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從藥家鑫案看媒體審判

班級：新聞二班

姓名：王鑫月

學號：1011040209

“言殺藥家鑫”中的媒體角色

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開車撞傷26歲女子張妙．因擔心自己的車牌號被對方記下，藥家鑫持水果刀朝對方連捅8刀，致其死亡。2011年4月22日，沸沸揚揚吵了整整半年的陜西藥家鑫案在西安中級法院一審宣判，犯罪嫌疑人藥家鑫以故意殺人罪，被判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5月20日的二審裁定，駁回藥家鑫上訴，維持原判。至此，喧囂一時的案件終于塵埃落定。

自事件發生，各大報紙、網站紛紛刊載各種消息及言論，讓本來一起普通肇事殺人案慢慢變得非同尋常了！離奇扭曲的行為、狂暴躁動的民意、錯亂紛雜的信息、暴戾極端的表達、荒謬模糊的開脫??一切角色的膨脹和萎縮都發揮到了極致。“網絡審判”、“媒體審判”這類詞匯一次次出現在各種評論中，“藥家鑫，不是法律干掉你，就是你干掉法律”頂著如此的殘酷地輿論壓力，無疑已經對司法審判的進行構成了一定沖擊。同時，來自民眾及各界的質疑，也讓媒體的公信力與權威性遭遇了巨大的挑戰。似乎在法院宣判之前，民眾已經給了藥家鑫必死的判決，對生命最初的尊重與挽留，已經完全被憤怒所遮蔽，藥案是互聯網時代典型的群眾審判。造成如此“以群眾狂歡的方式殺死一個人”的現實，這不僅是媒體的失誤，更加是整個社會的悲哀。如果不在這種嗜血的狂歡中清醒，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受害者。

從新聞角度而言，新聞報道是完全的事實報道，不摻加記者個人任何的情感傾向和喜惡，真實是前提也是必須。一輛私家車和兩個父母身份，藥家鑫被貼上了“富二代”的標簽，繼“我爸是李剛”事件后，無疑，給了廣大民眾先入為主的觀念，事實上，無論他背景是貧是富，之于案件，是完全沒有任何干系的，也不存在篤定的影響力。中國貪污腐敗之風一段時間內的不能改變的現實，使大多數人尤其是普通民眾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心理，專橫任性腐敗的權力催生反抗的民意、逆反的民意，也使這種民意染上暴戾與非理性的病毒，給藥家鑫的枷鎖填上了一份沉重的鐐銬。而后來《勿讓藥家鑫肇事殺人誤入標簽式批判慣性》等報道，以及網上對藥家鑫家庭背景的爭議以及媒體發布的關于其并非富家子弟的消息，在完全被憤怒沖昏頭腦的群眾眼里，造成的只能是反效果。和隨后而至的“激情殺人”“職業習慣”等說法，一起在眾人眼里構成了顯得十分拙劣而低俗的開脫。《殺人亂扯“彈鋼琴”，強奸要賴“俯臥撐”？》等文章充分表明人們對于藥家鑫的壞印象已經進一步坐實，此類報道也閃爍出濃重的媒體傾向，難脫審判之嫌。加之，公眾認定，司法腐敗的泛濫會造成殺人兇手的逍遙法外，于是大家義憤填膺，齊聲喊殺。此時，某種“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言論甚囂塵上，無論如何強調司法獨立不受媒體輿論左右，但司法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在法律范圍內回應民意，輿論對司法施壓，司法難逃被非理性的民意所綁架。

此外，過度詳盡地關注報道此案各種細節情節，也讓藥家鑫案件和司法部門的公正執法背上了一層陰影。“學妹聲援、激情殺人、彈琴理論、以其開頭廢除死刑”各種層出不窮的報道相關聯，私人言論泛濫，對民眾對案件的理性判斷造成的更加深刻的影響。完全不具備專業知識和高等教育的群眾并不能像李玫瑾教授等人那么理智地以專業的角度分析本案，某些探究和分析甚至產生嚴重的逆反心理，此時的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引導越是不想藥家鑫死，民眾越是不會放過藥家鑫。此時，“殺死一個人會使那么多人感到痛快，而阻止殺一個人的努力激起那么強烈憤恨”的事實，已經形成，各種仇恨因子同時爆發，應經成為司法審判不得不考慮的因素。如此情況下的藥家鑫，故意殺人罪，已經完全沒有活下來的可能。任何形式的殺戮都不能稱得上一件好事！悔過書被指不真誠，以前的榮譽成為諷刺，哭泣被批作秀，同學鄰居的請愿書更被判斷為藥家一手操辦。同情并不能成為破壞法制的托詞。如此一棍子打死的全盤否定，之于一個人來說，這未免太過偏激、太過殘酷了！司法部門最后在庭審現場首次發出500份之多民意調查問卷，不只是司法民主的一種訴求，更加是司法部門對于民意的變相試探。“言殺藥家鑫”雖然廣大民眾和網友占據主體，但各大媒體確實難逃罪責。不管是前期的消息報道，還是后期不成功的輿論引導，都成為了公眾輿論的制高點，為人們發泄情緒提供了的契機，給后來民憤之火熊熊燃燒添加了至關重要的幾把柴火。

媒體審判在各種案件前后不斷在言論中出現，不僅對民眾的情緒造成影響，為社會治安添加了眾多不和諧因素，同時，也嚴重干預了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為司法部門做出公平、公正的裁決制造了困境。所以，在新聞傳播過程中，我們不得不反思，如何才能在客觀、公正、真實報道和法律范圍內的輿論監督的前提下，避免出現媒體審判。這是現行社會大環境下，我們，不只是媒體，也是社會各界必須關注并為此付出努力的大問題。從藥家鑫可以看出，這個問題處理偏差，會造成媒體、社會專業人士或機構和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的垮臺。“請問，去央視哭一次要花多少錢？”、“磚家”這類言論不會唯獨出現在藥家鑫案中，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受災面，也完全在預料內。到了似乎‘民意’代表公平、正義、良心的地步，那法治豈不形同虛設？‘民意’審判的聲音，左右法理的審判，是法律的尷尬，更是法律的悲劇，這是必須避免的！

當前社會，如何避免媒體審判的現象？這是社會共修的大課題。

自媒體而言，最初，媒體在報道新聞事實的時候，要注意在字里行間、舉手投足不摻雜個人情感和判斷，呈現給受眾最原始的事實。凡是經過加工的東西，都可能遭到有心之人的存心挑剔，如果我們自己做到沒有任何謊言和傾向，就可以理直氣壯的面對來自各界的各種質疑之聲。

其次，我不支持，媒體在案件沒有完全定案之前刊載任何個人言論、公共言論和會可能誤導受眾的實質性報道，即媒體不應該在司法之前作出定性判斷。任何媒體提前表態和定位都有可能帶來輿論**，尤其是那些完全找不出根據的猜測和自以為權威的解讀，無疑為社會輿論制造噱頭，進而造成事態的進一步擴大。我們必須知道，對于法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允許討論，更不允許模棱兩可的偏向，公眾和媒體都不該在對未來猜測假設的基礎上對司法置喙！而是審判后，對于已成的事實，媒體和公眾才存在自由的評論權！

此外，嚴格輿論監督制度，提高媒體公信力。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將直接影響到媒體的執行力和影響力，而媒體審判，對司法的權威性也造成一定的沖擊！媒體輿論監督在發揮促進司法公正，保護公民的知情權，遏制司法腐敗作用的同時，不該干涉到司法的獨立性和公正性，這就要求司法要做到高度公正透明。對此，部分人提倡的司法新聞發言人制度就很值得提倡。媒體監督和司法獨立是可以尋求平衡的，前提就是媒體對于司法工作的不干涉，不評價，我想，如果媒體作為隱形的第三方來單純的對司法做出“視”的動作，不僅可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也可以減低媒體對司法的影響力，同時能夠達到監督的目的！媒體及公眾都不該做事前預測，“查案是警方的事，審判是法院的事”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任何外力的干涉，都會帶來未知的歧義，而媒體就是為其設置隔離帶，保證其獨立進行、不備干涉。

除此之外，全面提高媒體從業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水平，也很重要。媒體人應該具有高度的新聞敏感，預見所發報道可能產生的結果，提前合理小心的措辭，尋求理智的引導，引導向理智的方向，在輿論發生偏差時，做出及時而有效的引導。強化社會意識，增強社會責任感，把社會效益置于經濟效益之上，提高媒體公信力。

當前的社會現狀，要徹底避免媒體審判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作為媒體方，在合理利用言論、出版自由的同時，依然要盡可能的提高對司法的監督力，減少干預力，協力在實踐中尋求最優平衡！

第二篇：《從“藥家鑫案”看庭審報道的注意事項》

摘要：2010年10月20日，藥家鑫駕駛小轎車撞上騎電動車的張妙，因擔心張妙記下其車牌號找麻煩，他拿出尖刀連捅張妙8刀，致其死亡，之后藥家鑫駕車逃離現場。此案一經報道，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而媒體對其的報道熱潮也一直高漲，“藥家鑫案”的庭審報道也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焦點。本文通過央視新聞頻道的《新聞1+1》和社會與法頻道的《庭審現場》對藥家鑫專題報道的對比分析，最后總結出庭審報道的注意事項。

關鍵字：藥家鑫

媒介審判

庭審報道

正

文

一、案情簡述

2010年10月20日23時，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于陜西省西安市大學城學府大道駕車撞傷被害人張妙，下車后，藥發現張正在記自己的車牌號碼，便拿出水果刀，連捅張妙8刀，致其死亡，此后藥駕車逃逸至郭杜十字路口時再次撞傷行人，逃逸時被附近群眾抓獲，后被公安機關釋放。

2010年10月23日，藥在其父母陪同下投案。

2011年1月11日，西安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

3月23日，在經歷延期開庭、補充偵查后，藥家鑫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4月22日，西安市中院一審宣判，被告人藥家鑫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賠償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45498.5 元。月28日，藥家鑫不服，以其罪行并非極其嚴重，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節，應依法從輕處罰為由提出上訴。

2011 年5 月20日，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死刑判決。6月7日上午8時，藥家鑫在西安被執行死刑。

二、藥家鑫案件電視媒體報道

（一）《新聞1+1》節目《藥家鑫從撞人到殺人！》

3月23日，《新聞1+1》播出了專題節目《藥家鑫從撞人到殺人！》。節目以“藥家鑫如何從一個交通肇事者演變成為一個殺人犯”為話題展開報道。節目采用的是當天庭審現場的錄像畫面，并一一介紹了出庭人員，其中包括藥家鑫的同學。節目中詳細講述了案件發生的經過以及藥家鑫殺人的動機，為觀眾還原了案件的相關事實，并穿插播放了庭審現場中藥家鑫的悔過及受害者張妙的丈夫痛苦的部分片段。

這一期節目的嘉賓是中國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在談及被告人藥家鑫有自首情節時，主持人向嘉賓提問藥家鑫是否應該被判死刑。李玫瑾教授指出,此案的審判結果還要考慮是否取得被害人家屬寬恕等因素。之后她就藥家鑫是個什么樣的人為題，指出藥家鑫在成長過程中缺失一種觀念，藥家鑫在成長過程中心理缺失的原因。之后，節目播放了藥家鑫在庭審上對自己從小到大練琴、學習經歷的描述。

節目中李玫瑾教授提出了藥家鑫拿刀殺人的動作是一種強迫行為變成替代行為，是從小練琴形成的機械性的重復動作，是在他內心委屈和不甘需要發泄向時而向下砸琴一樣的動作，這是藥家鑫心理不成熟的一種表現，在遇到不順時把人作為不良的客觀刺激物來看待，認為把人做掉了，刺激物就不存在了。

之后，節目記者就藥家鑫性格的矛盾性，對其家庭進行了調查。就藥家鑫所說的認為農村人難纏進行分析，提出了一個社會普遍存在一種刻板印象和偏見最后呼吁大家要客觀的看待人和事。

（二）《庭審現場》節目《大學生撞人殺人案》

6月18日，《庭審現場》播出節目《大學生撞人殺人案》。節目首先介紹了藥家鑫殺人案犯罪現場不遠處的一起車禍，由車禍追溯到和藥家鑫案件的聯系，最后才介紹案件的主犯藥家鑫。節目詳細描述了當天庭審現場的狀況，包括藥家鑫的犯罪經過、犯罪過程的思想內容、懺悔及請求原諒的畫面和被害人律師的陳述、被害人家屬的悲痛以及法官對此案的評審。

三、藥家鑫案電視媒體報道分析

（一）標題比較分析

關于藥家鑫殺人案的報道都是圍繞庭審現場的錄像展開的，《新聞1+1》的《藥家鑫從撞人到殺人！》是一個比較感性的題目，更多的是從心理方面考慮，由此引出這一期的主要討論的心理教育問題，同時也與本期所請的犯罪心理學的嘉賓相吻合。此外，標題 “從撞人到殺人”，所表示的案件性質的轉變，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觀眾的眼球，激起了觀眾的收看的興趣。

《庭審現場》的《大學生撞人殺人案》則比較平鋪直述，偏重于還原庭審現場的真實情景，詳述庭審過程，符合《庭審現場》一貫的播出內容相符，和其它的犯罪案件沒有太大的區別。標題唯一的亮點是“大學生”，比較能吸引觀眾的注意。

（二）切入點比較分析

《藥家鑫從撞人到殺人！》中，主持人一開始就提及“藥家鑫在去年十月份時開車撞倒一個人，他沒有選擇報警，也沒有選擇逃跑，而是用一種我們大家都不能理解的方式，從車里拿出刀，把受害人連刺幾刀，將其殺死。在事發時，他腦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怎么就由一個交通肇事者變成了一個殺人的人”。從藥家鑫的犯罪動機進行切入，將大家心里都想了解的原因呈現在屏幕前，預示著節目把重點放在藥家鑫身上，重點評論藥家鑫殺人動機，深層剖析了他殺人的家庭因素和社會因素。

《大學生撞人殺人案》一開始并沒有直接提及殺人案件，而是從另一起車禍進行切入，然后把兩個事件進行結合，最后引出兩個案件的同一制造者藥家鑫，還原事實的來龍去脈，詳細描述案件過程和其中因果關系。一個大學生在很短時間內連闖兩場大禍，相比起《新》中只就一個殺人案件進行報道，預示著節目更偏重對案件事實的陳述。

（三）評論比較分析

《藥家鑫從撞人到殺人！》中，李玫瑾教授把藥家鑫心理狀態的成因在一定程度上歸結為社會和家庭因素，把藥家鑫的殺人行為分析為一種慣性動作，是藥家鑫對現狀不滿和不甘的宣泄。她的分析雖然是就是論事，但很多是專家通過“觀察”得出來的結論，沒有實證支持。對藥家鑫的行為判斷的結論下得“過快”，過“學術”，過“科學”，加上煽情的報道從某種程度上給人一種要為藥家鑫脫罪的感覺。

《大學生撞人殺人案》中，主持人的話語帶有對藥家鑫的不滿、選取的庭審片段多是原告指責藥家鑫的犯罪行為、在現場哭訴張妙的死給兩個農村家庭帶來的痛苦以及人們對藥家鑫的行為感到憤怒，在質詢藥家鑫的過程中公訴人的情感傾向非常明顯，主持人及旁白的講解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觀眾的思維導向，有失公正、客觀。

四、報道中存在的問題

（一）報道中輿論導向明顯

《藥家鑫從撞人到殺人！》中，采訪了哭訴哀求的藥家鑫，凄慘可憐的悲狀很難不讓電視機前的關眾產生憐憫之情。同時，只有一位專家李玫瑾教授對藥家鑫的犯罪心理進行分析，卻忽視了反對者的聲音，很容易誤導觀眾。《大學生撞人殺人案》中則過多的選取了被害人家屬悲慘的畫面以及被害人律師咄咄逼人的陳述，對藥家鑫頗為不利，有失公正。

（二）專家評論不確切

李玫瑾教授將“強迫行為”強加在藥家鑫身上，將藥家鑫殺人的動作比喻成彈琴的動作，把藥家鑫的行為說成是對現實不滿的發泄，這樣的評論雖為一家之言，但是沒有經過論證的結論在《新聞1+1》這樣的央視王牌節目中出現，會使觀眾對節目的信任度下降，節目的權威性也會受到影響。

（三）對公民權利的侵害

在《新聞1+1》中，節目制作方在進行庭審報道時措辭比較客觀，如實報道本案。同時，對于原告妻子、被害人張妙的照片進行了處理，保護了公民的隱私權。而在《庭審現場》中直接使用了未加處理的死者張妙的照片，而且不止一次出現；從主持人的串詞中也可以明顯感受到對藥家鑫的指責和憤懣。不論是死者還是犯人，他們都應受到尊重，媒體作為社會思潮和觀念的引領者更應做好表率。

五、應該如何改進

(一)公正報道，不做任何一方代言人，維護司法尊嚴

注重報道的平衡性，如實報道各方面的意見，包括原告方、被告方、律師、法官等各方面的意見，不能只介紹某一方的看法；盡量不帶個人偏見，真正表達公眾輿論，讓觀眾去評判事實。

（二）節目評論保證真實性、客觀性

用事實說話，報道要準確全面地反映已經發生的新聞事實，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維護新聞的真實性。發表評論時要清楚地交代信息來源，用詞平和，不宜使用過分強烈夸張的詞語。報道過程中要注意措辭嚴謹，不使用具有惡意攻擊性的貶義詞語，以免侵害他人名譽權。

（三）要有人文關懷精神

在報道時要學會“換位思考”，采用著重事件淡化人物的寫作手法，減少傷害。對犯罪案件中的受害人要給予更多的人文關懷，注意保護受害者的安全和名譽，避免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六、結語

《新聞1+1》和《庭審現場》對于藥家鑫案的報道都符合它們各自節目的特點，但美中不足的地方確實應該改進。不只是央視，包括其他媒體也一樣，它們的職責是通過客觀、理性地揭示事實，把審判過程置于“陽光”之下，從而起到監督的作用。他們有權向公眾報道案件的事實、審理過程及結果，但不能侵犯司法獨立，不能引導社會帶有激進傾向的輿論，發表未經證實的猜測、非專業的評論。

參考文獻：

1、《傳媒法規與倫理》 王軍 2010 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2、《從“藥家鑫案”看庭審報道的規范與要求》 樊玥辰

3、《從藥家鑫案電視報道看庭審報道得失》

劉棟梁

4、《該如何看待藥家鑫案？》

馮成

第三篇：藥家鑫案分析

藥家鑫案分析

藥家鑫，西安音樂學院大三的學生，于2010年10月20日23時許，駕駛紅色雪佛蘭小轎車從西安外國語學院長安校區返回西安，當行駛至西北大學長安校區西圍墻外時，撞上前方同向騎電動車的張妙，后藥家鑫下車查看，發現張妙倒地呻吟，因怕張妙看到其車牌號，以后找麻煩，便產生殺人滅口之惡念，遂從隨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對倒地的被害人張妙連捅數刀，致張妙當場死亡。殺人后，被告人藥家鑫駕車逃離現場，當車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時再次將兩行人撞傷，后交警大隊郭杜中隊將肇事車輛暫扣待處理。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經法醫鑒定：死者張妙系胸部銳器刺創致主動脈、上腔靜脈破裂大出血而死亡。2011年3月23日，該案件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審。

“去年10月20日晚11點多，我開車去大學城見朋友，返回西安的路上，我低頭換光碟時感覺車身顫了一下，我停下車，透過車燈發現，車前有一輛電動自行車。下車后，發現一個女的躺在地上，距離我的車只有兩三米，并且抬起頭正在記車號。我當時特別慌亂，想著要是被撞者落下終身殘疾，她會纏我一輩子。一看周圍沒有目擊者，所以，我一時鬼迷心竅，掏出隨身攜帶的尖刀，將她殺死了……之后，我開車逃離現場。沒多久又撞了兩個人，想再駕車逃跑時，被附近居民圍在現場，后來就被警察抓了。”——藥家鑫自述

案件開審

西安市人民檢察院以故意殺人罪對藥家鑫提起公訴，藥家鑫在訊問中說，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駕照，轎車屬于他名下，2010年6月購買。他承認在案發時內心非常害怕，殺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兇器是一把長二三十公分的單刃切肉刀，是他在案發當天在超市買的。

他說，他裝著刀的包就放在副駕駛位置上，下車查看時，他隨身帶著包下去的。因為他父母叮囑他，貴重物品要隨身攜帶。在下車查看時發現張妙躺著有呻吟聲。他沒有詢問傷情，也沒有與傷者說話，考慮到對方撞傷后會找他不斷索賠，隔了兩三秒的時間，就拿刀開始刺被害人。究竟刺了多少刀，刺到什么部位已經記不住了。據悉，目前被害人家屬只拿了15000元的喪葬費，拒絕了藥家鑫父母給的另一筆30000元的賠償。

被告律師辯護

藥家鑫表示后悔，其律師許濤辯稱為激情殺人。他的律師辯護說，這是一起交通肇事轉型的故意殺人案件，藥家鑫是一念之差，屬于激情殺人。他的成長道路沒有污點，學習優秀、得過各種獎勵，且有自首情節。希望法庭從寬量刑，給他一條改過自新的路。藥家鑫案受害人張妙家人的代理律師許濤表示，關于民事賠償，兩家仍未達成協議，庭審中，本案原告當庭向法官提出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許濤也曾表示，張妙家人不在乎賠償數額，但是認為對方的態度不積極，很難接受。

同學請愿

庭審現場辯護人律師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報紙對藥家鑫主動遞交悔過書的報道，上學期間的13份獎勵，被告人校友、同學、鄰居的4份請愿書，請求法庭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不能成為證據。

民事原告人張妙的丈夫當庭說：我不看那個，那都是垃圾！什么是激情殺人

激情殺人，即本無任何殺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將他人殺死，其必須具備以下條件：其一，必須是因被害人嚴重過錯而引起行為人的情緒強烈波動；其二，行為人在精神上受到強烈刺激，一時失去理智，喪失或減弱了自己的辨認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須是在激憤的精神狀態下當場實施。

案件評論

前段時間，李啟銘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剛”，這句極端囂張之言，曾激起公眾輿論的喧囂；而今，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撞傷女服務員，過度荒誕的“撞人補8刀”的惡劣行徑，則超越了公眾容忍的底線，“飛揚跋扈”、“慘無人道”，每一頂帽子扣在這位大三學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眾人，不單是義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們似乎又見到了導致人性極度扭曲的權錢附體或護佑。肇事者所駕駛的車輛系其私家車，其家境殷實。是什么讓一個象牙塔里的天之驕子，對鮮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讓一個心智健全的成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水準和對法律的敬畏感？難道僅僅是“財富”和“權力”嗎？當然不是。甚囂塵上的權錢崇拜與無視法律的尊嚴難逃干系。

一定意義上講，恰恰是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助長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適宜其生長的土壤。比如，是銀行VIP，就可以插隊沒商量；是官員子女，招聘條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兒”??“用錢擺平”和“用權擺平”的事件你方唱罷我登場。可糟糕的是，眾人不僅是審丑疲勞、見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錢”與“權”擁有法外特權。不得不承認，一種社會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個擁有了“流行因素”的個體就會應驗什么。“撞人補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們的執法者，面對權貴階層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也常顯得底氣不足。回首以往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眾人的，也許并非是顧名思義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當事人悲慘的命運。而是一個權貴人員憑借金錢或權力為所欲為，凌駕于法律與規則之上，敢想也敢做，東窗事發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數，或“出錢私了”、或“聲明道歉”，來逃避或減輕法律制裁，而且最終成功了。

西安大學生“撞人補8刀”案結果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見，財富和權力人人畸形追逐、公眾看不清定刑依據與量刑標準、司法常對權貴法外開恩的最終指向，是一個社會規則、道德及人心的潰瘍。而我們的困境則在于：面對一再被洞穿的底線，面對無力收拾的野性，面對天天呼號的法律平等，我們如何修復，又拿什么修復？

藥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場社會悲劇

藥家鑫事件絕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們的制度和社會，出現了某種“神經癥性紊亂”。健全的人性與制度的腐敗從來就不共戴天。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漠視人的生命和尊嚴，危機就隱藏在一系列社會事件中，如宜黃事件等種種強拆悲劇、趙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門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時候，往往千方百計規避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更多留給自己的是權利和 無責任。權力出了問題，聚斂財富并按親疏遠近分配資源，就會撕裂社會的道德和人與人的關系——而它們又把其效應“傳導”給人性，使人性出現大規模的敗壞。

權力紊亂讓社會變得瘋狂

論者石勇認為，權力的神經癥性紊亂傳導到社會上，只能讓一個社會變得瘋狂。2010年，“我爸是李剛！”成為經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飆車撞人構成當代奇觀。這些現象表明，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上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主宰性的意識形態，窮人在遭受羞辱。貧富懸殊必然埋下沖突的種子。但在具有很大風險的時候，沖突不會冒出社會的地表，而是會以“潛規則”盛行、社會泄憤、誠信缺失、瘋狂拜金等形式出現。它們構成了替代性的發泄渠道

藥家鑫事件還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過是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不受制約的權力和瘋狂的社會，對于人的心理結構的影響是巨大的。觀察一下社會心理就是，焦慮、怨恨、冷漠、恐懼、不安全感、不確定性彌漫于中國社會。失去正義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殘忍和暴虐，便隨時等待機會發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殺農婦的西安大學生藥家鑫的殘忍。包括前幾年的馬加爵、邱興華都是這號人物。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價值取向——積極救助傷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義務

刑法里規定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發時主觀上沒有直接的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則定罪較輕，正因為是犯罪人主觀上是過失，刑法才對交通肇事罪規定了較輕刑罰，同時，交通肇事后積極救助傷者是也最為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為迫切的法定義務，必須積極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義務。

刑法規定肇事逃逸或者為了逃避法律追究隱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見證刑法對肇事者不積極救助致傷者死亡的嚴厲打擊的態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藥家鑫的行為，可謂令人發指，交通肇事后下車不但沒有積極救助傷者，反而揮刀刺向可憐的傷者，試想藥家鑫當時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傷者是自己的同類，是人命，不是物呀？據法庭調查，被告人連刺8刀將傷者刺死，駕車逃竄。這種嚴重漠視他人生命，漠視自己的同類，缺乏起碼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產生的？

就是一個沒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民眾，起碼也知道助人為樂，救助有困難的他人的道理，“大學生”藥家鑫卻反人性的反常識性剝奪他們生命，這是典型的故意殺人罪，一點不含糊。

據被告人在庭審現場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難纏，聽說農民難纏，害怕陷入無休止的賠償糾紛中，一閃念就取出了隨身攜帶的剪刀刺向傷者，認為刺死了傷者就不用無休止的賠償了。

藥家鑫此類駕車的僥幸者大錯特錯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傷者，救人性命，只會讓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鐵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惡性的案件還會受到刑法處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藥家鑫之類駕車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喪心病狂們，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視他人的性命，法律也會毫不留情的剝奪你的性命。二 刑法中的死刑難題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刑法規定有罪行的，可以判處被告人相應刑罰，刑法沒有規定的罪行，不得判處被告人刑法規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規定了：故意殺人的判死刑，藥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殺死傷者案件事實清楚，公訴人出示的各項證據確實充分，認定故意殺人罪，應該沒有問題，但問題在于：

藥家鑫=大學生=21歲的年輕人，根據刑法規定剝奪一個被告人生命的同時，我們惋惜，還是恐懼？畢竟我們也在也在根據刑法合法殺人。人們會說古往今來，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他這是自作自受，活該。

那能不能我們給自己的同類這樣一個年輕人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留下他的性命，讓他在鐵窗內度過漫長的幾十年的贖罪生活，等到將來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獄了，重新做人。筆者注意到庭審中的一個細節：被告人藥家鑫在做最后陳述時，失聲痛哭，顫抖的聲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贍養老人，照顧孩子，愿意賠償贖罪，這一刻藥家鑫應該是發自內心的，是一個殺人犯面臨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懼后怕中發出的懺悔聲音。父母給予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僅有的一次，我們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類的他人的性命？這不僅僅是問給我們自己，也問給藥家鑫，假如當初揮刀那一剎那間轉而善待自己同類的性命，將會是另一種境地。佛家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證。

然而，當我們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樣是活生生的年輕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兩歲幼子的母親，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傷醫治好了，繼續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藥家鑫沒有給這位不幸的女子一條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親人，平凡的農民的家庭幸福被破滅，就在被告人的一轉念之間狼性行為造成的終生悲劇，正如死者丈夫庭審所說，孩子永遠的失去的母愛，這一生都無法彌補，是多少錢都換不回來的。

被告人殺了人，我們根據刑法規定合法殺掉殺人者，正義就實現了嗎？我們是在實現正義？還是在延續殺人者悲劇——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劇？這樣子，算一下，就會有兩個家庭的悲劇。

三 悲劇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殺人償命，毫無疑問，我們等待法庭的公正判決，等待正義的到來。政府學校組織近400名大專院校在校大學生來旁聽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們大學生年輕人一定要樹立對生命的敬畏意識，從內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懷有在人間做了惡事就會下地獄受懲罰的一樣恐懼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劇的重演，有了對愛他們生命，就像愛自己性命一樣的意識，才會在發生了類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應是救助人命，而不是產生草菅人命的禽獸惡念。

同樣的國內幾十家眾多媒體的高度關注，通過對此案的全國性公開審理，該案絕對會對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須積極第一時間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駕車的人們有著對人命關天的樸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識，悲劇才會不會重演。最后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記交通肇事后第一時間積極救助人命這一常識。

藥家鑫不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發表時間：2011-3-26 15:55:00 閱讀次數:286 所屬分類：未分類

2011年3月23日上午9點45分，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開車撞傷人后又連刺數刀致對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中，藥家鑫當庭下跪哭訴悔罪，辯護律師以自首和“激情殺人”為其辯護，要求從輕處罰。檢察院則認為，藥家鑫因開車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情節惡劣，后果嚴重，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檢察機關認為藥家鑫雖有自首情節，但不足以從輕處罰。庭審結束時法官宣布經合議庭合議后將擇日宣判。

一時間，社會各界對藥家鑫案的判決結果議論紛紛，筆者瀏覽了網上公眾的發言和相關媒體的報道，覺得大多數人認為藥家鑫必須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否則難消民恨，難除后患。對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這起案件到底怎樣定性判處怎樣的刑罰才是合適的呢？結合筆者的執業經驗和我國的相關法律政策規定，我認為該案以死緩結案是恰當的。在闡釋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說幾點：

國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兩大功能：社會保護功能和人權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創制、適用與執行刑罰所可能產生的積極的社會作用。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外在表現。國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預防犯罪，其次是懲罰犯罪。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內在屬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顯刑法對社會最后一道保護底線的作用。我們看待一個刑事案件的時候，不能僅僅帶著一個單純、原始的刑罰觀點看待社會發展中的犯罪問題，我們應該想到一個刑罰的適用對社會、對受害者及對加害者產生的整體影響，否則，國家也沒有必要設立檢察公訴機關主動揭發打擊犯罪，任由我們自己解決罷了。

我一直以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從重處罰、殺一儆百，而是運用完善的法律，對每一個社會發展中發生的案件都公正適用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任何一個案件的審判都不能被媒體綁架，更不能被民間輿論所傾軋。

我認為藥家鑫案判處死緩是恰當的，理由如下：

一，通過對自首前后藥家鑫的行為表現可知，大學生藥家鑫的殺人行為，動機來自于對先前過失行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預謀，本想以不為人知的結果擺脫“農村人的糾纏”，他是在恐懼、恐慌之中選擇了一個更錯的方式解決已經犯下的錯誤，但比起預謀已久的故意殺人來說，主觀故意突然了許多，這對于一個涉世不深的孩子來講似乎可以考慮他的魯莽，主觀惡性沒有到惡極的程度。

二，藥家鑫的自首情節一般應當予以考慮。雖然法律規定了“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但法律規定的“可以”不能理解為既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而應理解為一般情況下應當照此辦理。自首是犯罪后行為人的悔改表現之一，這種悔改表現并非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而且還要付諸實際行動。刑罰的目的根本在于預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險性較小的一類犯罪人。我國司法實踐中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除對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以外，對絕大多數犯罪分子都是實行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使其改惡從善，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們輕易殺之，對個人對社會都沒有好處，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還血、同態復仇的土壤，對生命敬畏與尊重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是一種阻力。

三，對藥家鑫判處死緩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緩帶來的終身苦役的強度足以改變藥家鑫決意再犯罪的心靈。死刑立即執行確實具有威懾作用，可以讓社會看到酣暢淋漓的隆重的集體謀殺行為帶來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們可以輕易殺掉一個愿意悔過自新的藥家鑫，但是，我們通過這個行為給藥家鑫的家人朋友，給受害者的家人，給我們整個社會又帶來了什么？死刑立即執行適用的對象為“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為以及后果極其嚴重，給社會造成的損失特別巨大，它體現犯罪的客觀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殺；惡極，指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特別大，它體現的是犯罪的主觀過錯程度，非惡極，不殺；只有同時具備罪大與惡極，才可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凡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能殺，否則就是錯殺。我以為藥家鑫的犯罪行為即使達到“罪大”底線，尚未達到“惡極”的地步。適用死緩，2年期滿后，沒有故意犯罪的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2年期滿后，減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行死刑。同時，死緩的適用終身剝奪了罪犯的政治權利。對藥家鑫適用死緩可以達到預防犯罪與懲罰犯罪的雙重目的。

四，徹底摒棄媒體定罪和輿論審判。現在的媒體常常充當無冕法院的角色，法官還沒有說話，律師甚至還沒有辯護，哪個人該定何罪判什么刑罰媒體報道的字里行間似乎都一清二白，這是很可怕的一種現象。媒體報道只能針對事實本身，不能對事件的性質作出論斷，否則偏離了媒體報道尊重事實真相的本質。同時，民間充溢的“殺人償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國國民普遍從眾的心理，在面對與普通民眾通常判斷不一致的法院判決時，民眾更多愿意相信感覺而不是權威的法律，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義之劍，無畏而立。

五，近年來一系列案件事實也可以看到藥家鑫案判處死緩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課堂上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當堂砍死，付某在庭審中仍然不悔罪，但考慮到其有自首情節和先前良好表現，本著懲罰與教育的精神以死緩結案。付某在課堂上用刀將老師砍死的行為性質惡劣程度可以想見。“我爸是李剛案”的兇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園內發生交通肇事罪為由判處有期徒刑6年。這些案件的危害性與藥家鑫案相比孰輕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舉保障人權和尊重生命旗幟的今天，恐怕不會也不應該對藥家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綜上，考慮到藥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節及悔罪表現等一系列因素來看，對藥家鑫處以死緩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達不到對藥家鑫動用死刑立即執行的地步。

第四篇：論藥家鑫案

論藥家鑫案

摘要：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關注，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也極大地敗壞了我省高校和大學生的聲譽。藥家鑫事件雖屬偶發個案，但教訓是深刻的，所反映出大學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規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和深思。關鍵詞：教訓，人性善，道德意識，法律平等

引言

前段時間，李啟銘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剛”，這句極端囂張之言，曾激起公眾輿論的喧囂；而今，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撞傷女服務員，過度荒誕的“撞人補8刀”的惡劣行徑，則超越了公眾容忍的底線，“飛揚跋扈”、“慘無人道”，每一頂帽子扣在這位大三學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眾人，不單是義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們似乎又見到了導致人性極度扭曲的權錢附體或護佑。肇事者所駕駛的車輛系其私家車，其家境殷實。是什么讓一個象牙塔里的天之驕子，對鮮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讓一個心智健全的成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水準和對法律的敬畏感？難道僅僅是“財富”和“權力”嗎？當然不是。甚囂塵上的權錢崇拜與無視法律的尊嚴難逃干系。

一定意義上講，恰恰是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助長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適宜其生長的土壤。比如，是銀行VIP，就可以插隊沒商量；是官員子女，招聘條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兒”??“用錢擺平”和“用權擺平”的事件你方唱罷我登場。可糟糕的是，眾人不僅是審丑疲勞、見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錢”與“權”擁有法外特權。不得不承認，一種社會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個擁有了“流行因素”的個體就會應驗什么。“撞人補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們的執法者，面對權貴階層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也常顯得底氣不足。回首以往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眾人的，也許并非是顧名思義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當事人悲慘的命運。而是一個權貴人員憑借金錢或權力為所欲為，凌駕于法律與規則之上，敢想也敢做，東窗事發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數，或“出錢私了”、或“聲明道歉”，來逃避或減輕法律制裁，而且最終成功了。西安大學生“撞人補8刀”案結果如何，我們還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見，財富和權力人人畸形追逐、公眾看不清定刑依據與量刑標準、司法常對權貴法外開恩的最終指向，是一個社會規則、道德及人心的潰瘍。而我們的困境則在于：面對一再被洞穿的底線，面對無力收拾的野性，面對天天呼號的法律平等，我們如何修復，又拿什么修復？

案件評論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價值取向——積極救助傷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義務

刑法里規定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發時主觀上沒有直接的積極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則定罪較輕，正因為是犯罪人主觀上是過失，刑法才對交通肇事罪規定了較輕刑罰，同時，交通肇事后積極救助傷者是也最為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為迫切的法定義務，必須積極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義務。

刑法規定肇事逃逸或者為了逃避法律追究隱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見證刑法對肇事者不積極救助致傷者死亡的嚴厲打擊的態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藥家鑫的行為，可謂令人發指，交通肇事后下車不但沒有積極救助傷者，反而揮刀刺向可憐的傷者，試想藥家鑫當時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傷者是自己的同類，是人命，不是物呀？據法庭調查，被告人連刺8刀將傷者刺死，駕車逃竄。這種嚴重漠視他人生命，漠視自己的同類，缺乏起碼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產生的？

就是一個沒受過一點教育的普通民眾，起碼也知道助人為樂，救助有困難的他人的道理，“大學生”藥家鑫卻反人性的反常識性剝奪他們生命，這是典型的故意殺人罪，一點不含糊。

據被告人在庭審現場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難纏，聽說農民難纏，害怕陷入無休止的賠償糾紛中，一閃念就取出了隨身攜帶的剪刀刺向傷者，認為刺死了傷者就不用無休止的賠償了。

藥家鑫此類駕車的僥幸者大錯特錯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傷者，救人性命，只會讓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鐵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惡性的案件還會受到刑法處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藥家鑫之類駕車肇事后不去積極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喪心病狂們，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視他人的性命，法律也會毫不留情的剝奪你的性命。

二 刑法中的死刑難題

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刑法規定有罪行的，可以判處被告人相應刑罰，刑法沒有規定的罪行，不得判處被告人刑法規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規定了：故意殺人的判死刑，藥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殺死傷者案件事實清楚，公訴人出示的各項證據確實充分，認定故意殺人罪，應該沒有問題，但問題在于：

藥家鑫=大學生=21歲的年輕人，根據刑法規定剝奪一個被告人生命的同時，我們惋惜，還是恐懼？畢竟我們也在也在根據刑法合法殺人。人們會說古往今來，殺人償命，天經地義，他這是自作自受，活該。

那能不能我們給自己的同類這樣一個年輕人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留下他的性命，讓他在鐵窗內度過漫長的幾十年的贖罪生活，等到將來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獄了，重新做人。筆者注意到庭審中的一個細節：被告人藥家鑫在做最后陳述時，失聲痛哭，顫抖的聲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贍養老人，照顧孩子，愿意賠償贖罪，這一刻藥家鑫應該是發自內心的，是一個殺人犯面臨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懼后怕中發出的懺悔聲音。父母給予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僅有的一次，我們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類的他人的性命？這不僅僅是問給我們自己，也問給藥家鑫，假如當初揮刀那一剎那間轉而善待自己同類的性命，將會是另一種境地。佛家說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證。

然而，當我們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樣是活生生的年輕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兩歲幼子的母親，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傷醫治好了，繼續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藥家鑫沒有給這位不幸的女子一條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親人，平凡的農民的家庭幸福被破滅，就在被告人的一轉念之間狼性行為造成的終生悲劇，正如死者丈夫庭審所說，孩子永遠的失去的母愛，這一生都無法彌補，是多少錢都換不回來的。

被告人殺了人，我們根據刑法規定合法殺掉殺人者，正義就實現了嗎？我們是在實現正義？還是在延續殺人者悲劇——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劇？這樣子，算一下，就會有兩個家庭的悲劇。

三 悲劇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殺人償命，毫無疑問，我們等待法庭的公正判決，等待正義的到來。政府學校組織近400名大專院校在校大學生來旁聽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們大學生年輕人一定要樹立對生命的敬畏意識，從內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懷有在人間做了惡事就會下地獄受懲罰的一樣恐懼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劇的重演，有了對愛他們生命，就像愛自己性命一樣的意識，才會在發生了類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應是救助人命，而不是產生草菅人命的禽獸惡念。

同樣的國內幾十家眾多媒體的高度關注，通過對此案的全國性公開審理，該案絕對會對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須積極第一時間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駕車的人們有著對人命關天的樸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識，悲劇才會不會重演。最后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記交通肇事后第一時間積極救助人命這一常識。

藥家鑫不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發表時間：2011-3-26 15:55:00 閱讀次數:286 所屬分類：未分類 2011年3月23日上午9點45分，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的西安音樂學院大三學生藥家鑫開車撞傷人后又連刺數刀致對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庭審中，藥家鑫當庭下跪哭訴悔罪，辯護律師以自首和“激情殺人”為其辯護，要求從輕處罰。檢察院則認為，藥家鑫因開車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情節惡劣，后果嚴重，應以故意殺人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檢察機關認為藥家鑫雖有自首情節，但不足以從輕處罰。庭審結束時法官宣布經合議庭合議后將擇日宣判。

一時間，社會各界對藥家鑫案的判決結果議論紛紛，筆者瀏覽了網上公眾的發言和相關媒體的報道，覺得大多數人認為藥家鑫必須得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否則難消民恨，難除后患。對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這起案件到底怎樣定性判處怎樣的刑罰才是合適的呢？結合筆者的執業經驗和我國的相關法律政策規定，我認為該案以死緩結案是恰當的。在闡釋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說幾點：

國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兩大功能：社會保護功能和人權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國家創制、適用與執行刑罰所可能產生的積極的社會作用。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外在表現。國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預防犯罪，其次是懲罰犯罪。它強調刑罰適用的內在屬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顯刑法對社會最后一道保護底線的作用。我們看待一個刑事案件的時候，不能僅僅帶著一個單純、原始的刑罰觀點看待社會發展中的犯罪問題，我們應該想到一個刑罰的適用對社會、對受害者及對加害者產生的整體影響，否則，國家也沒有必要設立檢察公訴機關主動揭發打擊犯罪，任由我們自己解決罷了。

我一直以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從重處罰、殺一儆百，而是運用完善的法律，對每一個社會發展中發生的案件都公正適用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任何一個案件的審判都不能被媒體綁架，更不能被民間輿論所傾軋。

我認為藥家鑫案判處死緩是恰當的，理由如下：

一，通過對自首前后藥家鑫的行為表現可知，大學生藥家鑫的殺人行為，動機來自于對先前過失行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預謀，本想以不為人知的結果擺脫“農村人的糾纏”，他是在恐懼、恐慌之中選擇了一個更錯的方式解決已經犯下的錯誤，但比起預謀已久的故意殺人來說，主觀故意突然了許多，這對于一個涉世不深的孩子來講似乎可以考慮他的魯莽，主觀惡性沒有到惡極的程度。

二，藥家鑫的自首情節一般應當予以考慮。雖然法律規定了“可以”從輕、減輕、免除處罰，但法律規定的“可以”不能理解為既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而應理解為一般情況下應當照此辦理。自首是犯罪后行為人的悔改表現之一，這種悔改表現并非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而且還要付諸實際行動。刑罰的目的根本在于預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險性較小的一類犯罪人。我國司法實踐中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除對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以外，對絕大多數犯罪分子都是實行懲罰與教育改造相結合，使其改惡從善，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對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們輕易殺之，對個人對社會都沒有好處，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還血、同態復仇的土壤，對生命敬畏與尊重的社會價值觀的形成是一種阻力。

三，對藥家鑫判處死緩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緩帶來的終身苦役的強度足以改變藥家鑫決意再犯罪的心靈。死刑立即執行確實具有威懾作用，可以讓社會看到酣暢淋漓的隆重的集體謀殺行為帶來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們可以輕易殺掉一個愿意悔過自新的藥家鑫，但是，我們通過這個行為給藥家鑫的家人朋友，給受害者的家人，給我們整個社會又帶來了什么？死刑立即執行適用的對象為“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為以及后果極其嚴重，給社會造成的損失特別巨大，它體現犯罪的客觀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殺；惡極，指犯罪分子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特別大，它體現的是犯罪的主觀過錯程度，非惡極，不殺；只有同時具備罪大與惡極，才可適用死刑立即執行。凡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能殺，否則就是錯殺。我以為藥家鑫的犯罪行為即使達到“罪大”底線，尚未達到“惡極”的地步。適用死緩，2年期滿后，沒有故意犯罪的減為無期徒刑；如果確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現，2年期滿后，減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執行死刑。同時，死緩的適用終身剝奪了罪犯的政治權利。對藥家鑫適用死緩可以達到預防犯罪與懲罰犯罪的雙重目的。

四，徹底摒棄媒體定罪和輿論審判。現在的媒體常常充當無冕法院的角色，法官還沒有說話，律師甚至還沒有辯護，哪個人該定何罪判什么刑罰媒體報道的字里行間似乎都一清二白，這是很可怕的一種現象。媒體報道只能針對事實本身，不能對事件的性質作出論斷，否則偏離了媒體報道尊重事實真相的本質。同時，民間充溢的“殺人償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國國民普遍從眾的心理，在面對與普通民眾通常判斷不一致的法院判決時，民眾更多愿意相信感覺而不是權威的法律，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義之劍，無畏而立。

五，近年來一系列案件事實也可以看到藥家鑫案判處死緩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課堂上將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當堂砍死，付某在庭審中仍然不悔罪，但考慮到其有自首情節和先前良好表現，本著懲罰與教育的精神以死緩結案。付某在課堂上用刀將老師砍死的行為性質惡劣程度可以想見。“我爸是李剛案”的兇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園內發生交通肇事罪為由判處有期徒刑6年。這些案件的危害性與藥家鑫案相比孰輕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舉保障人權和尊重生命旗幟的今天，恐怕不會也不應該對藥家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綜上，考慮到藥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節及悔罪表現等一系列因素來看，對藥家鑫處以死緩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達不到對藥家鑫動用死刑立即執行的地步。

藥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場社會悲劇

藥家鑫事件絕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們的制度和社會，出現了某種“神經癥性紊亂”。健全的人性與制度的腐敗從來就不共戴天。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漠視人的生命和尊嚴，危機就隱藏在一系列社會事件中，如宜黃事件等種種強拆悲劇、趙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門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時候，往往千方百計規避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更多留給自己的是權利和無責任。權力出了問題，聚斂財富并按親疏遠近分配資源，就會撕裂社會的道德和人與人的關系——而它們又把其效應“傳導”給人性，使人性出現大規模的敗壞。權力紊亂讓社會變得瘋狂

論者石勇認為，權力的神經癥性紊亂傳導到社會上，只能讓一個社會變得瘋狂。2010年，“我爸是李剛！”成為經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飆車撞人構成當代奇觀。這些現象表明，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上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主宰性的意識形態，窮人在遭受羞辱。貧富懸殊必然埋下沖突的種子。但在具有很大風險的時候，沖突不會冒出社會的地表，而是會以“潛規則”盛行、社會泄憤、誠信缺失、瘋狂拜金等形式出現。它們構成了替代性的發泄渠道

藥家鑫事件還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過是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不受制約的權力和瘋狂的社會，對于人的心理結構的影響是巨大的。觀察一下社會心理就是，焦慮、怨恨、冷漠、恐懼、不安全感、不確定性彌漫于中國社會。失去正義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殘忍和暴虐，便隨時等待機會發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殺農婦的西安大學生藥家鑫的殘忍。包括前幾年的馬加爵、邱興華都是這號人物。

二、從“藥家鑫們”看人性教育缺失

“我要是他藥家鑫，我也捅??怎么沒想著受害人當時不要臉來著，記車牌？”據留言人的資料顯示，如此的話語竟然來自一個大學生——藥家鑫同門師妹李穎。這番冷血“雷語”，短時間內在網絡瘋傳，并發酵為公共話題，引發社會深層次的思考。

作為一位受過十幾年教育的女大學生，我們難以想象，為何會說出如此暴戾、冷血的話！藥家鑫漠視生命，捅殺無辜受害者，本是十惡不赦的犯罪行徑，但這位女大學生竟大放厥詞，力挺藥家鑫，不知深重地放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李大學生的是非觀念、人性美丑完全顛倒錯亂了。

誠然，她是藥家鑫的同門師妹，說話可能帶有一定的傾向性而讓價值判斷扭曲。但是，縱覽藥家鑫殺人案件，不難發現，藥家鑫的極端殘暴行為，李穎的極端言論，并非僅僅是個案。一言以蔽之，他們并非是“一個人在戰斗”。比如，除了李穎力挺外，他的同學片面地認為藥一貫溫良、品學兼優，是個“好人”；律師將其兇殘辯護為“激情殺人”；更有某專家聲稱“藥家鑫捅八刀是習慣性彈鋼琴動作”等。一個藥家鑫的背后站著更多的“藥家鑫們”，事件所折射出的問題，就已經不是藥家鑫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每一個藥家鑫就會直接對應著一個甚至是多個張妙。

如果再外延一下，我們發現漠視生命的各種版本并不乏見：

2009年“杭州飆車案”發生時，“官二代”同伴圍在死者身前嬉笑的場景灼痛了公眾的眼睛； 2010年，廣東河源數名中學生在校園外的一條小巷里將一名流浪漢活活打死；

2010年，李啟銘在校園內將兩名女生撞成一死一傷后，囂張冷漠地喊出“我爸是李剛”； 2011年4月13日，湘鄉市發生一起肇事司機有二次碾人行為交通事故造成一兒童被壓死； 2011年5月8日，重慶市忠縣交通肇事司機將一女乞丐撞傷后逃逸，過了一個小時之后又返回原地將傷者壓死；

2011年5月7日在福州市倉山區百花洲東路的非機動車道上，車號為“閩A2F209”的司機將一名小女孩撞倒之后下車查看，上車之后倒車碾過小女孩的后背，造成小女孩死亡；

?? 所有這些，無不折射出中國當下社會一部分人們對生命逝去的茫然與冷漠。

三、人性教育，勢在必行

（一）人性教育的含義

人性的教育是整個教育的原點。泰戈爾說：“教育的目的應當是向人類傳送生命的氣息”，把生命、人性教育視為原點可謂正本清源。教育之“育”正是應該從尊重生命開始，使人性向善，使人胸襟開闊，使人喚起自身美好的“善”根。而“藥家鑫們”，缺失的恰恰是對生命的敬畏。

（二）產生的原因

1、過分倚重知識傳授

當今中國教育的全部與“真諦”，仍然是過分倚重知識的傳授，而對學生心理健康、人格健全、是非判斷標準、價值觀念的教育卻是缺失的，當然也包括對敬畏生命教育的缺失等。

2、人性教育處于教育序列邊緣狀態

在當前中國社會，人格發展、道德發展在教育序列中，一直就處在邊緣狀態。教育行為完全繞著分數和就業率轉。高等教育道德教育缺位已成不爭的事實，過度的逐名奪利之心打破了本應有的校園寧靜，學生爭名奪利之風日盛。特別隨著市場經濟的日益發展，逐漸出現了“功利下移”現象。以前還只是大

三、大四的面臨就業的學生不能安心于書本、安心于課堂，而現在連剛進校的大學生，就在考慮如何就業、如何賺錢，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目的僅僅是獲得文憑，成為缺乏基本道德觀的“就業機器”。而高校不遏制這一趨勢反而自降門檻和職業教育學院“爭生意”、比高下，于是乎就業率成為衡量高校辦學質量的依據，這也導致學校顧不上進行德育甚至是人性教育！

3、長久以來對生命教育課的忽視

家長只要求孩子考重點、上名校；老師只要求學生考高分、出成績；社會也只會追捧所謂的中考、高考狀元，沒有人真正在乎他們的人格教育，在乎他們的心理健康成長。最后，這種忽視的惡果終于顯現出來，藥家鑫撞人后殺人，他的師妹發表毫無人性的言論，不過都是這種教育缺失的具體體現而已。

4、應試教育帶來的弊端

長期的應試教育壓抑人性，剝奪了學生的青春，學生不能從繁重的作業中解放出來，不能使學生得到在此年齡應該得到的人性教育。在“藥家鑫案件”中，央視采訪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專家李玫瑾說“藥家鑫殺人是彈鋼琴的習慣動作”，雖說夸大其詞，但是從一個角度也說明藥家鑫受機械灌輸式的應試教育迫害之重。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都是生命教育嚴重缺失的結果。而一個連對自己或者是他人生命都缺乏尊重的人，無論他鋼琴彈得多好，學業多么優秀，都不可能成為一個人格健全的人。

總之，人性教育，勢在必行。唯有將缺失的人性教育重新補上，他們的人格才會健全，才能完善自我的同時也能有益于他人和社會，最起碼不會像藥家鑫一樣危害他人和社會。那么，到底誰來給“藥家鑫們”補上人性教育這一課呢？唯有家長、學校和社會。

與此同時，國家也應該倡導一種精神，引領人們正確的價值觀。

四、人性教育，應該倡導“仁愛”“理性”“自然”的思想

人性教育，需要倡導“仁愛”“理性”“自然”的人性教育理念。

第一，倡導“仁愛”的教育理念。孔子曾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他把“仁”概括為人的最根本的品德和衡量人是否有道德的最高標準，認為其他的一切具體的道德標準都是由“仁”衍生而來。這種仁愛的根本含義又可以理解為愛人，根據愛的對象的不同其表現形式也不同，表現在愛父母親人方面就是孝悌，而表現在愛朋友他人方面就是忠恕。當前，愛父母親人的孝悌大多數還是可以做的，但是對他人的做到忠恕就難了。試想，假如這個接受高等教育的藥家鑫能夠尚且保留一絲的忠恕，主動承認錯誤，將被害人送到醫院，那么還會有這場悲劇么？

第二，倡導“理性”的教育理念。漢徐干在《中論·治學》中說：“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務也。”人與一般生物最本質的區別在于——人會思考。可以說學會思考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但是當前的學生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不會思考，由著自己的性子，且不說“哈韓”“哈日”的追星一族，單就說網上迅速躥紅的“芙蓉姐姐”而論，如此一個極度自戀的女人竟然有成千上萬的粉絲，實在是不可想象。

如何改變這種滑稽且尷尬的境遇，擺在高校面前。當前的學校要教會學生冷靜思考，教會學生判斷。要讓學生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什么事假惡丑，明白什么事情該做，什么事情不該做，不斷矯正大學生價值觀念的錯位。

第三，倡導自然教育理念。辭海中，“自”有自己、己身和原始之貌之意；“然”有“是”和“如是”之說。“自然”就是事物原始的外在形式及其內在固有本質，具有原生型和發展性。高等教育應引領人性朝著自然的趨勢發展，而不能違背人性發展的規律。

第五篇：藥家鑫案感想

對經濟法的理解

（一）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

（二）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三）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

個人覺得，經濟法的目的 簡單說就是為了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運用國家權力或宏觀調控手段解決個體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矛盾，實現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統一，從而促進經濟的穩定增長和社會的良性發展。

案例

2010年10月20日22時30分許，藥家鑫駕駛陜A419N0號紅色雪弗蘭小轎車從西安外國語大學長安校區返回市區途中，將前方在非機動車道上騎電動車同方向行駛的被害人張妙撞倒。藥家鑫恐張妙記住車牌號找其麻煩，即持尖刀在張妙胸、腹、背等處捅刺數刀，將張妙殺死。逃跑途中又撞傷二人。同月22日，公安機關找其詢問被害人張妙被害案是否系其所為，藥家鑫矢口否認。同月23日，藥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機關投案。①藥家鑫是否屬于“激情殺人”。②藥家鑫自首情節是否應該被認定 ③藥家鑫是否該被判處死刑 以上三點引發網友和媒體的熱烈討論

個人理解

司法可以拒絕輿論過分要求，藥家鑫案體驗司法公正！

必須承認中國司法公正的基礎并不牢固，社會有著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影響司法判決的廣泛猜測，盡管事實未必就是這樣。輿論既極大限制了這樣的操作空間，又容易以自己的聲勢和不專業形成“民意騷擾”，法院面臨的考驗是，它要在輿論的監督下，拒絕輿論本身有時會“有些粗暴”的干涉。

但是輿論并不等于民意，即使是民意，它的正確性和穩定性也遠不及法律，穩定的民意可以對法律的演進產生影響，但針對具體案例的民意，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

人的生命權，是最大的權利。無論強與弱，窮與富，顯與貴，每個人的生命權都不容侵犯。可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藥家鑫，卻在開車撞傷婦女張妙后，錯上加錯，極其殘忍地將張妙殺死。對這種手段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的直接故意犯罪，只有繩之以法，才能伸張社會正義，彰顯法律的威嚴。

從程序上來講，本案的審判顯示了司法公正。據了解，面對社會上的各種聲音，人民法院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充分保障了藥家鑫及其辯護人依法行使權利。一審法院、二審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依法保護了藥家鑫的陳述權、舉證權、質證權、辯護權、上訴權等諸多權利。為了回應社會各界對此案的關注，一審法院、二審法院都依法進行了公開審理，許多媒體和社會公眾代表到庭旁聽了庭審，使社會各界能夠及時了解本案的審理程序和過程。最后，又經過了最高人民法院嚴格、嚴謹的死刑復核程序，為本案公正審判提供了程序上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