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認定稅務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罪的幾點思考

內容提要：當前稅務系統的稅務人員犯罪以職務犯罪為多，在職務犯罪中瀆職犯罪又比較嚴重，瀆職犯罪中涉嫌玩忽職守罪的案件時有發生，在整個稅務人員瀆職犯罪占有相當的比例。本文從法理的角度對玩忽職守罪的構成、罪與非罪的界限及其主觀、客觀要件的認定進行了剖析，以期對規范相關法律有所裨益。

關鍵詞：職務犯罪涉稅瀆職犯罪玩忽職守罪

在認定涉稅瀆職犯罪的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各地司法機關對涉稅瀆職犯罪的理解和認識不統一，認定犯罪的標準比較模糊，主觀隨意性較大，沒有真正貫徹執行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關于加強檢察機關稅務機關在開展集中查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瀆職犯罪專項工作中協作配合的聯席會議紀要》的通知（高檢會[2005]5號）的精神實質。據統計，在涉稅瀆職犯罪中玩忽職守罪占有相當的比例，還有不少的案件開始是以其他犯罪立案偵查的，如以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及受賄罪立案偵查后又以玩忽職守罪起訴。究其原因，有的案件是開始定性不準，而更多的案件則是在證據不足、難以認定時就定為玩忽職守罪。有些同志認為，玩忽職守罪在主觀方面是過失，不需要有故意就可以定；在客觀要件上只要有不負責任的行為就是玩忽職守罪。這樣就把玩忽職守罪當成了一個“口袋罪”，當其他罪名證據不足，難以認定時就向玩忽職守罪靠。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就玩忽職守罪的認定從法律的角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討。

一、玩忽職守罪的犯罪構成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本罪由《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所規定。構成玩忽職守罪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本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即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隊、政黨中從事公務的人員。2.本罪在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即行為人作為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理應恪盡職守，盡心盡力，履行公職中時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為人卻持一種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的心態，對自己玩忽職守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3.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不作為，即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只有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才能構成犯罪4.犯罪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和正常管理活動。

二、認定玩忽職守罪要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

第一，玩忽職守罪與一般玩忽職守行為的界限。

玩忽職守罪與一般玩忽職守行為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兩者之間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其相同點都屬于違法行為，都表現為行為人的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自己應負的職責和義務，沒有恪盡職守。不同點是只有因玩忽職守而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一般玩忽職守行為主要是由黨的紀律和行政規范來調整的，只有少數造成嚴重后果的才由刑法來處罰，從而構成玩忽職守罪。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區別關鍵在于是否造成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

第二，玩忽職守罪與工作失誤的界限。

工作失誤是行為人由于政策不明確、業務能力和水平低或者當事人已盡了有關的職責但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等原因，以致于決策失誤，造成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損失的行為。兩者都是基本屬于行為人的過失行為，但兩者存在區別：

首先，客觀方面的表現不同，工作失誤表現為行為人不認真履行自己的工作和義務，而玩忽職守犯罪表現為行為人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和義務。玩忽職守罪在客觀方面應該表現為不作為，即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怎樣理解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主要是看主體在程序上是否履行其職責，而實體上是否真正履行了職責則屬于工作態度的問題。比如，在認定一般納稅人的過程中要求稅務干部審核納稅人的身份證件，這里的審核我們理解應該是形式審查，而不是實質性審查。即只要稅務干部實施了審查就可以，至于是否查出其身份證件的真偽，這不是稅務人員的職責。有兩個案例在認定當事人犯罪上值得商榷，一個是山東菏澤市“谷亮玩忽職守案”和吉林白山市“李麗穎玩忽職守案”，這兩起案件都是稅務人員自己發現了犯罪分子的違法犯罪行為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為時已晚，當違法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之日稅務人員也同樣受到了玩忽職守罪的追究，所以有人說是他們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審判席。

其次，導致發生嚴重結果的原因不同，工作失誤，是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具體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在弊端，以及由于國家工作人員文化水平不高，業務素質較差，缺乏工作經驗，因而計劃不周，措施不當，方法不對，以致在積極工作中發生錯誤，造成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而玩忽職守罪，則是違反法律法規和規章，嚴重官僚主義，對工作極端不負責任等行為造成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三、關于玩忽職守罪主觀方面的認定

玩忽職守罪在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即行為人對自己玩忽職守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持一種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的心態.但在很多案件中司法機關指控所采用的措辭往往給人造成一種“故意”的錯覺，如“被告人明知他人的偷稅、虛開行為”，“卻不檢查”，“也不匯報”。這種表述實際上是指控當事人在主觀心態上表現為故意，而既然認定當事人的主觀心態是故意就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

四、關于玩忽職守罪客觀方面的認定

玩忽職守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不作為，即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只有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才能構成犯罪。對于稅務干部來說，玩忽職守罪的客觀方面如何認識，有下面幾點：

第一，所謂稅務人員的“職責”究竟以什么為依據？

這里所指的“職責”是刑法意義上的“職責”。而刑法又是處罰最嚴厲的法律，其處罰將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因此，我們在認定“職責”時，必須慎之又慎。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工作非常復雜紛繁，所以全國各級稅務機關都必須在程序上作出內部程序性的規定，以保證稅收征管工作的順利進行。國家稅務總局各司有很多規定，各省、市、縣局有很多規定，各省、市局的各個處室又有很多規定，是不是這些規定里的所有的“職責”都可以作為追究稅務干部構成玩忽職守罪的依據呢？很顯然，是不能作為依據的。那么，怎樣的“職責”才能作為追究稅務干部構成玩忽職守罪的依據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規定：只有法律才能設定犯罪，并對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的立法做了極其嚴格的限制。因此，從法理上來看，刑法意義上的“職責”應當以《立法法》所列舉的法律、法規、規章為準，而不是任意的以某些規范性文件甚至普通不規范文件為準。而在目前司法實踐認定玩忽職守罪的過程中有很多都是依據稅務部門的內部規定來追究稅務人員的玩忽職守行為的。

第二，如何認定已造成的損失與稅務人員行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關系。

所謂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指行為人的危害行為和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必然的因果聯系，而不是偶然的“一果多因”的聯系。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出口退稅等違法犯罪對于犯罪分子來說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違法犯罪分子刻意欺騙稅務機關、虛開發票、騙取稅款或偷稅而造成的損失，雖然與稅務機關征收管理活動在邏輯上有聯系，但不是必然聯系，不構成刑法上的必然因果關系。國家遭受損失的法律責任應由違法分子承擔而不應由稅務人員承擔。偷騙稅和打擊偷騙稅的斗爭始

終存在，偷騙稅的問題有些可防范，有些是不可防范的，稅務干部即使嚴格按照規定履行職責，也不能完全杜絕和防范偷騙稅的發生，也不能保證增值稅專用發票百分之百不被虛開。如果發生了不可防范和不可預測的偷騙稅行為及虛開行為，再將這些行為造成的損失都要由稅務機關和稅務干部承擔，使正常履行職責的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受到株連，被追究法律責任，這是不應該的。因此分析和研究造成的損失與稅務人員行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關系就成了認定玩忽職守罪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稅務人員的瀆職行為一般不認定為玩忽職守罪

2005年12月29日通過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6]2號）中明確規定“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重傷2人、輕傷4人以上，或者重傷1人、輕傷7人以上，或者輕傷10人以上的；2.導致20人以上嚴重中毒的；

3.造成個人財產直接經濟損失15萬元以上，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15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75萬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財產或者法人、其他組織財產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30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5.雖未達到3、4兩項數額標準，但3、4兩項合計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或者合計直接經濟損失不滿30萬元，但合計間接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業等單位停業、停產1年以上，或者破產的；7.海關、外匯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100萬美元以上外匯被騙購或者逃匯1000萬美元以上的；8.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9.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特殊瀆職罪構成要件的，按照該特殊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主體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特殊瀆職罪的主體要件，但玩忽職守涉嫌前款第1項至第9項規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規定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p>

從《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6]2號）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的表述“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特殊瀆職罪構成要件的，按照該特殊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比如，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傳染病防治監管職責，導致傳染病傳播或者流行。其不構成玩忽職守罪，而構成衛生傳染病防治失職罪。而《刑法》第四百零四條、四百零五條對特殊稅務瀆職犯罪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即：“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案（第四百零四條）；徇私舞弊發售發票、抵扣稅款、出口退稅案（第四百零五條第一款）。因此稅務人員的瀆職犯罪應主要以特殊稅務瀆職犯罪來追究。

近幾年來，全國稅務系統先后發生的多起瀆職案件，多屬于稅務人員在認定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或在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所致，應屬于社會不法分子騙取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包括普通發票）或偷稅的案件。由于不在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列舉的特殊稅務瀆職犯罪范圍之內，均被檢察機關以適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造成公共財產或者法人、其他組織財產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30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之規定，以玩忽職守罪起訴。從目前發生的案件看，多數案件由于認定徇私舞弊行為的證據不足故檢察機關適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以玩忽職守罪起訴。但如果對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6]2號），我們發現稅務人員構成玩忽職守罪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意圖。

當然，也不是絕對地說，稅務人員不構成玩忽職守罪。我們認為只有那些由于稅務人員明顯的過失而直接導致稅款的巨大損失，而且這個巨大損失和稅務人員的過失之間還要有必

然的因果關系，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而不是因為違法犯罪分子采取隱瞞、欺騙、虛假的犯罪手段，偷稅和虛開增值稅發票等行為就反過來認定稅務人員構成玩忽職守罪。參考文獻

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揚州稅務進修學院

第二篇：對認定稅務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罪的幾點思考

對認定稅務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罪的幾點思考

(2011-09-07 17:51:37)轉載 標簽： 分類： 轉貼的精華

雜談

我從事的就是這個高危崗位，怕人呀！

下面是一篇有關稅務人員職務犯罪方面的論述，作者是揚州稅院的專家，論述的角度當然是站在維護稅務人員親身利益的角度出發的。但是，現實社會是什么樣呢，從最近幾年我們當地發生的幾起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刑事案件結果看，案件審判結果和作者的出發點是大相徑庭。每發生一起虛開專用發票案件，之后接踵而來的便是國稅干部職工被檢察機關追究玩忽職守，特別是近期，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大家沒有辦法把精力放在工作上。目前，檢察機關對稅務人員的責任追究辦法就是逐條對照總局制定的稅收管理員制度及省局、市局、縣局制定的各項日常稅收管理規定，即使你工作做得再細，業務再精，也難免有疏忽之處，這就成了玩忽職守的罪證。如果真的對待工作嚴重不負責任，給國家造成一定損失，那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但是，如果僅僅由于工作中的疏忽，便被套上了“玩忽職守”的罪名，天理何在？又有誰關注基層的執法風險，誰替基層這種潛在的執法風險說上一句公道的話呢？

下面這篇文章分析的很好，但是人家根本不按照你的這種理論去認定罪與非罪，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考核指標，有自己的任務，我們能乃其何

對認定稅務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罪的幾點思考

來源：稅務研究 | 作者：郭勇平|

內容提要：當前稅務系統的稅務人員犯罪以職務犯罪為多，在職務犯罪中瀆職犯罪又比較嚴重，瀆職犯罪中涉嫌玩忽職守罪的案件時有發生，在整個稅務人員瀆職犯罪占有相當的比例。本文從法理的角度對玩忽職守罪的構成、罪與非罪的界限及其主觀、客觀要件的認定進行了剖析，以期對規范相關法律有所裨益。

關鍵詞：職務犯罪 涉稅瀆職犯罪 玩忽職守罪

在認定涉稅瀆職犯罪的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各地司法機關對涉稅瀆職犯罪的理解和認識不統一，認定犯罪的標準比較模糊，主觀隨意性較大，沒有真正貫徹執行最高人民檢察院、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關于加強檢察機關稅務機關在開展集中查辦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瀆職犯罪專項工作中協作配合的聯席會議紀要》的通知（高檢會[2005]5號）的精神實質。據統計，在涉稅瀆職犯罪中玩忽職守罪占有相當的比例，還有不少的案件開始是以其他犯罪立案偵查的，如以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罪及受賄罪立案偵查后又以玩忽職守罪起訴。究其原因，有的案件是開始定性不準，而更多的案件則是在證據不足、難以認定時就定為玩忽職守罪。有些同志認為，玩忽職守罪在主觀方面是過失，不需要有故意就可以定；在客觀要件上只要有不負責任的行為就是玩忽職守罪。這樣就把玩忽職守罪當成了一個“口袋罪”，當其他罪名證據不足，難以認定時就向玩忽職守罪靠。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就玩忽職守罪的認定從法律的角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討。

一、玩忽職守罪的犯罪構成

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本罪由《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所規定。構成玩忽職守罪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本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即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隊、政黨中從事公務的人員。2.本罪在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即行為人作為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理應恪盡職守，盡心盡力，履行公職中時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為人卻持一種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的心態，對自己玩忽職守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3.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不作為，即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只有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才能構成犯罪4.犯罪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和正常管理活動。

二、認定玩忽職守罪要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

第一，玩忽職守罪與一般玩忽職守行為的界限。

玩忽職守罪與一般玩忽職守行為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兩者之間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其相同點都屬于違法行為，都表現為行為人的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自己應負的職責和義務，沒有恪盡職守。不同點是只有因玩忽職守而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一般玩忽職守行為主要是由黨的紀律和行政規范來調整的，只有少數造成嚴重后果的才由刑法來處罰，從而構成玩忽職守罪。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區別關鍵在于是否造成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

第二，玩忽職守罪與工作失誤的界限。

工作失誤是行為人由于政策不明確、業務能力和水平低或者當事人已盡了有關的職責但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等原因，以致于決策失誤，造成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損失的行為。兩者都是基本屬于行為人的過失行為，但兩者存在區別：

首先，客觀方面的表現不同，工作失誤表現為行為人不認真履行自己的工作和義務，而玩忽職守犯罪表現為行為人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和義務。玩忽職守罪在客觀方面應該表現為不作為，即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怎樣理解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主要是看主體在程序上是否履行其職責，而實體上是否真正履行了職責則屬于工作態度的問題。比如，在認定一般納稅人的過程中要求稅務干部審核納稅人的身份證件，這里的審核我們理解應該是形式審查，而不是實質性審查。即只要稅務干部實施了審查就可以，至于是否查出其身份證件的真偽，這不是稅務人員的職責。有兩個案例在認定當事人犯罪上值得商榷，一個是山東菏澤市“谷亮玩忽職守案”和吉林白山市“李麗穎玩忽職守案”，這兩起案件都是稅務人員自己發現了犯罪分子的違法犯罪行為并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為時已晚，當違法犯罪分子受到法律制裁之日稅務人員也同樣受到了玩忽職守罪的追究，所以有人說是他們自己把自己送上了審判席。

其次，導致發生嚴重結果的原因不同，工作失誤，是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完善，一些具體政策界限不清，管理上存在弊端，以及由于國家工作人員文化水平不高，業務素質較差，缺乏工作經驗，因而計劃不周，措施不當，方法不對，以致在積極工作中發生錯誤，造成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而玩忽職守罪，則是違反法律法規和規章，嚴重官僚主義，對工作極端不負責任等行為造成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三、關于玩忽職守罪主觀方面的認定

玩忽職守罪在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即行為人對自己玩忽職守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持一種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的心態.但在很多案件中司法機關指控所采用的措辭往往給人造成一種“故意”的錯覺，如“被告人明知他人的偷稅、虛開行為”，“卻不檢查”，“也不匯報”。這種表述實際上是指控當事人在主觀心態上表現為故意，而既然認定當事人的主觀心態是故意就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

四、關于玩忽職守罪客觀方面的認定

玩忽職守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不作為，即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只有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才能構成犯罪。對于稅務干部來說，玩忽職守罪的客觀方面如何認識，有下面幾點：

第一，所謂稅務人員的“職責”究竟以什么為依據？

這里所指的“職責”是刑法意義上的“職責”。而刑法又是處罰最嚴厲的法律，其處罰將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因此，我們在認定“職責”時，必須慎之又慎。稅務機關的稅收征管工作非常復雜紛繁，所以全國各級稅務機關都必須在程序上作出內部程序性的規定，以保證稅收征管工作的順利進行。國家稅務總局各司有很多規定，各省、市、縣局有很多規定，各省、市局的各個處室又有很多規定，是不是這些規定里的所有的“職責”都可以作為追究稅務干部構成玩忽職守罪的依據呢？很顯然，是不能作為依據的。那么，怎樣的“職責”才能作為追究稅務干部構成玩忽職守罪的依據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以下簡稱《立法法》）規定：只有法律才能設定犯罪，并對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的立法做了極其嚴格的限制。因此，從法理上來看，刑法意義上的“職責”應當以《立法法》所列舉的法律、法規、規章為準，而不是任意的以某些規范性文件甚至普通不規范文件為準。而在目前司法實踐認定玩忽職守罪的過程中有很多都是依據稅務部門的內部規定來追究稅務人員的玩忽職守行為的。

第二，如何認定已造成的損失與稅務人員行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關系。

所謂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是指行為人的危害行為和所造成的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必然的因果聯系，而不是偶然的“一果多因”的聯系。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出口退稅等違法犯罪對于犯罪分子來說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違法犯罪分子刻意欺騙稅務機關、虛開發票、騙取稅款或偷稅而造成的損失，雖然與稅務機關征收管理活動在邏輯上有聯系，但不是必然聯系，不構成刑法上的必然因果關系。國家遭受損失的法律責任應由違法分子承擔而不應由稅務人員承擔。偷騙稅和打擊偷騙稅的斗爭始終存在，偷騙稅的問題有些可防范，有些是不可防范的，稅務干部即使嚴格按照規定履行職責，也不能完全杜絕和防范偷騙稅的發生，也不能保證增值稅專用發票百分之百不被虛開。如果發生了不可防范和不可預測的偷騙稅行為及虛開行為，再將這些行為造成的損失都要由稅務機關和稅務干部承擔，使正常履行職責的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受到株連，被追究法律責任，這是不應該的。因此分析和研究造成的損失與稅務人員行為是否有法定的因果關系就成了認定玩忽職守罪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稅務人員的瀆職行為一般不認定為玩忽職守罪

2005年12月29日通過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6]2號）中明確規定“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重傷2人、輕傷4人以上，或者重傷1人、輕傷7人以上，或者輕傷10人以上的；2.導致20人以上嚴重中毒的；3.造成個人財產直接經濟損失15萬元以上，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15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75萬元以上的；4.造成公共財產或者法人、其他組織財產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30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5.雖未達到3、4兩項數額標準，但3、4兩項合計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或者合計直接經濟損失不滿30萬元，但合計間接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6.造成公司、企業等單位停業、停產1年以上，或者破產的；7.海關、外匯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100萬美元以上外匯被騙購或者逃匯1000萬美元以上的；8.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9.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特殊瀆職罪構成要件的，按照該特殊規定追究刑事責任；主體不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特殊瀆職罪的主體要件，但玩忽職守涉嫌前款第1項至第9項規定情形之一的，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的規定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

從《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6]2號）中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的表述“符合《刑法》第九章所規定的特殊瀆職罪構成要件的，按照該特殊規定追究刑事責任”。比如，衛生行政部門的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傳染病防治監管職責，導致傳染病傳播或者流行。其不構成玩忽職守罪，而構成衛生傳染病防治失職罪。而《刑法》第四百零四條、四百零五條對特殊稅務瀆職犯罪進行了明確的界定，即：“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稅款案（第四百零四條）；徇私舞弊發售發票、抵扣稅款、出口退稅案（第四百零五條第一款）。因此稅務人員的瀆職犯罪應主要以特殊稅務瀆職犯罪來追究。

近幾年來，全國稅務系統先后發生的多起瀆職案件，多屬于稅務人員在認定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或在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管理上存在的漏洞所致，應屬于社會不法分子騙取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包括普通發票）或偷稅的案件。由于不在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列舉的特殊稅務瀆職犯罪范圍之內，均被檢察機關以適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造成公共財產或者法人、其他組織財產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30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之規定，以玩忽職守罪起訴。從目前發生的案件看，多數案件由于認定徇私舞弊行為的證據不足故檢察機關適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以玩忽職守罪起訴。但如果對照《刑法》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高檢發釋字[2006]2號），我們發現稅務人員構成玩忽職守罪不符合《刑法》的立法意圖。

當然，也不是絕對地說，稅務人員不構成玩忽職守罪。我們認為只有那些由于稅務人員明顯的過失而直接導致稅款的巨大損失，而且這個巨大損失和稅務人員的過失之間還要有必然的因果關系，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而不是因為違法犯罪分子采取隱瞞、欺騙、虛假的犯罪手段，偷稅和虛開增值稅發票等行為就反過來認定稅務人員構成玩忽職守罪。

參考文獻

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單位：國家稅務總局揚州稅務進修學院[/size

第三篇：玩忽職守罪解讀

解讀：玩忽職守罪

概念

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本罪由行刑法第397條所規定。

犯罪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

犯罪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玩忽職守的行為，并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所謂玩忽職守，是指行為人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

犯罪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只有具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的人才能成為本罪的主體。

犯罪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即行為人作為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理應恪盡職守，盡心盡力，履行公職中時刻保持必要的注意，但行為人卻持一種疏忽大意或過于自信的心態，對自己玩忽職守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的重大損失應當預見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構成要件

1、本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即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隊、政黨中從事公務的人員。

2、本罪在主觀方面是一種過失。

3、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不履行、不正確履行或者放棄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4、只有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才能構成犯罪.本罪特征

一、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二、本罪在犯罪客觀方面表現為違反工作紀律和規章制度，擅離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具體行為有：

1、不以職守為己任，思想上不重視，態度上不嚴肅;

2、擅離職守，不堅守崗位，逃避職責義務;

3、不認真執行職責權限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義務;

4、不完全執行職責權限或者不完全履行職責義務;

5、其他玩忽職守的行為;

6、造成嚴重后果。

三、本罪的犯罪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不具備這一特定身份的人不構成本罪犯罪主體。

四、本罪在犯罪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即行為人是在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嚴重后果的情 形下仍然不以為然，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發生的故意行為。

刑法規定

一、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本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本罪，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案標準

(1)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傷三人以上，或者輕傷十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三十萬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三十萬元，但間接損失造成一百萬元;

(3)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二十萬元以上的;

(4)造成有關公司、企業等單位停產、嚴重虧損、破產的;

(5)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

(6)海關、外匯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巨額外匯被騙或者逃匯的;

(7)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8)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玩忽職守罪的主要形式表現為：

（1）擅離職守，即行為人在行使職責過程中，違反職責要求，擅自離開職責所要求的崗位，以致沒有履行其職務。

（2）未履行職守，即行為人雖然在工作崗位，但沒有履行法定的職責，沒有按法定的職責行事。

（3）不認真履行職責，即行為人應該且能夠履行職責，但不嚴肅認真地對待其職務，以致錯誤地履行了職守，主要表現為履行職責不盡心、不得力、不認真、馬馬虎虎、粗心大意、草率從事、敷衍搪塞等。

（4）在行使職權中，徇私舞弊，未依法行使職權。

由于玩忽職守罪在形式上表現為上述形式，在偵破玩忽職守罪時，還應注意玩忽職守罪與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所具有的如下特點：

（1）犯罪主體為行使管理國家機關職權的工作人員，有的還具有相當的行政職位，對國家法律、政策較為熟悉，反偵查能力較強，關系網復雜。因此，偵查取證難度較大。

（2）犯罪集中發生在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使管理國家職能過程中。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玩忽職守罪發生的部位相對較為集中，即就是行使國家管理職能的部位，但因國家的職能范圍較為廣泛，玩忽職守罪的發案領域非常廣泛，既發生在行政管理領域、經濟管理領域，也可能發生在司法領域和行政執法領域等。

（3）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行為往往造成嚴重的后果。這表現為：給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經濟損失嚴重，有的玩忽職守罪造成的經濟損失多達幾千萬元、幾億元甚至數十億元；造成人員傷亡嚴重，有的一個案件就造成幾十人、上百人乃至數百人的死亡；往往造成極為惡劣的政治和社會影響。

（4）發生犯罪的原因較為復雜。許多玩忽職守罪往往涉及決策、指揮、執行等多個方面，每一個方面又表現出多個環節。對所造成的后果又是多因一果或一因多果；并且各個原因所起的作用也不同，有的是直接原因，有的是間接原因。因此，實踐中往往涉及的行為人較多，認定和查處起來難度較大。

（5）玩忽職守罪與其他瀆職犯罪越來越多地相互交織在一起，如往往與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等犯罪相互交織，使查處任務加重。

四、玩忽職守犯罪線索來源及初查措施

玩忽職守案件的線索來源渠道很多，歸結起來主要有：

（1）控告和檢舉，具體包括兩類，即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對有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罪的控告和檢舉和公民對有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罪的控告和檢舉；

（2）各級人大、黨委及政府部門交辦的玩忽職守犯罪線索；

（3）各級紀檢監察機關以及公安、法院及其他機關移送的玩忽職守犯罪線索；

（4）涉嫌玩忽職守罪的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5）發生重特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暴露出來的玩忽職守罪線索以及有關新聞媒體披露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涉嫌玩忽職守罪線索；

（6）檢察機關通過履行法律監督職權發現，包括瀆職侵權檢察部門查處瀆職侵權犯罪案件中發現和檢察機關各內設機構在履行監督職責中發現并移送的玩忽職守罪犯罪線索。

檢察機關瀆職侵權檢察部門通過上述渠道得到的玩忽職守犯罪線索，應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認真地審查，以確定有無玩忽職守罪的犯罪事實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審查時可圍繞如下問題進行審查：

（1）玩忽職守行為所造成的損失結果是否達到了玩忽職守罪的立案標準；

（2）損失結果是否由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行為所致；

（3）行為人是否有不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

通過對現有材料的審查，決定是否需要初查或立案偵查。

如需要進行初查，初查時要注意把握時機和方法，并可采取如下措施：

（1）調取書證、物證、視聽資料等證據；

（2）進行現場勘驗、檢查；

（3）查詢有關犯罪嫌疑人身份等證據；

（4）詢問，包括與調查玩忽職守罪案件事實有關的一切證人，也包括玩忽職守犯罪事實查清可能被立案偵查的犯罪嫌疑人；

（5）技術鑒定、辨認；

（6）其他法律、法規賦予的初查措施。

第四篇：對玩忽職守罪客觀構成要件的司法審查

對玩忽職守罪客觀構成要件的司法審查

——邱永祥玩忽職守申請再審案

爭議焦點：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被告人是否正確履行了職責及是否由此造成了重大損失。玩忽職守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不履行或者不認真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本案中申訴人違背職責要求，工作嚴重不負責，導致監倉存在極大安全隱患，嚴重危害了國家監管工作的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其行為構成玩忽職守罪。

一、基本案情

再審申請人人（原審被告人）邱永祥，男，1958年4月28日出生，漢族，大專文化，住惠州市惠城區公安村B幢801房，原任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區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長，三級警督。因涉嫌受賄罪于2004年5月12日被刑事拘 留，同月27日被逮捕?，F已刑滿釋放。

原審法院查明，邱永祥從2001年1月任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區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長，分管惠州市惠城區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冠名惠州市看守所）的安全保衛和深挖擴線工作。自負責該工作以來，邱永祥對監倉進行的安全檢查，2001年和2002年各15次、200年26次、2004年1－2月共2次。除2003年基本按規定每月組織2次以上的安全檢查工作外，2001年、2002年、2004年1－2月，均沒有達到公安部對有關安全檢查規定的次數。在組織的58次安全檢查中有40多次均在監倉查獲違禁物品?；葜菔小?.31”專案組于2004年3月31日晚對看守所進行清倉，又清查出大量違禁物品，包括3678元現金、毒品一小包（經化驗檢出海洛因和咖啡因成分，凈重為0.08克）、避孕套17個、刀片16片、電話充值卡2張等。

看守所召開的獄情分析會議，2001年11次、2002年21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其中邱永祥2001年參加了9次、2002年參加了20次、2003年參加了14次、2004年1－2月份參加了3次。但邱永祥在組織召開的看守所獄情分析會議上，對包倉管教在會上匯報反映的監倉內存在的在押人犯持有手機等違禁品、牢頭獄霸現象不認真分析研究，針對監倉內出現的問題，既沒有召集過安全組成人員開過安全會議，也沒有向看守所長和公安局主管領導 書面匯報，更沒有制定出針對性防范措施加以解決，召開獄情分析會議流于形式，成為走過場，致使看守所有的監倉長期存在違禁品和牢頭獄霸毆打、虐待、敲詐勒索其他在押人員等不安全隱患。特別是由于邱永祥對監倉里發生的違法違規行為查處、打擊不力，防范措施不力，致使監倉內長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機與外界聯系問題。2002年以來在押人犯在監倉內使用的手機就有11部。其中在押人犯方勇(已執行死刑）從2003年初起長期在監倉內使用手機，僅有證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兩個手機卡（***、***）與監倉外界聯系就達3446次。方勇在監倉內長期隨意虐待、毆打人犯的牢頭獄霸行為得不到制止，并最終導致方勇在倉里以毆打、威脅等方法通過手機勒索人犯徐某某、李某某、劉某某、蘇某、羅某、朱某忠等人犯親屬的錢財達30000多元的重大刑事案件發生。

二、原審法院審理情況

惠州市惠城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被告人邱永祥負責安全保衛工作期間，除2003年基本按規定每月組織2次以上的安全檢查工作外，對監倉進行的安全檢查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1－2月，均沒有達到公安部對有關安全檢查規定的次數。且在組織歷次安全檢查中由于清倉不細致、不徹底，導致監倉內存在大量違禁物品，清倉工作流于形式，造成監倉內違禁物品屢清不絕、清而復有，存在嚴重安全隱患。被告人邱永祥違反《看守所工作規范》有關規定，召開獄情分析會議流于形式，成為走過場，致使看守所有的監倉長期存在違禁品和牢頭獄霸毆打、虐待、敲詐勒索其他在押人員等不安全隱患，監倉內還長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機與外界聯系問題。其中在押人犯方勇(已執行死刑）從2003年初起長期在監倉內使用手機，僅有證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兩個手機卡（***、***）與監倉外界聯系就達3446次。由于邱永祥明顯的失察瀆職行為，致使方勇在監倉內長期隨意虐待、毆打人犯的牢頭獄霸行為得不到制止，并最終導致方勇在倉里以毆打、威脅等方法通過手機勒索人犯徐某某、李某某、劉某某、蘇某、羅某、朱某忠等人犯親屬的錢財達30000多元的重大刑事案件發生，嚴重危害了監管安全和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認定被告人邱永祥犯玩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9個月。

邱永祥提出上訴。2005年5月30日，惠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定的事實與一審認定的一致，作出（2005）惠中法刑二初字第26號刑事裁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邱永祥不服終審裁定，提出申訴?；葜菔兄屑壢嗣穹ㄔ鹤鞒鲈賹彌Q定，決定另行組成合議庭再審。后以（2005）惠中法刑二再字第2號刑事裁定，裁定維持該院（2005）惠中法刑二初字第26號刑事裁定。邱永祥不服，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2007年11月8日廣東高院以（2007）粵高法立刑申字第94號駁回申訴通知，駁回其申訴。

三、邱永祥申訴的主要理由

申訴人邱永祥申訴提出，廣東省三級法院認定事實存在明顯錯誤，擴大了玩忽職守罪的界定范圍，將平時工作中的缺點當作犯罪追究刑事責任。請求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本案，依法改判申訴人無罪。

四、最高人民法院審查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程序合法，原判決、裁定應予維持。邱永祥的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規定的重新審判條件，決定發不立案通知書。理由為：邱永祥任職期間，沒有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要求履行職責，嚴重妨害了監管安全和秩序，給公安機關工作帶來被動和負面效應，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原判認定其構成玩忽職守罪并無不當。

五、評析意見

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申訴人邱永祥在負責安全保衛工作期間安全保衛工作是否到位，其行為是否造成了嚴重后果，這種后果是否達到了玩忽職守罪重大損失的構成標準。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 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第二部分瀆職案件中規定，玩忽職守罪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認真履行職責,致使公共財產、國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由此可見，本罪的客觀方面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行為人在從事公共事務管理活動中，出現了違反職守的行為。一定的職守,一方面標志著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享有一定的職權,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負有一定的職責和特定的義務。因此在從事公共事務的管理活動中違反職守的行為, 既是引起重大危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同時也是行為人構成玩忽職守罪并應負刑事責任的前提,沒有違反職守的行為或行為沒有違反職守,則不能構成玩忽職守罪。對職守的違反要么是不履行職守型，即行為人應該履行并且能夠履行，但不履行職務；要么是不正確履行職守型，即行為人應該并且能夠履行職守，但不嚴肅認真地對待其職守，以致錯誤地履行了職守，主要表現為履行職守不盡心、不得力。二是造成了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危害后果。正確掌握“重大損失”的標準,是認定玩忽職守罪的關鍵所在。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中規定,玩忽職守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應予立案:第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輕傷10人以上的;第二,造成直接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的,或者直接經濟損失不滿30萬元,但間接經濟損失超過100萬元的;第三,徇私舞弊,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0萬元以上的;第四,造成有關公司、企業等單位停產、嚴重虧損、破產的;第五,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第六,海關、外匯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巨額外匯被騙或者逃匯的;第七,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第八,徇私舞弊,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該規定對玩忽職守罪重大損失的標準從量和質兩個角度進行了設定，對重大損失如何認定做了進一步的明確。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造成人身傷亡和經濟損失、財產損失這類有形的、物質性的損失,可以直接適用量的標準進行認定，對于無形的、非物質性的損失達到何種程度才是為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等，司法解釋對此是模糊以對，這就出現了對某種后果是否為重大損失的莫衷一是。對于何種程度的無形的、非物質性的損失為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從而構成玩忽職守罪，應綜合各種因素、情況全面考量。

本案中，申訴人邱永祥任惠州市惠城區公安分局行政治安拘留所副所長，作為在依法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刑法第九章瀆 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申訴人屬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符合玩忽職守罪的主體要件。根據惠州市惠城區公安分局的安排，申訴人分管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的安全保衛、深挖擴線工作，其對行政治安拘留所和看守所都負有安全監管的職責。從本案查明的事實看，被告人邱永祥并沒有很好的履行職責。

1、申訴人邱永祥負責的看守所安全保衛工作不到位。首先，申訴人沒有組織安排必須的安全檢查，而且安全檢查中清倉不細致、不徹底。申訴人所負責安全工作的看守所為三級看守所，依公安部公通字[1997]第21號《公安部關于印發〈看守所等級評定辦法〉的通知》，該辦法的第十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三級看守所的安全工作應按《公安機關看守所安全大檢查與值班巡視暫行規定》的各項要求得到落實”。其中，《公安機關看守所安全大檢查與值班巡視暫行規定》（公通字[1993]第69號）第三條規定，“看守所安全大檢查每月不得少于2次，重大節日或者必要時應當隨時檢查”。根據惠州市看守所提供的看守所領導參加安全檢查次數統計表，申訴人對看守所組織、參加的安全檢查在2001年和2002年各15次、2003年26次、2004年1-3月共3次，申訴人除了2003年基本按照規定每月組織了2次以上的安全檢查工作，2001年、2002年、2004年1-2月份均沒有達到公安部對有關安全檢查每月組織兩次以上的規定。《廣東省看守所等級評定辦法實施細則》（試行）還專門規定每逢重大節日前夕必須進行安全檢查，及時清除隱患，杜塞漏洞。申訴人連每月必行的安全檢查都沒有到位，遑論重大節日前夕的安全檢查。

根據2000-2004年惠州市看守所安全檢查情況匯總表，從2001年1月-2004年3月，幾乎看守所組織的每次安全檢查的清倉中，都會有違禁品的查獲。盡管考慮到每個時期都會有新進人員從而可能帶入違禁品的因素，依然無法否定監倉長期存在違禁品的結論。這也證實邱永祥組織實施的清倉工作不細致、不扎實，導致監倉內違禁品屢清不絕、清而復有。另外，安全檢查情況匯總表除了違禁品被銷毀的簡單記載，既沒有對發現違禁品的監倉及違禁品具體內容的標注，更沒有對違禁品來源渠道、責任人的追究查處情況記錄。在安全檢查的清倉中發現了違禁品，正是發現問題從而解決、杜絕違禁品再次出現的機會，但申訴人既沒有深入分析現有違禁品出現的渠道和原因，也沒有對可能再出現的違禁品設制預防、杜絕的措施、途徑，導致了清倉工作的不徹底。

其次，申訴人組織召開的獄情分析會議流于形式，沒有發揮應有作用?！犊词厮燃壴u定辦法》第十一條第（九）項規定，每月至少召開一次獄情分析會，落實對重點在押人員的監管措施?！稄V東省看守所等級評定辦法實施細則》（試行）第十二條安全工作第（十一）項規定，每月至少召開一 次獄情分析會，掌握在押人員思想動向，查找監所設施存在問題，制定和落實相應的防范措施，通過公開和秘密手段，密切掌握在押人員思想變化，防止各類事故的發生。由此可見，每月召開至少一次的獄情分析會是必須的，但會議的召開是為了有針對性地提出、發現問題，分析研究、制定對策，及時迅速的解決問題，落實監管措施，消除安全隱患，防止事故的發生。

根據惠州市看守所提供的看守所領導參加獄情分析會議次數統計表，看守所于2001年召開了11次獄情分析會議，2002年21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申訴人邱永祥2001年參加了9次，2002年20次，2003年14次，2004年1-2月份3次。據此，看守所落實了每月召開至少一次獄情分析會的規定，申訴人也基本參加了每次的獄情分析會。但獄情分析會流于形式，實為走過場也成為不爭的事實。盡管上述規定明確要求獄情分析會要有針對性地分析研究、解決問題，可申訴人只是為了召開獄情分析會議而召開，并沒有將其作為看守所安全監管、治理的重要方式去運作。其在獄情分析會上對包倉管教在會上匯報反映的監倉內存在在押人員持有手機等違禁品、牢頭獄霸現象不認真分析研究，針對監倉內存在的問題既沒有召集過安全組成員開安全會議，也沒有向看守所長和公安局主管領導書面匯報，更沒有制定出針對性防范措施加以解決。致使看守所有的監倉長 期存在違禁品和牢頭獄霸毆打、虐待、敲詐勒索其他在押人員等不安全隱患及2002年以來長期存在在押人員持有手機與外界聯系的問題。

2、申訴人安全保衛工作不到位，造成了嚴重后果，達到玩忽職守罪重大損失的標準。

首先，監倉內長期存在違禁品，違禁品屢清不絕、清而復有。前已述及，由于申訴人邱永祥沒有依照規定開展安全檢查，即使進行，清倉工作也存在不細致、不徹底的問題，導致看守所監倉內基本上每次安全檢查清倉都會查獲一批違禁品，出現了違禁品屢清不絕、清而復有的惡性循環。2004年3月9日清倉檢查之后，專案組在3月31日的清倉中居然又發現了大量的違禁品，包括人民幣、通訊錄、毒品、淫穢物品、刀片、避孕套、電話充值卡等?？词厮菍υ谘喝藛T進行監管和改造的專門場所，在押人員必須遵守看守所的各項規章制度，而看守所也要維護好在押人員的人身安全等合法權益。大量違禁品的存在不利于在押人員的改造，也給看守所的安全保衛工作帶來隱患，為脫逃、自殺、傷害等惡性事故發生提供了可能。

其次，監倉長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機與外界聯系及牢頭獄霸毆打、虐待、敲詐勒索其他在押人員等問題。申訴人邱永祥召開的獄情分析會議流于形式，對已發現的監倉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機、牢頭獄霸現象不認真分析研究，沒有向 上級匯報，也沒有制定針對性防范措施，導致監倉長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機與外界聯系和牢頭獄霸毆打、虐待、敲詐勒索其他在押人員等的問題。由于卷宗沒有提供詳細材料，尚無法得知看守所監倉內存在手機的部數，但可以明確2002年以來，監倉內長期存在在押人犯持有手機從而與外界聯系的情況，專案組清倉中發現的手機充值卡也可以佐證。以在押人犯方勇（已執行死刑）為例，方勇從2003年初起長期在監倉內使用手機，僅有證可查的2003年6月至2004年1月，其所使用的兩個手機卡與監倉外界聯系就達3446次。申訴人對方勇等重點在押人員疏于教育、嚴密監管，致使方勇在倉里長期隨意虐待、毆打人犯的牢頭獄霸行為得不到制止，并最終導致方勇在倉里以毆打、威脅等方法通過手機勒索人犯徐某某等多人親屬錢財達30000多元。在押人犯持有手機長期與外界聯系、牢頭獄霸現象，亦使監倉的安全保衛工作疏漏百出，嚴重危害了監管安全和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尤其是重刑犯方勇的行為，充分反映了監倉安全保衛工作之薄弱，致使其觸犯刑法構成犯罪。這嚴重損害了公安機關的社會形象，給看守所管理工作帶來極大的被動和不良影響。

由此，邱永祥對其負責的安全保衛工作不認真、嚴肅對待，履行職責不盡心、不得力，導致看守所安全保衛工作問題繁多，既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又有監管不力，在押人員嚴 重違反監規乃至出現違法犯罪的惡性事件。邱永祥的行為引發的嚴重后果，極大危害了國家監管工作安全和秩序，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

根據《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的規定，直接經濟損失的數額是認定玩忽職守罪的重要依據,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據。在對玩忽職守行為定罪量刑時,既要考慮行為人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的大小,又不能輕視或否認其他情節的作用。沒有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但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依然可以構成玩忽職守罪。申訴人邱永祥在負責惠州市看守所安全保衛工作期間，違背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履行的勤政義務，履行職守不盡心、不得力，嚴重危害了看守所的監管秩序與安全，嚴重損害了公安機關的形象，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其行為已經構成玩忽職守罪。申訴人以原判認定事實存在不實且即使屬實，其行為亦沒有造成多大損失為由提出申訴，理由不成立。

近年來，玩忽職守犯罪情況較為嚴重，往往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對于犯有玩忽職守罪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依法懲處，消除一些人存在的僥幸心理，充分發揮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但由于刑法對玩忽職守罪的結果性要件使用的是彈性構成要件（重大損失、情節特別嚴 重），缺乏明確性，給司法實踐的具體應用帶來了困難。即使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在對構成玩忽職守造成的人身傷亡和經濟損失這類有形的、物質性的損失規定了具體的量的標準，對無形的、非物質性損失也僅是限定了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對此，我們在審理該類案件時既要嚴格遵行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則，又要充分發揮法官的主觀能動性，結合案件本身所反映的情況，客觀準確地把握是否造成了“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嚴重后果。

第五篇：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的定罪量刑標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昨天對外發布。司法解釋首次明確，以“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的瀆職犯罪，應當依照刑法有關規定追究國家機關負有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

司法解釋還首次明確了濫用職權罪和玩忽職守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即對刑法規定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這一結果要件的認定作出規定，導致死亡1人以上即可定罪，謊報瞞報事故將加重處罰。司法解釋自今日起施行。

□權威表態

“不入腰包的犯罪”也是嚴重腐敗行為

瀆職犯罪給人感覺是“不入腰包的犯罪”，危害似乎不如貪污賄賂等犯罪。在最高人民法院昨天上午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裴顯鼎對此表示，瀆職犯罪不僅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與威信，損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而且還是貪污賄賂犯罪、經濟犯罪的重要誘因。

裴顯鼎表示，司法解釋通篇體現出對瀆職犯罪要嚴加懲處之意，“嚴懲瀆職意義重大，因為瀆職犯罪主要是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不作為，作為國家公職人員應該履行的職責不作為；另外一種是亂作為，不應該干的事情偏偏濫用職權。這兩種現象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重視，它的社會危害性越來越大，基本上形成了瀆職也是嚴重腐敗的共識。”

據了解，刑法有關瀆職罪的規定中包括37項罪名，目前這份司法解釋涉及了其中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兩項罪名，對于其他罪名法律適用問題的解釋，兩高已經在著手制定。

□出臺背景

定罪量刑標準不明瀆職犯罪易被輕判

最高人民法院發言人孫軍工昨天透露，2011年全國法院共審理瀆職犯罪案件4611件，生效判決人數4828人，較2010年案件數量同比上升2.72%，生效判決人數同比上升12.23%；2012年1月至11月，全國法院共審理瀆職犯罪案件4928件，生效判決人數4426人。

孫軍工表示，當前辦理瀆職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標準不明確、法律適用爭議問題多。瀆職行為只有達到情節嚴重或者造成重大損失時，才構成相應的瀆職犯罪；犯罪行為達到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時，才能對行為人處以更重的刑罰。刑法規定的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重大損失、特別重大損失等情形，除個別罪名之外，絕大多數罪名還沒有通過司法解釋規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

此外，瀆職犯罪是較為特殊的一類犯罪，在具體認定和處理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復雜性，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如何區分領導人員和執行人員的責任？對于以上級決定或者“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的瀆職犯罪，能否追究違法決定人員的刑事責任？因此，實踐中一些地方在定罪量刑標準掌握方面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甚至出現重罪按輕罪處理、輕罪按無罪處理的現象。

孫軍工舉例說，某縣公安局禁毒大隊民警抓獲盜竊小轎車的許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時任該縣禁毒大隊大隊長的農某嚴重失職，致使許某當晚掙脫手銬逃跑。許某逃跑后，又在實施盜竊時將被害人唐某捅傷，致其搶救無效死亡。但因對農某的失職行為缺乏明確的認定標準，只能以玩忽職守罪對被告人農某判處相對較輕的刑罰。

孫軍工表示，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最高法和最高檢制定了這一司法解釋。解釋的出臺對提高全社會對瀆職犯罪嚴重危害性的認識，促進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科學決策，以及加大司法懲處力度將發揮重要作用。

發生事故瞞報謊報加重處罰

【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一）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傷3人以上，或者輕傷9人以上，或者重傷2人、輕傷3人以上，或者重傷1人、輕傷6人以上的；

（二）造成經濟損失30萬元以上的；

（三）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

（四）其他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

司法解釋同時規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一）造成傷亡達到前款第（一）項規定人數3倍以上的；

（二）造成經濟損失150萬元以上的；

（三）造成前款規定的損失后果，不報、遲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不報、遲報、謊報事故情況，致使損失后果持續、擴大或者搶救工作延誤的；

（四）造成特別惡劣社會影響的；

（五）其他特別嚴重的情節。

【專家解讀】北京律協刑法專業委員會委員趙運恒稱，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趙運恒表示，實際操作過程中，因為濫用職權與玩忽職守的標準不一，一旦有具體案件，違法人員經常傾向于立案標準較高的玩忽職守罪。而且，什么是“情節特別嚴重”也并不十分明確。

司法解釋對于“情節特別嚴重”的具體規定，是以前所沒有的，以前的法律僅僅規定了立案、起訴的標準，并沒有對量刑作出規定，容易導致很多地方放縱犯罪，重罪輕判。司法解釋量化了量刑標準，使得司法機關可以更準確地追究犯罪。

趙運恒表示，司法解釋還針對近年頻繁出現的不報、遲報、謊報事故作出規定，具有較強的針對性，“此前出現不報、遲報、謊報，大多只會追究行政責任，最嚴重的也就是免職、撤職，沒有追究刑事責任的?，F在有了這條司法解釋，肯定有助于更好地遏制瞞報、謊報等情況，增加事故處理的透明度和救援的及時性，有效減少損失?！?/p>

集體研究實施瀆職不能免責

【司法解釋】第五條規定，國家機關負責人員違法決定，或者指使、授意、強令其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構成刑法分則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以“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的瀆職犯罪，應當依照刑法分則第九章的規定追究國家機關負有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對于具體執行人員，應當在綜合認定其行為性質、是否提出反對意見、危害結果大小等情節的基礎上決定是否追究刑事責任和應當判處的刑罰。

【專家解讀】孫軍工表示，對于多人特別是上下級共同實施的瀆職犯罪，違法決定的負責人員往往以僅負有間接的領導責任為自己開脫罪責，或者以經“集體研究”為托辭推諉責任，實踐當中有的只追究了具體執行人員的刑事責任。這種“抓小放大”的現象違背了問責機制的基本要求，既不公平，也不利于預防和懲處犯罪。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從嚴打擊瀆職犯罪，司法解釋首次明確以“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瀆職犯罪應依法追究負有責任人員的刑事責任，并規定了量刑標準，有望改變這種“抓小放大”現象，讓瀆職犯罪中的“大鬼”“小鬼”都依法受到應有懲處。

食品藥品監管瀆職從嚴懲處

【司法解釋】第九條規定，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假藥、劣藥等流入社會，對人民群眾生命、健康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的，依照瀆職罪的規定從嚴懲處。

【專家解讀】孫軍工說，食品、藥品安全直接關系人民群眾生命健康，有效遏制食品、藥品安全犯罪，必須依法嚴懲食品、藥品監管瀆職犯罪，為此，司法解釋第九條強調對于這類行為依照瀆職罪的規定從嚴懲處。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裴顯鼎介紹，專門針對食品、藥品監管進行規定，是因為食品、藥品涉及廣大民眾的生命健康，“即使其他領域監管得不是太好，食品、藥品也一定要管好。比如制造一個假的名牌包，社會危害程度肯定無法與問題食品、藥品的危害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