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GDP分析
二、零售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趨勢比較
在進行實證分析前,先對零售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絕對數和增長速度進行初步觀察,以了解零售業發展與國民經濟增長之間的大致關系,為實證分析奠定基礎。
由于零售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變化必然與國民經濟整體的發展變化密不可分。從國內生產總值與零售額絕對值的線性趨勢圖(圖1)看,零售業與國民經濟均呈明顯的指數形式增長,二者隨著時間呈同向上升趨勢。
07年 GDP246619億元08年300670億元
09年 335353億元,年份 GDP總量(億元)GDP人均值(元)增長率(%)
2006年[2] 209407 15931 10.7
2005年[3] 182321 14040 10.2
2004年 159878 12336 10.1
2003年 135823 10542 10.0
2002年 120333 9398 9.1
2001年 109655 8622 8.3
2000年 99215 7858 8.4
1999年 89677 7159 7.6
1998年 84402 6796 7.8
1997年 78973 6420 9.3
1996年 71177 5846 10.0
1995年 60794 5046 10.9
1994年 48198 4044 13.1
1993年 35334 2998 14.0
1992年 26924 2311 14.2
1991年 21782 1893 9.2
1990年 18668 1644 3.8
1989年 16992 1519 4.1
1988年 15043 1366 11.3
1987年 12059 1112 11.6
1986年 10275 963 8.8
1985年 9016 858 13.5
1984年 7808 695 15.2
1983年 5963 583 10.9
1982年 5323 528 9.1
1981年 4892 492 5.2
1980年 4546 463 7.9
1979年 4063 419 7.6
1978年 3645 381 11.7
第二篇:財政收入與GDP分析
“魚與熊掌”可兼得
——對我省財政收入與GDP關系的分析
財政收入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調節經濟的有效手段,兩者相互依賴、互相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政府財力的不斷增強,財政收入與GDP的增長關系備受關注。因此保持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發展——“魚與熊掌”兼得,對我省“十二五”規劃提出的GDP、財政收入翻番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財政收入增長及與GDP比較
(1)縱向比較:財政加速增收,財力不斷增強
改革開放特別是“九五”以來,伴隨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經濟總量的不斷跨越,促進財政增收的增長源不斷涌現,全省財政收入連續十年保持兩位數增長,近幾年進一步加快到20%以上,政府調控經濟運行、協調社會發展、提供公共服務、改善民生的能力進一步增強。1996-2011年,全省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8%,其中“九五”年均增長14.6%,“十五”提高到17.7%,“十一五”又進一步加快到25.7%,2011年增長27.6%,呈較為明顯的加速增長態勢。
財政加快增收助推財力不斷增強,全省財政收入由1995年的147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2632.8億元,跨越了兩個千億元臺階。從態勢上看,擴張步伐明顯加快,財政收入從百億元到五百億元,用了10年時間;而從五百億元到千億元僅用了3年時間,跨越第2個千億元目標也僅用了3年;“十一五”以來的6年財政收入累計9425億元,接近改革開放34年來全省財政收入的70%。人均占有財力增加較多,1 2011年全省人均財政收入達3843元,而1995年僅246元,16年增加了14.6倍。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上升較多,2011年達17.4%,與1995年比,上升9.3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58個百分點。
(2)橫向比較:增長快但規模小比重低,調控能力較弱 與全省GDP增長比:“九五”以來的16年間,全省財政收入有8年保持20%以上增長,有10年增長快于現價GDP,1996-2011年均增幅高于同期現價GDP 5.6個百分點,其中“九五”時期高4.6個百分點,“十五”、“十一五”進一步擴大到高4.7個和7.5個百分點。
與全國比:“九五”以來,我省財政收入增長有10年快于全國,1996-2011年均增幅高于全國0.6個百分點。2011年,我省全部財政收入占全國的2.5%,比1995年提高0.2個百分點;其中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2.8%,居全國第16位。2011年,我省全部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低于全國4.6個百分點;其中地方財政收入相當于GDP 的9.7%,低于全國1.4個百分點,居全國第17位。
與經濟總量接近的北京、內蒙比:2011年,我省地方財政收入比北京少1542.9億元,比內蒙多104.4億元;相當于GDP的比例比北京低9.2個百分點,比內蒙高0.2個百分點。1996-2011年,北京、內蒙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分別增長22.6%和24%,高于我省3個和4.4個百分點。
與中部六省比:2011年,我省地方財政收入高于山西、江西,居中部第4位,位次與1995年持平;相當于GDP的比例比山西低3個百分點,居中部第2位,比1995年前移3個位次。
(3)來源比較:經濟發展效益提升,稅源不斷拓展
近年來,我省財政收入之所以保持快速增長,主要是省委、省政 2 府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經濟運行質量的結果。
一是緣于經濟發展加快,增加了稅源。“九五”以來,我省經濟持續加快發展,1996-2011年全省GDP年均增長11.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生產總值跨上萬億元臺階,2011年達15110.3億元。綜合實力的增強,增加了經濟稅源,確保了稅收的增長。2011年全省地方財政收入中,各項稅收入超千億元,達1108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75.7%。
二是緣于企業效益好轉,增強了納稅能力。近年來,我省工業經濟保持了提速提效的良好勢頭,2011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達312.3,創歷史新高;工業利潤、利稅分別突破千億元和兩千億元,達1306.9億元和2254.8億元,從而大大充實了稅源,帶動了財政收入的較快增長。2011年,全省增值稅收入達647.5億元,超過各項稅收的三成。
三是緣于居民收入提高,對高收入群體納稅調節力度加大。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大關、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五千元大關,2011年分別為18606元和6232元。收入的穩步增加,增多了重點繳稅申報人數(2011年全省年收入超12萬元申報個稅的人數超過31000人),進而推動了個人所得稅收入穩步增長,全年個人所得稅突破百億元,占全省各項稅收收入的5%左右。
四是緣于投資與消費協調發展,營業稅與消費稅等稅收增加較多。近年來,我省投資與消費持續快速發展,其中固定資產投資突破萬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接近五千億元,2011年分別為12126.3億元和4900.6億元,從而極大地充實了稅源。全年營業稅達379.2 3 億元,比上年增收近三成;消費稅202.9億元,增收近兩成。同時,投資、消費的增長,也增加了耕地占用稅與契稅等稅收,2011年兩項稅達142.3億元,占到全省地方稅收的12.8%。
五是緣于專項等收入的較快增長,非稅收入增加較多。2011年,全省非稅收入355.3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24.3%。其中,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125.7億元,專項收入80億元,國有資產有償使用收入62.2億元,罰沒收入34.1億元。
二、財政收入增長與GDP的差異性
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稅收,稅收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從理論上講,經濟稅源的規模應與GDP的規模相匹配,財政收入增長也應與GDP增長保持基本同步。但受諸多因素影響,我省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并不完全同步。
一是收入分配因素。GDP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新創造價值(增加值)的總和,財政收入是GDP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結果。從初次分配看,各部門創造出增加值之后,一部分以稅收、收費等形式上繳財政,形成國家收入;一部分以折舊、公積金、利潤等形式留在企業,形成企業收入;一部分以報酬、福利等形式支付給勞動者,形成個人收入。從再分配看,初次分配后的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中的一部分又通過所得稅、財產稅等形式上繳財政。因此財政收入歸根結底來自GDP,GDP總量擴張是影響財政收入增長的主導因素。2010年,我省GDP中生產稅凈額1779.8億元,與2005年相比,年均增長18.8%,高于同期現價GDP增幅0.6個百分點;占GDP比重由14%提高到14.4%,五年間上升了0.4個百分點。可見,經濟總 4 量決定財政收入的規模,GDP分配向政府傾斜,導致GDP增速與財政稅收增幅不一致。
二是稅收政策因素。財政體現了政府的意志,不僅有組織收入的職能,還有調劑社會資源、營造社會和諧等功能。因此,財政收入深受國家分配政策的影響。從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安徽與全國一樣,隨著國家分配政策的變化,經過了一個“V”字型軌跡,即從改革開放初期到90年代中期逐步下降,90年代中期以后穩步上升。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我省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為14.4%,隨后國家為了調動企事業生產積極性而廣泛實行減政放權的政策,我省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逐級下降,1992年、1993年財政收入僅相當于GDP的6.9%和7.1%;1994年以后,隨著政府強化宏觀調控、統籌區域發展的需要,國家強化了財力集中的政策,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開始逐級回升,2011年提高到17.4%。總體上講,我省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經歷了“高-低-高”的過程,這是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導致的正常結果,與直接的GDP增長關系不大。如1996-2011年的16年間,我省財政收入增長了16.9倍,同期現價GDP增長了7.3倍,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上升了9.3個百分點,由此測算每年的財政收入增長中有5個多百分點是對GDP存量分配的調節,也就是說近1/4-1/3的財政收入增長是政策因素,與GDP增長無直接對應關系。
三是產業結構因素。我省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近八成,而經濟結構決定著稅源分布,進而影響財政收入。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了一產低稅或免稅、二產稅負適中、三產穩稅的稅收政策,因此三次產業間、不同行業間的稅賦相差較大,尤其是產業結構的變動對GDP的宏觀稅 5 賦影響較為明顯。2011年,我省GDP中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為13.4:54.4:32.2,其中一產占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3個百分點,居全國第9位、中部第2位。從稅收結構看,由于“十一五”以來,中央與我省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惠農政策,并逐步減免了農業稅,致使第一產業稅收所占比重逐步降低,二、三產業稅收占比不斷上升,成為全省稅收的主要來源。2011年,我省第一產業稅收僅占0.05%,二、三產業分別占到54.77%和45.18%。同時,近年來二產特別是工業持續快速增長,如“十一五”以來,全省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9.6%,明顯高于GDP(13.4%)以及一產(4.7%)、三產(10.8%)增幅,導致其對應的經濟稅源(稅基)增幅必然高于GDP,由此產生的稅收也必然高于GDP增幅。可見,第一產業增加值比例偏高,是我省財政收入相當于GDP比例偏低的重要原因;財政收入增長快于GDP,與二產特別是工業增長較快密切相關。
四是經濟效益因素。從財政的征收對象看,財政收入不僅與增加值有關,而且與增加值的構成項目有關,如企業所得稅只能從盈余中征收,企業效益好,所得稅就多,反之就少,即使兩個企業從事同一個行業,所創造的增加值一樣大,但由于兩個企業效益狀況不一樣,從這兩個企業征收到的稅收就可能有很大差異,這種狀況也反映出增加值與稅收的不同步現象,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企業,也可能出現在各省、市、縣的GDP與財政收入的量化關系上,最終導致GDP與財政收入增長不一致。
五是核算原則與稅收入庫因素。GDP核算采取權責發生制原則,即在經濟活動中,只要權責發生改變,就應進行統計。但稅收入庫則是實際發生的征稅額,采用的實際收付制。統計與入庫的時間往往發 6 生錯位,導致GDP與稅收不一致。統計核算原則與稅收入庫的另一個差別,就是并不是所有記入GDP的項目都進行征稅,而進行納稅的項目也并不都記入GDP。例如,對教育、衛生、政府機關等非贏利性單位提供的服務,GDP計算了這些單位的增加值,但稅務部門并沒有對這些單位進行征稅。又如按照國際慣例,GDP對居民的自有住房進行了虛擬估價,并且,由于最近幾年房地產市場相當火爆,居民的自有住房市場價值應該是相當大的,但在現行的稅收體制中,并沒有對未出租的居民自有住房虛擬價值進行征稅。此外,目前我國設置的財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船使用稅等稅收,主要針對經濟存量,與當年GDP流量并無直接對應關系。
三、努力促進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發展
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是宏觀稅負的重要指標,它既反映了政府財力的集中程度,也體現了經濟運行質量和經濟結構優劣狀況。但影響財政收入的因素非常復雜,分析把握財政經濟運行情況,不能簡單以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高低來評價。因為,與高稅負相對應的可能是“強”,同時也可能是國家所“不鼓勵”或“不提倡”的;而與低稅負相對應的則可能是“弱”(如農業),也可能是國家鼓勵的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在“高”的背后,可能是經濟結構不盡合理(如資源產業比重過高),也可能是經濟效益較高,所以不能簡單以高低而論。
從短期看,GDP與財政收入增長不同步是一種“常態”,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上下波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但要盡量使其維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如果比例過大,財稅負擔過重,則會加重社會負擔,減少原本應當歸市場支配的資本量,就會影響或 7 抑制經濟發展;反之,比例太小,則會減少對經濟建設的支出,又會影響或降低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因此,只有保持合理的財政收入規模及比例,才能促進財政和經濟協調發展。而且,還可以起到保持經濟穩定、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從相互關系看,經濟決定財政收入,財政收入又反作用于經濟的辯證關系,決定了財政收入必須與經濟增長相協調,才能實現“魚與熊掌”兼得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增長。就我省而言,發展經濟、提高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既很有必要,也很有發展潛力。一方面,近年來我省經濟運行質量穩步提高,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財政收入與經濟保持協調發展的良好勢頭;另一方面,我省財政收入占比雖呈穩步上升態勢,但仍處于較低水平,財政實力與經濟發展水平仍不相適應,特別是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在上世紀末就達30%—40%,發展中國家也在25%以上,比較而言,我省提升的空間比較大。
今后一階段,要千方百計擴大經濟總量,實實在在擴大、夯實財源基礎,實現“魚與熊掌”兼得——財政收入與GDP協調發展、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雙贏,推動財政與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是培育經濟稅源。經濟發展與財政收入系源與流、根與葉的關系,源遠則流長,根深則葉茂。要突出培育財源抓發展,這既是擴大經濟總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擴張財力的現實選擇。因此,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抓住機遇,堅定信心,扎實工作,實現我省經濟發展的全面提速。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改革開放,將經濟體制改革向多領域、多行業拓展。實行更加開放的投資準入和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地引進項目特別是重大產業項目,通過項目帶動,投資拉動,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
二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直接影響著稅收結構及其規模。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在優化升級上做文章。目前,我省產業結構中“農業不優、工業不強,三產不活”的矛盾仍很突出,產業結構調整任務艱巨。為此,一要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提高農業經濟綜合效益水平。二要深入實施“工業強省”戰略,加快傳統產業新型化、新興產業規模化步伐,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培育工業新增長點,實現工業對經濟、財政的雙帶動作用。三要支持信息咨詢、技術服務、現代物流、法律、會計服務等新興服務業的發展,培育有發展后勁的財政增長點。
三是積極轉變發展方式。從財政收入的來源看,蘊涵于經濟發展水平之中的生產技術水平是影響財政收入的重要因素。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產品附加值,技術進步必然帶來物耗降低,經濟效益提高。產品附加值所占的比重提高,財政收入也就會隨之增加。要積極推動經濟增長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注重經濟效益的提高,努力開拓效益財源;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進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項目的發展,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牽動力強的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重點是食品、醫藥、紡織、機械、化工等,提高其高端產品和最終產品比重,增加這些行業的附加值,促進其經濟效益明顯提升。
撰稿:鄒珊珊
審稿:過勁松
核稿:張明俊
簽發:張培勝
第三篇:2013年福建省廈門市GDP運行情況分析
2013年福建省廈門市GDP運行情況分析
2013年,全市經濟實現穩中增效,健康平穩發展。全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GDP)3018.16億元,增長9.4%。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 25.99億元,增長0.2 %;第二產業增加值1434.79億元,增長11.1 %;第三產業增加值1557.38億元,增長7.7 %;
二、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60.5%和39.5%;三次產業結構為
0.9:47.5:51.6,與2012年(0.9:48.4:50.7)相比,第三產業比重上升 0.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居全省九地市首位,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12.5個百分點。財政總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7.3%,比2012年提高1.1個百分點,其中地方級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6.3 %,比2012年提高1.2個百分點;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GDP達8.16萬元,增長7.6%,折合美元1.32萬美元。
一、經濟運行的基本情況
(一)GDP走勢反映了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勢
從全年走勢看,GDP增長率保持平穩增長態勢。2013年,面對國內外經濟復雜多變的不利局面,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轉方式、調結構”的有力措施,把下行壓力轉化為轉型動力,攻堅克難,積極做好服務,實現了經濟總體的平穩增長。四個季度GDP完成情況分別為:一季度完成530.26億元,增長10.8%;上半年完成1273.19億元,增長11.3%;前三季度完成2056.26億元,增長10.4%;全年完成3018.16億元,增長9.4%。其中,上半年比一季度上升0.5個百分點;前三季度比上半年回落0.9個百分點,全年比前三季度回落1.0個百分點,增長率上半年回升,下半年回落。這一走勢與全市財政收入等主要經濟指標的走勢基本吻合。表現在:
財政總收入全年完成825.1億元,四個季度的累計增長率分別為:12.3%、13.6%、13.4%和11.6 %,上半年比一季度上升1.3個百分點,前三季度比上半年回落0.2個百分點,全年比前三季度回落
1.8個百分點;外貿進出口總額全年完成840.94億美元,四個季度的累計增長率分別為:18.2%、19.0%、16.6%和 12.9%,上半年比一季度上升0.8個百分點,前三季度比二季度回落2.4個百分點,全年比前三季度回落3.7個百分點;2013年全市用電量195.81億千瓦小時,四個季度的累計增長率分別為:4.8%、7.6%、6.6%和 7.1%,上半年比一季度上升2.8個百分點,前三季度比上半年回落1.0個百分點;各項指標上半年增幅為全年最高點,下半年有所回落。
(二)工業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超五成工業實現增加值1212.17億元,增長11.9%,占GDP的比重為40.2%,直接拉動GDP增長5.2個百分點,對全市經濟的貢獻率達55.9%,工業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明顯。2013年,規模工業企業完成產值4678.45億元,增長13.1%;實現增加值1141.69億元,增長12.1%。市政府抓轉型促升級,做強做優工業支柱產業的一系列政策的作用日漸顯現,十三條工業主要產業鏈全年完成規模工業產值3199.98億元,對產值增量的貢獻率達84.1%,其中,有6條產業鏈產值突破百億。405家規模高新技術工業企業完成產值2098.84億元,增長13.2%,占全市規模工業的44.9%。
(三)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引領第三產業經濟增長
總體來看,我市第三產業發展平穩。其中,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和營利性服務行業增長較快,但受市場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影響,商貿
業低位運行。全年第三產業直接拉動GDP增長3.7個百分點,對全市經濟的貢獻率為39.5%。其中:
交通運輸業實現增加值191.88億元,占全市GDP的6.4%,增長
6.7%。全市港口貨物吞吐量19088萬噸,增長10.8%;空港旅客吞吐量1975.3萬人次,增長13.8%。
批發零售貿易業實現增加值328.51億元,占全市GDP的10.9%,增長3.9%;批發零售貿易業對三產的貢獻率僅為11.8%,對全市GDP貢獻率不到5%。
金融保險業實現增加值254.22億元,占全市GDP的8.4%,增長12.0%;對三產的貢獻率為24.5%,對GDP的貢獻率為9.7%,直接拉動GDP增長0.9個百分點。
房地產業實現增加值271.4億元,增長12.0%;占全市GDP的9.0%,比重較上年提高0.9個百分點;對三產的貢獻率為22.7%,直接拉動GDP增長0.8個百分點。
營利性服務業實現增加值223.19億元,占全市GDP的7.4%,增長8.8%;對三產的貢獻率為16.9%,直接拉動GDP增長 0.6個百分點;其中,營利性服務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實現稅收總收入53.78億元,增長24%。
(四)產業調整的步伐進一步加快
國內外嚴峻經濟形勢既對我市的經濟造成較大影響,也為我市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產業素質、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從稅收(含海關關稅)結構看,雖然我市的主要稅源仍來自工業,但與
工業相比,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不斷提高,增加值增長與稅收增長同步。相對2012年,2013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和稅收收入比重分別提高0.9個百分點和1.13個百分點。其中,房地產業增加值比重提高0.9個百分點,稅收比重提高4.2個百分點;營利性服務業增加值比重7.4%、稅收比重7.1%,分別提高0.2個百分點和0.7個百分點;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三個行業稅收收入增長29.1%,占全市稅收比重提高0.13個百分點。
(五)消費和凈出口共同拉動經濟增長
根據初步測算消費、投資、凈出口對全市GDP的貢獻率分別為42.9%、-8.0%和65.1%。2013年,全市居民消費穩定增長,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974.97億元,增長10.5%;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2.69萬元,增長7.8%,其中,居民用于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等增長較快,分別增長25.9%和24.9%;全市財政支出516.74億元,增長11.7%;全年完成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347.54億元,增長1.1%,增幅較去年同期回落17個百分點;全市外貿進出口增長12.9%,增幅高于全國、全省水平;其中,出口523.54億美元,增長15.3%,進口317.4億美元,增長9.1%。
二、值得關注的幾個問題
(一)經濟增長后勁不足
2013年廈門經濟發展經受住了國內外經濟低迷的考驗,取得了難得的成績,但如何保持經濟穩步增長的良好態勢,則是當前我們經濟工作需要面對的問題。從目前的情況看,雖然2013年全市GDP增長率達到了9.4 %,高于全國GDP7.7%的增幅,增幅在15個副省級城市位居前列,但增幅比上年回落2.7個百分點;實體經濟還沒有根本
好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比上年下降2.6%,投資收益下降40.7%;全市商貿企業商品銷售額僅增長7.1%,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這些因素表明,我市經濟增長的基礎還需要進一步穩固,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拓展市場的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
(二)產業結構還需進一步優化
目前我市的經濟結構中,第三產業服務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成為經濟最大的組成部分,但整體來看,服務業發展并不均衡,以信息軟件業、電子商務、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服務外包等新興服務業尚未形成規模和競爭優勢;有地區影響力的行業龍頭服務業企業并不多見,制約了我市服務企業拉動經濟增長的能力和對外輻射的功能,企業的現代化水平和產業層次都需要進一步提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汽車石油類占限上零售額的比重過高,超過50%;新興業態規模較小,全年19家電商企業實現零售額35.96億元,僅占限上零售額的6.2%。全年第三產業的增長主要依賴金融和房地產等行業的拉動,而金融業、房地產業受政策影響較大,未來的增長不確定因素較多,快速增長難以為繼。
(三)投資結構不盡合理
當前,從我市的固定資產投資結構上看,我市的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和基礎設施方面。2013年,全市基礎設施投資占城鎮投資的比例為29%,第三產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額(不含農戶)的比例為79.2 %,但在第三產業中,房地產投資占城鎮投資的比例卻高達50.2 %,超5成的投資總額用于帶有投機性的房地產開發業,真正用于增加機器設備的生產性企業以及為生產提供服務的服務性企業的資金并不很多;在2013年1337.26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不含
農戶)中,制造業的投資額為235.17億元,與去年同期持平,占全市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僅為17.6%,這與工業占經濟總量40%的比例并不協調。
三、對策和建議
(一)深化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出臺并落實好政策,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我市產業轉型升級,做好重點招商項目推介,引導資本更多地投向高端制造、技術研發、現代服務業、生態環保等領域,培育可持續的新經濟點。
(二)創新科技,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抓住新一輪產業革命的歷史機遇,積極培育新興產業,提升科技含量,壯大經濟整體實力。在更高層次參與國內外合作與競爭,提升廈門經濟內生動力,為打造美麗廈門提供強力支撐。
(三)應保持對工業的高度關注。工業是廈門經濟發展的重點,工業每增長(下降)一個百分點,GDP將增長(下降)0.4個百分點,工業的擴張又緊密關聯著投資市場和消費市場,應保持對工業的一貫高度關注。
(四)穩定出口,加快外貿轉型升級。在當前轉方式、調結構的同時,不容忽視出口的協同拉動作用,積極擴大內需的同時,必須穩定出口增長。拓展海外市場,加快外貿轉型升級,提升貿易質量。
總之,2014年我們在充分估計到困難的同時,也應看到經濟運行中的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堅定做好經濟工作的信心,以全面深化改革為動力,以建設美麗廈門為抓手,通過經濟結構轉型、體制機制創新,建立我市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投資效率,促進我市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第四篇:綠色GDP
一、綠色GDP的意義
研究和實施綠色GDP,對我國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綠色GDP有利于科學和全面地評價我國的綜合發展水平。通過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準確計量,我們就能知道為了取得一定的經濟發展成就,我們付出了多大的環境代價,從而可以使我們客觀和冷靜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及時采取措施降低環境損失。
第二,綠色GDP可以為干部政績考核提供新的評價標準。我們對各級干部進行環境保護績效考核,是為了促使各級政府更加重視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目前環保考核主要是用若干環境保護指標,以后綠色GDP研究成熟并作為干部考核指標后,可以使干部環保考核更具有科學性。
第三,綠色GDP有利于促進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綠色GDP是一套公開的指標,通過發布綠色GDP,可以更好地保護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同時,公眾通過綠色GDP,能直接判斷一個地區環境狀況的變化,對政府環境保護工作進行監督,并積極參與環境保護事業。
第四,綠色GDP有利于促進政府轉變職能。政府的重要職能是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綠色GDP作為關系到一個地區綜合發展水平的公共信息,必將促進政府更加關注本地的宏觀發展戰略,使政府從熱衷于具體項目管理轉向做好發展規劃和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第五篇:綠色GDP 文檔
綠色GDP,指用以衡量各國扣除自然資產損失后新創造的真實國民財富的總量核算指標。簡單地講,就是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由于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
綠色GDP(可持續收入)的基本思想是由希克斯在其1946年的著作中提出的。這個概念的基礎是:只有當全部的資本存量隨時間保持不變或增長時,這種發展途徑才是可持續的。環境污染 可持續收入定義為不會減少總資本水平所必須保證的收入水平。對可持續收入的衡量要求對環境資本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的流動進行價值評估。可持續收入數量上等于傳統意義的GNP減去人造資本、自然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各種資本的折舊。衡量可持續收入意味著要調整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綠色GDP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考慮了自然資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礦產、水和海洋)與環境因素(包括生態環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等)影響之后經濟活動的最終成果,即將經濟活動中所付出的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降級成本從GDP中予以扣除。改革現行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對環境資源進行核算,從現行GDP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其計算結果可稱之為“綠色GDP”。綠色GDP這個指標,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綠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負面效應越低,反之亦然。根據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以EPD為核心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研究”中對北京市1997年綠色GDP進行核算的結果表明,按生產法計算的綠色GDP占GDP的74.94%,按支出法計算的綠色GDP占GDP的7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