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有企業工資福利制度存在問題與改革方向

國有企業工資福利制度存在的問題與改革方向

1004050213林嘉怡自從建國以來，我國就開始了薪酬制度的改革，在21世紀初期，各種形式的薪酬改革方案不斷出臺，使企業的薪酬管理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國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仍存在著一系列不可回避的問題：首先，政企不分，政府對企業的薪酬管理干預過多。目前，國有企業的分配主體地位還沒有根本確立起來。主要表現是：雖然國有企業已經擁有較大的內部分配自主權，但在我國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總體目標后大多數國有企業的工資總額決定權仍由政府有關部門掌握，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企業實行工效掛鉤或工資總額包干辦法；其他企業大都實行工資總額包干或直接由政府有關部門核定工資總額的辦法。有的地方政府，不僅控制企業的工資總額，而且直接干預企業內部工資比例等具體管理決策。這使企業的薪酬管理自主權難以落實，嚴重影響了內部分配制度改革的質量。

其次，沒有建立工作分析崗位鑒定制度。這一方面體現在勞動差別缺乏定量的依據，即對勞動技能、勞動強度、勞動責任、勞動條件等四要素沒有進行較規范的評價，致使生產一線、二線、三線工作，以及艱苦、技術要求高的崗位與一般崗位的工資差別不能合理拉開；另一方面體現在對勞動者本身所具備的技術、業務能力水平和實際勞動貢獻的考核指標較少，并且多是軟指標，比如廠規、廠紀、開會的出勤率等，使得考核工作流于形式，沒有與具體報酬相掛鉤。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制定工資等級和標準、計算獎金發放時，仍然按照***慣，參照有關文件的精神加以確定，而對實際狀況缺乏分析。

另外，企業經營管理者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健全，人力資本價值沒有得到應有的體現。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報酬收入水平偏低。知識經濟時代是人力資本雇傭貨幣資本的時代，在企業中應充分重視人力資本的價值作用。然而，在我國企業中人力資本的價值尤其是企業經營管理者的價值一直被忽視。盡管九十年代以后，我們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薪酬結構也進行了一些改革，并對改善和提高經營者的政治經濟地位，調動經營者積極性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于這些改革僅局限于在基本工資加獎金上，局限于短期激勵，難以通過現有經營者薪酬制度來促使企業經營者在追求近期目標的同時，立足于企業的長期發展，也就難以有效地克服企業經營者的短期行為。另外，目前我國對企業家的報酬激勵方式比較單一，大多仍為基本工資加獎金、年度獎金獎勵等構成。而獎金和年度獎勵通常是現金的形式。這樣，要做到實現企業家的價值，不僅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考核體系，更需要公司有足夠的現金流量來支持。然而，諸如“股權激勵”等在國際上行之有效的經驗在我國尚處于探索階段。

還有，福利設計缺乏彈性，職業福利性質異化。我國企業員工的福利還停留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福利，如醫療保險、住房補貼、加班費、子女入托補助等等，缺乏一些在西方國家開展的如火如荼諸

如顧問服務、教育培訓福利計劃、家庭關愛福利、家屬福利等人性化的福利項目。此外，我國企業提供的福利都是固定的，福利設計并沒有真正讓員工參與進來，缺乏靈活性。

幾乎沒有工資制度。制度內工資等級差別很小,不能體現職位的價值和工作績效的差別。差距只在單位與單位之間,行業與行業之間。有單位工資、行業工資,而沒有職位工資。沒有正常的升級和降級,工資調整隨意性很大,是運動性管理,沒有制度。沒有科學考核制度,薪酬與考核結果和晉升缺乏聯系。工資的浮動要與考核掛鉤。薪酬調查數據有用但不科學,沒有科學的市場薪酬。外部競爭力目前對工資影響不大。加入WTO后,人才出現國際化趨勢,不僅留學生回歸,有些美國人也來中國工作。熱門專業人才迅速與國際接軌,如有的企業財務總監年薪竟然高達百萬美元。這說明人才價格不是簡單地與工作分析評估結合,而有市場性。

國有企業現行工資制度弊病的核心在于其工資決定機制仍未擺脫行政談判的框架，而這種行政談判機制已無法適應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和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在實行中，工效掛鉤出現的負盈不負虧現象，進一步強化了工資剛性。同時，壟斷性行業和部分國有企業利用行政談判機制，侵吞國有資產的收益，出現了不合理的高收入。因此，建立國有企業新工資機制的核心問題是改變目前的企業工效掛鉤方法。

一、通過勞動力市場調查，由外部勞動力市場決定企業的工資水平。我國實行勞動力市場調查的主要困難在于工資貨幣化程度低，而這一問題將隨著住房制度、醫療制度的改革而逐步得到解決。同時，隨著非國有制企業數量的日趨增多、勞動力市場日漸完善，進行市場工資調查的外部條件已初步具備。國有企業可以借鑒國外大型企業的做法，在市場工資調查中運用關鍵職位法、類別調查法、對比評價法等方法了解相關的勞動力市場，通過外部勞動力市場調查，獲取企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市場價格信息。這一信息可以成為確定企業人工成本和企業內工資差別的基礎，有助于企業制定吸引人才、保留人才的工資制度。

二、在企業內部通過工作分析與職位評價確定不同崗位與職工之間的工資差別，并制定科學合理的晉升制度。在企業內打破論資排輩的傳統體制，形成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國有企業長期以來名義上是實行能力工資制，實質上是實行資歷工資制，這是造成企業內部工資差別不合理的重要原因。現階段國有企業應注意運用能力工資制，引入工作評價方法，將員工工資增長與員工工作業績緊密掛鉤，將考核制度與工資增長制度相配套。

三、實行國有企業經營者年薪制，將經營者收入與企業經營成果掛鉤。經營者收入分為基礎薪金和效益薪金，基礎薪金水平由經營者勞動力市場決定，效益薪金則要依據不同行業與企業的特點由資產所有者視企業經營業績決定，以形成兼顧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三

方利益的機制。同時，經營者持股是對年薪制的重要補充形式，是鼓勵經營者長期行為的有效手段，不應忽視。在現階段要搞好經營者年薪制，還要注意建立經營者收入清晰化機制，處理好個人收入與公務消費的關系，健全監督機制等。

四、建立員工利潤分享機制，將員工利益與企業經營成果掛鉤。由于員工工資水平由勞動力市場確定，因此國有企業利潤分享條件應更加嚴格。競爭性行業分享條件要參考其他所有制企業的情況，壟斷性行業則要參考國際同行業的分享辦法。從國際上看，利潤分享在員工個人全部勞動收入中所占比重并不高。國家應通過稅收政策而不是行政命令鼓勵國有企業建立利潤分享制度。國有企業利潤分享應不同于非國有企業利潤分享，要處理好企業員工利潤分享與社會公眾利潤分享的比例關系。利潤分享要解決好三個基本問題：一是分享總額的確定；二是如何將確定的分享總額分配給員工；三是如何管理分配給員工的股票或紅利。在這方面，發達國家員工利潤分享的方法值得借鑒。

第二篇：國有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探討

國有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淺談

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一直是焦點問題。搞好國有企業的工資分配制度改革，不僅是調動企業職工積極性、促進企業經濟效益提高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深化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內在要求。現就國企工資分配制度改革進行幾點淺談。

一、國有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

分配制度是現代企業制度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工資分配是企業管理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經過20多年的改革，國有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隨著國有企業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進入關鍵時期，企業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也充分暴露出來。從工資的形成來看，分配行為不規范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用工開始實行勞動合同制，這種勞動合同制仍只是定性地表示企業與職工之間的勞動關系，而對利益關系基本沒有作出定量的規定。這使得目前國有企業工資分配隨意性較強，職工往往只能被動接受，勞動者作為勞動力市場主體地位被忽視。甚至還存在著少數非國有企業無視國家法律、法規，惡意克扣、拖欠勞動者工資，或者不執行國家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的現象。

二、工資形式過于單調，內部分配平均主義仍然嚴重

在企業內部分配結構中，沒有按不同類型、不同的生產經營特點等情況確定不同的工資分配形式。不同職業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并沒有按改革目標所希望的那樣真正拉大，知識、技術、人才的價值還沒有得到完全承認，企業內部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報酬區別在結構工資中雖有反映，但反映這種差別的崗位工資只占很小部分。國有企業內部工資變動搞普調，使平均主義分配趨于制度化，獎金津貼搞平均，人人有份，使收入分配與勞動嚴重脫節。職工的工資收入構成不合理從職工由企業所得全部收入的構成來看，貨幣化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偏低，各種補貼、醫療費報銷、住房等福利性收入要占相當大比重。而福利性收入得到的多少主要由職工在企業的工齡、身體健康狀況而定，這使得那些素質低、身體差、年歲高的職工一般不愿意離開企業，而素質較高的年輕人因在一定的時間內與這些福利性收入無緣或得到很少，紛紛跳槽，這就使國有企業職工形成冗員甚多與結構性短缺并存的局面。

三、由于改革沒有到位，國有企業之間存在嚴重的苦樂不均現象

有的企業占有因行業壟斷或資產占有豐厚而獲得的級差收入。這些級差收入本應上繳國家，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即使留在企業，也只能是歸屬企業發展基金，即歸為國家的再投入，不能用于職工分配。而現在，一些企業鉆政策的空子，想方設法向職工分配這種企業得到的級差收入，這使得一些行業的職工工資收人大大高于其他企業。尤其是使一些困難企業的職工望塵莫及。從國有企業看，航空、郵電、鐵路、金融、證券、保險、電力等行業的職工，不僅收入水平較高，而且住房、保險等福利待遇優越。同這些壟斷性行業相比，制造業、采掘業、批發零售業等行業的職工，則不僅收入水平偏低，而且福利待遇水平也不高。這種懸殊的差異，固然與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效率差別有關，但更多的則是分配機制不同而致。

四、國有企業工資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徑

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我們必須突破傳統的工資+獎金+津貼分配模式，積極探索新的分配形式和途徑，以不斷調動和激發企業經營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五、引入勞動力市場機制，企業工資市場化

所謂工資市場化，就是工資以市場為基礎而形成。這是與傳統的計劃工資相對應的一種工資制度。市場經濟的發展決定了企業工資分配必須適應將來社會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情況，必須與市場工資水平接軌，計劃經濟模式下那種企業自我封閉式的工資分配形態將不復存在。所以應盡快在思維方式和分配辦法上實現轉軌，引入勞動力市場機制，市場決定工資。

國有企業工資制度改革必須引入市場勞動力價格機制，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一方面，建立規范社會勞動力市場，定期公布各類勞動力價格，逐步完善勞動力市場的職能。另一方面，企業對那些市場上對某種人才的需求量大大超過合適人才來源的，應確定高于市場勞動力價格的工資；而那些市場上對某種崗位人員需求少于合適人才來源的，應確定相對低于市場勞動力價格的工資；對那些保持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人才，應確定大大高于市場勞動力價格的“保護工資”。這樣，使企業職工收入的水平與勞動力市場相同層次的職工收入水平相適應，充分發揮工資的杠桿作用，留住關鍵人才，為企業發展增添活力。

六、建立以崗位工資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

國有企業在擁有充分的內部分配自主權基礎上，應按照建立現代企業工資收入分配制度的要求并根據人力資源管理的特點，積極探索建立以崗位工資為主的基本工資制度。提倡推行各種形式的崗位工資制，如崗位績效工資制、崗位等級工資制等。要進行科學的崗位設置、定員定額和崗位測評，做到以崗定薪。要以崗位測評為依據，參照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合理確定崗位工資標準和工資差距。提高關鍵性管理、技術崗位和高素質短缺人才崗位的工資水平。崗位工資標準要與企業經濟效益相聯系，隨之上下浮動。職工個人工資根據其勞動貢獻大小能增能減。企業內部實行競爭上崗，人員能上能下，崗變薪變。

同時，企業可以根據生產經營特點采取靈活多樣的工資支付形式，如計件工資、浮動工資以及營銷人員的銷售收入提成等辦法。無論哪一種形式，都應與職工的崗位職責、工作業績和實際貢獻掛鉤，真正形成重實績、重貢獻的分配激勵機制。

七、實行經營者年薪制

為強化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改革企業經營者收入分配辦法，鼓勵國有企業試行經營者年薪制。年薪制是以為考核周期，根據經營者的經營管理業績、難度和所承擔的責任、風險，確定其收入的一種基本分配制度。年薪一般由基本年薪和效益年薪兩部分組成，基本年薪按企業的生產經營及資產規模、管理的難易程度、經營者承擔的責任、風險大小等因素，并參考經營者市場價格確定；效益年薪主要是根據經營業績、貢獻、主要經濟指標，經年末財務審計和綜合考核后予以確認。

八、探索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具體途徑和辦法

結合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造，鼓勵資本、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投入的數量和質量及其貢獻率分配，它以追求生產要素所有權收益為動因。從根本上說，按勞分配也是一種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即按參與生產的勞動數量和勞動質量進行分配。

在實際工作中，（1）探索進行企業內部職工持股分配辦法。部分地市縣以下國有中小企業，結合企業改制，可以進行職工持股試點。（2）積極試行技術入股，探索技術要素參與收益分配辦法。具備條件的企業可以試行科技成果和技術專利作價折股，由科技發明者和貢獻者持有。（3）在部分小型國有企業，可以探索試行勞動分紅辦法。通過職工全體持股，形成勞動聯合基礎上的資本聯合，創造出獨具特色的股份合作制企業組織形式。

梁海雪 2011年6月24日

第三篇：淺析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存在的問題

淺析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存在的問題

潘超

2012-9-28 10:28:20 來源：《北方經濟》2012年第2期下

摘要：國有企業改革的中心環節是產權制度的改革。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是當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環節，國有企業管理應緊緊抓住這一新的形勢，深化產權體制改革。

關鍵詞：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治理結構，改革

一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取得了卓著的改革成就，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經過30年的艱苦探索，國企改革已經觸及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層次問題——產權改革。2004年的“郎顧之爭”引發了學術界對國企產權改革的廣泛討論。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我國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深層次的矛盾，比如產權制度不規范、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等。

二 產權制度理論

1.關于產權的概念

按照德姆塞茨的觀點，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其重要性在于其能夠幫助一個人形成他與其他人進行交易的合理預期。這種預期通過社會的法律、習俗和道德得到表達，因而產權的所有者擁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形式的權利，而社會保障他的這種權利在社會規范的范圍內不受其他人的干擾。具體來說這種權利其實包括產權所有者對所擁有的對象的占有權、使用權等一系列權利，且該權利具有排他性、可分解性和轉讓性等特點。所以產權是一種與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利，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側重于對財產實體的動態經營和財產價值的動態實現。產權是交易雙方權、責、利的劃分，它只能形成于兩個（或兩個以上）平等的所有權之間的交易，或簡稱為“交易中確定的權利”。以產權為依托，對財產關系進行組合、調整的制度，就是產權制度。產權制度是即定產權關系和產權規則結合而成的且保證其實現的制度。合理的產權制度具有界定和規范財產關系，提供激勵，提高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以及形成穩定預期等功能。企業產權理論是指企業內部產權結構的安排，企業產權理論不是將企業簡單地看作以權威、計劃來配置資源的組織形式。企業中董事與經理、經理與工人之間的契約關系，仍然是一種交易，這與市場交易、市場契約沒有什么不同。因此，企業內部產權結構安排，同樣對企業的效率產生重大的影響。所謂改革產權制度，是指要清晰產權、界定產權邊界和產權主體的權利與義務，清除原來模糊不清的狀態，建設有利于社會資源優化配制的財產約束機制。

2.明晰產權的重要作用

經濟學對資源的假設更符合科學的可持續的發展的要求，因為它的目標在于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它的前提是社會資源是稀缺的，而稀缺性的東西人都格外的珍惜，因而人具有充分利用稀缺資源的天性。明晰產權的過程就是把稀缺的東西劃分到具體的個人的過程。一是明晰產權可以降低交易費用。在交易過程中，如果交易雙方對某物的產權不明晰，交易雙方得不到準確的預期，因而必須支付確認雙方產權歸屬的額外費用；二是明晰產權有助于人們更有效的利用資源，到達資源的最優利用；三是明晰產權更符合人性為私的經濟要求。人性為私是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它可以解釋很多用人性本善不能解決的現象，如公共資源濫用問題、人民公社時期勞動生產效率低下的原因等。在一個良好的市場中，清晰的產權給每個人都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激勵前提。

三 我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國有經濟得到了較快發展。到2002年，全國國有資產總計11.83萬億元，經營性國有資產總計7.69萬億元，其中國有企業中國有資產總量為6.55萬億元，其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國國有企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對于國有企業在產權制度上所存在的問題，人們目前比較普遍關心的是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如何界定的問題，也就是認為國有企業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界定不清，導致了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晰。即在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完善上，應該注意法人的治理結構的完善問題。但是，僅僅靠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是不可能完全解決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的問題的。國有企業產權不是某個自然人的產權，而是全國人民的財產，但是全國人民不可能每個人都去直接管理與經營國有資產，要委托代理制的方式使得歸自己所擁有的財產進入經營過程，也即人們所說的產權委托代理結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國有產權存在模糊性，產權市場不發達

我國國有產權關系處于模糊狀態，在國企存在很嚴重的“政企不分”的現象。這種模糊的產權關系不僅使政企不分、國有資產流失、企業資產營運的低效率等難題難以得到根本性解決，而且限制了其他環節改革的深化，影響了經濟體制的轉軌。目前國有企業產權市場的主體和客體都嚴重不足，產權交易既缺買家又缺“貨源”。由于我國在市場經濟法制建設方面的欠缺，使得產權市場發展的不夠成熟，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產權改革起了很大的制約作用。

而且，企業資產重組、產權轉讓業務基本上都是各級政府在具體操作，由于地區之間的排斥，形成了各自為政、遍地開花的產權交易市場，沒有規范性，難以為國有產權的轉讓和退出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另外，很多地方政府的領導錯誤地認為國企產權改革就是甩包袱，或者簡單地把國有企業的“公”改寫為“私”字，不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只是盲目地定指標、下命令，采取一些錯誤的辦法。

2.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

改革初期，雖然實行了旨在搞活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承包責任制，但企業治理結構基本沒有改變。90年代后試行的股份制改造從內部治理結構來看，也只是形式上的兩權分離，企業產權關系不清晰，法人治理結構并沒有真正建立，問題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主要表現為：股權結構不合理、“內部人控制”與行政“外部人控制”同時并存、缺乏一個健全的外部治理機制、新老三會的矛盾問題等。

3.國有資產流失嚴重

在深化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已成為不容回避的話題，是伴隨在同企改革發展過程中的一種不良現象。這種現象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國有資產流失主要表現為：無視國家規定侵吞國有財產，將部分國有資產無償轉化為集體股、個人股；通過財務報表調整、會計科目合并等手段調減國有資產賬面價值；對國有資產進行虛假評估，國有資產轉讓時只賣資產，卻不管債務，故意不進行依法評估和招標；暗箱操作或自買自賣或內外勾結。

四 國企產權制度改革途徑

1.進一步明確產權，完善國有企業產權的交易

通過改變國家所有權，在某些領域的國有企業實現徹底的政資分開和政企分開，實現國有企業產權主體的多元化。并建立國有產權退出機制，改變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狀況，有步驟地讓國有經濟從一般性的競爭性行業中有序地退出來。另外，建立我國的產權交易市場和產權流通機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產權交易主體發生在各企業之間，產權的讓渡和轉移已經成為企業經營中的一項重要的經營活動，開展產權交易將給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而市場流通是結構調整的自動機，依靠產權轉讓的經濟機制，才能在市場條件與企業外部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適時地和機動靈活地進行企業產品和組織結構的自我調整，以及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

2.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要在國有企業制度和國有產權多元化的基礎上，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健全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營班子，形成權責統一、運行協調、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要處理好董事會和經理層的關系，建立獨立董事會制度，推行股權多元化，實現投資主體多樣化，提高公司透明度，強化信息披露。

3.健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

加強和完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一是要明確國資委的定位，準確落實國資委的職能。它應該充分尊重和維護企業依法經營自主權，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主盈虧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二是要健全制度和加強監督。要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決策制度，完善決策程序，努力實現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法律化。國資委監管機構要定期向政府報告工作，加強群眾、宣傳輿論等社會監督。

參考文獻：

[1]劉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研究[D].華中師范大學，2007

[2] 陳強勝.30年來中國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歷史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09（8）

[3] 劉揚.重新認識國有資產流失[J].商業研究，2004.13

[4] 李丹.國有企業產權的性質研究[J].商業評論，2007（11）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第四篇：我國林業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革方向

我國林業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革方向

本文摘要：本文中分析了中國林業建設的突出的幾個問題，主要有“兩危”問題、林業管理體制存在的弊端，由于長期以來否認森林資產的價值管理和森林產權制度上存在的種種缺陷，使林業發展戰略和林業政策走上了各種認識誤區。誤區使森林產權缺乏穩定感，這一切都引發了在占有使用森林資源上的糾葛和矛盾，也正是導致林業“兩危”的本質原因。本文還提出可以從三個方面解決我國林業問題，首先可以讓林業產權制度與資產化管理制度改革作為突破口，實現林業產權明晰化；其次，把政府職能的轉變作為政企分離的林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切入點；第三，大力引入市場化利益機制進入林業建設的各項工作。關鍵詞：中國林業、兩危、管理體制、問題思考

1、我國林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1.1 重點國有林區的“兩危”問題積重難返

重點國有林區的“兩危”問題積重難返，由此帶來的企業生存、職工生活、勞動就業、社會穩定等一系列問題尚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解決林區“兩危”問題正成為林業行業一個跨世紀的重大難題。回憶歷史，林業建設在以木材生產為中心的經營思想指導下，造成了國有林區的“兩危”問題，表現在：（1）重取輕予的政策。單純向森林索取，不承認林價，只計算采運成本，加上木材價格偏低，使資源消耗得不到必要的投入和補償。由于林木生長周期長和林業產業的特殊性，以及林業企業社會負擔過重的實際情況，企業無力進行簡單再生產，更談不上擴大再生產。這種“重取輕予”的政策，實質上是一種掠奪政策，違背了資源再生產規律。（2）長期以來，實行以木材生產為中心單一的產業結構，資金與物資掛鉤，木材采運業管理辦法，收入只扣除采運成本，利潤上交財政。忽視森林的保護培育和多種資源的綜合開發和利用的投入。（3）條塊分割，產銷脫節，責權分離。國有林區的木材生產計劃是國家安排下達的，而企業歸地方管理。為了完成向地方財政繳納利稅的任務，總是要靠多生產木材來增加收入，從而造成計劃外采伐；加上企業安排職工家屬和知識青年就業，又必須擴大采伐量。這種多頭領導的體制，在世界各國也是少見的。（4）采伐與更新方式不當，林區生態失調問題日益明顯。多年來主伐方式采取大面積皆伐，盡管強調了采育結合，但跡地更新樹種單一，大多形成針葉林的單層林分。林木生長率低，病腐率高，蟲害嚴重。野生動植物減少或消失，不能形成復合的生物群落，很難維持生物多樣性。同時，土壤肥力下降，導致每公頃蓄積量和森林質量在持續下降，特別是由于整地不當，加上針葉純林涵養水源的能力減弱，導致林區水土流失日益嚴重，氣候出現異常，旱澇災害加劇。森林在氣候和水文方面的作用日益減弱。[1][2]

1.2 對林業認識不夠全面

在植樹造林、綠化荒山的群眾運動中，由于指導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急躁冒進，形成面積不實、成活率不高、造林質量不好等許多問題。

據國家林業局資料顯示，.671 8.677年全國造林+292.: 6+ 千;<1，計,: ++ 億;<1，但資源調查統計結果表明，森林面積只增加,:., 億;<1，差值,: 2+ 億;<1；.676 8.662 年造林1---,: ,-千;<1，計,: 17 億;<1，森林面積只增加,: ,6 億;<1，差值,:.6 億;<1；.66+ 8.667 年造林1/161: 92 千;<1，計,: 1/ 億;<1，森林面積增加,: 1/ 億;<1，無差值。.6+6 8.666 年造林1.+19,: 26 千;<1，計1:.+ 億;<1，這些數字應該是使森林覆蓋率增加22.33%，如果加上原來的基數，森林覆蓋率更一些。這些差值的存在，充分說明林業建設的問題，不在于造林本身，而在于林業管理體制的弊端。規劃應該是有正確的理論為指導，從實際出發，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統籌規劃，因地制宜地合理安排林種樹種和林下植物配置，確定林業生產建設布局、建設重點，以及切實可行的措施。因為重近利輕遠謀，重局部輕全局，是不可取的。對過去決策上的失誤，究其原因，是由于缺乏經驗，有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原因，實

質是對林業的認識不全面。[2]

1.3 林業市場化改革進程慢

林業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緩慢，與黨中央確立的在新世紀初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的要求還有很大距離，市場化改革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未解決，如在確立市場主體的權利地位方面，林業生產者缺乏對自有財產的支配權和對自有收入的處置權，稅收制度和各方面的多項收費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剝奪或限制了林業生產者的應有權力。在建立林業市場體系、加強宏觀調控方面也都有待進一步加強。[3]

1.3 長期忽視森林的生態效益

林業部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才提出生態效益問題，這足以說明這一問題的存在。分析以上問題，我們不難發現無不與林業的管理體制密切相關。如上所述的幾個脫節問題，根源就在于林業管理的利益機制與競爭機制的不完善，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夠固定持久造成人們的短視行為。而林業“兩危”問題直接就是過去的林業管理體制下的產物，其他問題也與林業管理機制的不完全和制度的不合理性有關。[4]

2、我國現存林業管理體制的弊端

我國林業管理體制存在的根本性弊端，是森林資源產權主體不定位和非資產化管理，這是造成林業建設中突出問題的根本緣由，具體表現在：（1）否定森林資產價值管理存在，只把森林看成天賜之物進行實物管理，而不承認森林資源也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這樣就從理論上否認了森林資源再生產的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等價交換原則，為“只取不予”和“重取輕予”的產業政策奠定了理論依據。（2）單一行政劃撥方式，形成了森林產權運行上的模糊性、隨意性和短時性。任何經營者無端關心資產運行的風險和責任。這種高度壟斷和統一的運行機制必然在實際運行中發生形變和失真，造成資產產權界定上的模糊性、不規范性和隨意性。（3）森林的非資產化經營，客觀上使人們視森林為無價之物，從而加劇了產權界定和劃撥上的隨意性，誘發了實際存在的產權利益矛盾。當生產力落后，森林資源的商品性被掩蓋或得不到充分顯示時，這種隨意性造成的產權糾葛和利益被大一統的低水平的物質利益政策掩蓋著和淡化著，然而一旦森林資源的商品價值被顯露，或者社會經濟環境發生改變，不同經濟利益主體爭奪森林權屬的糾葛和矛盾就會驟然激烈，甚至形成對抗。而森林產權界定上的模糊性和行政權力界入市場經濟的客觀存在，更使這種糾葛和矛盾火上加油，急劇轉化為森林環境的劇烈動蕩，轉化為人類與森林和諧關系的全面破壞，加速森林資源系統的衰變，這一辯證法已為我國森林資源的幾次大破壞得到證明。（4）森林資產不能流動，不能進入市場交易，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林業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條件。森林資源是林業企業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經濟資源。如承認森林資源也是具有價值的有形資產，并是凝聚社會大文化的一種資產，那應當認為是可以流動的，森林產權既可拆開，也可重組，更可以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在這一條件下，林業企業就不再是資本脆弱的“小企業”、“窮企業”，而是有一定資本力量和發展潛力的競爭性企業。正是由于巨額的資產不能流動和重組，才使林業企業普遍表現為“窮”和“小”的社會現象。同時，森林資產不能流通也違背古今中外的共同規范。[5][6][7]

正由于我們長期否認森林資產的價值管理和森林產權制度上存在的種種缺陷，使林業發展戰略和林業政策走上了各種認識誤區。誤區使森林產權缺乏穩定感，這一切都引發了“東西南北中”都在占有使用森林資源上做文章的糾葛和矛盾，也正是導致林業“兩危”的本質原因。[8]

3、我國林業管理制度改革的方向

3.1 以林業產權制度與資產化管理制度改革作為突破口，實現林業產權明晰化

產權明晰化是所有機制和制度實現的前提，必將為整個林業管理體制的創建奠定堅實的基礎。林業產權制度不是單個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系列的制度設計體系，前提是產權明晰，目標是提高經濟效率，達到運作高效，因此，要做到這一點，必須進行三方面的改革：一是對林業分類經營制度改革，對不同經營目的的產權主體采用側重的收益評估原則，對其生態收益進行替代補償，主要體現在分類經營制度與生態林效益補償制度建設中。二是積極完善林地、林木、環境資產的評估方法體系，建立林業產權主體交易、發揮收益的技術基礎，主要將體現在森林資源資產化管理制度中。三是進行林業產權登記，并建立健全林業產權交易市場，明晰產權，構建產權交易的基礎，只有交易才能進行產權的分離、分割和重組，才能達到配置高效的目的，主要體現在林業產權制度改革中。[9]

3.2 把政府職能的轉變作為政企分離的林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切入點

政府職能轉變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將市場機制缺位的部分由政府承擔起來。二是退出政府越位的職部分。三是承擔起政府應盡的三方面的職能。即（1）建立和健全各項制度，包括制定規劃、檢查落實各項制度并將檢查制度化，以及制度的服務工作和制度的系列化工作；（2）政府的宏觀導向功能，包括機構體系的設置、制定林業的發展規劃、政策導向以及林業科研管理工作；（3）政府的管理、監督和服務職能，服務功能主要包括林業產權信息提供、土地評估、代理、咨詢以及技術服務、市場服務和便捷服務。[10]

3.3 大力引入市場化利益機制

大力引入市場化利益機制進入林業建設的各項工作，要總結出一套引入市場利益機制的具體運用辦法。在林業管理體制改革的實際操作過程中，首先應作好總體規劃，進行科學的設計；然后進行一些小范圍的試點工作，在實踐中獲取經驗和教訓；最后，在設計好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后，全方位地同步進行改革，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改革效果。[10]

參考文獻

[1]國家林業局編，中國林業統計年鑒 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

[2]國家林業局編，年中國林業發展報告 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

[3]史新辰，實行森林資源資產化經營，推進林業資產的重組與整合 林業經濟問題

[4]李若凝,翟翠娟,韓艷英.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法律地位和立法探討[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3(4):34~37

[5]朱東亮、肖佳《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制度實施與成效反思———以福建為例》

[6]孔祥智,郭艷芹,李圣軍.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對村級經濟影響的實證研究[J].林業經濟,2006(10):17~21

[7]裘菊,孫妍,李凌,等.林權改革對林地經營模式影響分析[J].林業經濟,2007(1):23~27 李麗,程云行.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各利益主體的利益關系分析[J].中國林業經濟, 2009,99(6):38~41

[8]張海鵬,徐晉濤.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動因性質與效果評價[J].林業科

學,2009,45(7):119~126

[9]張蕾.中國林業分類經營改革研究[D].北京林業大學,2007

[10]廖遠寧，張正周，何冬梅.云南省林業分類經營現狀及完善措施[J].林業調查規劃,2006,31(3):82~85

我國林業存在的問題及其改革方向

林學院

08級林學二班

學號：20080078

姓名：熊利

第五篇：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

國企改革

那么，從“善天下”的角度看，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有何所失呢？ 我們可以從本文上節中論述的四個方面來討論。

第一，關于“是否能比一般企業更有利于（或更可行地）實現一定的重要供應目標”。依據這一評價標準，在許多方面，按照國家的有關要求和規定，許多國有企業確實做到了；但在不少領域，國有企業還沒有做到，因為，它們并沒有比一般企業更好地實現社會要求它們實現的供應目標。而且，這種情況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的和系統性的。例如，一些由國家投資建設的基礎設施項目，由國有企業按照商業化的方式經營，已經賺了大錢，收回了投資，卻還繼續收費盈利。典型的事例就是首都國際機場高速公路。這樣的國有企業其行為同處于壟斷地位的私營企業沒有什么兩樣，而且把原本具有公共品屬性的公路蛻變成了不斷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經濟學屬性上的）“私人品”。再如，進入房地產業的國有企業，其行為也同一般私人企業沒有太大差別，而且，其壟斷勢力更強。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業發展中，社會和人民所要求的“供應目標”，顯然不同于一般工商行業。國有企業進入這些

特殊領域，而且通常是國家政策傾向于讓國有企業優先進入這些領域，那么，國有企業的行為僅僅表現得像私營商人，即使是高效率的私營商人就可以了嗎？ 很顯然，這并不符合國家和人民對國有企業經營績效的要求，即使國有企業因此而獲得了更多利潤，繳了更多的稅費，也不會改變事情的性質。

第二，關于“是否能有效解決重大特殊社會經濟問題和發揮應對緊迫危機的獨特功能。”在這方面，國有企業總體上顯然是做得比一般的非國有企業更好。無論是抗震救災、應對重要產品市場供需發生突發情況，還是當國際金融危機可能導致嚴重的社會系統性風險爆發而需要采取救市措施時，國有企業都能擔當重要責任，甚至犧牲自己的直接利益。當然，在個別領域，也有的國有企業行為受到社會詬病。例如，有些重要產品價格波動或供應短缺時，也有的國有企業反而趁勢牟利。前些年，春運期間實行火車票漲價制度，顯然不是解決特殊社會問題的有效方式。2010 年，試點車票實名制，實際上是用讓億萬乘客付出代價的方式來解決倒票“黃牛”問題，這就像是“高射炮打蚊子”或“殺雞用牛刀”。這樣的制度使火車票從“可轉讓”變為“不可轉讓”，實際上是提供給消費者相對貶值的車票，作為國有壟斷企業的鐵路部門計算過消費者的價值損失嗎？ 而且，鐵路系統搞一個龐大的實名制車票系統和復雜的管理系統也要付出巨大成本。可見，即使是以國有企業壟斷經營方式來解決特殊問題，應對特殊情況，也有一個如何采取“有效解決”方式和控制成本的問題，至少不應因此而讓人民或消費者付出過大的代價。

第三，關于“是否有助于改善市場運行秩序和產業組織結構。”這是國有企業更好發揮功能的一個重大的和關鍵性的問題。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市場結構（或產業結構）特點。從我國經濟改革 30多年的經歷看，大多數產業都表現為從過去的由國有企業壟斷的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結構），向競爭型或者壟斷競爭型的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結構）轉變。因此，我國的市場結構（產業結構）正變得越來越具有競爭性了，其中，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發揮了積極作用。現在的問題是，當國有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顯著提高，以及國有企業的一些獨特優勢突出地發揮出來之后，其出于自身利益（做大做強）的積極進取性市場競爭行為，是否能實質性地和長遠地有利于促進各產業市場結構（產業

結構）的不斷改善和優化？目前，關于“國進民退”問題引起很大爭議。從統計數據上看，難以提供“國進民退”的確切證據；但民營企業感覺經營環境越來越不利，“好賺錢的都被國有企業和跨國公司占了”，“辦企業太困難，還不如炒房子”；地方政府以各種優惠方式吸引央企投資，而且，各種扶優扶強政策和促進兼并重組政策，都顯然更有利于大型國有企業。所以，是否存在“國進民退”并不單純是一個比例問題，而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問題。

總之，國有企業自己做好了，強大了，賺錢了，有競爭力了，當然是好事，但這只是實現了一個方面的目標；更重要的是，國有企業還要對其他企業的發展環境，為整個國家產業的健康、有序的運行和發展發揮職能和承擔責任。在這方面，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顯然做得很不夠，還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特別是，中國還有許多被國有企業壟斷或者國有企具有很強市場勢力的產業，一般非國有企業很難進入，即使政策開放了，但由于實力懸殊極大也難以同在位國有企業競爭。這樣的產業，其整體市場績效是不佳的，而且很難形成較強的產業國際競爭力。第四，關于“是否能成為社會的‘公平標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收入分配制度由國家嚴格規定，實行平均主義的工資標準。當時，國有企業的工資標準基本上就是全社會勞動收入分配標準的參照系。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進入市場競爭，工資制度越來越具有激勵性，特別是，隨著不同行業的不同企業經濟效益的分化，企業間和企業內的收入分配差距都顯著擴大。這樣的變化當然具有積極性和合理性，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必然趨勢。問題是，當我們肯定在國有企業效率和效益不斷提升過程中，收入分配更體現了“效率優先”原則的同時，決不能忘記國有企業作為社會“公平標桿”的職能。其中，涉及兩個基本要求，一是企業高管與一般員工的收入及福利待遇差距應保持合理限度； 二是不同行業的企業間的收入差距應保持合理限度。目前，在這兩個方面國有企業的表現都有非常不令人滿意之處，在某些方面，有的國有企業甚至成為社會公平的負面“榜樣”，受到社會的嚴重關注。例如，有的國有企業高管收入一味同國外“同類企業”攀比（其實，他們攀比的是性質不同的私人企業，而不是真正屬于同類的國有企業）達到畸高水平，同一般員工的收入水平嚴重脫節。再如，壟斷行業國有企業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同一般競爭性行業差距巨大，成為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一個突出問題。有人指出，2008 年，由國有企業壟斷的石油、電力、電信、煙草等行業的員工人數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 8%，而其收入相當于全國

職工工資總額的 60%。這樣，盡管國有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總體上具有較好的表現，但在擔當“公平標桿”方面，確實存在未能滿足人民意志的突出不足之處。特別是，對這一問題，國有企業普遍地在主觀上缺乏自覺性，而往往強調只要企業有經濟效益就可以自定收入標準。在 2010 年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政協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經費審查委員會主任張世平說，據全國總工會2009 年就職工收入所做的專項調查顯示，國有企業高管與職工收入差距過大，呈現利益群體分化態勢。調查顯示，75.2%的職工認為當前收入分配不太公平。2008 年 20 個行業門類收入差距為 4.77倍，有的高達 10 倍。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 家國有企業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 2006 年6.72 倍擴至 2008 年 17.95 倍。這表明，國有企業收入分配從過去的平均主義狀況很快轉變為超出社會容忍度的過大差距，并對社會產生了顯著的負面示范作用，以至受到廣泛批評并引起中央紀律

檢查部門的嚴重關切。甚至在 2010 年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將“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作為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決人民對收入分配不公嚴重不滿問題的一項重要措施。足見此問題之嚴重性和影響之廣泛性。

四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再定位

因此，下一階段，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應繼續向下述定位方向推進。

第一，實現更有利于經濟整體有效運行和保證基本民生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的穩定普遍供應的國有企業改革方向。其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產品和服務價格的穩定機制、取消壟斷性高價和商業化融資成本導致的公共產品的過高私人品化價格（例如，公路收費等）、消除因行政分割導致壟斷性供應結構而產生的阻礙新技術運用的現象等（例如，實現“三網合一”以及更具革命性的新技術運用），將成為國有企業改革需要實現的重要目標。

第二，在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建設重大民生事業工程，以及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鍵突破，特別是形成保證國家安全的危機應急機制等方面，發揮更有效的功能。國有企業實力的不斷增強，使之有條件和有能力更好地承擔起解決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特種部隊”的功能。現階段，中國最重要最迫切的經濟問題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最重要最迫切的社會問題之一是實現社會財富巨大增長的惠民目標；最重要最迫切的產業發展問題之一是形成戰略性新興產業；最重要最嚴重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之一是提高整個國家和各領域應對風險（特別是系統性風險）和危機（包括外部危機的沖擊）的能力。在這些方面，國有企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并可以發揮國有企業的特殊優勢。

第三，在改善市場運行秩序和產業組織結構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對于過去實行國有企業專營制度，而現在不再必須保持國有企業特許專營的產業，應盡快取消民營企業禁入限制，讓這類產業盡快轉變為競爭性產業；對于本質上應是競爭性的，但國有企業占據過大市場份額或具有過大市場壟斷勢力因而形成過強進入壁壘而影響產業有效競爭秩序和整體競爭力的產業，應采取更開放的政策，國有企業主動放棄壟斷行為，鼓勵民營企業進入并形成市場競爭的相對均勢，從而改善和優化產業組織結構； 對于產業分散化程度過高因而有必要鼓勵企業通過并購重組而提高產業集中度的產業，要避免采取行政性強制手段或對民營中小企業具有“驅逐性”效果的政策措施和管制標準，使在提高產業集中度過程中能夠保持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以及國有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相對市場均勢；對于沒有必要由國有企業長期占有較高份額，而只是為了應對金融危機而超常進入的國有企業（例如，一般房地產業），國有企業應適時實行退出戰略。總之，在我國現階段，各類產業的有效競爭格局大體有三種情況：一類應是國有企業占有優勢的產業；另一類應是國有和民營企業（包括外商

投資企業）相對均勢的產業；再一類是應由民營企業占優勢的產業。這三類產業形成優化的分布格局，才能實現產業競爭的有效市場結構，使市場經濟運行更有效率，并更有利于在有效競爭中形成中國整個產業的更強國際競爭力。這實際上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要求之一。在實現這一國家經濟戰略的根本要求上，國有企業理應更加自覺地發揮積極作用。這才不違背國有企業的根本性質。

第四，在發揮收入分配“公平標桿”功能，扭轉社會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偏向上發揮積極作用。如前所述，實行改革以來，國有企業在維護收入分配公平方

面有功也有過，有積極貢獻，也有負面作用，也許可以看做是對改革之前的絕對平均主義分配制度矯枉過正所產生的后果。在下一階段的國有企業深化改革中，采取積極有效方式，建立既體現效率原則，也要體現公平原則的合理收入分配格局，并以此作為全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標桿和國家扭轉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偏向的調節杠桿，是一項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改革內容，也是國有企業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特別是真正體現公有制主導的經濟制度的效率—公平性質特征的一項具有深刻意義的改革任務。這是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中必須承擔的重大歷史責任。

企業改革的深化為什么必須實行再定位的根本原因。

土地改革

(l)統一和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城鄉統籌要求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與城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具有同樣的產權權能,即具有相同的使用、收益以及處分的權能,建立城鄉相對統一的產權體系。但目前的法律中對農村土地產權權能規定限制較多,同時城市國有土地使用權與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存在明顯的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物權法》中關于城市國有土地與農村集體土地產權的相關規定存在較大的差異。建議以城鄉統籌統一土地產權體系為出發點,建立土地立法,建立對等的國有和集體土地使用權,并對集體土地使用權進行分類管理,將產權設置和用途管制分開。對集體土地與國有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實行同等保護。

(2)強化規劃管理,堅持用途管制。在城鄉統一的產權體系下,農民享有的產權可以自由流轉,那么就要對不同類型的土地進行規劃管理,哪類土地在哪些范圍、什么用途范圍內可以進行流轉必須在規劃管理和用途管制中進行規范。在規劃控制 范圍內,在用途管制的限制條件下,允許集體使用權進人市場,按照不同的條件進行管理。特別是當前宅基地置換、流轉的逐步推行,區域空間布局與空間規劃顯得更為重要。應該將土地規劃的空間功能以及土地利用規劃設計及其對土地管制結合起來,從空間上、微觀設計上以及用途上進行限定,其他方面讓市場價格機制進行調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3)保護農民權益,改革收益分配機制,建立收益“返還”機制。在城鄉統籌的產權體系下,農民所享有的土地產權(使用權)與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產權就要對等,農民就要享有因為土地流轉而產生的增值收益。建議在當前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實施中,應該改革現有的收益分配機制,將農村土地流轉的增值收益進行全額或絕大部分“返還”予農民,讓農民享有工業化、城市化中的要穩定和和諧，素增值收益,切實保護農民享有的土地財產權益。

(4)完善相關配套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與其他相關制度改革是密切相關的。城鄉統籌的土地產權改革,必須與其他相關制度同時進行,如戶籍度、社會保障、公共資源配置、評估機構的規范等方面進行配套改革,以達到綜合配套改革的總體效。農村土地問題

1農村土地產權主體不明晰,既缺乏激勵,又有約束盡管中國的《憲法》、《民法通則》、《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都已明確規定“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是“集體”如何界定,集體與農民之間的關系如何?法律規定并不明確。由于這種農民和集體之間關系的模糊,農民不能成為土地財產的主體。加上中國大部分地區農民集體經濟組織已經解體或名存實亡,缺乏行使集體所有權的組織形式和程序,農民也缺乏行使集體所有權的內在動機,因此,極易造成上級政府少數人替代

下級集體經濟組織行使土地所有權的現象。在集體產權主體虛設,沒有人格化的產權所有者的情況下,致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利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特別是當各利益集團為爭相“捕獲”農地用途轉變帶來的價值(利益)時,模糊的農地產權關系不僅決定了農地的快速非農化傾向不可避免,也使農民土地的基本權益 無法得以保障。

2土地產權不對等與城鄉土地市場割裂由于產權的不對等,城鄉土地市場存在著明顯的地權歧視現象。農村集體土地在土地市場交易中不能享有與國有土地同樣的待遇,而是必須要通過國有化(征用)才能進入城市土地市場,中間的土地利益絕大部分由政府擁有。政府的行政干預導致土地資源并沒有按照價格信號進行配置,而是通過中間的政府征收環節進行城鄉資源的流動和配置。產權的不對等導致城鄉之間的土地市場割裂開來,而征收成為中間的“獨木橋”。其次,盡管部分地區集體建設用地可以人市,但一方面,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無法可依,權利義務不清,在流轉中土地產權不能夠得到有效的保障;另一方面,法律對集體建設用地的流轉條件、用途、權益等缺少明確規定,難以進行土地登記。

3.農村土地產權權能的缺失

農村土地使用權權能的缺失主要表現在農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的使用權兩個方面。在農地承包經營權方面,從改革開放后農地“兩權分離”到2007年的《物權法》頒布,都是在逐步強化農民農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屬性。其原因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形成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使用權物權屬性的缺失導致農地流轉嚴重滯后。大量相關實證研究表明,產權的不穩定嚴重影響著農戶農地流轉的意愿(錢忠好,2002)。產權的穩定和產權權能的完整對于農地流轉有著巨大的促進意義。

由于農村集體不能享有將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出讓給使用者的權利,因而建設城鄉統一的用地市場較為困難。如果仍然按照征地制度將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行城鄉配置,那么市場機制仍然能在城鄉資源配置中起作用,效率問題的解決仍面臨困難。對于宅基地來說,雖然農民擁有土地使用權,但不能享有使用權人應有的權能,農民只能占有和利用土地卻不能對其進行處分流轉。由于農村宅基地不能流轉,農村宅基地面積超規、占而不用、一戶多宅現象尤為突出。隨著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大量建設用地閑置浪費。而相對于城市土地使用權來說,城市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使用權人享有對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占有、利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使用權的可轉讓性促使城市土地在國家一級市場壟斷的條件下形成使用權二、三級流轉市場,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土地產權權能的缺失嚴重影響著農村建設用地的配置效率。

4產權不規范,缺乏實現機制

改革初期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改革,“兩權分離”給予農民耕種土地的權利,極大地激勵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取得了較大的成功。但隨著經濟社會的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逐步的深人,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社會發展不僅僅只需要 土地的耕種權利或是占有和使用的權利,還需要其他的相關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