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GDP與腐敗

很容易進行國際比較：你找到透明國際或反腐國際的腐敗指數，查閱中國的排序，然后再收集一些與中國排序相當的其他國家的腐敗資料，自己估算，例如拉美國家的腐敗系數。最后，應用于中國。這套方法，是數據不詳時的標準估算方法——不論是社會學還是經濟學。此外，根據王曉魯的灰色收入研究，2009年灰色收入可能高達9萬億。假設“灰色”與“腐敗”可比，則這一收入約占GDP的30%，這與上述估算是殊途同歸（一致的）吧。再從個案推測，一個鐵道部長的私人集團，已涉及腐敗資金兩千億。每年我們有多少這樣的腐敗案，已曝光和更多沒有曝光的？你自己推測吧。三萬億？這是下限，上限，若遵循王曉魯灰色估算，應在九萬億的水平。即便如此，九萬億也不過養活了幾十位鐵道部長這樣的腐敗集團。以往雙規的部級官員大約已接近這一數目了。況且，這是名義GDP的構成，若以今年上半年的統計為據，到年底中國的名義GDP可達四十萬億元。腐敗，其實貢獻了相當大部分的通脹率。這才是中國特色，卻很少人注意。我列舉的那位小包工頭的故事，5萬元的施工款，在支票上居然變成了50萬元，其中只有5萬元是真實GDP，其余的呢？當然是名義GDP當中的政府開支，也就是通脹因素。再具體一些吧，借助于米塞斯的同類描寫，這45萬元新增鈔票是這樣投放的：首先，小包工頭從銀行兌換那張50萬元支票，將其中5萬元用于發放自己工人的工資和他自己的利潤（2萬元）。其次，他將45萬元贓款返還給那位官員，于是那位官員在他的黨羽之間分配，這些新增加的鈔票于是首先被這群腐敗官員用于私人消費品的購買，但真實GDP并沒有增加，所以，這些腐敗官員的花銷，擠占了一部分真實消費品，等價的表示就是消費品價格水平的上漲。最后，窮人，如果沒有窮到連工資收入都沒有，月底領取自己的工資，扣稅之后，用于生活開支的時候，發現物價早已上升了，因為新鈔票是最后流通到他們手里的。這樣簡單的道理，為什么只有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才當作常識呢？

第二篇：正確理解GDP與綠色GDP

堅持科學發展觀

正確理解gdp與綠色gdp

【摘 要】近年來，我國由于資源開發的迅速擴大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長，每年由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達到８％以上。這說明我們的經濟增長是以生態環境成本為代價的。堅持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必須正確理解和把握gdp與綠色gdp的含義。

【關鍵詞】 科學發展觀 gdp 綠色gdp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目標，而是一個經濟社會綜合發展目標。我們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就必須正確理解、把握gdp和綠色gdp的含義，徹底轉變gdp至上的觀念，把推進可持續發展、構建和諧社會作為發展目標。

1、如何正確理解gdp含義

gdp做為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是衡量各級政府政績最硬的指標，追求gdp的高速增長，不僅使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和豐富，增強了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和吸引力，而且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的國際政治地位。自從采用gdp核算方法以來，gdp在我國的地位扶搖直上。但盲目追求gdp增長，也帶來一些弊端。

1.1 gdp的含義

gdp英文全稱為gross domestic product，中文譯名對國家來說叫做國內生產總值，對地區來說叫做地區生產總值或本地生產總值。它是把一國（地區）一年中境內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投資、政府購買以及凈出口的總和折合成貨幣的值。由于gdp覆蓋國民經濟所有行業，具有國際上通用的核算原則與方法，是衡量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經濟活動總量的國際通用語言。因此gdp是全世界通用的最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總體經濟實力的根本體現，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重要參數，尤其是在政府制定經濟政策、實行宏觀監控以及宏觀經濟分析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1.2 gdp的局限性

如何看待gdp是當前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過去人們把gdp神化了，認為gdp就是一切，這當然是不對的，因為gdp也有許多的局限性。首先，gdp不能說明一個地區或國家資源消耗的狀況和環境質量的變化。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長，對我國政府近年來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其次，我國gdp增長的高消耗、高排放，造成了資源的驚人消耗和數量巨大的污染物排放。再次，我國的政府職能還沒有得到根本轉變，gdp增長在各級黨政干部的政績考核中的極端重要性，使得短期利益和短期行為屢禁不止。

1.3 單純追求gdp增長的弊端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gdp的大小和增長率受到空前的重視，甚至有人把“發展就是硬道理”理解為“gdp增長就是硬道理”。這使我國在取得經濟發展巨大成就的同時，社會、自然環境也遭受巨大損失，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不利影響。數字出官，官出數字。對政績的追求使一級又一級的政府官員狂熱追求gdp，甚至產生了gdp崇拜。對gdp的追求理所當然成為某些地方政府官員心照不宣的職業使命。為了政績，許多地方的招商引資演變為“讓利競賽”，靠土地生財，靠拼資源來換取經濟的一時繁榮，不惜損害群眾利益，與民爭利。從1996年到2003年，全國耕地就減少了1億畝，而非法占地的主體中，絕大多數是對gdp頂禮膜拜的地方政府。任何指標都讓路于gdp，從追逐gdp，到唯gdp，到直接在gdp上做手腳，污染gdp。所以說，以gdp為主的領導干部考核體系，是經濟可持續發展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2、綠色gdp的產生和由來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是對發展是硬道理的豐富和補充，更加強調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梢哉f，實行綠色gdp是貫徹落實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出的全新發展思路的最佳切入點。

2.1 綠色gdp的含義

綠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礎上，扣除對資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礦產、水)、環境（包括生態環境、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等）的破壞性影響后的余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是反映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綠色gdp能更好地體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解決好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問題。綠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負面效應越低，反之亦然。

2.2 綠色gdp核算方法

綠色gdp核算的基本思路是將資源和環境獨立出來，建立資源和環境賬戶，作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補充，在此基礎上對現行gdp進行扣減和調整，從而得出綠色gdp。簡單的說：綠色gdp=傳統gdp－資源環境損害＋環保部門新創造價值。也可以說，綠色gdp=(傳統gdp)－(自然部分的虛數)－(人文部分的虛數)。這里，自然部分的虛數主要指資源環境方面的損失，人文部分的虛數指貧富懸殊等不利影響。對綠色gdp的實際測算，目前集中在對資源環境損失的測算上。

2.3 綠色gdp是全新的發展觀和政績觀

綠色gdp是個全新的發展觀，它是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的，綜合的科學發展觀。另外它也是一個全新的政績觀，強調經濟發展必須與生態保護的協調兼顧起來。因此對每一級政府，對每一位工作人員和政府官員的政績評價標準，肯定也會發生一定的變化。所以說實施綠色gdp，必然要有觀念的變革，要有科學、合理、公平的核算體系模式的確立。綠色gdp倡導人與自然的和諧，呼吁健康的經濟增長方式。即在追求gdp增長的同時，一定要考慮到付出的環境代價，切莫以犧牲環境換取短期的經濟效益。

3、堅持科學發展觀，必須正確把握gdp與綠色gdp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我們走出gdp崇拜、超越gdp崇拜指引了方向。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使得我們開始了對gdp的校正。發展是硬道理升華為科學發展觀。在轉變政府職能方面，黨中央也從政績導向轉向服務導向，從以gdp增長為中心，走向以維護市場公平為中心，以社會和公共服務為中心。告別gdp崇拜，并不意味著不再嚴肅地對待gdp，在很長一段時間內，gdp仍然是中國經濟必須重視的重要指標。堅持科學發展觀，必須正確理解和使用gdp與綠色gdp。

3.1 gdp仍是政績考核的主要手段

科學發展觀并不意味著政績考核完全取消gdp，對干部政績的考核gdp由總評分變為單科分，但仍是十分重要的單科分。新的科學的發展觀和新的政績觀，要求各級政府官員放棄唯gdp至上的思維模式，更多地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對領導干部的政績考核不僅僅看gdp和財政收入增長情況，而且還要看人們生活水平、看就業、看人的全面發展，看環境是否美化了、污染是否降低了，看是否是用最少的資源環境投入獲得更多的產出，但是gdp仍是一切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告別對gdp的盲目崇拜，超越gdp，是為了更好地把握gdp，而不是拋棄gdp。

3.2 科學發展觀并不排斥gdp

唯gdp論不符合科學的發展觀，忽視gdp同樣也不符合科學的發展觀，必須以科學的、辨證的態度對待gdp，不能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要求確立科學的發展觀，就是要提高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水平，強調執政為民，維護、實現和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盡管gdp有種種局限，但gdp可以基本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規模、經濟實力及其變動情況。正常情況下，gdp的增長意味著經濟實力的壯大和社會財富的增加，gdp的增長也是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物質基礎。因此，沒有gdp就沒有經濟實力，離開gdp談以人為本只能是紙上談兵，因此gdp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指標。

3.3 gdp增長是科學發展觀的體現

科學發展觀是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統一的gdp，需要用合理的物耗投入和較小的資源環境代價獲取更多、體現人民生活全面改善、社會公平度逐步提高的gdp。因此應該把樹立科學發展觀同保持gdp的增長做到內在統一，gdp不應當成為各級政府追求的終極目標，gdp增長僅是一種手段，對政府來說，重要的是如何借助gdp的增長來實現社會發展。那種只顧眼前利益，不顧子孫后代生存環境，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工作方式必須糾正。

3.4 不能神化和夸大綠色gdp

神化和夸大綠色gdp也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把產生的問題，歸結為gdp的缺欠，認為只要盡快推出綠色gdp核算，用綠色gdp來考核領導干部政績就可以解決中國可持續發展問題既是一種不現實、也是有失公允的想法。綠色gdp由于其計算面臨難以突破的障礙，要求統計部門核算綠色gdp來考核干部政績是不現實的。一個國家和地區環境保護的好與壞，不在于是否核算了綠色gdp問題，關鍵是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和經濟發展觀問題，是如何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因此開展綠色gdp核算無非是要增強人們經濟發展中的環境保護意識，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無限擴大綠色gdp的作用，將會使其失去本身含義。

3.5 綠色gdp不可能取代gdp

綠色gdp取代gdp是不客觀的想法。綠色gdp是在gdp扣除資源耗竭的成本和環境損失的代價的凈額，gdp是綠色gdp的基礎，這一點也決定了gdp還有它存在的重要性，只有將gdp和綠色gdp進行比較，才能發現經濟發展過程中造成的資源耗竭的成分和環境損失的代價有多大。因此綠色gdp不可能取代gdp。

第三篇：財政收入與GDP分析

“魚與熊掌”可兼得

——對我省財政收入與GDP關系的分析

財政收入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調節經濟的有效手段，兩者相互依賴、互相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政府財力的不斷增強，財政收入與GDP的增長關系備受關注。因此保持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發展——“魚與熊掌”兼得，對我省“十二五”規劃提出的GDP、財政收入翻番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財政收入增長及與GDP比較

（1）縱向比較：財政加速增收，財力不斷增強

改革開放特別是“九五”以來，伴隨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經濟總量的不斷跨越，促進財政增收的增長源不斷涌現，全省財政收入連續十年保持兩位數增長，近幾年進一步加快到20%以上，政府調控經濟運行、協調社會發展、提供公共服務、改善民生的能力進一步增強。1996-2011年，全省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8%，其中“九五”年均增長14.6%，“十五”提高到17.7%，“十一五”又進一步加快到25.7%，2011年增長27.6%，呈較為明顯的加速增長態勢。

財政加快增收助推財力不斷增強，全省財政收入由1995年的147億元增加到2011年的2632.8億元，跨越了兩個千億元臺階。從態勢上看，擴張步伐明顯加快，財政收入從百億元到五百億元，用了10年時間；而從五百億元到千億元僅用了3年時間，跨越第2個千億元目標也僅用了3年；“十一五”以來的6年財政收入累計9425億元，接近改革開放34年來全省財政收入的70%。人均占有財力增加較多，1 2011年全省人均財政收入達3843元，而1995年僅246元，16年增加了14.6倍。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上升較多，2011年達17.4%，與1995年比，上升9.3個百分點，年均提高0.58個百分點。

（2）橫向比較：增長快但規模小比重低，調控能力較弱 與全省GDP增長比：“九五”以來的16年間，全省財政收入有8年保持20%以上增長，有10年增長快于現價GDP，1996-2011年均增幅高于同期現價GDP 5.6個百分點，其中“九五”時期高4.6個百分點，“十五”、“十一五”進一步擴大到高4.7個和7.5個百分點。

與全國比：“九五”以來，我省財政收入增長有10年快于全國，1996-2011年均增幅高于全國0.6個百分點。2011年，我省全部財政收入占全國的2.5%，比1995年提高0.2個百分點；其中地方財政收入占全國2.8%，居全國第16位。2011年，我省全部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低于全國4.6個百分點；其中地方財政收入相當于GDP 的9.7%，低于全國1.4個百分點，居全國第17位。

與經濟總量接近的北京、內蒙比：2011年，我省地方財政收入比北京少1542.9億元，比內蒙多104.4億元；相當于GDP的比例比北京低9.2個百分點，比內蒙高0.2個百分點。1996-2011年，北京、內蒙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分別增長22.6%和24%，高于我省3個和4.4個百分點。

與中部六省比：2011年，我省地方財政收入高于山西、江西，居中部第4位，位次與1995年持平；相當于GDP的比例比山西低3個百分點，居中部第2位，比1995年前移3個位次。

（3）來源比較：經濟發展效益提升，稅源不斷拓展

近年來，我省財政收入之所以保持快速增長，主要是省委、省政 2 府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經濟運行質量的結果。

一是緣于經濟發展加快，增加了稅源?！熬盼濉币詠?，我省經濟持續加快發展，1996-2011年全省GDP年均增長11.4%，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生產總值跨上萬億元臺階，2011年達15110.3億元。綜合實力的增強，增加了經濟稅源，確保了稅收的增長。2011年全省地方財政收入中，各項稅收入超千億元，達1108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75.7%。

二是緣于企業效益好轉，增強了納稅能力。近年來，我省工業經濟保持了提速提效的良好勢頭，2011年全省規模以上工業經濟效益綜合指數達312.3，創歷史新高；工業利潤、利稅分別突破千億元和兩千億元，達1306.9億元和2254.8億元，從而大大充實了稅源，帶動了財政收入的較快增長。2011年，全省增值稅收入達647.5億元，超過各項稅收的三成。

三是緣于居民收入提高，對高收入群體納稅調節力度加大。全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萬元大關、農民人均純收入突破五千元大關，2011年分別為18606元和6232元。收入的穩步增加，增多了重點繳稅申報人數（2011年全省年收入超12萬元申報個稅的人數超過31000人），進而推動了個人所得稅收入穩步增長，全年個人所得稅突破百億元，占全省各項稅收收入的5%左右。

四是緣于投資與消費協調發展，營業稅與消費稅等稅收增加較多。近年來，我省投資與消費持續快速發展，其中固定資產投資突破萬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接近五千億元，2011年分別為12126.3億元和4900.6億元，從而極大地充實了稅源。全年營業稅達379.2 3 億元，比上年增收近三成；消費稅202.9億元，增收近兩成。同時，投資、消費的增長，也增加了耕地占用稅與契稅等稅收，2011年兩項稅達142.3億元，占到全省地方稅收的12.8%。

五是緣于專項等收入的較快增長，非稅收入增加較多。2011年，全省非稅收入355.3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24.3%。其中，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125.7億元，專項收入80億元，國有資產有償使用收入62.2億元，罰沒收入34.1億元。

二、財政收入增長與GDP的差異性

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稅收，稅收與經濟活動密切相關。從理論上講，經濟稅源的規模應與GDP的規模相匹配，財政收入增長也應與GDP增長保持基本同步。但受諸多因素影響，我省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并不完全同步。

一是收入分配因素。GDP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新創造價值（增加值）的總和，財政收入是GDP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結果。從初次分配看，各部門創造出增加值之后，一部分以稅收、收費等形式上繳財政，形成國家收入；一部分以折舊、公積金、利潤等形式留在企業，形成企業收入；一部分以報酬、福利等形式支付給勞動者，形成個人收入。從再分配看，初次分配后的企業收入和個人收入中的一部分又通過所得稅、財產稅等形式上繳財政。因此財政收入歸根結底來自GDP，GDP總量擴張是影響財政收入增長的主導因素。2010年，我省GDP中生產稅凈額1779.8億元，與2005年相比，年均增長18.8%，高于同期現價GDP增幅0.6個百分點；占GDP比重由14%提高到14.4%，五年間上升了0.4個百分點?？梢姡洕?4 量決定財政收入的規模，GDP分配向政府傾斜，導致GDP增速與財政稅收增幅不一致。

二是稅收政策因素。財政體現了政府的意志，不僅有組織收入的職能，還有調劑社會資源、營造社會和諧等功能。因此，財政收入深受國家分配政策的影響。從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安徽與全國一樣，隨著國家分配政策的變化，經過了一個“V”字型軌跡，即從改革開放初期到90年代中期逐步下降，90年代中期以后穩步上升。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我省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為14.4%，隨后國家為了調動企事業生產積極性而廣泛實行減政放權的政策，我省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逐級下降，1992年、1993年財政收入僅相當于GDP的6.9%和7.1%；1994年以后，隨著政府強化宏觀調控、統籌區域發展的需要，國家強化了財力集中的政策，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開始逐級回升，2011年提高到17.4%?？傮w上講，我省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經歷了“高-低-高”的過程，這是宏觀經濟政策變化導致的正常結果，與直接的GDP增長關系不大。如1996-2011年的16年間，我省財政收入增長了16.9倍，同期現價GDP增長了7.3倍，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上升了9.3個百分點，由此測算每年的財政收入增長中有5個多百分點是對GDP存量分配的調節，也就是說近1/4-1/3的財政收入增長是政策因素，與GDP增長無直接對應關系。

三是產業結構因素。我省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近八成，而經濟結構決定著稅源分布，進而影響財政收入。長期以來，我國實行了一產低稅或免稅、二產稅負適中、三產穩稅的稅收政策，因此三次產業間、不同行業間的稅賦相差較大，尤其是產業結構的變動對GDP的宏觀稅 5 賦影響較為明顯。2011年，我省GDP中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為13.4:54.4:32.2，其中一產占比高于全國平均水平3.3個百分點，居全國第9位、中部第2位。從稅收結構看，由于“十一五”以來，中央與我省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惠農政策，并逐步減免了農業稅，致使第一產業稅收所占比重逐步降低，二、三產業稅收占比不斷上升，成為全省稅收的主要來源。2011年，我省第一產業稅收僅占0.05%，二、三產業分別占到54.77%和45.18%。同時，近年來二產特別是工業持續快速增長，如“十一五”以來，全省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9.6%，明顯高于GDP（13.4%）以及一產（4.7%）、三產（10.8%）增幅，導致其對應的經濟稅源（稅基）增幅必然高于GDP，由此產生的稅收也必然高于GDP增幅。可見，第一產業增加值比例偏高，是我省財政收入相當于GDP比例偏低的重要原因；財政收入增長快于GDP，與二產特別是工業增長較快密切相關。

四是經濟效益因素。從財政的征收對象看，財政收入不僅與增加值有關，而且與增加值的構成項目有關，如企業所得稅只能從盈余中征收，企業效益好，所得稅就多，反之就少，即使兩個企業從事同一個行業，所創造的增加值一樣大，但由于兩個企業效益狀況不一樣，從這兩個企業征收到的稅收就可能有很大差異，這種狀況也反映出增加值與稅收的不同步現象，這種情況可能出現在企業，也可能出現在各省、市、縣的GDP與財政收入的量化關系上，最終導致GDP與財政收入增長不一致。

五是核算原則與稅收入庫因素。GDP核算采取權責發生制原則，即在經濟活動中，只要權責發生改變，就應進行統計。但稅收入庫則是實際發生的征稅額，采用的實際收付制。統計與入庫的時間往往發 6 生錯位，導致GDP與稅收不一致。統計核算原則與稅收入庫的另一個差別，就是并不是所有記入GDP的項目都進行征稅，而進行納稅的項目也并不都記入GDP。例如，對教育、衛生、政府機關等非贏利性單位提供的服務，GDP計算了這些單位的增加值，但稅務部門并沒有對這些單位進行征稅。又如按照國際慣例，GDP對居民的自有住房進行了虛擬估價，并且，由于最近幾年房地產市場相當火爆，居民的自有住房市場價值應該是相當大的，但在現行的稅收體制中，并沒有對未出租的居民自有住房虛擬價值進行征稅。此外，目前我國設置的財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船使用稅等稅收，主要針對經濟存量，與當年GDP流量并無直接對應關系。

三、努力促進財政收入與經濟協調發展

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是宏觀稅負的重要指標，它既反映了政府財力的集中程度，也體現了經濟運行質量和經濟結構優劣狀況。但影響財政收入的因素非常復雜，分析把握財政經濟運行情況，不能簡單以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高低來評價。因為，與高稅負相對應的可能是“強”，同時也可能是國家所“不鼓勵”或“不提倡”的；而與低稅負相對應的則可能是“弱”（如農業），也可能是國家鼓勵的產業（如高新技術產業）。在“高”的背后，可能是經濟結構不盡合理（如資源產業比重過高），也可能是經濟效益較高，所以不能簡單以高低而論。

從短期看，GDP與財政收入增長不同步是一種“常態”，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上下波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但要盡量使其維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如果比例過大，財稅負擔過重，則會加重社會負擔，減少原本應當歸市場支配的資本量，就會影響或 7 抑制經濟發展；反之，比例太小，則會減少對經濟建設的支出，又會影響或降低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因此，只有保持合理的財政收入規模及比例，才能促進財政和經濟協調發展。而且，還可以起到保持經濟穩定、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從相互關系看，經濟決定財政收入，財政收入又反作用于經濟的辯證關系，決定了財政收入必須與經濟增長相協調，才能實現“魚與熊掌”兼得的良性循環和可持續增長。就我省而言，發展經濟、提高財政收入相當于GDP的比例既很有必要，也很有發展潛力。一方面，近年來我省經濟運行質量穩步提高，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財政收入與經濟保持協調發展的良好勢頭；另一方面，我省財政收入占比雖呈穩步上升態勢，但仍處于較低水平，財政實力與經濟發展水平仍不相適應，特別是發達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在上世紀末就達30%—40%，發展中國家也在25%以上，比較而言，我省提升的空間比較大。

今后一階段，要千方百計擴大經濟總量，實實在在擴大、夯實財源基礎，實現“魚與熊掌”兼得——財政收入與GDP協調發展、財政收入與經濟增長雙贏，推動財政與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是培育經濟稅源。經濟發展與財政收入系源與流、根與葉的關系，源遠則流長，根深則葉茂。要突出培育財源抓發展，這既是擴大經濟總量的必由之路，也是擴張財力的現實選擇。因此，要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抓住機遇，堅定信心，扎實工作，實現我省經濟發展的全面提速。應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改革開放，將經濟體制改革向多領域、多行業拓展。實行更加開放的投資準入和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地引進項目特別是重大產業項目，通過項目帶動，投資拉動，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

二是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直接影響著稅收結構及其規模。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在優化升級上做文章。目前，我省產業結構中“農業不優、工業不強，三產不活”的矛盾仍很突出，產業結構調整任務艱巨。為此，一要加快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提高農業經濟綜合效益水平。二要深入實施“工業強省”戰略，加快傳統產業新型化、新興產業規?；椒ィ铀偻七M工業化進程，培育工業新增長點，實現工業對經濟、財政的雙帶動作用。三要支持信息咨詢、技術服務、現代物流、法律、會計服務等新興服務業的發展，培育有發展后勁的財政增長點。

三是積極轉變發展方式。從財政收入的來源看，蘊涵于經濟發展水平之中的生產技術水平是影響財政收入的重要因素。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產品附加值，技術進步必然帶來物耗降低，經濟效益提高。產品附加值所占的比重提高，財政收入也就會隨之增加。要積極推動經濟增長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轉變，注重經濟效益的提高，努力開拓效益財源；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進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項目的發展，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牽動力強的高新技術產業；加快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重點是食品、醫藥、紡織、機械、化工等，提高其高端產品和最終產品比重，增加這些行業的附加值，促進其經濟效益明顯提升。

撰稿：鄒珊珊

審稿：過勁松

核稿：張明俊

簽發：張培勝

第四篇：綠色GDP

一、綠色GDP的意義

研究和實施綠色GDP，對我國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綠色GDP有利于科學和全面地評價我國的綜合發展水平。通過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準確計量，我們就能知道為了取得一定的經濟發展成就，我們付出了多大的環境代價，從而可以使我們客觀和冷靜地看待所取得的成就，及時采取措施降低環境損失。

第二，綠色GDP可以為干部政績考核提供新的評價標準。我們對各級干部進行環境保護績效考核，是為了促使各級政府更加重視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目前環?？己酥饕怯萌舾森h境保護指標，以后綠色GDP研究成熟并作為干部考核指標后，可以使干部環?？己烁哂锌茖W性。

第三，綠色GDP有利于促進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綠色GDP是一套公開的指標，通過發布綠色GDP，可以更好地保護公眾的環境知情權。同時，公眾通過綠色GDP，能直接判斷一個地區環境狀況的變化，對政府環境保護工作進行監督，并積極參與環境保護事業。

第四，綠色GDP有利于促進政府轉變職能。政府的重要職能是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綠色GDP作為關系到一個地區綜合發展水平的公共信息，必將促進政府更加關注本地的宏觀發展戰略，使政府從熱衷于具體項目管理轉向做好發展規劃和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第五篇：論GDP與綠色GDP及其選擇

摘 要：GDP指標因其較其理論上的缺陷和操作上的困難，尤其不能反映資源耗減、環境退化的狀況，加之 GDP 核算數據質量不高，使之飽受爭議；在理論研究及實踐探索上，國內外較一致的目標就是建立綠色GDP核算，但其核算在技術、資料、條件等諸多方面尚有困難，遠未成熟，加之綠色GDP 作為一個指標也必然有其局限性；現實的選擇應該是正確認識和合理使用GDP；在理論和方法上的研究及統計管理體制改革等諸方面著力提高其核算質量；積極推進綠色GDP核算各項準備工作。

關鍵詞：GDP；綠色GDP；比較研究；選擇

一、飽受爭議的GDP

第一，從理論層面上，GDP本身具有缺陷。第一，它只能反映生產最終產品的規模，不能反映經濟運行質量，如可持續發展狀況即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等。而且GDP沒有將生產活動的建設性與破壞性加以區分，將所有活動視為正價值而加入總量，使之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經濟情況，有時甚至是荒謬的，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會使GDP增加，過度采伐森林資源，環境破壞而GDP相應增加；洪災的發生、修建提壩，GDP隨投資及修建人員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產品的生產排出有害物質，GDP因其產量的增加而增加；環境污染致病人增多，GDP隨醫療產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生活質量下降，而GDP卻在增長，這顯然有違社會生產的初衷。第二，不能準確反映國民收入、福利及財富狀況。由于經濟開放程度不同，國內生產總值與國民可支配總收入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而使GDP 不能準確反映國民的收入情況；福利水平不僅與貨物和服務的數量有關，而且還受自然、政治等諸因素影響，而疾病、地震、戰爭等造成福利水平下降，GDP卻額外增加，因工作等原因人們并沒有因收入增加而消費更多的產品或從事休閑、享樂等，足以說明GDP 不能準確地反映福利狀況；而SNA 核算中，就“擴展的財富”而言，財富的內容本身就不全面，加之，GDP的增長與財富的增加并不完全一致，同樣造成GDP 難以準確反映財富狀況。第三，在國際比較的可比性方面存在不足。聯合國SNA（1993）指出：“SNA是以一種標準的國際通行的概念、定義和分類形式向國際組織，超國家組織報告國民經濟核算數據的體系?！璖NA設計時就打算以靈活的方式進行實施”，而具體實施中的充分靈活性，使各國經濟發展程度，管理要求等不同的情況下，核算的內容、方法不完全一致，顯然造成其國際比較時可比性的不足。比如第三產業核算內容、方法上的差異；固定資產折舊處理上的不同；各國經濟的發達程度、市場化程度的不同，同樣的家務勞動對GDP的貢獻不一致；非法經濟、地下經濟因各國具體情況不同，使其核算內容和方法上差異很大等等，都明顯地影響核算結果的可比性。

第二，從具體操作層面上，GDP核算涉及面廣，資料要求高，尚有諸多方面需進一步完善。基礎資料缺口很大，口徑不一致，難以支撐GDP核算對龐大資料的需求。二十多年來，我國在不斷完善GDP核算方法上取得進展，但就其核算所需資料方面幾乎沒有什么實質性成果，現實的情況是我國統計體制構架中，沒有一個具有權威和足夠協調能力的機構，統一協調全國的統計工作，致使其資料來源渠道多，口徑不一致，一方面加大了GDP 核算的難度，另一方面極大地制約著其質量；如前所述，我國“十一五”規劃中，要求服務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到2010年要達到43.3%，足以說明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但服務業統計現狀是國家統計局對批發零售貿易業和餐飲業、房地產開發業以及所有服務業的勞動工資和就業人數進行統計；國務院有關部門對其管理的企業進行主要滿足行政管理的行業統計；而相當部分行業如金融保險業、社會服務業、廣告業等的數據則來自分散的企業；由于各自目的的不同，指標范圍口徑不一致以及不具有隸屬關系的系統外企業的遺漏在所難免，資料來源的如此狀況，何以確保其核算質量？并由此派生諸多問題，如在GDP核算中估算的比例過大，且方法粗糙。根據聯合國SNA（1993），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核算分為市場產出、自給性產出和非市場產出三個部分，其中占很大比重的非市場產出包括農林牧漁服務業、水利管理業和地質勘探業、教育文藝廣播電影電視業、衛生體育社會福利保障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國家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因其數據限制，其增加值常規年份只能根據第三產業普查年份的增加值率推算，而兩個普查年份相隔10年，均用其系數推算，顯然有失客觀；再如我國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目前仍然存在諸多不足，如從方法上只是生產核算而沒有使用核算；從時間上只是累計的季度核算而沒有分季度核算，使季度GDP核算的反映和分析功能受到極大限制，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礎資料缺

乏所致；又如不變價GDP核算涉及到經濟增長率的計算，由于資料缺口如服務業生產價格的缺乏，使之尚有相當的改進和完善的空間，當然，也有協調和完善各種價格指數的編制方法的問題等，凡此種種，說明從操作層面，GDP核算面臨很大困難。

第三，從GDP核算資料層面上，其質量不夠高，已經產生廣泛的不良影響。各縣區生產總值及其增幅的綜合，相當程度地高于省市生產總值及增幅；而各省市生產總值及增幅的綜合，又相當程度地高于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及其增幅，當然其中有體制上的原因，但普遍存在的如此超?，F象，從一個角度讓人們有理由質疑GDP核算的質量；另外，我國按國際慣例對GDP歷史數據進行過若干次修訂，甚至有時數量巨大，一方面表明統計工作者的科學態度，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我國GDP 核算資料確實質量不高；第三產業普查數據詳細，通常是把普查年作為專業統計和國內生產總值核算的基準年，其所獲數據及比例關系和系數，作為非普查年份核算的重要依據，并對相關數據進行調整，以我國第一次第三產業普查為例，2006年初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以經濟普查年份GDP數據為依據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修訂的結果，總體上不論是總量還是增幅都有較大幅度上調，就第三產業增加值而言，比原來增加了2，800億元，增幅高達30%，使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31.9%調整為40.7%，并使國內生產總值擴大了10%；經濟普查GDP上調了23，002億元，上調幅度高達16.8%，增幅也有相應修訂。

第四，從資源、環境的現實層面上，資源潰乏、環境惡化已成共識。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外延式的模式，資源環境問題已非常突出。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環境保護（1996～2005）》白皮書指出：“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集中出現，環境與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資源相對短缺、生態環境脆弱、環境容量不足，逐漸成為中國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新世紀頭20年，中國人口將持續增加，經濟總量將比2000年再翻兩番，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的需求不斷增加，環境保護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在此背景下，關于對GDP的狂熱追求乃至對GDP 本身多有微詞，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承載厚望的綠色GDP

實際上，由于上述諸多原因，GDP 核算產生至今，其不斷完善過程，始終伴隨著對其不斷的爭議，也是不斷研究克服其局限性方法或探索新的方式的過程。中心議題是如何解決GDP 不能反映資源耗減、環境惡化等的問題，基本研究方向一是提出輔助指標以彌補其不足；另一個就是確立替代性指標；對第二個研究方向人們投入大量精力，許多學者、研究機構、國家及國際組織參與其中，取得一些理論成果，在方式方法上也有諸多實踐，積累了一些有益經驗，從而逐步形成了一個國內外相對統一的認識和目標：就是建立綠色GDP核算。綠色GDP即是資源環境成本納入GDP核算，并作為經濟生產的成本予以扣除，由于其對資源環境之利用消耗的反映，較傳統GDP 而言，又稱為綠色GDP。

近半個世紀以來，綠色GDP的研究和實踐，一方面進一步說明了突破GDP的局限性的必要；另一方面說明此項工作的艱巨性，盡管理論上不乏成果，實踐上不乏經驗，但離全面實施綠色GDP 核算尚有相當差距，一則各項研究和實踐多為零星的、局部的；二則即使2003版《綜合環境經濟核算手冊》也僅提供了一些建議性方法，難以全面實行，其自身尚有諸多不完善之處，加上下列諸多因素的考慮，我們必須正確、全面、客觀地認識綠色GDP。

首先：綠色GDP是在GDP 核算的基礎上引入環境資源因素核算，GDP 核算本身的其它一些不足仍然存在，如：未能將生產活動的建設性與破壞性加以區分，所有活動均視為正價值而記入總量；不能準確地反映國民收入、福利及財富狀況；核算資料缺口較大、質量有待提高等等，所有這些都不可能通過實施綠色GDP 核算本身可以解決的，相反在有些方面尚有進一步加劇的可能性。而將環境資源核算引入GDP 核算，必將對GDP 核算本身產生沖擊，操作層面上尚有諸多方法技術問題有待研究。

其次，環境資源的定價有困難。環境以社會經濟系統作為考察對象，是指影響該系統的所有外部因素的總和。資源（指自然資源）則指在一定時間條件下，能夠產生經濟價值以提高人類當前和未來福利的自然環境因素的總和，包括物質資源和生態資源。一則環境資源的產權界定困難，既有其自身的復雜性，又有法律工作的缺失，產

權不明晰具體核算自然難以操作；二則環境資源市場定價困難，由于其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完備的市場甚至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市場，無法形成經市場確認的價值，使之定價極為困難，如物質資源通常以類似產品的市場價格作為價格標準估計，這種估價因人為因素而難以保障其真實客觀性；而生態資源價值卻無法估量，太陽和空氣對人類生產乃至生存極端重要，它的經濟價值有多大？生態平衡的破壞更難估價，野生動物的滅絕、天然植被的流失以及微生物對水土的改變等幾乎是不可能估價的；顯然環境資源的定價困難，是其納入GDP 核算之中的根本性障礙之一。

再次，自然資源的消耗尤其是環境評估及其污染的損失量化困難。測算浩繁的自然資源特別是生態資源的消耗，量大、技術要求高，十分艱巨；而環境評估特別是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的量化工作，更幾近不可能準確客觀，這是因為由水體、大氣、土壤、生物等媒介組成的環境，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而現有的估算方法要么難以實施，要么過于粗糙，上述表明無論是環境資源的量化、還是其定價都包含著普遍的估算，說明即便實施綠色GDP核算，由于主觀因素，而使其真實、客觀性受到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虛擬的結果。

再其次，綠色GDP核算本身尚有諸多技術或方法問題需要研究。比如如何與GDP核算理論和方法的銜接？環境成本扣除了，但環境效益是否應計入？如何評判和記入環境效益等等。

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Vol22，No6

三、結論

第一，正確認識統計指標的功能。作為反映總體數量特征的概念，它具備一定的名稱、方法，更有其內涵的口徑要素，決定了任何一個統計指標都只能反映總體某方面數量特征，完成相應的功能，要反映各方面的情況，滿足各項要求是不可能的，也有違科學精神，GDP盡管有其不足之處，但更多的爭議，似乎來自于對其功能定位的認識模糊或任意擴張，讓它承載了太多不能完成的任務，既使實施綠色GDP核算，它除了自身仍然有缺陷，其功能也只不過是一個指標而已。

第二，合理使用GDP。首要的是淡化生產總值的考核職能，地方官員對GDP的追求，一方面導致資源浪費、環境惡化，另一方面不可避免、程度不同的干擾核算數據；其根本就在于現行體制下，GDP被當成地區間比較的非常重要指標，而且普遍作為考核下級的主要指標。實踐中，考核體系是必要的，但它是一個導向，給地方GDP增長減壓或建立一個更多反映民生、環保、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作為考核或比較依據，可能會取得多方面的效果。另外，在分析經濟現象時，使用GDP要更多地關注其局限性，采用諸多指標，補充、完善，以求客觀真實。第三，在沒有包括綠色GDP在內的其它更好指標之前，GDP仍然具有廣泛的使用價值，問題是如何更好克服其自身的局限性。反映經濟運行整體狀況是客觀需要，綠色GDP核算尚遠未成熟，而既使實施綠色GDP核算，因其仍以GDP核算為基礎，故而，GDP的使用仍將是有益的，而在理論、方法上更進一步研究，逐步克服其局限性，也就成了我們應關注的重點。它不僅提高了GDP核算質量，同時也是朝著綠色GDP核算方向努力的一部分。

第四，現行統計管理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實際上，GDP受到的爭議，相當部分來自于其核算質量，而國家政府統計系統就此進行了不懈努力，推出諸多措施，如GDP核算的聯管聯控制度、下算一級制度等，都是針對核算數據的抗干擾能力，但其自身尚有待研究而效果很有限，如下算一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GDP數據的出口，但基礎資料的來源仍無法控制。問題的根本之一在于現行統計管理體制下，統計數據受到干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出路顯然在于現行統計管理體制的改革，調整現行的統計局隸屬于同級人民政府的格局。

第五，加強調研，積極穩妥、逐步推進綠色GDP核算準備工作。可持續發展已成共識，而資源環境對生存和發展質量的影響將愈加明顯，人們對其關注有增無減，更加迫切要求反映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耗減、環境變化的情況。加強對其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在可行的方面逐步推行、方法上不斷完善，既使在某些方面暫時不能實施，但逐步積累、擴展總是需要的，也許很難達到嚴格意義上的綠色GDP核算，但畢竟在接近，更加有效地彌補的GDP核算的不足，當然，也符合時代潮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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