一名流浪漢活活打死；

2010年，李啟銘在校園內將兩名女生撞成一死一傷后，囂張冷漠地喊出“我爸是李剛”； 2011年4月13日，湘鄉市發生一起肇事司機有二次碾人行為交通事故造成一兒童被壓死； 2011年5月8日，重慶市忠縣交通肇事司機將一女乞丐撞傷后逃逸，過了一個小時之后又返回原地將傷者壓死；

2011年5月7日在福州市倉山區百花洲東路的非機動車道上，車號為“閩A2F209”的司機將一名小女孩撞倒之后下車查看，上車之后倒車碾過小女孩的后背，造成小女孩死亡；

?? 所有這些，無不折射出中國當下社會一部分人們對生命逝去的茫然與冷漠。

三、人性教育，勢在必行

（一）人性教育的含義

人性的教育是整個教育的原點。泰戈爾說：“教育的目的應當是向人類傳送生命的氣息”，把生命、人性教育視為原點可謂正本清源。教育之“育”正是應該從尊重生命開始，使人性向善，使人胸襟開闊，使人喚起自身美好的“善”根。而“藥家鑫們”，缺失的恰恰是對生命的敬畏。

（二）產生的原因

1、過分倚重知識傳授

當今中國教育的全部與“真諦”，仍然是過分倚重知識的傳授，而對學生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是非判斷標準、價值觀念的教育卻是缺失的，當然也包括對敬畏生命教育的缺失等。

2、人性教育處于教育序列邊緣狀態

在當前中國社會，人格發展、道德發展在教育序列中，一直就處在邊緣狀態。教育行為完全繞著分數和就業率轉。高等教育道德教育缺位已成不爭的事實，過度的逐名奪利之心打破了本應有的校園寧靜，學生爭名奪利之風日盛。特別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逐漸出現了“功利下移”現象。以前還只是大

三、大四的面臨就業的學生不能安心于書本、安心于課堂，而現在連剛進校的大學生，就在考慮如何就業、如何賺錢，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僅僅是獲得文憑，成為缺乏基本道德觀的“就業機器”。而高校不遏制這一趨勢反而自降門檻和職業教育學院“爭生意”、比高下，于是乎就業率成為衡量高校辦學質量的依據，這也導致學校顧不上進行德育甚至是人性教育！

3、長久以來對生命教育課的忽視

家長只要求孩子考重點、上名校；老師只要求學生考高分、出成績；社會也只會追捧所謂的中考、高考狀元，沒有人真正在乎他們的人格教育，在乎他們的心理健康成長。最后，這種忽視的惡果終于顯現出來，藥家鑫撞人后殺人，他的師妹發表毫無人性的言論，不過都是這種教育缺失的具體體現而已。

4、應試教育帶來的弊端

長期的應試教育壓抑人性，剝奪了學生的青春，學生不能從繁重的作業中解放出來，不能使學生得到在此年齡應該得到的人性教育。在“藥家鑫案件”中，央視采訪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專家李玫瑾說“藥家鑫殺人是彈鋼琴的習慣動作”，雖說夸大其詞，但是從一個角度也說明藥家鑫受機械灌輸式的應試教育迫害之重。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都是生命教育嚴重缺失的結果。而一個連對自己或者是他人生命都缺乏尊重的人，無論他鋼琴彈得多好，學業多么優秀，都不可能成為一個人格健全的人。

總之，人性教育，勢在必行。唯有將缺失的人性教育重新補上，他們的人格才會健全，才能完善自我的同時也能有益于他人和社會，最起碼不會像藥家鑫一樣危害他人和社會。那么，到底誰來給“藥家鑫們”補上人性教育這一課呢？唯有家長、學校和社會。

與此同時，國家也應該倡導一種精神，引領人們正確的價值觀。

四、人性教育，應該倡導“仁愛”“理性”“自然”的思想

人性教育，需要倡導“仁愛”“理性”“自然”的人性教育理念。

第一，倡導“仁愛”的教育理念。孔子曾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他把“仁”概括為人的最根本的品德和衡量人是否有道德的最高標準，認為其他的一切具體的道德標準都是由“仁”衍生而來。這種仁愛的根本含義又可以理解為愛人，根據愛的對象的不同其表現形式也不同，表現在愛父母親人方面就是孝悌，而表現在愛朋友他人方面就是忠恕。當前，愛父母親人的孝悌大多數還是可以做的，但是對他人的做到忠恕就難了。試想，假如這個接受高等教育的藥家鑫能夠尚且保留一絲的忠恕，主動承認錯誤，將被害人送到醫院，那么還會有這場悲劇么？

第二，倡導“理性”的教育理念。漢徐干在《中論·治學》中說：“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務也。”人與一般生物最本質的區別在于——人會思考。可以說學會思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但是當前的學生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不會思考，由著自己的性子，且不說“哈韓”“哈日”的追星一族，單就說網上迅速躥紅的“芙蓉姐姐”而論，如此一個極度自戀的女人竟然有成千上萬的粉絲，實在是不可想象。

如何改變這種滑稽且尷尬的境遇，擺在高校面前。當前的學校要教會學生冷靜思考，教會學生判斷。要讓學生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什么事假惡丑，明白什么事情該做，什么事情不該做，不斷矯正大學生價值觀念的錯位。

第三，倡導自然教育理念。辭海中，“自”有自己、己身和原始之貌之意；“然”有“是”和“如是”之說。“自然”就是事物原始的外在形式及其內在固有本質，具有原生型和發展性。高等教育應引領人性朝著自然的趨勢發展，而不能違背人性發展的規律。

第四篇：藥家鑫案感想

對經濟法的理解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個人覺得，經濟法的目的 簡單說就是為了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運用國家權力或宏觀調控手段解決個體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矛盾，實現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統一，從而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和社會的良性發展。

案例

2010年10月20日22時30分許，藥家鑫駕駛陜A419N0號紅色雪弗蘭小轎車從西安外國語大學長安校區返回市區途中，將前方在非機動車道上騎電動車同方向行駛的被害人張妙撞倒。藥家鑫恐張妙記住車牌號找其麻煩，即持尖刀在張妙胸、腹、背等處捅刺數刀，將張妙殺死。逃跑途中又撞傷二人。同月22日，公安機關找其詢問被害人張妙被害案是否系其所為，藥家鑫矢口否認。同月23日，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①藥家鑫是否屬于“激情殺人”。②藥家鑫自首情節是否應該被認定 ③藥家鑫是否該被判處死刑 以上三點引發網友和媒體的熱烈討論

個人理解

司法可以拒絕輿論過分要求，藥家鑫案體驗司法公正！

必須承認中國司法公正的基礎并不牢固，社會有著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影響司法判決的廣泛猜測，盡管事實未必就是這樣。輿論既極大限制了這樣的操作空間，又容易以自己的聲勢和不專業形成“民意騷擾”，法院面臨的考驗是，它要在輿論的監督下，拒絕輿論本身有時會“有些粗暴”的干涉。

但是輿論并不等于民意，即使是民意，它的正確性和穩定性也遠不及法律，穩定的民意可以對法律的演進產生影響，但針對具體案例的民意，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

人的生命權，是最大的權利。無論強與弱，窮與富，顯與貴，每個人的生命權都不容侵犯。可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藥家鑫，卻在開車撞傷婦女張妙后，錯上加錯，極其殘忍地將張妙殺死。對這種手段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的直接故意犯罪，只有繩之以法，才能伸張社會正義，彰顯法律的威嚴。

從程序上來講，本案的審判顯示了司法公正。據了解，面對社會上的各種聲音，人民法院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充分保障了藥家鑫及其辯護人依法行使權利。一審法院、二審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依法保護了藥家鑫的陳述權、舉證權、質證權、辯護權、上訴權等諸多權利。為了回應社會各界對此案的關注，一審法院、二審法院都依法進行了公開審理，許多媒體和社會公眾代表到庭旁聽了庭審，使社會各界能夠及時了解本案的審理程序和過程。最后，又經過了最高人民法院嚴格、嚴謹的死刑復核程序，為本案公正審判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證。

第五篇：關于藥家鑫案社會調查報告

關于藥家鑫案社會調查報告

藥家鑫已經伏法，但是輿論的聲音并沒有因此而停止.藥家鑫案件已不是一起簡單的刑事案件，更像個社會事件：輿論對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民眾對法院公信力的質疑，網民對權，富，勢的抵觸，被害人家屬在司法與輿論之間，更傾向把希望寄托后者…藥不死，輿論死；藥不死，民意死；藥不死，良知死。關注案件的同時我們認真思考了藥加鑫案件背后的現實土壤。為了了解藥殺人的背后原因、了解大學生心理素質狀況以及由此案引發的社會輿論影響等一系列問題。2011年5月到6月底，我們就此案面向大學生做了一個社會調查。該調查以問卷形式郵件的方式發放給各大高校學生。

案件概括：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深夜駕車看望女友，撞倒女服務員后，看到對方抄車牌，便對其連捅8刀致死。藥家鑫落網后稱：“怕撞到農村人，特別難纏。藥家鑫撞人并刺死傷者案，經媒體披露后成為輿論焦點。3月23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藥家鑫殺人案。4月22日，案件一審宣判，藥家鑫被判死刑。5月20日，陜西省高法維持死刑判決。6月8號，藥家鑫被執行死刑。

調查分析：

１．關于大學生對藥案的關注程度，有著區域的差異。據所調查的數據顯示，陜西本省68%的大學生對此案很關注,32%的大學 1

生對此案只是聽說過；外省的大學生有１/3是非常關注的，但一般關注的則屬大多數。由此分析，大學生對于此案的關注程度還是很高的，此案在大學生中間引起了很大的影響。

２．在為藥家鑫辯護許多人都認為藥家鑫的行為有“自首”情節，應該得到減刑。對此，我們做了一個社會調查。數據顯示：三分之二的同學認為藥的行為屬于“自首”情結；但是，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同學認為，雖然其行為屬于自首，但他仍然不能得到從輕處罰。

藥家鑫在被調查和詢問之后的“自首”情節，雖然遭到民意的普遍詬病，但還是得到了公訴人和法院的認可。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減輕其罪罰。法律還有規定，罪行極其嚴重、主觀惡性極深、人身危險性極大；惡意地利用自首規避法律制裁的自首行為不應從輕處罰。最終，藥家鑫得到了他應有的懲罰。

３．藥家鑫案震動了廣大市民，而這個青年才俊的殺人動機更值得深入探討。對于藥家鑫殺人背后的原因，我們的調查數據顯示：同學們普遍認為原因有家庭教育不當、高校教育的缺陷、社會環境的影響，以及藥本人的人性的缺失，而最重要的則是家庭教育的失敗和其人性的缺失。

心理學家分析說，藥所受的家庭教育極為苛刻，性格扭曲；加上長期的彈鋼琴習慣，造就了其心理壓抑和思想極端。但是許多人認為這并不能成為其殺人的借口。在其殘忍殺人的背后是人性、道德的缺失，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

４．網上有一個調查，是對于藥案審理的關注點，調查后發

現大學生對于藥案的審判之后有沒有黑幕的關注程度最高，比例是４６％，其次是宣判的結果，占３２％，最后是司法程序，占到22%。由此看出，大學生開始對司法公正不信任，民眾開始對法院公信力進行質疑。５．關于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數據顯示：有９０％的同學認為影響極大，有民意妨礙法律公正的嫌疑；１０％有的認為影響不大。在經歷了“我爸是李剛”案等“官二代”和“富二代”的類似案件之后，人們早就對法律的公正和政府的信任發出了質疑，藥案是人們對法律和政府的可信度的質疑與叫板。尤其是在諸多潛規則盛行、司法公信力不高、公眾法律信仰動搖、公平正義難求的語境下，公眾不僅用輿論來稱法院對藥家鑫判處是否適當，還用這桿秤來稱法院的公平心，用這桿秤來衡量社會公平正義及希望，并以此來判斷自己將來到底要不要信仰法律。６．在維護法律尊嚴和法理人情之間：有６８％的人認為應堅決維護法律尊嚴，剩下的３２％覺得應該在兩者之間在一個折中點，理由是：藥家鑫是精英知識分子，是可造之才，應該在給其一個機會。

一邊是法律的尊嚴，一邊是法理人情，中國大學生在這樣的選擇中，如何自處？一方面有人叫囂著“不把藥家鑫處以死刑，不足以平民憤”，一方面有人持“激情殺人論”，認為藥加薪作為精英知識分子，法律該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是藥家鑫該接受怎樣的判決，不應該由輿論來決定，而是要以法律為依據，否則法將不不法。然而法院的宣判也不應該漠視公眾的訴求，因為法院的審判不能超然于社會觀感之外，它要通過判例引導社會價值和公眾行為。

７．藥是否屬于激情殺人？或者是殘忍殺人？調查數據范圍顯示：有約三分之一的人認為藥是激情殺人，在這個立場上有極少數人認為其同時也屬于殘忍殺人；同時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不管是哪種“殺人論”，藥都不值得從輕處理。

在網上諸多論壇和跟帖中，各種殺人論爭論不斷，但是不管是依據專家的發表的言論來說，還是依據法律的判定而言，激情殺人也是故意殺人，只不過是殺人者的在主觀上由于情緒的影響，引起認識的局限和行為的控制力上減弱，對于行為的性質、后果缺乏必要的考慮而產生突發性犯罪。藥家鑫殺人不屬“激情殺人”，因被害人無不當言行。所謂“激情殺人論”，不過是“藥家鑫們”企圖通過這樣的謬論來達到減刑的目的罷了。

總結：藥家鑫案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法律對藥的懲處，早就不僅僅是一起交通事故或者一件普通殺人案這么簡單了。它折射出社會上的許多問題，其中包括：①社會環境：社會的心理健康、社會道德、社會人際交往、社會輿論監督、社會貧富差距、平民與“官二代或富二代“的較量；②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教育制度僵化）、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③人性與道德，④公眾的法律意識、法制建設、法律尊嚴、司法公正等問題。提出建議：通過對藥家鑫案的調查，以及該結果的分析，并結合實際，我們提出了一下幾個建議：

① 加強普法教育，強化公眾的法制觀念，同時加強法律建設，建立完善的法律體制，保障司法公正；

② 改革教育制度，優化教育環境，尤其注重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

③ 改善輿論環境，公共傳媒優化其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的職責，積極引導社會輿論，政府要重視輿論，同時公眾也要慎用輿論；

④ 調整社會制度，重視社會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關注弱勢群體；

⑤ 大學生應該以此為戒，努力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質，道德素質，珍愛生命，關愛他人，增強法律意識。

結語

藥家鑫案件反映的問題不是一個社會調查所能夠講清楚的，只希望我們的調查能給大家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