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就業的現狀與未來

中國就業的現狀與未來

中國勞動力供需正在發生逆轉：

2013年開始，中國勞動力供給開始減少，2014年開始，每年減少規模超過100萬，2020年以后每年減少超過400萬。

勞動力需求穩定增長。在GDP增速6.5%的假設下，非農就業需求每年增加超過1000萬。耕地面積所能吸納的就業人口為1.2-1.4億，這一規模可能較長時間內保持穩定。

城鎮就業和農村就業、非農就業與農業就業：

2010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3.5億，其中3.1億為非農就業，0.4億從事農業；鄉村就業人員4.1億，其中1.7億為非農就業，2.4億從事農業。從另一個維度看，2010年中國非農就業4.8億，其中3.1億為城鎮居民，1.7億來自農村；農業就業共2.8億，其中0.4億來自城鎮，2.4億為農村居民。

農村居民中只有0.8-1.0億從事農業的“有效勞動”，另外的1.4-1.6億勞動力“被就業”，這部分剩余勞動力仍有待轉移到城鎮。

2000年以來，中國城鎮人口以年均2110萬的規模增長，包括：自然增長年均70萬，城市化人口（農業戶口轉為非農）年均增加1250萬，進城農民工平均每年790萬。

“就業紅線”不存在：

每年新轉入城鎮的農村勞動力約1379萬，人口轉移規模受客觀因素限制難以更大，每年新增非農就業需求接近或超過1379萬的水平。因此，雖然農村還有較多剩余勞動人口，城鎮就業持續處于緊平衡狀態。

即便經濟緩慢減速在6.5%左右，人們所擔心的“就業紅線”可能并不存在。按照當前的人口速度，中國農村“被就業”的1.4-1.6億農民將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盡。屆時，中國經濟將完全跨入一元經濟時代。

第二篇：中國雷達現狀與未來

中國雷達現狀與未來〖特別報道〗

作者 航空報國追求第一

２００６新年傾情奉獻

【本人鄭重申明】雷達技術和裝備是國防建設的關鍵環節；本文有關中國雷達的圖片和數據都是官方網站和專業期刊中已公開解密的資料。◇引子

幾天前，我寫了篇關于我國航空機載雷達的文章，發表后被空軍版竹置頂。我感覺因為時間倉促寫的不好，雷達型號不全；太多的專業性數據，鐵血里面專業雷達工作者畢竟不多。這樣的文章也置頂我感覺有些糊弄觀眾。所以本人在這篇文章中盡量減少繁瑣的理論數據，讓廣大軍迷通過本文對我國雷達技術和裝備有一個“感性”上的認識，增加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如果軍迷朋友有疑問和興趣，歡迎大家與我聯系，我將熱忱的盡我所能為大家答疑。◇雷達起源

雷達這個名稱是“無線電探測和測距”(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英文的縮寫。而雷達的出現，是由于二戰期間當時英國和德國交戰時，英國急需一種能探測空中金屬物體的雷達（技術）能在反空襲戰中幫助搜尋德國飛機。二戰期間，雷達就已經出現了地對空、空對地(搜索)轟炸、空對空(截擊)火控、敵我識別功能的雷達技術。二戰以后，雷達發展了單脈沖角度跟蹤、脈沖多普勒信號處理、合成孔徑和脈沖壓縮的高分辨率、結合敵我識別的組合系統、結合計算機的自動火控系統、地形回避和地形跟隨、無源或有源的相控陣、頻率捷變、多目標探測與跟蹤等新的雷達體制。后來隨著微電子等各個領域科學進步，雷達技術的不斷發展，其內涵和研究內容都在不斷地拓展。目前，雷達的探測手段已經由從前的只有雷達一種探測器發展到了雷達、紅外、紫外、激光以及其他光學探測手段融合協作。當代雷達的同時多功能的能力使得戰場指揮員在各種不同的搜索/跟蹤模式下對目標進行掃描，并對干擾誤差進行自動修正，而且大多數的控制功能是在系統內部完成的。自動目標識別則可使武器系統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AWACS和JSTARS這樣的具有戰場敵我識別能力的綜合雷達系統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未來戰場上的信息指揮中心。◇雷達技術發展過程

早期的雷達天線是固定的、無方向的陣列,只有距離信息。天線在一定的時間間隔內發射射頻脈沖,將接收到的回波放大并在CRT上顯示(即常稱的A 顯示),產生一個與目標位置對應的水平線,供雷達操作員識別目標的大致距離。但由于當時所用的射頻信號頻率較低,為了有效地發射和接收射頻信號,雷達系統需要一個很大的天線,這種天線不能遷移或者改變方向,而且只能探測到大目標,且距離信息的精度也很低。

到二戰結束時,雷達系統中那些現在熟悉的特征—微波頻率、拋物面天線和PPI 顯示已建立起來。

在50年代早期模擬的PPI 顯示中,一條由電子束繪制的亮軸線由電磁線圈控制繞陰極射線管面旋轉,這種電磁線圈類似于CRT 監視器或者電視機中的偏轉線圈。

60年代以后出現了一維掃描

用一種所謂的掃描轉換將每個單元位置從(r ,θ)坐標轉換為(x ,y)坐標。標志著現代雷達技術初現雛形。

80年代技術相當成熟的單脈沖雷達（F-18機載單脈沖雷達為標志）

80年代后相控陣雷達技術

相控陣理論的研究始于60 年代,而實際應用是在80 年代。并廣泛的應用在航空航天、艦艇、衛星等領域。標志著未來雷達的發展方向。

◇當代雷達的主要特點

1.同時多功能；2.傳感器融合；3.高靈敏度；4.隱身；5.反隱身；6.雷達ECCM；7.自動目標識別； 8.戰場敵我識別；9.高可靠性。◇雷達總體的結構單元及基本組成，以典型直觀的航空機載雷達為例

（一）平面陣天線裂縫線源

裂縫線源是平面陣相掃天線的單元，在長達3~4米的波導壁上銑開若干中心間距一致、方向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的等寬裂縫。

（二）蛇形波導

是平面陣天線中的一重要部件，為減少因多個波導法蘭連接引起的電磁波傳送。位置在雷達天線的背面。狀態為真空有利于轉送高頻信號。

（三）波導轉換開關，雷達收發信號的轉換機構。位置在波導管與收發單元之間。

（四）發射機（低、高功率），采用行波管作放大器，這是一種高電壓、高功率密度的器件。在結構組成上的合理劃分對發射機的性能及整體結構設計十分重要，發射機借鑒以往的經驗劃分為以下幾大部分：鈦泵電源；控保電路；調制高壓電源；前級放大器；行波管和機箱。

（五）連續波照射器。用于連續照射目標，對己方制導武器控制和發射，引導武器攻擊目標。

（六）顯示控制單元數字化雷達視頻信號要求實時傳輸,合理地安排數據的流程非常重要。由底層到應用程序,雷達數據主要經過三個數據傳輸過程。(1)由數據采集卡至設備驅動(2)驅動程序和顯示應用模塊的數據交互。同時也是雷達信息交換的人機接口。◇中國雷達發展的四個階段

（一）修配階段(1949年～1953年)這一階段以開創基業和修配美、日舊雷達為主要標志。1949年5月，我軍接管了國民黨的雷達研究所，標志著我國雷達工業的發展從此揭開了序幕。

（二）以仿制為主的發展階段(1953年底～60年代初)這一階段以建立雷達生產基地和仿制蘇式雷達產品為主要標志。

（三）以自行設計為主的發展階段(60年代初期～70年代中期)這一階段以自力更生研制雷達、新技術大量采用和科研隊伍成長壯大為主要標志。

（四）發展提高階段(70年代中期以后)這一階段以雷達新技術不斷被突破，品種增多，產品進入國際市場為主要標志。◇中國雷達發展史上的兩位“奠基”人

（一）畢德顯，（１９０８—１９９２）中國最早的無線電子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一批院士。中國雷達工程專業的創始人。畢生致力于雷達、通信工程專業的教學、科研和領導工作，為培養雷達及通信工程技術人才，開創雷達信息論科學研究，發展雷達和通信事業作出了突出的重要貢獻。

（二）張直中（１９１７—至今）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雷達技術的主要先驅者；發展我國動目標顯示雷達、單脈沖精密跟蹤雷達、相控陣預警雷達等工程的倡導人；發展我國脈沖壓縮雷達技術、脈沖多普勒雷達技術、微波成像雷達技術等的學術帶頭人，為發展我國雷達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雷達研制生產的幾個重要院所

（一）江蘇雷華電子技術607研究所，該所是我國最早組建的機載雷達研究所。中國第一臺機載雷達的誕生地。

（二）南京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14研究所，目前是亞洲和中國最大的雷達研制基地。同時該所的技術水平和科研力量是我國雷達領域的排頭兵。我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雷達都是出至14所。（戰斗機雷達）

（三）上海航空無線電電子研究所，創建于1957年，是中國航空機載雷達系統的專業研究機構，主要從事航空電子和雷達技術及產品的開發、生產。（運輸機雷達）

（四）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是1956年根據國家十二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和發展“無線電電子學”等新技術的四大緊急措施而創建的我國第一個綜合型電子信息科學研究所。同時也是中國最早開展微波成像合成孔徑雷達（SAR）及其應用技術的研究單位。現在該所致力于高功率紅外氣體激光理論和技術的研究，特別是高功率高重復頻率脈沖紅外氣體激光技術的研究一直處于國內領先地位，并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反隱身機雷達技術）。

（五）西安兵器工業集團第207所。是相控陣雷達、戰場車載雷達的研制基地。

（六）國防科工委直屬第23研究所。（負責研究、跟蹤國際尖端雷達技術）

（七）中國北方工業集團。是我國大型地面雷達研制基地。

第三篇：中國房地產業現狀與未來

中國房地產業現狀與未來

姓名:呂文祥

學好：200930455011班級：09自動化

摘要：近幾年,我國建筑節能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不僅在建筑領域,而自在社會各個領域已形成一股不可阻擋的強大潮流,這股潮流正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經濟增長;房地產業

現在房地產是全國乃至中央領導高度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也引起了業內外特別是學術界的爭論。大家關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第一個是規模是否過大；第二，沖動是否過快；第三是價格。房地產具有先于國民經濟蕭條而蕭條，后于國民經濟復蘇而復蘇的特點。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發布的統計資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每6—7年構成一個經濟循環周期。1999年第四季度經濟增長進入谷底，這標志著從1993年開始連續7年的一個完整的循環周期已經完成，從2001年開始，經濟運行將進入一個新一輪的穩定增長期。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我國未來20年的經濟增長的基本走勢是：“十五”期間GDP的增長率在7．0％～8．1％之間，2010—2020年，GDP增長率將降至5．5％～6．6％。房地產發展與宏觀經濟的發展具有正相關性。宏觀經濟的持續發展，將對房地產業發展提供強力的支撐，有利于放大房地產上游的生產要素供給總量，并拉動房地產的終端市場需求。因此，未來幾年內，宏觀經濟發展對房地產具有推動和拉動雙重效應。

國家政策對規范房地產市場，調整市場結構與產業結構，平抑市場價格具有深遠的影響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目的是完善和促進我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進而帶動我國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2003和2004年是我國房地產高速發展的兩年，在這兩年中房地產開發數量和投資量都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商品房售價也連連攀升。為了調解市場需求和價格，兩年來，國家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治理和規范房地產行業的運行秩序，其中包括：中國人民銀行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國土資源部、監察部聯合下發的《關于繼續開展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情況執法監察工作的通知》，建設部等七部委發出的《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以及央行兩次上調個人住房貸款利率的政策等。國家在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規范房地產企業融資渠道、獲取開發土地，加強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完善廉租住房制度、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完善市場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進行引導和調控。

從區域經濟來看，房地產業是一個區域差異巨大、級差收益明顯的行業。一個區域的房地產業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狀況的制約。一般而言，區域經濟增長是隨著投資量的不斷增加和需求量的持續上升發展起來的。這種投資與需求的增長，必然導致對房地產需求的增加，從而帶動房地產業的相應發展。

21世紀“綠色、生態、環保、健康”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主題，在這樣的背景下，房子作為人們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有了更多的時代內涵——綠色健康的人居環境成為消費者購房的第一選擇，低碳成為人們追求的生活方式。現在國內房地產開發是以土地為原料、以資金為動力、以時間為坐標、以銷售為導向的粗放型的生產模式，這種生產模式突出表現為技

術含量低、生產過程與經營過程能耗大、追求銷售速度和資金周轉效率，而不是產品的經營效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而帶來資源的嚴重消耗。中國現在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積占到世界總量的50％，建筑節能減排已列入我國三大重點節能領域之一。房地產業的低碳發展，不僅是國家整體碳排放目標承諾的要求，也是行業實現創新升級、健康發展的內在需求。我們現在的房子90％左右都是毛坯房，這只是一個半成品，重復的裝修會造成資源的浪費。要發展低碳經濟，建造低碳住宅，房地產企業需要不斷地提高開發水平和質量，在戶型規劃設計上要做到集約和節約。提高精裝修的比例，雖然資金回籠時間會比較長，但是對企業未來的發展以及對消費者都是非常有利的。精裝修是對低碳的一大貢獻，一套精裝修的房子會比毛坯房少產生兩噸的垃圾，精裝修將是未來低碳住宅的發展趨勢。新技術、新材料、新軟件方面的科技進步，勢必對建筑設計及配套設備和部品等行業帶來重大影響。提高建筑科技水平，不但可以提高建筑室內的舒適程度、提高人居健康水平，而且可以節約能耗、減少環境污染和降低建筑的全壽命成本費用。同時，提高建筑科技水平可以提高項目在出售或出租市場的競爭力，以及提高企業項目自身的市場形象。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建筑科技含量勢必要提高，真實的技術含量將成為市場真正的需求。科技進步刺激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而新的市場需求又會反過來促進科技進步。

已經過去的10年,是中國房地產取得飛速發展和巨大成就的10年。自1998年我國住房制度改革以來,正式確立了房地產的全面市場化方向,計劃和分配時代長期積聚的需求得到了極大釋放,加上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城市化步伐的邁進,推動了我國房地產業的大發展,房地產規模和建筑面積逐年遞增。同時,房地產市場逐步形成、完善和成熟,當前的房地產業已經發展成為包含土地、建筑、交易和金融服務的多鏈條、多部門的重要產業,同時房地產的投資和投機屬性也已充分的顯現和發揮作用。

在過去的10年中,房地產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卓著。在消費、投資和出口貿易這三大經濟增長的動力中,投資和出口構成了中國增長的核心,其中房地產是投資中的重要力量。整個循環的過程是,出口形成了國內實體經濟的發展,解決了就業,增加了居民收入,也給國家帶來了巨額的外匯儲備和稅收收入,政府轉而將這些收入轉化為政府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和民生建設;實體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對城市化的需求,從而推動了房地產的快速發展,進而又推動了經濟的增長。所以,可以說,在“中國式增長”的動力中,出口、政府投資和房地產是三大重要力量。出口增加了政府和居民收入,政府收入用于投資,居民收入轉化為儲蓄和房地產需求,同時房地產又給了政府土地財政,逐步升高的房價剝奪了居民的多數儲蓄,讓我們這個高儲蓄的國家在缺少消費時,同樣能夠取得驚人的經濟增長。

中國的房地產似乎一直處于稀缺的賣方市場狀態,即使保持了年均20%多的增長速度,但仍然難以滿足不斷增加的需求。原因是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的進程帶動了城市的就業和人口增加,以及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商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都形成對房地產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房地產已經發展成為重要的投資品,在房價上漲的預期下,投資和投機需求鋪天蓋地的進入市場。目前,投資和投機已經過度,推動房價一路非理性快速上漲,嚴重脫離了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房價泡沫毋庸置疑,近期被福布斯列為全球六大資產泡沫第二位,其中蘊涵的風險不可小覷。

展望10年代,房地產的發展空間依然很大,我國的城市化比率和國外相差甚遠,“居者有其屋”的目標遠沒有實現,房地產仍然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然而,當前問題的重點,是高房價的風險及其帶來的一系列隱患。首先,高房價帶來的資產泡沫一旦破滅,將影響房地產相關的產業鏈,嚴重影響經濟增長和金融安全;其次,高房價不利于房地產的進一步發展和發揮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過高的價格將阻礙正常需求,不利于我國城市化推進;再次,高房價剝奪了居民的收入,不利于啟動內需和消費的增長。

第四篇：中國三農問題的現狀與未來

中國三農問題的現狀與未來

[摘要] 當前中國三農問題突出表現為：農民收入持續低迷；糧食生產持續下滑；農民負擔久減不輕；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農村社會秩序狀況堪憂，民眾與基層國家權力的關系日益緊張，群體性抗爭事件多發。政府在解決三農問題上采取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政治和經濟兩大方面：在政治領域中推進村民自治；在經濟領域推進農村稅費改革。這兩項制度設計盡管取得了一定成效，因還未觸動三農問題的根本。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從體制上入手，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在公共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公共財政等方面使農民享受平等權利。[關鍵詞] 三農問題；村民自治；農村稅費改革；城鄉二元結構

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三農問題，農村不實現現代化，整個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根據現代化理論，現代化意味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在現代化進程中，傳統的鄉村將面臨嚴峻的挑戰，生存、復興或重建是任何走向現代化的國家都必然面臨并必須解決的難題。三農問題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提出來的。中國三農問題，不僅僅是個現實問題，而且也是個歷史問題，是長達半個世紀城鄉矛盾積累的結果，它在今天中國現代化進程加快的情況下表現得更為突出和尖銳。總的來看，廣大農村基本上仍是農業社會，現代化程度低，發展比城市嚴重滯后，城鄉差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當前的三農問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有著很深的社會、歷史和體制根源，必須對此進行全方位的深入剖析，進而尋求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措施。一、三農問題的現狀

中國三農問題具有多重內容，現階段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農民收入持續低迷，糧食生產持續下滑。自1997年到2003年，農民收入年增長4％左右，僅相當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一半。1997年到2002年，農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長了380多元，而城鎮居民收入卻增長了2500多元，增加額尚不足城鎮居民的1/6。從純農業的角度來看，糧食主產區農民收入增長幅度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許多純農戶的收入持續徘徊甚至下降。據統計，1998年至2003年，農民來自農業的純收入已連續6年低于1997年的水平。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減少，必然影響到農民尤其是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所以，導致糧食生產持續下滑。2000年以來的4年間，我國的糧食生產一直持續下滑，播種面積不斷下降。2002年，糧食播種面積僅14．9億畝，比1998年減少了2．2億畝。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3年糧食總產量8600多億斤，糧食需求大概在9700億斤左右，供需相差1100億斤，糧食安全另人擔憂。

第二，農民負擔久減不輕，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近年來，農民承受的不合理負擔越來越沉重，有的地方農民實際負擔甚至占了純收入的15%—20%，而且越是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貧困地區，農民負擔就越重。農民負擔導致了許多社會問題，嚴重影響著基層社會穩定。盡管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有關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但是從實際效果看，取得的成效卻難以令人滿意。2001年，中國城市居民收入為6860元人民幣，農民收入為2366元，表面差距是3：1。但實際上，農民收入中實物性收入占了40%，扣除這40%的實物性收入，用于購買商品、服務的貨幣只有1800多元，平均每月150元左右。這150元中，還有20%（即30元）用于第二年擴大生產的開支，如買種子、農藥、化肥、柴油等。這樣，一個農民每月真正能用做商品性消費的貨幣收入只有120元，而城市居民的貨幣收入平均每月接近600元，城鄉差距為五比一左右；而城市居民收入中還有一部分并沒有納入統計范圍，如各種各樣的隱性福利、住房、教育、衛生，甚至是用電都比農民有更多的優惠。若將城市居民的一些隱性福利、優惠折算成收入，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6：1。

從戶組分析看，我國20％最高收入戶組占全社會收入的份額為46.6％（美國為46.4），20％最低收入戶組占全社會收入的份額為5.9％（美國為5.2％）。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出現了占總人口3％左右的富有階層，他們占有居民儲蓄存款總額的近1／2和絕大部分金融資產。占全國人口總數70％的農村居民大約只持有不到30％的貨幣。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貧困向多數人一端擴散，貧富分化呈加劇趨勢。

從基尼系數看，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據估計，1980年，中國大陸包括農村居民在內的基尼系數為0.3左右，整體差距不大。到1988年，抽樣調查顯示，城鄉合計的基尼系數已上升至0.382。1994年為0.434，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1998年，上升至0.456。1998年與1980年相比，中國基尼系數上升了十幾個百分點。據世界銀行2000／2001年發展報告，目前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高于發達國家如英國（0.361）、德國（0.3）、意大利（0.273）、加拿大（0.315）、日本（0.249），也高于新興工業化國家如韓國（0.316）和經濟轉型國家如波蘭（0.320）、烏克蘭（0.325）、羅馬尼亞（0.282）和匈牙利（0.308）。第三，村民自治徘徊不前，難以取得突破。盡管村民自治已經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效，三項制度（村民委員會直接選舉制度、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和村務公開制度）和四個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扎根村莊，但是大多數村莊的村民自治水平仍然不高，存在的問題較多，成效難有提高，突出表現為兩委關系失調和鄉村關系緊張。在兩委關系問題上，表現出“黨強村強”、“黨弱村強”、“黨強村弱”以及黨弱村弱”等多種不和諧類型。在鄉村關系上，鄉鎮政府擅自委派、指定或者撤換村委會成員，鄉鎮政府包攬、干預村民自治事務，導致鄉、村矛盾激化、干群對立的事情時有發生。鄉鎮政府采取行政的和經濟的手段變“指導關系”為“領導關系”，控制或干預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務，侵害村民民主權利。兩委關系和鄉村關系的不和諧，不僅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村民自治的進程，而且也使得村民自治作為一項解決三農問題的公共政策的績效大打折扣。

第四，農村社會秩序狀況堪憂，民眾與基層國家權力的關系日益緊張，群體性抗爭事件多發。農民的不合理負擔激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他們或者以消極的方式進行拖延或對抗，或者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不合理的國家抽取，這就造成了基層國家權力與社會關系緊張，有的地區甚至出現了暴力反抗或騷亂事件。于建嶸的“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一文認為，目前，在中國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出現了治理性危機，主要表現為：其一，近十年來，全國鄉鎮政府普遍出現了財政危機，2002年，全國65%的鄉鎮共負債達3200多億元，其中以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最為嚴重，這些鄉鎮還債能力低下，致使負債仍在不斷增長，瀕臨破產的經濟狀況已嚴重地制約了鄉鎮政權的施政能力。其二，廣大農村特別是中部地區發生了一系列農民針對基層政權的集體抗爭活動，這些事件不僅快速增長，組織化程度也迅速提高，規模越來越大，對抗性日益增強，暴力化趨勢普遍蔓延。其三，部分農村基層政權和基層組織出現了黑惡化，鄉村干部為完成各種“任務”假借地痞流氓之手恫嚇和強迫農民成為了一種習以為常的“工作方法”，惡霸和地頭蛇控制農村基層組織的情況已十分嚴重，黑惡勢力進入縣鄉政權直接掌握國家權力也屢見不鮮。二、三農問題的成因

（一）客觀原因

牛若峰主要從人地比例關系來分析了三農問題形成的原因。他認為，人地關系對于農業、農民生存與發展有著直接關系。人地比例關系如何，直接影響農業內部的就業容量、農業經營方式的選擇和土地本身的功能。新中國的人口（主要是農村人口）增長較快，1984年突破10億，人均占有耕地下降為1.43畝。現在，我國人口達12億多，人均占有耕地減少到1.2畝，相當于世界平均值的1/3，約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畝，有666個縣份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確定的0.8畝的警戒線，463個縣份低于0.5畝的危險線。緊張的人地關系意味著農業內部就業容量日益縮小，如不大幅度減少農民人數，僅靠農業增加農民收入的空間也不會很大。這種基本國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農業不可能推行合理經營規模的大農制，只能是眾多小農戶在有限的土地上實行集約經營，著重提高土地生產率，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方面不顯示優勢。對于農民來說，耕地首先是“生存資料”、活命的基礎，不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在耕地福利化的趨勢下，公平原則高于效率原則。這是我國農業難以推行合理規模經營的一大制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業效益。

（二）體制原因：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二元結構是三農問題的體制原因，這是學術界基本一致的觀點。這一政治治理結構主要表現為國家在戶籍身份制度、公共財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實行的城鄉分離的政策。半個多世紀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在國家治理中始終處于一種不可動搖的地位，它嚴重地限制農民人身自由、妨礙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阻礙農民勞動力流動和轉移、過度提取農業剩余、造成城鄉稅負的極端不公，成為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下、農民負擔久減不輕的體制根源。

第一，戶籍身份制度把全體公民人為地劃分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兩個標志鮮明的類別，除非通過個人途徑，如升學或者從軍，農民是不能進城定居生活和尋找正式職業的，也不能夠享受與城市居民同樣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農民在就業、社會保障、公共服務以及公共教育等國民待遇上與城市居民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即使在形式上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在實質上也完全不能夠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待遇。戶籍制度限制嚴重地阻礙了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是中國城市化水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據統計，1949年中國城市化水平為10.6%，到1999年還只有30.9%，50年間僅增長了20個百分點。第二，按照城鄉二元財政制度，在2001年稅費改革之前，農民除了繳納農業稅外，還得上繳村提留和鄉統籌，再加上各種“三亂”費用，中西部地區的農戶少則要拿出收入的5%，多則要拿出收入的20%以上繳納各種稅費。農村稅費制度卻把農業剩余從農業領域轉移到城市工業領域，成為農民負擔沉重的體制性根源。長期以來政府通過強制性的農村征收制度從農村提取農業剩余，在1979——1994年的16年間，政府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民手中取走了大約15000億元收入，除去同期農業稅收總額1755億元，抵消各項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通過農村稅費制度提取農業剩余12986億元。城鄉二元財政制度下的城鄉稅負嚴重不公平，農民稅負要遠遠高于城市居民稅負。我國現行稅法規定，城市居民月收入800元以上才征收個人所得稅，若按照這一標準來規定農村稅費，我國絕大部分農民根本沒有達到納稅的起點標準。2000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2253元，月平均只有188元，卻要承擔至少4%的稅費負擔。城市居民從事工商業要交納增值稅，其起征點是月銷售額600—2000元，折合年銷售額7200——24000元，一般小農戶的年收入都難以達到這一起征點，所以不必考慮增值稅問題。農村個體工商戶一般年應稅所得不會超過5000元，按照稅法規定，適用5%稅率，但實際上，大多數農產品的稅收負擔率都超過了這個數字。現行的農村稅費制度的實質就是“打貧濟富”，長此以往，就會形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惡性循環，城鄉差距將會進一步擴大。

第三，按照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國家每年要為城市居民提供各類社會保障，如養老、醫療、救濟、補助等，而農民的生老病死傷殘就只能由自己來承擔。在農民醫療問題上，許多農民根本就負擔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長期以來，國家醫療衛生投資向城市傾斜。1990－2000年，在農村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國新增的衛生經費投入中只有14％投到農村，其中有89％成了“人頭費”，真正成為專項經費的只有1.3％。2000年，農村人均衛生事業費僅12元，相當于城市人均衛生事業費的27.6％。2002年，鄉村擁有病床床位和衛生技術人員數分別僅占全國總擁有量的23.4％和23.2％。87％的農民是完全自費醫療，因健康狀況不良而導致貧困者占農村貧困戶的30％－40％，有許多農民因無錢看病而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同時，農民還要負擔農村五保戶和烈軍屬的補助救濟。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社會養老保險是個聞所未聞的問題，他們在養老問題上始終就是 “養兒防老”的傳統家庭保險模式。據統計，截止2000年底，只有7400多萬農村居民參加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占全部農村居民的11.8%，而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在農村的覆蓋率近乎為零。

第四，在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公共服務的享有水平上也存在著巨大差距。城市居民可以免費享受道路交通、綠地、文化設施等，當城市提供公共服務、興建公共設施時，居民根本不必承擔任何費用。在農村，不僅公共服務十分有限，公共設施十分落后，而且興建公共設施的成本都是農民自己承擔的。有數據顯示，城鄉居民在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自來水、天然氣或煤氣、道路交通建設、通訊設施建設、公共綠地建設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享有水平存在巨大差距。據1996年農村普查資料，我國農村自來水普及率僅為17%，生活排水設施少到不值得統計。自1998年中央決定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國家大幅度增加了農口基本建設投入，1998～2001年，共計安排農林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國債1400多億元，約占同期國債投資總規的28％。如果加上中央預算內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和水利建設資金，4年間中央對農口的投資達1900億元以上。但這些投入大部分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等大型項目，各行各業都從中受益，縣域范圍內與農民增收關系密切的中小型基礎設施的投入還很有限，難以直接帶動農民增收。1998年以來，農業（不含林業和水利）直接使用的國債資金只占國債總數的1%。

第五，按照現有的就業制度安排，農民和城市居民被人為隔離在兩個截然不同的就業領域。由于戶籍身份的先天限制，農民不僅不能到國有集體企業就業，更不能到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國家行政事業單位招干招工的首要條件就是你必須具備非農業戶口，這就把農民排除在國家政權機關之外，農民完全喪失了公平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權利。在就業服務上，國家只負擔城市居民的就業、培訓、失業救濟以及最低生活保障，而農民則要自力更生、自謀生路，不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形成了“不干活的有飯吃，而干活的無飯吃”的極不合理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是不可能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擁有的政府提供的各種形式的就業服務。城市的下崗職工所享受的再就業培訓、再就業信息服務，對農民來說更是無從談起了。

第六，按照現有的教育制度安排，城市中小學教育全部由國家投資，農村中小學教育經費則以縣鄉財政負擔，或者以鄉鎮統籌的方式解決，而這些經費大都由農民自己負擔，這對于廣大農民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法定的九年義務教育在農村實際上成為一紙空文，它已經由政府的主要責任轉變為農民的主要義務。農村所謂的“義務教育”經費必須由農民自己來負擔。不僅中小學教育的基礎設施建設必須由農民自己負擔，而且中小學向學生收取的學雜費也不比城市低，加上名目繁多的亂收費行為，很多農民無法承受沉重的學費負擔，上學難成為農民嚴重的經濟負擔和精神壓力。現在，教育支出已經成為農民開支中僅次于生活費的第二大項支出，全國平均每個小學生一年各種費用達500元左右，初中生則在1000元左右，這對于人均純收入只有兩千多元的農民家庭來說，無疑是很難承受的。許多考上大學的農民子弟因交不起學費而未能入校。教育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漠視作為人口的大部分的農民的享受義務教育權利的制度，不僅是不正義的，而且從長遠來看，它也會限制這個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基礎。

第五篇：中國大學生就業現狀淺析

中國大學生就業現狀淺析

[內容提要]：自1999年開始，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數量逐年擴大，使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化階段進入到了大眾化階段。2004年，全國共有高校畢業生280萬人，比2003年增加68萬人；200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到338萬，比2004年增加58萬；2009年全國高校畢業生更是創造了611萬的記錄。大學畢業生就業面臨巨大壓力。因為目前中國正處在人口總量、勞動就業人口總量的高峰期，勞動就業人口總量在最近兩三年將會達到峰值。就業壓力則可能使就業結構矛盾更加突出。本文認為：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現狀是面對壓力的同時，也存在新的機遇。為此，解決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對策要做到：第一，繼續制定與完善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社會政策；第二，高等教育機構應該調整教育模式以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第三，建立一個強大有效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社會支持系統；第四，大學畢業生應理性地認識就業形勢并作出切實的職業選擇。

[關鍵詞]：大學生就業現狀壓力與機遇對策思考

近年來，在中國就業形勢較為嚴峻的大背景之下，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成為中國社會問題中排序在前幾位的重要問題，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因此，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也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

一、目前大學生就業現狀的總體形勢相當嚴峻

自1999年以來，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數量逐年擴大。2001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招生人數和在校生人數分別比1998年翻了一番多。2002年，中國在讀大學生已經占到同齡（18至22歲）人口的14%。2003年全國1000多所普通高等學校共錄取新生340多萬人；2005年全國高校畢業生達到338萬；到2009年高校畢業生更是達到了611萬。

高等學校的擴大招生，導致了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化階段進入大眾化階段，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具有高學歷求職者的人數正在迅速地增長。

2003年是中國1999年高等學校擴大招生以來的第一個大學畢業生就業高峰年，全國共有大學畢業生212.2萬人，比2002年增加67萬人，增幅達46.2%，而社會就業崗位的增長大致與上一年持平。從總體上看，一方面，目前大學畢業生還不能滿足各行各業對各類高素質人員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在用人機制、供需結構、擇業觀念等方面存在問題，部分大學畢業生就業仍存在結構性困難。2004年，全國共有高校畢業生280萬人，比2003年增加68萬人，增幅為32%。在全國就業形勢不容樂觀的背景下，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所面臨的壓力依然巨大。在畢業生數量每年大幅度增長的同時，離校畢業生待業的現象開始出現，而且這個數量有逐年上升的趨勢。2002年7月份，全國待就業畢業生為50萬人，2003年7月份達到70萬人。

2009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總數達611萬人。截至7月1日統計，已有415萬高校畢業生落實去向，與去年同期相比就業人數增加44萬人；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達到68%，同比基本持平。

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副司長張浩明說：“在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和就業帶來不利影響的情況下，我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能取得如此成績實屬不易。”在社會針對高校畢業生的崗位需求出現同比下降的情況下，2009年高校畢業生總數比2008年增加52萬，同時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畢業生就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

當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大眾化趨勢也就不可避免，大學畢業生就業方式也必然走向大眾化，在中國這個轉變過程與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和就業人口高峰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顯得格外突出。

二、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的特點是：壓力與機遇共存

2009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總數達611萬人，就業率達僅到68%，就業形勢仍然嚴峻。但大學畢業生就業在面臨重大壓力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新的機遇，主要表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1、中國經濟繼續快速增長將會導致對就業的有力拉動

2004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58773億元，同比增長9.7%，比2003年同期提高0.9個百分點。這是自1997年以來同期中國經濟的最高增速。

2009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約為7．5％，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長將來自政府主導性支出。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前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

9．9％。

按照目前的就業彈性系數計算，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提供70—80萬個就業崗位，換言之，至2010年可以新增加700—800萬個就業崗位。就是說，盡管面臨種種不利因素，但如果中國經濟總體發展態勢良好，就會為新增就業崗位、吸納勞動力奠定堅實的基礎。

預計在今后5年里，中國經濟將繼續以7%以上的速度增長，這樣的話，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至少將會達到560萬個以上。比較而言，高學歷求職者的就業形勢將會更為有利一些。

2、中國加入WTO之后的積極效應正在逐漸顯現出來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進程進一步加快，而國外的資本、技術的介入無疑將會加大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其結果將會是有利于吸納一大批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就業。

3、政府和全社會正在努力增加就業機會和控制失業率

為了增加就業機會和控制失業率，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有關方面正在采取多種措施：比如增加就業的可能性；完善就業服務，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發揮市

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發展面向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職業教育和培訓；落實和完善再就業優惠政策等。

2009年，我國政府明確提出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擺在當前就業工作首位，專門下發《關于加強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出臺鼓勵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入伍服義務兵役等七方面重大政策。中央有關部門密切配合，相繼出臺具體措施。例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實施了畢業生就業推進工程、三年百萬見習計劃等；財政部針對到中西部地區基層就業和入伍服義務兵役的畢業生出臺了新的學費補償和助學貸款代償政策；商務部積極爭取資金支持，出臺鼓勵服務外包企業吸納畢業生政策；科技部出臺政策，鼓勵重大科研項目承擔單位吸納畢業生；公安部出臺了畢業生士兵退役后戶口遷轉比照應屆畢業生辦理等優惠政策；總參謀部啟動畢業生預征制度，出臺政策鼓勵畢業生入伍服義務兵役；團中央擴大實施“西部志愿者計劃”，全總、婦聯、殘聯等出政策、出資金、出項目，加強對困難職工家庭畢業生、女大學生以及殘疾人畢業生的就業援助。

4、大學畢業生人才資源開發的力度正在逐漸加大

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從2003年開始共同實施“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這是根據國務院常務會議、《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的通知》等精神做出的決定，財政部、人事部給予相關政策、資金支持。2003年的招募指標為5000-6000名志愿者。全國共選拔600名應屆優秀高校畢業生到西部地區基層工作。這兩項工作計劃都是開發大學畢業生人才資源服務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舉措。而且在未來時期的工作力度將會加大。

2004年參加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的志愿者總數為10000名。截至2008年，共派遣44000多名志愿者在中西部26個省、500多個縣從事志愿服務。2009年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的人數達到15萬人。

三、促進并完善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對策思考

1、繼續制定與完善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社會政策

進一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弱化戶口對社會成員流動性的限制，不僅會促進大學畢業生擇業的自主性、能動性，而且會使其流動、就業的空間變得更廣闊。流動的自由度是人才資源配置市場化的重要前提，也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程度的重要標志之一。“人檔合一”所強化的是人才的單位所有；“人戶合一”所強化的是人才的地區所有。隨著人事檔案社會化管理的推行，在今天，“檔案”對于人才流動已無多少限制，唯有戶口還對運用市場機制配置人才資源具有一定程度的制約作用。

因此，必須按照就業市場化的要求加快大學畢業生就業制度改革，打破大學畢業生干部身份、戶籍制度、用人指標的限制，促進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流向。對省會及省會以下城市，尤其是非公有制單位，只要用人單位同意錄用，并與畢業生簽訂就業協議的，公安部門應憑畢業生所持的《報到証》為其辦理落戶手續。

廢除對畢業生收取城市增容費、出省費和其他一些不合理收費的政策，促進畢業生自主流動。

日前國家還提出，有條件的地區由地方政府確定，在現有渠道中為高校畢業生提供創業小額貸款和擔保。對于以非全日制、臨時性和彈性工作等靈活形式就業以及到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的高校畢業生，要按照有關規定，在工資支付、社會保險、勞動爭議處理等方面維護其合法權益。

2、高等教育機構應該調整教育模式以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

在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產業結構經常發生著變化，而為之服務的教育模式的轉變常常滯后，其結果是使得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因難以適應就業市場的要求而不能及時找到工作。這種情形在高校擴招之后的大學畢業生身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從而在無形中成為使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加重的原因之一。正因如此，在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已經市場化的情況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刻不容緩，尤其是對專業結構的調整。

（1）將是否滿足或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作為檢驗高等教育成效的一個重要指標。從而也要求進一步賦予高校在專業設置和招生方面的更大自主權，使其能夠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情況，及時地調整專業安排和制定招生計劃。對教學質量不高、專業設置不合理而導致就業率較低的學校和專業，應減少其招生計劃，甚至停止招生。高校應在低年級對學生重點進行基礎和綜合教育，而在高年級確定學生的具體專業方向。

（2）高校還應多方面地提高畢業生參與就業競爭的綜合素質。作為減少畢業生就業難度的關鍵之點，除了抓好教育體制的轉型之外，還應增強學校與用人單位之間的有效合作，從而培養出與市場需求、社會需求相對接的應用型人才。此外，還必須高度重視的一項工作是，應該在高校中設置自主創業的有關課程。具體而言，這種自主創業教育不僅應該從基本的普及性工作著手，而且有必要在高校教程中加以正規化、制度化。

（3）高校有必要加強畢業生職業指導工作。這種工作的重點可以落實在推行4年職業規劃項目上：新生入學的第一年，就開始進行職業教育，幫助他們接觸和了解就業狀況；第二年幫助學生發現和了解自己的性格、興趣和專長，進而幫助學生選擇專業；第三年幫助學生了解就業市場的需求，參加社會實踐和一些招聘會，讓他們直接感受就業市場的情況；第四年輔導學生寫求職信，傳授求職要領和面試技巧等專門技能。這種就業指導貫穿在整個大學生涯中，對大學生擇業觀的形成、擇業實力的增強和求職技巧的培養都會大有幫助。

3、建立一個強大有效的大學畢業生就業的社會支持系統

幫助大學畢業生解決就業難題，涉及到全社會的各個方面，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個強大有力的社會支持系統，由家庭、學校、社會和政府通力合作、共同

努力。目前中國大學畢業生在就業的信息渠道和就業服務等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尚未形成全國性的就業市場，大學畢業生異地求職時信息不暢，成本太高。

（1）社會支持系統的功能包括：在大學畢業生就業前為他們提供就業指導，畢業學校和用人單位之間進行有效溝通，畢業生及時掌握人才市場信息，促進就業機構改變就業歧視現象，如對女大學生的歧視，另外還要調整大學生自身的就業觀念，避免現在大學畢業生擇業時普遍存在的個人主觀化、理想化的傾向，適當調整就業預期目標，以適應社會現實的要求。

（2）諸多工作機制有待健全，主要包括：進一步完善中國的就業市場和就業服務，這是促進大學畢業生就業的關鍵因素。應盡快建立起全國性的大學畢業生就業信息網絡；應盡快建立和完善全國各高校、各專業的畢業生數量、就業率、畢業后收入等指標的定期發布制度；公共職業介紹機構應開設專門的窗口，對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畢業生進行失業登記后，提供免費職業介紹服務。

（3）本科高校和有條件的高職（專科）學校，要開通就業服務信息網并與國家和省市網互聯互通，并且要建立完善的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報告、公布、監督和評估制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建立并不斷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監測體系，科學、準確、快速地報告就業工作進展情況，及時公布當地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就業率。

4、大學畢業生應理性地認識就業形勢并作出切實的職業選擇

高等教育由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變，是社會發展和國民素質提高的要求和重要標志之一。與此相應，大學畢業生在就業方式和就業格局上也必然要經歷一個由精英化向大眾化轉變的過程，即作為一個普通社會成員去求職和就業。因此，大學生有必要消除自己的主觀理想預期與社會客觀實際之間的差距，主動地轉變就業觀念、調整自身素質，以充分適應社會。

首先，正確認識就業形勢與擇業困難之間的關系并理性地作出擇業意向。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就業適齡人口的數量大于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這種情況對于該社會而言便構成了就業絕對困難情境。可以說，就業絕對困難主要存在于社會層面。實際上，由于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數量基本上是一種趨勢性估算、而且主要是以常規化就業崗位計算的，所以，對社會就業結構中的“彈性”系數以及對個體化就業崗位數量，一般很難做出精確的預測，其結果勢必導致對就業絕對困難系數的計算難以達到高度精確。這便為社會爭取從就業絕對困難向相對困難的轉變留下可能的空間。

基于這一緣由，處在現實社會背景下的個人，擇業時對自身就業意向的恰當定位和及時調整，將會有助于促進其就業難度的減小。具體而言，在擇業的同一個時間段上，如果人們在擇業標準中對就業地區、從業機構、職業類型等的選擇都過于集中化，那么，勢必導致在這些就業地區、從業機構、職業類型上的集中競爭，形成就業絕對困難情境并加大就業絕對困難系數。相反，如果面對這種情

勢而及時進行調整，選擇目前被暫時忽視或“冷落”的就業地區、從業機構、職業類型等，實際上等于主動選擇了一種就業相對困難、甚至減小了就業相對困難系數，換言之，這種調整便可能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形成。

其次，自主創業可以成為個人層面上減少就業難度的一種主動性的現實選擇方案。在個人層面上，減少就業難度的方法大致有兩類：一是被動選擇，如對自己原先的就業意愿進行調整。具體而言，降低擇業標準，就可能意味著獲得就業機會。二是主動選擇，如自主創業。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就業形式經歷了幾種重要轉變：第一，從最初主要是體制內就業，到出現了更多的體制外就業；第二，從原先主要是機構化就業，到出現了更多的個體化就業；第三，從最初主要是占據現有的就業崗位，到出現了更多的創造就業崗位。這種變化與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進程是一致的。后期出現的就業形式，對個體自主性的要求越來越高。自主創業則是這一方面的集中體現，它成為個體在解決就業問題上發揮主觀能動性的重要形式。

自主創業，一方面需要以個體自身的素質和實力為基礎；另一方面則需要社會建立有效的導向機制和保障機制。雖然政府相繼出臺了有關政策，鼓勵和幫助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靈活就業。然而，我們還必須不斷推出新的和完善原有的就業政策以及加大戶籍管理、人事管理、社會保障等領域改革與創新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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