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維護職工勞動權益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

在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的今天，維護好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提高廣大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環境中值得認真研究的新課題。筆者認為，對廣大事業單位職工來說，勞動權益直接關乎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權。職工的勞動權益如果得不到切實維護，就不可能構筑和諧的人事聘用關系。人事聘用關系是否和諧不僅關系到事業單位改革的成功與否，更牽涉到社會穩定。本文擬從維護事業單位職工勞動權益的角度，對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作初淺的探討。

一、提高法律意識，樹立“維權”觀念

長期以來，在事業單位的人事管理中，作為普通勞動者的職工一方一直處于消極的被管理的被動地位，其合法權益被侵害的現象較為嚴重，一定程度上與該群體法律意識淡薄，“維權”觀念不強有關。在這種背景下，要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急需引導作為弱勢群體的職工提高法律意識，樹立起一種積極健康的“維權”觀念，并在此觀念指導下遵守法律法規和政策，行使好自己在人事聘用關系中的權利，履行好自己的義務。

在傳統的人事管理體制下，人事法規政策大多是義務性、禁止性的規范，極少有授權性規范，只規定被管理者必須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對相應權利的規定不夠明確、全面。作為被管理者的職工也習慣于被動地服從、遵守，普遍缺乏一種積極、主動的“維權”意識。借鑒西方的法律文化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國家，其法律文化思想的承襲和健全規范的法律、制度體系，使得處于被管理地位的普通勞動者有著極強的“維權”意識和制度觀念。人們在自身權利得到充分相互尊重的同時，個人義務也能自覺履行，“維權”的觀念已經深入其文化心理結構中，成為了一種穩固的行為意識。筆者認為，在我國，要讓作為普通勞動者的職工樹立起較強的權利維護觀念，達到與西方國家普通勞動者對法律、制度同樣推崇的境界，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但僅就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來看，加強職工勞動權益的宣傳，倡導職工提高法律意識，樹立“維權”觀念，形成一種自覺的行為意識，在人事聘用關系中積極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作為一方主體的合法權益并主動履行好自己的義務，卻是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關注利益平衡，實施立法傾斜

從單純法律意義上看，人事聘用關系應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人事聘用合同應由主體雙方在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也自然應該具有對等性。但實際上，用人單位處于當然的管理者的強勢地位和職工個人所處的被管理的弱勢地位卻是人事聘用關系中不容回避的事實。這是由人事聘用關系既兼有平等關系和隸屬關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因而，人事聘用關系的調整并不能將人事聘用關系的雙方當事人簡單地看作平等的主體，而必須在關注用人單位和職工個人利益平衡的同時，通過傾斜立法使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趨于對等，從而營造人事聘用關系中的雙贏格局，構筑和諧的人事聘用關系。而現實中，事業單位人事立法的滯后使得現行人事聘用關系中職工一方弱勢地位沒有得到法律法規的充分關注，單位一方強勢的人事管理權力沒有得到法律法規有效制約，導致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利益失去平衡，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相對于人事聘用關系而言，1995年施行的《勞動法》確立了“保護勞動者”的原則，為我國的勞動關系調整定下了基調。筆者認為，要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就應加快事業單位人事立法的步伐，同時借鑒勞動立法的思路，在研究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當事人之間力量對比的基礎上，從切實維護職工勞動權益的角度實施立法傾斜，同時掌握好傾斜的尺度。

維護職工的勞動權益不能搞簡單的“一刀切”，而忽視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過分的傾斜只能使人事聘用關系僵化，人才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減弱，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效率下降，同時造成用人單位與職工之間另一層面上的利益失衡，產生新的問題、出現新的矛盾。筆者認為，只有在關注用人單位與職工利益平衡的同時，擺正利益平衡與傾斜立法之間的關系，使人事聘用關系中的雙方既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又不能損害對方及社會的利益；既要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又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用人單位與職工之間的利益平衡，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目標。

長期以來，事業單位人事管理的依據是人事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規。事業單位職工勞動權益的維護只能較多地借助于政策的執行，缺乏力度，也不夠規范，特別是非在編職工（計劃外用工）勞動權益由于沒有法律法規的界定而得不到用人單位應有的重視，發生了許多職工勞動權益被侵害而難以得到有效維護的情況。但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的法律法規對如何有效維護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加以統一規定。在此背景下，《云南省職工勞動權益保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制定、實施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嘗試。《條例》針對云南省職工權

益保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突出了保障力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較大覆蓋面。首次將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納入保障范圍，完善了“職工”的內涵與外延，同時一并賦予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和人事行政部門在職工勞動權益保障中的行政處罰權，從一定程度上為云南省事業單位廣大職工的勞動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一是為事業單位與職工聘用關系的建立、存續、解除、終止以及聘用合同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據，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賦予了事業單位聘用合同主體雙方應有的法律地位，并對處于弱勢群體的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二是從法律意義上率先實現了事業單位所有用工方式的平等與規范，用法律的強制力來保障事業單位所有職工的勞動權益，彌補了傳統人事管理政策上的不足，開辟了人事部門對事業單位及其職工依法管理的新途徑。無疑，《條例》傾斜立法的實踐，將對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三、建立調處機制，化解爭議糾紛

隨著事業單位改革的日益深入，圍繞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各項政策措施紛紛出臺并逐步推行，使得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滋生已久的人事管理中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隨之凸現出來，產生了大量復雜、棘手的爭議糾紛。這勢必影響到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人才流動中的體制性障礙制約著人才的合理流動，人才為部門所有、為單位所有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此導致人才流動爭議在人事爭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二是人事法規政策不夠完善，操作性不強，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很容易產生偏差，導致爭議糾紛；三是用人單位人事管理混亂，沒有嚴格執行人事法規、政策，忽視法規政策的嚴肅性，采取各取所需的態度斷章取義甚至制定一些與之相悖的土政策，侵害職工的合法權益；四是用人單位在人事管理上沒有嚴格履行規定的程序，對職工的處理極不規范，用非正式口頭告知代替形成正式處理決定，或形成正式處理決定但未將處理決定送達本人；五是部分職工無視人事法規政策和單位的管理制度，鉆政策空子，侵害單位利益；六是制度性歧視造成大量非在編職工，尤其是計劃外用工，不能得到公平的對待，一直沒有納入人事管理協調機制之中等等。

從計劃經濟時期沿襲下來的格局看，人事聘用關系呈現出多層次性和復雜性，涉及多方主體，牽扯多方利益。除用人單位與職為核心主體外，還有涉及人事行政關系、人事爭議處理等關系眾多的其他主體，如行業主管部門、人事行政部門、人事仲裁部門、法院等。借鑒國際通行的兼顧國家、雇主和勞動者三方利益，由三方共同協商解決勞資糾紛的三方協商機制，筆者認為，要有效化解人事聘用關系中的爭議糾紛，維護好職工的勞動權益，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極有必要探索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多層次的人事聘用關系多方調處機制。該調處機制的主體不僅包括政府、工會和用人單位三方，還應該包括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等與人事聘用關系相關的各個部門。在人事聘用關系多方調處機制中，與人事聘用關系相關的各方主體各司其職、各盡職守、相互銜接、相互配合，在化解人事糾紛的各個階段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從調處人事聘用關系所處的不同角度以及所起的不同作用，可將人事聘用關系多方調處機制分為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前者是化解爭議糾紛，包括單位內部人事爭議調解委員會或調解小組和工會的協調以及行業主管部門和人事行政部門的協調。該機制是調處人事聘用關系的“第一道防線”，很多還處于“隱形狀態”的人事爭議應在這一階段被消化掉。后者是調處人事聘用關系的“第二道防線”，也是爭議糾紛經第一道防線過濾后浮出水面的處理機制，包括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等各個部門。筆者認為，只有內外并舉，充分發揮各方主體的職能作用，有效調處爭議糾紛，維護好職工的勞動權益，才能使人事聘用關系更加和諧。

第二篇：維護職工勞動權益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

在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的今天，維護好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提高廣大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環境中值得認真研究的新課題。筆者認為，對廣大事業單位職工來說，勞動權益直接關乎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權。職工的勞動權益如果得不到切實維護，就不可能構筑和諧的人事聘用關系。人事聘用關系是否和諧不僅關系到事業單位改革的成功與否，更牽涉到社會穩定。本文擬從維護事業單位職工勞動權益的角度，對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作初淺的探討。

一、提高法律意識，樹立“維權”觀念

長期以來，在事業單位的人事管理中，作為普通勞動者的職工一方一直處于消極的被管理的被動地位，其合法權益被侵害的現象較為嚴重，一定程度上與該群體法律意識淡薄，“維權”觀念不強有關。在這種背景下，要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急需引導作為弱勢群體的職工提高法律意識，樹立起一種積極健康的“維權”觀念，并在此觀念指導下遵守法律法規和政策，行使好自己在人事聘用關系中的權利，履行好自己的義務。

在傳統的人事管理體制下，人事法規政策大多是義務性、禁止性的規范，極少有授權性規范，只規定被管理者必須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對相應權利的規定不夠明確、全面。作為被管理者的職工也習慣于被動地服從、遵守，普遍缺乏一種積極、主動的“維權”意識。借鑒西方的法律文化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國家，其法律文化思想的承襲和健全規范的法律、制度體系，使得處于被管理地位的普通勞動者有著極強的“維權”意識和制度觀念。人們在自身權利得到充分相互尊重的同時，個人義務也能自覺履行，“維權”的觀念已經深入其文化心理結構中，成為了一種穩固的行為意識。筆者認為，在我國，要讓作為普通勞動者的職工樹立起較強的權利維護觀念，達到與西方國家普通勞動者對法律、制度同樣推崇的境界，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但僅就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來看，加強職工勞動權益的宣傳，倡導職工提高法律意識，樹立“維權”觀念，形成一種自覺的行為意識，在人事聘用關系中積極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作為一方主體的合法權益并主動履行好自己的義務，卻是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關注利益平衡，實施立法傾斜

從單純法律意義上看，人事聘用關系應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人事聘用合同應由主體雙方在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也自然應該具有對等性。但實際上，用人單位處于當然的管理者的強勢地位和職工個人所處的被管理的弱勢地位卻是人事聘用關系中不容回避的事實。這是由人事聘用關系既兼有平等關系和隸屬關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因而，人事聘用關系的調整并不能將人事聘用關系的雙方當事人簡單地看作平等的主體，而必須在關注用人單位和職工個人利益平衡的同時，通過傾斜立法使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趨于對等，從而營造人事聘用關系中的雙贏格局，構筑和諧的人事聘用關系。而現實中，事業單位人事立法的滯后使得現行人事聘用關系中職工一方弱勢地位沒有得到法律法規的充分關注，單位一方強勢的人事管理權力沒有得到法律法規有效制約，導致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利益失去平衡，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相對于人事聘用關系而言，1995年施行的《勞動法》確立了“保護勞動者”的原則，為我國的勞動關系調整定下了基調。筆者認為，要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就應加快事業單位人事立法的步伐，同時借鑒勞動立法的思路，在研究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當事人之間力量對比的基礎上，從切實維護職工勞動權益的角度實施立法傾斜，同時掌握好傾斜的尺度。

維護職工的勞動權益不能搞簡單的“一刀切”，而忽視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過分的傾斜只能使人事聘用關系僵化，人才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減弱，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效率下降，同時造成用人單位與職工之間另一層面上的利益失衡，產生新的問題、出現新的矛盾。筆者認為，只有在關注用人單位與職工利益平衡的同時，擺正利益平衡與傾斜立法之間的關系，使人事聘用關系中的雙方既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又不能損害對方及社會的利益；既要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又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用人單位與職工之間的利益平衡，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目標。

長期以來，事業單位人事管理的依據是人事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規。事業單位職工勞動權益的維護只能較多地借助于政策的執行，缺乏力度，也不夠規范，特別是非在編職工（計劃外用工）勞動權益由于沒有法律法規的界定而得不到用人單位應有的重視，發生了許多職工勞動權益被侵害而難以得到有效維護的情況。但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的法律法規對如何有效維護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加以統一規定。在此背景下，《云南省職工勞動權益保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制定、實施不失為一種積極的嘗試。《條例》針對云南省職工權

第三篇：淺談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

文章標題：淺談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

在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全面推行的今天，維護好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提高廣大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環境中值得認真研究的新課題。筆者認為，對廣大事業單位職工來說，勞動權益直接關乎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權。職工的勞動權益如果得不到切實維護，就

不可能構筑和諧的人事聘用關系。人事聘用關系是否和諧不僅關系到事業單位改革的成功與否，更牽涉到社會穩定。本文擬從維護事業單位職工勞動權益的角度，對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作初淺的探討。

一、提高法律意識，樹立“維權”觀念

長期以來，在事業單位的人事管理中，作為普通勞動者的職工一方一直處于消極的被管理的被動地位，其合法權益被侵害的現象較為嚴重，一定程度上與該群體法律意識淡薄，“維權”觀念不強有關。在這種背景下，要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急需引導作為弱勢群體的職工提高法律意識，樹立起一種積極健康的“維權”觀念，并在此觀念指導下遵守法律法規和政策，行使好自己在人事聘用關系中的權利，履行好自己的義務。

在傳統的人事管理體制下，人事法規政策大多是義務性、禁止性的規范，極少有授權性規范，只規定被管理者必須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對相應權利的規定不夠明確、全面。作為被管理者的職工也習慣于被動地服從、遵守，普遍缺乏一種積極、主動的“維權”意識。借鑒西方的法律文化我們可以看到，在西方國家，其法律文化思想的承襲和健全規范的法律、制度體系，使得處于被管理地位的普通勞動者有著極強的“維權”意識和制度觀念。人們在自身權利得到充分相互尊重的同時，個人義務也能自覺履行，“維權”的觀念已經深入其文化心理結構中，成為了一種穩固的行為意識。筆者認為，在我國，要讓作為普通勞動者的職工樹立起較強的權利維護觀念，達到與西方國家普通勞動者對法律、制度同樣推崇的境界，還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但僅就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來看，加強職工勞動權益的宣傳，倡導職工提高法律意識，樹立“維權”觀念，形成一種自覺的行為意識，在人事聘用關系中積極運用法律手段來維護自己作為一方主體的合法權益并主動履行好自己的義務，卻是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關注利益平衡，實施立法傾斜

從單純法律意義上看，人事聘用關系應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人事聘用合同應由主體雙方在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也自然應該具有對等性。但實際上，用人單位處于當然的管理者的強勢地位和職工個人所處的被管理的弱勢地位卻是人事聘用關系中不容回避的事實。這是由人事聘用關系既兼有平等關系和隸屬關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因而，人事聘用關系的調整并不能將人事聘用關系的雙方當事人簡單地看作平等的主體，而必須在關注用人單位和職工個人利益平衡的同時，通過傾斜立法使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趨于對等，從而營造人事聘用關系中的雙贏格局，構筑和諧的人事聘用關系。而現實中，事業單位人事立法的滯后使得現行人事聘用關系中職工一方弱勢地位沒有得到法律法規的充分關注，單位一方強勢的人事管理權力沒有得到法律法規有效制約，導致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利益失去平衡，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相對于人事聘用關系而言，1995年施行的《勞動法》確立了“保護勞動者”的原則，為我國的勞動關系調整定下了基調。筆者認為，要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就應加快事業單位人事立法的步伐，同時借鑒勞動立法的思路，在研究人事聘用關系中雙方當事人之間力量對比的基礎上，從切實維護職工勞動權益的角度實施立法傾斜，同時掌握好傾斜的尺度。

維護職工的勞動權益不能搞簡單的“一刀切”，而忽視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過分的傾斜只能使人事聘用關系僵化，人才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減弱，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效率下降，同時造成用人單位與職工之間另一層面上的利益失衡，產生新的問題、出現新的矛盾。筆者認為，只有在關注用人單位與職工利益平衡的同時，擺正利益平衡與傾斜立法之間的關系，使人事聘用關系中的雙方既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又不能損害對方及社會的利益；既要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又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用人單位與職工之間的利益平衡，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目標。

長期以來，事業單位人事管理的依據是人事政策而不是法律法規。事業單位職工勞動權益的維護只能較多地借助于政策的執行，缺乏力度，也不夠規范，特別是非在編職工（計劃外用工）勞動權益由于沒有法律法規的界定而得不到用人單位應有的重視，發生了許多職工勞動權益被侵害而難以得到有效維護的情況。但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的法律法規對如何有效維護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加以統一規定。在此背景下，《云南省職工勞動權益保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制定、實施不失

為一種積極的嘗試。《條例》針對云南省職工權益保障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突出了保障力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較大覆蓋面。首次將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納入保障范圍，完善了“職工”的內涵與外延，同時一并賦予了勞動保障行政部門和人事行政部門在職工勞動權益保障中的行政處罰權，從一定程度上為云南省事業單位廣大職工的勞動權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一是為

事業單位與職工聘用關系的建立、存續、解除、終止以及聘用合同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據，以地方性法規的形式賦予了事業單位聘用合同主體雙方應有的法律地位，并對處于弱勢群體的事業單位職工的勞動權益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二是從法律意義上率先實現了事業單位所有用工方式的平等與規范，用法律的強制力來保障事業單位所有職工的勞動權益，彌補了傳統人事管理政策上的不足，開辟了人事部門對事業單位及其職工依法管理的新途徑。無疑，《條例》傾斜立法的實踐，將對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三、建立調處機制，化解爭議糾紛

隨著事業單位改革的日益深入，圍繞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各項政策措施紛紛出臺并逐步推行，使得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滋生已久的人事管理中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隨之凸現出來，產生了大量復雜、棘手的爭議糾紛。這勢必影響到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人才流動中的體制性障礙制約著人才的合理流動，人才為部門所有、為單位所有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此導致人才流動爭議在人事爭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二是人事法規政策不夠完善，操作性不強，在具體執行過程中很容易產生偏差，導致爭議糾紛；三是用人單位人事管理混亂，沒有嚴格執行人事法規、政策，忽視法規政策的嚴肅性，采取各取所需的態度斷章取義甚至制定一些與之相悖的土政策，侵害職工的合法權益；四是用人單位在人事管理上沒有嚴格履行規定的程序，對職工的處理極不規范，用非正式口頭告知代替形成正式處理決定，或形成正式處理決定但未將處理決定送達本人；五是部分職工無視人事法規政策和單位的管理制度，鉆政策空子，侵害單位利益；六是制度性歧視造成大量非在編職工，尤其是計劃外用工，不能得到公平的對待，一直沒有納入人事管理協調機制之中等等。

從計劃經濟時期沿襲下來的格局看，人事聘用關系呈現出多層次性和復雜性，涉及多方主體，牽扯多方利益。除用人單位與職工作為核心主體外，還有涉及人事行政關系、人事爭議處理等關系眾多的其他主體，如行業主管部門、人事行政部門、人事仲裁部門、法院等。借鑒國際通行的兼顧國家、雇主和勞動者三方利益，由三方共同協商解決勞資糾紛的三方協商機制，筆者認為，要有效化解人事聘用關系中的爭議糾紛，維護好職工的勞動權益，構筑和諧人事聘用關系，極有必要探索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多層次的人事聘用關系多方調處機制。該調處機制的主體不僅包括政府、工會和用人單位三方，還應該包括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等與人事聘用關系相關的各個部門。在人事聘用關系多方調處機制中，與人事聘用關系相關的各方主體各司其職、各盡職守、相互銜接、相互配合，在化解人事糾紛的各個階段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從調處人事聘用關系所處的不同角度以及所起的不同作用，可將人事聘用關系多方調處機制分為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前者是化解爭議糾紛，包括單位內部人事爭議調解委員會或調解小組和工會的協調以及行業主管部門和人事行政部門的協調。該機制是調處人事聘用關系的“第一道防線”，很多還處于“隱形狀態”的人事爭議應在這一階段被消化掉。后者是調處人事聘用關系的“第二道防線”，也是爭議糾紛經第一道防線過濾后浮出水面的處理機制，包括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法院等各個部門。筆者認為，只有內外并舉，充分發揮各方主體的職能作用，有效調處爭議糾紛，維護好職工的勞動權益，才能使人事聘用關系更加和諧。

《淺談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來源于xiexiebang.com，歡迎閱讀淺談和諧人事聘用關系的構筑。

第四篇：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臨湘市總工會創建和諧勞動關系工作情況匯報

（2013年9月）

如何以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為己任，加強維權機制建設，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構建規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贏、和諧穩定的新型勞動關系，習近平主席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８日《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時的講話》中指出“要把竭誠為職工群眾服務作為工會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全心全意為廣大職工群眾服務，認真傾聽職工群眾呼聲，維護好廣大職工群眾包括農民工合法權益，扎扎實實為職工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不斷促進社會主義和諧勞動關系。”臨湘市總工會在和諧勞動關系創建中，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講話精神，按照黨委領導、政府主導、工會力推、企業負責、職工參與的工作模式，通過以下五個方面的工作，為推進“和諧臨湘”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強化工會源頭參與機制。市總工會堅持定期向黨委匯報制度，增強從大局中謀劃工會工作的意識。健全工會與政府聯席會議制度，研究解決工會工作的重點難點問題。總工會在去年組織開展“實現體面勞動、構建和諧企業”創建活動以后，為更好地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我們將這項工作的安排部署、創建活動情況、提出的一些意見和建議及時向市委、市政府主管領導作了匯報，得到了領導的大力支持。在去年12月24日，市長龔衛國主持召開市長辦公會議和工會與政府聯席會議上研究工會工作時，會議明確：關于大力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問題，同意成立市構建和諧勞動關系領導小組，由副市長肖陽光負責協調。在市勞動仲裁院加掛勞動關系工作局牌子，從人社局和市總工會等有關部門抽調人員，安排相應工作經費，開展臨湘市創建和諧勞動關系工作試點。會后，市總工會會同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等部門通力協作，共同研究解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遇到的重大問題，健全了工作協調機制，為開展和諧勞動關系創建工作提供了組織保障。同時工會積極完善勞動關系三方會議制度，協商解決勞動關系領域的重大問題。充分利用工會主席擔任人大常委委員，副主席擔任政協常委優勢，積極推選一線工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揮工會系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政議政作用，多渠道反映職工群眾利益訴求。積極參與涉及職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規、改革措施的制定，配合各級人大執法、政府監察、政協視察，推動勞動法律法規的貫徹落實。

二、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市總工會通過集體協商制度這個載體，履行工會基本職責，確保代表和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有效到位。按照《湖南省企業工資集體協商條例》，推動企業不斷深化集體合同制度，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努力提高廣大職工特別是一線職工、低收入職工工資收入。加強集體協商指導員隊伍建設，各鄉鎮和規模以上企業單位都選聘1-2名勞動關系協調員，舉辦了臨湘市創建和諧勞動關系協調員培訓班，在培訓班上工會副主席任羅桂重點講述了工資集體協商的程序和流程操作詳解，提高集體協商的實效性。同時完善工資協商社會化推進格局，健全完善企業職工工資協商共決、正常增長、支付保障機制。加大對企業執行最低工資標準的監督，配合人社、司法等有關部門依法查處惡意欠薪特別是拖欠農民工工資等行為。貫徹落實《勞動合同法》，遏制濫用勞務派遣工行為，幫助勞務派遣工實現同工同酬、同工同權。市總工會還與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共同編制創建和諧勞動關系培訓資料，研究制定合同文本，聯合組成督導組，深入十家試點企業和二十個鄉鎮工會、社保站和各鄉鎮試點單位，大力宣傳和督促檢查和諧勞動關系創建工作，指導和推動各類企業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同時，我們采取以點帶面的方法，選樹湖南省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湖南金葉眾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兆邦陶瓷有限公司等典型示范單位，推動我市的工資集體協商工作向規范化發展。各鄉鎮工會按照“八有”標準，建立健全了工資協商工作檔案。

三、發展基層民主管理制度。加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健全以職代會為基本形式的廠務公開民主管理制度，推動公司制企業建立職工董事職工監事制度。繼續推進區域性、行業性職代會建設，擴大廠務公開民主管理的覆蓋面。深化內容，規范程序，創新形式，努力提高廠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質量，切實保障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以開展“雙亮、雙比、雙創”活動和廠務公開標準化建設為抓手，推進各企事業單位建立健全廠務公開、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并作為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的重要內容，職工的知情權、參與權等民主權利得到了較好的落實。實施固本強基工程，鞏固和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建立“黨建帶工建”到“黨工共建”工作長效機制，形成了黨政重視、部門配合、全社會齊抓的工會組建新格局。今年以來，全市新組建工會31家，新發展會員1860人。堅持一手抓組建，一手抓鞏固提高，率先開展了職工維權幫扶中心建設，去年該中心被省總工會評為五星級職工維權幫扶中心，夯實了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今年全市又有12家企業、317個班組開展了“安康杯”競賽活動，參加職工4300人，推動企業創造安全、衛生的工作環境；在8月份，工會組織與安監、人社、衛生等部門合作，開展了勞動保護安全衛生監督檢查活動，同時積極參加職工傷亡事故調查處理工作，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四、促進職工隊伍和諧穩定。當前，企業勞動關系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不簽勞動合同、拖欠職工工資和不給職工繳納社會保險金。在創建活動中，我們抓住時機，一方面我們組織園區企業負責人召開了創建和諧勞動關系座談會，加強了同企業負責人的溝通和協商，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同時教育進城務工人員增強自我保護意識和維權觀念，從而有效地促進了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截止目前，全市建立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的企業有120多個，有80多個單位續簽了集體合同，指導幫助職工簽訂勞動合同5300多份。湖南金葉眾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發精細公司、海螺水有限公司等為全體員工購買了五大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另一個面是深化和諧勞動關系企業創建活動，制訂了《臨湘市創建和諧勞動關系工作考核辦法》，完善了考核評分評價標準，推廣先進經驗，把企業和職工建設成為利益共同體、事業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健全勞動爭議預測、預警和調處機制，加強矛盾糾紛排查，從源頭上預防和減少勞動爭議的發生。圍繞平安臨湘建設，大力開展工會法律援助和職工法制宣傳教育，做好新形勢下職工信訪、工會維穩工作，引導職工依法、理性表達合理訴求，促進我市職工隊伍和諧穩定。

五、提高企業文化建設水平。企業文化是以人為本的管理哲學。現代企業越來越重視人在企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打造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牢牢把握企業文化建設的著力點，對增強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市總工會在指導企業創建和諧勞動關系中，堅持人本理念，突出道德文化建設，讓職工集體榮譽感、歸屬感、成就感、安全感顯著增強，忠誠度明顯提高。在創建活動中各試點單位與其工會組織已經認識到企業文化是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發展重要源泉和保持和諧勞動關系重要渠道。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將食品與三國文化相融合，在造就了“十三村”品牌文化的基礎上，形成了“尚德博愛”的企業文化；湖南兆邦陶瓷有限公司以“合兆眾之智，興盛世之邦”的文化視角，將兆邦二字融入了企業名稱，作為了文化之魂，凝聚了職工之心，促進了企業的發展；魯湘酒精有限公司把軍事化管理引入企業，在企業加掛了預備役牌子，退伍軍人、董事長魏新國堅持以軍旅文化和軍事化理念管理企業，形成了獨特的尚軍企業文化。今年7月，總工會主席李炎岳蒞臨魯湘酒精視察指導時，贊揚公司軍地結合，形成了尚軍企業文化，新穎有生機，并探索出了一條在民營企業中軍事管理和企業管理相結合最有效率的組織管理之道，構建了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值得社會各屆學習和借鑒。

下一步，總工會將從以下三個方面繼續深化和完善和諧勞動關系創建活動：

一是把握重點，突出實效，確保創建活動不流于形式。據統計，目前我市各種經濟成份的工商企業單位已有300多戶，存在勞動關系的人員達到20000多人，其中：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企業只有 戶，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僅有 人，實際繳費的職工才有 人。由此可見，參保職工減少和流失現象比較嚴重，養老保險工作擴面難度加大。從明年開始，我們把創建活動的重點明確提出要放在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和改制企業上。通過開展此項活動，促進企業建立職工政治、經濟、文化權益保障機制，幫助企業逐步建立起長期和諧穩定的新型勞動關系，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我們準備以“共建和諧企業、共謀企業發展”為題，印發一封公開信，寄送廠長經理，對開展創建活動，曉明大義，激發情感，最大限度地爭取企業經營者的支持和參與。

二是制定三年規劃目標，保持開展創建活動的持久力。按照擴面增量、發展提高、最終普及的要求，在去年開展“實現體面勞動、構建和諧企業”活動的基礎上，再用三年的時間，通過開展創建和諧勞動關系活動，使全市80%以上的企業達到“勞動關系和諧企業”。我們向全市企業工會明確提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的考核評分標準既是勞動關系和諧企業的條件，也是工會的工作目標。各級工會今后三年的工作，都要圍繞這一中心來開展和運作，使其成為工會工作的總抓手，促進工會各項工作上臺階、上水平。我們開展創建活動的最終目標是，使我市企業的新型勞動關系明晰、和諧、穩定，職工權益得到保障，企業健康持續發展，工會工作基本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

三是堅持宣傳輿論引路，為開展創建活動創造良好氛圍。在前段宣傳發動的基礎上，市總工會會同市人社局已經根據開展創建活動的需要，在全市營造了開展創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濃厚氛圍。各系統、直屬工會和企業基層工會都要利用一切有效的形式，加強宣傳，廣造輿論，形成“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和“保障職工權益、構建和諧社會”的強大輿論，叫響“共建和諧企業，共謀企業發展，共享發展成果”的口號，促使企業經營者變“讓我創建”為“我要創建”，為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做出新的貢獻。

總的來看，我市在開展創建和諧勞動關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按照上級的要求，還有許多不足，我們有信心在省、岳陽市總工會的關懷指導下，在臨湘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人社等部門的協作配合下，在全體工會干部的齊心努力下，拾遺補缺，堅定信心，真抓實干，把我工會組織的正能量釋放出來，再促振興、共謀發展。

第五篇：論和諧勞動關系的構筑

2010年華東政法大學 繼續教育本科論文

論和諧勞動關系的構筑

專業班級：法學08年級專升本（東亞）學 號： 0801046302054 姓 名： 張 乾 指導老師： 顧 亞 潞

二0一0年六月

目 錄

一、序言 ??????????????????? 1

二、利益平衡、傾斜立法????????????? 2

三、平等保護、消除歧視????????????? 4 四、三方協商、多方協調????????????? 5

五、結語???????????????????? 7

內容摘要：

勞動關系是否和諧不僅關系到國計民生，更牽涉到社會穩定，當前勞動關系的現狀是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普遍關心的問題。有關統計數據表明，對上海市勞動關系的評價為“和諧”的僅占9.2%，評價為“一般”的比例最大，占62.2%，評價為“比較緊張”和“矛盾激烈”的分別為20.2%和8.4%，后三種評價占到了90.8%，這顯示出勞動關系總體協調狀況不容樂觀。同時從后兩種評價（“比較緊張”和“矛盾激烈”）競占總量的四分之一還多，達28.6%.這些情況說明本市現行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總體形勢堪憂。其中五大勞動爭議問題引發的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矛盾尤為突出，分別為勞動報酬、勞動合同解除、經濟補償金、社會保險以及女職工保護等方面問題。

如何調整和解決這五類矛盾，成為當下有關部門合理調整相關的法律條例來避免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產生勞動糾紛。其中所反映的問題關鍵在于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并日趨完善的今天，使勞動關系的調整能夠順應并符合這一發展趨勢。

關鍵詞：

勞動報酬、勞動合同的解除、經濟補償金標準、社會保險繳納、女性勞動者權益

在勞動報酬爭議中，最為典型的是克扣、拖欠工資或加班工資。有些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或外資企業變相拒付加班工資，克扣、拖欠工資或擅自降低工資標準。這其中包括任意實行不定時工作制等變相拒付工資的手段。勞動部《關于企業實行不定時工作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的審批辦法》中規定：企業實行不定時工作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的，需由企業寫出申請報告并填寫申請表進行報批；對不符合規定和未經批準而擅自實行不定時工作制和綜合計算工時工作制的企業，應堅決予以糾正，對情節嚴重的，依據有關規定給予處理或處罰。

因解除勞動合同而引發的爭議幾乎占了全部勞動爭議的50％。有些單位無視解除職工勞動合同應具備的法定條件和程序，結果侵害了職工的合法權益。根據法律規定，對于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而言，如果是在試用期內不符合錄用條件，比如不能勝任工作，單位有權隨時解除勞動合同；而在合同期內，即使勞動者不能勝任工作，單位也不能直接解除合同，而應該先對勞動者進行培訓或者換崗，經培訓或換崗仍不能勝任工作的，才能解除勞動合同，而且也應當向勞動者支付解除合同的經濟補償金。勞動部《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中規定：勞動者不勝任工作，經過培訓或者調整工作崗位仍不能勝任工作，由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按其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時間每滿一年，發給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最多不超過十二個月①。

解除勞動合同支付補償金的計算標準，也是引發勞動爭議的一大原因。按照有關規定，經濟補償金的計算標準應當以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前勞動者十二個月的平均工資性收入來計算（如果該計算結果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以最低工資標準計算）。而工資性收入應當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延 ① 勞動部：《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1994年12月3日頒布，第五條

長工作時間的工資報酬以及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等。勞動部《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中規定：（1）經勞動合同當事人協商一致，由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用人單位應根據勞動者在本單位的工作年限，每滿一年發給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最多不超過十二個月。工作時間不滿一年的，按一年的標準發給經濟補償金。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后，未按規定給予勞動者經濟補償的，除全額發給經濟補償金外，還須按該經濟補償金數額的百分之五十支付額外經濟補償金。（2）經濟補償金的工資計算標準是指企業正常生產情況下勞動者解除合同前十二個月的月平均工資②。

雖然目前拒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用人單位已經相對少了，但有的用人單位仍采取一些隱蔽的手法或看似合法的手段，來降低社會保險費的繳費標準、減少繳納期限，從而侵害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有關勞動監察執法隊應確立對勞動保險繳納非正常單位加強檢查力度及加強執法力度，從而保護勞動者。

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合法權益經常遭受侵害。法律對女職工的保護有特殊的規定，她們完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解除孕期、產期、哺乳期女職工勞動合同的法定限制條件很多，一般來說，三年內女職工沒有違紀、違法行為等個人過失的，用人單位不得解除或終止合同。即使勞動合同期限屆滿，但如果這時女職工正處于孕期、產期、哺乳期的，勞動合同應當順延到三年結束。

為此，我提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構筑和諧勞動關系的三個基本觀點，拋磚引玉。

一 利益平衡、傾斜立法

②勞動部：《違反和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辦法》，1994年12月3日頒布，第五條

這一觀點是針對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力量對比提出的。勞動關系兼有平等關系和隸屬關系的特征，又兼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性質。上述特征決定了勞動關系從表面上看是一種平等的契約關系，但是其實質卻是用人單位天然的強者地位和勞動者的弱者身份。因而勞動關系調整并不能將勞動關系的雙方當事人簡單地看作平等的主體，而是必須通過傾斜立法使兩者之間的力量對比達到平衡。我認為，現行勞動關系調整中存在的問題是無法擺正利益平衡與傾斜立法之間的關系。

1995年施行的《勞動法》確立了“保護勞動者”的原則，為我國的勞動關系調整定下了基調。各地在《勞動法》以及勞動部有關規定的基礎上，紛紛推出高于國家標準的地方法規，例如擴大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適用范圍、放寬醫療期的長度、限制勞動關系的解除條件等等。這些規定使法律的天平更加傾向于勞動者一方。但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這些超過國家標準的部分逐步顯現出其不合理，法律天平不再平衡了。因而在本世紀初，各地掀起了新一輪地方立法的浪潮來消除這種不平衡。而各地顯然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思路。例如，北京市政府注重保護勞動者的人身關系，強化勞動關系的人身依附性，限制企業對勞動關系的隨意解除；上海市盡力降低勞動關系的人身依附性，允許企業解除勞動關系。企業解除合同時，上海市通過提高經濟補償金和醫療補助費的標準，注重從財產關系上補償勞動者，以達到調整勞動關系的目的。上述立法體現了對“利益平衡、傾斜立法”的兩種不同理解。

我認為，利益平衡是原則，而傾斜立法是手段，而不應該本末倒置。實現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平衡是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的目標，而傾斜立法是必須采用的手段，但傾斜立法應當適度。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關系應當具有鮮明的 平等性和靈活性，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不應體現為努力給勞動者提供一個“鐵飯碗”。過分的傾斜只能使勞動關系僵化，勞動力市場自我調節的能力減弱，勞動力資源優化配置的效率下降；過分傾斜保護只能造成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利益失衡，反而是勞動關系出現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是許多高于國家標準的規定難以落實的原因。相比之下，上海的勞動合同立法無疑更能體現市場經濟條件下和諧勞動關系的特征。

二平等保護、消除歧視

這一觀點是針對勞動關系中的勞動者一方的差別待遇而提出的。根據我國《憲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所有的勞動者都應當平等的適用勞動法的規定。但是在實踐中，許多勞動者不能得到平等保護，受到各種歧視待遇。我依據歧視產生的原因和出現的范圍，將目前中國存在的就業歧視可以分為兩個大類：一類是制度性歧視，一類是非制度性歧視。

制度性歧視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現行的勞動關系調整方法和勞動立法多是基于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的，勞動關系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職工，也就是所謂的體制內的職工；而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確立，大量的體制外職工出現了，如私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職工以及大量涌入城市的外來務工人員，企業為了降低這部分員工的用工成本，對其實行差別待遇。后來各地還制定了許多針對這些體制外職工的規定，從而固化了這種制度性歧視。我認為，計劃經濟體制之下“低工資、高福利”的政策已經不再適應現在的需要，應當將那些“比例過高、難以實現”的勞動標準進行適當的調整，形成一個企業可以普遍接受的、統一的標準，這樣企業就沒有必要再區分所謂體制內、體制外的職工，對勞動者一視同仁了。

相對制度性歧視而言，非制度性歧視的范圍更廣，不僅出現在體制外職工中，也存在于原來的體制內職工中，其表現形式更加多樣：年齡歧視、身高歧視、血型歧視、姓氏歧視、容貌歧視、對刑滿釋放人員和解除教養人員的歧視、性別歧視、對乙肝病毒攜帶者的歧視等等，舉不勝舉。這些歧視現象的產生與我國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以及人們的思想意識密不可分，我認為亟待解決的是我國反歧視立法的缺失。我國《憲法》和《勞動法》中針對就業歧視的條款過于原則，并且缺少司法救濟的途徑，使得我國現有的反歧視規定形同虛設。我認為，就業歧視是中國的構筑和諧勞動關系的重要障礙之一，對于非制度性歧視的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尤其是立法部門應當加緊制定反就業歧視方面的專門法律法規，詳細規定就業歧視的界定、種類、法律責任問題作出明確規定，同時成立類似美國就業平等委員會之類的機構專門負責公平就業方面的管理，并且可以代表受歧視的勞動者提出公益訴訟。

三 三方協商、多方協調

這一觀點是針對勞動關系的核心主體及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而提出的。勞動關系的核心主體是用人單位與勞動者，而其他主體則涉及集體勞動關系、勞動行政關系、勞動爭議處理關系中的眾多主體，如工會、勞動監察、仲裁、法院等。

目前勞動關系調節的重要方式是三方協商機制。國際勞工組織大會通過的《一九七六年（國際勞工標準）三方協商公約》肯定了雇主和工人建立自由、獨立組織的權利，并要求采取措施，促進國家一級的政府當局與雇主組織和工人組織之間的有效協商，要求“建立三方機制促進履行國際勞工標準”。以三方協商機制的形式解決勞動關系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有利于兼顧國家、雇主和勞動者三方利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三方協商作為一個原則，已經被絕大多數實行市 場經濟的國家所接受并具體實施。我國2001年修改后的《工會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要求建立勞動關系的三方協商機制③。

從勞動關系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國的勞動關系呈現出多層次性、復雜性，涉及多方主體，牽扯多方利益。大量傳統體制外的勞動者（包括下崗、協保、外來民工等）始終不能得到公平的對待，如大量通過勞務輸出方式到外地打工的勞動者，越來越多地依賴勞務公司在勞動關系中的協調作用；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由于沒有正式的用人單位也無法納入傳統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之中。上述情況充分說明，僅僅依靠三方協商機制無法解決新形勢下全部勞動關系問題，因此構建多層次的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就顯得極為必要。尤其是我國的國情和體制與發達國家不同，這就決定了我們的“協調機制”不應限于“三方”，我們應該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勞動關系多方協調機制”。

多方協調機制的主體不僅包括政府、工會和雇主組織三方，更應該包括企業、監察、仲裁、法院等與勞動關系協調相關的各個部門。多方協調機制與三方協商機制不僅僅體現在主體的范圍上，更體現在“協調”與“協商”的區別上。兩者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其作用的原理還是有一定的差別的。三方協商機制可以體現為政府、企業、雇主組織共同組成的聯席會議，相互溝通、達成一致，其中政府處于相對主導的地位；而勞動關系多方協調機制更多地體現為與勞動關系調節有關的各方主體各司其職、恪盡職守、相互銜接、相互配合，在勞動關系協調的各個階段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勞動關系的多方協調機制可分為內部機制和外部機制。前者是協調勞動關系的“第一道防線”，此時勞動爭議還處于“隱形狀態”，很多勞動爭議應在這一 ③ 張榮芳 王樺宇：《勞動關系中的“三方機制”研究》，2009年7月13日，第三節。

階段被消化掉，其中包括企業內部的勞動關系協調以及工會和雇主組織的協調；后者是協調勞動關系的“第二道防線”，也是勞動爭議經第一道防線過濾后浮出水面的解決機制，包括勞動監察、仲裁、法院等各個部門。只有內外并舉，充分發揮各方主體的職能，才能使勞動關系更加和諧④。

我認為在以下方面建立、健全相關機制，積極推動創建和諧的勞動關系：

（一）健全勞動合同管理體系。全面落實勞動合同簽訂登記、變更、解除、終止預報等五項管理制度，實現規范化、制度化。

（二）健全勞動爭議處理體系。在部分企業和行業協會設立了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有力地把大量勞動爭議化解在基層。進一步完善勞動爭議處理制度，通過“快立”、“快審”、“快結”制度，大幅提高辦案質量和案件辦結率。

（三）健全勞動監察體系。一是大力開展各項勞動監察專項行動；是完善欠薪預警機制；制定應急預案落實周轉金；在各區、街道設立勞動保障兼職監察員，加強監察員隊伍建設。

（四）盡快完善與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使各類企業都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形成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已于2007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但《勞動合同法》卻沒有充分關注性別平等議題，希望在《勞動合同法》中納入性別平等議題，并將之體現在相關條款中。

④劉國臣：《關于勞動關系協調機制的研究》，2008年7月27日，第四節。

＜參考文獻＞

１、全國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法室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1日出版、版次1。

２、北京市律師協會勞動和社會保障專業委員會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釋義》、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1日1日、版次2；

３、中國人民大學民商法律研究中心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所長黎建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輔導讀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7月1日、版次1；

４、鄭淑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適用指南》，中國人事出版社社出版、2007年7月1日、版次1；

５、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條文釋義與案例精解，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2007年6月1日、版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