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業工業化,一個甲子的等待

農業工業化,一個甲子的等待---寫在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博士論文誕生六十周年之際

按中國農歷，一個甲子就是六十年。六十年前的哈佛大學博士張培剛，寫出了他的世紀名篇《農業與工業化》，并因此成為全球華人經濟學家中唯一獲得威爾士獎者，這一獎項相當于今天的諾貝爾獎，因此張培剛也是迄今為止華人經濟學家中獲獎級別最高者。１９４９年，張

培剛放棄了國外提供的優厚待遇，留在中國，期待著他的農業工業化夢想能獲得實踐。然而，歷史無情地捉弄了他，作為發展經濟學之父，當他的外國同行學術如日中天并屢獲諾貝爾獎的時候，他卻被逐出經濟學教學崗位，搞起了基建工作，甚至被發落到偏遠的農村放牛挑擔。四人幫下臺了三十年過去，他又重新拾起夢想，研究了“新發展經濟學”，繼續對中國農業工業化抱以期待，盼著讓廣大中國農民能早日放棄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原始耕作方式，享受現代工業文明的益處，然而歲月不饒人，又是一個三十年過去，農業工業化卻仍然不見有多大動靜。

——農業工業化，永遠有多遠？

曾聞“南有張培剛，北有馬寅初”之說，不重視馬寅初的人口理論，結果是中國的人口大爆炸，不重視張培剛的農業與工業協調發展理論，結果卻是令人發指的大災荒，導致我國大躍進餓死數以千萬計的農民。

有人曾指出，解放初期中國的大躍進帶來的災荒就是執行劉易斯模式的政策，忽視農業的發展、優先發展重工業、使大量農業勞動力遷移到效率低下的城市工業部門的結果。其實用張培剛先生的“推――拉”理論可以得到更完美的解釋。同為發展經濟學奠基人，張培剛和劉易斯的不同在于他強調了農業與工業協調發展，認為工業化不能犧牲農民的利益和農村的發展，因此把農業工業化放在了工業化的重要環節。農業工業化的意義在于其將首先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釋放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業工業化優先帶來農業繁榮就意味著不會餓死人），從而構成勞動力向城市或其它非農產業轉移的“推”力，如果此時城市工業部門勞動收入能夠明顯高于農業生產，則可以構成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拉”力，如果制度不對農村人口流動構成障礙，這一“推”一“拉”就會使整個工業化進程順利啟動并良序運轉。然而，劉易斯模式只強調“拉”而忽視了“推”。而我國則通過剪刀差強行地“拉”動工業化的巨輪，加上毛澤東近乎瘋狂的激情，全國人民“拉”勁瘋長，大煉鋼鐵、大躍進、大辦公共食堂，結果這一“拉”就拉出了大毛病。

張培剛模式的合理性還在于其完全符合馬斯洛需要金字塔理論，因為一國把提高農業效率放在首位，也就意味著一國國民底層需要將優先得到保證，然后隨著底層產業的邊際效用遞減，新生的發展動力便向上蘊集，構成上推力，促進上層的產業繁榮，而上層的產業則對底層剩余勞動力構成拉力。大躍進的失敗便在于重拉輕推，優先生產并不能滿足國民基本需要的工業品，導致了拔苗助長。

由此可見，中國的工業化或現代化，有“拉力”而無“推力”必出大毛病。

——但反過來，有“推”無“拉”也不行。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的，由于農業效率的大幅提高，導致了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形成――推力有了；農民進城創業，有的辦起了民營企業、有的經商發財，有的成為打工族，可惜的是占據中國工業主體地位的國有企業改革屢戰屢敗，并未構成足夠的“拉力”；同時，我國的二元戶口制度，僵化的土地產權、以及農村教育投資的滯后導致勞動力結構平坦化，也造成“拉”的力量不足。

中國今天的困境，用張培剛的理論來解釋，似乎是“推”有余而“拉”不足。

其實并非“推"”真的“有余”，而是因為工業結構的不合理（低效國企仍占太大比例）、我國二元戶口制度及僵化的土地產權兩大制度障礙導致了拉力的嚴重不足，從而使農村本來并未真正釋放的”推力“就變得相對有余了。

之所以說我國并未達到“推有余”的境界，要從農業的現狀來看。按照張培剛的觀點，農業的“推力”必須在農業工業化完成后才會真正釋放出來，但我國改革開放初期農業生產力的釋放并不是靠的農業工業化，我國的農民至今是臉朝黃土背朝天，從事著極其原始的生產。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業效率提高和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者這一“推力”形成，本質上是制度松綁的結果，好比奴隸身上的鐐銬解除了一層。

——所幸的是今年居然出現了民工荒，很多經濟學家為此發愁不已，各種招數想了不少，卻未找到根本辦法。其實最好的辦法還在張培剛那里。

很簡單，農業工業化一搞，農業效率進一步提高，剩余勞動力進一步增加，民工荒自動消失，還有什么辦法比這一招更能解決“民工荒”？中國，是通過農業工業化進一步釋放“推力”的時候了。

拔苗助長是不行的，發展經濟，最關鍵還是要善于培養由下向上的“推力”，農業工業化后農業效率提高了，產生的剩余勞動力就對上構成一股上推力，借助這股上推力，勞動密集型產業和鄉鎮企業

等非農產業就發展起來了，新的產業的效率進一步提高，又會導致新的剩余勞動力，并構成更高一層的上推力，如高新技術產業。所以，重新拾起張培剛的夢想，從農業工業化做起，以推為本、以拉為輔，一推一拉，就可以實現中國經濟的節節攀高。

農業工業化，張培剛已經等了一個甲子，整整六十年，千萬別讓老頭兒再等一個甲子了。張培剛今年已經９２歲了，仍然精神飽滿、思維清晰，我懷疑上帝讓他長壽是寓含深意的，他的眼睛長得象兩把精致的手術刀片、眼神如電，暗含著一種也許連他自己都不自覺的嘲諷意味。他的長壽也許就是為了以嘲弄激勵世人，尤其是我們的政客們。“好范文”版權所有

第二篇：《農業與工業化》讀后感

《農業與工業化》讀后感

yinger

第一次接觸張先生的作品，大概是在2012年。當時考研的學校指定的一門考試教材是《發展經濟學》，為了應付考試，書上的知識背的滾瓜爛熟，然而更深層次的理解還是有些欠缺。2016年來到華科，獲張培剛發展基金會贈書兩本：中文版《農業與工業化》以及英文版。初次看到中文版的封面時頗有感觸，鐮刀與麥穗，非常貼切而又富有深意的設計。懷著一份敬意，現在開始我們的閱讀旅程。

回顧張老的一生，幾多繁華、幾度風雨、幾經坎坷。青少年時期在農村的生活經歷，使得張先生對于農業問題有著切身體會。大學時期在武漢大學求學的經歷，為以后積累了堅實的經濟基礎。1934年大學畢業后，張先生進入前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并從事了六年之久的農業經濟的調查研究工作。工作期間，先生多次參與到地方的鄉鎮調研，并寫成了《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糧食問題》等著作，同時還在多刊物上發表了論文。這一系列的成長工作經歷為后來先生到哈佛留學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也對后來論文的選題頗有影響。1941年先生進入康橋哈佛大學開始了留學生涯，也正是這段經歷，使得先生原有的知識得到極大的升華和提高。1945年張先生完成《農業與工業化》的英文初稿，后該文獲得1946-1947哈佛大學經濟學專業最佳論文獎和威爾士獎金，這對于當時的華人來說絕對是極大的榮耀。七十幾年過去了，張先生的《農業與工業化》中的一些理論在當下仍然適用，如重視農業的發展、改革土地制度、推進農業機械化等等。然后造化弄人，張先生歸國后搞了近10年的總務行政工作，后又教了逾十年的政治課，緊接著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完全無暇自己擅長的經濟學術研究。學術生涯停滯了幾十年，人生最黃金的時光竟就這樣蹉跎。董輔礽教授曾感慨說：“張培剛老師的學術思想，像一顆流星，在20世紀中葉的天空劃過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滅了……”才華不得施展，人才埋沒多年，這無疑不是一個時代莫大的悲哀！

20世紀八十年代，張先生擬將《農業與工業化》內容在原有基礎上擴大為上、中、下三卷。上卷即原博士論文的中譯本，分標題為《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初探》；中卷分標題為《大戰后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再論》；下卷分標題為《社會主義中國農業與工業化問題研究》。在對三卷書進行詳細閱讀后，我對張先生的敬仰之情不禁又增添了幾分。書中嚴謹細致的文筆、規范的引用及在當時具有引領性的思想都令我印象深刻。本文的主要著重點是對上卷內容的把握，并輔以中下卷中對相關問題再論述的見解。

上卷開篇總論部分主要是對一些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的評述，主要涉及工業與農業的基本概念及全篇所用之局部均衡、區位分析等方法。關于農業與工業的基本概念，張先生聽從庫茲涅茨教授的建議放到了附錄部分。對于這一點的做法，我贊同楊聯陛先生的看法，這兩個基本概念的注解非常重要，放到附錄部分容易被忽略。張先生在本書中所用的一般是狹義工業，狹義的工業只包括制造業及機械生產。一種工業可以定義為生產一群同類商品的一群生產單位，此種商品的相同性為最大或者相異性為最小。而“農業”一次將用以包括一切形態的農場經營，即包括大規模的現代化農場，也包括小規模的家庭農場。

在論證分析方法部分，張先生主要運用三種方法，分別為一般均衡方法、局部均衡方法和區位理論分析方法。一般均衡方法可以進行總體均衡分析，但由于其前提假定為“完全競爭”、完全“靜態”，這不太適用于全文分析的農業與工業問題。故張先生進一步結合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來同時應用動態分析及演進性分析。由于傳統的局部分析方法與本文不盡完全匹配，張先生對其進行了相關修補。修補工作主要集中在四點：一是不止著眼于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對其他經濟活動也應進行關注；二是以不完全競爭假設替代原有的完全競爭假設，并將廠商理論引入“小組”理論；三是適當應用總體分析方法；四是引入區位理論，尤其是現代的動態區位理論。在中下卷中，張先生對相關分析方法概念進行了相應調整。“總體分析”和“個體分析”及介乎其間的“中觀分析”，分別對應著現下流行的概念：“宏觀分析”、“微觀分析”及“中觀分析”，其中上卷中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區位理論分析方法是與“中觀”分析的內容聯系緊密。另外是重申數量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在上卷書中張先生對一些彈性概念的分析從屬于數量分析方法。張先生認為數量分析方法之于經濟學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不太贊成一些極端行為。現下數量分析方法遍地開花，期刊論文恨不得每篇都要搞一大堆計量模型，甚至有些生搬硬套，這種情形也未必見得是一件好事。我始終認為，計量只是一種分析問題的工具，經濟問題研究的核心仍然是思想最為重要。若是只一味地去追求方法的巧妙性，丟掉了經濟學分析最原始最核心的東西，這種做法并不可取。

上卷第二章張先生主要是對農業與工業的相互依存關系進行論述。在任何經濟社會中，農業和工業之間總是保持著一種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一個國家無論工業化發達到何種程度，都不應忽視農業的發展，只有農業與工業之間維持一種平衡，經濟才是健康有序的發展。今天很多發達國家就是很好的例子，如美國、英國、法國等。早在20世紀40年代，張先生就論述了農業對于工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貢獻集中在食糧、原料、勞動力、市場以及資金等五個方面。農業最重要的功能是為整個人類經濟社會供應糧食，同時也為其他產業提供原材料，輸送剩余勞動力。廣大農村地區也是巨大的市場，同時農業的發展也為工業等積累了一定的原始資金。庫茲涅茨教授在1961年將農業部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概括為產品貢獻、市場貢獻、要素貢獻以及國內農業通過出口農產品而獲取收入的貢獻。后來的一些學者將庫氏的觀點認為是“經典分析”，殊不知這些理論與張先生的博士論文內容大致相似，而庫茲涅茨當年還詳細看過張先生的英文底稿。后來，庫茲涅茨教授憑著一系列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張先生卻因種種因素被埋沒，這不禁令人扼腕嘆息。

上卷第三章是有關工業化理論的論述。張先生將“工業化”定義為是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可能最先發生于某一生產單位的生產函數，然后再以一種支配的形態形成一種社會的生產函數而遍及于整個社會。而這種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最好是用交通運輸、動力工業、機械工業、鋼鐵工業諸部門來說明。若從資本角度出發，則是資本的“擴大利用”和“加深利用”的過程。在中下卷中，張先生為了通俗易懂起見，將“工業化”重新表述為：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組合方式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區別在于用“生產函數組合方式”替代了“生產函數”一詞，更暗含著組合與其產出之間的依存關系。同時為了指出工業化的變化方向和突出特點，又進一步將“工業化”定義增改為：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連續發生由低級向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的過程。這種對工業化的定義更為廣泛，國民經濟的進步與發展既包含工業的進步與發展也包含農業的進步與發展。這種定義極大地有別于一些傳統的將工業與農業對立起來，或只取其一的做法。按照廣義的工業化定義，信息化則是傳統意義上“工業化”的深化和拓展。而現在提倡的“現代化”含義及內容則比工業化更為廣泛，簡言之，“工業化”是人類社會歷史上的一個特定的發展階段，而“現代化”則是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長河。

同時，張先生對工業化中的基本要素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工業化中主要有五種基本要素：人口、資源或物力、社會制度、生產技術及企業創新管理才能，其中企業創新管理才能及生產技術是發動因素，資源及人口是限制因素，而社會制度則既是發動因素又是限制因素。這種對影響因素的劃分，時至今日，仍有其合理之處。可持續性發展觀正是在資源等的限制背景下所提倡的，這與張先生在四十年代的有關于人口及資源的限制作用論述不謀而合。對于人口方面的限制，張先生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方面具有其合理性。由于剛剛讀過森的《以自有看待發展》一書，在此稍作一點點對比。森對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則是批評略多于褒獎，認為年輕婦女獲得自由權才是解決人口的有效合理的途徑。從當時中國的國情出發，計劃生育政策確實起到了抑制人口增長的目的，但是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中所帶來的“女性的消失”問題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地方。無論兩者之間觀點有何不同，但都一致認為人口問題確實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重視和解決的一大問題。

上卷第四章張先生主要探討的是工業化對于農業生產的影響。工業化對于農業生產既有其積極的一面，也有其消極的一面。談及積極的一面，工業發展有利于農業技術進步，能夠促進農業的改良。張先生認為工業發展是農業機械化和大規模組織經營的必要條件，農業的改革必須以工業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為前提條件。

工業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資本化的”過程，是資本“寬化”和“深化”的過程。這種說法如果應用到農業，則表現在農場操作的機械化和化肥肥料的利用上。現代農業繼續運行，歸根到底依賴于工業的各個部門提供機器、肥料、動力、儲藏設備及運輸工具。而當工業化進入到一定成熟的階段，人們的收入得到提高，這又會誘發人們對更好食物的需要。同時隨著工業的發展，一些工業原料的需求方面也會發生變化。考慮到這兩方面的因素，農業勢必應進行相應的農作方式的重新定向。工業化對農業發展的消極影響則表現在，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優越地位將逐漸讓位于制造業、運輸業和商業等。同時，同業的工作人口和國民收入所表示的相對重要性也日漸下降。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就是壞事，只要三次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維持著某種程度上的均衡，則經濟仍可以維持健康發展。

第五章張先生從工業化對農場勞動的影響角度進行論述，討論工業化對于農場勞動有利還是有害的問題。這里的農場勞動包括直接參加農場工作的勞動者，即所謂狹義的農場勞動，和間接幫助農場業務的勞動者，例如家庭農場中的“外界決定的勞動”。在上一章中，我們談及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農業的機械化水平會得到大幅度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勞動力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或者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學術界關于工業化對勞動力的影響的看法并不統一，有人屬于樂觀派，而有的人則屬于悲觀派。那么機器等的使用，是否會對就業者產生沖擊，是否會帶來一定的失業？機器的影響是有利還是有害，首先要看社會制度以及引用機器的目的性。張先生認為，機器的大量使用在短期內，會引起勞動力的結構調整，甚至會引起臨時的失業。但是從長期看，改良的機器以及較高效率的管理并不一定會產生永久性失業，也不一定會產生永久性“技術失業”。

那么在工業化過程中，勞動在農業收入中的相對份額是否增加了？勞動的相對份額的繼續下降，是工業化過程中各種基本特征之一。一般認為工業化也是用資本（機器）替代勞動的過程，這種替代作用的發生是通過各種節省勞動的發明所實現的。雖然從生產的觀點來看，勞動的份額必定下降。但這并不表示農業勞動者不能從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中得到益處，從長遠來看，仍是利大于弊。

上卷第六章張先生著重談論農業國的工業化問題，也是本書尤為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在前面章節的論述中，我們知道工業化的主要特征是基要部門的生產函數的變化。這些基要部門包括交通運輸、工具母機、鋼鐵及其他基要工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一個農業國家的工業化，就一定要是制造工業變得獨占優勢。一個國家，即使它的農業生產仍居優勢或與制造工業并駕齊驅，只要它的運輸業和動力業已經現代化，農業已經根據科學路線“企業化”了，我們仍可認為它是工業化了的國家。這一段話無疑是本書內容的重中之重，也是張先生思想的一個精髓。農業國搞工業化，不能只一味地重視工業，在工業化的同時不能忽視和放棄農業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國在工業化啟動初期并未堅持這種觀點，大力發展重工業，以工業為主。農業和農民為國家的工業化建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由于這種巨大的犧牲，使我國農業在改革初期變得異常脆弱和滯后。廣大農民收入低下，購買力低下，這一系列問題最終也極大地限制了我國工業化的進一步深入開展。

張先生論及中國農業在工業化中的作用涵蓋三個方面：

1、當工業化達到使人民獲得一個合理的生活水準時，農業的地位將不免要下降；

2、在中國的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將只扮演一個重要而又有些被動的角色；

3、農業可以通過輸出農產品賺取外匯，幫助發動工業化。然而中國農產品輸出的擴張性很可能是不大的。所以發動工業化的資金，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其他渠道。

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上可能要進行相應的調整來應對新的變化，影響調整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經濟因素外還有政治等因素。例如政府的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等政策，也對農業調整的方式有著直接影響。

1、農業將繼續是中國糧食供給的主要來源，但農業將面臨一些調整。糧食需要的增加，農業勞動力的轉移，食物需要的轉變等；

2、農業以及林業和礦業，將是給制造工業提供原料的主要來源；

3、農場剩余勞動力從農場轉移到工業；

4、廣大農村地區可以成為工業產品的巨大市場。

在國際貿易中，由于土地資源不能移動，勞動力資源移動限制較多，那么在國際上能夠移動的唯一主要的生產要素是資本，盡管資本的移動也有各種限制和阻礙。而資本總是趨向于從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移至較不發展的國家，這取決于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水平的高低。工業化的進度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可用資本的數量，故張先生認為在本國資本的基礎上，應該適度引進外資。在中下卷中，張先生對近年來一些國家引用外資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資提供了幾點建議和意見。首先，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資時要嚴格掌握與有效控制外資利用的總規模；其次，要注意選擇外資的方式和債務結構，盡量避免風險；再次，外資的使用應主要用于本國力所不及的生產建設方面，有利于本國產業結構的改善升級，特別是要把重點放在出口創匯產業和企業，放在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產業，以及放在引進先進適用的技術，對國內現有企業的技術裝備加以更新改造等急需的方面；最后，一定要謹慎地、循序漸進地實行“金融自由化”和開放本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對資本項目的自由化應慎之又慎。

農業國的工業化，勢必會對一些老的工業國的地位等產生沖擊，但同時又會促使國際分工向一個新的路線和水平發展。至于新的國際分工的性質和程度如何，既取決于社會制度的安排，同時又決定于生產技術的變動，可供利用的資源，以及兩者相互引導的關系。

在本書的最后結語部分，張先生對中國的工業化展開了幾點討論。

1、工業化的激發力量必須在農業以外的來源中去尋找。

2、工業的發展對于農業的改革及改良是一個必要條件，盡管不是一個充分地條件。

3、對于農業的改革和改良，除了從工業的發展得到激發和支持外，最重要的是以土地改革的強烈政策為前提條件的農場合并。

4、中國的工業化在某些生產行業方面無疑地對于老的工業國將會有一些競爭的影響。在中下卷中，張先生對中國的農業農村問題進入了更為細致的討論，尤其是土地制度、農業比較利益、農村非農產業發展與農業勞動力轉移以及農業技術進步和規模經濟的發展。

結束完本書的閱讀，我只覺得感觸頗多、思考頗多、想法亦頗多。當前我國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時期，黨和政府對貧困、農村土地“三權分置”等問題的高度重視。工業化只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必經階段，而現代化建設則好比人類社會歷史的長河。未來的路還很長，愿我們共同努力，一起加油，一直在路上！

第三篇：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業的現代化

中國的工業化與農業的現代化

中國的農民、農村與農業問題是與當代中國的工業化緊密相連的。有人說，正是由于中國農民幾十年來的無私奉獻，才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斷的資金積累，使新中國僅用３０余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許多歐美國家需要一個多世紀才走完的歷史進程。

但是，工業化并不等于現代化。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核心的工業化建設，不僅沒有改變中國農村的貧窮與落后，而且農村中的某些固有問題比建國初期更加復雜和嚴重。

中國農民對工業化的奉獻是不是得不償失？中國的農民、農村與農業問題是與當代中國的工業化緊密相連的。有人說，正是由于中國農民幾十年來的無私奉獻，才為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斷的資金積累，使新中國僅用３０余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許多歐美國家需要一個多世紀才走完的歷史進程。他們進而認為，在建國初期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９０％以上、現代工業還不到國民經濟的１０％的基本國情下，在西方帝國主義的層層封鎖和包圍之中，要打下工業化這一前無古人、震古爍今的宏偉基業，只能要求甚至強迫農民兄弟做出犧牲。這既為當時中國的國情所決定，也是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概言之，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中國的工業化注定要以犧牲農民的利益為代價。

但是，工業化并不等于現代化。以剝奪農民為代價的工業化必定不能使中國實現現代化！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歷史表明，農業國家現代化的主要內容之一，是農民的職業化（多數農民脫離土地從事其他職業）、鄉村的城市化和農業的產業化。工業化期間，我國的農村人口翻了兩番；鄉村貧窮落后依舊，城鄉差距拉大；農業生產仍沿襲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一句話，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核心的工業化建設，不僅沒有改變中國農村的貧窮與落后，而且農村中的某些固有問題比建國初期更加復雜和嚴重。若以“三農”現代化而不是工業化的標準來衡量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農民幾十年的巨大奉獻是不是得不償失？

我們不禁要問，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工業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模式是否符合中國的國情，是不是當時中國惟一的選擇？

至少，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民供奉＝工業化的新中國工業化的模式，需要重新審視和評價。

中國農民為工業化奉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蘇聯模式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通過義務交售制、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和給拖拉機站的實物報酬等來剝奪農民為國家工業化提供資金。毛澤東曾明確表示，蘇聯剝奪農民太苦，我們不要效仿。但建國初期的經濟形勢，使毛澤東的這一設想完全落空。一方面，土改消滅了解放前商品糧的供應主體——地主階級，同時，農民翻身得解放，人均糧食消費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使城市人口每年以數百萬的速度遞增，糧食供應空前緊張。在此情形下，國家被迫實施對糧食以后逐漸擴及到其他主要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這項政策要求農民除口糧外，一切剩余均須低價（有時甚至低于成本）交售給國家。為降低交易成本，國家還逐步剝奪了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在農村普遍建立了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為３０多年的統購統銷提供了制度和組織保障。

中國工業化對農業剩余的攫取，其數量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制度之健全在世界史上難有望其項背者。據經濟學家計算，建國３０多年來，國家從農業獲取的農業剩余竟達６０００多億元，接近同期國家對工業的投資。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每年為國家提供的農業剩余２００多億元，每個農業勞力人均達８０元。作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其每年收入的近一半用于交農業稅、“公糧”和集體提留，剩下的另一半支付社員的口糧。所以，據筆者的考察，生產隊的分配名為按勞分配實際上是按“口”分配。風調雨順之年，不過２００多公斤口糧而已。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貧窮。人民公社２５年，社員年均增加口糧１市斤，年均增加收入１塊錢。河北承德地區的一個“三靠”（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生產隊，由于連年虧損，生產隊欠國家的錢款，要由工分來均攤。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社員接受生產隊長派活的前提條件是不記工分，社員請假卻要記工分。山西保德縣一個生產隊１９７９年分紅時，不僅沒有分錢，還要每個勞動日倒貼給生產隊８分錢，社員把這樣的分配叫做“分黑”。到１９８０年，全國近７４％的生產隊年人均收入低于１００元，近２億農民終年食不果腹。

為了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國家推行以統購統銷、戶籍、就業、教育等制度為支柱的城鄉隔絕政策，形成了壁壘森嚴的城鄉社會二元結構。幾十年來，幾億農民政治上無升遷的機會，經濟上沒有改善的可能，終年被牢牢地箍在土地上為國家工業化默默勞作。

在工業建設依賴農業剩余的前提下，中國農業的緩慢增長，主要通過成倍增加農業勞動力的投入來實現；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逐年遞減不僅是農民貧窮、農村

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國民經濟的嚴重失衡和城鄉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國這樣現代化剛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重工業的突飛猛進往往造成工農業的比例失調和城鄉的長期隔絕，這樣的工業化模式不僅不能最終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更不要侈談什么現代化了。

所以，問題還不在于中國農民被剝奪的太多、為這個“工業化”付出的代價太大，而在于這個巨大的代價是不是換來了工業化的初步實現（中國經過３０余年的努力初步實現了工業化，這個結論值得商榷），還在于這個巨大代價的結果并沒有顯著改變中國鄉村的貧窮與落后，因而也就沒有全面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那么，這樣的工業化其歷史價值和真正意義何在？我們的結論：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前提之一，從本質上講，是“三農”的現代化。脫離此點的現代化，只能使中國的現代化徒增困難，多走彎路。

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務是“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５０年后，江澤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報告中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現代化的主要任務，“是由農業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勞動的農業國，逐步轉變為非農業人口占多數，包含現代農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工業化國家”。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工業已經在國民經濟占了主導地位，但“三農問題”不僅遠沒有解決，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國初變得更加尖銳和嚴峻了。

中國僅以占世界７％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２２％的人口，這是我們常常引以自豪的。不錯，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不足世界的半數，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質較差、水資源極度匱乏，憑這樣的條件養活了近１３億人口，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國的農村人口已超過９億，比整個歐洲的人口還多得多；世界上大約每３個農民中就有一個生活在中國；我們現在是以占世界近４０％的農民養活僅占世界７％的非農民！這恐怕就不是盡人皆知的了。這一讓我們時常尷尬、又不情愿承認甚至有時有意無意地竭力掩飾的事實，足以證明中國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當歐美各發達國家正在或已經邁入所謂后工業時代的時候，中國在新世紀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仍是如何使中國農民、農村、農業盡快實現現代化。

進入新世紀尤其是“９·１１事件”之后，以歐美各國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進入全面衰退，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保持了７％的年均增長率。有人甚至預言，再過半個世紀，中國經濟在世界上將獨領風騷。面對過于樂觀的預測，理智的中國人不得不提醒世人：如果百分之七八十的中國人在土地上為百分之二十多的本國人刨飯吃，那么這個民族就沒有前途！中國最大的國情，是中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民國家！

怎樣安置數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國的農民勤勞樸實、機智并富有魄力、耐力。上個世紀７０年代末，神州大地開始了第二次“農村包圍城市”。這是一場農民解放自己的革命。這場發端于農村基層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不僅在于沖破了排斥農民的“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工業化”的發展模式；而且在于開始正視中國的基本國情，把“三農”的現代化作為這場革命的主題。中國現代化之門開啟了。

中國現代化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創制各種制度使幾億剩余農村勞動力脫離土地而從事其他非農職業。近２０年來，千百萬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開始走出村落，去開辟新的天地，尋求新的生活。家庭承包責任制不僅使農業得到了恢復與發展，而且為農民脫離土地、進城打工經商創造了條件；崛起于８０年代中期的鄉鎮企業，為村民提供了１億多個就業機會；遍布全國、幾乎與鄉鎮企業同時興起的近２萬個小城鎮，使近３０００萬農民告別了世代相沿的村居生活；星羅棋布于各大中城市邊沿的所謂“浙江村”“河南村”等，也有近３０００萬農民工生活于其中。近２億農民不再依賴土地過活，這是現代中國的大事件，是一場意義極其深遠的社會革命。

然而，曾幾何時，這場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卻遇到了重重困難。我國的大中城市人口膨脹，就業形勢日趨嚴峻，即使敞開城門（比如改革戶籍、就業制度），亦斷難吸納更多的剩余勞力；鄉鎮企業在經過了８０年代中、９０年代初兩個高成長期之后，體制、技術、資金等方面的缺陷逐漸暴露出來，短期內亦難有大的發展；依托于鄉鎮企業的小城鎮，其今后的發展方向，是變為大中城市的衛星城還是依賴鄉鎮企業的興衰而沉浮？尚難預測。由上而知，村民們棄農務工經商的規模和速度，短期內很難再現八九十年代的輝煌。

日前，國家土地管理局公布說，全國人均耕地只有一畝多一點，有７００多個縣人均耕地不足０．７畝，５００多個縣人均耕地不足０．５畝。據社會學家在中原地區的調查，眼下一對夫婦加一臺拖拉機可耕種５０～１００畝地，而當地每個農戶平均承包的責任田還不足８畝。由此推知，農村一多半勞力處在閑置或半閑置狀態。這在鄉鎮企業和小城鎮不甚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尤其如此。

改革開放２０多年，數以億計的農民脫離土地投入其他職業，形成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職業轉移浪潮。但是，仍未能根本改變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過多的局面。據人口學家的推測，到２０５０年中國人口將達到１８億，到那時，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又將是多少？這將是一個讓所有中國人都戰栗的數字。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是中國的世紀難題。說它難，一是難在農村人口還在以每年數以千萬計的速度增長；二是難在現有的數億農村剩余人口無從安置。但這又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因為，撇開了農民和農村，中國的現代化不可能成功，這是已為中國近現代史所反復證明了的。

家庭承包已走到盡頭了嗎？新世紀“三農”現代化所面臨的另一個難題，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效應并沒有人們期望的那樣持久如初，制度效應遞減的趨向日趨明顯，農村經濟制度短缺已成為農業發展的另一瓶頸。支撐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是所謂國家對土地的管理權、集體的所有權和農戶的長期使用權。但目前的有關法令對“三權”的界定并不十分明確。在實際過程中，“三權”交叉、“三權”主體相互侵權的現象時有發生：農民視承包地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抗捐拒稅（河南的一個行政村，村民集體抗稅達數年之久，上級派縣公安局的一個處長親任村委會主任，也被轟出）；村集體不尊重農戶的土地使用權，隨意更改承包合同，甚至背著村民把農民的承包地租讓給村外的公司，引發村民的過激行為；某些上級部門利用行政權力，濫占耕地，亂建所謂開發區等等，不一而足。地權不穩，投資預期自然不佳，土地經營者的短期行為不可避免，農業長期穩定的發展就是一句空話。

還有，家庭承包還造成了土地的細碎化經營。家庭承包實際上是土地使用權的“均田制”，即以分配承包地的方式承認每一個村民的村落成員權。中央要求土地承包１５年甚至３０年不變，但在實際執行中，大部分地區為適應人口的隨時增減，往往是“三年一小調，五年一大調”，有的地方甚至每年一調。另外，土地的質量、位置亦大有講究，這在山區尤其如此，像豫西南地區就有“三山六坡一分川”的說法。人口的增減、土地的好壞等都是決定承包地調整的重要因素，當平均“地權”是承包地調整的惟一目標時，土地的細碎化經營就不可避免了。這里有一個極端的例子，貴州湄潭縣一朱姓農戶，７口人分得７份承包地，共計１２８塊！如此分散的土地經營，怎樣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沒有土地的規模經營，就不能實現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但要實行土地的規模（集中）經營，被規模經營排斥的剩余勞動力如何安置？

第四篇：一個妻子的等待的美文

一個妻子與兒子冷清地住在家里，日日夜夜望著丈夫回來。

國家對資源是越來越重視了，現決不允許個人開采，但總有些家庭長期以此為生，為了維持家計，家里的男人卻要鋌而走險繼續干這一行，樓上的張嬸嬸的丈夫李叔叔就是其一。

這一夜，張嬸嬸與我媽媽暢聊著，妹妹與小朋友正玩得盡興，我與姐姐下跳棋下得正入神，電視里的歌唱比賽轟轟烈烈地唱響著著，無人發覺，張嬸嬸的手機躺在沙發上無奈地響了好幾遍。

清晨，爸爸從外面回到了家，憂心沖沖地沉默不語，放下手機，抬起頭來小聲地說，李叔叔今早被抓進去了。正在快手快腳收拾著桌子的媽媽，換著臺的我，都不約而同地放緩了動作，異口同聲地反問：被抓去了？今早李叔叔去視察工作，卻巧碰上警察去檢查，在場的所有人被逮捕，拘留在看守所。

嬸嬸也得知了這件事，披著件睡衣行尸走肉般地來到了我們家，她懶散地歪著頭，雙手彎著撫著肩頭的衣服，兩腿爛漫地像兩根煮熟的面條，拖鞋套在腳上，好不合適。她一屁股坐在沙發上，頭微微靠在倚背上。我走出房間，看到桌上的信封里裝著一封，拘捕通知書。爸爸媽媽一再安慰嬸嬸，說只呆幾天叔叔就會回來。

嬸嬸淚眼汪汪地，使勁眨巴了幾下眼睛，委屈地說：你沒過一回一個人的日子年輕時，李叔叔就進去過，留下了張嬸嬸和兒子。我晚上睡覺的時候想著想著都不是個滋味兒，現在什么也無所謂，只要他能回來就行。不知不覺，那張眼角已有皺紋的婦女臉上，已流下了兩行短短的淚。

一天，兩天，三天幾天過去了，叔叔托人帶了信回來，說他沒事。嬸嬸的心態也一天比一天輕松，只是心中總有一番牽掛。刮著小風的尾夏，陽光一整天都分外強烈，影子將干凈的水泥路剪成了一幅美麗的圖畫，路牙石邊的冬青綠油油的一片，暖了人的心。

妻子心里仍掛念著丈夫，盼著丈夫出來！

第五篇：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信

一個農業工作者的自信

我相信一個人的最大財富就是他的尊嚴，沒有哪個行業能夠像農業這樣賦予其如此豐富的內涵。

我相信艱苦的工作和誠實的汗水是構筑一個人品格的基石。

我相信從事農業工作，無論其多么辛苦，有時甚至是失望，是一個人在這個地球上所擁有的最誠實與光榮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從事農業工作可以培養密切的家庭關系，這種更加豐富的生活方式是金錢無法買到的。

我相信我的孩子們學到的價值觀，將會使他們終身受益，而這些價值無法從其他途徑得到。我相信從事農業工作所提供的對人生的教育，沒有哪個行業能夠如此多樣化地教給你如此豐富的關于出生、成長與成熟的過程和內容。

我相信生活中許多最美好的東西實際上很容易得到：壯觀美麗的日出；令人倍感欣喜的廣闊天地；每一個春天都會到來的令人精神振奮的綠色原野。

我相信真正的幸福來自：眼看你地里的莊稼在成熟，你的孩子在陽光下長高，你的整個家庭都感受到從春天開始共同勞作后的自豪。

我相信，通過我辛勤的勞作，我奉獻給這個世界的東西比我索取的更多，這種榮耀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

我相信我的一生會由我對我的同伴所做的一切而得到最終評價，基于這一標準我不怕任何的不公正。

我相信當一個人步入暮年回首往事的時候，他應該能夠挺直脊梁，為自己的一生而感到驕傲。

我相信從事農業工作，能夠使這一切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