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歷史回顧與經驗總結范文

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歷史回顧與經驗總結

【內容提要】 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發展歷程，體現了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和連續性相統一、曲折性和復雜性、始終以完善黨章和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基本特征。我們得出的基本經驗是，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必須堅持科學建黨的基本原則，堅持把制度建設同其他建設緊密結合起來。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應不斷加強學習型政黨建設，努力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牢牢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進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 制度建設 科學化 民主集中制

一、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歷史回顧

重視制度建設、善于從制度上建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時期，根據自身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不同的歷史任務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理論主張，逐步實現了由革命黨的制度建設向執政黨的制度建設的歷史轉變，不斷提高了黨的制度建設的科學化水平。

(一)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初步探索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開始積極探索自身的制度建設。中國共產黨在科學的理論指導下，圍繞著其所處社會環境以及革命的主題不斷探求政黨建設的內在規律，努力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

建黨伊始，中國共產黨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理論武裝自身，規定了嚴格的紀律，以制定和修訂黨章為中心，積極探索黨的制度建設。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了關于黨員、組織、會議、紀律等各方面的規章制度。1925年，中共四大著重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會議通過了《對于組織問題之決議案》。《決議案》明確規定了黨的組織體制是中央集權制，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對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也有明確的、嚴格的組織紀律要求。隨后，1927年“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進一步提出了集體領導制度，“中央應該實行強毅地集體的領導，從中央省委以至支部”[1](P88)。同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和肯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則。“黨部的指導原則為民主集中制”，“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一定區域內建立這一區域黨的最高機關，管理這一區域內黨的部分組織”。[1](P144)應當說，從建黨初期到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初步建立了黨的組織制度和工作制度，先后三次修訂黨章，使各種規章制度不斷趨于規范，有力地推動著黨的制度建設的發展。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強調黨的民主集中制度和黨領導軍隊的原則。1927年，毛澤東領導著名的三灣改編，確立了“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1928年11月，毛澤東總結黨領導革命的經驗，強調紅軍中的黨代表制度。他指出：“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2](P64)1929年12月，古田會議通過的決議更加明確了這一點。毛澤東指出：“每連建設一個支部，每班建設一個小組，這是紅軍中黨的組織的重要原則之一。”[3](P88)古田會議在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同時，還指出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反對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錯誤傾向。這對于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探索具有積極意義。應當指出，這一時期由于黨的連續三次“左”的錯誤，使黨的制度建設探索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和困難。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根據民族抗戰的歷史任務，以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為中心，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的制度建設，實現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結構的決定》、《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一系列決議，強調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系統地規定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書記處及各級黨委、黨部的工作任務、職責范圍和紀律。這對于抗戰時期鞏固和發展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制度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伴隨各地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和發展，中國共產黨開始加強整頓黨的組織，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以保障各級黨組織的戰斗力和凝聚力。1945年中共七大黨章明確規定：“黨內民主的集中制，照黨章規定，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黨內的秩序，是由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各個部分組織統一服從中央的原則來建立的。”[4](P358-359)這一時期，為加強組織紀律性，實現黨自身在民族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黨的制度建設。

解放戰爭時期，為了鞏固和完善黨的領導，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中國共產黨又頒布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來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使黨的制度建設更加規范化、科學化。1948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建立報告制度》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5](P1264)同年9月，為加強各級黨委統一領導，毛澤東為中央起草了《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指出：“黨委制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必須建立健全黨委會議制度，“一切重要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做出明確規定，然后分別執行”。[5](P1340-1341)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論述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強調各級黨委必須正確認識有效的工作方法。這一時期，黨的民主集中制更加完善，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工作制度、黨的紀律都有了進一步的具體規定，這說明黨的建設已經初步形成制度框架，朝著制度建設科學化的趨勢發展。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執政黨制度建設科學化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開始由一個革命黨向一個長期執政黨的轉變。面對新形勢、新情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總結和繼承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制度建設的經驗和傳統，對執政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首先，進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原則。毛澤東認為，民主集中制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的統一，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1957年2月，他提出：“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這種民主與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6](P209)1957年7月，毛澤東還創造性地提出實現民主集中制的目標。他指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7](P543)

其次，明確提出建立黨代表常任制。1956年4月，毛澤東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設常任代表有什么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6](P54)毛澤東的意見，很快被吸收到黨章修改稿里。鄧小平在《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貫徹了這一思想，他指出：“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章草案中，決定采取一項根本的改革，就是把黨的全國的、省一級的和縣一級的代表大會，都改作常任制，多少類似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那樣。”[8](P233)

最后，初步建立黨內監督制度。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領導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時曾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9](P328)章程就是制度，這對于黨及其監督工作來說，同樣如此。毛澤東還要求建立和健全黨的各級監察機關，加強黨內監督。中共八大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明確了黨內監督的重要性。中共八大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指出：“黨除了應該加強對于黨員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還在于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并且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做出適當規定，以便對于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8](P215)

(三)改革開放新時期執政黨制度建設科學化的深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鄧小平、江澤民為核心，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幾代中央領導集體深刻闡述了黨的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以及基本內容，不斷推進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

首先，鄧小平在深刻反思和總結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教訓的基礎上，指出：“我們過去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為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10](P333)他還明確提出，健全民主集中制是黨的制度建設的根本任務。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我們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10](P175)他還強調：“各級黨委要認真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論，哪些問題應當由個人負責。”[10](P341)鄧小平還特別注重修改和完善黨章，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他認為，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就是要加強黨章建設，因為黨章是黨內根本大法，在黨內法規體系中處于“憲法”地位。在鄧小平的指導下，黨的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對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干部制度等作了一系列新的規定，徹底糾正了九大、十大黨章中的錯誤，消除了“左”的影響。

其次，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了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核心的黨的建設理論，提出了把制度建設貫穿于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建設之中的重要思想，并賦予黨的制度建設新的豐富內涵。江澤民從理論高度總結對黨的制度建設的認識，認為黨的制度建設應包括強化黨章約束、健全黨的制度體系、完善民主集中制、深化干部制度建設改革等理論內容，這就使它和黨的組織建設區別開來，并成為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制度建設獨立地位的取得，為進一步拓寬黨的制度建設領域創造了前提。江澤民主張必須建立科學的干部選任制度和管理機制。一是要對干部實行分類管理；改變管理權限過分集中、管人與管事相脫節的現狀，實現各負其責、責權統一；擴大干部公開選拔的比例。二是堅持黨管干部原則，改進干部管理方法。三是努力構建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擇優選拔、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江澤民還主張進一步健全黨內監督制度體系，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黨內監督要有效，監督水平要提高，有賴于黨內監督制度的加強。”[11](P207)江澤民多次強調：“越是改革開放，越要加強和健全黨內監督；越是領導機關、領導干部，越要有嚴格的黨內監督。”[11](P205)

再次，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和不斷推進黨的制度建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深化黨的制度建設，提出了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偉大命題。2004年，中共中央正式出臺了《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它堅持“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為基礎”發展黨內民主的原則，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做出了更明確、更細致、更全面的規定。隨后，中共中央又集中頒布了《公開選拔黨政領導干部暫行規定》、《黨政機關競爭上崗工作暫行規定》、《黨的地方委員會全體會議對下一級黨委、政府領導班子正職擬任人選和推薦人選表決辦法》、《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關于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從事經營活動有關問題的意見》等一系列文件法規，對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原則、程序做了具體、全面的規定，使領導干部選拔進一步規范化、制度化。2006年，中共中央又頒布了《黨政領導干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干部任職回避暫行規定》等文件，進一步健全領導干部職務任期、回避、交流制度。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規定，建立和完善黨內情況通報制度、情況反映制度、重大決策征求意見制度，使黨員更好地了解和參與黨內事務，對于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具有重要意義。2009年，中共中央頒布實施了《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以下簡稱《巡視工作條例》)。它的頒布實施，對于完善巡視制度，進一步加強黨內監督，促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又提出了“努力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偉大時代命題，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黨的制度建設認識上升到新的歷史高度。2010年，為了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中共中央頒布了《關于實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總之，這些規章制度的頒布和實施為新時期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提供了制度依托和保障。

二、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歷史進程的基本特征

縱觀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探索經過了曲折而又復雜的歷程，從中我們可以概括出以下幾個基本特征。

第一，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發展歷程具有階段性和連續性相統一的特征。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不斷根據時代特征、黨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歷史任務，對于黨的制度建設提出不同的要求和準則，使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體現出階段性的特征。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領導廣大人民群眾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根據革命的環境和任務，著重加強革命黨的制度建設，使黨的制度建設適應民主革命的要求，始終圍繞著如何建設一個強有力的革命政黨來進行。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根據自身角色的變化，結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主題，及時轉變制度建黨思路，開始主張把黨的制度建設圍繞著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來進行。尤其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結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主題和時代特征，科學判斷自身所處的歷史階段，更加明確制度建設對于黨的建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偉大命題。縱觀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發展歷程，無論在革命還是在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作為黨的建設一個重要任務，始終積極探索黨的制度建設的內在規律，始終把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作為自身的目標追求。因此，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又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實現了探索革命黨制度建設向執政黨制度建設科學化的歷史轉變。

第二，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發展歷程具有曲折性和復雜性的特征。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發展歷程表明，實現制度建設的科學化并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一個曲折反復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成立的，從一開始它就注意強調自身的組織紀律性。然而，在復雜的革命環境中，急迫的革命任務使尚處于幼年的共產黨還沒有把黨的制度建設提到一個應有的重要位置上。況且，在復雜多變的革命戰爭形勢下，制度規范的條條框框并不容易使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嚴格遵守。因此，民主革命時期黨的制度建設尚存有不少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黨成為全國范圍內的執政黨。雖然開始認識到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革命的思維慣性繼續存在，隨之而來的“左”的錯誤以及“十年文革”，使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遭受到了重大挫折和破壞。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共產黨果斷停止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恢復和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總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認為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特點，把制度建設作為黨的建設重要內容之一，這為新時期推進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礎。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始終伴隨著同各種錯誤思想斗爭的曲折復雜的歷程。

第三，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發展歷程還體現出始終以完善黨章和民主集中制為核心的基本特征。黨章是我們立黨、治黨、管黨的總章程，是加強黨的建設的根本。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活動原則，是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的關鍵。因此，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必須根據實踐發展不斷完善黨章和民主集中制。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就非常注重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建設。民主革命時期，為了建設一個強有力的領導革命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把制定、修改黨章以及健全民主集中制作為建設革命政黨的核心制度，保證了黨實現強有力的革命領導。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繼續強調黨章建設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把修改黨章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制度建設的重要任務。這期間也曾因為“左”的錯誤，使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建設遭受挫折。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結合新的歷史特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重新修訂黨章，并且主張從制度體系上保證民主集中制的正確執行，要求嚴格貫徹民主集中制，健全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反對和防止個人或少數人專斷。

三、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基本經驗總結

回顧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發展歷程，總結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基本經驗，加深對長期執政條件下黨的制度建設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一，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應當堅持科學建黨的基本原則。科學性是黨的實事求是路線在制度建設中的具體體現。科學是反映事物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用在黨的制度建設上，是指黨的制度建設符合政黨建設的基本規律，特別是符合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長期執政的黨自身建設的客觀規律。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就是黨的制度建設，包括制度的制定、執行和修改，要遵循制度建設的科學理念，要符合一般制度建設的規律，以便使制度更趨完備和民主，從而使黨的組織運轉達到最大成效。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0](P333)。“好”與“壞”雖然是價值判斷，但很大程度上是指制度的科學性問題。制度建設要善于從具體實際出發，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到以人為本，真正尊重廣大黨員干部的意志要求和首創精神，總結自身的成功經驗，借鑒國外的有益做法，有針對性地建立健全相應的制度措施，尤其要注意把那些經過實踐檢驗的成功做法上升為體制機制，把那些通過查處和解剖案例得出的規律性認識運用于法規制度，保證制定的各項法規制度行得通、做得到、有成效。實踐證明，科學性是制度建設具有鮮活生命力的基本保障。

第二，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要著眼于黨的建設的總體布局，把制度建設同其他建設緊密結合起來，使之貫穿于黨的建設的整個過程之中。黨的建設是一個系統、復雜的偉大工程。黨的制度建設是黨的建設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他方面的建設互為依存、密不可分。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為黨的思想、作風、組織、反腐倡廉建設提供了科學、規范、有序的體制機制保障。黨的其他各方面建設都需要規范有序的進行，需要得到長期穩定的保障，因而離不開黨的制度建設，離不開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這就需要把黨的制度建設貫穿于黨的建設各個方面，從整體上不斷推進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黨的制度建設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僅僅加強制度建設本身，并不能有效地實現制度建設科學化，而應當把制度建設同其他建設緊密結合在一起，融入各項建設之中，使黨的其他方面建設更加規范化和制度化，進而不斷推進黨的制度建設向科學化發展。

第三，深刻總結和運用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中加強學習型政黨建設，努力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總結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品格。民主革命時期，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先是歷經了右的錯誤，又連續經歷了三次“左”的錯誤，使黨的制度建設和革命事業受到嚴重挫折。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錯誤中不斷總結經驗，認識到堅持真理的重要性，及時調整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使民主革命走向正確發展的道路。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建設社會主義是全新的事業，中國共產黨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中出現了一系列“左”的失誤，致使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制度建設遭受了嚴重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及時總結歷史經驗，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確立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偉大歷史命題。上述歷史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善于順應時代發展，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中總結經驗、不斷學習的優秀政治品格。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還要求掌握科學理論和學習歷史經驗，這就需要不斷加強學習型政黨建設。學習型政黨建設是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路徑。實踐證明，只有一個善于學習科學理論，重視總結歷史經驗的政黨，才能在實踐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才能真正實現自身制度建設的科學化。

第四，牢牢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進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必須始終牢牢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是黨的思想路線的實質和核心。實踐證明，只有堅持實事求是，才能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才能充分認識到黨的制度建設的重要性以及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積極探索制度建設科學化的實現路徑，也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動黨的制度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只有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把握時代基本特征和發展規律，結合新形勢、新問題，科學判斷黨所處的歷史階段，勇于突破舊思想、舊體制，不斷推動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與時俱進，才能有效地實現黨的制度建設科學化的創新發展。實踐沒有止境，創新也沒有止境。創新是黨的制度建設的活力之源，必須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推動黨的制度建設，不斷提高黨的制度建設的科學化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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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回顧黨的光輝歷史

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所感

吳秀華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在這90年中，它經歷了很多的艱難歷程，不斷地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如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民族的團結，社會的進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都離不開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值得托付的導航人。回想在那個時代，做一名共產黨員不是為了索取，而是隨時準備犧牲。血雨腥風之中倒下了無數的真正英雄，鑄造了當今和平的生活。在今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的今天，我們要以時代為己任，把自己的一切獻給黨，要把實現自身的人生追求同黨的事業、國家的富強緊密聯系在一起，沿著正確的方向不斷前進。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積極踐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胸懷祖國，扎實工作，與時俱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貢獻出我們的全部才智。中國共產黨是完全徹底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政黨。無論是在艱苦卓絕的戰爭環境，還是在氣象萬千的和平建設時期，共產黨人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把黨的生命融入人民的血液之中，始終站在時代的最前列，領導人民不屈不撓英勇斗爭，鮮紅的黨旗始終在中華大地上高高飄揚。

２００８年，是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依稀在目，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又突然發生，加上國際經濟疲軟、糧食和石油價格高漲、拉薩“３·１４”暴力打砸搶燒事件及隨之而來的奧運火炬境外傳遞**，全力以赴籌備北京奧運會的中國，面臨著嚴峻考驗。空前嚴峻的考驗面前，中國共產黨表現出了無私無畏的優秀品質和不畏艱險的堅強意志。

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自然災害，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瞻遠矚、果斷決策，各級黨委迅速行動組織救災，基層黨組織團結廣大黨員干部把生的希望讓給群眾，把危險和困難留給自己。一個黨組織就是一個堅強的戰斗堡壘，一名黨員就是一面高揚的旗幟，用行動感召群眾，凝聚力量，形成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抗災救災偉力，奪取了抗御低溫雨雪冰凍災害的全面勝利和抗震救災斗爭的重大階段性勝利，展現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越性，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

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黨中央總攬世界風云，沉著指揮應對，領導全黨全國人民化解各種不利因素，排除一切干擾，始終把精力集中在辦好“自己的事情”上，一手抓抗災救災，一手抓經濟社會發展。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堅決聽從黨和人民的召喚，關鍵時刻沖得上、打得贏，成為人民群眾戰勝困難的主心骨、建設美好生活的“領頭雁”。

自誕生之日起，中國共產黨每遇艱險都表現出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和愈戰愈強的生命力，讓世人刮目相看。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氣勢磅礴的解放戰爭，日新月異的新中國建設，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催人奮進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等

在我眼中，共產黨的力量是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永遠是人民的支柱，而現在美好的中國都是由共產黨來創造的，共產黨用自己的雙手，用自己的智慧創造了如今美好的中國，讓我們生活在如今繁榮而又充滿生機的這樣的一個時代里，中國人民的快樂是你們創造的，我們的痛苦由你們來承擔，你們在我們眼中就永遠是“鐵人”，永遠沒有生病的時候，永遠沒有勞累的時候，永遠都是精神煥發。在我眼中，共產黨是我們中國人民的“母親”，我們愛您，黨在我心中，在中國每個公民的心中，頓時在我耳邊響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第三篇：回顧黨的歷史（最終版）

回顧黨的歷史

通過學習使我更加明白我們黨建設的不宜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三個代表”的要求，是根據我們黨的性質、宗旨和歷史經驗、現實需要提出來的，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們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的基本方針。來看看我們黨的發展歷程：

1917年，十月革命的曙光照亮了世界。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開始了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于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當中，逐步傳播開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呼聲，劃破長空，震撼中國大地，中國歷史又翻開了新在一頁。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代表維金斯基等來華，先后會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開始醞釀成立共產黨。之后，在全國各地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的基礎上，于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制訂了我黨的第一個綱領。規定了黨支的奮斗目標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家私有制”，“達到共產主義”。大會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由陳獨秀擔任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為新民主主義而斗爭的過程中，經歷了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這四個階段，其間經受了1927年和1934年兩次嚴重失敗的痛苦考驗。經過長期武裝斗爭和各年方面、各種形式斗爭的密切配合，終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便領導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國工人運動出現了第一次高潮。同時，建立了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核心的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革命統一戰線，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迅速地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勝利地舉行了北伐戰爭，基本上摧毀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但是，在這次大革命的過程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犯了“一切聯合，否認斗爭”的錯誤。結果，當蔣介石、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先后叛變的時候，我們黨不能組織有效的反擊，導致了第大革命的失敗。

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國民黨建立了新軍閥的反動統治，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實行極其殘酷的鎮壓。僅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就屠殺了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33.7萬多人。但是，共產黨人并沒有被嚇倒、被殺絕，他們揩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又繼續戰斗了。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等領導的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9月，毛澤東同湖南省委領導了湖南、江西邊界的秋收起義。隨后，湘鄂贛粵各地的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許多地區的起義先后爆發。自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28年，黨在全國各地領導武裝起義100多次，開始進入創建紅軍和發動土地革命的新時期。

在此之后的一段時間里，黨內的“左”傾錯誤，幾乎使城市中有組織的革命力量損失殆盡。黨中央在城市站不住腳，1933年，被迫撤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一方面軍損失慘重，不得不在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月，長征途中在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黨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但是，王明冒險主義造成的這次嚴重失敗，使全國紅軍由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共產黨員由30萬人減少到4萬人左右。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毛澤東同志多次重申黨的二大提出的關于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規化，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光輝思想，指出了中國的出路在于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并進而轉入社會主義。并著重總結了建軍黨以來，在統一戰線方面的經驗教訓，制訂了既聯合又斗爭的策略，以及同頑固派斗爭的方針，建立了國民黨在內的包括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將我黨工作的重點放在敵后，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和政權。

在抗日戰爭時期，由于執行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致使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人民軍隊的主力，由抗戰開始的3萬多人，發展到120多萬人，共產黨員由抗戰開始的4萬多人，發展到121萬人，使我們黨真正建設成為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成為中國人民前所未有的領導力量。

抗日戰爭結束以后，蔣介石依賴美國的援助，拒絕我黨和全國人民關于實現和平民主的正義要求，悍然發動全面內戰。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以根據革命形勢的變化和革命實踐的發展，充實和豐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政策，面對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其反革命的兩手。在武裝斗爭總題上，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使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在內戰中不斷發展壯大，僅僅經過3年多的英勇奮戰，就消滅了蔣介石的800萬軍隊，推翻了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我們黨發展為代表全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勝利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不謀任何私利的政黨雖敢于并善于領導人民百折不撓地向敵人作斗爭的政黨。中國各族人民從親身經歷中看到了這個事實，從而緊密團結在黨的周圍，實現了我國歷史上空前的民族統一和團結。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無數先烈和全黨同志、全國各族人民長期艱苦奮斗結果。對此，中華民族的每一代兒女都應加倍珍視它、愛護它，必要時甚至用生命來捍衛它。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人民政治地位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然而經濟生活卻極度空乏。中國共產黨就是在這一窮二白的基礎下，肩負起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重任。1956年工農業的偉大改造的完成，初步建成社會主義工業體系；扭轉了中國經濟衰敗的態勢；“兩彈一星”的研制成功，顯示了新中國日益增強的國防

力量；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贏得了應有的國際地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總結歷史，高瞻遠矚，做出將黨的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轉移的決策，確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全面進入社會主義的建設階段。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大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用“一國兩制”政策順利解決了香港、澳門問題，洗刷百年恥辱，領導中國人民在經濟、農業、工業、教育、科技、國防、外交等各個領域都取得重要成果。在現代化建設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黨的最終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而我們黨清醒的認識到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只有在社會主義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所以我們黨以發展做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共產黨以興國為已任，以富民為目標，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按照代表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我們黨吸納各種德才兼備的優秀分子；按照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要求，我們黨吸納人類文化的一切優秀成果；按照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我們黨在工作中始終堅持“群眾路線”，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使黨獲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擁護和信賴。

中國共產黨也是在領導中國人民的發展道路上，不斷的解放、發展和完善自我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的開展，讓我更加深切感受到，我們黨是一個成熟的、先進的、充滿活力的政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唯有靠中國共產黨。

作為一名大學生來說，加入中國共產黨有一種光榮的使命感，在理念上、作風上和行動上都受到黨組織的直接教育與培養。在政治上我堅信我們的黨、熱愛我們的黨，在思想上更加自覺、緊密地把自己的成長、事業、人生與黨的要求、使命和奮斗目標聯系在一起。我會用我學的知識來為我們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黨 史 學習心 得

系別：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班級：0932信 息 管 理學號：200920910238姓名：王金生

第四篇：中國匯率制度歷史回顧

人民幣匯率制度歷史回顧

內容提要：文章簡要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過程：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從基本穩定到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

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雙重匯率時期；

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則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關鍵詞：中華人民共和國 匯率制度 沿革

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觀考察與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歷史沿革，探索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及其目標，對于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國際化，具有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演變過程。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也經歷了一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模式，轉變為在外匯留成和外匯上繳體制基礎上的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轉變為建立在結售匯制上的以供求關系為基礎、市場調節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以各階段經濟發展為基礎，以各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為線索，以改革開放、匯率并軌為分界點，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計劃經濟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對外貿易由國家壟斷，統一平衡，國內價格長期保持穩定水平。與之相適應，當時人民幣匯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匯率，只是作為編制計劃和經濟核算的標準，保持了穩定的方針，只在外國貨幣貶值或升值時作相應調整，人民幣匯率與對外貿易聯系并不密切。

1．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底)：人民幣匯率大幅貶值和起伏回升階段。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并發行了統一的貨幣——人民幣。但因建國之初全國通貨膨脹形勢嚴重，各地區物價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幣在中央統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匯價為標準，根據當地情況公布各自外匯牌價。1950年7月8日，隨著經濟秩序的逐步恢復和全國財經統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幣實行全國統一匯率，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公布。(1)從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國統一財經工作會議前，人民幣匯率調整頻繁，并大幅度調低。當時根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在“統制對外貿易”的原則下，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扶植出口，積累外匯資金，購買主要進口物資，確定人民幣匯率的方針是“獎出限入，照顧僑匯”。獎出即獎勵出口，保證75—80％的大宗出口物資私商獲得5—15％的利潤；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費品進口，并照顧華僑匯款的實際購買力。由于國內物價猛漲而國外物價穩定甚至下跌，匯率大幅度波動，1949年3月人民幣匯率為600舊人民幣／美元，至1950年3月調至42 000舊人民幣／美元，期間匯率調整達52次之多。

(2)從1950年到1952年，人民幣匯率逐漸調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國財政經濟會議后，國內金融、物價日趨穩定，而國際市場物價上漲，為保障外匯資金安全，加速進口物資，匯率政策由“獎出限入”變為“進出口兼顧”。從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調高15次，從42 000舊人民幣／美元調至22 380舊人民幣／美元，升幅46．7％。

總之，這一時期，國家用匯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國的經濟封鎖，外匯資源緊缺，進出口渠道不暢，僑匯匯率阻塞。為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國家建立外匯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幣匯率主要作用為調整對外貿易，照顧僑匯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據是物價。

2．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幣匯率處于基本穩定階段。

自1953年起，我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國民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國內金融物價保持基本穩定。世界經濟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基本能發揮作用，維持紙幣流通下的固定匯率制度。鑒于對私營進出口商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對外貿易由外貿部所屬的外貿專業公司按照國家規定的計劃統一經營，外貿系統采取了進出統算，以進貼出的辦法。1964年起還采取了對一部分進口商品加成的辦法，即外貿為用貨部門的進口商品作價，按進口成本加價103％，以進口盈利彌補出口虧損，不需要再用匯率來調節進出口貿易。在這種條件下，人民幣匯率主要用于非貿易外匯兌換的結算上，按國內外消費物價對比，匯率已適當照顧僑匯和其他非貿易外收入，也無調整必要。為了維護人民幣的穩定，有利于內部核算和編制計劃，人民幣匯率堅持穩定的方針，在原定匯價的基礎上，參照各國政府公布的匯率制定，只有在外國貨幣發生升值或貶值時，才作相應的調整。l955年3月，新幣代替舊幣，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幣匯率在近16年時間里基本保持為2．4618人民幣／美元的水平(如圖1)。

3．從西方貨幣實行浮動匯率至人民幣貿易內部結算價時期(1973—1978)：人民幣實行釘住一籃子貨幣的“釘住匯率制”，匯率調整頻繁。

1968年我國在國際結算中試行人民幣匯價結算，人民幣匯率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對外商品的價格、外匯收支和外商的盈虧。同時，由于國際貨幣體系中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體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國停止各國中央銀行以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1973年3月，西方貨幣紛紛實行浮動匯率，匯率波動日益頻繁。在動蕩不定的國際金融背景下，為了避免西方國家經濟衰退的影響，推行人民幣對外計價結算，保持對主要貿易伙伴貨幣的相對穩定，促進對外經貿的正常開展，我國采用釘住籃子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度。主要選用與我國外貿有密切關系的國家和地區的貨幣組成“貨幣籃子”，再根據“籃”中貨幣浮動情況及我國政策進行調整，貨幣籃子的種類及其權重多少由國家統一掌握，并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加以變動，其中，美元、日元、英鎊、西德馬克、瑞士法郎等在貨幣籃子中始終占重要地位。由于選用貨幣和權重的變動，該時期人民幣匯率變動頻繁，僅1978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就調整了61次之多。人民幣匯率基本上穩定在各國之間匯率的中間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兩次貶值，以后美元匯率又持續

下浮，在1972年人民幣匯率偏離2．46人民幣／美元后，人民幣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達到1．49人民幣／美元的水平，匯率高估現象不斷趨向嚴重。這種“釘住匯率制”的匯率安排，操作簡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減少了國際匯率波動對本國貨幣的影響，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企業的成本核算、利潤預測及減少匯兌風險。但該種方式卻因籃子貨幣的幣種選擇和權數確定客觀依據不足，而使匯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證；同時國際市場價格和國內市場價格嚴重背離，匯率作為經濟杠桿的作用逐漸消失，蛻化為外貿會計核算的標準，貿易和非貿易價格與世界市場拉大，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間矛盾加劇，從而影響整個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整個計劃經濟時期，人民幣匯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則制定，成為計劃經濟的調節工具。但高度的計劃性決定了市場力量對匯率幾乎不起到任何作用，匯率水平無法真正反映外匯相對短缺的情況。為合理確定人民幣匯率水平，發揮匯率在國民經濟中的杠桿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幣走向自由兌換，我國改革開放后便對人民幣制度進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個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二、經濟轉軌時期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進入改革開放中的經濟轉軌時期1979年起，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其中下放外匯經營僅，實行分散經營，使得由于匯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虧損成為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由此拉開了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幣內部結算價和官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時期(1981—1984)。

20世紀70年代后期，人民幣匯率出現嚴重高估，長期以來的貿易與非貿易單一匯率制度已無法適應進出口貿易發展的要求，特別是對擴大出口不利。表1為1975—1979年間我國平均出口換匯成本與人民幣官方匯率。如1979年我國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國平均換匯成本為2．41元，而出口企業按銀行牌價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幣，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業要虧損0．855 5元，從而造成出口越多虧損越大，而經營進口反而賺錢的不合理現象。

1979年8月國務院決定改革外貿體制，包括打破外貿壟斷經營、建立外貿企業自我運行機制、改革進出口和外匯管理體制、消除價格和匯率扭曲等。為促進出口，平衡外匯收支，我國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即對外貿易單位和出口生產企業把收入的外匯賣給國家，國家按一定比例撥給他們相應的外匯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試行人民幣對美元的貿易內部結算價，規定貿易內部結算價按照1978年全國平均換匯成本2．53人民幣／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潤計算出來的，計算出來2．8人民幣／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變動不大，貿易內部結算價沒有變動(如圖2)。同時公布牌價，仍采用“釘住匯率制”的計價原則。這樣人民幣匯率在改革開放初期形成了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官方牌價匯率并存的雙重匯率制度。貿易內部結算價限于進出口貿易外匯的結算，而官方匯率主要適用于旅游、運輸、保險等勞務項目和經常轉移項目下的僑匯等外匯結算。

貿易內部結算價的采用，解決了外貿部門出口換匯成本過高以至于出口虧損的問題，加上當時國內物價較為平穩，而美元匯率因采取擴大財攻赤字、緊縮通貨等政策處于升值狀態，西方國家經濟走向復蘇，我國的貿易收支明顯好轉，外匯儲備明顯增加。1984年外匯儲備年末累計余額170．42億特別提款權，為歷史上和20世紀80年代最高水平。但實行內部結算價也暴露了一系列問題，它影響了非貿易部門的積極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貿虧損增大，在對外經濟中陷入被動，造成了外匯管理的混亂，更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因此實行內部結算價注定成為一個過渡時期的應急措施。

2．取消內部結算價，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存時期(1985—1993)。從1985年1月1日起，我國取消內部結算價，官方匯率應用于貿易結算和非貿易外匯兌換。為了消除匯率高估，使人民幣匯率同物價的變化相適應，起到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據國內物價的變化，我國多次大幅度調整官方匯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幣／美元逐步調整到3．20人民幣／美元，下調12．5％。l986年7月5日調至3．70人民幣／美元，下調21．6％。1990年11月17日調至5．22人民幣／美元，下調9．6％。這幾年人民幣匯率的下調主要是依據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上升的變化，匯率的下調滯后于國內物價的上漲。

為鼓勵出口，在人民幣匯率下調的同時，1985年國家又一次提高外匯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匯金額比例留成的辦法。1985年12月我國改變由中國銀行多年舉辦外匯調劑業務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個外匯調劑中心，調劑市場匯率日益成為補償出口虧損、促進出口增長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國外貿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外貿開始推行承包責任制，并對輕工、工藝、服裝三個行業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1991年外貿由補貼機制轉向自負盈虧機制，取消財政補貼。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幣匯率成為調節進出口貿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幣官方匯率雖然經過1981年到1990年匯率制度的改革，幾次大幅度的下調，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幣匯率的下調，匯率依然偏高。同時，鑒于前幾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調人民幣匯率對國民經濟和物價影響較大，企業難以承受，因此從1991年4月9日起，官方匯率的調整改為小步緩慢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官方匯率，難以解決外貿核算問題。所以從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設立外匯調劑中心，增加留成外匯比例，擴大外匯調劑量，放開調劑市場匯率，利用市場利率，解決出口虧損，鼓勵進口，限制非必需品進口，實行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雙軌制”。官方匯率從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幣／美元小步調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幣／美元，下調9．6％。調劑市場匯率按照市場供求狀況浮動，波動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進口需求猛增，外匯求大于供，市場匯率不斷下跌，由5．70／美元貶值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幣／美元。為了限制匯率投機性上漲，一度實行限價，造成外匯流向場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價，市場匯率驟升至11．20人民幣／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國人民銀行對市場進行干預下，到1993年底市場匯率回落到8．72人民幣／美元。

作為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計劃匯率向市場匯率過渡的形式，雙軌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過，隨著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特別是外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及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幣兩種對外價格和核算標準，不利于外匯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后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l994年初，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國務院推出了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綜合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在外匯體制改革方面，總體目標是“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的貨幣”。1994年1月1日實行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并軌，人民幣官方匯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幣／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幣／美元。實行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匯率的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狀況為基礎，改變了以行政決定或調節匯率的做法，發揮市場機制對匯率的調節作用。并軌后取消了外匯留成和上繳，實行外匯的銀行結售匯制，作為一項臨時性措施，對經常性項目設立臺帳制，取消國內企業的外匯調劑業務，建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并以銀行間外匯市場所形成的匯率作為中國人民銀行所公布的人民幣匯率的基礎。此后人民幣匯率結束了長達16年的貶值過程，開始穩中趨升。12年來人民幣匯率運行基本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劃分也從“管理浮動制”轉為“釘住單一貨幣的固定釘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資企業開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1998年12月1日起，關閉外匯調劑中心，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全部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此外，對境內居民個人因私用匯大幅度提高供匯標準，擴大供匯范圍，超限額貨超范圍用匯，經外匯管理局審核其真實性后由外匯制定銀行供匯。至此，自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來尚存的其他經常項目匯兌限制基本消除。我國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所有正當的、有實際交易需求的經常項目用匯都可以對外支付，這是實現了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重要一步。

在資本帳戶方面，我國雖然剛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等一些準入制度，但是總體而言管制仍十分嚴格，與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還有相當差距。如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現代宏觀調控體系的健全，資本市場的成熟，利率、匯率作用的改善等條件，都有待逐步創造。

并軌后的人民幣匯率在運行機制上，在對外貿易、外商投資以及對外國宏觀經濟的影響上都受到嚴峻考驗。特別是1997年7月，由泰銖貶值引發東南亞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貨幣紛紛貶值，東亞各國家日本、韓國貨幣也不斷下跌，而人民幣匯率卻在國內通貨緊縮和外匯儲備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貨幣穩定的態勢，由銀行間統一外匯市場形成，并接受國家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對亞洲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發展極為重要。

第五篇：論我國轉移支付制度歷史回顧與分析

【 論文 關鍵詞】:財政； 分稅制； 支付制度

【論文摘要】: 研究我國轉移支付制度要在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 和分稅制財政體制背景下，結合我國的國情，對我國以往實行的若干轉移支付辦法，進行系統的分析和完善，從而制定出一套完整 科學、規范透明并適合國情特點的制度體制。文章在對新 中國 成立以來，不同財政體制下的轉移支付制度進行 歷史 考察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了過渡時期財政轉移支付存在的問題。

一、建國后前三十年轉移支付變更軌跡

1950—1979年的三十年間，我國財政體制曾經多次調整，但總的格局是以中央集權為主，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從轉移支付的情況看，是一個逐漸摸索和改進的演變過程。總的財力調劑由中央統一進行，凡收大于支的地方上解收入，凡支大于收的地方由中央補助，始終是一種形式單一的補助模式。

二、改革以來我國財政轉移支付調整背景與內容

1980年以來的轉移支付制度，經過十幾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以地方分權為主體制的做法。然而缺點也很明顯，突出表現為轉移支付方式復雜、制度不規范、政策缺乏透明度、主觀因素影響過多、各類補助和上解相互交叉、混合運轉，由于補助項目過多過散，使本來就規模較小、缺乏調控力度的轉移支付形成不了合力，宏觀調控的政策意圖不明顯，使用效率相當低，不能很好地體現效率為主，兼顧公平的原則，容易造成地區間苦樂不均，不利于地方經濟的均衡 發展。

三、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確立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1994—1995年，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可以分為特殊性轉移支付和一般性轉移支付，前者主要包括專項撥款補助、專項結算補助和解決臨時問題補助等方式；后者主要包括體制補助（或上解）、體制結算補助（或上解）和稅收返還等方式。

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確立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為了保護各地的既得利益，分稅制仍然保留了原包干體制中央對地方的補助和地方向中央的上繳部分，中央對地方實行稅收返還，在確定體制補助和稅收返還的數量時，仍然采用“基數法”。只要地方政府存在收支差異，就給補助，既不考慮各地區收入能力與支出需要之間存在的客觀差異，也缺少比較合理的客觀標準，形成了一種“收益地區長期收益，吃虧地區長期吃虧”的內在運行機制，對長期形成的地區之間財力不均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觸動，依然保持了原有財力分布的格局。因此，這時的轉移支付在實現合理再分配、調節資源配置、縮小地區公共服務差距方面，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

四、《過渡期財政轉移支付辦法》的實施情況

1.向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靠近

按照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建立分稅制后應當相應建立規范的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以便調節各級政府之間的縱向和橫向不平衡。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以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均等化為目標，在合理劃分政府事權和財權的基礎上，選擇客觀因素建立數學模型，確定地方的“標準收入能力”和“標準支出需求”，據此確定以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的一般均衡撥款，同時，輔之以實現特點政策為目標的專項撥款。分稅制建立之初，各級政府的事權尚未做到明確劃分，中央財政可用于轉移支付的資金也十分有限，制約了轉移支付的規模和范圍。政府的預算尚不統一，為準確 計算 公共服務領域的收支造成一定障礙。而且廢棄“基數法”、引入“因素法”必然要調整各地的既得利益，難度很大。同時，還面臨統計數據不完整、測算方法不完備之類的技術性問題，無法保障一般均衡撥款的公正性和準確性。基于上述情況，在分稅制確立后的一定時期內只宜采取過渡性辦法，中央財政根據財力狀況，選擇一些客觀性及政策性因素，采用相對規范的辦法，逐步向規范化轉移支付制度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