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物資交流對當前擴大內需的啟示

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物資交流對當前擴大內需的啟示

發布時間:2011-04-01 作者:趙凌云 操玲姣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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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面臨著市場萎縮、經濟衰退的局面，國家通過推進城鄉物資交流有效激活了內需、拓展了市場規模，成功促進了經濟的恢復。當前乃至今后一段時期，我國仍面臨著市場規模窄小的難題，面臨著擴大內需、培育國內市場規模的重大課題。研究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物資交流的歷史經驗，對于當前擴大內需可以提供許多有益的啟示。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物資交流的起因與做法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面臨的是國民黨政權潰敗時遺留下來的爛攤子：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交通運輸破壞嚴重，市場供應匱乏，物價劇烈波動，經濟瀕臨崩潰。在經濟重組過程中，私營工商業者經營消極，國內市場呆滯；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使國際市場萎縮。因此，恢復國民經濟，安定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成為擺在新生人民政權面前的緊迫任務。而要恢復經濟，必須首先解決市場問題。

中央政府將推進城鄉物質交流作為解決市場問題的突破口。正如陳云指出的，要“將城鄉交流的任務放在財經工作的第一位”，這是因為“我國農業經濟占主要地位”，這也是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實施城鄉物資交流的原因進行的精辟概括。

從1950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展開了城鄉物資交流工作。1950～1952年，中共中央、中財委多次發出有關推銷土產和開展城鄉物資交流的指示，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采取了許多有力的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1）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恢復舊的和新的土產品流通路線。許多地方邀請有經驗的商人、老工匠座談，研究歷史上物資交流的路線，有的還派遣有商人和內行參加的商業訪問團、土產推銷組到產地和銷地進行購銷活動。這種找回老線索、開辟新線索的辦法是當時打開土產品銷路的一個有效途徑。（2）鼓勵私商下鄉購銷。在稅收、運輸、貸款等方面給予方便，在價格上使之有利可圖，還動員私商攜帶工業品下鄉，供應農民需要。（3）組織合作社大力推銷土產品。各級合作社設立推銷機構，劃定資金，指定干部，專門經營土產品的推銷。（4）恢復原有集市，建立新的集市、廟會，組織廣大群眾開展短距離的物資交流。（5）國營商業增設土產公司，建立貨棧。對專區以上的土產公司，采取健全機構、充實干部、増撥資金的措施。在縣一級設立綜合經營的土產公司。在土產集散地，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和私營商業設立貨棧，為物資交流服務。（6）開展群眾運輸。除國家鐵路交通部門有計劃地運輸外，各地還積極建立土產運輸公司、聯營公司，發展運輸網，組織人力、畜力、各種車船運輸土特產品，有些地方還幫助群眾組織運輸合作社。（7）召開各級物資交流會。1950年冬，天津市組織了幾萬人參加的華北、東北、華東三個大區物資交流會，全國各地都有代表參加。會上成交了大量的土特產品和手工業品。中財委很快推廣了這個形式，1951～1952年，各種形式和規模的物資交流會從大中城市發展到中小城市，再發展到農村集鎮。參加交流會的不僅有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還有私營工商業和農民群眾。在上述措施的推動下，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現了兩次城鄉物資交流高潮。一次是1951年，這次高潮以大城市為中心組織的大區范圍內的土產物資交流為主要特征。1951年6月10日，上海市率先召開土產展覽會，設有16個展覽館，200多個零售商場，通過兩個月的交流，90%的滯銷土產售出，華東全區農民和手工業者增加收入2億元。1951年6月28日，在漢口召開了中南區土產品交流大會，大會分設15個展覽館，交易總額8129萬元，9月10日閉幕。許多滯銷土產通過交流打開了銷路，有的產品由滯銷轉為暢銷。大會還使中南和東北兩區阻塞多年的貿易關系得以恢復，東北區工商代表團通過大會采購各種土特產總價值290

萬元。據粗略統計，1951年全國土特產銷售通過交流大會成交的即達10.4億元。1952年又出現一次高潮，據中央貿易部的不完全統計，1952年全國各地召開的高、中、初級物資交流會共7789次，成交總值10億元，增長了2.39倍。

二、城鄉物資交流的成效與經驗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鄉物資交流，擴大了土特產品的銷路，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扭轉了市場的呆滯局面，活躍了城鄉經濟，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第一，大幅度地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促進了農村生產的發展和農民生活的改善。1949～1952年，農副土特產品采購量從1950年的80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29.7億元，增長了62.1%，三年中農民凈貨幣收入從1949年的68.5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27.9億元，增長了86.7%。據不完全統計，西南區農民1951年的購買力比1949年增加了60%～80%；1951年與1950年相比，東北農民購買力提高了40%，皖北提高了1倍，浙江提高了60%，西北及少數民族地區提高了20%～60%不等。

第二，溝通了全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關系，擴大了商品流通，拓展了國內市場體系和市場規模。中南區的瓷器、土布、土紙、砂糖、竹器、水果等遠銷西北、內蒙古、新疆、察哈爾等地。內蒙古的天然堿、奶油、瓜子銷往中南地區和其他地區。華北物資交流展覽會的成交總額中，華北及內蒙古采購占66.14%、推銷占84.3%，其他大區采購占33.86%、推銷占15.7%，推銷中以土特產為主，占推銷總額的60%以上。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年的商品零售總額分別為170.56億元、208.84億元和246.88億元。三年中，商業部門社會總產值由1949年的68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13億元，增長了66.2%。商業部門上交國家的財政收入，從1950年的10.7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41.73億元。

第三，增加了工業的原料，促進了工業生產的發展。例如，江西、浙江組織了8300噸竹漿供應上海的造紙工業。棉花、麻、烤煙、甘蔗、甜菜、蠶絲等經濟作物都是工業的重要原材料，促進了工業的恢復和發展。1952年和1949年相比，紗增長100.6%，麻袋增長570%，布增長102.6%，糖增長125%，卷煙增長65.6%，絲增長211%，絲織品增長30%。據統計，1951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38.2%，城鄉物資交流對此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四，促進了城市工商業的繁榮。城鄉物資交流推動了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和經濟的活躍。以北京、天津、上海、青島、重慶、西安、開封、漢口八個大中城市為例，1951年上半年與上年同期比較，開業的工業戶數增加290%，商業戶數增加258%。新就業的人數達12萬余人。銀行儲匯業務也普遍增加，各行各業呈現普遍繁榮景象。全國物價穩定，市場活躍。在城鄉物資交流中，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和私營商業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國營商業企業從1950年的7638個增加到1952年的31444個，1952年比1950年增加了3.12倍。國營商業上繳利稅1952年比1950年增長3.02倍。國營商業國內商品銷售額從1950年的34.42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55.08億元，增長3.505倍。其中，批發額從1950年的24.48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14.69億元，增長3.685倍。國營商業批發額占全社會批發額總數的比例由1950年的23.2%增加到1952年的60.5%。國營商業國內商品購進額從1950年的45.55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40.58億元，增長2.086倍；供銷合作社由1949年的22817個增加到1952年的335096個，合作社商業國內商品購進額從1950年的12.29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86.84億元，增長6.06倍。合作社商業對農副產品銷售額由1950年的8.46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54.79億元，增長5.476倍。其中，商品零售額由1950年的7.89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49.63億元，增長5.29倍，在零售商品總額中的比重由6.7%上升為23.8%；私營商業企業和飲食業企業由1950年的477萬個增加到1952年的515萬個，增長8%；私營商業的商品零售總額由1950年的100.89億元，增加到1952年的120.4億元，增長19.3%。

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來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鄉物資交流是一次內需拉動經濟的成功嘗試，形成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具體來說：一是以提高農民收入、增強農民購買力、拉動農村

需求為起點，帶動工業品市場購買力的擴張，進而拉動整個工商業和國民經濟的恢復；二是以恢復市場網絡、擴展市場線路、培育多元市場主體、完善批發零售市場體系為抓手，構建完善的國內市場體系，為市場擴張、內需拉動構建完善的市場基礎；三是以工農產品互相交流、城市農村市場整合、工農產業互動互促為動力，促進工農產品需求規模的擴大，從而不斷擴張國內市場總體規模，為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提供充足的市場空間。

三、對當前擴大內需的啟示

當前，中國經濟從總量規模、結構層次、國際環境、體制環境等方面與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面臨的難題與課題具有共同之處。首先，在國際市場規模萎縮的背景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偏小，經濟發展可持續的市場支撐乏力，由此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倚重國際市場，內需動力不足。其次，在國內市場規模中消費需求與消費市場增長不足，國內市場規模的擴大主要依賴投資拉動，而投資拉動不僅遭遇資源、環境的制約，反過來，投資的孤軍深入也遭遇消費市場跟進不夠的制約，近期諸多行業出現的產能過剩就是明顯的表現。第三，在國內消費市場規模中，農村消費規模相對較小，主要依靠城市消費市場拉動。因此，當前中國同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樣，面臨著擴大農村消費、整合城鄉市場、激活國內需求、擴大國內市場規模的現實課題。

上述問題的產生原因與新中國成立初期也是不同的，既有傳統發展方式的原因，有傳統體制模式的影響，有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也有產業結構升級緩慢的制約，因此不可照搬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做法。但是，從新中國成立初期推進城鄉物資交流的實踐中，可以獲得諸多深層次的啟示。

首先，中國發展要基于國內市場總體規模的擴大，擴大國內的消費需求。

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物資交流通過激活內需、擴大內需拉動經濟恢復，昭示了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消費、投資與出口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和投資，即內需應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中消費是拉動一國經濟增長最穩定、最持久的動力。對一個大國來說尤其如此。世界上一些經濟發達、開放度高的國家，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歐洲的幾個大國，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費，但目前中國需求結構中卻出現了投資率和出口比例偏高、消費率較低的情況。1978年，中國消費率是62.1%，2007年下降到49%，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亞洲國家平均水平。由于消費率低，居民生活沒有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同步提高，導致國內市場規模受限，生產能力相對過剩，使得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結果拉動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而擴大出口帶來的外貿順差過大和國際收支盈余過多，還會造成國內資金流動性過剩，銀行手里有著大量資金需要貸出，反過來又助長了投資的高增長。在中國經濟起飛的初期，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因為需要加速發展、增加財力，投資與出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比較合理的。但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特別是作為一個大國，無論是著眼于改善民生，還是著眼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收支平衡，都應該堅持擴大國內需求，鼓勵合理消費，把經濟發展主要建立在內需拉動的基礎上，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格局。其次，擴大內需關鍵是提升國民購買力，增加國民的收入水平。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鄉物資交流之所以成功拉動經濟恢復，關鍵在于提高了農民乃至全社會的購買力。購買力的提高依賴于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又依賴于有可作為交換的能力。因此，當前擴大內需的思維應從增加消費的思路轉移到增加消費力的思路上來。如果說增加消費主要從需求的角度來考慮，那么增加消費力則主要從供給的角度來考慮。這里的消費力就是指有作為消費而交換的能力，也即是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對于廣大消費者來說就是就業的積極性和能力、創業并獲取利潤的能力、創造財富和財富增值的能力。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鄉物資交流，就是在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生產了大量的土特產品的基礎上，政府通過鼓勵支持城鄉交流，擴大了土特產的銷路，增加了購買力，提高了農民的“消費力”，活躍了城鄉經濟，這是符合當時國內經濟環境的舉措。今天，同樣面臨增加消費、活躍市場的問題，我們要做的仍然應該是增加消費力，只不過我們今天的經濟環境、經濟條件比新中國成立初期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增加消費力的方式、方法不再是簡單的城鄉物資交流，而應該是提高農產品加工度、推進農村工業化程度、提高產品附加值等。

再次，擴大內需的重點在農村。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國家把城鄉物資交流作為恢復經濟的關鍵。當前，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但是拉動內需的重點依然在農村。這是因為，一方面，目前7.28億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55%，因此，促進農村消費增長、提高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是擴大內需的重點。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增長具有巨大潛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居民消費總體上保持較快的增長。農村居民消費總額（按支出法計算）從1978年的1092.4億元增長到2007年的23913.7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5.7%左右；剔除農村人口變動的影響，1978～2007年農村人均消費實際增長5.9%左右，比全國居民消費平均增速7.5%低1.6個百分點。農村消費增速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由于長期的城鄉差距，農村的基礎設施不完善，公共服務缺乏，農村的消費升級受到基礎設施瓶頸的制約，農村市場難以啟動，最終造成農村福利的損失。當然，擴大農村的消費水平不能就農村論農村，農村的發展要依托城市的繁榮，要立足城鄉統籌發展，擴大農村的就業水平，增加農民的收入，加速農業人口的轉移。只有這樣，才能最終提升農民收入和消費需求。

最后，擴大內需要著眼于培育國內市場體系。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鄉物資交流之所以取得成功，還在于充分利用了市場渠道、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1951年、1952年先后兩次掀起城鄉物資交流高潮，全國各地著重疏通市場渠道、暢通市場信息，搭建物資展覽會、土產交流會等市場交易平臺。市場體系建設提高了農村生產市場化程度，發揮了市場機制對農業的調節作用，推進了農村初級市場的發育及其與城市市場的接軌，推動了地區市場的發育及其在全國范圍內的一體化。當前，國家為了擴大內需，采取了減稅、家電下鄉、工業品下鄉等一系列舉措，利用財政、稅收政策刺激消費，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應。但是從根本上講，還需要市場政策，即構建完善的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流的大流通體系和完善的國內市場體系。只有這樣，才能為擴大內需構建堅實的市場基礎。

第二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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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必修一

第七單元現代中國的對外關系

第23課 新中國初期的外交

【教學目標】

一、知識目標

1.建國初期的外交形勢

（1）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初步形成并且逐步走向對峙;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潮流高漲。

（2）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采取政治敵視和經濟封鎖政策。（3）獨立自主的新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性質決定了外交政策。

2.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另起爐灶”即不承認“舊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的屈辱不平等外交，在新的基礎上建立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新型外交關系。

（2）“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陣營。

（3）“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即廢除一切過去舊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消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在華勢力和一切特權，從新建立平等的外交。

3.新中國的外交取得了哪些成就

（1）同蘇聯等國家最先建立外交關系

（2）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標志著新中國外交的成熟（3）日內瓦會議

（4）亞非國際會議（萬隆會議）

二、思想教育目標

1.使學生們認識到新中國成立初時期，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下，積極開展獨立自主和平等的外交政策，并且取得的了很大的外交成就，改變了中國過去屈辱的外交歷史，顯示了新中國人民自強不息和愛好和平的愿望。

2.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贊揚和評價，產生了其深遠的影響，成為處理國際相互關系的新準則，表明了新中國對于建立世界和平、國際秩序，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3.新中國派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和亞非國際萬隆會議，表明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有所提高，增加了學生對國家和民族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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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目標

1．歸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成就，培養概括問題的能力。

2．對比新中國外交與舊中國外交的不同，培養運用歷史比較方法，鑒別歷史知識的能力和比較問題的能力。

3．分析新中國外交的背景和目的，回顧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中國國內建設任務，提高知識遷移能力和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

【重點、難點】

1.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去認識：

(1)內容及相互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其中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必備條件和基礎，它構成了核心部分；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是貫徹五項原則的保證；平等互利是實現共處的條件；和平共處則是出發點和必然結果。

(2)由來：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了印方的贊同，并于1954年9月被正式寫進了中印談判公報中。同年6月，周恩來訪問印度、緬甸時所發表的中印、中緬總理聯合聲明中，不僅承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指導中印、中緬關系的原則，而且正式倡議將其作為國際關系的準則，1955年萬隆會議所確立的十項原則，實際上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引申和發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初是強調用于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系。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波茲南事件發生后，中國政府又聲明強調，社會主義國家關系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從而擴大了它的應用范圍。

(3)影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自首倡至今，經過幾十年的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成為當今公認的現代國際法和處理現代國際關系的共同準則，是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最好方式，也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基礎。它的提出標志著新中國外交的成熟。

2．中國近百年屈辱外交

(1)《南京條約》是第一個屈辱條約，是腐朽的清政府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炮艦外交的首次記錄。

(2)1861年順應侵略者要求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主管外交等事務。清政府聽從英國人赫德的建議，讓美國人蒲安臣任中國使臣代表中國去辦理外交，是國際外交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聞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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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綜合國力的貧弱，更由于清朝統治集團的腐敗，在外國侵略者面前長期奉行妥協退讓的外交路線．終于釀成中法戰爭后以勝求和的悲劇，留下世界戰爭史和外交史上最可恥的一頁。到《辛丑條約》簽訂時，慈禧太后竟厚顏無恥地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總理衙門被改成位居六部之首的外交部。清政府對外不平等的屈辱外交發展成赤裸裸的賣國外交。

(4)中華民國成立后，為爭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南京臨時政府承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沒有擺脫晚清屈辱外交的陰影。袁世凱和段祺瑞則用出讓國家民族利益來換取外國支持。

(5)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集團對日本侵略曾長時間退讓和不抵抗，為取得美國的支持1946年訂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3．認識中國人民渴望獨立自主的外交之爭

(1)外交之爭：

①禁煙運動期間，林則徐順應民心，在英國侵略者面前堅持了嚴正立場。②太平天國堅持了外交上的自主精神。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提出廢除外國在中國的特權和取消“二十一條”、收回日本大戰時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遭到無理拒絕，引發了五四運動，中國政府代表在據理力爭無效后沒有在“和約”上簽字，捍衛了民族尊嚴。④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在國內人民反帝斗爭高漲的背景下，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迫使日本在中國山東問題上作出讓步，取得虎口奪食的成果。⑤在國民革命的大潮中，武漢國民政府收回漢口和九江的英租界，是中國人民自近代以來第一次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一些被侵略的權益。⑥國民政府前期，為緩和中國人民反帝斗爭，制造對外“自主”形象，以及減輕財政壓力，圍繞實現關稅自主和廢除領事裁判權的問題，發起了要求帝國主義支持的“改訂新約運動”，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較之孫中山“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主張是一種退步。⑦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國家，在開羅會議等國際會議上取得收回國家利權的重要成果，英美確認日本侵占中國領土必須歸還。但直到國民政府退出大陸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許多侵略權益仍沒有收回，并出現美國侵華權益擴大的趨勢。

（2）認識：

①落后就要挨打，弱國就被強食，弱國無外交。②社會制度落后，必然導致外交的失敗。

③誓死保衛國家主權，提高綜合國力是國家外交的后盾。

4．亞非會議取得成功的原因

(1)戰后民族解放運動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2)許多與會國家的代表堅持了團結反帝反殖民主義的正義立場。

(3)中國代表團的杰出工作被國際輿論認為“在促進友好諒解的決議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5．對新中國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時實行“一邊倒”方針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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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謂“一邊倒”是指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斗爭中，將堅定地站在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其實質就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嚴正立場。它完全是一條政治路線。它既不意味著中國政府絕不同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來往，也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放棄獨立自主，無原則地倒向蘇聯一邊。

(2)“一邊倒”方針的提出，是由當時歷史條件所決定。面對兩大陣營的尖銳斗爭，鑒于新中國成立前后的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中國政府采取“一邊倒”外交政策，這樣新中國在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保護和平，維護獨立和主權的斗爭中不致處于孤立的地位。

(3)“一邊倒”方針是近代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經驗的總結。它有助于統一全國人民的思想，有助于清除斯大林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和我國政府的偏見。

總之，“一邊倒”方針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與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形勢相適應的，在歷史上曾起到過積極作用。

6．不同時期外交政策的比較

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初，都面臨著哪些相同的國際環境，在這種國際環境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分別執行了怎樣的外交政策？原因是什么？

(1)相同的國際環境：都面臨著帝國主義的威脅，帝國主義國家都對新生政權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的敵視政策，妄圖將新生的政權扼殺在搖籃里，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不希望中國獨立。

(2)不同的外交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破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如采取“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團結世界各國人民”等政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外交成就，對帝國主義進行了沉重的打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為了換取帝國主義的承認，在《告各友邦書》中明確承認“清政府同帝國主義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這實質上是一種屈辱外交。

(3)形成不同外交政策的原因：

①社會制度的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行獨立外交，國家已經取得了獨立，而且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實行屈辱外交，因為民族不能自立，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徘徊。

②領導力量不同。中國共產黨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政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領導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有執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礎。而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它本身帶有軟弱性和妥協性，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不能發動人民群眾，沒有執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礎。

【板書設計】

依據 政策 成就

國家利益 另起爐灶 與蘇聯等17國建交 國家性質 一邊倒 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國家實力 打掃干凈屋子 參加日內瓦會議

國際壞境 再請客 亞非國際萬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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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導入

請同學們翻到我們教材的必修一108頁，我們今天開始學習第七單元的第二十三課，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我們知道，近代中國的外交是非常失敗的，自鴉片戰爭一來，我們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想來都是不平等的，簽訂了很多不平等的條約，不是賠款就是割地的。舊中國的外交只有屈辱，沒有真正的外交。

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新中國才開始醞釀一種新型的，平等的外交關系。這種新型的平等的外交關系到底是什么樣的呢？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共同探究學習。

課前思考題

1.新中國成立初期提出了什么樣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方針？ 2.新中國為什么要提出這樣的外交這樣的外交政策方針？ 3.新中國的外交上取得哪些成就？

外交政策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周恩來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以保障民族獨立和維護世界和平為主旨的外交政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政策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外交方針

“另起爐灶”，不承認舊的屈辱外交關系，在新的基本基礎上建立新的外交關系。是我國改變了半殖民地性質的外交關系，在政治上建立了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

“一邊倒”，堅定不移的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邊，不僅反對了帝國主義，而且不至于在外交上陷入孤立的地位。

“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先消除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和勢力，從新建立新的外交關系。鞏固了新中國的獨立和主權，奠定了與其他國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關系的基礎。

外交政策提出的背景

材料

一、1946年，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宣稱：“美國今天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它更強大了......這意味著，我們擁有這樣的力量，就得挑起領導的擔子并承擔責任。”

材料

二、1957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表示：“我們一直沒有同共產黨中國貿易，或者準許同它進行文化上的交流。這些過去一直是，而且現在也是我們的政策。”

材料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國家,國家的權力屬于人民,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

——《共同綱領》 211校園窩（www.tmdps.cn）海量教學資源免費提供

結合以上材料你能得到什么認識？

1.世界形勢的變化:二戰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初步形成并走向對峙;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漲 2.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對中國的敵視和封鎖

3.獨立自主的新中國的建立:國家性質、國家利益決定外交政策

外交成就

1.同蘇聯等國家建立外交關系，蘇聯是第一個宣布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社會主義國家，隨著蘇聯與中國建立外交，接下來中國迎來了第一波建交高潮，先后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有：

保加利亞（10.4）羅馬尼亞（10.5）匈牙利（10.6）朝鮮（10.6）

捷克斯洛伐克（10.6）波蘭（10.7）蒙古（10.16）民主德國（10.27）阿爾巴尼亞（11.23）越南（1950.1.18）

印度（1950.4.1）——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 瑞典（1950.5.9）——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與蘇聯正式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2.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1953年)：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1）.標志著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成熟。

（2）(它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差異，以其包容性和開放性等到了國際社會的廣認可)成為解決國與國之間問題的基本原則

3.日內瓦會議(1954年)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蘇、美、英、法、中5國外交會議在瑞士日內瓦國聯大廈舉行。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關于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7月21日，與會各國簽署了《越南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老撾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柬埔寨停止敵對行動的協定》，會議最后發表了《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

1954年日內瓦會議是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重大國際問題的會議，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國際力量，為會議達成協議做出了重大貢獻。這次會議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確保了中國南部邊境地區的相對穩定，明顯改善了中英關系，架起中美溝通的橋梁。日內瓦會議對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中國與印度支那的關系、中國的對外政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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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亞非國際會議(萬隆會議)(1955年)萬隆會議，又稱第一次亞非會議，召開于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是部分亞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國際會議，也是有史以來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討論亞非事務的大型國際會議，主要討論了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等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萬隆會議主要目的是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國與蘇聯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活動。

中國政府自始至終對亞非會議持積極支持態度。中國政府代表團由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領，代表是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外貿部長葉季壯、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和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代表團顧問有廖承志、喬冠華、陳家康、黃華等。中國代表團基于對當時形勢和與會國的復雜性的分析而確定的參加亞非會議的總方針是：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并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亞非國家的關系創造條件，力求會議取得成功。中國代表團抵達萬隆時，周恩來總理在機場發表談話，強調中國代表團是抱著和平和友好的熱烈愿望參加會議的，相信此次會議一定能夠克服各種破壞和阻撓而取得圓滿成功。會議在前兩天一般性發言中，出現有些國家的代表當著中國代表的面攻擊共產主義是獨裁，是新殖民主義，甚至懷疑中國對鄰國搞顛覆活動。面對會議可能走上歧途的危險，周總理當即決定將原來準備的發言稿改為書面散發，而作即席補充發言。明確表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亞非國家存在求同的基礎：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該國近代開始以來都經受過、并且當時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無論是共產黨領導的還是民族主義者領導的亞非國家都是從殖民主義的統治下獨立起來的，可以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完全可以成為我們中間建立友好合作和親善睦鄰關系的基礎。周總理講話贏得了與會各國代表的普遍贊揚。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原則，得到絕大多數與會國代表的擁護和支持，為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同時，中國代表團與一些國家代表團進行廣泛接觸，加強協商，密切合作，為爭取會議的順利進行和成功起了積極的作用。

課后思考題

材料一

近代中國由于清政府、北洋軍閥政府、蔣介石國民政府實行對帝國主義屈辱 投降的外交政策，據統計，中國近代同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有1000多個，被 迫開放的口岸有一百多個，租借地上百，租界有四十多處。賠償白銀十三億兩、割地僅俄國一家竟達一百五十多萬公里。難怪一位外國人說：“中國已經達到了 一個國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階段。”

材料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有國際持久和平和各國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政策。

1.新中國和舊中國的外交有什么區別？你能得到什么啟示？

舊中國對外實行屈辱的外交政策，新中國實行獨立自主的平等外交政策。啟示：1.落后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

2.政治腐敗、經濟落后必然導致外交失敗。211校園窩（www.tmdps.cn）海量教學資源免費提供

3.提高綜合國力是國家開展外交的堅強后盾。

第三篇：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外形式的客觀分析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外形式的客觀分析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形勢總的來說是嚴峻的。

在國內，我們主要從軍事和經濟兩方面進行分析。在軍事方面，當時全國尚未完全解放，臺灣、西藏等地都不是人民政府控制。國民黨政府雖然已經潰敗移至臺灣，但其反動派殘余勢力還在負隅頑抗，在新解放地區，他們同當地惡霸勢力相勾結，以土匪游擊戰爭的方式同人民政權作斗爭，造成但是局勢的不穩定。在經濟方面，新中國的財政經濟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實際上，新中國從國民黨手里接收過來的是一副爛攤子。因為代表四大家族利益的國民政府的搜刮是在蔣介石掌握中國政權直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里一直就存在著的，解放戰爭前后，國民政府更是加緊了對工農業橫征暴斂，此外，內戰也使國統區的工農業造成了嚴重的破壞，這些使工農業的生產急劇下降從而引發了國統區的經濟危機。而且國民黨撤退的時候還帶走了大量的財富。另據統計，1949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當于亞洲國家平均值的2/3。許多工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民生活遇到極大的困難。同歷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業總產值減少一半，糧食產量減少約四分之一。當時，毛澤東就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由此可見當時我們的經濟可謂是“一窮二白”。

國際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基本形成，并走向對立；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新中國采取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的措施，企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朝鮮戰爭一觸即發，我國面臨唇亡齒寒的威脅。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為什么我們新中國還能生存并發展至今呢，有沒有其他有利形勢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為了使新中國在保衛勝利果實、維護獨立與主權的斗爭中不致孤立，我們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從而得到了蘇聯對我門的支持。在當時，對一個新生政權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另外，新中國的成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標志著一百多年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同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奴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內外戰亂頻仍、國家四分五裂的歷史從此結束。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成為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人民企盼已久的獨立、統一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終于誕生，在巨大勝利的鼓舞下，全國各族人民革命熱情高漲。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干部和戰士在新區工作中表現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作風、艱苦的生活和嚴格的紀律，使人們耳目一新。廣大工農勞動群眾滿懷翻身的喜悅。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歡欣鼓舞，大批參加革命工作。華僑青年和留學生紛紛回國。許多中間力量，包括從反動營壘中分化出來的力量，主動向人民靠攏。許多人要求重新學習，改變舊思想，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解放區和原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的力量、革命力量匯合起來，更有力地發揮核心作用。中華大地上出現萬象更新的局面。

而且新中國的成立，不但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勝利，也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大勝利，它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世界人民的歡迎和支持的。正是以上種種，新中國才在黨的正確領導下一路走到今天。

通過對上述新中國成立初期形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一切外來阻撓都無法阻止他前進的腳步。

楊超

輕化學院食品3班

學號：3110002237

第四篇：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回顧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回顧

【摘要】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鼓勵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堅持國營經濟領導地位，把生產資料從私人所有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同時并舉;準備長期艱苦奮斗”等主要內容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如何深刻理解和科學把握黨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是一個理論和實踐中的重要問題。

【關鍵詞】共同富裕 政策思想 探析

【中圖分類號】D24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共產黨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觀與中國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實踐相結合的認識成果，是關于中國人民如何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性主張，是解決共同富裕道路上實際問題的政策依據，深刻地影響著黨的共同富裕政策的不斷發展和歷史演進。

新中國成立初期，黨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的基本政策目標是：帶領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為實現這一政策目標，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富裕觀分析并根據我國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實踐訴求，提出了一系列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

在農村，提出鼓勵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的政策思想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把廣大農民引領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上，黨提出了鼓勵農民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從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歷史過程看，它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農民理論與當時中國農村農民實際相結合的認識成果。

首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農民理論對當時中國的農民進行科學理性的認知。在馬克思看來，農民土地所有制的私有性以及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使得農民處在一種分散的彼此孤立的就像一袋馬鈴薯那樣的小生產狀態中。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使得他們安于其中。因而他們不可能自發地走上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只會自發地朝著個體富裕的方向發展，導致農村社會發生貧富階層的分化。因此，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后，“就應該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過渡，讓農民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①農民要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需要經過一個過渡環節，就是先進性農業合作化，讓他們走上農業合作化道路，這樣才能從小農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農民理論方法，毛澤東分析了中國農民的情況，他指出我國封建社會統治的根基是農民一直陷于貧窮困苦的原因，即傳統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經濟，要擺脫這種個體生產分散的情況，就要實現集體化，就要走合作化。②在中國農村組織農民辦生產合作社的可行性如何呢？黨中央作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根據一些地方把農民組織起來試辦合作社以后實現了糧食增產的情況，毛澤東認為互助合作“是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大地上數以千萬的農民，在生產條件極度落后的情況下進行生產，還要面對和克服各種自然災害，只有通過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利用集體的力量克服困難，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強大優越性，才能消除兩極分化，才能讓農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的共同富裕起來，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其次，對當時中國農村農民的實際進行了反復的民主討論，確認了基本的政策問題。從黨運用馬克思主義農民理論對中國農民的分析看，在中國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政權之后，就可以通過實行合作化讓農民從分散的小農經濟過渡到能夠走向共同富裕的集體經濟。然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黨并沒有馬上去這樣開展工作，而是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以農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實行農業合作化需要在無產階級的支持下，即得到工業化的支持。而在當時，我國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這就使得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民難以獲得工業技術的支持而依然處在小生產的生活狀態中。于是，農民的自發傾向就在自然的邏輯中得以生長。

歷史的事實也表明，土地改革后的農村的確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曾經的農業互助組沒有活力，組織渙散，缺乏積極性的現象不斷出現;農村又開始出現土地買賣，雇工經營，高利貸等現象。這樣一來代表農民之間層次差異的中農、富農又重新出現。對此，當時的中共山西省委向華北局匯報時，建議把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即扶植和增強社會主義的新因素，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經濟的基礎。這一建議在黨內展開了反復的爭論。

在經過反復民主討論的基礎上，黨確認了基本的政策問題，即在沒有完全獲得工業化的物質技術支持下，中國農民能否擺脫小農經濟的束縛而走上集體經濟建設的共同富裕之路。對這一問題，黨的基本認識是：我國的農業生產，可以不照搬蘇聯的做法，先不搞農業機械化，也能實現合作化。③于是在1953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指出：“逐步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能夠由落后的小規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為先進的大規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④這里“逐步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實現合作化。

最后，在帶領廣大農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實踐中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農民理論。一是黨認為作為中國革命主力軍的中國農民，是經過革命實踐鍛煉的，他們可以通過接受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克服自身的小農意識，并形成共同富裕的思想觀念。

二是黨認為中國的農民在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過程中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是可以預期的。毛澤東指出：“我們還是一個農業國。在農業國的基礎上，是談不上什么強的，也談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現在我們實行這么一種制度，這么一種計劃，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強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強些。而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農民不再是個體私有制的農民，而變成合作社集體所有制的農民了。這種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⑤

三是當時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認為，農業在沒有完全獲得工業支持的條件下，中國的農民也可以發展起來，他們可以通過采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組織起來，走上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在城市，提出了堅持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變革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策思想

在解決如何使農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問題的同時，為了使城市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從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剝削狀態中解放出來也走上共同富裕道路，黨提出了堅持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變革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策思想。從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歷史過程看，它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原理與當時中國城市經濟建設實際相結合的認識成果。

首先，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堅持國營經濟領導地位，控制國家經濟命脈。人民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經濟，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早就揭示的。根據這一點，黨在取得全國政權后，立即采取沒收官僚資本轉歸國有，并在以前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公營經濟的基礎上建立起了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國營經濟領導地位的確立，使國家控制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和足以操縱國計民生的事業。這樣一來，就為下一步有計劃的進行經濟建設提供了穩定的國內環境，為國民經濟恢復，工農業生產的發展以及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了有利條件。

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國家經濟發展水平有了明顯改觀，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絕對優勢，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也不斷增強，這為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控制住國民經濟命脈的國營經濟以后，國家能夠穩定國內經濟局勢，社會主義制度穩步確立，為人民群眾大規模的社會建設提供了穩定的環境，為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在物質財富建設方面提供了堅實保障。

其次，依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構想，變革生產資料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在馬克思最初設計的宏偉藍圖里是國家實現對社會一切生產資料的占有，特別是對土地資源，礦山資源，鐵路交通，生產機器等的直接占有，⑥“生產資料的全國性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⑦這樣看來，社會主義社會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要特征的。

因此，1953年底，黨根據國家經濟建設的形勢要求和初步具備的基本條件，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了對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改造完成以后，社會主義公有制基本建立，它的建立為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和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發揮了巨大作用。公有制建立以后，勞動者普遍以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沒有了私有制的束縛，勞動人民勞動熱情高漲，勞動者共同享有社會生產資料，大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解放，使得當時的社會生產力迅速增長。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最主要的特征。讓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占有和支配生產資料，改變以往資本家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工人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剝削和壓迫現狀，引導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乃至將來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也要求必須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全體社會成員對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才算是從根本上消除剝削和壓迫，這樣才能帶領城市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在何時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提出了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同時并舉的政策思想

在解決農村和城鎮兩個領域如何帶領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這一基本政策問題的過程中，又都面臨著需要獲得工業化支持的問題。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是不是一定要等待有了工業化支持的條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呢？對此，黨提出了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同時并舉的政策思想，從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歷史過程看，它是中國共產黨人智慧的結晶。

依照社會主義革命的一般邏輯要求，黨的一個基本認識是，鑒于我國的現代工業經濟基礎十分薄弱，需要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經過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工業化建設，等到有了工業化提供的物質技術支持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然而，新中國成立后最初幾年的經濟建設發展形勢，使得黨必須重新思考何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1952年9月，黨中央書記處在討論第一個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時，毛澤東根據國內形勢認為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還需要用10到15年的時間，還指出要立刻開始，從現在開始，不等待地進行過渡。這一思想里已經包含有社會革命與工業化建設并舉的政策思想萌芽了。

1953年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以后，黨帶領人民開始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一方面開展社會革命，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另一方面進行技術革命，實現國家工業化。到1954年6月，第一次全國農村會議時毛澤東指出：農民大量增產的要求和農村分散私有性質的小農經濟、落后的農業技術之間的矛盾已經凸顯，農業生產遇到的困難更多了。要解決這些矛盾，一個是進行社會革命，實現農業合作化，把農民的個人私有變為集體所有;一個是進行技術革命，農業生產中，逐步推行機械化。⑨實行社會革命的同時，進行技術革命是解決矛盾的根本。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都是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把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結合起來，在解放生產力的同時發展生產力，在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不斷地解放生產力。兩種革命同時并舉的政策思想，使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和發展，從而促進了經濟發展。在這樣不斷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才會不斷改觀，黨帶領人民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標實現上，提出了需要長期艱苦奮斗的政策思想。

黨在帶領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過程中，根據國情實際清醒的認識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是為實現共同富裕開辟了一條有保障的途徑，并不意味著共同富裕的目標就能很快的達到。于是，黨提出了需要長期艱苦奮斗的政策思想。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極其落后，進行經濟社會建設的任務極其艱巨，要在經濟文化基礎非常薄弱的國家實現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并非是短時期就能夠達到的。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水平不發達。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經濟水平要想實現一個大的提高，需要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現代化的工業、農業和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也非一日之功。這一過程可以快一點，但不可能很快，不能超越歷史階段，違背發展規律。很快實現，那是吹牛皮。⑩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艱苦奮斗，需要不懈努力，不是一蹴而就的。

黨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深刻地影響著黨的共同富裕政策邏輯演進。新農村建設的舉措吸收了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的政策思想的精華;堅持國營經濟領導地位，變革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公有制的政策思想在當前表現為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同時也時刻提醒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同時并舉的政策思想對新型工業化道路建設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艱苦奮斗的政策思想也是我們黨在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始終堅持的基本理念。

（作者分別為河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河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聯、經團聯調研課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價值觀研究”成果，項目編號：SKL-2013-34）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頁。

③《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349頁。

④《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22頁。

⑤《毛澤東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496頁。

⑥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頁，第221頁。

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497頁。

⑨《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78頁。

責編/張曉

第五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抗疫斗爭及其經驗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長期戰亂、災荒、醫療資源匱乏、衛生習慣差等原因，導致鼠疫、霍亂、天花、血吸蟲病等傳染病在我國仍不同程度發生，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其中，鼠疫、霍亂和天花屬于甲類烈性傳染病，具有傳染性強、病死率高、危害性大等特點。當時，鼠疫在東北、東南、西南的許多地區肆虐。1949年下半年，內蒙古察蒙租銀地發生鼠疫疫情，并傳播至河北一帶。1950年初，福建華安、江西南昌、浙江溫州等地均發生過鼠疫。據統計，1950年至1954年，全國8個省（區）有6868人感染鼠疫，死亡2268人，死亡率為33.02%（張義芳等：《中國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第16頁）。霍亂從1820年傳入我國，至1948年的百余年間，我國發生大小霍亂疫情近百次，給人民群眾造成了深重災難。在1939—1947年間，全國霍亂發病人數達81510人，死亡11762人（王育民、薛文華、姜念東主編：《中國國情概覽》，吉林人民出版社，第592—593頁）。新中國成立后，霍亂雖然很快得到遏制，但各地仍有零散病例出現。1950年全國天花患者共43286人，到1954年仍有13個省出現天花病例（李洪河：《建國初期的衛生防疫事業探論》，《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此外，血吸蟲病、瘧疾、絲蟲病、鉤蟲病和黑熱病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在我國流行最廣、危害最大的五種寄生蟲病，以血吸蟲病危害最大。到1949年，疫區遍及長江以南各省份，患者達1200萬人，受感染威脅的人口超過1億。例如，安徽貴池縣一個村莊120多戶，由于血吸蟲病流行，到解放時僅剩1戶4人（陳海峰：《中國衛生保健史》，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第120頁）。

面對各類傳染病的侵襲，黨和政府帶領災區群眾大力開展抗疫斗爭，逐步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抗疫體制、抗疫網絡、抗疫舉措、抗疫防線。

建立健全抗疫體制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抗疫斗爭，始終把其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抗疫體制。一是制定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分別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開三次全國衛生會議，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逐步恢復、整頓、發展醫療衛生機構，集中力量迅速控制和消滅危害嚴重的傳染病。“預防為主”被確定為我國的基本衛生方針，體現出現代抗疫的政策取向。二是建立健全抗疫領導與防治機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由黨委領導負責的抗疫領導與防治機構。1949年10月，在毛澤東同志指示下，中央防疫委員會開始組建，隨后成立中國衛生防疫總隊，并在各級行政區域設立防疫站（所）等一系列防疫機構。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正式成立，由該部下設的公共衛生局負責全國衛生防疫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各縣和市轄區等均設有衛生廳（局），其內部都建立了衛生防疫處。三是構建抗疫制度體系。國家通過頒布一系列法律、規章和政策，構建起抗疫制度體系。1951年4月，全國防疫專業會議制定了19種傳染病防治方案、《法定傳染病管理條例草案》以及相關規章制度。同年9月，《關于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頒布，對全國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1955年，衛生部頒布《傳染病管理辦法》，將傳染病分為甲、乙兩類，建立傳染病疫情報告制度。

自上而下的抗疫網絡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貫徹“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我國建立了覆蓋全國的自上而下的抗疫網絡，包括專業性的各級抗疫組織、群眾性的基層抗疫力量以及多樣性的抗疫隊伍。一是成立專業性的各級抗疫組織。為應對疫情，我國成立了自上而下的專業防疫隊（站）和衛生組織。1950年初，衛生部依據全國疫情流行的緊急情況，及時成立從中央到地方的防疫隊（站）。到1950年底，我國已有88個專業防疫隊，建成中央及地方防疫站61個。在縣、區、村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衛生院（所），“要求城市的每個街道和農村的每個鄉都要有醫療衛生機構”（《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頁）。二是整合群眾性的基層抗疫力量。大力提倡恢復或建立群眾性的醫藥衛生團體，如紅十字會、醫藥聯合會等，將各種醫藥衛生人員團結起來，共同抗擊傳染病。例如，中國紅十字會在改組、改造的基礎上，“以協助各級人民政府，面向人民群眾，宣傳并推廣防疫、衛生、醫藥及救濟福利事業為宗旨”（《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民族出版社，第3頁）。三是組織多樣性的抗疫隊伍。各個災區組織動員當地大批醫生參與衛生抗疫工作。例如，皖北行署衛生局與軍區衛生部抽調大批醫護人員，組織醫療隊深入災區。黨和政府還采取了學校培養、動員城市衛生人員下基層、訓練失業衛生人員、動員中醫、組織醫務人員定期服務等措施，解決基層抗疫隊伍不足問題。另外，衛生部在《關于健全和發展全國衛生基層組織的決定》中強調要“就地取材”，整合“基干隊伍”，提倡在不脫離生產的前提下參加抗疫斗爭。

務實高效的抗疫舉措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抗疫斗爭借鑒了我國古代應對瘟疫采取的隔離傳染源、藥物治療、免疫治療等方式，并結合實際采取了務實高效的抗擊舉措。一是封鎖隔離、切斷傳染源。為防止傳染病傳播、蔓延，各地嚴格執行封鎖隔離，杜絕疫情的擴大傳播。例如，為應對察北鼠疫，北京市實施了嚴格的檢疫封鎖制度。一旦發現鼠疫流行，立即設立隔離圈和警戒線封鎖疫區，對確診者隔離治療，對密切接觸者留院觀察。另外，嚴格消毒，徹底殺鼠滅蚤，也是切斷傳染源的有效手段。二是堅持中西醫結合。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醫療資源匱乏、藥品供應不足的情況，制定了“團結中西醫”的衛生工作方針。中西醫結合防治傳染病，尤其是以中醫的理論和方法防治傳染病，是新中國衛生抗疫事業的一個創舉。中醫與中藥在抗疫過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如1955年浙江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和常山縣醫院用“腹水草”治療血吸蟲病腹水期病人，在52個病例中，癥狀完全消失或減輕的達37例（劉凡、正峰：《“腹水草”能治療血吸蟲病》，《人民日報》1956年2月13日）。三是推行預防接種。戰勝疫情的最有效手段是疫苗研發與接種。通過接種和預防注射，提高了廣大群眾的免疫力，阻止了傳染病的滋生和蔓延。例如，1950年1月，衛生部在全國各城市以推廣卡介菌苗接種的方式開展了結核病的預防工作，預防接種費用由各級人民政府承擔。北京的注射工作由各區分會動員當地醫生組織注射小組，并囑托私人醫院為市民進行注射，郊區的注射則由防疫站負責，“按照衛生小組挨戶集中注射，爭取一人不漏”（《北京市預防鼠疫工作的初步總結報告》，1949年12月）。

群防群治的抗疫戰線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實現全民動員、全民參與、群防群治，逐漸構筑起較為嚴密的抗疫防線，彰顯出強大的動員能力。一是大力開展抗疫宣傳工作。做好群眾性的抗疫宣傳工作，是防止傳染病流行的一項重要舉措。各級政府運用多元化的宣傳方式，以報紙、快板、廣播、口號、展覽會等各種形式，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抗疫宣傳動員。除宣傳形式形象生動外，宣傳內容多以真人真事為主，強化了抗疫知識在群眾中的普及力度。二是廣泛開展清潔衛生運動。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快速建立衛生抗疫體系，黨和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規模空前的清潔衛生運動，減少和預防傳染病的發生。主要包括：1949—1952年以環境衛生清潔大掃除為中心的衛生運動、1952—1954年以反美細菌戰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等。持續不斷的清潔衛生運動，對于改善城鄉環境衛生、消滅傳染病等都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三是動員多方力量參與。在抗疫斗爭中，“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381頁）。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沖鋒在前，在抗疫斗爭中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激發了疫區人民群眾的參與熱情。

總之，在黨的領導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抗疫斗爭取得了顯著成績。鼠疫基本消失，天花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急劇下降，血吸蟲病、瘧疾、黑熱病等傳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抗疫斗爭改善了城鄉衛生環境，使人民群眾養成了清潔衛生習慣，使科學的抗疫理念深入人心。

（作者：付佳迪、安治民，分別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分中心研究員、貴州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省委黨校基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