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推進“中國制造2025” 須把握的三大問題

推進“中國制造2025” 須把握的三大問題

2015年09月24日05:56 手機看新聞 字號

原標題：推進“中國制造2025” 須把握的三大問題

《中國制造2025》發布以來，各地熱情高漲，都打算在這場制造強國的持久戰中大干一場。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是很多地方對“中國制造2025”仍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缺少系統規劃，有的認為只要引進些“高大上”的制造業、上些新項目，就是在推進“中國制造2025”，還有的甚至以為多重視點制造業，就是建造“制造強國”航母的主要推手了。

認知是行動的先導。作為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第一個10年的行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至少有三個關鍵問題必須搞清楚、弄明白。

第一是發展方向問題。方向問題十分重要。現在世界各國都在制造業上做文章，一些發達國家在三維打印、大數據、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領域已經取得不小突破；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在加快謀劃和布局，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再分工，承接產業及資本轉移，拓展國際市場空間。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是與時間賽跑。方向若弄反了或者歪了，很可能南轅北轍，讓我們與機遇擦肩而過。

“中國制造2025”的方向是什么？當然不能是以勞動密集為特色的傳統產業。低勞動力成本曾是我國制造業的最大優勢，但如今正在成為過去時，我們的勞動力開始比一些新興國家金貴起來了。方向只有面向未來，才能引領未來。從世界工業和科技發展潮流來看，這個未來就是“智能”。一方面，信息技術指數級增長、數字化網絡化進步和集成式智能化創新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三大根本動力，“智能”代表著世界科技發展的潮流；另一方面我國的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德國已經實現了工業1.0、2.0、3.0，正在向工業4.0邁進，而作為新興工業國家的中國，實際上很多地方連2.0都還沒有完成，很多企業還是手工在做，很多笨重的活都是工人在做。如果我們抓不住這次機會，在別人進行工業4.0的時候，還在進行工業2.0，就很可能在科技創新的大賽場上落伍，就算實現了工業化，也會進一步拉大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被遠遠甩在后頭。

從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戰略看，智能制造同樣是其主流方向，無論德國的工業4.0還是美國的再工業戰略，均是如此。在美國，以GE為核心，思科、IBM、英特爾等60多家企業成立了工業互聯網聯盟，立足于全行業的信息資源，試圖通過促進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融合，提高設備安全性與可靠性，降低能耗、物耗與維護費用等，同時，減少生產過程中的人力勞動需求，提高生產過程中的柔性與智能化水平。而德國工業4.0則是在德國高度發達的制造業、雄厚的工業軟硬件系統及高素質的勞動者的基礎上，著力建立一個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的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模式，實現一種智能化的、社會化的生產模式。盡管美國更加注重數據和信息的利用，德國更加注重自動化智能化的生產過程，但兩者最終是殊途同歸，制造業最終會走向CPS即信息物理系統。CPS并不是簡單的物聯網，與物聯網相比，CPS更強調數字世界對于物理世界的控制，本質就是將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合二為一。也就是說，無論是工業互聯網還是工業4.0，最終都會推動生產過程的智能化。

把握“智能”制造方向，就要清楚不是引進一套數控設備，就智能了。比如，我們的機器人產業這些年發展很快，但同時要看到，機器人企業的關鍵零部件普遍依賴進口，技術儲備低，應用規模小，生產的機器人在精度、可靠性等指標上普遍低于國際品牌，大多數企業還只是限于組裝制造環節，生產出的很多機器人產品也仍是沒有“大腦”的機械手，距離“智能”仍有相當大距離。

第二是主體問題。在“中國制造2025”中，誰唱主角？政府起什么作用？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F在一些地方仍是老思維，“運動員”“裁判員”雙肩挑，不僅承擔起本應承擔的引導、服務功能，而且直接參與具體行業企業的運營，這是很危險的。我國目前一些行業出現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政府和市場職能錯位有關。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率的方式，發展中國制造業要讓企業真正成為主體。對此，《中國制造2025》明確提出，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也就是說，在推進“中國制造2025”征程上，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化企業主體地位，激發企業活力和創造力。市場主導，并不是政府就沒事做了。對一個前瞻性的產業，政府要加強戰略研究和規劃引導，完善相關支持政策，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其中，資金引導和扶持十分必要。特別對技術溢出效應明顯的“四基”要給予重點資金支持?！八幕奔春诵幕A零部件（元器件）、先進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和產業技術基礎，其基礎能力薄弱是制約我國制造業創新發展和質量提升的癥結所在。要堅持問題導向、產需結合、協同創新、重點突破的原則，通過各種財稅支持引導企業著力破解這些制約重點產業發展的瓶頸。

第三是合理布局問題?！暗?025年，制造業整體素質大幅提升，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全員勞動生產率明顯提高，兩化（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邁上新臺階。重點行業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物耗及污染物排放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形成一批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和產業集群，在全球產業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明顯提升”，這是“中國制造2025”的重要目標，也是各地方發展制造業的重要目標，這就要求全國的制造業水平有整體上的提升，1.0、2.0要向4.0邁進。但同時也要看到，由于各地發展水平不同，人才結構、產業結構、資源結構和區位特征不同，使得各地的制造業很難出現整齊劃一的發展。更要看到，無論是邊陲小鎮還是特大城市都上馬機器人、大數據等項目，建設相同的產業園區，那很可能導致新一輪產業重復建設甚至產能過剩。因此，推進“中國制造2025”要堅持整體推進，重點突破，實行制造業發展全國一盤棋和分類指導相結合，統籌規劃，合理布局。各地要明確創新發展方向，不能一哄而上；全國要編制更詳細的發展規劃，把有限的資金更多用在若干重點領域、重大工程上。（原文來源：經濟日報 首都經濟戰略研究院課題組 執筆：李 云）

(來源: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

第二篇：戰略：中國企業未來發展須處理好三大問題

文化價值觀

《科技智囊》雜志在編者前言里有這樣一段話：“一幫咨詢師在一起聊天，其中一個問‘你最近搞垮了幾個企業？’”我看后大感驚異，也讓我想起在90年代和一些網絡公司或風險投資商交流時，他們經常以“你蒙了多少錢”這樣的話來調侃自己的工作。我對這種“幽默”是相當反感的，也非常不能理解。我曾經非?？鄲?。我在想，是不是我與年輕的職業經理、年輕的員工之間在價值觀上產生了分岐？我不能容忍對自己工作或職業采取一種輕率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態度，這是一種褻瀆！很多人說我沒有必要這么認真和憤慨。但我為什么要這么認真和憤慨？我想主要原因在于我對職業操守和價值觀在職業中的作用看得非常重要。這可能與我原來的學術訓練和背景有關。

80年代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科技政策和中國科技發展的歷史。促使我下海的主要原因是：當時中關村有很多科學家下海，但在科學院幾乎是一片罵聲，而且科學院在政策上明確提出要批評這種下海的方向。我們政策研究所要幫助宣傳這項反對下海的政策。當時的感覺是我不但不能幫助宣傳，反而覺得應該選擇離開中科院，必須到市場中去，找到自己的激情和能發揮的余地。

下海以后，文化價值觀依然是引導我創業10年整個走向的關鍵。我給自己提出的目標就是要讓民營經濟占中國的1/3天下，要讓高技術產業成為中國的主導產業。在長城所十年所慶的時候，我覺得最自豪的是：回顧十年，我們參與了民生銀行、希望集團、方正、聯想、用友的發展策略。這個過程實際上參與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咨詢職業的定位。十年之后，我國的現狀是：民營經濟占有了1/3天下，高技術產業占了20的比例，基本上在各個城市、各個開發區都是主導產業。

文化價值觀本身是什么？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上有一種使命感。五四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使命感具有了現代意義，并且和中國人的生存尊嚴日益相關。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有使命感，就會把自己的熱情，把自己的更大的精神投入到事業中來。我認為，不光是咨詢業需要使命感來支撐，中國的很多產業，包括成功的民營企業家，他們都是在改變中國的體制、機制、產業地位，在向這個方面不懈努力。如果與韓國、日本比較，韓國到現在為止對民族的尊嚴追求仍然是支撐著它的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日本已經弱化了。

我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展的國家，我們的企業家、我們的咨詢師、我們的管理學家都有責任讓中國有尊嚴地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當你的事業和人生價值高濃度地融合在一起的時候，文化價值觀就構成了取得成功的一個先決條件。

戰略選擇

簡單而言，我在這十年做了三件事：企業戰略、產業戰略、區域戰略。我覺得這三個事情有高度的耦合性和相關性。實際上做任何一項企業戰略都需要對那個企業所處的產業，尤其是對產業價值觀、產業價值鏈有個比較透徹地了解，對產業的演變規律有深切地把握。

我總結產業基本規律有三個：

?產業成長規律。就是說產業跟人一樣，有從小到大到死亡的周期，有個成長過程；

?產業價值鏈規律。產業內部環節、外部環節形成一張價值網，你能不能看透這張網，就是你能不能看清產業價值鏈未來的演變過程；

?產業組織規律。相當于產業的發展模式。經濟越全球化，和世界聯系越密切，產業發展模式所起的作用就越大。

在做戰略選擇時，更重要的是把握規律。我的體會有(源自《易經》)六個字：①變易；②恒易；③不易。變化是事物發展規律的核心，我們要在變化中找到持續的、穩定的變化規律，從變化中找到不變的本質?？梢赃@樣講，產業的發展模式核心源自企業創新，企業能不能做好企業戰略、能不能做好產業選擇，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是能不能有一套方法，把產業演變的主要趨勢找到，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

商業模式

新經濟、互聯網經濟開始把商業模型推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位置。但是互聯網經濟泡沫破滅了，商業模式是不是就隨著破滅了？我認為不是。商業模式是引導新經濟發展、在新時代發展自己企業的一個根本環節。在某種意義上說商業模式已經取代了企業戰略。

那么企業要做什么，怎么做？一般說做什么是第一位的，怎么做是第二。但是當你做新業務、從事新產業、創新無窮大的時候，“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即商業模式比戰略還重要。

在新經濟條件下，那些基本的管理要件都有了0—100的創造，可以100外包，也可以100自己做；所有職能都升了級，都有升了幾級的操作。那么商業模式就是指所有的要件無論在升級還是未升級的情況下都有0-100的演變。

對商業模式的理解中有個說法就是講故事。講故事就要回到戰略，即你的人物情節、你的流程是不是能夠有邏輯地、理性地融合在一起；故事的發展要與邏輯、常識高度地融合在一起。我參與了很多商業模式的研究，從一開始就是講故事，有一半是操作的過程。只有講故事才能吸引人的熱情，把所有的要素高度融合在一起。商業模式的根本就是要把講述的故事演變成你企業成功的故事。

總之，咨詢顧問要有使命感，要追求有尊嚴的生活。這來源于咨詢師和咨詢公司的能力，來源于為客戶真正創造了什么樣的價值。這是最關鍵的問題。此

外，企業要根據自身的產業來選擇企業戰略，要根據產業價值鏈來尋求組織模式。

第三篇：三大問題具體表現

黨的領導弱化

《問責條例》第六條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黨的領導弱化的，應當予以問責。黨的領導弱化的表現主要有：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沒有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中，或者在處置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發生的重大問題中領導不力，出現重大失誤，給黨的事業和人民利益造成嚴重損失，產生惡劣影響。在我國的各領域、各系統、各單位、各社會團體以及企業單位，黨組織的作用沒能正常發揮，或者被削弱，黨組織黨內生活沒能正常進行，就是黨的領導弱化具體表現。2016年2月，中央紀委通報了 7起受到責任追究的典型問題。其中，湖北省地稅局原黨組書記、局長許建國，財政部駐北京監察專員辦事處原黨組書記、監察專員張更華等人被免去相關職務。各級黨委（黨組）書記作為管黨治黨第一責任人，是“關鍵少數”中的“關鍵少數”，必須牢固樹立不管黨治黨就是嚴重失職的觀念。7起問題產生的根源均為本地區本部門黨的領導弱化，黨委（黨組）一把手責任擔當缺失，管黨治黨不力。

全面從嚴治黨不力

《問責條例》第六條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的，應當予以問責。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的表現主要有：主體責任、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管黨治黨失之于寬松軟，好人主義盛行、搞一團和氣，不負責、不擔當，黨內監督乏力，該發現的問題沒有發現，發現問題不報告不處置、不整改不問責，造成嚴重后果。所謂的從嚴治黨不力，就是指黨組織和各級黨員領導干部對從嚴治黨的認識不夠到位、行動不夠迅速、措施不夠到位，從嚴治黨的責任劃分不夠科學、責任落實不夠及時、責任追究不夠及時，導致黨的組織不同程度上存在渙散，黨員干部的政治意識、責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不強，進而影響了黨的建設科學化的進程。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履行的政治責任，也是各級黨組織的使命所系。雖然黨的工作領域各有不同，但落實管黨治黨主體責任是共同的政治任務，誰也不能例外。從黨的建設的實踐來看，有的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對全面從嚴治黨的緊迫性認識不深，有的管黨治黨責任不落實，存在著寬、松、軟問題。例如，中央紀委在巡視中發現，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和措施落實不到位，對“兩個責任”的認識和重視程度“上熱下冷”，落實力度和效果在有些單位逐級遞減；對干部的日常監督管理失之于寬、失之于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兩個責任”落實不夠到位；執行選人用人制度不規范；對會管金融機構的監管存在薄弱環節。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管黨治黨意識不強，黨委落實主體責任不夠，紀委履行監督責任缺失。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對全面從嚴治黨統籌部署、以上率下和督促檢查不夠，對監督執紀問責領導不力；紀檢監察力量弱、標準松、調查淺、執紀軟，對違紀行為和明顯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的人和事，處理不及時、不嚴格。國家統計局黨組履行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不到位，對直屬單位和調查總隊領導班子教育監督管理不到位；有的領導干部以“數”謀私，搞權力尋租。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黨委“兩個責任”不落實，干部管理寬、松、軟，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反應遲緩，執行組織紀律不嚴格，重大投資項目監管缺失。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全面從嚴治黨不力，缺乏問題風險意識，傳導責任壓力遞減，個別分行多年沒有專題研究和部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追責問責“高舉輕放”，失之于寬、失之于軟；執行組織人事紀律不嚴格。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黨委抓黨風廉政建設失之于寬、松、軟，紀委存在“三轉”不到位、查處不力、執紀不嚴問題。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干部管理寬、松、軟，“兩個責任”落實不到位；執行組織紀律不嚴格；有的重大投資項目監管缺失。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面從嚴治黨不力，主體責任層層遞減，監督責任落實不到位，紀委執紀問責偏輕偏軟。巡視中發現這些問題，都是從嚴治黨不利的重要表現，需要各級黨組織下大功夫進行治理，也給我們提供了反面教材。

黨的建設缺失

《問責條例》第六條規定，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違反黨章和其 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黨的建設缺失的，應當予以問責。黨的建設缺失的表現主要有：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組織生活不健全，黨組織軟弱渙散，黨性教育特別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落實，作風建設流于形式，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問題突出，黨內和群眾反映強烈，損害黨的形象，削弱黨執政的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肩負著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只有大力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才能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強政治保證。2015年10月27日，中央紀委對部分中央單位查處的5起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典型案件進行了通報。通報指出，5起案件暴露出有的黨組織管黨治黨不嚴、責任缺失、組織渙散、紀律松弛；有的領導干部落實“兩個責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對黨風廉政建設不敢抓、不真抓；有的黨員干部黨性不強，紀律意識淡薄，對黨的紀律和規矩缺少敬畏，甚至對中央一再亮明的紀律紅線置若罔聞、我行我素。這5起典型案件是：商務部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原副主任文仲亮因下屬及家屬賭博等問題受到責任追究；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中心主任李宗明因下屬公款旅游問題受到責任追究；人民日報社上海分社原社長劉建林因糾正辦公用房面積超標問題不力等受到責任追究；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南海東部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劉再生等人因下屬部門和單位違反財經紀律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受到責任追究；中國證監會上海期貨交易所原黨委書記、理事長楊邁軍因單位多次發生公款旅游等問題受到責任追究。上述案件暴露的問題表明，全面從嚴治黨不是口號，必須以嚴肅問責倒逼“兩個責任”落實。要把落實“兩個責任”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舉措，強化責任擔當，認真種好黨風廉政建設“責任田”，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要把嚴肅紀律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日常管理監督，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抓早抓小，觸犯紀律“底線”動輒則咎，要把責任追究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利器，持續加大責任追究力度，推動形成有責必問、問責必嚴的良好氛圍。

第四篇：打造“中國制造2025”須先補短板

2.0、3.0欠賬不還 工業4.0將成空中樓閣

打造“中國制造2025”須先補短板

本報記者 潘圓 《 中國青年報 》（2015年03月22日

03 版）

作為中國邁向制造業強國的第一個十年規劃，“中國制造2025”即將上報國務院。

自從這一規劃被寫進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以來，與之相關的話題也越來越熱。

很多人將這一規劃與德國工業4.0計劃相比較，但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在兩會期間表示，“中國制造2025”與“德國工業4.0”在推動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方面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德國工業總體上處在從3.0向4.0發展中，“我們的工業企業可能有些還要補上2.0、3.0的課，才能向4.0發展。”

那么，這個課指的是什么，到底要怎么補？

對此，中工聯創國際裝備制造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2014裝備工業藍皮書作者鄧繼躍表示，“裝備制造業是制造業的核心組成部分。而目前，中國裝備制造業在很多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領域甚至連工業2.0都達不到，有的在1.5的階段。這些短板如果不加緊補齊，所謂中國工業4.0將成為空中樓閣?！?/p>

最新信息顯示，“中國制造2025”將包括大力支持與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休戚相關的數控機床與基礎制造裝備、航空裝備、海洋工程裝備與船舶、汽車、節能環保等戰略必爭產業優先發展；選擇與國際先進水平已較為接近的航天裝備、通信網絡裝備、發電與輸變電裝備、軌道交通裝備等優勢產業，進行重點突破。

其中多項內容涉及裝備制造業。眾所周知，裝備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發展的基礎，而我國目前正處在裝備制造業由大到強的關鍵階段。

“我國多數裝備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惫I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2014年在一次論壇上給出了一組數據，2013年發電設備產量1．2億千瓦，約占全球總量的60％；造船完工量4534萬載重噸，占全球比重41％；汽車產量2211．7萬輛，占全球比重25％；機床產量95.9萬臺，占全球比重38％。2013年我國裝備制造業產值規模突破20萬億元，占全球比重超過1/3，穩居世界首位。

雖然有多項第一，但從整體來看，裝備制造業仍然大而不強，特別是在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領域和制造業強國相比，差距甚遠。

鄧繼躍表示，在一些領域，由于核心技術、核心零部件的缺乏，我們的裝備制造業采取的還是代工模式。由此導致利潤的7成被擁有核心技術、能生產核心零部件的外國企業拿走。

“比如，大飛機的發動機全部要靠進口，汽車的發動機、高端機床的數控系統全部要靠進口?，F在自主品牌的汽車有不少，但發動機、變速箱全是外國產的。”

他說，“挖掘機的產值在土方機械領域中排第一。但一線品牌挖掘機的液壓件、控制系統都是進口產品，以致這些品牌挖掘機利潤的7成都被外國企業拿走了。我們賺的只是加工費、組裝費。”

在鄧繼躍看來，目前互聯網產業與制造業的融合主要還在產業的下游，如果在核心技術領域不取得根本性突破，所謂的工業4.0將成無本之木。

特別是在發達國家相繼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后，中國制造業由大變強更是格外迫切。

近幾年裝備制造業遭遇產能過剩的巨大壓力，發展日益艱難。鄧繼躍說，目前行業利潤普遍僅有2%-3%，好的7%-8%，這樣低的利潤率，讓許多企業在科技研發投入上有心無力。

客觀分析，多年來，國家863計劃等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力度不小，投入了大量資金，也取得了不少成績。但因為體制機制等原因，不少項目投了錢卻見不到有價值的科技成果。鄧繼躍說，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管機制，一些企業挪用科研經費現象嚴重，企業流動經費不足、虧損甚至給員工發福利，都在打科研經費的主意。

為此，他建議，盡快建立第三方評價機制，引入專家團隊等非利益相關方，對科研項目進行評估，對沒有達到預期的項目要有問責機制。“現在裝備制造業基本上都是國家隊，民營企業想拿到科研經費很難。而一些國企拿到經費又沒有完全用到科研上，這造成了公共資源使用效率低下。對這些企業一經查實，就應該取消其再獲國家科研經費投入的資格?！?/p>

中國制造2025的推出與落實是個系統工程，不只涉及到科技體制改革，也涉及到國企改革。如果改革不到位，中國制造2025的規劃制定得再好，也很難落地。

只有加速推進新一輪國企改革，有針對性地解決國企用人機制、考核機制等問題，中國制造由大到強的第一步才能走穩、走好。

第五篇：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三大問題

08106030118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基于發展經濟學基本理論對我國經濟現狀的研究經濟學院 國貿081茹軒軒

【摘要】 隨著中國經濟的告訴發展，許多問題也日益凸顯。我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不斷增強的通貨膨脹、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產業結構轉型的緩慢。這三大問題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致命因素，本文將分別闡述這幾個問題的成因、分析問題、依據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知識提出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通貨膨脹的加劇已經嚴重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貧富差距的擴大進一步破壞了社會的公平正義，不利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產業結構轉型的緩慢使中國長期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制約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關鍵詞】 中國經濟、通貨膨脹、貧富差距、經濟結構、經濟發展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日益增強的通貨膨脹。從今年年初開始我國的CPI同比和環比漲幅不斷擴大，央行表示全年我國的CPI漲幅將超過3%，央行也終于在十月份提高了存貸款利息率25個基點。但是市場預測十月份的CPI同比增幅可能超過4%，可見央行的政策對市場的影響相當有限。4%的漲幅已經遠遠超過了溫總理在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全年把CPI漲幅控制在3%以內的目標。而且，這種通貨膨脹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

我認為中國的通貨膨脹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家發行了過多的貨幣，遠遠超過了市場對貨幣的需求。

這是產生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2008年末，國家為了應對經濟危機對我國的影響希望通過擴大內需來拉動我國經濟增長。因此政府推出了四萬億的投資計劃，來加強基礎建設擴大內需。同時國家實施了寬松的貨幣增長，09年銀行發放貸款超過十萬億，2010年央行繼續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預計全年的貸款總額也將超過十萬億。過剩的流動性是導致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第二，國際熱錢的流入和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由于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國際熱錢不斷流入我國大陸境內。最新的數據顯示，08年以來央行發行的超出市場需求的貨幣已經超過四十萬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由于國際熱錢的流入導致央行增加發行的人民幣。

第三，國際大宗物質包括能源價格的上漲增加了國內的生產成本。從2008年以來國際的大宗商品的價格不斷上漲，例如原油和鐵礦石。這些商品價格的上漲提高了國內商品的生產成本，對國內的通貨膨脹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第四，各地不斷興起的炒作之風助長了通貨膨脹。從年初的“蒜你狠”“姜你軍”到現在的“蘋什么”游資對大蒜、姜、蘋果、棉花、大豆等一系列農產品進行了炒作，有的價格甚至上漲了幾百倍，對通貨膨脹可以說是火上澆油。

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從這幾個對應的方面入手。首先，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銀行存貸款利息率和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等，通過經濟手段來收縮流動性。其次，要對結售匯制度進行改革，抑制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穩定匯率

預期，從而減少熱錢的流入。再次，穩定人們的需求，消除人們對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防止通貨膨脹的進一步循環。最后，要嚴厲打擊炒作農產品的游資，尤其是那些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農產品的炒作。并發展糧食生產，保證糧食供應穩定糧食價格。通過這些政策的相互配合，一定會使我國當前的通貨膨脹局面得到一定的遏制。社會財富的分配遵循效率優先的原則，可以提高經濟效率。但是從長遠來看，過于注重效率會造成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有損社會公平正義。最新的數據顯示，我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已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這不利于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過大的貧富差距會激化社會矛盾。貧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條件會讓他們失去勞動積極性，降低生產效率。社會的不公正與不平等還使人們逐漸失去國家凝聚力。大量人口資源閑置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威脅了社會的長治久安。因此，對財富的重新分配，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被擺上了中國發展的議事日程。

從貧困產生的原因上來看，納克斯的“平困惡性循環理論”和納爾遜的“低水平陷阱均衡理論”都可以解釋我國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我認為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這是由于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結構造成的。依據當前我國的現狀我國的情況符合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理論。我國社會生產部門可以大致的分為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農村人口在我國人口中占大多數，由于種種因素的限制，我國有大量的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農村的社會生產力比較低，獲得的收入比較少。而城

市地區則收入較高，生活水平遠高于農村地區。這就打擊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第二，區域發展不平衡。東部地區發展較快，而中部和西部地區由于經濟條件不如東部，經濟發展水平長期落后于東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為了促進東部發展，由東部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給予東部地區很大的優惠政策。雖然這符合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長理論”，但是，在東部發達之后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這種差距只會造成東部更加發達，中西部更加落后的局面，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因此，要改善這種局面就先必須改善我國二元經濟體制結構。在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應該由工業來反哺農業。國家經濟政策不斷向農村傾斜，帶動農村的經濟發展。提高農村的經濟效率，將大量的勞動力想、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大力發展第二和第三產業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改善二元經濟體制結構。其次，要繼續實施兩大戰略，即“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目前東部的發達程度已遠遠超過了中、西部。為了解決日益增大的地區差距，黨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的偉大戰略。實踐證明，兩大戰略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效果還不太明顯。因此，我們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繼續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加強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努力吸引國外投資者和東部的資金、技術、人才到中西部地區，從而有效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中西部地區的生活水平，最終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的貧富差距。最后，必須對我國的收入分配體制進行深入的改革，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和正義。隨著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日益加大，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形形勢也日

益嚴峻。只有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提高我國產品的附加值，我國企業才能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保持競爭優勢。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調整進展緩慢。盡管在中共“十六大”就已經提出了優化和升級產業結構，但是效果并不明顯。

我認為中國經濟產業結構轉變緩慢的重要原因是中國的產業升級缺乏經濟驅動力。因為中國的企業長期處于“微笑曲線”的底部，雖然利潤沒有發達國家的多，但是也帶動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廉價的勞動力使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有怎樣的發展環境，大多數的企業就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離開市場力量的“倒逼”產業結構的升級將相當緩慢。另一方面，結合德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成功經驗來看，要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必須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我國企業長期發展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不僅破壞了環境，還使我國的企業長期處于低端的生產水平，扼殺了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動力。中國的產業鏈要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領域延伸就必須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人民幣的升值將迫使我國企業必須進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在這樣的壓力下，如果產業結構升級失敗，我國企業將只有破產這一條路。因此，最關鍵的是要提高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意識。國家要不斷鼓勵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為進行自主創新的企業提供稅收和財政支持等一系列優惠政策，同時，提高知識產權意識，為我國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剛結束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要重點發展七大新興產業，這為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和升級指明了方向。相信我國一定可以順利地實現我國的產業結構向高度化和合理化的轉變。

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曾面臨過很多重大的問題，中國都順利地克服了這些困難和問題。我相信只要中國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中國一定可以順利解決這三大問題，實現中國經濟的快速健康增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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