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可持續發展

城市可持續發展

一、建設部門的特點及重要性好范文版權所有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給建筑業帶來生機和活Α＝ㄖ翟謐試蠢謾⒒肪辰ㄉ韜蛻緇峋梅⒄溝確矯娓河兄匾姑喚鲆緇嶠ㄔ旄骼喙っ窠ㄖ團涮咨枋一故搶投薌托幸擔哂薪洗蟮木鴕等萘俊＝改輳泄ㄖ游橐殉?ANlang=EN-Ugt;2000萬

人，約占全國就業人數的６％。每增加10000平方米建筑安裝工程量，可直接間接增加就業人員1000人左右。到2004年，我市建筑施工企業14家，其中總承包企業5家，專業分包企業4家，勞務分包企業3家，2家構件廠。建筑業年總產值2億多元，有職工2000余人，年施工10萬平方米以上。

很少有人意識到，建筑業，包括新建筑和建筑物的重修（在我國還增加了住戶對房屋的精裝修），形成國家最大的生產能力。（中國，1952年占3.2，1978年占3.8，到1997年則上升到6.7），并提供了將近1000萬個專業的和貿易的就業機會（在中國，許多農村勞動力也轉向建筑業--1985年1130.1萬人，1997年2372.7萬人，其中未包括與建筑材料相關的行業以及進入家裝市場的農村人口）。全國50以上的可再生產的財富是投入到建設設施之中的。由于建筑業對國民經濟的顯著影響，因此，只要在建筑設計、施工和運行中對提高資源利用率做少量改變，就會對經濟繁榮和環境改善起到重要的作用！好范文版權所有

二、建設部門的管理機構

市建設局下設：工程質量監督站、建設安全監察站、建筑管理股、規劃管理辦公室、房產管理辦公室、，負責相關的建筑業管理事務，這為進一步規范建筑市場，建立競爭有序的建筑市場體系，使建筑施工企業能在建筑市場中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發展狀大提供了有力保證。園林管理處負責全市綠化工程。環衛管理處負責全市市容市貌的整潔。

三、建設部門對環境的危害

建筑環境是人類活動對資源影響的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世界1/6凈水供應給建筑，建筑消耗掉1/4的木材，消耗掉2/5的材料與能量。同時建筑結構也影響水域、空氣質量以及社會群體的結構等較大的范圍。建筑業過度地破壞自然土壤、破壞自然徑流和地下水蓄存能力，將導致洪水或水資源干涸（例如河水、泉水斷流，地下水位降低導致的地面沉降）和加重水污染。在城鎮發展和建設中應該考慮土壤科學家的意見和建議。建筑業平整土地和挖土對土壤的擾動將加速侵蝕40000倍。土壤貧瘠化和砂化將影響其保水、蓄水能力，變得更容易流失和被侵蝕。

全市建筑施工由于技術裝備參差不齊，有的打樁機、發電機、震搗機、世割機的噪聲嚴重擾民，群眾反映強烈。建筑施工過程中產生的粉塵和施工材料運輸過程中污染道路而產生的二次揚塵，污染了市容環境。施工不當，導致周圍地基塌陷的事故也有發生。

四、環境危害對建設部門的影響

我市位于中國的東北部，所以主要是氣象因素對建設部門的影響較大。夏季高溫、下雨，冬季冰凌凍害，既影響施工進度、施工安全，又影響施工質量。我市雖位于地震帶上，但由于地質原因，地震對建筑施工影響不大，近年新建建筑都設有抗震設施。

五、建筑業對環境資源的使用

建筑業需要土地資源、電力資源、水資源、還需要大量的水泥、鋼材、木材和磚瓦灰砂石。除了鋼材以外，其余材料基本上都能自給自足。

六、促進建筑業可持續發展

1、全方位確保工民建筑建設質量。到2006年一次交驗合格率達90％，其中優良品率達到35％，解決滲漏、質量粗糙等質量通病，加強建設監理和質量保證體系。提高設計水平和建筑質量，確保工民建筑的結構安全和使用功能。

2、發展建筑構配件和制品的專業化、工廠化生產，提高現場施工機械化水平，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勞動生產率。到2000年，施工企業全員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3％～5％，手工勞動產量壓縮30％。

3、積極開發和采用可降低能耗和物料消耗的新型技術與材料，到2006年，建筑業的能耗和物耗率分別比1996年降低10％和40％左右。

4、對建筑設計、施工安裝人員進行節能法規、標準和技術培訓。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對居民進行合理利用能源的知識和技能教育。

5、建設一批居住質量高、居室熱環境好的節能建筑示范單體和示范建筑區，采用高效保溫材料達40％。

6、對現有采暖建筑有計劃地進行分批節能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7、這幾年房地產業的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據很多專家的調查，房地產開發企業的自有資金只占到開發資金的20％，這20％甚至還包括買房者的預付款。很多房地產開發企業是靠著拿到土地以后向銀行貸款搞開發，這樣的模式不能全盤否定，但凡事不能過度。大多數購房者，所付房款的75％甚至80％都是靠銀行貸款。這樣，房地產開發資金的80％是來自

第二篇：城市可持續發展

城市可持續發展：意義。城市可持續發展不僅對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對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城市持續發展是城市的數量，規模和結構，由大到小，由低級到高級，由不協調到協調，由非持續發展到持續發展。表現為：生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中國可持續發展思考：1.設立和調整適應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職能機構，法律認可，可靠實施。2.制定并實施一系列城市持續發展的策略。貫穿各個領域中。3.普及和提高市民，特別是城市決策層的可持續發展意識，意識決定行動。4.依靠科技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發展的推動力。5.城市可持續發展需要廣泛的合作。加強合作。

生態平衡和意義：生態系統本身能夠維持自身的平衡，由于自身具有自我調節能力，每個營養級都會受到食物源和捕食者的限制。但生態系統維持自身平衡都是有限制的，超過這個限度，造成生態失衡，生態系統的平衡穩定都與其復雜性有關，越是復雜的生態系統，自我調節能力越強。破壞：自然因素；自然災害，人為因素；不合理開發；污染。人類既要管理生態系統，又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在改造自然過程中，必須遵循生態系統規律，避免造成其失衡。打破舊平衡，創建新平衡。

城市植被的功能：1.城市植被綠化美化環境的景觀效益。城市綠化實體把城市的地方特色與風格體現出來。城市植被與城市其他自然條件，城市街道和建筑群體配合得好，就可以增添景色，美化街道和市容，給城市帶來活潑生機,2.城市植被保護和凈化環境的生態效益。城市植被保護和凈化環境的生態效益是顯著的，也是城市主要功能之一，包括降溫減濕，調節環境條件，吸收有毒氣體，滯留煙塵凈化空氣，降低噪音和殺菌效益等。3.城市植被保護生物多樣性作用，城市植被承擔著植物多樣性的保護，馴化和培養城市特殊生態條件下的植物材料等任務。4.城市植被的經濟效益。城市植被的經濟效益是非常巨大的，有城市園林產品等本身的收入，還有改善環境，美化城市促進旅游業增值效益。展望：繼續加強植被指示和監測環境方面的研究。根據地區和城市特點制定不同的城市人均綠地標準。由制定法律，住進現代化生態城市的建設

第三篇：淺談城市可持續發展及其對策

淺談城市可持續發展及其對策

摘 要：通過對《城市經濟》課程的學習，以及在實際生活中自身對城市發展狀況的充分了解，在今后10——15年，我國將有超過3億的人口遷移到城市。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化率也將越來越高。這意味著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國城市化將處于高速推進階段。但是，人類在加快工業化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所謂的“現代化困惑和危機”：經濟發展目的性迷失、文化價值規范缺失、資源“透支”、能源短缺、生態惡化、環境污 染、氣候變暖、人口膨脹、糧食安全、公共衛生、貧富差距等全球性問題。可持續發展理念不僅僅是針對其中某個領域的問題，而是從發展倫理的高度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核心命題，即當代人的發展不應損害下一代人的發展能力。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只顧當前利益的最大化而貽害后世，要為子孫后代留下可耕之田、可興之業、可居之所，留下一片綠水青山。

關鍵詞：城市； 可持續發展 ；對策

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但城市化水平與同等工業化程度的國家相比還相當低。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發展狀況，違背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加劇了城市生態與環境的惡化。這要求我們必須加快進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深入研究，以便將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有機地融入城市化戰略，有力地促進城市化的持續發展。

在《城市經濟》中，我們了解到，城市化并不是農村人口簡單地向城市遷居，而是幾億人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轉變。在這樣一個偉大的自然歷史進程中，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單純的經濟意義本身。城市可持續發展蘊涵著經濟社會形態轉型的可持續性，是關系到我國現代化能否順利實現的大問題。

總結在《城市經濟》中學習到的內容，結合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這一個問題，我們得出這么一個結論：城市可持續發展實質上是一個空間經濟問題。這就聯系到，城市空間組織結構特征所表現的聚集經濟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城市經濟結構與可持續發展結構的關系、城市結構演變如何引發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變化、城市與城市系統外部空間可持續發展的關聯、城市環境經濟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等，都是亟待解決的城市可持續發展現實問題。下面對城市可持續發展所要解決的問題與解決方式進行簡要的分析。1.我們知道，聚集是城市和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產生的主要特征和根源。城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首先圍繞規模收益遞增和壟斷競爭而展開。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假定收益不變或遞減，如果這樣，我們難以理解由于生產不停地聚集和擴大而引發的一波又一波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如果在傳統理論框架下，會有很多局限。

2.不同區位之間發展的不平衡的現實存在，隱含著某種收益遞增的積累過程，經濟活動的空間聚集據此而持續和加強。經濟的空間聚集不斷自我強化，是造成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不斷加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3.城市可持續發展和城市經濟發展一樣，與城市空間結構呈現出相互影響的函數關系。在一定的經濟空間系統中，在各空間位置具有不同的資源約束、市場約束、成本約束和技術約束，所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也不同。

4.城市系統各組成部分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相互依賴及由此形成的有機結構，是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和實施能力的重要結構基礎。

5.城市可持續發展強調可持續發展的自組織和路徑問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客觀基礎是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發展的階段，包括經濟社會發展要素的空間組合及基本約束條件等。應該根據城市的結構特點和客觀基礎，選擇適宜的可持續發展路徑，制定、組織和實施獨具特色的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

根據上述分析，關于城市可持續發展就可以從以下對策入手：

一、聚集經濟的合理規模與速度。

聚集經濟和規模經濟在空間上的效果都是引起生產的集中，這種集中被描述為城市區域內廠商的經濟活動在國民經濟某一部門中所占比重增大。城市生產擴大和集中可能導致兩種不可持續效應：第一是不斷擴大的污染的集中，生產集中區域的生態環境狀況急劇變化，甚至惡化到不可恢復的程度；第二是不斷擴大的資源使用的集中，生產集中區域的資源消耗急劇增加，以至本區域資源稟賦消耗將盡，并帶動區域外資源的加速使用。

分工與專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同時出現許多中間產品生產部門和迂回的生產方式。在迂回生產方式和經濟聚集進程中，城市投入-產出表中所呈現的是投入產出系數矩陣中的行和列的增加、非零元素的增加及系數的分散化趨勢。這是一種為節約生產成本，包括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自發的聚集過程。但同時增加了物質資源的消耗總量和消耗速度。一個城市要增強自身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在帶動周邊區域可持續發展上發揮更大作用，必須加快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調整改造和轉移替代傳統制造業，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先進制造業，加快培育現代新興服務業，完善城市服務業體系，重點強化外向化服務功能。

因此，城市可持續發展所面對的關鍵問題不是要不要經濟聚集，而是聚集經濟的合理規模和速度。也因此，要求我們對聚集經濟的規模有個合理的規劃和速度的控制。

二、經濟活動區位的選擇。

區位問題在城市可持續發展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區位是指某一經濟體為進行社會經濟活動所占據的場所。在一定的經濟空間系統中，各空間位置具有不同的資源約束、市場約束、成本約束和技術約束，所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也不同。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是以地理坐標（空間位置）為標識特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因此，在生產活動區位的選擇上，我們就需要從區位利益的雙重性出發，我們要考慮區位利益的雙重外部性和區位外部負效應的內部化。而在家庭居住區位的選擇決策上，我們應該注重居民效用水平的“真實化”。

三、城市空間結構的合理規模及規劃。

從空間組織的角度來理解，城市作為自然、社會和物質的有機統一體，是連續分布的面狀單元（資源區與市場區）、點狀單元（企業和服務構成的節點）和線狀單元(通道)相結合的產物。城市空間結構規模的擴大不是任意和無限的，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定和限度，這個規定和限度應該是所在經濟空間體系發展程度和生態環境系統支持容量的函數。因此，我們通過這樣的理解，我們就需要根據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自覺地進行城市發展的科學規劃，實現城市和城市化體系的協調發展。

城市空間結構規模的分布并不是一種自然事件，它直接與產出和生產條件的區域組合聯系在一起。要把握區位的外部規模經濟與城市擁擠的不經濟之間的權衡。要有效控制城市這個大系統，實現城市可持續發展，必須首先研究制定一個戰略性、總體性、綜合性的城市規劃體系，確定城市建設和發展的宏觀要求和綜合策略。只有以規劃為龍頭，城市才可能從總體上實現有序、有效、可持續發展。因此，我們應該自覺地利用像“等級-規模”模式所描述的城市發展的內在規律性，未雨綢繆地進行城市空間結構發展的科學規劃和管理，保證城市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順利實施。

四、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結構系統。

在自然和社會現象中，有兩種穩定結構：一種是平衡狀態下的穩定結構，即平衡結構；另一種是非平衡狀態下的穩定結構，即耗散結構。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系統結構是一種非平衡的結構。平衡狀態下的穩定結構即平衡結構，則是一種不再發生變化的“死”結構，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不是這樣的結構。如果城市的運動和發展變化都停止了，這種情形是不可想象的。

監于此點，我們不能簡單地從維持這個城市的一般平衡結構的角度僵化地進行衡量和判斷，而應該從耗散結構的角度系統地進行綜合分析。

城市可持續發展要形成富有生命活力的耗散結構，必須經常處于一種遠離平衡態的非平衡狀態，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擺脫僵化的平衡態模式。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做到：

一方面解放思想，不斷改革創新，不斷破除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舊的平衡態，樹立可持續發展的資源觀和科學的城市發展觀，積極創造城市可持續發展新的非平衡環境和制度框架，努力保持動態平衡狀態。

另一方面推進開放與經濟自由化，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建立統一高效的大市場體系。地方保護和自我封閉，表面上看是微觀上的穩定和平衡，實質上卻是束縛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桎梏。要清除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意識和小農經濟觀念，增強市場經濟意識，引入競爭機制，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地非平衡態演化。

五、城市經濟與環境的雙贏的發展。

雅閣布斯將城市定義為“從自身的經濟系統內持續產生經濟增長的聚集地”。因此，城市經濟與資源環境的雙贏發展是把握和理解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最佳切入點。

我們通過對《城市經濟》城市環境經濟的學習，我深刻地了解到在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城市的生態環境已經產生嚴重的危機。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更加能深刻地體會到，生態破壞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是很嚴重。這就直接關系到了城市的可持續性發展。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重點還是要放在生態城市的創建和城市經濟與環境的雙贏的發展上。“生態城市”就是要從系統的角度運用生態學原理進行城市設計，建立高效、和諧、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聚居環境。生態城市中的“生態”，已不再是過去所指的純自然生態，而是一個蘊涵社會、經濟、文化、自然等復合內容的綜合概念。而實現經濟與環境雙贏的主要途徑如下：

第一、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首先應大力發展經濟，并在此基礎上加速技術進步，推進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水平。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是實現雙贏經濟增長的根本途徑。

第二、消費者對環境質量需求增長。消費者的環境質量需求是雙贏經濟增長的源頭和動力。

第三、減輕經濟增長的人口壓力。人口壓力的減輕有利于經濟增長與環境資源關系的調整，人口增長速度減緩可以使經濟增長方式獲得較大的選擇余地。

第四、減少經濟增長的不公平性。貧困的減少能極大地化解人類需求滿足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消除阻礙雙贏經濟增長實現的硬性約束。

第五、保持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保護的同步性。不能說先經濟增長，后污染治理，資源環境保護。我們追求的是同步實現的雙贏，這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發展來說是一個重要的考驗和艱巨的任務。

六、城市管理的加強完善

.管理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保證。加強和完善城市管理應注重抓好四個環節：一是管理依據的法制化。城市管理的基本性質是行使公權力的公共管理，要依法依規進行。有條件的大城市要注重運用地方立法權，把城市管理納入法制框架。二是管理方式的民主化。城市管理中要堅持以人為本，重大事項要廣泛征 求群眾意見，減少社會矛盾。香港很早就實行了城市管理的民主化，比如，設立了專門的上訴委員會，負責處理居民對規劃管理方面的投訴等。三是管理行為的精細 化。先進城市的一個共同經驗，就是通過不斷完善城市管理體制，建立長效管理機制，更新城市管理技術手段（如建立數字城管監控指揮系統等），努力提高城市管 理的效能和精細化水平。四是管理理念的人性化。要結合當地實際，盡可能地為全體市民提供周到、便利、安全的各種公共管理服務，尤其要對困難群體提供特惠性 管理服務。在許多先進城市的街頭，舉目可見輪椅通道、盲道等助殘設施，無不體現了深切的人文關懷。

參考文獻：

1、馮云廷.城市經濟學.大連：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

2、安虎森.空間經濟學原理.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3、郝壽義.區域經濟學.第2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

4、羅勇.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7

5、史文清.關于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幾個問題.江西日報

第四篇：淺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城 市 規 化 課 程 論 文

題 目 淺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班 級

姓 名 學 號 指導教師

淺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摘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實現人類可持續發張目標的重心和焦點，也是科學發展觀對城市發展的要求。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我國城市經濟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其生存與發展也面臨著人口過度膨脹、資源嚴重缺乏和環境日益惡化等越來越嚴峻的挑戰。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是當前必須要重視的問題

關鍵詞：城市規劃

可持續發展

問題

解決途徑

英文翻譯：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and focus of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conomy of our country city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lso is faced with population expansion, severe lack of resources and the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more and more challenge.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current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可持續發展是包括環境、經濟、社會在內的整個社會系統的內要因素的協調發展。城市作為人類的主要聚集地和經濟活動中心，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以構成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是整個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因為一國發展的主體是城市。可持續發展在城市的框架下加以討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才開始活躍起來。1994年6月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行的“94環球論壇”作為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第一次重要的國際會議，其主體就是“城市與可持續發展”，針對城市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城市可持續發展、可持續城市、生態城市等城市建設思想被提到日程上來。作為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我國的環境問題對世界、全球產生著重大影響，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產生的問題日益嚴重。正視我國城市發展中的問題并探索可行的對策是我國城市建設面臨的緊迫任務。

一、我國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資源缺乏、浪費，能源緊張，環境污染嚴重

資源緊缺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首要制約因素。據查目前有2/3的城市供水不足，城市缺水總量為60億立方米。城市建設用地與農業用地的矛盾尖銳。按中央提出的保住18億畝耕地的紅線，僅有2700萬畝土地可用于建設。能源問題日益突出，2000年來我國原油年均增速超過8％。我國資源利用抵消和粗放有目共睹，城市環境污染嚴重，缺乏適宜的人居環境。環境問題不僅惡化居民的生存環境，而且家具了自然資源的人為短缺。

（二）經濟結構失衡，增長過于粗放，缺乏競爭力 經濟增長中投資與消費失衡。經濟的快速增長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貢獻低。經濟增長依賴資源的高投入來實現，增長方式粗放特征突出。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給資源和環境造成很大的壓力。城市缺乏強勢產業和特色，熱衷人為造城市。在城市的定位上，不顧自身資源和區委的特點，盲目模仿其他城市產業發展，使城市的產業結構趨同，缺乏分工，給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該來很大的不便。

（三）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城鄉用地不合理

我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城市化，在這一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增大。目前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擁有全部收入的的2.75％。而在用地上許多城市 在進行城市規劃時不且實際的把城市做大做強，盲目擴大城市的建設用地，占用了周圍大片光、水、熱條件較好的農用地或者生態用地；同時在城鎮和鄉村爭奪土地資源地緊張狀況下，城市地區都出現了大片土地荒置狀況。同時，人口大量流出的農村地區留守兒童和老人比重高，出現耕地大面積落荒現象。

（四）城市勞動力素質不高，就業負擔重

與發達城市相比，我國城市從業者的人力資本狀況難以支持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要求。據調查城市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2.20年。全國7000萬產業工人中，初級工占比60％，高級工僅有5％。與發達國家高級工占其產業工人40％的比例相差甚遠。城鎮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每年需要安排2400萬人就業，就業負擔沉重。而且老齡化日益嚴重，而我國社保不完善，社會養老服務滯后，而醫保也是任重而道遠的問題。

二、我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一）端正城市發展理念，樹立可持續發展觀

城市可持續發展，強調人與白然、人與人的和諧發展。2002年世界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進一步提出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資源環境保護是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三者相互促進、相互協調。因此，樹立科學發展觀，必須強化我國人口多、人均資源少、環境形勢嚴峻的國情意識；就必須強化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資源效益、環境效益相統一效益意識；就必須強化經濟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全面考核發展的政績意識。

（二）合理利用資源，開發新能源，推動科技創新

當前，土地、水資源和污水垃圾處理問題，是制約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因素，必須下大力氣解決。隨著城市化的加快推進，非農用地的需求與日俱增。在這種形勢下，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科學規劃，合理有序地控制城市規模；必須堅持產業集聚、布局集中、用地集約的原則，合理和節約用地；必須堅持管住總量、嚴控增量、盤活存量、集約高效，提高土地利用，切實緩解用地矛盾。加強城市節水。從水的社會循環出發，將城市供水、用水、節水和污水處理與中水回用統一規劃，實現水社會循環的良性發展，保證水資源可持續開發利用。突出抓好工業節水、居民生活節水、減少管網漏失和中水回用四個環節。在節約用水前提下加快建立城市污水、垃圾處理產業化新機制。在社區中開發尋求自足的能源供應。一些人類活動需要大量能量，可由更加集中的能源提供，如沙漠太陽能電站。開發新能源基本能源應來自可更新的能源。

(三)強化政府調控和社會保障機制 建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

轉變政府職能，強化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 服務職能，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調控能力。充分發揮企業、社會組織和公眾幾方面的積極性。強化公共財政的職能作用。完善和調整不同利益關系、抑制貧富拉大趨勢。進一步加大政府對公共資源配置的投入力度，改革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體制。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城鎮居民醫療、養老、失業、住房和最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制度建設，尤其要解決在進城務工農民的市民基本社會保障問題。同時，在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正確把握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內涵，制定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外，把資源、環境、人文等因素切實納入城市發展的重要目標。通過指標體系，對城市的發展、協調、持續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識，使城市發展的狀況、地區城市之間水平與問題的定量化、對比化和數據化。

（四）發展城市文化，調動起城市的活力

城市文化是市民在長期發展中培育形成的獨具特色的共同價值觀念、城市精神、行為規范等精神。城市文化建設是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精神支撐。因此，要把城市的文化建設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突出抓好。提煉和弘揚城市精神，突出城市的人文特色。搞好城市文化設施建設和歷史文化保護。同時，廣泛合作、民眾參與，講文明、樹新風。全民參與是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關鍵所在。組織和教育市民積極投入到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中來，其優良的品質、較高的文化素養、良好的生活習慣、正確的消費觀念、融洽的社會關系、積極向上的樂觀精神都將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我國的城市化發展總體來說是比較快速的，但同時也伴隨著許多問題，在城市人口大幅度上漲，資源日益短缺的情況下，要很好的控制城市發展與環境和資源的關系。在城市的規劃中堅持以人為本，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為主線, 以發展經濟為核心，以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為根本出發點，以科技和體制創新為突破口，不斷提高城市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全面推進城市經濟、社會與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把城市建設成為健康快速發展、環境良好、資源合理利用、生態良好循環、城市優美潔凈、基礎設施健全、生活舒適便捷的現代化城市而努力奮斗。

第五篇：城市可持續發展論文城市可持續發展論文城市可持續發展論文城市可持續發展論文

城市可持續發展論文城市可持續發展論文城市可持續發展論文城市可持續發展論文：：：：城市化城市化城市化城市化————————本質本質本質本質及路徑選擇及路徑選擇及路徑選擇及路徑選擇

摘要

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城市化進程表明，人口的轉移和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現形式；經濟活動的集聚是城市化的主要內容；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則是城市化的實質與核心。面對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強的趨勢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推進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需要我們正確把握市場和政府的職能作用。而且，在城市化的道路選擇過程中，不僅要注重城市“量”的擴張而且要強調城市“質”的提升，我國多年來以小城鎮發展為主的城市化模式所造成的小城鎮“有城無市”現象以及耕地資源的粗放使用、環境問題惡化等問題應引起理論界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關鍵詞

城市化

本質

小城鎮

道路

市場機制

隨著信息化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城市已越來越成為人類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然而在我國卻不僅存在著城市化水平不高、現有城市質量較低等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不協調的問題，而且人們在城市化本質的理解、推進城市化進程的機制選擇以及在對城市化發展道路的認識等問題上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與差異。本文在對城市化內涵與本質的界定基礎上，試圖探析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路徑選擇問題。

一、城市化的內涵與本質

城市一詞，由“城”和“市”所組成。而眾所周知，在我國古代漢語中，“城”指的是圍繞人群聚落而修筑起來的環形墻壁，是指一種防御性的構筑物；“市”則是指人們進行物品交易的場所。在“城”與“市”相結合所產生的新概念“城市”一詞中，“城”是城市的外形界定，“市”則是城市的核心內容，換言之，城市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城市能產生聚集經濟的功效。

至于“城市化”一詞，最早出現在1867年西班牙工程師A.Serda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中①，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城市化”的概念被引入我國。1983年，我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主持了題為“若干經濟較發達地區城市化途徑和發展小城鎮的技術經濟政策” 的研究課題，該課題曾對“城市化”這一概念的內涵作了初步的界定②。指出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歷史發展過程，是全球性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突出表現為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鄉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與聚集。然而，人口的聚集以及由此而形成了城市數量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大，是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內涵？換言之，一國城市化程度是否只是通過該國城市人口所占比重這一指標來衡量即可？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從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城市化的進程中我們不難看出，“人口的轉移和人口的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現形式或重要前提；而“經濟活動的集聚”則是城市化的主要內容；“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才是城市化的實質與核心。

第一，城市化與人口集中。城市化首先必須表現為一個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和集中的過程，具體說就是表現為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的過程，或者說表現為一國人口從平面無限分散向有限空間集聚的過程。而這種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一種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自發形成的、且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是農村的強大“推力”和城市強大“拉力”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從農村的“推力”來說，推動農業人口轉移的主要力量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農業勞動人口迅速增加和農業中主要生產要素土地資源有限性的矛盾迫使農業人口向農業以外的產業部門轉移；二是農產品收入彈性較低的現實促使農業勞動者向非農產業轉移。從城市的“拉力”來說，城市經濟的發展，經濟規模的擴大，特別是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等所帶來的較高的收入水平、更加方便和舒適的城市生活等無不極大地吸引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業人口向城市的遷移。

第二，城市化與“經濟活動的集聚”。盡管人口遷移是城 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現象，但是它卻不是城市化的主要內容，作為城市化，必然還是一個經濟活動和資源要素集聚的過程。因為隨著人口集中于城市，經濟活動也顯然應該集聚于城市之中。這種經濟活動的集聚，主要表現為：一是要素的集聚，無論是人力資本，還是物質資本，都會不斷地集聚于城市；二是生產的集聚，生產的集聚首先表現為第二產業的集聚，隨后表現為第三產業的集聚；三是交換的集聚，這是因為城市不僅能為人們的交換提供功能完備的市場體系和交換所需的各種中介服務機構，而且還能提供交換所需的便利的交通條件和靈通的信息條件；四是消費的集聚，人口集中、產業集聚和交換集聚，必然使消費活動集聚。集中消費與分散消費相比有著本質的不同。主要表現為集中消費不僅能促成消費潮流的產生，從而形成消費方式社會化的效應；而且具有降低消費成本的功效；此外，集中消費還能創造出分散消費所不能創造的新產業，例如啤酒及飲料產業、面包、食品加工業、快餐餐飲業、超市、平價購物商業以及教育、文化、娛樂、健身、保健等產業。

第三，城市化與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不管是人口的集聚，還是經濟活動的集聚，城市化的本質是通過追求聚集效應而改變社會經濟結構和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最終實現城市現代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具體說，首先，城市化有利于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在城市化過程中，隨著大量的農業勞動力不斷進入城市，一方面，農村土地的使用日益集中，農業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加上生產技術和勞動工具的發展，農業生產力將大為提高；另一方面，隨著城市的擴大、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對農副產品的需求也隨之增長，由此刺激著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其次，城市化必然帶動工業化的發展。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擴大了城市消費市場的規模，擴大了對工業制成品的需求，而這種市場的擴大，必然刺激日用工業品和耐用消費品的生產；另一方面，農業的發展和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不僅滿足了城市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而且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資源，因為眾多的城市人口擁有不同的生產技能，為不同企業招收管理人員和生產工人提供了多種選擇。第三，城市化促進了商業、金融、貿易等第三產業的興起。城市作為聚集的中心，在勞動技術、資金、交通運輸、通信設施、市場容量、人力資源以及居住條件等方面，比周圍地區擁有更多的優勢，這就使得生產活動不斷向城市聚集，從而產生聚集的規模效應和經濟效益。人口的聚集為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而經濟活動聚集所帶來的規模生產活動產生了對供電、供水、公路、鐵路、通訊等基礎服務設施的需求，為第三產業的興起提供了必要條件。最后，城市化在帶動農業與工業發展、促使產品的種類與數量大大增加從而豐富城市居民物質生活的同時，通過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極大地帶動了科學、文化、娛樂、教育等設施的建設，豐富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物質、精神兩方面的豐富也就意味著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二、我國城市化的道路選擇及小城鎮發展過程中的問題

盡管1989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所頒布實施的《城市規劃法》第四條明確規定，我國在城市化發展道路上實行“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針，但多年來理論界在我國城市化道路的選擇問題上卻觀點不一，歸結起來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大城市為主論”；二是“中等城市為主論”；三是“小城鎮為主論”；四是“大中小城市多元發展論”。尤其是在1998年中央提出了“小城鎮，大戰略” 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后，理論界仍沒有放棄對我國城市化道路選擇問題的爭論。

從實踐發展來看，近二十年來，我國小城鎮的發展在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方面確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到1998年底，我國擁有城市671個，但建制鎮卻達到了18925個，城市和城鎮分別比1978年增加了2.48倍和7.71倍。然而我們不能不看到的事實是，一方面，我國城市的現代化程度及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另一方面，我國沿海地區特大城市通過設置各類開發區，已使城市用地規模進一步擴大，有的甚至超過了老城區的用地規模，這顯然表明，“控制大城市規模”的方針在我國城市化過程中并未得到切實而有效的貫徹執行！

城市化的實質既然是通過追求集聚效益來變革社會經濟結構，那么我們的城市化發展模式就應該以效益為標準，而不能單單以規模為標準，只要集中帶來的效益大于它帶來的弊病，城市的規模就應該擴大，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沒有必要人為地設定規模標準。實踐證明，同小城市特別是小城鎮相比，大城市的經濟結構更完善、市場發育更成熟、技術力量更雄厚，在資金、人才、信息、交通、市場、管理、效率等方面，城市比起小城鎮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事實上，世界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大城市的超前增長。大城市超前優先增長規律的具體表現是，在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中，50萬人以上的城市數量及規模增長迅速。如有關資料顯示，英、美、日、韓等國，百萬以上的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分別是23%、39%、37%和52%，而我國卻只有6%；美國3/4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聚集在大都市區，日本8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東京、名古屋和大阪三大都市圈。大城市之所以在發達國家的經濟生活中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原因正在于大城市具有重大的規模經濟優勢。國際經驗表明，規模較大的城市會產生明顯的聚集效應，從而帶來較高的規模效益、較多的就業機會和較大的經濟擴散效應。而且據有關專家分析，人口在10萬-100萬之間的城市都有正的規模經濟效益，而100-400萬人之間的城市規模凈收益為最佳，只有當人口超過1000萬人后，城市規模經濟效益才呈現明顯的負值狀況。由此看來，我國現有城市仍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強行控制城市規模的擴大只會有礙城市的健康發展。此外，追求集聚效益的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城市的現代化，使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也就是說要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因此，在城市化道路選擇過程中，除了要考慮城市人口比重、城市總體數量等因素外，還應考慮到諸如環境質量、收入和勞動生產率水平、住房條件、服務設施、工作生活質量、教育程度、社會安全、福利水平等等問題。這樣才能保證我國的城市化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才能保證國家和人民是城市化進程中的真正受益者。

三、政府在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作用

我國幾十年來的城市化實踐在很大程度上說明，阻礙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最大阻礙在于過多的人為的行政干預。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背景下，我國走的是一條人為或主觀控制城市化進程的曲折道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我國采取了一種“以行政手段干預人口遷移”的人為控制城市化發展的政策，時而我們超高速地發展城市化，時而又力圖抑制城市化的發展。例如，“一五”時期和“三年大躍進”時期，我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就非常驚人，從1949年到1957年，我國城鎮化率從10.6％迅速增長到15.39％；1958年到1960年城鎮化率更是從16.25％“爆發式”地增長到19.75％。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61－1965年又大量精簡城市人口，使城市化率大幅度下降到1965年的17.74％。“文革”時期，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干部下放，使城市化率進一步地從期初的17.86％下降到期末的17.34％。政策的頻繁變化，極大地阻礙了我國城市化的健康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雖然我們確立了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而且在相當多的領域我們也確實推動了市場機制的建立，充分發揮了“價格”杠桿對資源的配置和優化組合的作用，市場經濟在我國獲得了異常迅猛的發展。但是毋容置疑，在城市化這一重要領域，我們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傳統體制的影響，計劃經濟時期所形成的“城市發展觀”對一些理論研究者、城市居民乃至政府工作人員仍有相當的影響，以至于他們或主張通過各種途徑來限制農業人口進入城市，或在城市建設與發展中仍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力圖通過政府部門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發動方式來促使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就地轉化為城鎮，從而實現農村地區的城市（城鎮）化。行政因素在城市規模確定、城鄉要素流動和城市化道路選擇等方面的滲透，使得市場很難真正發揮配置資源的作用。本文認為，在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強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背景下，加快我國城市化的步伐，必須要正確地認識城市化進程中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明確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一方面，城市的規模、要素的流動特別是人口的遷移應該由市場決定，而不能通過行政方式進行人為的限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或價格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人們的經濟行為主要由市場或利益來調節引導。作為城市化主要表現形式的人口轉移實際上應該是社會經濟資源由低效率的農村向高效率的城市進行轉移和聚集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實質是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很顯然它主要應該由市場來決定。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城市有不同的遷入成本和遷入收益，農民是否或能否遷入城市、遷入什么樣的城市，市場利益機制會給出一個理性的選擇。具體來說就是由農業人口對遷入不同城市的成本付出和預期收益等進行比較來決定，只要遷移收益大于遷移成本，那么，流入這個城市的人口和勞動力自然會增加，城市的規模也就會擴大；反之，如果包括城市生活費用在內的各項遷移成本（如消費品與服務的價格）過高、而城市生活的預期收益（如勞動收入）并不明顯，則較低的遷移凈收益必然會對進城民工起著直接的調節或制約作用。而這一調節的實質是市場內在機制即產品（或服務）市場和要素（勞動）市場上的價格在發揮著作用。那種以為“一旦放棄對進城人口的干預和限制，就會引發難以收拾的城市人口膨脹，從而加劇城市原本存在的就業難題”的觀點，從深層上說是對市場內在機制與價格杠桿的輕視和不信任，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則是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盛行的行政干預手段的迷信；最終結果必然是妨礙我國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盡快實現。

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城市化過程中的作用并不意味著政府的不作為和完全退出。從政府角度而言，由于城市發展本身就意味著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增加和擴大，或者說，城市的形成在很大意義上就是屬于“公共物品”的供給范疇，因此，城市化本身又顯然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或介入，需要政府進行合理的組織與規劃以保證城市朝著健康而有序的方向發展。具體說，在城市發展問題上，政府應該集中力量搞好“城市的經營”（如規劃、建設和管理等），加強各種公共設施的建設，關注環境的綜合治理；并進行文教、衛生、社會福利事業等公共事業的運營管理，從而為農民進城提供各種必需的物質基礎與條件。特別地，城市政府在市場配置各種要素資源的基礎上，應該通過對經濟秩序的有效管理為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城市內部各利益主體的公平競爭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必須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市場在自發調節人口遷移的過程中，只要城市發展沒有出現明顯的規模不經濟效應，那么即便人口流動給城市帶來了諸如交通、住房、醫療、教育、就業、社會治安等方面的壓力，作為政府首先想到的也不應該是如何控制人口流動，而是如何通過增加上述“公共產品”的供給來盡可能地滿足進城人口的需要，從而推動城市化的發展。

然而，由于受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我國城市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仍過多地習慣于對企業經營的直接干預，系統的、規范的間接調控手段和機制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我們不僅面臨著城市政府職能的轉換；而且要采取全方位的開放式的要素流通政策，掃除要素流通過程中所存在的任何人為障礙。就目前而言，推進我國城市化需要城市政府在眾多方面做出努力，除了上文所述城市政府應該轉變職能，增加城市居民生活所必需的基礎設施、公共產品外，特別是要重點考慮進城民工孩子的上學問題、進城民工與城市居民公平參加勞動市場競爭問題、民工和城市居民在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上的不平等待遇等問題。但是由于這些問題的解決必然涉及到我國的戶籍制度改革與創新，因此我們認為，城市政府在推進我國城市化過程中的首要任務是逐步取消現行的不利于城市化發展的“戶籍控制人口流動”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