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醫院宗教事務管理工作制度

伊寧市人民醫院宗教事務管理工作制度

1、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界的合法權益，制止和打擊利用宗教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

2、支持獨立自主辦教的原則，在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宗教對外友好交往，抵御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不允許境外任何組織、團體和個人干預我國宗教事務；

3、引導各科室、各黨小組重視宗教工作，明確宗教工作聯絡員負責聯系和管理本院的宗教事務；

4、限制不正常的宗教活動，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動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

5、要在醫院職工中廣泛宣傳黨的宗教政策，深入開展“無神化”的宣傳教育；

6、勸說黨員干部不要信教、不參與宗教活動；

7、及時掌握各黨小組的宗教工作動態，發現情況妥善處置；

8、所有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 都必須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

第二篇：宗教事務管理工作制度

***宗教事務管理工作制度

1、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和宗教界的合法權益，制止和打擊利用宗教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

2、支持獨立自主辦教的原則，在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宗教對外友好交往，抵御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不允許境外任何組織、團體和個人干預我國宗教事務；

3、引導村黨支部、村委會重視宗教工作，明確宗教工作聯絡員負責聯系和管理本村的宗教事務；

4、限制不正常的宗教活動，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動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抵制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宗教進行滲透；

5、要在群眾中廣泛宣傳黨的宗教政策，深入開展“無神化”的宣傳教育；

6、勸說黨員干部不要信教和參與宗教活動；

7、及時掌握各村的宗教工作動態，發現情況妥善處置；

8、所有宗教團體和宗教界人 都必須維護法律尊嚴、維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團結、維護祖國統一。

第三篇：*縣宗教事務管理工作匯報

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 確保農村社會政治穩定宗教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局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做好宗教工作，關系到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關系到推進三個文明建設，關系到加強民族團結、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關系到我國的對外關系。近年來，博湖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宗教工作，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探索新時期做好宗教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制度建設和宗教人士、宗教干部隊伍建設，不斷完善工作機制，強化經常性管理，宗教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并積累了一些經驗，為保持我縣的社會政治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基本情況博湖縣是由漢、蒙、維、回等18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地方，全縣人口56558人，其中漢族37800人，蒙古族4154人，維吾爾族8367人，回族5807人，其他民族430人。全縣有登記且年檢合格的宗教活動場所46座，其中清真寺41座，喇嘛廟1座，基督教活動點4處。有宗教教職人員65人，其中伊斯蘭教教職人員41人，喇嘛教教職人員20人，基督教活動點負責人4個。有宗教團體2個，其中伊斯蘭教協會1個，佛教協會1個。

二、主要做法近年來，我縣各級黨政始終堅持以江澤民同志關于宗教工作的“三句話”和維護新疆穩定、反對民族分裂的一系列講話精神為指針，把宗教工作擺到重要議事日程緊抓不放，加強組織領導，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依法加強對宗教活動場所、宗教人士和宗教活動的規范化管理，使各宗教活動場所在法律、法規和政策范圍內正常、有序地開展活動。

（一）加強領導，健全機構，明確責任，措施到位加強黨對宗教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新時期宗教工作的根本保證。我縣各級黨政十分重視此項工作。一是縣委成立了統戰工作領導小組，并根據人員變動及時進行調整。規定縣委常委會每年至少兩次聽取統戰工作匯報，研究解決工作中的問題和困難。二是健全了鄉鎮統戰、宗教機構，各鄉鎮都配備了專（兼）職統戰、宗教干事。三是落實了縣、鄉、村三級領導干部聯系宗教場所制度和與宗教人士談話制度。建立了《領導干部聯系宗教活動場所考查冊》，作為縣委考查各級領導干部聯系宗教活動場所工作的重要依據。要求縣級領導干部每月至少一次，鄉鎮科級領導干部和村干部每月至少兩次，敏感時期每周不少于一次，與宗教人士談話，了解掌握宗教場所情況和宗教人士思想動態，幫助解決實際問題。全縣有10名副縣級以上領導，22名副科級以上領導和41名村干部與宗教場所和宗教人士建立了聯系談話制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四是層層簽訂責任狀，一級抓一級，一級向一級負責，強化了責任意識。全縣自上而下緊密結合維護社會穩定，加強民族團結，強化宗教活動的管理，層層簽訂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責任狀，堅持“一把手”負責制，綜治責任狀中，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分值占一定的比例，突出宗教方面抓穩定的重要性。由于領導重視，責任明確，措施到位，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局面，逐步實現了宗教場所規范化管理。

（二）建立健全各項管理制度，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機制根據黨的宗教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結合宗教工作的特點，我縣對各項宗教事務實行制度化管理，制定了《宗教活動場所民主管理機構職責》、《宗教活動場所翻新、維修制度》、《宗教教職人員職責》、《領導干部聯系宗教活動場所與宗教人士談話制度》、《宗教人士外出請假制度》、《宗教人士例會學習制度》等14項工作管理制度，并且狠抓各項制度的落實，切實把宗教事務的管理納入制度化、法制化軌道，不斷規范民族宗教事務管理行政執法行為，提高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水平。

（三）不斷加強宗教人士隊伍建設，始終把宗教領導權牢牢掌握在愛國宗教人士手中宗教管理一是要管好宗教活動場所，二是要管好宗教教職人員，三是要管好宗教活動，但歸根到底，重中之重是要抓好宗教教職人員的隊伍建設。一是在政治上妥善安排，充分發揮愛國宗教人士的作用。我縣宗教人士在各級人大、政協、伊協等組織中作了政治安排的有28人；二是在生活上給予適當關心和照顧。目前，我縣領取政府發放固定生活費的宗教教職人員有36人，占宗教教職人員的55．4％，每年發放生活費14萬元。縣、鄉兩級黨政每年在春節、古爾邦節、肉孜節期間都安排領導走訪慰問宗教人士；三是不斷加強宗教人士的政治培訓和經常性學習。在組織宗教人士參加自治區、自治州兩級宗教人士培訓的同時，在財政十分困難的情況下，2002年以來，我縣解決宗教人士培訓費3．6萬元，舉辦了5期培訓班，共培訓宗教人士135人次。2003年開始，縣委統戰部、縣民宗局實行了宗教人士例會學習制度，每月定期組織宗教人士進行學習。通過培訓學習，宗教人士的思想認識有了明顯提高，行動上有了明顯進步，愛國、愛教、愛社會主義，自覺守法的意識普遍增強。四是重視培養年輕一代愛國宗教人士。根據上級有

關文件精神，我縣認真組織實施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的工作，確定2名政治上合格，資歷深，經文水平高的愛國宗教人士帶培6名塔里甫（滿拉），并對塔里甫（滿拉）人選進行了慎重考察，上報州民宗委審批后，簽訂了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滿拉）工作責任書。目前，這項工作進展順利。五是堅持開展好對宗教活動場所的年檢工作。在年檢活動過程中作到了“四結合”，即：把年檢工作與宗教人士普法教育結合起來；把年檢工作與宗教界“雙五好”創建活動結合起來；把年檢工作與宗教教職人員的考核評議工作結合起來；把年檢工作與推廣《新編臥爾茲演講集》、規范宗教活動場所講經內容結合起來。

（四）依法加強對宗教場所和宗教活動的管理。一是依法加強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建立了宗教活動場所民主管理各項規章制度，健全了民主管理組織機構，做到了“五上墻”，既“兩個條例”上墻，管理制度上墻、基本情況上墻，民主管理組織成員照片上墻，財務收支情況上墻。嚴格執行宗教活動場所新建、翻新、改建和維修審批制度。我局堅持經常性深入宗教活動場所，督促檢查活動開展情況，了解各活動場所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掌握實情，及時處理出現的矛盾和糾紛。二是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滲透、打擊犯罪”的原則，堅決制止非法宗教活動。近年來，我縣加強對宗教場所的經常性管理和檢查，及時有效地制止了1個伊斯蘭教教職人員私帶滿拉、塔里甫的非法行為，清理了1個宣揚宗教狂熱伊斯蘭教教職人員。深入開展了對“門徒會”非法組織的清查防范工作，整頓了宗教活動場所的秩序。依法加強對基督教的管理，堅持屬地管理的原則，對信教群眾比較集中的地方，合理布局堂點，嚴格實行“三定”（定點、定片、定人），堅決依法制止基督教自由傳教活動,解決了以往基督教私設家庭聚會點和非正常發展的問題。

（五）堅持不懈地開展宗教界“雙五好”評比活動。通過開展“爭創五好宗教活動場所，爭當五好宗教人士”為內容的“雙五好”評比活動，我縣涌現出了一批自治區、州、縣三級五好宗教活動場所和五好宗教人士，評比出的宗教人士與黨和政府團結合作，依法從教，抵制滲透、維護穩定，開展自養、美化環境，扶貧濟困、服務社會，在宗教界起到了帶頭和示范作用，不僅激發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眾的榮譽感和進取精神，而且調動了他們參與兩個文明建設的積極性。“雙五好” 評比活動成為我縣宗教界適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效載體。在此項活動的開展中，也涌現出一大批好人好事。1998年我國南方遭受特大洪災后，我縣宗教人士自發向災區捐款1800余元；2000年我縣發生洪災后，宗教團體和宗教人士積極為抗洪救災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幣6500余元；2003年伽師地震受災后，各界宗教人士向災區捐款2300余元，充分體現出宗教人士的愛國熱情。

三、宗教工作的基本經驗

（一）黨的宗教政策和國家宗教法律、法規是我們做好宗教工作的行動指南。全面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熟練掌握和正確運用宗教法律、法規，加強政策宣傳，嚴格行政執法，是我們有效管理宗教事務基礎條件。作為民族宗教干部，必須熟悉宗教政策，必須掌握宗教法律、法規，只有這樣，才能依法管理好宗教事務。

（二）領導重視、機構健全，齊抓共管，是做好宗教工作的重要保證。我縣把“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作為做好宗教工作的指導思想，建立了縣委書記掛帥負總責的維護穩定領導機制，做到經濟建設、維護穩定兩項責任一肩挑，兩個指標一塊下、兩項工作一起抓。縣上建立了有一名主管副書記，兩名常委，一名副縣長參加的統戰口維護穩定領導小組。為了加強對宗教工作的宏觀領導和綜合管理，縣委統戰部、民宗局、政法委、公安局等部門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定期交流情況，分析、研究、部署統一戰線和對敵斗爭。各鄉鎮也健全了機構，明確了責任人，加強了基層統戰、宗教干部隊伍建設，形成了全縣抓穩定工作，全社會關心宗教工作的社會氛圍。

（三）做好培訓工作是加強兩支隊伍建設的有效途徑。加強對民族宗教工作干部和宗教職業人員進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培訓教育，不斷提高民族宗教干部依法行政水平，增強宗教職業人員的法律意識，要求他們從事的宗教活動要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體利益，為民族團結、社會發展和祖國統一多做貢獻是建設兩支隊伍的根本目標。把集中學習和例會學習制度集合起來，做到每兩年把鄉鎮統戰干部、宗教教職人員、民主管理負責人、塔里甫（滿拉）輪訓一次，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措施。

（四）落實領導干部聯系宗教場所制度和與宗教人士談話制度，是做好宗教工作的有效措施。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目的，就是團結、教育、爭取宗教界人士，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保證宗教領導權牢牢掌握在愛國宗教人士手中，而領導干部聯系宗教場所制度和與宗教人士談話制度，恰好體現了這一點。對宗教人士思想上加強教育，政治上適當安排，生活上給予照顧，是新時期黨對宗教界朋友的統戰政策。領導干部落實聯系宗教場所制度和與宗教人士談話制度，與宗教人士談心交朋友，及時掌握和解決宗教活動場所、宗教人士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也就是掌握了宗教事務管理的主動權。

（五）年檢是依法加強宗教活動場所管理的綜合手段。通過年檢，認真宣傳了黨的宗教政策和有關法律、法規，健全了宗教活動場所民主管理組織，加強了宗教活動場所自我管理制度建設，規范了宗教活動場所講經內容，提高了場所負責人和教職人員的責任意識，真正使宗教活動場所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軌道。

第四篇：依法加強宗教事務管理

依法加強宗教事務管理，堅決抵制宗教滲透

宗教事務管理，在特殊時期背負著特殊使命，xx鄉在宗教事務管理中，在嚴格落實兩項制度的同時，充分利用村級陣地這一平臺，探索并積極推行“四知四清四掌握”工作機制，真正把愛國宗教人士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團結、教育廣大信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把愛國宗教人士作為黨和政府信賴和依靠的力量，并且始終旗幟鮮明地依法保護愛國宗教人士和正常的宗教活動，始終把愛國宗教人士作為肩負特殊使命的非黨基層干部對待，始終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黨同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充分揮他們在維護宗教和諧和社會穩定中積極作用，通過采取少數民族領導干部聯系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談話交朋友、對宗教人士開展科技培訓、幫助宗教人士勤勞致富、落實“四知四清四掌握”等一系列的措施，使我鄉的宗教活動井然有序，宗教人士和信教群眾遵紀守法，自覺遵守條例法規，依法進行各種宗教活動。2009年以來，我鄉沒有發生一起非法宗教活動，沒有地下教經點，也沒有非法學經人員，并且在愛國宗教人士的舉報下，我鄉還制止了多起外來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的流竄人員的非法滲透活動，有效抵制了宗教極端思想的滲透，從源頭上阻斷了宗教極端思想的傳播。在宗教管理工作中，有宗教人士作為我們眼睛和耳朵，讓我們看得更遠，聽得更清，使我們已經牢牢把握住了反分裂、反滲透、反恐怖斗爭的主動權。

當然，在宗教事務管理工作中，我們還存在一些亟待改進的問題：一是在工作開展中，由于各項工作任務繁忙，在民族領導干部聯系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談話制度落實中還存在安排部署多督促檢查少，致使個別民族領導干部落實“兩項”制度時緊時松；二是“兩項”制度記錄本談話記錄簡單，談話內容只是了解了一些表面的東西，沒能切實發揮好談話作用，從而失去了談話的真正地意義所在。

在今后工作中，我們將繼續做好愛國宗教人士的培訓工作，認真貫徹《宗教事務管理條例》，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抵制犯罪”的方針，嚴格落實“兩項制度”，牢固樹立常抓不懈的思想，建立常抓不懈機制，從思想上、制度上解決抓宗教工作時緊時松的問題，并且嚴格要求，按時對少數民族領導干部聯系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談話的記錄本進行批閱，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整改。

第五篇：新疆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

【論

文】

新疆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分析

——以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為例(修訂版)

摘要：宗教事務管理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在新疆，宗教事務管理一直是維穩工作的難點和焦點。包括私辦經文班（點）在內的非法宗教活動，長期做為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之一被打擊和控制，但屢禁屢興，宗教極端勢力的有意利用和信教群眾的感情需求相交織是其禁而不止的主要原因。目前的政策設置并不能有效解決信教群眾的需求問題，非法宗教活動還將長期存在。

關鍵詞：新疆；非法宗教活動；管理

2012年初夏，新疆先后發生兩起案件，引起廣泛關注。5月，在庫爾勒市一個非法教經點，有一名學經兒童被非法學經人員毆打致死，有人在網上惡意傳播“維（吾爾族）少年學習《古蘭經》被扣在拘留所離奇死亡”，境外媒體借此抨擊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6月，和田市警方在一處非法教經點解救54名被控制的學經兒童時遭暴力抗拒，數名民警受傷，12名兒童燒傷。據官方介紹，近幾個月已發生過數起非法學經兒童受傷案件，4月烏魯木齊市就有一名兒童因無法背誦經文被非法教經點的人打死。非法教經和非法學經都是政府重點打擊對象2。

宗教是一種社會現象，宗教活動是一種社會行為，宗教事務管理是社會管理的一部分。在新疆，多年來宗教事務管理一直是維穩工作的難點和焦點。1996年中央明確提出“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理論上辨析合法與非法之界、現實中保護合法和打擊非法，是宗教事務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內容。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向媒體表示，“非法宗教活動必然導致宗教狂熱，宗教狂熱必然導致極端宗教思想，宗教極端思想必然導致暴力恐怖事件的發生”，新疆將加強宗教事務的管理，保障合法宗教，制止非法宗教，抵御滲透，打擊暴力恐怖活動3。根據相關政策，私辦經文班（點）、非法修建宗教活動場所、跨區傳教講經、利用課堂宣傳宗教、非法印刷傳播宗教讀物、私自組織信教人員朝覲等都屬于非法宗教活動。

作為一個信教者，教授和學習經文如何成為非法，表面的個體行為如何演化成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事件，其中所顯示和表達的政治意義、社會影響、文化內涵，作為社會政策之一的宗教事務管理政策如何變化，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內容。

李曉霞1

一、非法教經現象，又稱為私辦經文班（點）、地下經文學校等，指未經政府批準擅自開辦的以傳授宗教知識為主要目的的講經班（點）。在新疆，非法教經現象主要發生在信仰伊斯蘭教的教民中。

宗教知識傳承、宗教活動延續是建立在宗教經典、教義、教規和儀式傳授的基礎上的，12 作者為新疆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本文初稿曾刊發在本《通訊》第117期，此為修訂版。

王渠，新疆官員回應“維少年習經被扣后離奇死亡”傳言.http://xj.people.com.cn/n/2012/0605/c186332-17110023.html 3 新疆主席：暴力恐怖活動無一不是宗教極端思想作祟.http://news.163.com/12/0306/13/7RTSS8QS00014JB6.html 由此方可代代相傳并擴大信眾規模。伊斯蘭教經典《古蘭經》（阿拉伯語，意為“誦讀”）被信眾（穆斯林）認為是真主安拉的語言，要經常誦讀，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后聽到的第一句話和離世前聽到的最后一句話都是《古蘭經》經文，而且只有誦讀阿拉伯文本的《古蘭經》才有意義。對于非阿拉伯語系的穆斯林，學習誦讀阿拉伯語經文，是其宗教活動的一個重要內容。經文教育有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等多種途徑，對伊斯蘭教職人員的培養，多數是通過宗教學校教育完成；而對普通的穆斯林，幾種方式都存在。

穆斯林傳統的宗教教育形式為經堂教育（又稱寺院教育），主要通過經文學校來實施。自伊斯蘭教傳入新疆，經文學校作為宗教人士的培養機構迅速發展起來，并逐漸壟斷穆斯林的文化教育。經文學校分三等，高級學校（大學）設在喀什、莎車等地大寺院內，專門培養上層宗教人士；中級學校設在較大的縣鎮寺院里，為成年穆斯林學習宗教知識的場所；初級學校遍及鄉村，入學者基本為少年兒童。學習內容包括宗教儀式、阿拉伯文、《古蘭經》、《圣訓》以及伊斯蘭哲學、法學、文學等方面的著作，教材均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4。新疆建省（1884年）前后，清政府在新疆廣設義塾，20世紀初后出現了各類新式學校，經堂教育受到沖擊。在維吾爾族聚居的南疆鄉村普遍設立小學校，始于盛世才統治新疆時期（1933-1944年）。小學課程包括維文、算術、社會、地理等，并設經文課，聘請阿訇每周給學生教經文兩小時。

到上世紀新中國成立之初，新疆的學校教育仍分國民教育和經堂教育兩種。遍及南疆各地城鄉的伊斯蘭教寺院多設經文學校，莎車區4縣（莎車、葉城、澤普、麥蓋提）有經文學校137所，學生6367人5。在阿克蘇，由毛拉教的宗教小學和中學學生有2.86萬人6。公立和會（即各民族文化促進會）立小學也上經文課。1951年上半年，喀什地區共有公立和會立小學291所，學生5.53萬人7。1949年，莎車、疏附、英吉沙、巴楚、阿圖什、岳普湖六縣，有普通學校262所，學生5.15萬人；有宗教學校312所，學生1.06萬人。

堅持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治理新疆之初就面臨著如何處理宗教問題，認為“少數民族的宗教問題，是一個歷史性、民族性的群眾思想信仰問題”，應“十分審慎，切忌急躁”，“不要輕言改革”，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信教自由政策”8。1950年，時任喀什軍區政委的王恩茂在給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王震的報告中，專門談到保留還是取消經文學校的問題。他認為取消經文學校的條件還不成熟，建議暫不決議取消。其理由，一是允許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要求；二是群眾的覺悟還沒有達到希望取消的程度，也沒有足夠的好的新式學校可以替代。但可以對經文學校進行改革，如反對強迫進校，改善課程內容。另一份報告中又指出，小學的經文課一定時間內還可以保留9。

由于在宗教方面理想的社會目標和現實的審慎態度相矛盾，政策實踐中對經文教育的處理出現反復。1950年，教育部門對小學進行接管和改革，學校停授經文課。1952年，中共新疆分局根據宗教界的要求，在小學恢復了一周兩節經文課，規定由學校老師教授，學生學習與否聽其自便10。1950年，明令取締經文學校，但并沒有被有效實施，1953年后經文學校發展迅速。在疏勒縣，上經文學校的學生1949年為625人，1950年為481人，1951年為223人，1952年為196人，1953年為1626人，超過了1949年，經文學校達到53所。1953年，新疆省做出宗教不得干涉學校的決定11。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些初級和高級經文學校停辦，宗教學校及學生在減少。莎車縣9個區（包括城管區）有經文學校 45 薛健，《新疆南部地區和田喀什基礎教育》，新疆大學出版社/新疆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頁

喀什地區教育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志》，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2003，第40頁 6 《王恩茂文集》（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9頁 7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志》第40頁 8 《新疆工作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52頁 9 《王恩茂文集》（上冊），第30、51頁 10 新疆教育科學研究所編，《新疆教育年鑒1949-1989》，新疆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頁 11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志》，第40頁 104所，學生2,422人，分別比1955年減少5所和683人12。1958年自治區再次明令取消經文學校和經文課13。

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左”的錯誤逐漸增長，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動難以正常進行，但并非沒有活動，甚至也有私辦經文學校的現象。筆者曾在和田地區檔案館看到一份1972年自治區群眾工作座談會的總結，其中提到參會同志反映：“近年來宗教活動猖獗，大量修復禮拜寺，經文學校很多?? 有的大隊，小學教員答應宗教人士在孩子放學后，由阿訇管理。建議對經文學校進行取締，不準宗教人士強迫兒童學經文”14。

70年代末，開始撥亂反正，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別是1982年中共中央下發19號文件，全面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對待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宗教活動由分散、秘密的活動逐步轉向集中、公開的活動，“文革”中被破壞的清真寺重新修復并大量新建，宗教人士的社會地位迅速上升，而且宗教活動快速升溫，有的地方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其中私辦經文點的大量出現成為宗教活動無序的焦點問題之一。對宗教活動的管理，由放任到收縮，非法宗教活動與宗教管理力度此起彼伏，總體上隨著非法宗教活動的社會負面影響日益擴大，宗教管理工作愈加深入細致，管控壓力增加，反彈壓力也在增強，私辦經文班（點）現象禁而不絕，部分時期甚至出現高漲。

20世紀80年代初，新疆各地穆斯林群眾聚居的城鄉都出現了宗教人士擅自開辦的經文學校或教經點，以傳承宗教知識、培養宗教教職人員為目的。對私辦經文班（點）最先表示反對的是教育部門。1983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關于正確處理少數民族地區宗教干擾學校教育問題的意見》（中辦發[1983]16號），指出各地擅自開辦的經文學校或經文班，使大批學齡兒童棄學念經。對未經政府批準擅自開辦的經文學校，要逐步予以解決。某些地區民族中小學要求開設阿拉伯文課，不能同意，更不能借學習阿文之名，恢復宗教課。1984年，自治區黨委也明令“絕不允許私自開辦經文學校”，要堅持宗教不得干預教育的原則，對于擅自開辦經文學校（班），擅自在家中吸收兒童學經文的，有關部門要“積極做好疏導工作，予以解散”。同時，為解決年輕一代宗教職業人員培養問題，準備在烏魯木齊市建一所伊斯蘭教經學院；允許自治區伊協常委以上具有較高宗教知識水平的宗教界人士，經伊協批準可收2-3名18歲以上的青年學經15。

禁令并沒有產生明顯的效果，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時任自治區人大代表、伊斯蘭教協會常委、葉城縣政協副主席的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他在上世紀50年代因為參加民族分裂活動，被判20年徒刑，1977年刑滿釋放。從1987年開始，阿大辦地下經文學校。據不完全統計，全疆各地追隨阿學經的塔里甫（亦稱滿拉，為宗教學校的學生）約有800余名，號稱“八百弟子”。這些塔里甫后來遍布散落全疆，成為各地從事暴力恐怖活動的骨干分子16。庫車的阿不都克日木·阿不都外力從1986年開始公開招收塔里甫，到1990年初，已累計培養塔里甫700人。如此眾多的塔里甫出現，是疏于管理造成，也是因為當時并沒有把此類行為提高到影響國家安全的政治高度來認識。

隨著私辦經文學校的社會影響增大，政府的政策趨于嚴厲，開始由“疏導解散”變為“查禁取締”。1988年，自治區人民政府專門做出規定，嚴禁地下經文學校和經文班（點），嚴禁私自帶培塔里甫，并對地下經文學校、經文班采取一系列的查禁取締行動17。為規范日益升溫的宗教活動，1988年和1990年，自治區先后出臺有關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活動、宗 12 新疆六年來宗教工作報告（1956年8月），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編《新疆宗教工作調研報告匯編》（上冊），內部資料 13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教育志》，第40頁 14 自治區群眾工作座談會總結（1972年1月29日），和田檔案館全宗號51，目錄號1，案卷號2 15 郭泰山，李進新，《新疆宗教問題政策文獻選編》（內部刊印），第265、278-280頁 16 張秀明（曾任新疆政法委書記），《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頁 17 馬品彥，《新疆反對非法宗教活動研究》，《新疆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 教職業人員管理的3個暫行規定。但地下經文學校仍呈上升趨勢。據1990年1月調查，新疆私人擅自辦的經文班（點）938個，共帶塔里甫（滿拉）10,742人，其中最多的是喀什地區，350個經文班、4,000人。參加學經的人，大部分是城鎮初、高中待業青年，較年輕的個體戶、初高中學生18。自1990年起每年查禁各種經文學校1,000余所，其中許多是在校學生19。這些在校學生或晚上學經文，或半天上學、半天學經文，有些輟學全天學經文。

鑒于參與1990年巴仁鄉反革命武裝**的許多骨干分子是葉城縣經文學校培養的，培養宗教接班人的問題，不只是宗教人士和信教群眾所關心，也被政府極為關注。1990年，王恩茂指出：經文學校不能不辦，但不能辦得過多、過濫，放任自流。要在黨和政府領導下，由愛國宗教人士辦。不允許反動分子利用經文學校培養反革命骨干分子20。私辦經文學校的問題由人民內部矛盾開始向敵我矛盾轉化。私人開辦經文學校（班）遭全面解散，各地建經文學校有計劃有組織地培養愛國宗教人士。到1991年底，烏魯木齊等10個地州市已辦起經文班31個，經文點57個，培訓年輕的伊斯蘭教職人員829人。同時解散私辦經文班（點）900多處，遣返塔里甫10,000多人，讓其中18歲以下的少年重新回學校讀書，基本改變了伊瑪目私帶塔里甫的無政府狀態21。1994年頒布施行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管理條例》，規定宗教團體經批準，可開辦宗教院校和經文班（點），培養宗教教職人員。未經批準，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私自開辦宗教院校和經文班（點）。1999年，自治區下發《關于組織伊斯蘭教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滿拉）的意見》（新黨統發[1999]04號文件），再次規范合法培養宗教教職人員的活動。

事實上，非法宗教活動一直沒有終止。自1996年中央7號文件把非法宗教活動列為影響新疆穩定的最主要的危險之一，為鏟除非法宗教活動、遏制宗教狂熱、打擊民族分裂分子，1997年后自治區連續多年在重點區域實行集中整治，但非法宗教活動，包括私辦經文班（點）屢禁不止。1997年私辦地下經文班（點）在有些地方出現更加隱秘化、分散化，甚至向教學手段電子化方向發展的特征22。喀什地區，1996年至2000年6月間，學經人員增加了8.84倍。其中年齡最小的3歲，90%為在校學生23。

1999年以后，宗教狂熱再升溫，各地私辦地下教經點增加，學經人員呈低齡化和女性化趨勢，不少已經演變成暴力恐怖場所24。1999年1至10月，全疆共查處地下講教點、教經點118處，遣散學經習武人員1,326名25。有研究者判斷，2002年以后，非法宗教活動在新疆蔓延的勢頭基本得到遏制26。2004年1至10月，全疆共取締非法講經點420處，“泰比力克”活動點10處，查處有關人員2,457人。2006年1-5月，全疆共查處地下教經點112處。在阿克蘇查處的一個地下教經點中，40余名學經人員中15歲以下的有18名。隨著查處力度的加大，在新疆區域范圍內私辦經文班（點）的空間縮小，新疆籍人員，主要是青少年，有組織、成規模地到內地省區的經文學校、阿拉伯語學校學經的現象越來越突出。這類學校多以學習《古蘭經》為基本內容，同時灌輸民族分裂思想，鼓動學經者在未來為“圣戰”奉獻自己的一切27。2011年全疆查獲的非法教經點數量仍呈上升態勢，女性教經者增多，1819 馬大正，《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14頁

馬品彥，《新疆反對非法宗教活動研究》，《新疆社會科學》2003年第4期 20 《王恩茂文集》（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503頁 21 王文衡，《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的歷史與現狀》（1992年2月），載于《新疆宗教工作調研報告匯編》（上冊），內部資料 22 李建生，《目前新疆地區的非法宗教活動及其遏制和預防》，《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23 《中國調查報告（2000-2001）——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研究》，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1年，第270頁 24 《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第142頁 25 《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穩定問題的觀察與思考》，第118頁 26 李建生，《目前新疆地區的非法宗教活動及其遏制和預防》，《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 27 《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第193、199、159頁 在校生學經者增多，跨地區教學經同“遷徙”相結合滋生的暴力恐怖團伙犯罪突出28。由于地下講經活動隱蔽和分散，有的是以走親訪友為名在家中進行，因此實際被發現被查處的地下經文班（點）只是非法教經活動中的一小部分。

二、由以上概述可見，我國政府對于宗教教育的政策，通過建立合法的宗教學校、經文班（點）滿足宗教教職人員培養和提高的需求，同時禁止私辦地下經文班（點），規范宗教教育場所和教師，以避免強迫兒童接受宗教教育、打擊極端宗教勢力、避免宗教狂熱現象發生，體現了政教分離、宗教不得干涉教育的原則。從禁止私辦經文班（點）的政策變化看，由開始的“疏導解散”變為一律“查禁取締”；由主要關注宗教干預教育和影響兒童成長到防范宗教極端勢力的傳播和動員；由全部禁止辦班（點）到選擇宗教學識高的愛國宗教人士帶培，表現出控制為主、疏導為輔且控制愈加嚴格的政策取向。從政策效果看，雖然制定和不斷完善相關法規，并以集中整治、加強學校管理、意識形態領域宣傳教育等方式改善社會環境，但私辦經文班（點）屢禁不絕，甚至隨著國內外形勢和管控力度的變化而峰谷迭現，20世紀80年代后期、90年代末都被稱為宗教狂熱期、非法宗教活動頻發時期，至今不斷出現的非法教經活動仍在產生著廣泛的社會影響。

對于私辦經文班（點）何以屢禁不止的原因分析很多，主要有：國外敵對勢力分化、西化戰略以及國際伊斯蘭教復興的影響；國內民族分裂和宗教極端勢力打著宗教旗號、利用信教群眾的虔誠信仰培植宗教極端分子，煽動宗教狂熱和分裂情緒；信教群眾出于宗教感情和學習經文知識的需要，主動送子女進地下經文班學習；教職人員培養多年斷檔，在位人員多年事已高、宗教學識有限，需要培養大量年輕的后繼者；少數民族教育發展滯后，教學條件差、水平低，升學率低，學校教育缺乏吸引力；少數民族年輕人就業困難，宗教人士社會地位高，收入相對穩定，該職業對部分學生家長和學習具有吸引力；一些干部對宗教事務“不敢管、不愿管、不會管”，等等。無疑，上述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只是在不同時段其重要性有所不同，譬如，宗教教職人員短缺、斷檔的危險，在20世紀80年代表現得更為突出，政府開始允許建立合法的宗教教育機構后，該問題開始得到緩解；因學校教育落后不能讓所有孩子接受正規義務教育的問題，也主要出現在上世紀80、90年代；普通信教群眾學習經文知識的需要則一直存在，至今很難從合法渠道得到完全滿足。

從研究者的角度，有一個影響因素是應該被提到的。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所謂的宗教“改革派”，即“瓦哈比派”在新疆一些地方迅速傳播，是造成私辦經文班（點）迅速增長、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而政府相關部門對其如何定性、如何處置審慎決策，部分宗教事務管理干部認識不清、不愿管理，也是許多非法宗教活動的參與者質變為宗教極端分子的原因之一。

新疆穆斯林絕大多數屬遜尼派（也稱正統派），其中的“瓦哈比派”是傳入新疆較早的一個教派，但因人數太少，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影響不大。此后，隨著朝覲人數增多和宗教方面國際交往加大，從國外傳入的名為“瓦哈比派”的觀點得到迅速傳播，信眾規模迅速擴大，其發展的重要方式就是通過私辦經文班（點）方式培養信徒（塔里甫）。葉城縣的阿不力克木·買合蘇木及其培養的“八百弟子”都屬于此類派別。由于其打著遜尼派內改革派的旗號，提倡簡化禮拜程序、不收乜貼、扶貧幫困、學習科學知識等，得到年輕人和一些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甚至部分黨政干部的支持。發展之初，其政治企圖尚不明顯，與傳統 28 阿不都熱扎克·鐵木爾等主編，《2011~2012年新疆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2頁 派宗教人士為爭奪信教群眾、爭奪宗教領導權，發生沖突，并日益尖銳。傳統派認為“瓦哈比派”背叛伊斯蘭教義、挑戰伊斯蘭傳統，但他們大多因年事已高，講經水平有限，被地下經文班（點）訓練出來的年輕塔里甫攻擊時應對困難，不能從正面抵銷和遏制其發展，接受“瓦哈比派”觀點的群眾迅速增多，最嚴重的和田地區由90年代初的數千人增加到1997年約10萬人，占和田地區信教人總數的10~15%。當時地方宗教管理部門大多認為這是宗教內部派別之爭，不宜干預和管理。而大量的從私辦經文班（點）培養出的塔里甫處于“三不管”狀態：不屬宗教人士，職能部門不管；未嚴重觸犯法律，公安部門不管；大多在外活動，基層組織管不了。這些人成了宣傳該派觀點的骨干力量。

將所謂“瓦哈比派”定性為“反動的”，在1990年巴仁鄉反革命**發生后就出現了。**發生兩周后王恩茂指出，“國外進來的反動教派是來者不善?? 今后不能允許這些派別29進來”。**的組織策劃者、骨干分子大多是地下經文學校出來的塔里甫，私辦經文學校被認為是極端宗教勢力的搖籃。與傳統教派不同，接受該觀點的人以“安拉獨大”反對政府，以鼓吹“圣戰”煽動分裂活動，以宗教派別之爭掩蓋奪取政權的目的。但政府相關部門對其與非法宗教活動、與宗教極端勢力關系的認識也有一個逐漸深入和清晰的過程。1997年，自治區有關調查組認為：新疆重大的騷亂、**和重大惡性事件都有持“瓦哈比”觀點的塔里甫參與或作為骨干，凡是“瓦哈比”活動頻繁的地方，就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猖獗的地方，“瓦哈比派”已成為80年代以來新疆**的主要根源、民族分裂主義勢力的重要理論武器、影響新疆長久穩定的重要隱患。傳統派宗教人士雖也有從事非法宗教活動的，但主要是不懂法律或法律意識淡薄導致，基本不帶有政治目的，更多是出于宗教感情30。最終，該觀點被認為是“國際極端宗教勢力的一種混合物和變種在國內的反映”，明確提出“新疆不存在瓦哈比派”31。對宗教極端勢力打擊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對私辦經文班（點）的打擊，取締他們的培養基地和傳播渠道。

“傳統派”基本都是愛國宗教人士。政府對愛國宗教人士給予政治肯定、生活補貼、思想培訓，并通過宗教院校、經文班（點）培養愛國宗教人士的繼承者。但愛國宗教人士也會有私辦經文班（點）的現象。因為除了少數社會名望高、教識水平高的教職人員可帶塔里甫學經文32外，大多數人并沒有合法的資格，有的人以培養宗教接班人、傳播宗教知識、擴大本人在宗教界的影響、增加個人經濟收入等為目的私帶塔里甫。這種非法宗教活動，并無分裂目的，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因其沒有取得合法身份也在取締范圍內。合法帶培塔里甫的宗教人士范圍被嚴格限制的原因，一是目前宗教學校及經文班（點）的培養對象主要針對 2930 《王恩茂文集》（下冊），第503頁

有關瓦哈比派的內容主要來源于《關于我區瓦哈比派問題的調查報告》（1997年6月），《新疆宗教工作調研報告匯編》（上冊），內部資料 31 《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第149頁。不承認瓦哈比派的結果，使部分確屬教派因素的瓦哈比派信眾直接被認為與宗教極端思想有關。2012年筆者在哈密市五堡鄉調查，當地政府提供的文字材料稱該鄉“受宗教極端思想影響人員431人”。據說這些人是上世紀90年代就接受瓦哈比派的影響，現在依然持此觀點，年輕男性留大胡子，實行教派內婚。政府不能使其不信，只能限制其不再擴大傳播范圍。32 20世紀80年代前期開始，自治區伊協常委30多人每人可帶培徒弟2至3人；沒有伊協常委的縣，可選一名政治思想好、有宗教知識的愛國宗教職業者，帶培徒弟1至2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宗教事務局《新疆伊斯蘭教方面落實政策的基本情況和今后意見》1985年7月19日）。1999年《關于組織伊斯蘭教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滿拉）的意見》（新黨統發[1999]04號），允許縣（市、區）伊協副會長以上的愛國宗教人士經批準后帶培2-3 名塔里甫。2001年《關于加強伊斯蘭教愛國宗教人士隊伍建設的意見》（新黨辦[2001]6號）規定，優秀愛國宗教人士每位可帶培塔里甫（滿拉）2-3名，時間3-5年，帶培對象自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25歲以下的穆斯林青年，經過推薦、審核、備案程序，發學習證。至2005年底，南疆四地州先后安排了491名愛國宗教人士帶培了1419名塔里甫（任紅《新疆伊斯蘭教教育現狀研究.》，《中國穆斯林》2009年2期）。北疆的富蘊縣2011年有持證伊斯蘭教宗教人士87名。2006年，經地區統戰、民宗部門批準，首批由13名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滿拉)22名。（《關于加強愛國宗教人士帶培塔里甫的實踐與思考》，縣委統戰部2011-07-01，富蘊黨建網）未來的宗教教職人員，其數量有限；二是現有許多宗教教職人員的宗教學識水平不高，能力有限33；三是大量分散的講經活動會強化當地的宗教氛圍，不利于管理和引導宗教活動的有序開展，對宗教極端勢力形成事實上的支持；四是許多學齡兒童家長希望孩子學經，教經放開會對義務教育造成沖擊，伴隨強迫兒童學經現象發生，違背我國宗教活動不能妨礙義務教育、不得向18以下兒童灌輸宗教思想的法律法規。

私辦經文班（點）主要面向的是信教群眾和他們的子女。筆者以為信教群眾對宗教的感情和需求，是私辦經文班（點）持續不衰的最重要原因。普通信教群眾對孩子學習經文的需求，有信教因素，有民俗習慣，有就業愿望，還有道德希冀。相當一部分穆斯林家長認為，作為穆斯林應該懂得起碼的經文知識和宗教禮儀。在穆斯林重要的人生禮儀活動（如婚禮、葬禮等）中，包括誦讀經文在內的宗教禮儀早已成為民俗習慣，尤其是葬禮中，參加者口誦經文是禮儀的重要部分。一些家長認為學習經文、接受宗教禮儀訓練的孩子更懂禮貌，更聽家長的話，在傳統觀念濃厚的鄉村，有宗教常識并遵守宗教規范的孩子會受到村民贊譽。20世紀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生的信教群眾，基本沒有受過較為完整的宗教教育，多數家長并無能力為孩子傳授簡單的經文知識和教義解析，家庭教育無法勝任宗教知識的傳遞，對社會教育的需求則變得更為強烈。每當宗教氛圍濃厚之時，私辦經文班（點）即成為宗教升溫之表現，又成為推動升溫之動力。

如果說教授經文者可能有政治企圖，對于絕大多數學習經文者或其家長，并非起于分裂或反政府的思想。但少數別有用心者卻可順應群眾的需求，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極端分子的企圖和群眾的需要在私授經文這一活動上結合起來，部分愛國宗教人士也持沿襲宗教傳統、傳授宗教知識的觀點私授經文，使對私授經文合法與否、禁授經文合理與否的認識并不因為政府禁令就被信教群眾，甚至包括不少黨員干部，所完全認可和接受。在私辦經文班（點）這個問題上，政府的意識形態理念和維穩責任、少數民族黨員干部的壓力和困惑、信教者的傳統和感情、宗教職業者的責任和追求、民族分裂勢力的利用和企圖、宗教極端勢力的目標和無情，相互交織交鋒，政府雖嚴格控制、堅決打擊，卻防不勝防，屢禁屢興。

三、多年來，自治區黨委政府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滲透，打擊犯罪”的原則，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變化，新疆反分裂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更為突出，維穩壓力和社會控制力度在不斷增大，宗教活動的合法空間收縮、非法范圍擴大，宗教人士的自主行為減小、受規范限制行為增多，如不得進行跨地區的宗教活動和跨縣（市）的傳教活動；以新臥爾茲為范本，規范講經活動；組織集體朝覲活動，嚴禁個人私自零散朝覲；加強宗教教職人員管理，定期參加學習、考核及民主評議等。政策針對宗教教職人員的成效明顯，如規范教經解經；面對信教群眾的則效果有限，如送孩子去私辦經文班（點）學經文。非法宗教活動，包括私辦經文班（點），長期禁而不止，其主要原因是宗教信仰、宗教活動有著深厚的歷史傳統和社會基礎，雖然大多數信教群眾不會主動參與非法宗教活動，但卻可能因虔誠的信仰和同教同族感情而默許、認可、庇護各類以宗教名義進行的被認為是無害他人的活動，譬如私授私學經文。

如上文分析，私辦經文班（點）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現有教職人員培養接班人；二是宗教極端勢力培養同道人；三是普通信教群眾及其子女學習宗教禮儀和經文知識。目前，合法的宗教學校及經文班（點）基本可以滿足教職人員接班人問題，宗教極端勢力屬嚴厲打擊對象，絕不能留下讓其發展的空間，普通信教群眾的需求卻難有合法的滿足渠道。普通信 33 2001年全疆宗教人士培訓班對參訓人員情況統計顯示，2000名主麻寺哈提甫（維吾爾語系）中，高等宗教院校和中等宗教院校分別占2.1%、7.4%，1810人屬自學宗教（地下）的占總數的90.5%；40歲以下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別為43%和40%。參見阿比孜·尼亞孜《當前新疆反分裂斗爭與伊斯蘭教關系的幾個問題》，《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教群眾的宗教感情和極端勢力、分裂勢力的政治企圖混雜于私辦經文班（點）的行為中，使問題的復雜性和處理難度極大。有研究者指出，“一律禁止，堅決取締”的做法，可能將所有學經文的塔里甫推到政府對立面，使其易被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勢力所利用。但其好處是：始終保持一種高壓態勢免于失控；迫使部分青少年放棄到私辦教經點學經的打算；防止實際操作中因分不清敵我或人民內部兩種不同性質的教經點而對其制止不力。并認為學經者為少數，處置得當就不會出現與絕大多數信教群眾直接對抗的情況。這種高壓態勢若能堅持十幾年、幾十年，私辦教經點的問題估計將不再像現在這樣突出34。

對于我國的宗教問題，理論上早已形成長期性、群眾性、復雜性的共識，在宗教工作中，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獨立自主自辦、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基本方針。但在實踐中往往因為意識形態的原因，“宗教鴉片論”的長期影響，宗教被認為是難以控制、制造麻煩的社會問題。很多人認同這樣的觀點：宗教是愚昧人的信仰，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科學文化知識的普及，宗教的影響力日益衰減；宗教是貧困者的信仰，隨著民生改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們由因無奈而相信神力轉為靠個人致富而相信人力，信教者將大量減少。甚至一些管理者還主觀地認為，只要不給宗教傳播的空間，若干年后人們自然會因宗教情感越來越淡漠或宗教知識貧乏無知而放棄信仰，無視在開放的信息社會，人員、信息、知識、思想交流之便利和頻繁。對于宗教的長期性、群眾性、復雜性認識不足，在管理中有時出現粗暴、簡單的做法。1982年，中央就明確指出，“那種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經濟文化的一定程度的發展，宗教就會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那種認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強制手段，可以一舉消滅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離馬克思主義關于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的，是完全錯誤和非常有害的。”35

新中國成立以后，除上世紀50年代初期新舊制度、新舊政權過渡期間繼續經文學校和學校中開經文課的做法外，歷來都禁止宗教教育進入學校，禁止私辦經文班（點），該政策延續50多年，私辦經文班（點）一直禁而不止。那么，有沒有可能通過政策調整把信教者讓子女學習經文的需求納入合法渠道，以社會教育的方式完成？與新疆不同的是，內地一些省區在這方面管理相對松弛，甚至一些經文學校、阿語學校有意吸引新疆籍的孩子去學習，由此也引起新疆部分信教群眾對本地禁辦政策的質疑和不滿。顯然，目前新疆的宗教問題更為復雜，不是單純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否的問題，而是和反政府、反“異教徒”的極端思想、和民族分裂主義密切相關。目前主流的看法是：“非法宗教活動呈蔓延之勢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帶動境內宗教狂熱升溫、極端宗教思想抬頭、狹隘民族意識膨脹、反漢排漢氛圍濃重、境內意識形態領域雜音和噪音不斷，借用宗教旗號‘包裝’的違法犯罪活動增多等。”“如果人為地擴大宗教陣地，任憑宗教自由發展，不僅會帶來很大的現實麻煩，而且后患無窮。”36

對于宗教事務管理的“堵”與“疏”，長期以來都是宗教事務管理者和學者探討的熱點問題，很多人認可宜疏不宜堵，但“怎么疏”卻難走到決策層面。過去30年的教訓，往往政策上開個小口實施中泛濫為失控，對于疏導后果的擔心使疏導的設想不能成為現實，甚至相關言論也成禁忌。因此，目前看，不論是政教分離、宗教不能干涉教育的要求，還是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制止宗教狂熱、反對民族分裂的現實，都很難出現政策讓步的局面。而由剛性的高壓嚴控政策必將導致進一步縮小宗教活動合法空間、擴大非法和打擊的范圍，以應對分裂勢力和極端勢力無孔不入的活動，這些年的政策演變軌跡可以證明此點。這就使教民學經需求和政府管控理念成為“死結”，地下教經點問題不會因為嚴格管控而消失，甚至不會減少。同時因地下教經點導致普通涉案群眾及其親屬的數量在增多、抵觸心理在增大，質疑 34 申建華，《對解決當前宗教方面幾個突出問題的思考》(1998年 12月)，《新疆宗教工作調研報告匯編》（上冊），內部資料 35 中共中央印發《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的通知（1982年3月31日），簡稱19號文件 36 《新疆反分裂斗爭和穩定工作的實踐與思考》，第84、106頁 宗教信仰自由的聲音在持續。

筆者以為在宗教事務管理中“疏”的方式仍是應該考慮的。把18歲以上、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有學習經文需求的年輕人的學經行為納入合法宗教活動范圍，由統戰、民宗部門審核、監管的社會組織（如伊斯蘭教協會）實施，聘請政治合格、宗教學識豐富的愛國宗教人士，在規定地點、按規范內容對學經青年進行基本經文知識和宗教禮儀的短期傳授，對滿足信教群眾學習經文的需求、減緩其對宗教傳承教育的危機感、弱化因政府嚴禁私授私學經文出現的對立情緒、避免或減少地下經文點的引誘、抑制宗教極端勢力的傳播渠道等將起到有益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對非法地下教經點的嚴厲打擊也顯得更為合理37。

長遠看，通過改變現有社會環境來減少群眾對學經等宗教活動的需求，這也是新疆政府教育政策、文化政策、宗教管理政策的目標之一。自治區黨委提出“以現代文化為引領”，希望通過倡導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構成消解，進一步增加信教者社會生活中的世俗化因素，而民生改善、教育水平提高、科學知識普及，也有助于信教者更為關注現世生活和個人成就。

最后，鑒于非法宗教活動中很多是普通信教群眾以非法的方式滿足個人的信仰需求，管理者對此進行處置時，應更包容更規范，避免因擴大打擊面而使信教群眾站到政府的對立面。

2013年筆者在烏魯木齊市與管理民宗事務的領導談及如何滿足信教群眾的學經需求問題，該領導說，也曾設想在烏魯木齊做些試點工作，但如果實行，肯定會使全疆希望學經的人員往烏市集中，其結果不論在宗教事務管理還是在流動人口管理都會出現新的問題，沒有領導敢于承擔這樣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