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戰略：中國企業未來發展須處理好三大問題

文化價值觀

《科技智囊》雜志在編者前言里有這樣一段話：“一幫咨詢師在一起聊天，其中一個問‘你最近搞垮了幾個企業？’”我看后大感驚異，也讓我想起在90年代和一些網絡公司或風險投資商交流時，他們經常以“你蒙了多少錢”這樣的話來調侃自己的工作。我對這種“幽默”是相當反感的，也非常不能理解。我曾經非常苦惱。我在想，是不是我與年輕的職業經理、年輕的員工之間在價值觀上產生了分岐？我不能容忍對自己工作或職業采取一種輕率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態度，這是一種褻瀆！很多人說我沒有必要這么認真和憤慨。但我為什么要這么認真和憤慨？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我對職業操守和價值觀在職業中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這可能與我原來的學術訓練和背景有關。

80年代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科技政策和中國科技發展的歷史。促使我下海的主要原因是：當時中關村有很多科學家下海，但在科學院幾乎是一片罵聲，而且科學院在政策上明確提出要批評這種下海的方向。我們政策研究所要幫助宣傳這項反對下海的政策。當時的感覺是我不但不能幫助宣傳，反而覺得應該選擇離開中科院，必須到市場中去，找到自己的激情和能發揮的余地。

下海以后，文化價值觀依然是引導我創業10年整個走向的關鍵。我給自己提出的目標就是要讓民營經濟占中國的1/3天下，要讓高技術產業成為中國的主導產業。在長城所十年所慶的時候，我覺得最自豪的是：回顧十年，我們參與了民生銀行、希望集團、方正、聯想、用友的發展策略。這個過程實際上參與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咨詢職業的定位。十年之后，我國的現狀是：民營經濟占有了1/3天下，高技術產業占了20的比例，基本上在各個城市、各個開發區都是主導產業。

文化價值觀本身是什么？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上有一種使命感。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使命感具有了現代意義，并且和中國人的生存尊嚴日益相關。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使命感，就會把自己的熱情，把自己的更大的精神投入到事業中來。我認為，不光是咨詢業需要使命感來支撐，中國的很多產業，包括成功的民營企業家，他們都是在改變中國的體制、機制、產業地位，在向這個方面不懈努力。如果與韓國、日本比較，韓國到現在為止對民族的尊嚴追求仍然是支撐著它的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日本已經弱化了。

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展的國家，我們的企業家、我們的咨詢師、我們的管理學家都有責任讓中國有尊嚴地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當你的事業和人生價值高濃度地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文化價值觀就構成了取得成功的一個先決條件。

戰略選擇

簡單而言，我在這十年做了三件事：企業戰略、產業戰略、區域戰略。我覺得這三個事情有高度的耦合性和相關性。實際上做任何一項企業戰略都需要對那個企業所處的產業，尤其是對產業價值觀、產業價值鏈有個比較透徹地了解，對產業的演變規律有深切地把握。

我總結產業基本規律有三個：

?產業成長規律。就是說產業跟人一樣，有從小到大到死亡的周期，有個成長過程；

?產業價值鏈規律。產業內部環節、外部環節形成一張價值網，你能不能看透這張網，就是你能不能看清產業價值鏈未來的演變過程；

?產業組織規律。相當于產業的發展模式。經濟越全球化，和世界聯系越密切，產業發展模式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在做戰略選擇時，更重要的是把握規律。我的體會有(源自《易經》)六個字：①變易；②恒易；③不易。變化是事物發展規律的核心，我們要在變化中找到持續的、穩定的變化規律，從變化中找到不變的本質。可以這樣講，產業的發展模式核心源自企業創新，企業能不能做好企業戰略、能不能做好產業選擇，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是能不能有一套方法，把產業演變的主要趨勢找到，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

商業模式

新經濟、互聯網經濟開始把商業模型推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位置。但是互聯網經濟泡沫破滅了，商業模式是不是就隨著破滅了？我認為不是。商業模式是引導新經濟發展、在新時代發展自己企業的一個根本環節。在某種意義上說商業模式已經取代了企業戰略。

那么企業要做什么，怎么做？一般說做什么是第一位的，怎么做是第二。但是當你做新業務、從事新產業、創新無窮大的時候，“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即商業模式比戰略還重要。

在新經濟條件下，那些基本的管理要件都有了0—100的創造，可以100外包，也可以100自己做；所有職能都升了級，都有升了幾級的操作。那么商業模式就是指所有的要件無論在升級還是未升級的情況下都有0-100的演變。

對商業模式的理解中有個說法就是講故事。講故事就要回到戰略，即你的人物情節、你的流程是不是能夠有邏輯地、理性地融合在一起；故事的發展要與邏輯、常識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我參與了很多商業模式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講故事，有一半是操作的過程。只有講故事才能吸引人的熱情，把所有的要素高度融合在一起。商業模式的根本就是要把講述的故事演變成你企業成功的故事。

總之，咨詢顧問要有使命感，要追求有尊嚴的生活。這來源于咨詢師和咨詢公司的能力，來源于為客戶真正創造了什么樣的價值。這是最關鍵的問題。此

外，企業要根據自身的產業來選擇企業戰略，要根據產業價值鏈來尋求組織模式。

第二篇：村兩委要處理好三大問題

村兩委要處理好三大問題

從以往基層群眾對村主職干部意見多、反映強烈的各種原因分析，此次新當選的村主職干部還必須要處理好一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處理好村級財務管理的問題。實踐證明，村級財務管理是否公開、公正、民主、透明，不僅直接關系一個村的集體經濟發展，而且對于加強和改善農村基層干群關系，有效推動村民自治，維護農村政治穩定，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村主職干部必須按照鄉鎮黨委對農村集體財產、財務管理主體、管理辦法、監督機制等方面的工作要求，嚴格接受村委會領導，合理選配財務人員，公開、民主、透明的管理村級財務。

二是處理好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國家惠農款項的發放問題。隨著國家對“三農”工作投入的不斷增大，群眾可以享受的國家惠農補貼也越來越多，而部分惠農補貼則需要通過村一級發放。在這一背景下，就很容易催生出村主職干部截留，甚至侵吞群眾補貼的情況。因此，村主職干部必須要嚴格按照自己競選時的所作的“全心全意為村民服務”的承諾，盡心履職、用心服務，干凈干事、清白做人，及時、全額的發放各項補貼，真正保障群眾的切身利益。三是處理好村干部承包本村工程的問題。村干部承包本村工程，不僅會直接影響黨群干群關系，降低村干部威信。也會直接影響工程完成時間或完成質量，擾亂工程項目建設的有序進行。因此，村主職干部必須要帶頭做好表率，在涉及到本村的工程承包、山場出租、財產轉讓等情況時，主動避開，堅決不參與、不搭股。

第三篇：解放思想心得體會：解放思想須處理好與實事求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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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心得體會：解放思想須處理好與實事求是的

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哲學基礎，它不是一個抽象空洞的哲學命題，而是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現代化建設為對象，是由實踐到認識乃至理論的科學思想體系。不僅具有豐富的哲學理論性和文化思想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廣泛的指導性和實踐性，從實踐到認識和從認識到實踐的全過程，自始至終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學習和運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則必須領會和掌握其辨證關系。

一、辨證與統一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個辨證統一體，解放思想是實事求是的前提，實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內在要求，二者相促進相互依存。從本質上講，解放思想就是實事求是。只有首先解放思想，才能作到實事求是，只有實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這一辨證關系要求我們的認識必須同實際相結合，主觀和客觀相統一，才能站在科學世界觀，方法論的立場上準確的把握客觀實際，聯系實際工作指定正確的指導思想，經濟戰略和改革目標，克服實踐的盲目性，增強工作的主動性，不斷認識新情況，探索新途徑，解決新問題，開創新的二者相結合的局面。

二、意識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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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證唯物注意認為：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對存在具有能動作用，通過把握客觀存在事物的規律性和內在聯系，指導我們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我們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方面要改造我們自己的主觀世界，提高自身的覺悟和素質，是我們思想觀念沖破舊習慣勢力的禁錮和束縛，把主觀世界的思維意識與變化了的客觀實際結合起來，克服那些不符合實際的“習慣思維”和“主觀偏見”用發展變化的觀點創造性的改造客觀世界。另一方面，解放思想要著力于研究和解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深層次問題，不能脫離這個實際去空談，如果解放思想沒有具體的形式和內容就會是一句空話，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實事求是的態度，解放思想也就失去了應有的意義和價值，這樣就會犯歷史性的錯誤，殆誤絕好的發展機遇。

三、革命膽略與科學態度

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的講話，始終貫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精髓，是新時期解放思想的宣言書和動員令，它表明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要始終高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面偉大思想旗幟，不畏艱難，不怕曲折，樹立“破與立”的膽略，“革與創”的氣魄“闖與干”的開拓精神，用尊重客觀實際，尊重客觀規律，積極穩妥的科學態度，大膽套所解放思想的實踐載體，不斷豐富解放思想的實踐內容，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實踐活動推向新的高潮。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一個辨證性與統一性，能動性與規律性，革命性，與科學性的思想路線，我們應當自覺按照這“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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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轉變思想觀念。更新意識形態，增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自覺性。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它將隨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活動不斷提高發展。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它的思想理論和科學方法，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觀點，不斷增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堅定性和自覺性，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實踐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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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創新人才隊伍建設 須處理好“五個關系”

創新人才隊伍建設 須處理好“五個關系”

在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進程中，我國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在此過程中，許多深層次矛盾開始凸顯，一些重要關系沒有理順。筆者認為，加強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實現創新人才隊伍健康發展，需要處理好以下五個方面的關系：要處理好科技精英培育與創新人才梯隊建設的關系。我國政府和社會高度重視科技精英的培育，國家實施的重點人才工程、重大科技計劃和重要科技獎勵，大多是面向科技精英的。與之相反，盡管創新人才梯隊建設也被寫入了相關人才規劃，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政策支撐和專門的經費保障，導致其受重視程度較低，規劃難以落實。這種重精英培育、輕梯隊建設的現象，不僅不利于后備人才成長，也無益于精英人才的發展，還對營造崇尚創新的社會氛圍產生了不良影響。為使我國自主創新人才隊伍建設科學、健康、有序地推進，必須平衡好精英培育與梯隊建設的關系。要科學評價創新活動中精英人才和其他團隊成員的貢獻，在成果認定上給予項目參與人足夠的認可，在經費上給予項目參與人合理的資助，調動項目參與人從事科學研究的積極性；要切實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減少科研項目的重復資助，適度降低項目資助強度，擴大資助面，增加非競爭性和非共識性項目的資助數量，扭轉科研經費過度向科技精英集中的傾向，積極創造機會讓更多的創新人才有條件創新、成長；要吸引青年人才投身自主創新活動，大幅提高青年科技人才待遇，發揮市場機制調節作用，讓大量的青年人才涌向創新隊伍，確保創新人才隊伍發展有充足的后備力量。

要處理好科學家成長與工程師培養的關系。與重視科學家的成長相比，我國對工程師培養的政策力度還不夠大、局面較為被動：一次重大科學發現往往會引起轟動，而一個重要的科技發明或突破性的工藝改進卻得不到應有的關注；以SCI、EI檢索論文為導向的創新人才評價體系，客觀上有利于對科學家工作的認可，而工程師所進行的大量面向實踐的創新性探索卻因為沒有固定的成果形式而被忽視；眾多培養工程師的工科大學為獲得更多的財政支持，紛紛向研究型大學轉型。由于缺乏優秀工程師，我國在產品設計、工藝裝備以及自主品牌建設上都遠遠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許多重點實驗室的實驗手段和實驗能力因缺乏高素質工程師隊伍的支撐而遠遠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對科學家成長造成嚴重制約。處理好科學家成長和工程師培養的關系，是我國自主創新人才隊伍能力建設的迫切需要。要打破單一的以學術為主導的高校辦學模式，從現有高校中分離出一批以培養創新型高級工程技術人才為辦學目標的高水平大學；要以企業創新活動為依托，打造工程師實踐平臺，尤其是要實現知名企業與大學之間的緊密合作，共同培養精英工程師；要重構工程師綜合評價體系，有效識別并合理衡量工程師的創新貢獻，給予工程師應有的認可和尊重，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加入工程師隊伍。

要處理好創新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關系。當前，我國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相脫節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我國各級各類人才培養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學校成為創新人才

培養的唯一實際主體，企事業單位等人才需求方無法有效參與人才培養活動，人才培養的實踐環節形同虛設；教育管理體制和招生制度的剛性制約，使學校、教師和學生不得不以考試成績為基本訴求，千人一面的教育模式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隨著科技進步的加速和人才需求的不斷變化，高校專業設置滯后、培養計劃調整緩慢、教學內容陳舊、人才培養模式適應性差等問題日益突出。處理好創新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關系，實現人才培養與人才需求的無縫對接，需要從根本上尋求對策，特別要在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建設上動真格。要大力推進創新人才培養一體化進程，實現義務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高度協同；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培育多元化人才培養主體，使企事業單位、科研院所、政府機構與學校共同承擔起創新人才培養的重任；要切實改革高等教育招生辦法，推動高等教育多元化發展，使高校在招生和教育管理上具有充分的自主權；要推動師資隊伍建設的開放化，讓經歷豐富的科技精英充實到教師隊伍，同時也讓一批教師走到企業的創新一線，使高校師資隊伍流動起來、活躍起來。

要處理好國內人才選拔與海外人才引進的關系。近年來，我國掀起了引進海外人才的熱潮，甚至出現了對海外人才過度追捧、在人才引進上非海歸不要的現象。這種對引進海外人才非理性的重視，對海外人才的健康成長產生了不良影響，嚴重損害了人才隊伍發展的生態平衡。為協調好國內人才選拔和海外人才引進的關系，實現創新人才隊伍和諧發展，應建立科學的海外人才引進評估和考核機制，準確評估海外引進人才的綜合素質和創新作用，把好海外人才引進關；加強人才成長的生態體系建設，在科研政策和待遇標準上，既要對海外人才適當傾斜，又要兼顧公平，實現國內人才和海外引進人才的共同成長；建立健全我國重要戰略領域的創新人才選拔機制，在國防工業、新興戰略產業等領域著重培養和選拔大批國內人才，構筑國家戰略領域的人才高地，為我國自主創新人才隊伍建設提供強力支撐。

要處理好人才的區域集聚與區際平衡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自主創新人才向東部集聚的趨勢進一步加劇，人才分布的區際不平衡問題日益突出。自主創新人才向東部過度集聚，不僅造成了創新人才的浪費和調配困難，也加劇了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東部地區人才相對過剩、大量本科生甚至淪為生產線上的操作工，中西部地區只能望梅止渴、面臨嚴重的人才短缺問題。處理好自主創新人才區域集聚和區際平衡的關系，把握好自主創新人才區域集聚的度，要重點做好以下工作：要緊緊抓住西部大開發向縱深推進和全面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的有利時機，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區在科技、經濟、文化和環境治理等方面的發展機會，為創新人才提供平臺，用事業吸引創新人才、留住創新人才、發展創新人才；要破解西部經濟發展的難題，引導并鼓勵大型企業到西部開設分支機構，開發西部優勢自然資源，通過產業鏈延伸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盡早實現西部經濟的全面騰飛，為中西部地區的創新人才隊伍建設創造適宜的區域環境。

參考文獻：

[1] Wang Fude, Liao Ke.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productsbased on [J].Journal of Beijing nmfgj.com/ gnksguyhl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2,(9)

[2] Yang Junping.A discussion on the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of AHP method--Taking gdgbjdtv.com/gnksguyhl Geleshan district as an example and cave [J].based forum,2009(1)

[3] Liu Jian.Journal, in tourism resources planning and exploitatio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J].2001 in Chongqing teachers' College, 20(9)

[4] Zheng Jing.Cultural variability impact on hcsciq.com/ gnksguyhl China's cultural tourism in minority regions [J].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19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加快推進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建設的戰略設計與突破口選擇》［批準號：10zd&014］的階段性成果）

第五篇：建設服務型政府須處理好三個關系

建設服務型政府須處理好三個關系

作者：李志明

2013-3-25 6:15:48來源： 2013-3-25 學習時報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談到行政體制改革時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目標，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歷史巨變中，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公共權力領域從職能范圍到職能方式最終還有制度形式的相應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明確政府職能的邊界，堅定不移地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通過簡政放權、放松管制來向市場和社會讓渡空間，形成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公權與私權之間邊界清晰合理、分工合作有度的社會關系新格局，構建政府與社會、市場的新型關系。進一步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和瘦身，使政府職能轉變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干預。

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實現“有限政府、強市場”的“小政府”模式。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首先，必須在經濟體制改革中盡可能發揮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管住管好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實現“有限政府、強市場”的“小政府”模式，盡量較少或取締對市場經濟活動不必要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強化并規范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和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市場運行規則的仲裁者、經濟運行過程的調節者、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者的角色，扮演好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參與者的角色。事實上，在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從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市場體制向全面干預的政府（國家）體制再向適度干預的市場與政府體制兩相結合的轉變過程中，其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也相應地經歷了從“守夜政府”的消極被動行政到“全能政府”的傳統統治行政再到“有限政府”的現代新公共管理、服務行政的歷史變遷及其發展趨勢。其次，對于必不可少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要透明化或市場化。目前，我們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其中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清理、取消大量的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事項。二是對于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實行較為嚴格的過程管理和責任追究制。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主要的取向是最大限度地縮減掌握在政府手中、容易導致腐敗的行政審批權。進一步取消、調整和下放行政審批項目，凡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應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都不設前置審批；新設審批項目必須于法有據并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審查論證；探索建立審批項目動態清理工作機制。對于從政府剝離出來的部分職能，應當通過委托、招標、合同外包等方式交給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主體來承擔。加快培育相關行業組織，推動行業組織規范、公開、廉潔辦事，在強化這些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監督等自律行為的同時，加強對這些組織的監管，防止在這些領域產生新的腐敗問題。

處理好政府與社會關系：做到政府“掌舵”、社會“劃槳”。在中國，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是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發展起來的高度統合的關系模式，“政府為社會、社會國家化”是這種模式的典型特征，政府充當“全能政府”的角色。這種政府全面干預社會生活的結果，不僅導致了政府規模龐大但行政效率較為低下，給國家財政帶來了沉重負擔，而且由于政府對市場的越位與錯位，政府“不該管的事管了，該管的事沒管好”，直接造成了公民社會不發達，社會自治能力較差，整個社會公共責任機制薄弱。建設服務型政府、建立政府與社會的合作機制，關鍵是要發揮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形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伙伴關系。非政府組織可以在教育、扶貧、婦女兒童保護、環保、公共服務提供以及人口控制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的進一步成熟，社會的自主管理能力將不斷擴大，而國家和政府的管理職能將逐步縮小，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將進一步調整，其歷史趨勢將是“小政府、大社會”。

近年來，中國政府開始嘗試將其承擔的公共服務職能轉由社會組織予以承接，通過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來彌補政府行動能力的不足或者在提供特定公共服務方面的效率不足。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從源頭方面消除了政府在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務過程中的可能出現的腐敗風險。這項改革，主要著眼于削減或轉移職能，實現政府職能向社會領域分權。一是把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職能分開。通過合同的方式把政策執行職能交由專門機構或政府外公共組織甚至民間機構承擔，政府專司政策制定和執行的監督管理職能，政府開始轉向一種“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務提供（劃槳）分開”的機制，實現政府“掌舵”、社會“劃槳”的分工與協調。這樣做的好處在于，一方面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民主性、有效性，避免主觀隨意性并由此可以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機制；另一方面，通過社會競爭合同契約的方式，可以改變過去政府在政策執行中執行主體偏私走樣以及謀取私利損害公共利益的違法腐敗行為，增強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公開性透明性。二是逐步實現公共管理社會化、公共服務市場化。轉移政府職能，將部分公共產品公共服務讓渡給社會中介組織或私人部門承擔，引進競爭機制，打破政府壟斷，為公眾創造更多更好的自由選擇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機會。

處理好中央和地方關系：分權與制衡。建立服務型政府，除了考慮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分權，實現政企分開、政社分開、政事分開，斬斷政府與這些主體之間的不當不法利益紐帶，我們還需要著重研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認真解決好分權與集權的關系，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中國特色的中央與地方合理分權體制。

這其中，首先，要合理劃定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上限和下限。在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權體制下，中央集權的上限是：不能導致領導者個人的過分集權和獨斷專行，不能導致中央任何一個部門或機構的過分集權和獨斷專行；下限為：不得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合法權益，不能侵犯和剝奪地方自主權，不得侵犯和剝奪企事業和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地方分權的上限是：不得危及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不得損害國家統一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得侵害中央的合法權威，不得妨礙國家統一市場體系的形成、建立和發展；下限為：不得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得侵犯和剝奪企事業單位及社會組織的合法權益。

其次，科學配置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實現中央地方權力的合理分配與制衡。對于中央與地方財權與事權的劃分，我們可以遵循英國學者巴斯特布爾

（C.F.Bastable）“財政支出三原則”來作出劃分：一是受益原則。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其受益對象是全國民眾的，則支出應屬于中央政府；凡受益對象是地方居民的，則支出應屬于地方政府。對于一些收益超出了其所在城市的設施，如大型水庫、發電站、港口等，則應將其支出責任劃給更高一級的政府。二是行動原則。凡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實施在行動上必須統一規劃的領域或財政活動，其支出應屬于中央政府；凡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在實施過程中必須因地制宜的，其支出應屬于地方政府。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支出職能的下放，可使其更為有效地提供基礎設施，因為它們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當地的需要。三是技術原則。在政府活動或公共工程中，凡規模龐大且技術難度高的，其支出責任應歸中央政府。否則，就應歸地方政府。當然，除了科學配置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

事權，還需要通過中央的財政轉移支付來實現各地區財政均衡，以建立相對穩定的均衡性轉移支付資金來源和分配機制。總而言之，建設現代服務型政府，首要任務就是簡政放權，包括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向基層放權，等等。減少政府權力及其帶來的尋租空間，激發市場和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釋放制度紅利和改革紅利，真正成為一個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