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85年來云南黨的建設的回顧與啟示

85年來云南黨的建設的回顧與啟示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已經走過了90年光輝的戰斗歷程。90年中，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緊緊依靠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緊依靠人民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云南省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最早是1926年才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云南人民進行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的時間也已經有85年的歷史。在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著力推進面向西南開放橋頭堡建設的過程中，回顧85年來云南黨的建設的大體情況，認真思考不同時期黨的建設黨的工作對我們的啟示，具有理論借鑒和實踐指導兩方面的重大價值和意義。

一、1949年以前云南黨的建設的回顧

1926年8月，中共廣東區委派云南籍黨員李鑫回云南開展建黨工作。11月7日，李鑫等人在昆明市平政街節孝巷24號開會，建立了云南省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中國共產黨云南特別支部，吳澄為特支書記。從此，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云南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從那以后，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云南黨的建設可以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即大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

大革命時期，處于早期建黨狀態的云南地下黨組織，黨的建設和各項工作，都是圍繞開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反對封建軍閥的斗爭進行的。具體做法是：其一，轉變工作方向，派一些有決心、能吃苦的黨員深入到工廠礦山農村工農群眾比較集中的地方，通過各種形式開展工作，揭露資本家和地主階級對他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啟發他們的覺悟。其中，省臨委委員李鑫磨礪自己，深入礦山的事跡，是其中非常突出的典型。其二，改變過去黨員多是知識分子和學生的狀況，在工人、農民中發展黨員，努力改善黨員結構。其三，聯絡進步人士，反對反動軍閥。當時劉林元等同志就給中央報告說：“1928年六次大會后，（云南省）才有了臨時省委的組織，開始轉變了黨的工作方向，從小資產階級、學生范圍中轉向工人農民中工作，這時派了很多同志到農村中組織農協，在農民中發展黨的組織，派人到工廠企業中組織工會，發展黨的組織工作上確實有很大發展。”這就為云南黨組織的壯大和斗爭奠定了很好的組織基礎，雖受到反動軍閥的多次殘酷鎮壓，多名地下黨的領導人英勇犧牲，但組織卻不斷發展壯大。到了30年代，黨在農民中有了武裝組織，開始了局部的游擊斗爭，在工人中有了相當的群眾，在兵士中黨的工作也深入了，這時工作上各方面都有發展，黨員數量總共有五、六百人，其中農民占70%，工人占5%，學生和其他成分，如商人、兵士等占25%1。

抗日戰爭開始前，中共云南省臨時工作委員會于1935年11月建立，恢復被破壞了的黨組織活動。“一二·九”運動爆發，臨工委立即組織相應，以“云南學生愛國運動會”的名義發動昆明的大中學生五千余人舉行游行，到省政府請愿，宣傳“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號召云南人民行動起來，抗擊日本侵略者，反對妥協投降，在學生、新聞文化界、工人、婦女界中建立各種救亡組織，出版各種刊物，宣傳黨的抗日主張。這就有效地擴大了黨組織在群眾中的影響力和凝聚力。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后，云南地下黨通過各種形式進行宣傳，支持龍云和六十軍的開赴前線的抗日行動，提出“擁護龍主席出兵抗日”的口號，堅1 見《云南工人運動史料匯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月版，第261、262頁。

定其抗戰信心。六十軍、五十八軍奔赴抗日前線時，地下黨派出干部進入軍隊中工作，進行抗戰到底宣傳和官兵統戰，幫助部分將領與黨中央建立了秘密聯系。整個抗戰時期，地下黨對云南上層的統戰工作成效顯著，通過張沖、李根源、祿國藩等影響龍云，堅定了云南地方實力派團結抗戰的信心，廣泛團結了中間勢力和民主人士。同時，地下黨組織還通過西南聯大等開展進步學生運動、抗戰文化運動，揭露汪精衛投敵叛國的嘴臉等，貫徹了黨的“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對于鞏固云南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穩定戰略大后方起了一定的作用。黨員發展和黨組織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培養、鍛煉了一大批黨的骨干力量。所有這些，都為后來黨進一步領導云南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

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們黨及時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這時，昆明成為全國有名的“民主堡壘”，云南黨的工作和自身建設也就緊緊圍繞“用一切方法制止內戰”這一中心來進行。在全國影響很大的“一二·一”運動，就是在云南省工委的直接組織領導下進行的。針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倒行逆施，當民青組織代表廣大學生向省工委提出罷課要求的時候，省工委滿腔熱情地支持了他們的正當要求，從而揭開了斗爭的序幕。當反派制造慘案，殘酷鎮壓屠殺革命學生時，又非常及時地作出向敵人全面反攻的部署，爭取全國人民的同情和聲援，使反動派陷入空前孤立。當運動后期罷課斗爭陷入僵局、學生隊伍面臨分裂時，又果斷地做出了“停靈復課”的決策，從而維護了學生隊伍的團結。在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中央精神指引下，云南地下黨的建設前進了一大步，提高了組織領導大規模群眾斗爭的能力和策略水平，并使斗爭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最終取得勝利。解放戰爭中期以后，中共云南省工委于1947年12月在建水縣西莊西林寺召開會議，傳達中共中央對形勢的分析和中央上海局關于在云南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決定在云南全省開展大規模游擊戰爭，由滇南黨組織調集武裝，接應正由境外返滇的朱家壁、張子齋等，到滇東南集訓武裝骨干后，在盤江兩岸發動武裝斗爭，建立游擊根據地。黨的工作重心及時向農村、向武裝斗爭轉移，黨的建設和發展也圍繞武裝斗爭展開，先后在滇東南組建了云南人民討蔣自救軍第一縱隊，在滇南組建了第二縱隊，在滇東組建了第三支隊、永焜支隊，在滇西北和滇西組建了人民自衛軍和人民自衛團，在滇中組建了滇中游擊支隊。后來，這些游擊隊與桂滇邊工委領導的桂滇黔邊總隊合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總隊，對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二、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云南黨的建設取得的成就和經驗

解放以后，我們黨成了執政黨，擔負各行各業繁重的領導責任，黨的工作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云南黨的建設，除了與全國一樣，圍繞黨的各項中心工作而展開并取得順利進展之外，還面臨一些特殊的問題。解放初期，云南的形勢十分復雜，長期以來封建軍閥統治較深；邊境線長并與越、老、緬等國接壤，境外殘匪活動猖獗；少數民族眾多，過去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隔閡較深；等等。云南籍的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周保中奉命前來云南工作途經北京時，中央指示說，云南工作要在省委領導下，堅持團結第一、工作第二。這里的團結，當然也指黨內團結，指思想上、政策上、組織上的統一和一致，但更多的是指黨要在平等互助的基礎上團結各個民族，要靠民族干部、民族頭人去團結各民族群眾，要靠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幫助少數民族群眾發展經濟文化。這成為云南黨的工作和建設的重要支點，成為做好云南全面工作的關鍵。通過人民解放軍進駐邊疆民族地區，協助中央訪問團訪問各少數民族，1 參見費炳、李群杰、李劍秋、唐登岷《三十年代云南地下黨的恢復重建及其工作和斗爭》，載《黨組織恢復重建和抗日救亡運動》一書，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共產黨員和民族工作隊員廣泛做好事交朋友，公平公正地幫助各地調解歷史遺留的民族糾紛，科學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和地名，千方百計爭取團結民族上層人士等深入細致的工作，使云南實現了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生產發展。與此同時，黨的組織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扎下跟來，一批會做民族工作的黨員干部和少數民族黨員干部開始涌現出來并不斷成長。

1952年，云南內地農村普遍開展土地改革運動。這是徹底推翻封建土地關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向社會主義過渡、建設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但是，云南的土地改革也面臨一些特殊情況，土地關系多種多樣，階級關系異常復雜。黨的工作、黨的政策、黨的建設，都必須適應如此復雜的情況，而不能機械地搞“一刀切”。因此，云南的土地改革分為內地一般地區的土地改革、緩沖區土地改革和邊疆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三種形式。內地一般地區的土地改革與全國的土地改革大同小異。緩沖區基本上是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其土地改革采取了比較溫和、便于群眾接受的方式，只沒收地主的土地、房屋、耕畜、農具和多余糧食，不追底財，不分浮財；嚴格執行說理斗爭，不許非法行刑和變相肉刑；對民族上層人物一般不予斗爭，對一般地主只搞缺席斗爭；對少數民族地主的土地實行先留后分??由于實行這些政策，緩沖區土地改革得到少數民族群眾和大多數民族上層人士支持。邊疆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叫做“和平協商土改”，即采取協商辦法廢除封建領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幫助他們認識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使其主動接受改革。除土地分給農民外，不觸動其余私有財產，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對少數民族和宗教界上層人士，除有現行破壞者外，在政治地位上給予適當安排。在用上述三種方式進行土改外，對邊疆處于原始社會末期、階級分化不明顯的民族地區，報經上級批準，基本上不進行內部的土地改革，而以團結生產進步作為長期的工作方針。通過黨的領導和黨員干部工作，在政府和先進民族的幫助下，發展生產、健全鄉村政權、互助合作運動等，使這些地區直接地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部分地區稱為“直過區”。通過這些創造性的政策措施，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黨的建設得到加強，少數民族黨員、干部逐漸培養起來，推動并保證了全省其他方面工作的順利開展。

1957年下半年，各種“左”的思想開始泛濫，云南黨的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1959年之后，進入困難時期。時任中共云南省委書記的閻紅彥經過深入基層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調查，從實際情況出發，親自給毛主席寫信，提出“邊疆工作必須堅持慎重穩進的方針”，主張在高山居住分散地區，允許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保留作業組的部分所有制，可以包產到組、到戶；允許少數民族社員擁有生活所需的一定自留地；房前屋后的果木不得收歸集體；高寒分散地區的公共食堂應該堅決分開或不辦；沿邊境一線，允許單干。為了幫助邊疆山區少數民族群眾克服困難，省委成立了山區工作委員會，組織發動黨員、干部下去幫助群眾發展生產，做民族團結工作，甚至從幫助部分少數民族群眾改善穿衣、吃飯等工作做起。工作隊員每人必須學會一門技術。這就不但使黨在邊疆民族地區的工作具體化、責任化，有效地推動了邊疆地區的發展和少數民族的進步，而且使黨員、干部在制度上、思想上、作風上產生了根本的轉變，密切了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1966年，“帶一部《毛選》、一把鋤頭，到第一線去”，已經成為云南省廣大黨員、干部普遍的實踐行動。

三，改革開放以來云南對黨的建設的探索與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云南在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中全面規劃、扎實工作，聯系實際大膽探索創新，使黨的建設不斷加強，亮點頻現。具體體現在：堅持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推動黨的建設，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加強黨的建設、通過云嶺先鋒工程和邊疆黨建長廊建設等創新形式推動基層黨的建設、把提高黨員干部素質能力擺在突出位置等方面。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推動思想大解放的直接成果，云南與全國一樣步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79年8月，省委決定在全省進行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大討論的補課，黨報發表了《一定要補好真理標準討論這一課》的文章。正是通過這一補課，促進了云南人思想的大解放，在實踐中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到1983年，云南平反各類冤假錯案15000多件，落實了90000多名干部的政策，調整了各種社會關系，實現了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全省99.9%的生產隊建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生產責任制，完成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步；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取得初步進展。通過這些舉措，黨組織的形象大大改善，黨員隊伍思想觀念全面轉變，黨在領導改革開放中的作用強力顯現。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推動我國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省委及時抓住機遇，開展思想解放大討論，破除當時普遍存在的姓“社”姓“資”的思維定勢，重點確立“三個是否有利于”的標準，極大地推動了云南的改革開放，使得全省的經濟社會發展上了一個新臺階，并為以后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多年來，云南的黨建工作始終堅持為黨的政治路線和奮斗目標服務，始終圍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主線展開，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結合起來，既充實和完善了黨的建設的內容，也促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更好地貫徹到實際工作之中。從2002年1月開始，云南在農村基層干部中開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教育活動，派出黨員干部到改革發展中困難和問題較多的鄉鎮幫助指導工作，促進整改措施的落實。在省直單位開展以“講團結、干實事、謀發展”為主題的“團結干事”教育活動，目的是把黨的各級領導班子建設成為思想觀念新、精神狀態好、工作作風實、凝聚力強的領導集體，始終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干實事、謀發展。云南從現代化建設中碰到的實際出發，在提出“領導當楷模、機關作表率、基層樹形象”要求的基礎上，于2007年初以作風建設為重點，在全省縣以上領導班子中開展“執行力、創新力、凝聚力”三力建設主題實踐活動，著力解決工作效能不高、作風不實、組織紀律不嚴等方面的問題，加大推動全省經濟社會發展力度，著力培養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廉潔高效、勇于擔當的執政新風，在領導社會主義改革發展中展示新形象，創造新業績。

長期以來云南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薄弱環節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廣大農村基層，因而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難點和重點也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廣大農村基層。為了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把黨的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很好地結合起來，2004年以后，云南推進“云嶺先鋒”工程，根據不同類型的基層組織存在的不同情況和問題，提出不同的具體要求。首先，從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實際出發，構筑起基層黨建工作的整體框架，形成黨建工作的完整體系；其次，架起黨組織和廣大群眾的連心橋，進一步改善黨群干群關系，給老百姓帶來實惠，使黨的執政基礎進一步增強；再次，進一步激發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的積極性創造性，增強生機與活力；最后，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切入點，實現基層黨建工作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與此同時，云南還進一步把基層黨建與“三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結合起來，在三村建設中落實人均建一畝基本農田，造一畝經濟林，每戶有一院安居房，建一口沼氣池，有一個科技致富明白人，有一個步入小康的好項目，有一個實現“普九”的教育網，辦好一個衛生室，辦好一個科普協會，有一套維護群眾利益的好制度，進村入戶有一條硬板路，有一個團結干事的村領導班子。2007年以后，云南向全省各地派駐了1400名新農村建設指導員。對25個邊境一線縣和迪慶藏區三個縣，實施邊疆黨建長廊建設工程，按照“強組織、建陣地、聚人心、固邊疆”的要求，對每個村級黨組織給予1000元以上補助，在發展黨員、配強班子的同時，努力做到“七有”（即有活動室，有電教設備，有書報學習材料，有宣傳欄，有廣播，有國旗，有黨旗），建立“一點一站一中心”的三級服務網絡，方便群眾辦事，解決群眾困難。這些創造性黨建工作，結合興邊富民工程、邊疆“解五難”工程、脫貧致富整村推進工程的實施，有效地增強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取得了很好的實效。這其中，如何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無疑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2009

年，思茅市發生了損害群眾利益的“孟連事件”。省、市、縣三級黨組織抓住典型，強化群眾工作，采取了有力扎實的措施，形成了“三五”群眾工作法，制定了相關制度，成功地把“孟連事件”轉化為“孟連經驗”，得到了中央組織部的高度肯定，并在孟連召開了現場會推廣這一經驗。

針對云南黨員干部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領導科學發展和帶頭致富的能力不強的實際，從科學發展的要求出發，云南黨的建設始終把提高黨員、干部素質能力擺在重要地位，采取了許多措施。從2006年12月起，省委堅持舉辦“領導干部時代前沿知識講座”，基本上一個月一次，讓領導干部了解最新信息，增加現代知識，適時開闊眼界。省委組織部全面啟動“干部素質能力提升計劃”，并于2007年啟動全省廳處級干部“在線教育培訓”，成立了云南干部在線教育學院。結合新農村建設需要，組織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帶頭人”培訓計劃。各州市采取“請進來”、“走出去”的不同方式，多層次、分類別地開展各種學習教育，有效提高了黨員干部，包括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黨員干部的素質和能力。更重要的是，通過各種在職和集中學習培訓，建立和完善相關的學習培訓和考核制度，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廣大黨員干部在平時也加強自學，把“要我學”變成“我要學”，千方百計找機會“充電”，通過刻苦學習提高自己的素質能力，在實踐中不斷增長才干。這就從基礎上加強了黨的建設，而且使取得的效用成為黨員和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實踐成果。

四、云南黨的建設工作對我們的有益啟示

通過對云南85年來不同時期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回顧，我們得到的啟示是多方面的。當前，我國進入了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進入了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改革開放的攻堅時期，世情、國情、黨情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出現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科學判斷這些新變化對黨的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對于我們黨堅持用時代發展要求審視自己，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具有重大意義。云南的特殊省情更是進一步要求，云南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必須經常“溫故而知新”，從過去的寶貴經驗和有益啟示中吸取營養，從而使新世紀新階段黨的建設為云南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建設中國面向西南開放的重要橋頭堡提供堅實的保障。

1.黨的建設，必須服從和服務于黨的政治路線，同黨的事業緊密結合，圍繞黨的中心工作而展開，根據不同時期的要求做到“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云南85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黨的政治路線決定了黨的工作和黨的建設的具體內容。革命時期是這樣，建設時期是這樣，改革時期也是這樣。黨的政治路線是黨根據自己的最高綱領和不同歷史階段的奮斗目標相結合而確立的黨在一定時期的行動綱領，它對黨在該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基本策略等作了明確規定。黨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全部工作和自身建設，都應該為實現黨的中心任務服務，創造性地貫徹黨的基本策略。大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云南黨的建設就是這樣做的。當前，在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指引下，云南召開了省第九次黨代會，提出了建設綠色經濟強省、民族文化強省和中國面向西南開放的橋頭堡的戰略目標，堅持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改善民生為根本，以奮力跨越為關鍵，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夯實基礎、強化保障，拓展空空間、壯大實力，加力提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步伐，建設開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云南的黨的建設，就必須緊緊圍繞這個中心來進行，為這一宏偉目標的全面實現服務，從而為整個國家的發展大局貢獻力量。

2.黨的建設，必須從各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堅持全黨統一的前提下著力解決自己的特殊問題和突出問題，有所探索，有所創新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以改革創

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可見，改革創新在黨的建設工作中十分重要。這里的創新，既包括改革建設實踐的豐富深化所要求的創新，包括我們所處的時代變化發展所要求的創新，也包括不同的地區的實際情況不同和所面臨的挑戰問題不同所要求的創新。全面審視85年云南黨的工作和建設，解放初期的民族團結工作、緩沖區土改、和平協商土改、直過區劃定及其工作、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特殊幫扶等，是效果很好的創新；改革開放以來的云嶺先鋒工程、邊疆黨建長廊建設工程、“孟連經驗”等，更是自覺、全面、深刻的創新。正是通過一系列探索和創新，集邊疆、山區、少數民族地區、貧困為一體的云南，抓住了自己的特殊矛盾，解決了自己的突出問題，一方面使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凝聚力、影響力、創造力、戰斗力不斷增強，另一方面推動了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很好地維護了民族團結和邊境穩定。

3.黨的建設，必須要面向群眾，充分考慮群眾利益、群眾情緒、群眾訴求和群眾工作，把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作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點

黨的建設和群眾工作，表面看是兩件事，但在中國，在中國的農村基層，特別是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其實是一件事。因為要做好這些地方基層的群眾工作，都要依靠各級黨組織，依靠黨員和干部；而基層的黨的工作和建設，黨的凝聚力、戰斗力、影響力，也只有在群眾工作中才能體現出來。回顧云南黨的建設，先烈和前輩們為了做好群眾工作，冒險深入到山區農村和個舊礦山，不怕流血犧牲與反動派作生死斗爭；在經濟困難時期帶著一部《毛選》、扛著一把鋤頭并學會一門技藝，深入到邊疆少數民族山寨，誠心誠意幫助少數民族群眾。這樣的事例，真正值得生活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年輕黨員很好地學習。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話，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擁護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擁護敵人的人搞得少少的。每天都坐在辦公室里、會議室里、書齋里、宴會廳里，不維護群眾利益，不了解群眾情緒，不響應群眾訴求，不會做群眾工作，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此，加強黨的建設，就必須認真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定不移依靠群眾，適應群眾工作新特點新要求，深入做好組織群眾、宣傳群眾、教育群眾工作，虛心向群眾學習，熱心為群眾服務，誠心接受群眾監督。相應地，黨的工作和建設效果究竟好不好，也要聽取群眾意見，由群眾來評議并提出批評。只有這樣，黨才能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4.黨的建設，必須把提高黨員、干部的素質和能力擺在重要位置，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保持黨的先進性奠定堅實基礎

不論做任何事情，效果好壞，關鍵都在人。說得準確一點，關鍵都在做事情的人的素質和能力。在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的工作中，黨中央要求堅持以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為主線，保證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保持黨的先進性，涉及的方面固然很多，但落實到黨員和干部身上，就具體反映為素質能力的提高。由于云南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歷史上社會發育程度低，科技教育文化發展水平不高，改革開放后雖然已經有了長足進步，但黨員、干部的全面素質仍然有待提高，實踐能力有待增強。云南的農村、基層、少數民族地區，這個問題更為突出。針對這一實際，多年以來，云南在黨的建設中都非常注意黨員、干部素質的提高，通過各種形式加強黨員、干部的培訓工作。今后，要更加注重培訓的實效和實踐能力的鍛煉，切實提高黨員、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質、政治法制素質、思想作風素質，同時注重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勇于實踐、勇于任事、勇于開拓、勇于創新；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提高自己帶領群眾致富的本領、開發產業開拓市場的本領、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的本領；在國際國內的形勢發展中提高領導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跨越發展的能力。總之，只有抓住了提高黨員、干部素質和能力這個重要環節，真正取得實效，黨的建設才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全社會的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為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和先進性的保持提供必要的基礎條件。云南的各級黨組織在自身建設中做到這一點，九次黨代會提出的建設開放富裕文明幸福新云南的戰略目標的實現，也才會獲得堅實的保障。

第二篇：中俄關系回顧與啟示

當代中俄關系回顧與啟示

論文摘要：我國與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毗鄰，隨著中俄關系的逐級深化、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內容的不斷豐富，加強中俄毗鄰地區的經濟合作在兩國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尤其是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在中國國際戰略中更具有重要意義。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俄兩國不僅不斷深化戰略協作伙伴關系，進行政治合作，而且經貿合作和人文合作也空前高漲。2006年在中國舉辦俄羅斯年活動和2007年在俄羅斯舉辦中國年活動就是兩國戰略伙伴與合作關系發展的合乎規律的延續。在我國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俄羅斯經濟發展重心東移這樣的戰略背景下，中俄毗鄰地區的經濟合作在兩國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尤其是俄羅斯遠東與西伯利亞地區在中國國際戰略中更具有重要意義。

一、從地緣政治角度分析

俄羅斯地跨歐亞大陸，其政治、經濟中心位于歐洲部分。在歐洲，北約東擴極大地擠壓了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給俄羅斯國家安全帶來潛在威脅。目前，北約已將邊境推進到俄羅斯家門口，與立陶宛和波蘭相鄰的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的土地已經被北約徹底包圍。俄美關系由于伊拉克戰爭和北約東擴而出現倒退，目前處于一種非敵非友、既競爭又合作、既矛盾又協調的狀態。從長期看，美國認為俄羅斯經濟的復蘇將導致其重新崛起，會危及美國的全球利益，美國很可能對俄羅斯實行遏制政策，俄美關系同樣不容樂觀。作為俄羅斯戰略依靠的獨聯體離心傾向日益明顯。1999年3月，格魯吉亞、阿塞拜疆、烏茲別克斯坦三國退出獨聯體安全體系。在亞洲，美日不斷強化軍事同盟，并積極研發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對俄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安全構成了潛在的威脅。

中國是一個陸地海洋性國家，與很多國家陸地或海洋連接，是相鄰強國最多的國家，地緣關系十分復雜。東邊，釣魚島的歸屬問題懸而未決，日本不斷強化美日安保體系，擴大美日同盟的職能與范圍，并積極研發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對中國的安全構成威脅；東南邊，南海諸島的歸屬問題仍未解決，東盟在發展同中國關系的同時，不斷加強同美國的雙邊和多邊合作來牽制中國；南邊，與印度的關系雖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雙方在邊界問題上仍然沒有達成協議，相互間的不信任根深蒂固。西邊，中美兩國關系目前處于歷史最好水平。但從長期看，美國認為經濟崛起的中國將是“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有可能對美國的全球霸權形成挑戰，其全球戰略的延伸，尤其是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延伸會對中國的安全造成威脅，導致中美產生互不信任和矛盾。而朝鮮半島和臺灣問題的不確定性，更是為中美關系增添了許多變數。

冷戰結束后，世界地緣政治發生重大變化。俄羅斯面對美國和歐盟咄咄逼人的擠壓政策，被迫修正其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戰略，重視加強對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外交，以便為俄羅斯在與西方斗爭中創造一個穩定的戰略后方，避免東西兩線的地緣形勢同時惡化、腹背受敵。中國是俄羅斯最大的鄰國，雙方有4 300公里的邊界線，其中，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與中國東北地區毗鄰，是中俄合作的重點發展地區。中國同時又是一個亞洲經濟和軍事大國，綜合國力在不斷上升。中俄客觀存在的地緣關系和中國所處的重要地緣戰略地位是俄羅斯加強對華關系的重要因素之一。發展同中國的友好合作關系，不僅可以為俄羅斯贏得一個穩定的戰略大后方，同時也是俄羅斯保持同西方力量對比均衡的一個重要籌碼。

俄羅斯是中國最大的鄰國，在中國地緣政治戰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俄對中國周邊國家中的中亞三國、蒙古、印度有很大的影響力，發展同俄羅斯的友好合作關系，有利于中國同這些國家建立良好的互信關系，確保中國北線、西北線和南線的地緣政治安全，使中國有一個可靠的戰略大后方。加強同俄羅斯的友好關系，同時也是中國實行大國外交、維持大國間戰略均勢的需要。

二、從國際能源合作角度分析

能源是確保各國國民經濟安全和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加強在區域內和全球范圍內的能源合作，是涉及21世紀世界各國政治與經濟能否穩定發展、生態環境能否得到改善的重要課題。全世界2/3的石油儲備量集中在海灣國家，而天然氣儲量的2/3主要集中在俄羅斯和中東國家。能源是俄支柱產業，能源出口額占據俄羅斯出口總額的一半，是俄經濟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而這些能源主要集中在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這兩個地區是俄政府新規劃的能源重要開發地區。僅從俄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能源生產前景來看，東西伯利亞的石油產量預計將由2005年的2 410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4 400萬噸，天然氣預計在同期將由260.5億立方米增加到330.4億立方米。另外，俄遠東地區的石油產量在同期將由1 220萬噸增加到2 900萬噸，天然氣將由303億立方米增加到430.2億立方米。但雖然石油等能源原材料是俄羅斯手中的王牌，但俄羅斯并不想長期維持資源型經濟結構模式，充當周邊國家的原料供應國。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是由資源型經濟向發展型經濟轉變，這無疑給中俄能源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從中國能源消費看，石油表觀消費量(原有表觀消費量+成品油凈進口量)從1990年的1.15億噸增加到2007年的3.46億噸，汽油、柴油、煤油表觀消費量在2007年達到1.92億噸，創歷史新高，中國已成為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在消費需求增長的同時，受資源等條件的限制，中國的原油產量從1990年的1.38億噸僅僅增加到2007年的1.87億噸，由汽油、柴油、煤油三種油品構成的成品油產量2007年為1.95億噸，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大的石油消費需求，原油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為彌補供應缺口，石油進口量大幅增加。2007年中國凈進口原油1.59億噸，同比增長14.7％，原油對外依存度達到46.05％。據預測，到2010年前后，中國的石油產量將達到最高峰，隨后產量逐漸減少，中國的石油對外依存度也將相應地從目前的46.05％上升到62％。從中國原油進口的主要來源地看，中東和非洲是目前中國主要油氣進口地，而中東和非洲都是局勢動蕩不安的地區，局部沖突持續不斷，恐怖事件頻繁發生，所以，中國對這兩個地區石油的高度依賴，供應風險較大。從進口通道來看，中國無論是從中東還是從非洲進口石油，大都采用海上集中運輸方式，必須經過馬六甲海峽。這種對單一運輸路徑的高度依賴，存在較大的運輸風險。一旦馬六甲海峽被封鎖，中國的石油供應就將中斷，引發石油危機。

因此，建立和完善中國的石油國際新戰略，確保中國石油進口渠道，以保證國內石油的供應，就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命脈。從世界石油資源的儲量和發展前景及其地緣政治看，中東、里海和俄羅斯的石油資源應該是中國輸入的主要方向。鑒于從中東輸入石油的風險大，把重點轉向與中國毗鄰的俄羅斯特別是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力爭從那里得到中國所需的石油應成為中國引進原油的主要戰略。所以，加強中俄在石油、天然氣等領域的能源合作對中國的國際戰略至關重要。

三、從東北亞區域合作角度分析

從國際經濟大環境看，參與東北亞區域合作對中俄擴大在亞太的影響至關重要。東北亞地區對俄羅斯的戰略利益重大，利用俄羅斯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的地緣優勢、資源優勢和市場容量優勢參與東北亞經濟一體化，實現強國富民的目的，提高在東北亞及亞太地區的大國地位和影響力，就成了俄生死攸關的長遠戰略任務。這些年來，俄政府及遠東、西伯利亞地區一直為擴大對外貿易和吸引國外投資積極創造更加有利的環境，這些舉措無疑會促進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經濟的發展及其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同時也會促使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加大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力度。

中國同俄羅斯一樣，是東北亞的主要成員國，中國近些年來經濟以超過8％的速度蓬勃發展，勞動力資源豐富，輕工業發達，市場容量巨大，外匯儲備雄厚，再加上香港、澳門和臺灣，“大中國”無疑在未來亞太地區的作用會不斷提高。中俄兩國是近鄰，經濟互補性強，發展水平相當。發展同中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以中國發揮重要影響的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地區作為突破口重返亞太地區，就成了俄推進亞太戰略的重要一面。目前，中國正處在完成工業化和實現信息化的關鍵時期，須引進大量的外資和先進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帶動第三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對資源的需求量非常大，迫切希望獲得西伯利亞和遠東的資源。但是，目前美國、日本、韓國對俄市場的開發勢頭超過了中國。中俄兩國經貿發展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中國將來在東北亞及亞太地區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積極推進遠東及西伯利亞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是雙方的共同訴求，符合雙方的國家利益。優先實現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同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將為擴大中俄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篇：安然事件回顧與啟示

安然事件回顧與啟示

------------------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白曉紅劉剛孫健波

自2000年安然事件發生，已經時隔四年，重新審視以安然事件為代表的美國財務舞弊案件**，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國相關體制、制度的重大改變和影響，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美國企業制度及其治理、資本市場、會計制度、注冊會計師制度以及相關法律制度，這對于我國資本市場建設，以及企業制度與治理機制、注冊會計師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安然事件的發生與發展

（一）事件的由來

安然曾經是叱咤風云的“能源帝國”，2000年總收入高達1000億美元，名列《財富》雜志“美國500強”中的第七。2001年10月16日，安然公司公布該第三季度的財務報告，宣布公司虧損總計達6.18億美元，引起投資者、媒體和管理層的廣泛關注，從此，拉開了安然事件的序幕。2001年12月２日，安然公司正式向破產法院申請破產保護，破產清單所列資產達498億美元，成為當時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破產企業。2002年１月１５日，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宣布，將安然公司股票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成分股中除名，并停止安然股票的相關交易。至此，安然大廈完全崩潰。短短兩個月，能源巨擎轟然倒地，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安達信公司作為安然公司多年的審計師，在為安然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的同時，還為其提供了大量非審計服務，非審計服務的收費也高于審計服務收費。正因為如此，人們對于安達信未能及時發現安然公司的舞弊行為表示疑問。

而2002年1月10日，安達信公開承認銷毀了與安然審計有關的檔案，這就更加證實了人們的疑問。很快，安然公司丑聞轉化為審計丑聞。2002年10月16日，休斯頓聯邦地區法院對安達信妨礙司法調查作出判決，罰款50萬美元，并禁止它在５年內從事業務。

但是事情的變化令人難以置信，200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3年前對安達信公司所作的有罪判決。負責審理此案的全體法官一致認為，原陪審團作出的庭審說明太過含糊，當年對安達信“妨礙司法公正”的裁決是不恰當的。然而，這一裁定對因安達信倒塌而深受打擊的28000名員工來說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

（二）薩班斯法案的出臺

美國相繼爆出的造假事件,嚴重挫傷了美國經濟恢復的元氣，重創了投資者和社會公眾的信心，引起美國政府和國會的高度重視。美國社會各界強烈呼吁美國政府拿出強有力的措施，嚴厲打擊公司造假行為。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即薩班斯法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法案有兩處最為引人注目：

一是改進公司治理結構，強化內部控制與責任。薩班斯法案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明確公司管理層責任（如對公司內部控制進行評估等），要求管理層及時評估內部控制、進行財務報告，尤其是對股東所承擔的受托責任。同時，加大對公司管理層及白領犯罪的刑事責任。

二是強化審計師的獨立性及監督。法案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機構來監督上市公司審計、審計師定期輪換、全面修訂會計準則、制訂關于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構成的標準并獨立負責審計師的提名、對審計師提供咨詢服務進行限制等。

二、對安然事件的反思

（一）對薩班斯法案的評價

1.對法案本身的評價。

（1）凸現了政治訴求，缺乏必要的論證和理性支持

從安然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到薩班斯法案正式生效，其間經歷了短短7個月的法案制訂過程。薩班斯法案的匆忙出臺，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是美國特定政治制度的產物，其中拼湊痕跡明顯。

2005年7月5日，頗有影響的美國特拉華州衡平法院副大法官利奧?斯特林(Leo Strine)在一場演講中，對薩班斯法案發起了猛烈抨擊，他指出：安然和世通丑聞后，此前阻止各項措施的聯邦立法者開始支持迅速采取行動。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高級專員也承認，如果單純是安然事件，而沒有后來的世通事件，不足以產生薩班斯法案和PCAOB。

（2）內在邏輯混亂，內容存在重復、沖突現象

法案本身的內在邏輯混亂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該法案是若干個法案拼接與綜合的產物，其內容與表述上存在重復。比如，第8、9章來自原來參議院應對安然事件的一份立法草案，第11章來自原來眾議院一份立法草案，同時，還吸收了參議員Dodd提交的有關重建投資者對會計行業信任的法案的部分內容。再如，有關公司高管和白領犯罪的刑事責任部分，分別散見于第8、9和11章。其次，個別地方出現內部不一致，也有些規定之間互相沖突。如，關于公司高管對財務報告真實性的責任，在相關條款中表述不一致。

大法官利奧?斯特林形容薩班斯法案像一鍋“古怪的雜燴”，把合情合理的想法與“談及令人懷疑的價值觀的偏狹條文”混雜在一起。他還警告聯邦立法者“守好本分”，把公司法留給各州自己去處理。

2．對法案執行效果的評價。

薩班斯法案制定者宣稱，這是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市場和商業領域的最大變革。薩班斯法案執行兩年來，美國社會各界對法案的效果褒貶參半。

一種是贊美的聲音，認為，法案對于加強美國公司治理，強化投資者信心意義重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2005年5月15日，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典禮上致辭時表示，2002年發布的《薩班斯法案》特別強化了這樣一個原則，即公司管理人員應代表股東合理配置企業資源，他為該法案頒布之迅捷、運行之良好感到驚喜。

而另一種批評的聲音不斷，認為，薩班斯法案是一部相當有缺陷的法律，自安然丑聞以來，與薩班斯法案相關的執行成本過于高昂，而監管機構和檢察官則有監管過度的嫌疑。

2005年3月美國《新聞周刊》報道，盡管美元持續下滑造成海外對美國公司投資減少等一系列問題，但仍不及薩班斯法案帶來的問題棘手。美國CFO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更是明確地指出，由于執行法案404條款，未來三年中將阻礙創造的工作崗位超過30萬個，并將導致GDP增長速度放慢近0.5%。

根據薩班斯法案第404條款，上市公司應當每年對公司的內部控制情況進行評估，對公司的內部治理提出了嚴苛的要求，這一條款給上市公司帶來了巨大的遵循成本，包括上市費用、內部培訓費用、外部交易成本、審計費用和各類咨詢費用，還有法律費用和董事費用的增加。評論認為，由于薩班斯法案404條款的嚴苛規定使一些上市公司甚至產生了退市的打算，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美國國內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很多在中小上市公司，對遵守薩班斯法案治理規定的成本和進入資本市場的好處進行權衡后，選擇了退出資本市場。根據沃頓商學院的統計數字，1999年美國股市中的退市公司僅有30家，2004年升至135家。而Foley＆Lardner律師事務所2004年5月公布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在超過100家接受調查的上市公司中，約有20％的公司因法規負擔加重而考慮退市。

另一方面，相當一部分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因不堪薩班斯法案帶來的高額遵循成本，選擇了退出美國的資本市場，而新近打算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也大大減少了。根據納斯達克的統計數據，該市場2004年總計有13家外國公司上市，但主動退市的外國公司卻達到了11家。在紐約證交所，2004年有8家外國公司上市，僅是2003年的半數，卻有2家公司主動退市。

時至今日，美國各界對于404條款的各種討論仍在繼續，但對于企業內部風險控制強化帶來的正面效應開始為有關方面所認可。

（二）美國的公司治理問題

安然事件發生后，美國社會對企業制度作了反思，意識到公司治理問題，是導致公司舞弊的根本原因。以下制度安排存在的缺陷，才是導致安然事件等發生的深層次原因所在。

1．股票期權制激勵了造假動機。向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乃至員工發放公司股票期權，被認為是美國公司治理中十分成功的激勵機制。但是，安然和環球電訊等破產事件使股票期權成為了公司陋習和治理混亂的象征。股票期權使一些公司的管理者在幾年內成為億萬富翁，也鼓勵一些人不顧一切地炒作股市，把公司變成個人的“搖錢樹”。為了從公司股票的升值上獲利，一些公司的管理者運用包括財務造假在內各種方法，制造“題材”，創造利潤，抬高股價，忽視公司的長遠發展，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

2．公司獨立董事形同虛設。為了防止公司高級管理層利用股權分散濫用“代理人”職權，侵犯中小股東利益，美國十分注重獨立董事制度。但安然公司的獨立董事卻形同虛設，根本沒有履行應盡的職責。該公司17名董事會成員中獨立董事達15名，審計委員會7名委員也都是獨立董事，而且這些獨立董事都是政界、學界、商界的知名人士。既使有這些德高望重的獨立董事，也未能為安然公司的股東把好監督關。目前，這些獨立董事不僅備受責難，而且遭到了公司投資者的起訴。

3．審計委員會未發揮應有的作用。雖然，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早在1978年就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要設立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負責監督外部審計師的審計質量。但是，安然事件充分暴露出美國公司的審計委員會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4．企業內部控制機制存在缺陷。上述種種問題表明，美國企業的內部控制也不是完美無缺的，特別是公司高管部門及高管人員有疏于舞弊控制責任的問題。

安然事件后，薩班斯法案第404條要求上市公司應當每年對公司的內部控制情況進行評估，薩班斯法案第406條要求公司作為證券發行者應向SEC匯報，披露其是否采用了專門針對高級財務管理人員的道德準則，如果沒有，原因是什么。隨后，美國審計準則委員會（ASB）發布了獨立審計準則（SAS）第99號——財務舞弊審計，SAS第99號反復重申先前準則的主旨，即公司的道德行為是以公司綱領和高層管理部門的價值觀為基礎的。事實上，美國各方對于內部控制的討論由來已久，也付出了巨大努力。1992年美國COSO[1]項目委員會組織研究推出了第一份企業內部控制框架報告。提出了由“三個目標”和“五個要素”組成的內部控制框架，成為迄今為止最為權威的內部控制概念。COSO認為，內部控制是由企業董事會、經理當局以及其他員工為達到財務報告的可靠性，經營活動的效率和效果、相關法律法規的遵循等三個目標而提供合理保證的過程。該報告認為，“誠信必須與道德價值共存，必須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高級管理人員發起，并將其滲透到整個組織中去”。美國公認審計準則（GAAS）要求，審計師在評估虛假和不正當行為風險的過程中，應該考慮公司環境。內部控制系統“離不開負責設計、管理和控制內部控制系統的人員的誠信和道德價值”。

2004年9月，在該COSO的推動下，由普華會計師事務所執筆完成的企業風險管理一整套內部控制規范正式公布。具體包括企業內部控制框架執行綱要、應用技術以及空白評價工具。該項目由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美國會計學會、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管理會計師協會、財務經理人協會負責監督。有關方面對這套規范的評價是積極的，但將這一套規則付諸實施，還需要一個過程。

（三）美國的財務會計報告制度問題

安然宣布破產后的第三天，前“五大”立即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安然的問題是現行財務報告制度本身存在局限性所致，這一聲明所指出的財務報告制度的缺陷引起了空前的共鳴。安然事件后，圍繞著美國會計準則及其制定機制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1．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由民間機構還是政府制定。

在安然事件引發的會計準則大討論中，不少人提出：會計準則對保護投資者利益如此重要，將此重任完全交給不對國會負責的民間機構承擔是否合適，國會或政府機構是否應當在會計準則制定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承認,過去過于依賴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工作，未能充分履行確保會計準則符合聯邦證券法所確立目標的相關責任，今后將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如擴大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資金來源，減少對會計職業捐款資金的依賴，以及更多地參與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工作議程等。

同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認為，會計準則制定權仍應交由民間機構，因為民間機構制定準則相對于政府制定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如靈活性、及時性、研究資源豐富、較少受到政治壓力的影響等。

2．會計準則的制定導向：規則基礎還是原則基礎。

安然事件引發的另一個會計準則問題就是：會計準則應當是以具體規則為基礎，還是以基本原則為基礎？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及改組后的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選擇的是以基本原則為基礎的準則制定方式。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主席大衛·特維迪（David Tweedie）2002年2月在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對美國會計準則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進行了對比評價，很具有代表性。他指出，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之所以選擇規則基礎的制定方法，完全是環境使然：公司需要詳細的規則，以減少交易設計的不確定性；注冊會計師需要詳細的規則，以減少與客戶的紛爭并在訴訟中自我保護；證券監管部門需要詳細的規則，以便于監督實施。但他同時指出，詳細的規則往往被別有用心的公司和個人通過精心策劃的“業務安排”與“交易設計”繞過規則的束縛。此外，規則基礎模式可能誘使公司和注冊會計師過分關注會計準則的細節規定，而忽略對財務報表整體公允性的判斷。因此，原則為基礎的模式有助于培育一種以專業判斷取代機械套用準則的氛圍。

薩班斯法案要求證券交易委員會就美國的會計準則采用原則導向還是規則導向進行研究。2003年7月，證券交易委員會發表研究報告《對美國財務報告采用以原則為導向的會計體系的研究》，其中首次提出了“目標導向”的概念，并就包括概念框架、準則制定機構、國際趨同、公認會計準則的層次等在內的準則制定相關問題提出了建議。作為回應，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于2004年7月發表本報告。從總體上，這個報告基本接受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建議。

（四）美國的注冊會計師行業管理體制問題

安然事件以前，美國所謂的民間自律管理體制為全世界所推崇，安然事件后，這一體制卻遭到多方面的置疑，并得到法律調整。事實上，其體制歷來就是法律規范最多、涉及部門、機構、團體最多的復雜體制。

1．安然事件前的體系。

安然事件前的行業管理涉及到的機構包括州會計事務委員會全國聯合會、各州會計事務委員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各州注冊會計師協會。

各州的會計事務委員會和州會計事務委員會全國聯合會是依據各州的《會計師法案》以及《統一會計師法案》成立的獨立機構，由1/2或2/3以上執業注冊會計師“自愿者”組成。在全國層面的《統一會計師法案》只是一個范本法，不具有強制力。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根據《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的規定，對從事證券市場審計的注冊會計師和事務所有著很大的影響，但并不對注冊會計師進行日常監管，有權對證券市場的案件調查處理。曾于20世紀70年代與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聯合設立公眾公司事務所管理部，具體負責監督事宜。

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和州注冊會計師協會完全是傳統的民間組織，沒有專門法律授權，依照職業傳統對注冊會計師和會計師事務所的管理通過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組織注冊會計師考試和閱卷；組織后續教育；制定審計準則、質量控制準則和道德守則；組織同業互查，并負責會員自律性懲戒等。協會只管會員，不管執業牌照。

特別指出的是，美國沒有全國統一的注冊會計師資格，要在各州執業，需要通過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全國統一考試，再向各州會計事務委員會申請注冊，盡管州會計事務所委員會主要由執業注冊會計師自愿者組成。但這使得注冊會計師資格管理在各州之間、協會（會員）與政府之間形成了相互錯亂的職能分割。

2．安然事件導致的體制調整。《薩班斯法案》規定，成立一個獨立的、非政府的監督機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負責對從事上市公司審計的事務所進行監督。具體而言，其職責包括：負責對從事證券市場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登記；對從事證券市場審計業務的事務所進行檢查、調查和處罰；制定或直接采用注冊會計師協會制定的上市公司審計準則、質量控制準則以及職業道德守則等。應當指出的是，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作為非政府組織，考慮到職業管理的慣例和資本全球化下財務信息監管角色的獨立性問題，總體上，在美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管理體制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善而不是替代。

安然事件之前美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體制，不是西方多數國家一般意義上的政府（或獨立監管機構）監督下的行業自律管理體制，而是如美國審計總署（GAO）所言的“支離破碎”（Fragmented）的體制。注冊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的資格準入和監督，在州一級和聯邦一級是分離的，普通資格在州一級，證券業務監管在聯邦一級，從而大大抵消和分散了監管力量。而在證券市場審計業務方面，從形式上看，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通過同業互查等措施承擔了自律監管，但這只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這樣的監管機構與注冊會計師行業的一種諒解，法律并沒有像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那樣賦予行業協會對證券市場審計業務進行監管的職能，包括將違規會員撤銷從業資格的權力。

因此，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的這種自律監管，是沒有法律支持和法律地位的自律監管,是瘸腿的自律監管，其效果可想而知。所以，安然事件以后，成立全國統一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就是為了彌補對從事證券市場審計業務會計師事務所監管的空白,而做出的補救措施。在安然事件發生后，部分人士沒有深入總結美國整個行業體制安排上的這些缺陷，而是簡單評價為自律體制的失敗，進而否定行業的自律功能，顯然是一種誤解。

（五）注冊會計師的獨立性問題 對于安然事件中審計失敗的原因，是注冊會計師缺乏獨立性，還是委托代理關系中沒有給出獨立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1．非審計服務問題。

安達信公司為安然公司提供審計服務的同時，還為其提供了大量非審計服務，非審計服務的收費（2700萬美元）也高于審計服務收費（2500萬美元）。因此，人們認為這種巨額的非審計服務收費影響了注冊會計師審計獨立性。但也有不少人認為，非審計服務并不影響審計獨立性和審計質量，禁止注冊會計師提供非審計服務將對注冊會計師行業和審計質量產生不利影響。為此，《薩班斯法案》禁止會計師事務所向客戶同時提供審計和非審計業務，但并不強制禁止會計師事務所從事非審計業務。

2．注冊會計師定期輪換制問題。

注冊會計師定期輪換制問題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審計合伙人的定期輪換；二是會計師事務所實行定期輪換，以避免與客戶長期的關系導致審計獨立性下降。此前，美國只是要求審計合伙人實行7年輪換制，并未要求事務所進行輪換。

安然公司成立16年來，其財務報表一直由安達信審計。很多人懷疑這種長期的合作關系會“日久生情”，從而影響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獨立性，因此建議建立會計師事務所定期輪換制度。為此，薩班斯法案責成當時的美國審計總署（GAO，現已更名為政府責任署），研究強制輪換會計師事務所的潛在影響，GAO于2003年11月發布了相關研究報告，認為會計師事務所強制輪換可能并不是加強審計師獨立性和提高審計質量的最有效途徑。

研究報告指出，幾乎所有特大型的會計師事務所和《財富》1000公眾公司都認為，會計師事務所強制輪換的成本可能超過收益。大多數意見認為，當前對審計合伙人輪換、審計師獨立性以及其他改革的要求，如果能得到完全貫徹，將足以實現會計師事務所強制輪換的預期效果。GAO的報告在相當程度上使關于會計師事務所強制輪換的爭議暫時平息。

三、安然事件對我國的啟示

基于市場經濟的共通性，安然事件引起的對公司治理、財務報告制度、注冊會計師行業管理體制、注冊會計師獨立性等諸多問題的思考，無疑會帶給我們很多啟示，這些啟示對我國尚不成熟的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公司治理，以及會計審計、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制度建設具有重大借鑒意義。

（一）關于相關制度重要性

市場經濟的運行依賴于真實、準確、完整的市場信息，要求建立完善、成熟的信息披露制度、風險防范制度及相關制度，包括公司治理機制、財務會計報告制度、注冊會計師管理制度、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力求合理有效，并從法律層面對于以上制度予以保障。此外，對市場主體良好商業道德的要求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在兩者之間的關系上，制度是基礎性資源，是最為根本的保障。

同時，應當認識到，制度的好與壞只是相對的概念，不存在絕對無缺陷的好制度，也沒有哪一種制度一無是處。因此，在制度的選擇上，應當理性權衡，對比優劣。尤其是對國外的經驗和做法，更要理性借鑒，不要迷信，照單全收，應當根據我國國情，在充分接軌的基礎上，將其 “本土化”。就頗受關注的薩班斯法案來說，無論從法案內容本身，還是執行效果來看，都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并不能成為其他國家必然仿效的模板。

（二）關于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

健全的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制度，既可防范公司舞弊行為，也有助于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美國式的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歷來倍受推崇，也是我國重點的借鑒對象。然而，安然等一系列事件卻證明，美國公司治理、內部控制也同樣存在嚴重缺陷。正如我們對事物主次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般規律的認識一樣，公司治理及其內部控制的缺陷才是公司財務造假的根源所在。

我們認為，對于公司丑聞，所有會計師事務所，不論是對大公司還是小企業進行審計，都應該關注管理層的態度以及高級管理層的控制責任。我國2005年新修訂的《公司法》和《證券法》中突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立法理念，強化了“三會”、股東、高管人員以及外部監督等各種制度安排的相互制約關系，加大了公司主體造假的責任，我們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在兩法修訂過程中，中注協綜合1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公司法定審計制度，提出了相關立法建議，涉及對各類公司主體實施法定審計，法定審計師的權利，審計師與公司監督機構的協同作用，包括由股東會或股東大會、董事會批準會計師事務所的聘用，授權監事會對公司異常財務狀況委托會計師事務所調查，獨立董事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提名權等，公司主體提供財務報告的義務與責任等，得到了立法機關的采納。這些制度安排，將對各類公司尤其是國有獨資、國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結構、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將起到促進作用。

通過安然事件，我們認識到，既不能否定股票期權制、審計委員會、內部控制的正面作用，但也不能對它們的作用過分依賴和夸大，而需要將各種制度安排，如公司獨立董事制度、外部審計制度協同起來。因為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的問題需要通盤考量和系統解決。正如美國審計總署《關于強制輪換會計師事務所的潛在影響》研究報告指出的：“要使一個制度有效運行，必須存在激勵各方面正確行事的機制，合理保證正確行事的足夠透明度，并在不正確行事時承擔的適當責任”。如何既利用好股票期權制的激勵機制，又使審計委員會、獨立董事、外部審計師各種機制協同地發揮作用，真正達到監督大股東，保護小股東利益的目的，不僅是美國，也是包括我國在內的其他國家都需要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企業治理結構與內部控制制度密切聯系，一個好的治理結構能夠保證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實施。過去，我國對于企業內部控制更多從會計控制入手，目前尚未建立起與國際上相銜接的制度。事實上，內部控制制度涉及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組織構架、人事管理、業務流程、薪酬制度、財務管理、會計核算、信息處理、文化建設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并且由于企業性質的差異、規模的不同，導致在控制程序設置、控制方法選擇等方面也都體現出不同的特點和要求。

（三）關于會計、審計準則建設

安然事件發生前，美國曾一直認為其會計準則是全球最好的，能夠最好地保護投資者的利益。毫無疑問，這一神話隨著安然的破產而破滅。其中暴露出來的諸多問題說明，美國的現有財務會計報告制度在準則國際趨同、透明度、可比性等方面都不盡完善。現有財務報告制度存在的問題，使得注冊會計師進行審計時，即使主觀上并不想通同作弊，但在客觀上也會促成其在一定程度上無法按照公眾的期望勝任其職責。

注冊會計師完成審計業務需要兩把尺度,一是會計準則,一是獨立審計準則。隨著持續的全球化，許多主要資本市場正在積極努力，推動向全球公認的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趨同。包括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歐盟委員會、金融穩定論壇、國際保險監管機構協會、證券委員會國際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組織，都強調全球資本市場需要高質量的、統一的會計、審計準則，提出了各國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應與國際準則趨同的要求。世界各職業會計師組織，只要不想游離于國際經濟金融合作之外，不想游離于國際會計審計專業服務市場之外，就不能無視國際會計、審計準則趨同這一趨勢。

2004年，歐盟委員會公開宣布，整個歐盟將于2005年全面采用國際會計和審計準則。隨后，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加拿大等國家表示，它們過去就采用了國際會計審計準則，未來將進一步跟蹤和更好執行國際會計審計準則。就連最為堅守自己特色的日本也聲稱，要執行國際會計審計準則。國際通行的商業語言已經成為提高各國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競爭力的有力工具。

2005年開始，我國會計準則、審計準則體系建設加快了步伐。按照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進程，順應經濟全球化和會計、審計準則國際趨同的大趨勢，財政部和中國審計準則委員會明確提出了完善中國審計準則體系、加快實現國際趨同的主張，并制定了國際趨同的工作計劃。根據這一計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中國審計準則委員會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完成了22個新執業準則的制定工作，修訂完成了26個執業準則，并于2月15日正式發布。這些準則的發布，將構建起一套與中國經濟體制發展要求相適應、順應國際趨同要求的中國審計準則體系。我國的會計準則也進行了修訂和新制定，達到38個項目，完成體系構建。

企業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體系建設，是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系的一項基礎性工程，對于提升我國會計、審計質量，促進財政、金融和國企改革，推動資本市場建設，加快實施企業走出去戰略，爭取國際社會承認我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等，將發揮重要作用。

這些努力和進展，已經得到國際組織的高度評價，也為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樹立起典范。特別是在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將剔除財務會計信息披露不符合國際慣例的負面因素，為中國企業規范信息披露，得到國際資本市場認可將奠定有力的基礎。

（四）關于注冊會計師獨立性

對于安然事件中審計失敗的原因，是注冊會計師違反獨立性，還是委托代理關系中沒有給出獨立性的制度安排，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從理論上講，注冊會計師審計起源于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為了解和考核經營者的管理責任，財產所有者委托獨立的專業人員（即注冊會計師）對經理人的經營情況進行審查，受托的注冊會計師將審查結果報告給委托人。在這種委托代理關系的制度安排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注冊會計師必須獨立于被審計對象（經理人），注冊會計師與經理人之間不能夠存在利益上的依賴或關聯關系。一百多年以來，獨立性一直是注冊會計師審計的本質特征和靈魂所在。問題的癥結就在于教科書中的審計委托代理關系和現實中的實際委托代理關系并不完全相同。在實際操作上，具體化為公司的經理人即管理層在委托、雇傭注冊會計師，盡管形式上是股東（主要是大股東）投票決定注冊會計師的聘請，但注冊會計師是由管理層事先推薦，故而決策權實際上被管理層掌握著。管理層不僅最終決定著注冊會計師的聘請、聘請費用的多少以及審計費用的支付，而且決定著注冊會計師為公司提供的審計、咨詢等服務費用的結構，因此注冊會計師與公司的管理層之間具有相關性而非獨立性。這就是普遍存在于公司管理層與注冊會計師之間的“固有利益關聯”（在一股獨大的情況下，也有可能管理層就是大股東的代理人，于是大股東與注冊會計師之間也可能出現這種“固有利益關聯”）。面對自己“衣食父母”合法或非法的會計操縱行為，注冊會計師往往被置于兩難的境地，從而影響到獨立客觀地發表意見。

反觀獨立審計走過的歷程，包括在美國發生的一系列審計失敗案件，其實是在不獨立中、在注冊會計師的固有利益的關聯和沖突中走過的，這就使得注冊會計師每隔一段時間，總會重犯同一性質的錯誤，而且每況愈烈，時間間隔也越來越短。盡管人們也在不停地尋找對癥的藥方，但已有的方案基本上都是在現有審計制度安排不變的前提下做出的一些改良措施，過兩年又可能舊病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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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SO，the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發起組織委員會，簡稱COSO，從屬于Treadway委員會，專門致力于內部控制研究。Treadway委員會是1985年成立的反虛假財務報表全國委員會。

二00七年

第四篇：90年來黨反對官僚主義的歷程與啟示

90年來黨反對官僚主義的歷程與啟示

中國共產黨建黨90年來，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三個時期。在三個時期中，中國共產黨無一例外地開展了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這是因為，官僚主義是生長在黨和國家肌體上的贅瘤，是毒素和禍害，如果任由官僚主義滋長、蔓延，終將導致黨和國家的覆亡。

一、90年來黨反對官僚主義的歷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剛剛開端，中國共產黨就在成立時通過的第一個黨綱中破天荒地指出，“我們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中共黨史參考資料》

（一），第279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從而舉起了反對官僚主義的旗幟。這里所說的“蘇維埃管理制度”，是列寧領導的有別于舊的剝削階級的“官僚國家”，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緊密聯系群眾、聯系實際，當好人民公仆的新型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蘇維埃管理制度”是有效遏制和戰勝官僚主義的新型制度。

官僚主義產生并寄生于國家權力機關，沒有國家權力機關，自然就談不上有官僚主義。在奪取和掌握國家政權方面，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相比有一個很大的不同：蘇聯共產黨是通過城市暴動一夜取得政權的，因此，它在掌握了全部國家政權后才著手開展反對官僚主義；而中國共產黨走的則是農村包圍城市之路，很早就在農村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并掌握著局部地區的政權，所以，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開始把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提到議事日程。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土地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十分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聯系群眾，反對官僚主義。1931年11月，中央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一些基層蘇維埃政府“一貫命令群眾，政權的威信很低”，整天忙于事務主義如“辦差”、“招待過路人”、“打路條”等（《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六冊，第421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1979年）。為此，在《關于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專門講了必須“反對官僚腐化現象”，強調共產黨員“真正成為群眾中的楷模者，防止一切腐化官僚化貪污等現象的產生”（同上，第432頁）。1933年8月，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報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官僚主義”概念，他說：“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2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在全黨范圍內掀起了反官僚主義的斗爭。1943年6月，黨中央通過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的決定，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領導方法是同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相對立的領導方法。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時刻告誡全黨要警惕官僚主義的發生，要注意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問題，不要讓它危害革命事業。

新中國成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后，我們黨特別注意防止執政后脫離群眾，黨員領導干部當官做老爺的官僚主義現象發生。在開展“三反”、“五反”運動中，毛澤東把反對官僚主義斗爭作為一項重要內容，指出：“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54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1956年4月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提出，“必須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機構龐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廢事的條件下,我建議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砍掉它三分之二。”（同上，第280頁）這一時期在反對官僚主義問題上，鄧小平與毛澤東不但完全一致，而且進一步認為，“官僚主義是過去人類歷史上長時期剝削階級統治的遺留物,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有深遠的影響。”（《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23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因此,他強調克服官僚主義是一個長時期的斗爭。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以來，反對官僚主義進入新階段。鄧小平指出，“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于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27－328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顯而易見,鄧小平認為黨的國家機關中出現官僚主義現象,一是與歷史傳統文化有關,二是與我們過分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有關,因此,消除官僚主義主要通過兩個手段來解決,一是進行思想教育,一是進行體制改革，而且后者更為重要。江澤民和胡錦濤則對如何反對官僚主義，提出了更加具體的措施，即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反對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前提下，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在政治作風上堅持清正廉潔,反對以權謀私；在組織路線上，堅持任人唯賢,反對用人上的不正之風。

二、90年來黨反對官僚主義的啟示

90年來我們黨反對官僚主義的歷程充分說明，在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中，由于受到傳統影響和體制制約，難免會出現消極怠惰、不負責任、“文山會海”等現象以及利用權力為追求特權利益的官僚主義，而這樣的工作人員自身也就淪為官僚。列寧指出，“官僚是專干行政事務并在人民面前處于特權地位的一個特殊階層。”（《列寧選集》第1卷，第10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很顯然，如果我們黨不堅決地與官僚主義和官僚者作斗爭，黨和國家機關的一切工作人員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同時，盡管我們已經做出了九十年的努力，但是，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并沒有結束，它將是長期的、持續的。對于今后而言，90年來我們黨反對官僚主義的歷程具有重大的啟示：

1．官僚主義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頑疾。本來，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人類歷史上新型的國家，實現了由“社會主人”到“社會公仆”的轉變，已經從根本上消除了滋生官僚者階層的溫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機關就不再有官僚主義了。事實上，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官僚主義就沒有絕跡，官僚主義不僅相當普遍地“復活”了，而且十分嚴重。列寧指出：“官僚主義不僅在蘇維埃機關里有，而且在黨的機關里也有。”（《列寧全集》第33卷，第448頁，人民出版社1957年）蘇維埃國家是一個“帶有官僚主義毛病”的國家（《列寧全集》第32卷，第7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在當代中國，情況也是如此，坦率地說，當前在黨和國家機關中依然存在種種官僚主義，而我們對于反對官僚主義卻重視和強調的不夠，缺乏有力的部署。我們決不能對官僚主義掉以輕心，置之不理，仍然需要抓緊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把反對官僚主義列為一項重要的任務。否則，就難以遏制和克服官僚主義，黨和國家機關就會再度出現從“社會公仆”變為高踞人民之上的“社會主人”的逆轉。1990年代初蘇共的垮臺和蘇聯解體，不能不說與官僚制和官僚者階層的形成密切相關。

2．堅定不移地推進黨務公開和政務公開。如果說官僚主義是陰魂，害怕見到光亮的話，公開性就是置官僚主義于死地的利器。推進黨務公開和政務公開，增強了黨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公共治理的環節、過程的透明度，并且提高了公眾的知情度和參與度，官僚主義就無可藏身了。黨務公開和政務公開，就是要打造“陽光政黨”和“陽光政府”，使政黨和政府成為“透明政黨”(TransparenceParty)、“透明政府”(TransparenceGovernment)。“透明政黨”和“透明政府”，就是要求政黨和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和實施的公共管理措施、管理流程必須及時公開，而不予公布的就絕不可以實施、執行。近年來,我國的黨務公開和政務公開已經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在黨務公開方面，通過了《關于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明確規定了黨務公開的內容、程序和方式。在政務公開方面,我國的立法法、行政許可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等多部法律、行政法規等已對相關政府信息的公開做了規定,力求使政務更加公開、透明,使人民大眾對行政機關的職責權限、辦事程序、辦事結果、監督方式等能夠一目了然,保障了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但是，現在的黨務公開和政務公開也遠未到了健全完善的地步。據有關專家估計，不少地方在執行黨務公開和政務公開仍阻力重重、步履維艱，只有60％的及格率，真正貫徹落實還有很大的空間。

3．繼續深化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反對官僚主義主要采取開展運動的方式不同，今后反對官僚主義仍應按照鄧小平所強調的以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為重點，走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之路。要積極穩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理順黨與人大、政府、司法機關、群眾團體之間的關系。要按照轉變政府職能和精簡、效能、統一的原則,進行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要進一步切實地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快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要繼續優化政府結構、行政層級、職能責任，降低行政成本，著力解決在縱向行政層級方面“上下一般粗”，上面的權力大責任小，下面的權力小責任大，在橫向行政層級方面，“左右一樣齊”，職責交叉、關系不順、相互扯皮、爭權推責的根本弊端；要堅定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各級政府部門在機構設置上，加大橫向覆蓋的范圍，將類似職能盡量集中在一個大的部門之中，實現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在有條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縣（市）的體制，減少行政管理層級；要加強行政問責制，完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

4．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從干部人事角度說，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反對官僚主義最重要的就是防止在黨和國家機關中形成一個官僚特權階層。為此，首先要從干部的“進口關”進行防范，堅決杜絕“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的不良分子“混入”黨和國家機關，這就要實行選任類官員以公開競爭為要求的普選，讓人民群眾行使選舉權，真正實現“權為民所賦”。對考任類干部，則要通過嚴格的公務員考試，好中選優，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充滿生機活力的干部隊伍。其次，要從“管理關”管好所有干部，如，嚴格責任制，實行領導干部重大責任追究制度；還要實行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定期的群眾“滿意度”測評制度,領導干部財產的申報制度,落實干部廉潔自律的督查制度,等等，真正實現“權為民所用”。

第五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五年來工作簡單回顧

**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來工作簡單回顧

1、領導高度重視，主要領導親自掛帥任平安建設領導小組組長。

2、經費保障，綜治及平安建設經費列入每年財政預算，并逐年有

所增加。2010年達到人均5元。

3、社會治安形勢明顯好轉。治安案件查處率與前五年相比上升了

11個百分點，刑事案件發案率與前五年來相比下降了3.2個百分點，破案率上升了7.8個百分點。

4、矛盾糾紛排查化解，信訪、息訪工作取得實效。五年來未出現

大規模群體進京、赴省上訪事件。

5、民爆物品安全管理取得明顯成效，2010年順利通過省重點整治

檢查驗收。

6、綜治及平安建設工作取得全面進步，2010年綜治及平安建設工

作被縣委、縣政府評為先進鄉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