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議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中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

淺議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中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

作者:魏濟民時間:2010-06-01瀏覽40次 字體【大 中 小】

(本論文榮獲廣州市律師協會二ＯＯ九年度理論成果三等獎）

摘要：情勢變更原則作為民法的重要原則，體現了民法中誠實信用和公平合理的原則精神。但我國合同法至今仍未規定情勢變更原則，這是我國民法領域的巨大缺失。鑒于中國目前所面臨的金融海嘯，物價上漲，房價巨跌，股市暴收等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筆者建議應在未來所制定的民法典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規定情勢變更原則。

關鍵詞：建筑房地產、情勢變更、合同法、經濟形勢、立法建議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筆者作為一名具有多年執業經驗的建筑房地產專業律師，從中國的經濟形勢和司法實踐出發來思考如何將情勢變更原則予以立法？我國合同法至今仍未規定情勢變更原則，這不失為司法實踐領域中的重大遺憾。縱觀我國國民經濟的歷史變動沿革，從1988年國內物價上漲到1991年—1993年南方沿海城市房地產熱，樓花地皮被炒至天價，房地產泡沫浮現，直至2003年中國大范圍SAS病毒流行以及2008年的房災、股災、金融海嘯、人民幣貶值等，這些動蕩的因素均從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筆者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亦經辦了多宗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案件，如因房價上漲出賣方單方違約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或房價下跌購買房單方違約解除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建筑材料上漲后施工單位無法繼續完工，中途停工而向甲方申請材料補差的建筑施工合同糾紛以及地價上漲房價下跌導致大型房地產商違約終止履行項目收購合同糾紛等，這些案件中當事人均無法適用情勢變更原則來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筆者深諳情事變更原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重要性，因此筆者認為應于我國的法律法規中規定情事變更原則并細化其要件、內容及標準，方使我國司法實踐中能有法可依，體現法律的公平與正義。

一、何謂情勢變更原則

梁慧星教授于1988年《法學研究》中所著述的“合同法的情勢變更問題”的經濟部分對情事變更原則的概念作出了如下具體的表述：經濟合同成立后，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原因（比如：價格、幣值、市場、合同目的、政策法令等）發生情勢變更，致法律行為基礎喪失，使當事人目的無法實現或對價關系障礙，所維持合同效力顯失公平，受不利影響的一方當事人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變更合同內容或解除合同。大陸法系采取了“不可預見”的理論，通過立法與司法解釋來對情事變更原則的概念內涵進行界定，而英美法系則采取了“合同落空”的理論來界定情事變更原則，兩者雖理論依據不同，但實質卻是一致的，則均為發生了不可預見的情勢變更事由而如繼續履行合同將產生顯失公平的結果，使合同目的落空。

二、情勢變更原則與相關制度的比較

（一）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

在我國學界一般對情勢變更的理解是狹義的，認為不可抗力與情勢變更的差異主要是：

（1）適用范圍不同。不可抗力可以適用于侵權責任和合同責任；而情勢變更只適用于合同責任。

（2）表現形式不同。不可抗力表現為自然或社會的災難事件，如戰爭、地震、雪災等，而情勢變更則表現為社會經濟形勢的異常改變，如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等。

（3）構成要件和損失的要求不同。不可抗力要求更為嚴格。不可抗力中合同履行不能是絕對的，往往導致合同根本無法履行。而情勢變更中合同履行將導致顯失公平結果的出現，但

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有履行的可能性，只是履行方須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故這種不可能是相對的。

（二）情勢變更與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市場主體從事經濟活動所可能承擔的正常損失。市場風險的結果與當事人的經驗、素質、判斷能力、捕捉信息的能力等因素密切相關，是一種正常的風險，發生損失的后果是可歸責于當事人的，因此應當貫徹責任自負的原則，由當事人自行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而情勢變更則是合同訂立后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原因，使合同基礎發生動搖，從而造成履行合同困難或顯失公平的結果。兩者主要區別是一個“度”的問題，各國在司法實踐中已掌握了一定衡量尺度，將該“度”進行量化。如德國法院1933年的一個判例，認為英鎊貶值20%—30%屬于情勢重大變更，當事人可行使賠償請求權。英國一個法庭的判決認為，價格上漲20%—30%是普通的商業風險，假如上漲超過一倍以上就將導致合同落空。《國際商事合同通則》中亦有相關的規定，其將“艱難情勢”的“艱難定義”的注釋為，“如果履行能夠以金錢方式準確計算，則履行費用或價值的改變達到或超過50%，很可能就構成根本性的改變。”

（三）情勢變更與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

根據《民法通則》第59條之相關規定，行為人在民事行為中對行為內容有重大誤解從而導致顯失公平的，一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予以變更或撤銷。但情勢變更與可變更、可撤銷行為是不同的：

（1）在時間上，情勢變更是在合同成立后履行過程中發生的事由，而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在合同締約時有關事實就已存在，不是民事行為作出以后履行過程中所發生的情勢變化；

（2）情勢變更是由于締約當事人無過錯的原因而引起的，而可撤銷、可變更的民事行為，當事人存在過錯；

（3）在效果上，情勢變更并不影響合同的效力，締約行為是合法的，而可變更、可撤銷的民事行為一經確認，其行為自成立時始即為不合法行為；

（4）情勢變更發生于合同成立后合同履行屆滿前，在該期間內不利益方均可以行使請求權，而可變更、可撤銷的民事行為，自行為成立時起一年內當事人須行使請求權。因此，兩者的時效起算點也是不同的。

（四）情勢變更與合同不能履行

合同不能履行是指合同簽訂之后，因各種主、客觀原因致使合同雙方當事人不能按照約定的內容，全面履行各自應承擔的義務和實現合同權利的行為。它與情勢變更的區別在于：情勢變更只能由不可預見的情勢變更事由所引起，合同發生情事變更后仍然能夠履行，只是履行后會造成對履行方明顯不公平的后果；而合同不能履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合同無效、標的物意外滅失、違約責任、不可抗力、第三人侵犯合同等，這些原因均可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因其不同原因而致合同不能履行的，當事人應承擔不同的法律責任，但不能適用情勢變更原則。

（五）不適用情勢變更的合同

主要包括即時清結的合同，比如期貨交易、股票交易、債券交易等方面的合同，還有已履行完畢的合同；

三、我國情勢變更原則的規定變化

（1）1980年的《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第79條已對情勢變更原則作出了具體的規定。而因為我國已正式加入該公約，所以該公約第79條的規定，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合同法的一部分。

（2）1982年7月1日實施的《經濟合同法》第27條在經濟合同的變更與解除中規定“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當事人雖無過失但無法防止的原因，致使經濟合同無法履行，當事人可以變更或解除經濟合同。”按當時立法學者解釋，該條實際上已包含了對情勢變更原則的規定。

（3）1986年4月14日實施的《關于審理農村承包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四條規定：“出現下列情況之一的，應當允許變更或解除承包合同：

（二）訂立承包合同依據的計劃變更或消滅；

（三）因國家稅收、價格等政策的調整，致使收益情況發出較大變化的。”上述規定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情勢變更原則的用語，但其所列事由已屬于情勢變更的事由。

（4）1992年3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在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復函（法函（1992）27）文件中以司法解釋的形式適用了情勢變更原則“在合同履行過程中，由于發生了當事人無法預見或防止的情勢變更仍按原合同規定的價格，顯失公平。可依《經濟合同法》第27條第1款第4項規定，酌情予以公平合理地解決。”

（5）1993年5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依法審判工作座談會議紀要》（法發〈1993〉8號）中則明確了情勢變更原則的法律概念，“由于不可歸責于當事人雙方的原因，作為合同基礎的客觀情況發生了非當事人能夠預見的根本性變化，以致按原合同履行顯失公平，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按情勢變更原則變更或解除合同。”另外該《座談紀要》亦對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作出了限制性規定，即對房屋買賣價格問題提出了：“一方因市場價格變動而不履行或要求解除房屋買賣合同的，不予支持。”

（6）1993年9月2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后的《經濟合同法》中取消了情勢變更的規定。

（7）1995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實施的《關于審理房地產管理法施行前房地產開發經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第31條規定，預售商品房的價格，除國家規定“微利房”、“解困房”等必須執行國家定價的以外，合同雙方根據房地產市場行情約定的價格，也應當予以保護。一方以政府調整與房地產有關的稅費為由要求變更合同約定價格，可予以支持。一方以建筑材料或商品房的市場價格變化為由，要求變更合同約定價格或解除合同的，一般不予支持。

（8）2007年10月30日，廣東省建設廳以粵建價函（2007）402號文出臺《關于建設工程工料機價格漲落調整與確定工程造價的意見》共七條，提出近年來，物價波動異常，建設工程人工、材料、設備、施工機械臺班價值如（人工、鋼筋、水泥、砂石、瀝青、鋼材等）出現持續大幅度的漲落，引發工程造價發生變動較大、超出發包人、承包人能夠正常預見范圍和承擔的風險，因此，承發包當事人應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調整工程價款，并簽訂補充協議，作為調整工程價款和支付工程進度款的依據。以上建設行政主管部門的文件即包括了建筑房地產領域情勢變更原則的行政適用。

四、從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的司法實踐中來窺探情勢變更原則適用的必要性

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建筑房地產行業是經濟的風向標，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該行業占了國民經濟GDP的比重超過5%，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支柱產業的重要作用。但同時由于房地產建設周期長，資金投入巨大，受國家金融、政策、物價漲跌、貨幣貶值、經濟形勢等制約因素多，這些因素導致發生在建筑房地產領域中的合同糾紛特別多，其中大部分是因市場風險而引起的，但也有部分是由于非因當事人預見的情勢變更而造成的，如果沒有情勢變更原則的法律規定，這將導致無法可依或者司法不公的情形的出現。

在筆者經辦的法律顧問單位廣州某水處理公司投資約3000萬在黃埔開發區興建廠房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糾紛中，廣州某水處理公司（下稱甲方）與茂名某建筑工程總公司（下稱乙方）于2007年4月簽訂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約定了合同開工日期是2007年6月1日，合同完工日期是2008年2月1日，但由于乙方工程施工期間鋼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大幅度漲

價，其中鋼材從3700元/噸漲價到7200元/噸，漲幅已接近一倍，乙方無法按原價按時完成工程，而向甲方提出約500萬材料補差的工程索賠。作為甲方的法律顧問，筆者以《建筑工程承包合同》中所約定的合同工程造價是固定單價結算，不存在可調價的適用空間進行抗辯并建議不承擔乙方的材料上漲損失。但乙方多次前往黃埔建設局及開發區管委會等行政部門上訪投訴，且拒不交出施工場地，這不僅導致甲方無法接收工程場地，亦延誤了工期。乙方依據廣東省建設廳發出的粵建價函（2007）402號行政文件，作為向甲方提出變更合同價格條款補充材料價差工程索賠的重要依據，該文件具體為2007年10月30日廣東建設廳公布的《關于建設工程工料機價格漲落調整與確定工程造價的意見》第五條之規定：“在施工合同履行期間，當工程造價管理機構發布的人工、材料（設備）、施工機械臺班價格漲落超過合同工程基準期（招標工程為遞交投標文件截止日期前28天；非招標工程為訂立合同前28天）價格10%時，發包人、承包人應秉著實事求是的原則調整工程價款，并簽訂補充協議，作為追加（減）合同價款和支付工程進度款的依據。具體的調整方法，應按照《廣東省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范本（2006）》第61.1款的要求辦理。”作為甲方的顧問律師，筆者明知道這是行政機關內部管理文件，無法確認以上行政文件的法律效力，法院亦不能將其作為審理案件的法律依據加以適用，但由于乙方固執己見，目前雙方仍處于長期僵持的對立狀態。通過該案例，作為一個建筑房地產法律工作者來看，筆者認為如果國家在《合同法》中增加了情勢變更的原則，那么，甲乙雙方協商的成功率就很高，反之，雙方律師就容易各為其主從而激化矛盾。就案件事實而論，乙方確有發生材料價差問題，但該損失應由誰來承擔？如何承擔？如何通過法律救濟？法律上均沒有明文規定，而司法審判人員又不能自己造法來判決支持乙方，因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秉承著“法典主義”的精神原則，法官只能使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律。

筆者雖然作為甲方的法律顧問，但對乙方身陷囹圄，出現情勢變更事由而無法通過法律途徑予以補救的境況深表同情，這亦促使了筆者呼吁通過立法的形式來規定情勢變更原則從而使廣大施工單位的合法權益能得到及時地保護。但我國《合同法》只是一刀切地取消情勢變更原則，可當出現明顯違背公平合理、誠實信用的民法原則的情形時，則根本無法救濟造成合同履行不公平的受害方，這種現象于法于理均有失公平，亦造成無法可依的混亂局面，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相類似的案例在建筑房地產領域還很多，為了使這些案件得到公正公平地審理，迫切須要立法機關規定情勢變更原則，并在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中對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作出具體法律程序規定。

五、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中適用情勢變更原則的立法建議1、1999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的《合同法》中未規定情勢變更原則，筆者總結了具體的原因，主要為以下三方面：（1）適用情勢變更原則，導致合同的不穩定；（2）情勢變更與市場風險很難區分；（3）法官自由裁量權太大，將導致情勢變更原則被濫用，造成司法不公。對于以上三個原因筆者認為，法律不規定情勢變更原則并不能避免該原則被濫用，也不可能制止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恰恰是立法層面上對其進行細化規定后才會有效地規范法律行為，真正地減少不公平的合同，合同的當事人在出現情勢變更事由時亦可通過法律救濟方式變更或解除合同，這既有利于合同當事人，又有利于社會穩定。另適用合同情勢變更原則來解除合同，就好比中國《婚姻法》中規定了結婚自由，也必須規定離婚自由一樣，不能一旦認領了婚姻證書，即以此來限制當事人離婚權利的行使，這是不符合社會文明進步發展需要的，一刀切的法律定將導致社會不公，法律應是一種引導文明的爭議解決規范。

2、為了正確地適用情勢變更原則，筆者建議，因情勢變更引起的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時，法院和仲裁機構一般不單方面來確認構成情勢變更的“度”，而是委托第三方像工程造價、工程鑒定、工程評估等中介機構出具鑒定結論或報告后，再由裁決機構根據工程所在地政府

建設部門授權的工程造價管理站年度工程定額編制價格與鑒定價格相比較，凡是工程材料價格風險超過50%以上的，一般應當予以支持。這樣亦可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情勢變更原則被法官濫用的可能性，同時保障了裁判的公平。

3、適用情勢變更原則處理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在程序上應當注意三個問題：第一，舉證責任。主張以情勢變更原則變更或解除合同的一方，應當就情勢變更的發生原因進行舉證，這亦是我國《民事訴訟法》中所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不主動適用情勢變更原則。第二，通知義務履行的證明。主張情勢變更原則的一方，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在情勢變更原因發生之后的合理時間內通知對方的事實。第三，對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損失進一步擴大的事實進行舉證，否則，不能就情勢變更原因發生之后的擴大損失部分要求免除責任。

4、筆者在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及借鑒外國情勢變更的立法經驗，結合目前國內國際的復雜建筑房地產行業經濟形勢的基礎上，建議從以下幾方面確立和完善我國情勢變更的法律制度。

（1）首先，在全國建設部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范本》中加入情勢變更條款，明確規定因建設工程人工、材料（設備）、施工機械臺班價格漲落而引起合同價款調整的風險系數和調整方法。

（2）其次，在將來出臺的民法典上明確規定，確立情勢變更有關法律條款及具體法律程序；

（3）再之，適時修改《合同法》，加入合同履行過程中適用情勢變更原則的要件、內容及標準的法律條款，使情勢變更原則有法可依；

（4）最后，進一步明確規定我國情勢變更原則適用的司法解釋。在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先行就審理建筑房地產糾紛合同案件過程中適用情勢變更原則的情形作出批復或制定相關司法解釋，凡是確立工程材料價格風險超過50%以上的，一般應當支持乙方向甲方索賠材料價差。

（5）另涉及情勢變更的案件審理下級法院可以采取向其上一級人民法院進行備案，建立完善的備案制度，以此加強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審理情勢變更案件的監督與指導。

六、結語

綜上所述，情勢變更原則作為一項重要法律制度，其是契約嚴守原則的必要補充，亦在調整市場經濟活動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國立法一般均予以規定。而我國目前對情勢變更的立法幾乎還是一片空白，這已不能適應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和司法實踐活動中的“有法可依”的實際需要，亦難以與國際條約的有關內容相銜接，這應當引起中國立法和司法部門高度重視。建筑房地產合同糾紛涉及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廣泛利益，適時出臺有關情勢變更的相關立法和司法解釋是眾望所歸，大勢所趨，如情勢變更原則繼續游離于法律的框架之外，則不僅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國建筑房地產市場混亂，而且也將直接影響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梁慧星，合同法上的情勢變更問題，法學研究，1988年。

（2）孫勝玉、楊勇駿，論情勢變更原則，丹東師專學報，2003年6月。

（3）馬育紅、呂建國，情勢變更原則比較研究，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3年6月。

（4）朱新華，情勢變更原則立法的必要性，天津輕工業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

（5）于偉，情勢變更原則在審理經濟合同糾紛中的適用，政治論，1993年第5期。

第二篇：情勢變更原則在商標確權案件中的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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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變更原則在商標確權案件中的適用

案情要點：

引證商標在商標確權行政訴訟案件審理過程中被撤銷的，則不再構成申請商標注冊的在先權利障礙。人民法院應根據情勢變更原則，依據變化了的事實依法作出裁決。

具體案情：

艾德文特公司向商標局申請注冊“ADVENT”商標(以下簡稱“申請商標”)，指定使用在“計算機軟件(已錄制),計算機程序(可下載軟件)”等商品上。商標局以申請商標與在先注冊在“計算機、晶片”等商品上的“Advent海得曼”商標(以下簡稱“引證商標”)構成近似商標為由，駁回了申請商標的注冊申請。該案經商評委、北京一中院審理，均認定申請商標與引證商標構成相同或類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標。在二審審理過程中，引證商標因連續三年停止使用被撤銷，但北京市高院認為，在商評委做出決定時，引證商標仍處于有效狀態，故商評委及一審法院的認定正確，因此維持了一審判決。艾德文特公司不服，申請再審。最高院經審理認為，本案在二審過程中，引證商標已喪失商標專用權，不再構成申請商標注冊的權利障礙。鑒于申請商標尚未完成注冊，法院應根據情勢變更原則，依據變化了的事實依法作出裁決。二審法院沒有考慮相應事實依據已發生變化的情形，維持商評委的決定以及一審判決顯屬不當，故判決撤銷商評委的決定及一審判決。

律師簡評：

本案中，申請商標與引證商標的英文部分完全相同，被認定構成類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標并無不當，商評委與北京一中院依據當時的事實狀態作出上述裁決未有不妥。但二審過程中引證商標因連續三年不使用被撤銷，已不構成申請商標注冊的在先權利障礙。在商評委做出上述決定的事實依據已經發生了變化的情形下，如果一味考慮在行政訴訟中人民法院僅針對行政機關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而忽視已經發生變化了的客觀事實，判決維持上述決定，顯然對商標申請人不公平，也不符合商標權利是一種民事權利的基本屬性，以及商標法保護商標權利人利益的立法宗旨。且在商標駁回復審后續的訴訟過程中，商標的注冊程序并未完成。因此，在商標駁回復審行政糾紛案件中，如果引證商標在訴訟程序中因三年不使用而被商標局予以撤銷，鑒于申請商標尚未完成注冊，人民法院應依據情勢變更原則，根據變化后的事實作出新的裁決。故本案在艾德文特公司明確主張引證商標權利已經消失，其申請商標應予注冊的情況下，二審法院沒有考慮相應事實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維持商評委裁定及一審判決顯屬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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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談對情勢變更規則的理解和適用

淺談對情勢變更規則的理解和適用 2013-03-13 11:53 www.tmdps.cn

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的辨析

在條文的表述當中，特別明確排除適用不可抗力的情形以及屬于商業風險的情況。因此在說明情勢變更的概念時，有必要同這兩個概念進行區分。

不可抗力同情勢變更原則相比，二者的主要區別可以概括為不可抗力主要適用于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形，這里的合同不能履行是指廣義的合同不能履行，包括合同全部不能履行、合同部分不能履行以及合同一時不能履行。其產生的法律后果是全部或者部分免除當事人的合同責任，而情勢變更是針對履行合同明顯不公平或者不符合合同目的的情形。二者相比，不可抗力強調的是不能履行，而情勢變更強調的是履行艱難和對價失衡。

但是二者之間并非不存在交叉的情形，在發生不可抗力的情況下，亦有存在情勢變更規則適用的可能性。比如發生了自然災害導致一方雖然可以履行合同，但是履行將變得十分艱難，此時又尚未達到不能履行的程度，那么就應當適用情勢變更規則。但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這種情形下是不能適用情勢變更的，因為這屬于不可抗力范疇。這就造成了不適當的縮小了情勢變更的適用范圍的后果，因此，在區分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的同時，我們應當進一步理順二者的關系，特別是在不可抗力導致合同履行困難的場合，應當適用情勢變更原則解決相關問題。雖然司法解釋規定存在障礙，但是實務當中已經出現因不可抗力導致適用情勢變更規則的案件。

“成都鵬偉實業有限公司與江西省永修縣人民政府、永修縣鄱陽湖采砂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采礦權糾紛案”就是典型案例。該案當中：2006年4月26日，原告通過競拍的方式從被告處取得了鄱陽湖永修縣若干采區的采砂權，于5月同被告簽訂了《采砂權出讓合同》，采砂期限至2006年底，原告隨后就繳納了出讓款以及稅費共計8228萬元。之后開始進行采砂作業，但是當年7月開始，江西境內持續的高溫干旱天氣導致了降雨量下降，長江江西段出現罕見的枯水位，鄱陽湖水大量流入長江，自當年8月份開始，由于水位過低導致運砂船難以進入采區，原告被迫停止采砂。之后雙方交涉未果，原告向法院起訴要求解除合同，并退還多支付的合同價款。最高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原告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遭遇36年未見的罕見低水位，導致采砂船不能在采砂區域作業，采砂提前結束，未能達到合同目的，形成巨額虧損。這一客觀情況是雙方在簽訂合同的時候不能預見的，原告的損失也非商業風險所致。在此情況下，仍舊依照合同的約定履行，必然導致被告取得合同利益，而原告承擔全部投資損失，這對于原告而言是不公平的，有悖于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原告要求退還部分的合同價款，實際上是要求對《采砂權出讓合同》的部分條款進行變更，符合《合同法》規定，予以支持。”在這則案例當中，造成合同履行障礙的是自然災害，該自然災害本身符合不可抗力事故的要求，但是這里由不可抗力導致的后果是合同履行十分艱難而非履行不能，原被告雙方如果按照合同繼續履行將顯失公平，所以此時應當適用情勢變更的條款變更合同。

因此，不可抗力與情勢變更在適用上的正確區別是：不可抗力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時候，在我國法上發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不適用情勢變更原則，但是不可抗力導致合同履行十分艱難，但是尚未達到不能的程度的時候，若按照合同履行將顯失公平，此時就可以適用情勢變更條款。

三、情勢變更與商業風險

對于商業風險，學說上認為商業風險是商業活動的固有風險，它受到價值規律作用，受到市場行情、供求關系、消費者心理等諸多因素影響，而情勢變更發生的原因，有自然災害，社會原因，這些都是異常的災變，和正常的經濟活動規律無關。通常在實踐中是從重大客觀情況的變化是否可以預見、變化程度是否異常等方面來判斷。然而這種純粹理論化的解釋似乎并不具有明確的區分效力，到底客觀情況要達到何等異常的程度才是情勢變更而非商業風險，更有賴于司法實踐的努力，確定相關具體標準才能保證法律適用的統一和公正。

以上是我國《合同法解釋二》當中有關情勢變更原則的相關概念的辨析，上述分析說明我國合同法解釋當中規定的情勢變更原則借鑒國外有關情勢變更原則的規定，同時在和現有制度的銜接過程當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如與不可抗力之間的法律區分，情勢變更與商業風險的具體界定，需要進一步進行探討和區分。

原文來自：http://www.tmdps.cn/duhougan/fanwen1/

第四篇：“情勢變更”制度在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運用[模版]

“情勢變更”制度在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運用

楊培銀

隨著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的發展，商品房的開發建設也迅猛發展起來，商品房價格逐日攀高，遠遠超過我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超過居民收入增長水平。房價過高、上漲過快，加大了居民通過市場解決住房問題的難度，增加了金融風險，不利于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為了穩定房價，抑制房價過快增長、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國務院及相關部委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調控措施，從金融信貸、財稅政策和放權地方政府限制購房套數幾方面打擊投機性購房，意圖引導合理的住房理念和投資理念，從而降低房價。每一次調控措施的出臺，都被房地產業界及相關人員稱之為“房地產新政”。隨著上述“新政”的出臺，大量已經生效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無法繼續履行或履行后對一方造成明顯不公平，產生眾多的爭議和糾紛。

針對上述糾紛如何解決，專家學者、司法審判人員和法律從業者紛紛提出了“情勢變更”這一制度。因房地產新政引起的上述糾紛能否適用“情勢變更”原則，應視不同情況區別對待，不得一概而論，否則可能會濫用情勢變更這一原則，甚至破壞“合同嚴守”這一誠實信用原則，無法起到立法者下定決心推出這一原則的立法本意。

為了正確運用情勢變更原則解決因房地產新政引起的諸多糾紛，本文將對近期國務院及相關部委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新政對《商品房買賣合同》履行造成的影響進行細分，從而分析是否符合情勢變更制度的適用要件，判斷是否能夠適用情勢變更這一原則解決該類糾紛。

一、近年來國務院及相關部委陸續出臺對商品房買賣合同造成重大影響的系列新政

自199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1994】43號）提出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促進住房商品化和住房建設的發展以來，商品房的概念和建設正式納入我國經濟建設的軌道。2003年《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國發【2003】18號）將房地產業確認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要求對符合條件的房地產企業和項目加大信貸扶持力度，商品房建設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房地產價格也逐日攀升。房價的持續強勁增長，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民生問題。為穩定住房價格，國務院及相關部委自2005年起，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的調控政策，因本文旨對情勢變更制度出臺后在房地產新政下產生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運用進行探討，在此只對能夠給商品房買賣合同的履行造成影響的政策進行索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財稅政策

2009年12月23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關于調整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政策的通知》（財稅

[2009]157 號）：

一、自2010年1月1日起，個人將購買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全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依照其銷售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個人將購買超過5年（含5年）普通住房對外銷售的免征營業稅。該通知是自2005年6月1日起決定對個人將購買不足一定年限的住房轉讓區別征收營業稅后的第四次調整征免年限（2005年規定為2年，2006年將該年限調整至5年，2008年又調回2年，2009年再次調整為5年）。

（二）信貸政策

1、首付比例：2010年4月17日，國務院下發《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國發〔2010〕10號）（被業界稱為“國十條”），該通知指出：對購買首套自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積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對貸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貸款首付款比例應大幅度提高，具體由商業銀行根據風險管理原則自主確定。這是自2010年1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國辦發〔2010〕4號）對已利用貸款購買住房、又申請購買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家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的要求后又一次提高貸款首付比例。

2、利率：在“國十條”中對于貸款比例規定：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貸款利率不得低于基準利率的1.1倍；對貸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貸款利率應大幅度提高，具體由商業銀行根據風險管理原則自主確定。各商業銀行在嚴格遵照該規定提高第二套住房的貸款利率至基準利率的1.1倍外，不約而同地將原先第一套住房貸款享受基準貸款利率7折的優惠提高到8.5折，而且設定的條件極為苛刻。

3、套數限制：“國十條”中對于是否發放第三套住房貸款，作了如下規定：商品住房價格過高、上漲過快、供應緊張的地區，商業銀行可根據風險狀況，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

4、主體限制：“國十條”中對于不能夠提供相應資料的非本地居民做了貸款的限制性規定：對不能提供1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暫停發放購買住房貸款。

（三）地方政府限制購房數量

“國十條”不僅僅規定商業銀行可以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還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臨時性措施，在一定時期內限定購房套數”，也就是說國務院授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決定在一定時期內無論是否使用貸款購房，對個人或家庭購房套數都進行限制，從而避免投機性購房和投資性購房搶占房源，以滿足真正有住房需求的消費者購買住房。

二、因上述新政的頒布而產生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

1、因財稅政策的變化引起營業稅的征免年限的延長，導致投機、投資購房者在限期內轉手則利潤減少，超過限期轉手，則資金占用時間增加，成本增加，甚至在此期間不可預測的投資風險也可能會出現。因此，部分投機、投資購房者可能會以新政為由，要求解除合同。

2、因首付款比例提高，貸款比例減少，購房者無法補足增加的首付款而要求解除合同；雖然合同約定的首付款比例符合“國十條”規定的貸款比例，但擔心在房地產新政的打壓下，房價會大幅度下降，按照現有房價購房不劃算，而要求解除合同。

3、因貸款利率大幅度上調，投機性、投資性購房者的成本增加，消費購房者的還款壓力加大，從而要求解除合同。

4、因商業銀行暫停了對不能夠提供1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的購房貸款，導致合同簽訂后無法辦理貸款，買賣雙方對付款方式又無法達成新的一致，購房者要求解除合同。

5、地方人民政府根據“國十條”的規定和國務院的授權，決定對購房數量進行限制，導致合同簽訂后無法辦理“登記備案”和產權證明，購房者要求解除合同。

三、“情勢變更”制度在解決上述糾紛中的運用

2009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該解釋第二十六條規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觀情況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于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當事人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公平原則，并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確定是否變更或者解除。這就是“情勢變更”制度的規定。

在最終定稿出臺的《合同法》中并沒有情勢變更的規定，但法學專家及法律從業者并沒有放棄對該原則的研究。由江平主編的《民法學》將“情事變更原則”定義為：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事由發生情事變更而導致合同之基礎動搖或喪失，若繼續維持合同會顯失公平，因此允許變更合同內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則。同時將“情事變更原則”適用條件總結為三點：①須有情事變更，締約時的合同基礎發生異常變化。②情事變更的發生不可歸責于當事人。③情事變更具有不可預見性。對該情勢變更的定義及適用原則對司法解釋

（二）中規定的情勢變更的理解及適用條件同樣適用。筆者認為對適用條件應再加上一條：④情勢變更的發生導致出現繼續履行將無法實現合同目的或對一方當事人造成明顯不公平的嚴重后果。滿足上述要件，就可以適用情勢變更制度變更合同或解除合同。

四、能否運用情勢變更制度解決上述糾紛

1、因營業稅征免年限的延長，導致投機性購房者轉讓獲利的減少或資本占用的時間拉長，從而要求解除合同的，不得適用情勢變更制度予以解除。首先，適用情勢變更制度必須出現因客觀情況發生后造成了繼續履行對于一方當事人明顯不公平或者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結果。商品房買賣合同的標的是商品房，合同雙方的目的是：一方出售房屋獲得對價，另一方支付對價獲得房屋。營業稅征免年限的調整不影響房屋的交付及價款的支付，對任何一方不會造成明顯不公平，也不會影響合同目的的實現。至于購房者是進行投資甚至投機，這并非商品房買賣合同中體現的合同目的。因此，由于營業稅征免年限的延長不影響合同目的的實現，也未造成對一方當事人的明顯不公平，所以不得適用情勢變更制度達到解除合同的目的。其次，關于營業稅征免年限的調整，買賣雙方都應當能夠預見，因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先后在2005年、2006年和2008年三次對征免年限進行了調整，根據房地產發展的情況決定延長和縮短征免年限是稅收工具的具體運用，不是不可預見的，因此該種糾紛不符合情勢變更的基本要件，不得適用該制度進行調整。

2、同樣，因貸款利率大幅度上調，投機性、投資性購房者的成本增加，消費購房者的還款壓力加大，從而要求解除合同的，不能適用情勢變更制度予以調整和解除。原因有三：首先，因貸款利率上調，并沒有影響合同目的的實現。其次，貸款利率的調整應當是能夠預見到的，利率的調整取決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一點雙方都應當有這樣的預見。最后，無論利率上調或下調，對合同雙方都是商業風險因素。上述任一理由，都是不能適用情勢變更制度的抗辯事由。

3、關于以貸款首付比例提高為由而要求解除合同的，應視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其一，合同約定貸款首付比例低于新政要求的貸款首付比例的，合同簽訂后按照原付款比例無法貸款。這樣為了符合新政要求的比例，就必須改變合同付款條件，購房者就要多交首付，改變了用現有款項支付首付購買房屋，以后按月供貸的合同目的。該種狀況，就符合情勢變更的適用條件，可以運用情勢變更的原則解除合同。但是如果合同約定的貸款首付比例和新政規定的首付比例相當甚至高于新政約定的比例，新政的下發不改變合同約定的付款條件，也不影響合同的履行，對雙方不會造成任何的不公平。此時就不得適用情勢變更制度解除合同。

4、因商業銀行暫停了對不能夠提供1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的購房貸款，導致合同簽訂后無法辦理貸款，買賣雙方對付款方式又無法達成新的一致，購房者要求解除合同的情況，符合情勢變更關于發生了無法預見、非不可抗力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客觀情況變化，如果不改變付款方式將無法繼續履行合同。完全可以適用情勢變更制度解除該合同。

5、關于地方政府根據國務院的授權，對購房數量進行限制，導致簽訂合同后無法辦理備案登記、辦理產權證明，購房者要求解除合同的，符合客觀情況發生了不可預見、不屬于商業風險的變化，導致合同目的不能實現，可以適用情勢變更制度解除該合同。

五、結語

情勢變更制度作為民事法律體系中一項重要制度，出臺這項制度，因與相關概念的區別不是十分的明確，將賦予法官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一旦被濫用將嚴重破壞合同嚴守這一原則，破壞經濟秩序，所以對于該制度的出臺慎之又慎。但在經歷汶川地震、金融危機等重大事件后，產生的大量糾紛當前卻沒有調整的法律依據，繼續履行又確造成一方的嚴重不公平，甚至無法實現合同目的，因此該制度的確立勢在必行，最終情勢變更制度得以在司法解釋

（二）中出現。該制度的確立將來會在司法實踐中作為一項重要制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基于對該制度的運用易于發展為濫用，因此在出臺該司法解釋后“最高人民法院給各高院專門一個通知，要求使用情勢變更要報請省高院核準，在程序上加了一道“緊箍咒”，目的就是要求基層院和中院，如果有其它辦法能解決的最好用其它辦法解決，實在不行再用情勢變更”。同樣，在當前房地產新政所導致的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大量出現的時候，如何正確運用情勢變更原則是解決出現上述糾紛的關鍵。

（作者系德衡律師集團高級合伙人、副主任）

第五篇：淺析情勢變更原則在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中的應用

淺析情勢變更原則在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中的應用

論文摘要 行政區劃調整對于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能否順利履行之影響體現在其是否可以適用情勢變更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僅對“情勢變更”作出原則性規定而缺乏指導意義。本文將通過案例提出問題，即情勢變更能否事先約定及情勢變更原則在糾紛產生后的適用和救濟，來闡述情勢變更原則在土地出讓合同中的應用。

論文關鍵詞 情勢變更 土地出讓合同 事先約定 再交涉

一、問題的提出

在某房地產開發公司與某市國土資源局簽訂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中，對雙方的權利義務作出了明確約定，即房地產開發公司先行支付土地出讓金后再由某市國土資源局交付土地。然而在該國土資源局尚未履行交付土地義務時，該市進行行政區劃調整而縮降為縣級市，地級市與縣級市的土地及房屋價格因地理區位和城市檔次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其結果直接導致上述土地價格下跌，該房地產開發公司以情勢變更為由提出變更合同并根據評估價調整土地出讓金的要求。無獨有偶，在江蘇省也出現了類似因城市總體規劃調整而導致某投資置業公司面臨直接經濟損失高達7283萬元的“災難”。后經過法院調解，最終該投資置業公司與該縣國土資源局解除雙方簽訂的土地出讓合同及其補充協議，該縣國土資源局將土地出讓本息返還給該投資置業公司。通過兩例的比較，不難發現“情勢變更”在土地出讓合同中如何認定以及該原則在糾紛產生后如何適用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分析的問題。

二、情勢變更的認定及適用條件

行政區劃的變動頻率直接影響著該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故而行政區劃調整應做長遠、綜合、整體考慮鋪排才至于影響個案事實認定。

以本案為例，行政區劃調整是否適用情勢變更原則得從情勢變更的構成要素及適用條件分析。（1）須有情勢變更之事實。該案中的事實則是行政區劃調整致使某地級市縮降為縣級市。（2）須發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終止之前。在某國土資源局尚未完全履行交付土地義務之前即發生了行政區劃調整的客觀事實。（3）須當事人所不能預見，且有不可預見之性質，下作具體探討。（4）因情勢變更而使原合同履行顯示公平。若繼續履行合同，由于地價下跌導致該房地產開發企業支付了高昂的土地出讓金，并且繼續在該土地上開發建設也失去其預期價值和收益。綜上，行政區劃調整致使地價下跌的情況應當適用情勢變更原則。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沙永梅法官在《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司法救濟制度的反思與重構》一文中也指出土地出讓合同糾紛的主要類型中包含因情勢變更引起的爭議，更是在本案中得到了印證。

三、情勢變更不能通過事先約定來規避合同履行風險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服務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對情勢變更原則的規定，上述解釋所要闡述的含義則是法院對于合同中出現“情勢變更”情形的認定及當事人申請變更或解除合同的請求所表明的態度是“不告不理”。那么，對于出現情勢變更情形后，合同主體能否自行變更或解除合同，即以最大程度保護合同主體利益的前提下，不通過司法介入和干預來確定合同是否繼續履行，法律并沒有給出明確規定。合同的變更和解除均可通過合同主體約定的方式來改變合同履行狀態，故而有律師提出通過在合同中事先約定情勢變更條款來避免合同履行風險。然而這樣的事先約定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首先，情勢變更最突出的一條屬性即不可預見性，其含義則是合同主體在簽訂合同的當下根據自身所處行業性質及社會地位，依據其所具有的行業專業知識及對政治、經濟等社會環境因素發展的分析認知和靈敏度，超越上述因素而產生無法預見的事由，導致合同履行不能的結果。也就是說，根據合同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礎之上，若共同合同主體對情勢變更進行事先約定，則必須非基于合同主體的信息不對稱性。在本案中，土地出讓合同的性質系屬民事合同還是行政合同在學術界亦是存在較大的爭議，而筆者更傾向認為其屬行政合同。該類合同是指國家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將土地使用權在一定期限內出讓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國家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的行政合同，其乃居于優勢地位的行政主體與另一方當事人之間簽訂的合同，履約主體地位自始不具有平等性。正是這樣一種主體地位不平等才會產生信息的不對稱，上述兩案例均是在合同主體簽訂土地出讓合同后幾個月的時間內，因發生行政區劃調整抑或城市總體規劃布局調整致受讓土地方承受因此導致的地價下跌風險。現有法律的規定都將行政區劃調整視為行政內部程序，實質上就是審批程序，沒有民主的決策程序。無論是行政區劃還是城市總體規劃都應當具備穩定性特質，政府及其部門作為土地出讓合同的一方主體，對于所屬區域未來規劃發展趨勢當“略知一二”，作為弱勢方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基于信賴政策的穩定性及政府信用而與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為的則是受讓土地后在合同基礎穩定不變的情況下繼續進行開發經營。正如北京市2010年行政區劃調整中突出的問題之一則是決策缺乏民眾的心聲，市民參與度較弱，這樣導致的后果則是合理的行政區劃調整很難從一套嚴密審慎的程序中“脫穎而出”。由于缺失透明度和公開性，從而很難全面了解掌握行政區劃調整可能帶來的問題，對于公民的利益也無太多考慮。

其次，事先約定設計條款與情勢變更原則的涵義及設立初衷相違背。若合同主體對情勢變更事由通過雙方合意約定繼而變更或解除合同，故一旦上述情勢變更情節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畢之前發生，則會產生當事人根據意思自治原則自行變更或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但是這種情勢變更事先約定的性質則與附解除條件合同無異。合同主體在合同簽訂之時即可預見到合同履行過程中將會發生致使合同履行不能的情節事由，即便如此，這樣的事先約定總會因為主體信息不對稱和客觀情況變化的多樣性而掛萬漏一。情勢變更設立的初衷則是因發生重大情勢變化而導致合同履行明顯利益失衡的一種救濟措施，若通過合同條款設計將情勢變更情節在合同中約定，因事先約定與事后救濟相悖，則情勢變更原則的設立失去“救濟”意義。

最后，國家出于實現其行政管理目的出讓土地使用權，其自然希望合同能夠順利履行，司法解釋賦予法院根據公平原則及案件實際情況來確定合同的變更或解除，就是為了防止合同相對方濫用情勢變更原則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國家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建設。通過法院的裁判調方式，則能在平衡當事人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保障行政主體依法行使公權力并積極發揮其行政效能和經濟管理職能。故筆者認為情勢變更不能也不應通過合同主體的事先約定來由當事人自行決定變更或解除合同。

四、情勢變更在土地出讓合同中的救濟制度

既然情勢變更不應通過事先約定來避免合同履行的風險且法律對情勢變更適用未作出明確指導性、操作性規定，針對本案中行政區劃調整符合情勢變更適用條件，該房地產開發企業蒙受重大經濟損失該如何救濟，現提出如下建議：

1.目前我國發生“情勢變更”的情況后，雙方當事人并無再交涉義務而是直接訴請于人民法院。可見我國關于情勢變更效力采用的是請求權模式。日本學者勝本正晃認為再磋商義務設定之理由在于“當事人當初希望發生一定的法律后果而進行法律行為，故在法律生活的積極性保護上更希望盡量發生近其希望的效果。” 鑒于筆者認為情勢變更不能于合同簽訂時事先約定，故我國應該引入類似日本“再交涉義務”這樣的制度設計，讓合同糾紛當事人通過“再交涉行為”義務誠實地交換各自想法和意見，當磋商不成時才可以請求法院通過判決或調解的方式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再交涉義務”的主體為承擔不利義務的一方當事人有權要求與對方進行協商；協商不成的可請求人民法院變更或者解除合同。采用“再交涉模式”有利于使合同雙方在自愿主動的基礎上化解矛盾，同時也能節約大量司法資源。

2.完善情勢變更制度，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應當全面注重實踐性和可操作性。因司法實踐反映出社會經濟生活的各方各面，是展現各級法院審判思路和智慧的“大鏡子”。因而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更應當具備可操作性和針對性，收集專家學者建議或意見，吸收各級法院審判經驗和成果。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服務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中指出：“對于上述解釋條文，各級人民法院務必正確理解、慎重適用。如果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確需在個案中適用的，應當由高級人民法院審核。必要時應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審核。”該規定中的“審核”內容及形式則需要通過大量審判案件總結個案經驗及規律并將其最終納入合同法體系，從而完善該項規定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

3.合同當事人通過請求法院變更或解除合同。學者林誠二先生曾有一番精辟的闡述：基于契約神圣，情勢變更原則之適用，應注意盡量維持原有的基本法律關系，使其能繼續存在，必也至此一方法不能排除不公平之結果時，方得采取解除或終止法律關系之方法。在本案中，行政區劃調整未致使合同根本履行不能，雙方通過土地出讓金的折衷協商依舊可使合同達到繼續履行的效果。同時，法院應當在最大程度上維持合同的效力，若原有合同能夠通過變更其中的部分條款而使得合同有繼續履行的可能，則可以考慮變更合同；若變更合同后依舊不能消除顯失公平的結果，則應當解除合同。當然這其中也不得違背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即法院站穩中立立場的基礎上，不得主動將當事人的“變更”請求適用為“解除合同”。

五、結語

面對日益復雜的不可預見的客觀情況隨著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因素的刺激和制約，具有行政合同性質的土地出讓合同適用情勢變更的條件當更加嚴謹細化。筆者試想，未來土地出讓合同能否突破司法機關的介入和干預來確定適用情勢變更取決于情勢變更原則能否具體規范而又具有可操作性地被規定在法律之中以及適用情勢變更后的救濟制度是否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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