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基層人民法院審判機制改革（范文）

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我國的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單一的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使得社會經濟關系發生深刻變化，利益格局大幅調整，新舊社會矛盾不斷交織；原先作為調節經濟關系的主要手段——行政手段不斷弱化，而法律手段成為調節經濟關系的一種最重要、最主要的手段。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已成為人們的共識，公開、公平、公正成為法律追求的最高目標，因為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公民的法制觀念日益增強，人民法院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在依法治國戰略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貫徹落實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對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而人民法院的現行審判機制卻難以與上述要求相適應，人民法院的自身改革勢在必行。下面筆者結合實際，就基層人民法院審判機制改革這一問題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基層人民法院審判機制改革的必要性

現行基層法院審判機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官晉升以行政職務晉升為體現，由書記員、助審員、審判員、副庭長、庭長、副院長，逐級提拔。二是對案件操作進行行政化管理，體現在案件裁判的逐級審批與匯報制度上，造成審案者不判、判案者不審的局面，不能充分發揮合議庭與獨任審判員的作用。這種審判機制，已越來越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與現代法律制度追求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相違背

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是一個國家中兩個不同的權力執行機關，其權力動作的表現方式也是不同的。審判權力的動作表現方式最通常的是合議制，行政權力的動作表現方式則是首長制。首長制體現的是長官意志，強調服從，暗廂操作往往多一些，難以更好地體現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而合議制體現的是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能更好地體現司法制度強調的公開、公平、公正原則。現行的案件裁判逐級審批與匯報制，在法院內部管理上一定程度地體現了司法裁判權的行政化，我們強調行政機關和其他團體不能干涉司法機關辦案，這是就整個社會的執法環境所作的要求，在法院內部同樣也不能允許以行政命令去干擾合議庭的裁判權。且層層審批也人為地繁瑣了辦案程序，造成審判效率降低，也使得合議庭成員責任心不強，模糊了職與責之間的統一，難于保證案件質量。

（二）、與全面提高審判隊伍素質的要求不相適應

上面已經談到，現行審判機制對法官的晉升總與一定的行政職務掛鉤，法院的中層領導干部大都從優秀的審判人員中選拔，而這些人員晉升到一定的行政職務，由于其從事行政事務的增多，參與審判就相對減少，特別是副院長這一級，表現尤為突出。這就造成了實際從事審判工作的法官隊伍素質相對降低，使得全面提高法官業務素質沒有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渠道。

（三）、與審判資源的合理配置不相協調

由上述

（二）引申出來的一個問題，即審判隊伍相對不穩，浪費審判資源的問題。一方面，是優秀法官晉職后，參加一線審判相對減少。另一方面，隨著法官初任資格司法考試的開展，法官任職的門檻相對提高，造成新任法官的斷層現象。所以，有必要改革法官隊伍的管理體制，建立審判長選任制或主審法官制，進一步穩定法官審判隊伍，合理配置審判資源。

二、基層人民法院審判機制改革的內容

（一）、縮小行政編制，充實審判隊伍

1、院長、副院長應親自擔任審判長，審理重大、疑難、復雜案件

基層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按現行法官等級，為四級高等法官、一級法官，其職稱要求其應承擔辦案職責。院長、副院長同時又身兼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委員會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研究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所以，筆者認為院長、副院長對案件的指導有兩種方式，一是直接參與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審理；二是從辦案中總結經驗，寫出高水平的調研文章，指導審判實踐。此應形成一種制度，不能流于形式。

2、對庭長實行競爭上崗制、輪崗制管理

庭長是基層人民法院中最重要的中層領導干部，受院領導委托，既要對所在單位人員進行行政管理，又要對審判業務直接進行指導，一崗雙責，既管人又管事，責任重大，綜合素質要求較高。要打開工作新局面，重在用人。在法院內部要形成能者上、庸者下的局面，激發干警的工作積極性，必須對中層領導干部進行動態管理。實踐證明，庭長競爭上崗制和輪崗制是對中層領導干部管理的一種有效機制，它對庭長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所謂庭長競爭上崗制，是指符合庭長任職條件的人員，經民主推薦，其人選與庭長名額形成一定差額，進行業務考試、民主測評、競職演說，然后綜合院領導意見，確定庭長。參與競爭人員在競職前可擬定自己所競選的職位，考核合格確定該庭長資格后，根據其業務專長，并參考其所競選意向，確定其任職所在庭

第二篇：法官助理制度——審判機制改革的突破口

法官助理制度——審判機制改革的突破口

------郭信主

2002年7月，在全國法院隊伍建設會議上，最高法院作出了在全國法院系統實行法官員額和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決定，全面推進法官職業化建設，推動審判機制的改革創新。幾年來，作為最高法院法官助理制度試點單位，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以法官助理制度的構建為起點，以落實法官員額制度為契機，在審判機制改革的實踐中不斷完善、發展法官助理制度，建立了“一個機制，一套辦法”的審判運行管理模式。此種審判運行管理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本文結合房山法院近幾年的實踐和取得的成效，從“一個機制，一套辦法”和法官助理制度本身的特點和優越性來論述法官助理在審判機制改革中的靈魂地位。“一個機制，一套辦法”及其運行效果

所謂“一個機制，一套辦法”，就是指建立以法官為中心，法官專司審判，法官助理輔助法官審判，書記員專職法庭記錄的職責明確、分工負責、監督有力、運轉高效的新型審判機制。

一、“三二一”到“3N1+1N1”

為了落實《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改變法官職業大眾化和審判管理行政化的現狀，2000年初，房山法院探索實行“三二一審判機制”，在全國法院率先建立了法官助理制度。所謂“三二一審判機制”，是以合議庭三名法官為中心，法官專司審判，法官助理負責庭前準備，書記員專職法庭記錄的職責明確、分工負責、運轉高效、監督有力的審判機制，其特點是“精選審判人員，強化審判職責，優化資源配置，強調職能分離，加強內部監督”。所謂“精選審判人員”是指科學確定法官員額，通過法官選任，使少數優秀的審判人員走上審判崗位，改變法官職業大眾化的局面。所謂“強化審判職責”即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責任模糊的審判機制，將案件的最終裁決權交給法官，但法官同時對案件結論負責。所謂“優化資源配置”即根據審判規律建立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三二一”審判模式，由三名法官組成合議庭負責審判，由兩名法官助理負責庭前準備等審判輔助性工作，一名書記員負責開庭記錄。所謂“強調職能分離”即改變傳統的法官與書記員職責不分、責任不明，從收案到結案大包大攬的現象，明確庭前準備的獨立價值，法官專職審判，法官助理負責庭前準備工作，實現權責的統一。所謂“加強內部監督”即通過職責劃分和審判工作環節化，法官庭前不再對案件進行預審，達到客觀上加強內部監督的效果。由于此項改革達到了提高訴訟效率，保證案件質量的改革目的，先后引起了最高法院領導及全國各地法院的關注，最高法院為此專門成立調查組對其進行調研，認為房山法院建立了一種新型審判機制。2003年初，北京高院提出在部分法院建立合議庭固定模式、實行人員分類管理的改革意見，提出在法官助理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以法官為中心的審判管理機制，將基層法院審判模式規范為合議庭固定模式。

為了貫徹實施最高法院《關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開展法官助理試點工作的意見》和北京高院關于固定合議庭改革的意見，房山法院結合自身特點，不斷發展和完善“三二一審判機制”，將法官助理制度與合議庭固定模式改革相結合，建立了符合審判規律的大合議庭審判機制及相應的人員分類管理制度，這項制度以法官助理制度為切入點，科學合理配置審判資源，較好地處理了法官選任、建立法官助理制度與書記員聘任之間的關系；解決了庭前準備與庭審之間的銜接問題；在克服一審一書弊端的基礎上，客觀上解決了案件的繁簡分流問題，實現了“簡易出效率，復雜出精品”的改革目標，走出了一條別具特色的改革之路。所謂大合議庭，以數字形象表示，即“3N1+1N1”，系一個固定合議庭和一個簡易組的結合，簡易組為合議庭審判的前置程序。“3N1”中的“3”指固定合議庭中的三名法官，“1N1”中的第一個“1”指簡易組的簡易法官，其職責是專司審判；“N”指配備的法官助理數量，是一概數，具體人數根據案件的數量、案件的性質和人員編制情況來確定，其職責是除法官及速錄員職責外的全部事務性工作；二者中的后一個“1”統指分別為固定合議庭和簡易法官配備的速錄員，其職責是專職法庭記錄。大合議庭是對傳統意義上合議庭制度的演繹發展，系審判庭內的基本審判單元。在傳統合議庭形式下，三名法官隨案組合，案結組散；而大合議庭中合議庭的三名法官是固定不變的（其中一名為選任審判長），分則獨任審判，合則共組合議庭，既符合合議制原則又靈活機動。房山法院在民商事審判中普遍采取“351＋121”的配置，即“三名合議庭法官、五名法官助理和一名書記員”＋“簡易組一名法官、兩名法官助理和一名書記員”的配備，其中“351”中五名法官助理有三名為文字助理，兩名為負責庭前準備的程序助理。

按照審判庭的收案范圍，各審判庭收案后，依據案件類型的不同將案件分至不同的大合議庭。對大合議庭的所有案件，首先由簡易組的法官助理對案件進行篩選，法官助理在審查、送達中客觀地對案件實行繁簡分流，五日內最終決定是否作為簡易案件由簡易法官審理。此時，案件流向兩個方向——簡易案件歸屬簡易組，其它案件移交給固定合議庭，由合議庭的法官助理負責庭前準備工作。原則上，簡易組與固定合議庭各負責大合議庭中50%的案件的審理。

（一）“1N1”簡易組案件流程

簡易組的法官助理兼有調解的職責，對繁簡分流中或分流后的全部簡易案件進行庭前調解。1．經調解成功的，報簡易法官審查簽發文書結案；調解不成的，則由簡易法官開庭審理，直接裁判。

2．訴訟中，對于簡易案件中出現的案情復雜、無法在短期內審結的案件，應轉為普通程序，由簡易法官與庭長、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為了防止簡易組繁簡分流過程中隨意截留案件的情況發生，合議庭規則規定，簡易組轉普通程序的案件不得超過簡易法官審結案件的5％。

（二）“3N1”合議庭案件流程

“3N1”合議庭的法官助理分為庭前程序助理和庭后文字助理兩類。

1．繁簡分流后的復雜案件由簡易組法官助理轉固定合議庭的程序助理。程序助理負責為合議庭的三名法官作好案件的庭前準備工作。在庭前準備期間，法官助理可以對案件進行庭前調解，也可以對當事人進行證據指導或組織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需要開庭審判的，為法官排期開庭。

2．三名法官各自獨任審判由自己承辦的案件；對于案情復雜，需要轉為普通程序的，與其他兩名法官組成合議庭。文字助理負責法官開庭后的事務性工作及法官審結案件70%的文書起草工作。

二、以“一套辦法”保障“一個機制”的良好運轉

所謂“一套辦法”即為保障一個機制的實施，建立的以法官為中心的人員分類管理辦法。人民法院作為國家的審判機關，從管理學的角度看，也是一個人員相互協作的系統，即各類人員在崗位責任基礎上的互相合作、互相配合，從而實現國家賦予的審判職能。所謂分類管理，即將人民法院內各工作人員所擔任的工作，根據其工作性質、基本職能、崗位特點和工作規律進行歸納分類，并制訂相應的管理制度。因此，人民法院必須嚴格區分法官、司法輔助人員即法官助理、書記員和行政服務人員的工作性質、基本職能、崗位特點和工作規律，并根據其職業特點對他們實行分類管理。

自2000年初房山法院開始實行“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合議庭審判機制起，經過幾年的反復探索和總結，逐步建立了與之相配套的對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行政服務人員的分類管理辦法，明確提出了“一個機制，一套辦法”的審判運行管理方案，以“人員分類管理辦法”保證“大合議庭審判機制”的開展。改革方案源自對法官與法官助理關系的深層思考。在大合議庭審判機制中，法官助理的工作表現直接影響著法官審判工作的質量。無論從保證法官的中心地位角度出發，還是為了保證審判工作的順利開展，都要求法官助理必須服從法官，為法官服務。但在延循行政管理模式的情況下，如何將兩個行政隸屬上無聯系的獨立個體納入審判規律的運作軌道成為困擾改革的難點問題。分類管理、業績考核為這一難題指明了解決方向，很好地貫徹了“以法官為中心，法官助理對法官負責”的理念，突出了法官的中心地位。在法官助理的業績檔案中，首先，突出合議庭或法官對法官助理的考核，法官的評價意見占到法官助理業績考核分值的20％，法官助理任命為法官時還應當考慮所在庭對其業務能力的評價。其次，細化職責，以職責的完成質量作為業績考核內容。房山法院對法官助理的職責進行了細化，法官助理需要對案件初步審查與依法送達、組織證據交換、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依法官指派調查收集證據、排定開庭時間、根據法官的意見起草裁判文書等等。能夠量化考核的予以量化，比如法官助理的庭前調解結案數量、為法官起草文書的數量及保全案件的數量，不能量化的由法官分項出具評價意見，最后予以綜合評定。此外，房山法院在人員分類管理中，突出了法官和審判崗位的重要性，在年終評優評先中，評先比例向法官適當傾斜，每年定期組織先進法官外出考察，并給法官提供優先晉級的機會。房山法院通過人員的分類管理，確立了法官的中心地位,賦予法官對法官助理的考核權,對法官和法官助理進行分類管理,保障了法官的權威和法官職位的吸引力，充分調動了法官助理的積極性,實現了法官和法官助理之間的和諧，充分挖掘了法官助理制度的優越性，為“一套機制”的良好運轉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三、“一個機制，一套辦法”取得的良好效果

“3N1+1N1”的審判機制將各種審判模式的優勢融于一身，解決了傳統模式的種種弊端。通過繁簡分流，達到“簡易出效率、復雜出精品”的改革目標；法官助理的設置，使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之間形成了職責分明，分工負責、運轉高效、監督有力的審判機制；每個大合議庭作為一個審判庭內的獨立審判單元，在審判長的組織協調下各自辦理不同類型的案件，既有利于培養專業型法官，又能突出審判長的地位，弱化審判庭的行政管理色彩，實現程序的合法性；簡易組辦理普通程序案件的組成人員的規定，落實了院、庭長辦案制度，也充分利用了人民陪審員這一審判資源。因此，雖然近年來房山法院面臨著收案量連年遞增的巨大壓力，但得益于“3N1+1N1”審判機制的創建和人員分類管理的落實及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各項工作仍然取得了顯著成效。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簡易出效率——縮短了審理周期。合議庭內部的繁簡分流，化解了在庭、室之間分流案件不可避免的流轉阻滯，最大限度地簡化了訴訟程序，縮短了訴訟周期，大大提高了民事審判效率。幾年來，房山法院通過調解、撤訴方式結案的案件占到了案件審結量的63％。簡易法官每年審結的案件量可占整個機制中法官案件審結量的50％，有些案件從審查立案到調解審結僅需1-2小時。簡易案件從立案到分案，再到送達，排期，開庭審理，當庭調解并發放法律文書，平均審限僅為20余天左右。如房山法院民二庭簡易法官在兩名法官助理和一名書記員的配合下，結案量占到了所在大合議庭收案數的65.3%，大大提高了訴訟效率，降低了訴訟成本。上述成果的取得與法官助理對案件的分流以及在簡易法官指導下進行的調解工作密不可分。

（二）復雜出精品——保證了案件質量。簡易組對案件數量的大量消化，加快了案件的整體訴訟進程，減輕了固定合議庭內法官案件多的壓力，使得他們能夠集中精力審理較為疑難、復雜的案件。由合議庭內法官助理負責庭前準備工作，避免了由不同庭室分別負責庭前準備與庭審工作產生的制約弊端，使庭前準備與庭審之間銜接科學合理。合議庭固定模式，解決了長期困擾基層法院的陪而不審現象。大合議庭制度在提高案件效率的同時，也使案件質量得到了保障。幾年來，房山法院審理的案件中，當事人的上訴率不足8%，二審平均發改率低于7％，案件質量連年居北京市法院系統前列。

（三）法官精英化——規范了人員管理。大合議庭機制推行后，房山法院現有法官數量比改革前減少近30%，審判崗位法官與輔助人員的比例由原來的1：1調整到1：2。由于減少了法官數量，設置了法官助理崗位，不但增強了法官崗位的吸引力，提高了法官整體素質，還為法院人員分類管理創造了條件。幾年來，我院先后建立了法官、法官助理、政工行政人員、速錄員等人員分類管理辦法，辦法中突出了審判崗位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地位，客觀上形成了“一個機制（3N1+1N1），一套辦法（人員分類管理）”的良好運行局面，法官在法院中的中心地位逐漸得以體現，法官助理也在這一制度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在2005年底的全院總結工作中，全院評出的38名優秀人員中，法官就占據了20名，突出了審判業務部門在法院的核心地位，增強了審判業務部門的吸引力。大合議庭審判機制的靈魂——法官助理制度

如果說“一個機制、一套辦法”是一幅勾勒精美的圖畫，那么法官助理制度便是馬良之神筆，是“一個機制和一套辦法”的靈魂，是保障“一個機制和一套辦法”良好運轉的關鍵。它主要涉及法官助理來源與條件，法官助理性質與職責，法官助理的配備與工作流程，法官助理管理與發展等八個方面問題，這些都是實行法官助理制度的核心問題，是房山法院對法官助理制度的高度概括和總結，是房山法院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法官助理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使這項機制和辦法由構思變為現實，才有了“3N1+1N1”的誕生，才有了房山法院審判工作運行和諧、高效和良好的局面。

一、法官助理的來源與條件

（一）法官助理的來源

法官助理是個全新的職業，根據我國法院改革的基本構想及我國法院的人員構成現狀，法官助理的來源主要包括新招助理和轉化助理兩大類。新招助理主要指向社會公開招收的人員，主要是來自法律院校的專業應屆畢業生。轉化助理指已取得了法官資格、但法官選任制度實行后未能進入法官員額范圍的審判人員，以及有豐富經驗的在編書記員或其他政工、行政人員。具體來源主要包含以下四個方面：

已經被任命為審判員或助理審判員，但法官員額確定后或審判長獨任審判員選任后不在法官員額范圍內的審判人員； 法院中已經通過初任法官資格考試或統一司法考試取得法官任用資格但尚未任命為法官或進入法官員額范圍的人員；

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以上學歷或者高等院校其他專業本科以上學歷具有法律專業知識，尚未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

目前不符合擔任法官助理的學歷條件，但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經考核合格的在編優秀書記員或在崗位調整中進入審判庭室的其他行政輔助人員。

關于新招助理是否可以暫時不占行政編制，實行聘用制的問題，在實踐中存在兩種意見：

支持者認為，鑒于當前審判任務繁重，政法編制有限，為了落實法官助理制度，和保證審判任務的高質量完成，可以考慮短期聘用部分符合法官助理條件的應屆本科畢業生，充實到法官助理崗位，這樣既可以緩解審判壓力，又可以推進法官職業化進程。對其中優秀的受聘人員，在編制許可的情況下，可以逐漸轉為行政編制，對不勝任的人員可以不再聘用。

反對者認為，法官助理所從事的工作涉及國家司法機密，是公務員的崗位，只能由公務員完成。另外，當前有些法院法官數量比較多，案件壓力不大。從法官職業化的角度出發，應通過減少法官數量來提高法官素質和落實法官助理制度。

房山法院認為，法院改革是綜合性改革，各地區、各法院發展不平衡，故實行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也不能一刀切。對審判任務繁重，人員編制有限的法院，可以考慮暫時聘用一些符合法官助理條件的人員，做些庭前程序性、事務性工作，待人員編制有空缺的時候，擇優錄用，這樣可以緩解改革給繁重審判任務帶來的壓力。但是，聘用人員不能從事涉及審判實質內容的工作，而只能從事一些程序性工作。對法官數量明顯偏多，案件壓力不大的法院，應該嚴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法官職業化的要求，通過減少法官數量的方法落實法官助理制度。

（二）法官助理的任職條件

結合我國法院的實際，考慮到法院現有人員的現狀，房山法院認為法官助理的任職條件，應當把握兩個原則：一是法官助理應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和法律專業素質，同時法官助理的地位和性質決定了法官助理的條件應當低于法官的任職條件而又高于對書記員的要求；二是由于我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經濟、文化發展程度很不平衡，對法官助理的選任應當遵循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基于以上兩個考慮，對于新進入法院擬擔任法官助理的人員的學歷條件，一方面要堅持高標準，即法官助理應當是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但具有相應的法律專業知識；另一方面又要堅持實事求是，考慮到目前我國的國情，有必要對法官助理的任職標準在特殊地區予以特別的放寬，即在某些特殊地區，可以考慮允許具有國家承認的法律專業知識培訓經歷（如規定具有主要法律課程的自學考試單科合格證書、接受過國家法官學院或其他專門高等院校的培訓課程）的人員擔任法官助理。當然，也可以規定，放寬任職標準的，必須經所在高級法院的同意或批準并報最高法院備案。不可否認，在司法機關中確實存在一大批僅具有大專學歷（多為繼續教育）的優秀書記員，經過培訓與考核后完全可以勝任法官助理工作。

對于法官助理的任職標準，房山法院認為，按照法官職業化的要求，法官助理首先是一個職業，其次才是法官的重要來源。對于法官助理的任職條件，不能一律要求其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但應該確定一定的比例。實行法官職業化以后，有些法官助理可能終生從事助理職業。只有具備司法考試資格的經過一定年限司法實踐的優秀法官助理，經過法官的推薦，才有機會被任命為法官。這既有利于調動法官助理工作積極性，又有利于法官助理隊伍的穩定，培養出具有豐富經驗的優秀的法官助理。二 法官助理的性質與職責

（一）關于法官助理的性質

法官助理是審判輔助人員，不具有審判權。這是房山法院實行法官助理制度以來，一直堅持的原則。最高法院實行的法官選任制度進一步確定了這一觀念。最高法院提出設立法官助理，其目的是通過合理劃分審判工作職責，理順法官與其他各類審判輔助人員的關系，保證法官專司審判，以實現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審判的公正與效率。從形式上看，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所做的工作都是圍繞庭審這一中心工作展開。從審判機制上看，一方面法官助理代表法官負責庭前準備工作，他是法院與當事人聯系的紐帶，是法院或法官為當事人服務的具體執行者。法官助理的出現，既體現了司法的服務職能，同時又避免了法官對案件的包攬行為，避免了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私下接觸，客觀上也起到了內部監督作用；另一方面，法官助理是聯系法官和書記員之間的紐帶，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法官助理在工作中既要接受法官的業務指導，又擔負著協調書記員開展工作的職責。從法官助理本身的職責看，又有一定的權限，如庭前準備及主持庭前調解等，具有獨立開展工作的機會和職權，為法官助理未來做法官打下了基礎。

房山法院認為，實踐《綱要》第33條應當與審判長、獨任審判員選任結合考慮。取消助理審判員制度，不是取消現有助理審判員的審判資格，而是嚴格法官準入制度，即法院院長今后不再任命助理審判員。對現有的助理審判員，應當許可他們參加審判長、獨任審判員選任，通過選任進入審判崗位的法官（或助理審判員）列入法官員額編制，繼續從事審判工作；未通過選任的法官（或助理審判員），則可以調整其審判崗位，列入法官助理編制，從事審判輔助性工作。法官助理應是從事審判事務的輔助人員，是輔助法官完成審判任務的人員，不具有審判權。否則、選任就等于穿新鞋，走老路，法官職業化很難實現。

（二）法官助理的職責

職業的性質決定職業的職責，借鑒國外的有益經驗，結合我國的實際，最高法院在《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中將法官助理的職責具體確定如下：“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導下履行下列職責：

（一）審查訴訟材料，提出訴訟爭執要點，歸納、摘錄證據；

（二）庭前組織交換證據；

（三）代表法官主持庭前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的，須經法官審核確認；

（四）辦理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擔任辯護人或者指定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的有關事宜；

（五）接待案件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的來訪和查閱案卷材料；

（六）依法調查、收集、核對有關證據；

（七）辦理委托鑒定、評估、審計等事宜；

（八）協助法官采取訴訟保全措施；

（九）準備與案件審理相關的參考性資料；

（十）辦理案件管理的有關事務；

（十一）根據法官的授意草擬法律文書；

（十二）完成法官交辦的其他與審判業務相關的輔助性工作。” 訴訟活動明確劃分為庭前準備與庭審裁判兩個階段，是許多國家訴訟法律制度的共同特點。多年來，由法官獨攬庭前準備與庭審工作的狀況，帶來了不少弊端：其一，法官在庭前準備階段實際上行使了對案件預審的職權，在開庭前即對案件形成預斷，容易造成法庭審理流于形式，影響了司法的公正，浪費了審判資源；其二，由于案件數量激增，法官的工作量越來越大，往往沒有時間和精力充分開展庭前準備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當事人庭前準備階段的參與權，影響了審判的整體效率；其三，庭前準備階段的獨立價值被忽視，法官從收案到結案大包大攬，不僅降低了審判效率，影響了審判質量，也使審判過程的監督機制十分薄弱。為了避免上述弊端，房山法院認為，庭前準備工作是輔助性工作，應該由輔助人員完成，即在明確庭前準備與庭審環節的基礎上，法官僅負責案件的庭審和裁判工作，庭前準備工作由審判庭內部的法官助理完成。由于庭審與庭前準備工作同在一個業務庭或合議庭內，法官與法官助理之間既做到了分工負責，同時又能默契配合。法官助理可以隨時向法官匯報準備程序的進展情況，遇到需要調取證據或涉及實體法律問題時，法官助理可以隨時請示法官，由法官裁決、確認。這種做法，通過明確法官和法官助理的職責，使庭前準備階段與庭審階段銜接自然，轉換順利。綜上，法官助理的職責可以劃分為庭前準備和庭審兩部分，由此也可以將法官助理劃分為兩類：負責庭前準備階段的程序性事務工作的法官助理我們稱其為程序助理，負責開庭審判階段的文字工作或事務性工作的法官助理我們稱其為文字助理。程序類法官助理的職責主要包括：向當事人送達起訴書副本等訴訟文書；審查訴訟材料，指導、引導當事人舉證，依法調查、收集、核實相關證據；對案件客觀實行繁簡分流；采取財產保全和證據保全措施；辦理委托鑒定、評估、審計等事務；接待當事人來訪、咨詢；負責案件在庭前準備階段的管理工作；排定開庭日期，張貼開庭公告，對簡易案件進行調解等等，即管理辦法中第一至第八項職責。文字類法官助理的職責主要包括：按照庭前程序類法官助理的安排，代表法官組織當事人進行證據交換并固定證據；代法官接收、管理、查閱卷宗材料，提出訴訟爭執焦點，起草閱卷筆錄；接待當事人來訪、咨詢；旁聽法官開庭并為法官草擬一般性法律文書，辦理文書印制、卷宗裝訂及案卷管理事務，協助法官調解等等，即管理辦法中第九至底十二項職責。

三、法官助理的配備與工作流程

（一）法官與法官助理的配備 任何職業都有一個運行環境及與之相關職業的配合問題，法官助理的產生和發展也是如此。法官助理的配備，涉及到法官員額、書記員聘任、法官助理與法官職責的劃分等諸多問題。

實踐證明，合議庭固定模式是法官助理與法官配備的基礎模式。

按照最高法院的改革要求，法院改革的核心就是審判組織及其運行機制和法院人員的分類管理問題。就是要在現有體制內，建立一種符合審判規律的新型審判機制，及與這個審判機制相配套的人員分類管理辦法。

建立以法官為中心的新型審判機制，首先要考慮的就是審判資源的配置問題，核心就是法官與法官助理的配備問題。

談法官與法官助理的配置問題，實質就是要解決法官員額與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問題。法官員額制度是法官助理產生的基礎，法官助理制度保證法官員額制度的實現。根據我國法院的人員現狀，實行法官員額制度，就要減少法官或取消非審判崗位法官的數量。減少法官數量，就要減少法官的工作量。減少法官的工作量，就要設置審判輔助人員來協助法官完成審判輔助性工作。僅談建立法官助理制度，不談法官員額；或僅談法官員額，不考慮法官助理的配置，都是不科學，不現實的，二者是互為條件，互為基礎的。為此，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客觀上必然涉及法官員額問題。應該說，法官員額與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是審判管理內部改革的突破口。它與法官的業務能力、訴訟案件的受理數量、審判輔助人員的儲備情況及訴訟程序的特點都有直接的關系。

為此，房山法院認為，一個法院的法官員額與法官助理的配備雖然不宜確定固定比例，但應該有一個基礎模式。應根據本院人員編制、訴訟案件的數量及我國訴訟法的特點，采取合議庭相對固定的3：N：1模式，即法官和書記員的數量相對固定，法官助理的配置則靈活可變。每個法院，可以根據訴訟案件數量多少，決定設立多少個相對固定的合議庭。合議庭數量確定了，法官員額就明確了。合議庭與法官助理的配備，可以根據法官與法官助理的職責劃分、輔助人員的儲備情況、案件性質及案件數量等綜合因素予以確定。

房山法院實行以合議庭三名法官為基礎的大合議庭固定模式，主要是根據訴訟法對訴訟程序的規定和基層法院存在簡易程序案件與普通程序案件交叉的特點決定的。在簡易程序中，合議庭的三名法官分別為獨任法官，可以各自按照法官助理排定的時間分別審理案件；在普通程序案件中，這三名法官自然組成合議庭，實行合議制。其特點是機動靈活，分則適用簡易程序，合則適用普通程序。而法官助理的數量則根據具體情況予以不同的安排。這種模式既適合一審，也適合二審，既適合民商事審判也適合刑事審判。如：民商事案件，由于庭前準備工作量較多，可以實行3：5：1的配置，5名法官助理中，可配備2名專門的程序類法官助理負責庭前準備工作，配備3名文字助理負責開庭后的事務性工作。刑事審判由于庭前準備工作量較少，可以實行3：2：1的配置，三名輔助人員（兩名法官助理，一名書記員）共同負責三名法官的事務性工作。

另外，房山法院認為，根據基層法院案件繁簡各異的特點和簡單案件快速處理的原則，在固定合議庭受理案件前，還可以設置一名簡易案件裁判法官，同時為其配備法官助理1-2名和書記員1名，作為合議庭的前置。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對簡單的案件實行快速處理，可以確保簡易案件的訴訟效率，將有限的司法資源予以合理分配。固定合議庭受理的案件均應是繁簡分流以后相對復雜疑難的案件。總之，在配備法官助理時，必須堅持以下五個原則：一是合法原則，保證法官居中、獨立裁判，確保司法公正的原則；二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體現司法為民的原則；三是提高審判效率、降低訴訟成本的原則;四是統籌、合理使用司法人才的原則;五是回避原則。

這種在審判庭內部將審判工作環節化的作法，充分體現了以法官為中心，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監督，運轉高效的審判工作特點，完全符合審判規律。這一流程下，輔助性工作由法官助理完成，由于助理由法官負責管理和考核，法官助理樹立了為法官服務的思想，較好地實現了庭前準備與庭審工作的銜接,避免了將庭前準備工作放在立案庭或準備庭由預審法官或準備法官完成等兩種情形所形成的庭前準備與庭審人為割裂的弊端。

有關法官助理的工作流程，由于在“一個機制、一套辦法”中已進行了論述，此處便不再贅述。

四、法官助理的管理與發展方向

房山法院自2000年初開始實行“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的合議庭固定模式的審判工作機制，逐步建立與之相配套的對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政工、行政服務人員的分類管理辦法，明確提出了“一個機制，一套辦法”的合議庭固定模式的改革方案。六年多的改革實踐證明，對現有法官實行選任，為法官設置輔助人員、對法院人員實行分類管理的做法，在審判資源配置、法院內部監督、審判流程管理、審判的公正與效率等方面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法官對法官助理的使用與管理相統一原則是房山法院法官助理管理的重要特點，這是由法官助理性質決定的。法官助理是審判輔助人員，不具有審判權，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在法官的指導下工作，是為法官服務的。這就要求法官對法官助理的使用與管理必須統一，法官助理必須對法官負責，同時法官對法官助理的工作行為承擔責任并注重對法官助理的培養，為法官助理將來晉升為法官作好基礎性的準備工作。否則，在現有體制下，法官與法官助理關系就會逐漸淡漠，最終形成制約。

（一）中國法官助理管理模式的探索

中國的法官助理管理模式既不能簡單照搬英美法系國家的做法，也不能完全復制大陸法系國家的做法，我們應該結合中國國情，合理揚棄，探索并設計出一套與我國的政治體制、法院建制及與訴訟法相適應的法官助理管理模式。

首先，對于法官助理如何管理的問題，房山法院認為法官助理應作為獨立的司法類公務員，按照《國家公務員法》進行管理。因為法官助理不是法官，自然不應列入法官序列，對其實行單獨序列管理才能真正體現法院不同崗位人員的分類管理。其次，作為人民法院的重要組成人員，法官助理是法官的“智識型”的助手，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職務，地位重要，責任重大。因此，房山法院認為，必須要為法官助理提供一定的職務晉升空間和較高的待遇，才能調動法官助理的工作積極性，保證法官助理隊伍的穩定性，確保審判工作的完成。法官助理屬于公務員，但又是特殊的公務員，即司法公務員。因此，在對法官助理實行單獨序列管理時，應設立科學合理的職務、職級序列，其職級配備應略高于普通公務員；待遇應低于法官，但要略高于普通公務員。

第三，關于法官助理的錄用程序，我國的法官助理采取的是職業化的模式，其基本性質是職業化的司法輔助人員，應該有一套嚴格的錄用程序。具體而言，法官助理作為公務員中特殊的、獨立的職務序列，應當按照錄用公務員的方式，根據公開、平等、競爭的原則，通過考試（最好能夠考慮到法官助理的特殊需要，在考試中突出專業內容）、考核，擇優選用。

第四，關于法官助理的管理模式問題，房山法院認為，要將法官助理管理模式的著眼點放在有利于保障法官的中心地位，有利于法官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降低審判成本，提高審判效率的基礎上，真正實現人員分類管理。否則，雖然對法官助理進行了分類管理，但是管理政策沒有突出法官助理的職業特點，等于穿新鞋走老路；或者為了協調與銜接，仍沿用同一管理模式管理不同類型的人員，同樣是不科學的。從這一點看，分類管理的核心應該是管理政策的定位。法官助理與法官、書記員在同一個審判庭，根據審判需要組成不同的審判單元，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案件審理中的各個環節和不同崗位的工作，保證案件審理的“公正與效率”，這就是改革的初衷。至于法官助理是否需要由專門的機構管理，合議庭與法官助理的搭配是固定或相對固定，這些問題都需要根據各級人民法院和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摸索確定。但是，無論采取何種管理模式，法律規定的獨立審判、公務回避、秉公執法、以法官為中心以及審判工作必須遵守的工作紀律等，是相關人員都必須要遵守的。

（二）法官助理的分級管理及發展方向

法官助理實行分級管理，是房山法院法官助理管理的又一特點。法官助理根據能力、業績的差別可以劃分為初級法官助理和高級法官助理。高級法官助理若符合擔任法官的條件，在法官員額空缺時，經合議庭法官推薦，可以晉升為法官，初級助理不能直接晉升為法官。

法官助理由所在合議庭考核，初級法官助理連續兩年被評為優秀或業績考核優秀的，取得晉升為高級法官助理的資格。高級法官助理應當具備較高的裁判文書制作水平、扎實的程序控制能力，并應熟知庭審程序。高級法官助理在考核中連續兩年考核低于法官助理平均成績或者累計三年考核低于法官助理平均成績的，降為初級法官助理。

法官助理是一個職業，在這一職業中的助理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在本序列中由初級向高級發展，從而保持在本職業的高端位置；另一個是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法官助理，在成為高級助理后經過遴選被任命為法官，從而進入另一職業通道。從這點講，法官助理也是法官人選的培養和儲備基地，可以為選任法官提供充足而堅實的人才儲備。

（二）關于法官助理與法官、書記員之間的關系

從法官與法官助理的性質來看，二者之間是一種指導與服務的協作關系。法官助理是審判輔助人員，應為法官服務。它要求法官助理必須從法官的角度考慮問題，時刻為法官公正、高效審判做好輔助性工作，同時，也要求法官注重對法官助理的培養，為法官助理將來晉升為法官做好基礎性準備工作。房山法院認為，法官助理晉升為法官必須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擔任法官助理期間，履行法官助理的職責，已進入高級助理范圍，并通過法官助理條例規定的考核；

必須經其服務的法官的推薦，才能享有晉升法官的入選資格； 通過全院組織的法官選任考試。

應該說，第一和第三個條件都是一種晉升的固定模式考核；而在第二個條件之中，通過法官提名這一瓶頸的設置，有利于樹立法官的權威，培養法官助理為法官服務的意識，同時也有助于形成法官對其輔助人員培養和指導的氛圍。

在正確處理法官與法官助理的關系的同時，還要明確法官助理與書記員的關系。從二者的職責來看，二者是一種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關系。不難看出，法官助理現在從事的工作大部分是原來“一審一書”模式下書記員從事的工作，并且兩者均是審判輔助人員，但究其本質，法官助理與書記員在錄用標準、工作內容上存在質的區別：法官助理從事的工作屬于法律輔助性工作，包括送達、調取證據、協助法官進行案情調查，在法官的指導下撰寫法律文書等等，而書記員的工作范圍應僅限于庭審記錄等文秘性工作；基于兩者的工作性質不同，決定了其錄用標準亦有差異，法官助理的選拔錄用標準要高于書記員。根據法官職業化的要求，聘任制書記員僅擔任法庭記錄將成為書記員單獨系列改革的趨勢。結 語

法官職業化建設是中國司法改革進程中一項意義深遠的長期工程，作為職業化建設整體部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型的審判機制改革成為法官員額、法官選任制度等眾多舉措的載體，承載著人們對未來中國司法事業的眾多美好愿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最早推出“三二一”審判機制的基礎上，房山法院人歷經六年多的艱辛探索，既堅持內在的連續性，又有因時因事而異的可變性和轉化性，確立了以法官助理制度為靈魂的“大合議庭審判機制”和“人員分類管理辦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合議庭固定模式下的法官助理制度，是房山法院經過長期的改革實踐，不斷總結完善的，是房山法院“一個機制，一套辦法”中的一項重要制度，是人民法院實行新的審判機制、實行法官職業化的重要基石，對人民法院實行人員分類管理，優化審判資源配置，實現“公正與效率”的世紀主題發揮著重要作用。一個符合司法審判規律的審判機制，必將推動職業化建設的前進步伐，我們期待著實現法官職業化的光輝明天。

第三篇：基層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工作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及對策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是實現法治的最基本的職能部門。在我國四級審判體制中，處在司法最前沿的基層人民法院擔負著絕大多數一審案件的審理，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在各種案件的審理中，民事審判對化解社會紛爭，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司法理念的革新進步，在基層人民法院民事審判活動中，不斷遭遇到

諸多法律適用的難題和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空白，從而制約了基層人民法院審判職能的充分發揮，影響了基層人民法院實現民事審判公正與效率這一世紀主題。故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和思考。

一、當前基層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送達難的問題突出

送達是審理民事案件的必經程序，而對基層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效率影響最大的因素，恰就是送達問題。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訴訟文書應當直接送達給當事人，在直接送達有困難的情況下，可以采取留置送達、委托送達、公告送達、郵寄送達。應該說，法律規定的送達方式種類是比較齊全的，基本上能符合民事訴訟的要求。但是，法律規定的送達方式不夠靈活，送達程序過于嚴格、苛刻，客觀上造成了法院訴訟文書“送達難”，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審判效率的提高，影響著法院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其主要表現有：

1、直接送達。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直接送達的送達地點單一，簽收人范圍過于狹窄。有的當事人外出經商、居無定所；有的當事人地址不詳或者地址發生了變化；有的當事人躲避送達，客觀上送達困難。而且送達簽收人僅限于“同住的成年家屬或法定代表人、主要負責人或者法人、組織負責收件的人”。對于有相當識別能力的同居人或受雇人員則不屬送達簽收人之列。所以，法院送達訴訟文書時，有時需要反復多次才能送達，有的則是無法送達。

2、留置送達。在直接送達時，當事人拒收的，根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規定，送達人應當邀請有關基層組織或所在單位的代表在場見證。但是，在實際送達中，由于基層組織界限難以把握，特別是對于農民工、外來暫住人口等人員的基層組織難以確定。同時，是否到場見證，完全取決于基層組織人員的自覺，對于不愿或不配合法院送達的情況下，法院無能為力。大部分的基層組織或單位人員不是找不到，就是找到了也不愿意來，來了也不愿意見證。所以，留置送達實際操作難度較大，要求過于繁瑣。

3、委托送達。有的受委托法院出于地方保護等原因，在接受外地法院委托送達訴訟文書時，往往敷衍了事，明明可以送達的，卻說當事人找不到，能夠及時送達的卻拖延送達。所以，造成委托送達周期過長，客觀上影響了辦案效率。

4、公告送達。民事訴訟法及其解釋對公告送達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在實際操作中仍存在諸多問題。首先是期限太長。一次公告即為60日，一件民事案件從立案到結案需經多次送達，從而延長了案件審理的期限，進而影響了案件審理的效率。其次，費用太高。在報紙上刊登公告送達的，對經濟拮據的當事人是不小的負擔，對標的額較小的案件則明顯增大了訴訟成本。最后，不利于操作。在法院的公告欄或者受送達人原住所地張貼公告的做法，雖簡潔、方便、成本低，但因不便于證明人民法院確已送達的事實而在實踐中很少被采用。

5、郵寄送達。由于當事人地址變更等原因，郵寄多次被退回，不僅延長了訴訟文書的在途時間，而且也增加了當事人的訟累。根據我國法律規定，采用郵寄送達的法律文書其送達日期以郵局回執上注明的收件日期為準。在送達過程中，有時郵局不是直接送達到當事人手中，而是先由村委、企業傳達室等簽收再轉交當事人。由于種種原因，有時訴訟文書幾次周轉才轉到當事人手中，如果以郵局回執記載的日期計算上訴期限，則早已超期，當事人如何行使上訴權成為一個難題。同時，由于郵局的投遞規定不等同于法律規定的送達，投遞的法律文書通常由他人代簽，所以達不到送達的效果。也為將來案件執行等環節埋下隱患，甚至引起當事人的上訪。

（二）、法律適用和執法尺度不統一

基層人民法院承擔著絕大部分的一審案件，也直接面對著社會的底層人民，糾紛多、矛盾大。由于基層法院一直注重解決社會的具體紛爭，而司法理論工作相對薄弱，對一些因法律本身的缺陷和滯后而造成的矛盾沒能深入研究，制定統一的適用標準。特別是廣大的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所引起的城鄉差別和地域差別，導致同一法律制度在不同地域的適用遭遇不同程度的尷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證據采信的標準不統一。特別是舉證期限、舉證責任的分配和證明程度及證明力大小的確認問題較為突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定》）第34條第1款規定“當事人應當在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證據材料，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第33條第2款

規定“舉證期限可以由當事人協商一致，并經人民法院許可。”該條第3款同時規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自當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的次日起計算”這就意味著當事人必須于庭審前，在其雙方約定或人民法院指定的舉證期限內向人民法院提交必要的充分的證據，否則就要承擔敗訴的風險。在不同區域，特別是城鄉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所導致的公民法律意識的差異，使《證據規定》中的“舉證期限”制度在具有差異性的不同區域所適用的實際效果表現出更大的差距。在農村地區，雖說農民的法律意識較之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與城鎮居民做橫向比較，則明顯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當前，仍有不少農村居民對法律規定和法律程序缺少必要的了解，對什么叫證據、怎樣收集、什么時間提交、逾期提交的法律后果等不甚清楚，同時受經濟條件的限制，很少請律師，通常都是兩手空空來進行訴訟。他們認為，只要我“有理”，什么時候說出來都一樣。基層人民法院在審理農村民事案件時，若嚴格按照《證據規定》來操作。則必然達不到查清事實、正確區分責任、準確適用法律的基本要求。可能出現同樣的案情，同樣的事實，因不同的人起訴，產生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由此也導致當事人對法院工作不滿。

2、自由裁量權的把握尺度不統一。法官應當有自由裁量權，但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應當具有一定的范圍和標準，在同一地區，甚至是同一法院，因自由裁量權的尺度不統一，導致判決結果相差甚遠，這既不利于維護法律權威，也極易引起當事人的不滿和誤解。特別是在醫療事故、道路交通事故、侵權等賠償案件中，由于缺乏切實可行的統一標準，很多案件在計算賠償金額時相差很大。有些是因為法律的規定，如城鎮與農村賠償標準是不一樣的；有些是因為不同法官的酌定標準不同，如人身損害賠償里的精神損害賠償、護理費、營養費的標準，離婚案件中小孩的撫養費等標準，都會因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甚至是不同的當事人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有時相差懸殊。這些都會讓當事人很不理解，他們會把經濟發展不平衡、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引發的矛盾轉嫁到法院，覺得法院不公正，因人而異，繼而喪失了對法律，法院的公信力，甚至選擇不斷的上訪和申訴，給法院的正常工作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和壓力。

3.對法律的認知水平和適用不統一。法官對法律規范的理解存在個體差異。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雖然是明確的，但法官在對其理解上，則可能受不同知識框架、個體認知背景、經驗和價值評價等因素的影響，而導致對法律文本理解上的差異。在解決實際問題時，會根據自己的理解選擇適用不同的法律規范。在同一法院，特別是基層法院，沒有深入調查研究，沒有在相似案件的法律適用方面形成統一認識。基本相同的案件在法院的不同審判庭審理，有的選擇適用《民法通則》，有的選擇適用《合同法》，還有的選擇其他部門法，從而導致不同的結果，讓當事人很難接受。

（三）司法水平不高

1.辦案效率低下。“遲來的正義非正義”,司法要做到真正的公正,必須以司法的效率做保證。在司法實踐中，基層法院司法效率低下的情況表現得尤為突出，很多審判執行案件久拖不決，社會糾紛不能得到及時解決。

2.案件質量優劣不均。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當庭宣判能力，當庭調解能力，查清事實準確適用法律等方面能力有所差異，而這些能力直接影響到案件質量的高低。基層人民法院的法官素質參差不齊，很多案件的審理質量不高，導致二審改判、發回重審，造成了司法資源的嚴重浪費，也破壞了法律的威信，破壞了法院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

二、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

（一）法律法規不夠健全。送達難以及法律適用不統一的問題，都不同程度的反映出我國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在司法實踐中，由于不能引用準確的法律規范，致使很多社會糾紛不能及時解決，甚至又引發了其他矛盾。

（二）調研工作不夠。基層法院的調研工作過于薄弱，沒有對審判中遇到的新問題深入研究，并提出可行的對策。導致審判同實際脫離，不能很好的履行人民法院的職責。

（三）審判力量不足。由于法官審批制度的嚴格和法院進人渠道的狹窄，致使法院審判力量不足，基層法院沒有自主招錄工作人員的權利，加上經費緊張，不能聘用一些從事輔助工作的人員。很多庭室沒有書記員，甚至連一個合議庭都不能組成，只能相互借用。基層法院法官除了開庭審理，制作裁判文書，還需投入精力參與送達，調查取證。這就使得法官怠于在制作裁判文書上下過多的功夫，對裁判文書的質量有一定的影響。同時，有限的書記員要參與庭前、庭中、庭后等一系列，工作，任務相當繁重。造成審判人員、書記員均感到分身乏術、疲憊不堪，長此以往將嚴重影響工作熱情，進而影響辦案質量和效率。

（四）知識更新不及時。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各種新型案件和新的法律法規不斷出現，法官的既有業務知識已經無法滿足現實工作的需要。但法官業務知識更新渠道和制度不夠健全，致使法官業務素質沒有得到提高。新型案件的不斷出現與法官業務知識更新的不及時的矛盾在基層法院顯的尤為突出。

（五）工作考核機制不健全。在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環境下，法院的工作也在接受著新的挑戰。法院原有的工作機制已經無法滿足人民群眾對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法院的審判執行工作與當事人的司法需求的矛盾逐漸顯現，例如法官調解率的考核機制在促進調解的同時也帶來了個別法官為了追求調解率導致案件久調不決。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與建議

解決以上問題長遠的根本的方法，應當是努力發展國民經濟，消除地區、城鄉差異，加大法律的宣傳普及力度，培養和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但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系統而復雜的工程，非一朝一夕可作到的。所以在不斷朝著這方面努力的同時，可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來彌補現實工作中的不足。

（一）針對送達難問題的措施

1.借鑒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軍人和被監禁人或被勞動教養人的轉交送達的制度，并擴大其適用范圍，使村委會、居委會、企業法人、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均成為轉交送達的轉交主體，以滿足對那些生活、工作不規律的當事人的送達需要，改變多次送達而不能的局面。

2.縮短公告送達的期限。在報紙和人民法院的公告欄發布和張貼公告，并不能達到實際通知當事人參加訴訟、告知其訴訟權利義務的作用。因為這兩種公告方式通常被送達者是很難通過正常途徑得知的。公告送達的另一作用是將無法找到被送達人的案件向社會公開，接受社會公眾的監督。而公告送達的案件一經公告，即可達到接受監督的作用，無須再等60日。所以規定公告送達以60日為限，缺乏必要性，可考慮適當縮短公告送達的期限，以提高辦案效率，及時的化解社會矛盾。

3.在人民法院公告欄和被送達人原住所地公告送達的，應引入見證人制度。在建立人民監督員制度的基層人民法院，可邀請監督員作為公告送達的見證人。

4.建立送達時間告知制度。在當事人出庭參加訴訟的情形下，若不能當庭宣判，則可在庭審結束時告知當事人具體的宣判時間，并明確其不按時到庭即視為宣判和送達的法律后果，并將這一內容記入庭審筆錄。在當庭宣判的情形下，可直接告知當事人領取法律文書的具體時間和逾期不領即視為送達的法律后果，并記入筆錄。如此可避免當事人在庭審后因逃避裁判結果而造成的送達難的問題。

（二）針對法律適用和執法尺度不統一的措施

1.對法官進行專題知識培訓。針對本院審判實踐中出現的裁判標準不統一的問題，對法官定期進行專題知識培訓，提高正確認識和理解法律、法規的能力，以求對法律、法規理解上的一致性，對理解和應用上有分歧的問題統一認識。

2.強化審委會的指導和監督職能。在法院內部以審委會為依托，對于本院在審判實踐中遇到的新類型的、認識不統一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形成具體的指導意見并定期予以發布，指導本院以后的審判實踐活動。

3.定期召開理論研討會和專業審判經驗交流會。在基層法院內部和不同法院之間定期召開理論研討會和專業審判工作會議，就在理解和適用上不統一的法律問題以及在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類型案件進行探討，總結審判工作經驗，以求同一法院和不同法院之間在這些問題上達成共識。

4.以典型案例指導司法人員的法律適用。對于在典型案件中出現的模糊的或沒有明確規定的法律問題，報送上級法院，由上級法院發布典型案例，對下級法院或本院進行指導，以達到同一法律問題在同一地域的統一適用，從而做到同一類型案件在一定地域內的“同案同判”。

（三）針對司法水平不高的對策

1.多措并舉，努力提高法官素質。提高司法效率，關鍵是要發揮法官的主觀能動性，法官是實現公正和效率的行為主體，其素質直接影響案件審理的質量和效率。一方面，國家以立法形式確定了法官的準入制，《法官法》規定法官必須有良好的政治、業務素質和良好的品行。另一方面，加強對基層法院現任法官的崗位培訓，定期組織法學專家開展講座，加強對新法律法規的學習及審判技能和裁判文書制作能力的培訓，鼓勵法官通過各種形式進行自我學習，借鑒和學習先進省份法院的工作方法和經驗，努力提高法官的法律素養和業務素質，從而提高司法效率。

2.在基層法院現有人員基礎上實現合理配置。改變基層法院現有的人員配置，將案件的審理變法官單獨審判為法官、書記員共同參與，明確分工。法官主要負責案件審理和制作裁判文書，書記員由聘任人員擔任，主要負責庭審記錄，案件庭前準備工作。通過合理劃分審判工作職責，理順法院審判人員與其他各類審判輔助人員的關系，保證法官專事案件的審理工作，以實現司法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審判質量和效率。

3.加大對基層法院的投入力度。當前，有些基層法院配置先進的電腦處理系統和自動化設備，從而加快審理速度，這在先進省份已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時國家財政對法院辦公經費予以保障，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補貼及時發放到位，這樣才能激發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從而提高司法效率。

第四篇：基層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述廉報告

基層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述廉報告

基層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述廉報告

根據市委、區委關于開展專項述廉活動的統一部署，按照我院這次專項述廉活動的安排，我就2000年以來廉潔自律情況作如下報告。

一、對這次述廉活動的認識

這次專項述廉活動是以黨的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重要

思想為指導，以落實市委領導關于領導干部廉潔自律專項清理的部署為重點，深入開展“兩個務必”和黨風廉政教育，切實解決法院領導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問題，進一步促進黨風廉政建設，為做好法院的各項工作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證。這次專項述廉活動，通過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以及“兩個務必”的有關精神，我認為非常必()要而且意義遠大。鄭培民的事跡非常感人，他是新時期領導干部的楷模，他能在領導崗位上真正踐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莊嚴承諾，是我們工作和學習的榜樣。學習鄭培民的先進事跡，對比市、區紀委通報案件及警示教育的反面事例，讓我感到領導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須要堅定不移，原則性要強。許多事例告訴我們，在廉潔自律上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警鐘常鳴，要防微杜漸，絕不能張這個嘴、伸這只手、開這個頭。通過這次專項述廉活動開展，深入學習了中紀委關于黨員干部廉潔自律的各項規定和要求，鞏固了省、市兩級法院的禁令的掌握，及時敲響了警鐘。通過這次活動，檢查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無違規行為，汲取經驗教訓，為配合我院的廉政建設，進一步增強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意識，強化制度建設，規范領導干部從政行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檢查自己在廉潔自律方面存在的問題

1、領導干部收受與其行使職權有關系的單位、個人的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的情況。本人沒有收受過任何與行使職權有關系單位或個人的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

2、領導干部配偶、子女違規經商辦企業情況。無該類問題，愛人原為沈陽鐵路局機務段工作人員，現已退休在家。孩子現工作于魯迅美術學院。

3、領導干部到企業和單位報銷應由本人及其配偶、子女支付的個人費用的情況。本人沒有此類情況。（4、領導干部違反有關房改政策規定，購買、多占和裝修住房等情況。本人現住沈陽市區路號住宅一套，面積平方米，系父母產權房，現與家人共同居住。

5、領導干部違規購置和使用公務小汽車的情況。本人現乘坐車為普通型桑塔那、排量1.6升、購買時間是年、價格元。

6、領導干部利用職權違反規定和插手建設工程招標、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房地產開發與經營等市場經濟活動，從中謀取利益的情況。無該類問題。

7、領導干部需要向組織報告的其他個人重大事項。沒有需要向組織報告的個人重大事項。

三、今后的整改措施

一是要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借這次專項述廉活動的東風，深入貫徹黨風廉政建設的各項規章制度，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努力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質和覺悟。認真學習“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領會精神實質，配合黨中央提出的再次掀起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高潮活動，按照“真信、真懂、真用”的要求，深化學習成果。學習胡錦濤同志在西柏坡學習考察時的講話精神和“兩個務必”的重要論述，切實把思想統一到落實“三個代表)”要求和從嚴治黨方針上來。以鄭培民同志為榜樣，努力踐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重要承諾。

二是要切實把好廉潔自律關。通過這次專項述廉活動，從七個方面檢查自身存在的問題，綜合地對自身廉潔自律情況作了總結匯報。重新學習了省、市兩級法院的禁令，學習了市委、區委有關文件精神，及時地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從反面事例中吸取教訓。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要以此為鑒，警鐘常鳴，切實把好廉潔自律關，做到嘴莫張、手莫伸，杜絕各種與職務有關違反規定的行為。管理好辦公室工作，當一名奉公守法、廉潔自律的好管家，做到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

三是要強化制度意識，養成良好的工作、生活習慣。堅持遵守法院的各項規章制度，用制度規范行為。以上級法院禁令和有()關文件精神為指引，在工作中，堅持深入落實，促進各項工作任務的完成；生活中，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反對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切實落實胡錦濤書記西柏坡講話精神，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順利通過“金錢關、權力關、美色關、人情關”的考驗，在廉潔從政上始終堅持“警鐘常鳴”，做一名對黨和人民負責的新時期的黨員干部。

第五篇：關于基層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工作存在的問題與建議

關于基層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工作

存在的問題與建議

近年來，基層人民法院積極履行民事審判職能，努力化解民事矛盾和糾紛，為維護穩定大局、保障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作出了大量工作。

一是依法開展民事審判活動，及時審結、執行了一大批民事案件，較好地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效地化解了很多社會矛盾和糾紛。

二是切實加強民事審判管理和司法能力建設，不斷完善審判運行機制，提高了民事審判質量和效率。

三是通過加大訴訟調解力度、加強基層司法服務、開展司法救助等工作，提升了民事審判工作水平，較好地實現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四是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積極穩妥地審理城市建設和重點工程項目建設領域發生的矛盾糾紛，為“大建設”向縱深推進但是民事審判工作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和不足。

一是在審判工作內容和方式、方法上，案件的審判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民事審判工作原則有待進一步落實，調解的空間仍需擴大，調解的手段仍需強化。

二是在隊伍建設和業務能力上，法官的政治素質和辦案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案多人少的矛盾需要解決，法官隊伍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人民陪審員陪而不審、審而不議、議而不判、空掛等現象亟待解決。

三是在新形勢下的工作環境上，司法環境有待于進一步改善，基層法庭基礎設施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取證難、送達難、執行難等特殊疑難問題需要解決。

四是在工作細節和服務質量上，工作態度、方式、方法需要改進，便民、利民服務措施需要完善，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有待提高等等。

因此建議：一要進一步提升民事審判工作質效。要積極探索新形勢下民事審判工作的新思路，健全和完善審判質量保障機制，遵循民事審判工作規律，完善“繁簡分流”機制。要充分發揮審委會、合議庭等審判組織在解決重大、疑難、復雜的法律問題的作用。要落實依法公開審判原則，進一步提高當庭認證水平和宣判率。強化裁判文書的說理性，提高法律文書質量，嚴把案件質量關。全面理解和正確把握“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既要加大調解力度，又要對不能調解和調解不成的案件及時依法判決，確保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要進一步加強對基層法庭民事審判工作的分類指導，統一裁判尺度，延伸審判職能，服務基層司法。

二要進一步加強法官隊伍建設。要加強對民事審判工作隊伍的政治理論學習和法治教育以及思想道德建設、廉政建設，引導法官講政治、講大局、講服務，強化業務培訓和崗位練兵，努力提高法官運用法律、駕馭庭審、司法調解、判決說理等方面的能力。大力培養和充實民事審判隊伍，充分挖掘內部潛能，優化人才資源配置，確保一線審判力量。要不斷改進人民陪審員工作辦法，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在案件審理中的作用。要從政治上生活上關心愛護法官，幫助法官減輕工作壓力，提高基層法官的工作積極性。

三要進一步加強審判工作監督。要加強民事審判權的內部監督制約，建立健全對法官自由裁量權行使的監督機制，規范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要增強接受監督的意識和主動糾錯的意識。要重視檢察機關的訴訟監督，主動接受人大法律監督和政協民主監督。積極推行審務公開，有計劃地組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群眾參加旁聽庭審，提高公信度，接受社會監督。

四要進一步優化民事審判工作環境。要切實增強能動司法理念，主動爭取鄉鎮黨委、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加強與村（居）等基層組織以及司法行政部門的聯系與溝通，借助社會各方力量化解案多人少矛盾，同時做好涉法涉訴信訪案件的化解工作。要加強巡回審判與基層調解組織的工作聯系，盡可能使大量的矛盾糾紛通過非訴手段妥善化解。要結合“六五”普法規劃與民事審判實踐，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為民事審判工作營造良好的司法環境。要積極創造條件，加強法庭基層基礎工作，優化執法環境。

五要進一步加強新形勢下對民事審判工作的研究。要認真研究新時期、新形勢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對取證難、送達難、執行難等問題，對群眾反映比較強烈的立案難等熱點、難點問題，要結合實際，有針對性采取各種有效措施，不斷完善方式方法，積極妥善處理，有效化解社會矛盾，推動社會和諧。

六要進一步強化司法為民理念，提高為民服務質量。要切實加強訴訟中心、信訪接待室、人民調解室等窗口服務能力建設；強化便民利民服務措施，暢通便民利民渠道，提高為民服務能力和服務質量；要改進工作態度，規范收費行為，樹立法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