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官員“斷錯案”如何追責

古代官員“斷錯案”如何追責

近來，內地多起冤案經法院再審獲得平反。浙江張高平叔侄奸殺案、河南死刑保證書案等案的被告均蒙受多年冤獄。一些案件中，官方也開始徹查司法過程中的涉案人員。在中國古代，也有防止、懲治“斷錯案”的措施。

<鼓勵同僚揭發腐敗>

在先秦時期，人們已開始防范司法腐敗。《尚書·周書·呂刑》中提到刑法審判中的五大弊端：“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即依仗官勢、挾私報復、暗中做手腳(一說聽信女人枕邊風)、索受賄賂、謁請說情。如果法官判罰不公，其罪過與犯人相同。

為了防止官官相護，還出臺了舉報獎勵制度：如果同僚能主動檢舉揭發枉法官員，不只可免予處分，還能頂替枉法官員職位。<辦案人員均需擔責>

法官應“援法斷罪”，依法審案，否則問題很嚴重。據《商君書》記載，先秦時如果法官不執行君王法令，將被判處死刑，而且家人都跟著倒霉。進入封建時代，針對家人的懲罰有所減輕，但也要領“笞刑”，唐、宋、明、清法律中都規定：“違者笞三十。”

據《唐律疏議》記載，即便僅僅是工作失誤，萬一案子判錯了，也有“同職公坐”責任，即所有參與具體辦案的人員，在判決書上均要簽字，判錯了都要接受相應的處罰。

<超期羈押杖罰官員>

為了防止非法暴力取證，各代的用刑標準都有上限，如唐代便規定，“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對70歲以上的老人、15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殘疾人、孕婦，一律禁止刑訊。后來歷代都有類似的條款。

古代對超期羈押也有懲罰措施。如《唐律疏議》記載：“若不應禁而禁，及不應枷、鎖、杻而枷、鎖、杻者，杖六十?！薄睹髀伞诽岬剑骸胺补倮魬褣端匠鸸式饺?指沒有犯罪的老百姓)者，杖八十；因而致死者，絞?！?/p>

(北京晚報)

第二篇：縣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實施方案

XX縣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實施方案

為貫徹落實《XX市行政錯案問責追責辦法（試行）》(X府辦發〔2020〕X號）（以下簡稱《辦法》），切實做好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根據《XX市全面推進依法行政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貫徹落實的實施方案》（X法領辦〔2020〕X號）,結合我縣實際，制定本方案。

一、指導思想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以全面推進依法治縣為總目標，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效果導向，以降低行政訴訟綜合敗訴率和行政復議綜合糾錯率、提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為抓手，全面加強依法行政，為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助力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法治保障。

二、工作目標

通過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制度實施，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行政執法人員依法履職，確保全縣行政訴訟綜合錯案率、行政復議綜合錯案率低于10%，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達70%以上，對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案件、社會關注度高的案件、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案件、檢察機關提起的行政公益訴訟案件等，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率達100%。

三、工作規定

（一）責任主體及部門職責

根據《辦法》規定，縣人民政府全面統籌領導全縣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對本鄉鎮（街道）、本單位發生的錯案認真查找導致錯案的原因并提出整改措施，進行一案一整改。

縣司法局承擔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的啟動、錯案分析、提出建議、監督檢查等職責。成立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專班，由縣司法局主要領導任組長，分管領導任副組長，行政復議股、行政應訴股、行政執法協調監督股、政府法律顧問股、法治督察股負責人為成員，下設辦公室負責日常工作。

行政復議股負責定期統計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行政復議綜合糾錯率。行政應訴股負責定期統計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行政訴訟綜合敗訴率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行政執法協調監督股負責定期統計行政執法監督糾錯案件數據。

（二）監測預警

及時反映各單位行政錯案數據的動態變化，讓領導充分了解各單位行政錯案工作相關信息，及時采取相關措施。建立行政錯案運行監測預警機制?？h司法局定期統計全縣行政復議綜合糾錯率、行政訴訟綜合敗訴率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等數據，并根據指標情況發布預警提示，按季度、半年、全年將預警信息反饋給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并報縣人民政府。預警信息內容包括本鄉鎮（街道）、本單位行政復議綜合糾錯率、行政訴訟綜合敗訴率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等信息。

實行分級預警，行政應訴綜合敗訴率和行政復議綜合糾錯率分別為Ⅰ級（>8%～10%<）、Ⅱ級（≥10%～15%<）、Ⅲ級（≥15%～20%<）、Ⅳ級（≥20%），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率分別為Ⅰ級

（>70%～75%<）、Ⅱ級（>60%～70%≤）、Ⅲ級（>55%～60%≤）、Ⅳ級（55%≤），Ⅰ級、Ⅱ級、Ⅲ級、Ⅳ級分別用藍色、黃色、橙色和紅色進行預警提示。

（三）工作程序

1.啟動

（1）對個案問責追責工作的啟動。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發生符合《辦法》第二條規定的行政錯案的，由錯案單位在錯案發生之日（以文書落款時間為準）起

個工作日內認真查找導致錯案的原因并擬寫錯案分析報告報縣司法局，報告要分析錯案是否因公職人員過失導致，是否造成嚴重后果以及是否存在《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規定的情形，縣司法局根據報告進行一案一分析，決定是否啟動問責追責工作。

（2）對綜合錯案率和出庭應訴率問責追責工作的啟動?？h司法局行政復議股按季度、半年、全年對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的行政復議綜合錯案率進行統計，縣司法局行政應訴股按季度、半年、全年對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的行政應訴綜合錯案率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率進行統計，對按《辦法》規定應進行問責追責的報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專班組長進行審批，并在10個工作日內決定是否啟動問責追責工作，并由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專班組長指定2名人員負責具體承辦。

（3）縣檢察院根據法律監督工作需要，依法建議啟動追責問責程序?？h檢察院在履行刑事檢察、行政檢察、民事檢察、公益訴訟檢察等法律監督職責過程中，對確屬《辦法》第二條（二）規定的行政錯案的，可以直接依法建議啟動行政錯案追責問責程序。

2.了解情況

根據工作需要，需進行情況了解的，經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專班決定，承辦人員對相關單位及工作人員進行調查了解，各單位及工作人員要給予配合，承辦人員應當聽取被了解情況的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陳述和申辯，并予以記錄。情況了解自決定了解之日起

個工作日內了解完X。情況復雜的，經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專班組長批準，可以延長30個工作日。

3.專家評審

調查了解終結后10個工作日內，問責追責工作專班辦公室根據案件情況確定行政錯案評審專家，在10個工作日內開展專家評審并根據評審意見出具案件評審報告，提出處理建議。

4.集體研究

專家評審結束10個工作日內，將案件處理報告及建議報縣司法局領導成員集體討論研究。

5.提出建議

根據縣司法局集體研究同意后，應進行通報批評的，在10

個工作日內報請縣政府辦進行通報批評。應進行約談的，在15個工作日內向縣政府提出約談建議。應進行誡勉談話的，在15個工作

日內向縣政府提出建議，經縣政府研究同意后，按干部管理權限向組織人事部門提出誡勉談話建議。應進行追責的，在15個工作日內向縣政府提出建議并經縣政府同意后，按干部管理權限將問題線索移送縣紀委監委處理。

6.結案

將處理結果整理歸檔并結案，建立一案一檔。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強組織保障。

切實加強對全縣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的組織領導。根據《辦法》規定建立行政錯案評審專家庫，專家庫成員在縣紀委監委、縣委組織部、縣委全面依法治縣辦、縣督查考核服務中心、縣政府辦、縣人民法院、縣人民檢察院、縣司法局分管領導及全縣具備法律職業資格的公職、專職律師、各職能部門專業人員中抽??；建立部門聯系會議制度，定期通報工作情況，研究解決工作中的突出問題。成員單位包括專家組成員單位，聯席會議原則上一年召開一次，可根據工作需要適時召開，會議由縣司法局主持。

（二）加強學習宣傳。

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要把《辦法》納入黨委（黨組）中心組和干部職工學習培訓內容，確保領導干部及時全面了解行政錯案問責追責的內容和要求，推動領導干部知責明責、履職盡責。充分利用門戶網站、公眾號等新媒體廣泛開展行政錯案問責追責經驗做法、典型案例等內容的宣傳教育工作，提升《辦法》的知曉率和影響力，提高領導干部對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重要性認識。

（三）加強監督檢查。

針對本地本部門發生的行政錯案，各鄉鎮（街道）、縣直各有關單位要及時開展一案一分析、一案一追責、一案一整改工作，確保責任追究到位、問題整改到位。縣司法局要會同有關單位，對各鄉鎮（街道）、各單位貫徹落實行政錯案問責追責工作情況適時進行督促檢查，及時認真總結、推廣好經驗、好做法，并對重視不夠、工作不力、推進緩慢的進行全縣通報。

第三篇：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關于明代官員考核制度共找到6篇文獻，其中有1篇碩士論文；關于清代官員考核找到1篇文獻；關于宋朝官員考核制度共找到1篇博士論文；宏觀寫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共找到4篇文獻，其中涉及古今官員考核制度的有1篇。

一、宋朝官員考核制度

丁建軍在“宋朝地方官員考核制度研究”中著重論述宋朝的官員考核制度和影響該制度運行效果的各種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在中國古代，考核被稱為“考課”或“考績”。宋朝的官員考核制度是在繼承前代官員考核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本朝的實際，逐步發展完善，并形成了宋朝官員考核制度的特點:差遣職任考核與官階晉升考核相結合。

宋朝對官員的考核，既是朝廷了解各地、各部門治理情況以及官員治績的重要渠道，又是官員升遷階官、栓選差遣的重要依據之一。為了激勵和督促各級官員盡職盡責，宋朝政府幾乎將所有的官員納入了考核的范圍。它不僅對諸司郎官進行考核，更注重對路級監司、州縣官員的考核;不僅對親民官進行考核，而且對直接負責商稅、課利征收的監當官進行考核。根據各級、各類官員職責的不同，宋朝制訂了不同的考核指標。對六部郎官的考核，主要側重其處理政務的多少以及錯誤率的高低;對路級監司、州縣官的考核，除了其履行職責的情況外，也考核其品行，不僅每年對官員進行綜合性的考評并寫出考詞，而且更有大量的專項考核;對監當官則主要考核其征收商稅、課利的業績。

二、明代官員考核制度

1、明代官員考核內容和標準

暴鴻昌在“明代官員考察制度述論”中從發展和實踐的角度闡述了明代官員考核的內容和標：明初考察官吏的內容較為簡略，無明確固定條款，主要是懲貪抑奸，至成化年間逐步固定下來四目“: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目確定下來，弘治間又發展為八目: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不謹.他認為考察察內容的制度化是在長期實踐中逐漸演變而成的.考察官吏八目條款的制度化，基本上包羅了官吏的才、德各項，使官吏有了任職犯忌的準則，這對約束官吏，無疑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陳國平在“明代官員考核制度述論”中分別從考滿、考察、稽查這三種考核形式闡述了明代官員考核制度?？紳M是“論一身所歷之棒”，即通過考查官員在一定任期內完成本職工作的情況，決定是否予以加級、進體或升職的制度?？紳M在明代正是官員積累資歷這種外在條件的重要途徑。因此十分看重期限。除此之外其他并不統一。不光是任職性質不同的官員，其標準各異，就是性質相同的官員處于不同的環境中，其標準也不一致。明代考滿制度，因過分注重資歷的積累，漸漸流于形式，到中后期，已不論治行的優劣，所有官員“一概考稱”； 考察指于特定的時間就官員的德行和能力進行考查，以決定其去留。顯然，考察與考滿雖然基本目標都在于督察百官、整肅吏治，但兩者的重心和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明史》稱它們相輔而行。考察依被考察對象的不回而分為外察與京察兩種。

2、考核時間的制度化

劉承在“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及其借鑒意義”中指出“考滿”具體規定是,任滿三年舉行第一次考核,稱初考;滿六年舉行第二次考核,稱再考;到九年一個任期舉行第三次考核,稱通考?？疾臁笔遣徽摴賳T的任職時間,對所有官員的定期考核,并根據考察結果作出相應處置?！翱疾臁庇址帧熬┎臁焙汀巴獠臁??！熬┎臁笔轻槍θw京官的考察,一般六年舉行一次;“外察”是對京城以外官員的考察。又稱為“大計”,一般三年舉行一次。陳國平在“明代官員考核制度述論”中特別指出明代考滿制度對時限的嚴格要求并進行了分析：考滿的期限，據《明會典》記載:“國家考課之法，內外官滿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考通考默陸”。④《明史》也說:“考滿之法，三年給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因此，官員考滿期限為9年，其中分三個階段，每一階段3年，這是十分明確的。明代官員的考滿給人印象非常強烈的是它過分地看重期限，究其原因在于，期限即等于經歷，而經歷在某種意義上又意味著資格?？紳M在明代正是官員積累資歷這種外在條件的重要途徑。

3、考核結果的使用

秦小兵在“明初的官員考核制度及借鑒意義”中指出，通過考滿，考察，還有歲考和雜考, 即對官員進行考核和隨機抽查考核這些形式得出結果，以此確定被考核官員是否晉升或提拔。像郎中、主事這樣的低級官員, 只要盡職盡責、政績突出,也能被選拔為像侍郎、尚書等高級官吏。對于那些經考核不稱職或因老、因病不能任事的官員, 或罷黜、或致任、或調簡,都及時作出相應的處理。

劉承在“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及其借鑒意義” 明代考滿法規定:按任職年限考核,以檢查是否稱職,并給予相應的處置,側重于褒獎、提升。處置的基本原則是:“稱職者升,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考察”后的處置是:貪、酷者削職為民,情節嚴重者依法懲辦;疲軟、不謹者免職;老、病

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職使用,或保留品級調閑散部門任職。

暴鴻昌在“明代官員考察制度述論”突出了明代在懲治不法官吏，考察處分的嚴格。如弘治以后，“大計斥退無復起者”.且被黝者不許伸辨.既使考察有不公，許其薦舉起用，也不得為例.明世宗時期，考察時遭誣枉而被罷黜，也不破例起復，以防破壞考察重典，由此可見，明代對考察處分制度的執行是十分嚴厲的。考察處分的制度化，防止了考察處分的伸縮性，處分也有了一定的標準和根據。

三、清代官員考核制度

關于清代官員考核制度，主要從其考核標準的角度進行研究。

學者薛剛在“四格、八法考釋”中主要闡述了清代官員考核制度中的考核標準：四格與八法。四格為考核官員的四項內容,包括守、才、政、年：守即官員之操守、品行,是官員職業道德的具體體現；才,即執事之能力；政,即官員實際工作狀況及對工作的重視與負責程度；年,是就官員的實際身體狀況而言,它要求官員須有正常工作的能力,這是對官員任職最基本的要求。八法為處分官員的八類標準,包括貪、酷、不謹、疲軟無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他認為，四格八法的規定體現了德才并重的特點，四格涵蓋了官員為政操守、為政才能、為政態度及身體條件等方面,其全面性、規范性與可操作性勝過歷朝考核制度;而八法則以嚴厲的處分標準對考核為不法的官員進行處罰,從革職拿問到降級調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統而周延。

學者姜輝在“中國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闡述了對“四格，八法”的看法：四格為“才‘、政、守、年”，用于定期秩體升降。六法為“不謹、疲軟、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用于舉勃不職叫。是清代考課標準，簡明務實。“不在踵襲繁文，多立名色”(康熙語)，反映了在考課標準上的新進步。

四、宏觀看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任盼盼，王濱在“小覷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中，主要用現代的觀點對我國古代政績考核制度和方法加以整理，并對目前開展的政府績效考核工作提出建議。他們主要從：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發展歷史；古代官員考核制度任何體現德才兼備；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考核方式；古代官員考核的定期考核；用現代定性與定量的觀點來看待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結果使用。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自己對目前開展的政府績效考核工作的建議：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要求結合起來，以科學方法為基礎，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建立并完善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理念、體現民本思想的政府績效考核評價體系。

劉承在“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及其借鑒意義”中主要從歷史變遷發展的角度對古代官員考核制度進行總結和研究，對戰國、秦、漢的“上計”,至唐、宋的“善最”考課,明、清的“考滿”、“考察”,在考核的內容、標準、方式上,進行闡述，總結了各個朝代個性與共性的特征。指出其對當前改進干部考核工作的重要啟示:考核主體的素質至關重要,考核原則必須是德才兼備,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須規范化,考核法規體系必須不斷完善,考核監督機制必須行之有效,考核必須起到獎廉懲貪、賞罰分明的作用。

姜輝在“中國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從四個方面對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進行研究，首先是研究文官考核制度的具體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界定“文官”的含義和范圍、文官考核的權屬和機構、考核的標準與方式;其次是關于官吏考核制度的特點分析，進而對其進行評析，從其進步性及局限性兩個方面入手;最后論述其對于當代公務員考績制度的啟示。

五、古今官員考核制度對比

陳 慧 楊和平在“古今官員考核制度的比照分析及借鑒意義”中通過闡述建立公務員考核制度的現實意義，分析中國古代官員的考核制度，并將之與中國現代公務員考核制度的特點進行比較分析，通過批判地借鑒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合理因素，以期進一步完善當前我國公務員的考核制度。作者主要對比古今中外考核主體、考核內容、考核辦法、考核效力的比較，發現古代官吏制度中的精華之處，也發現我國現行公務員考核制度中的不足，吸取一些合理有益的東西，來完善我國的公務員考核制度。[參考文獻] [1]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文庫”本2005年版。

[2]蘇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舒放，王克良．國家公務員制度教程（修訂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88，92． [4]張賡．公務員考核制度改革的理論探討[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7，(1)：14-15．

[5]伊君．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確立[J]．黔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04，(1)：44-48．

第四篇：古代官員和百姓

古代官員和百姓的關系

柳宗元在柳州的主要政績及影響：柳宗元先貶永州司馬，后遷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釋放奴婢，設館倡學，興利除弊，政績昭彰。他使從來不敢打井的柳州，接連打了好幾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飯，靠喝雨水和河水長大的柳州人，從此喝上了干凈甘甜的地下水，這不能不說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身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先生，幾乎讓人忘記了他還是一個著名的散文家。廣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園”內有"柳宗元衣冠墓

蘇軾大多是從一個好官的角度，為百姓謀利，這表現在他與王安石派及司馬光派兩派的爭論上，更表現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為當地民眾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黃河決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蘇軾“廬于城上，過家不入”，奮戰七十余日，終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時，則修浚西湖，現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蘇堤，以紀念他的功績。惠州之后，蘇軾由官為民，這就更使他與民混然一體，他也在民眾的生活、特殊的風俗中得到了樂趣。他曾寫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食荔支二首》）

林則徐是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他雷厲風行，嚴禁鴉片，在虎門公眾銷毀沒收的鴉片煙237萬斤，取得禁煙運動的勝利，名振中外。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監察御史轉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興水利，發展農業，頗有政聲。鴉片戰爭時期主張嚴禁鴉片、抵抗侵略的愛國政治家。史學界稱他為近代中國的第一人臣

歐陽修知滁，于慶歷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慶歷八年閏正月朝廷詔徙知揚州，二月離開滁州，前后在滁州計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時間雖然不長，卻給滁州留下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給滁州留下了許多建設遺跡，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詩文，留下了與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歐陽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發現了豐山腳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經過實地察看，“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辟地以為亭”，開始在這里進行美景勝地的建設。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為“豐樂亭”，并親自撰文作記。同年，與豐樂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記》記之。兩亭的建成與《兩記》的問世，迅速在全國引起轟動。尤其是《醉翁亭記》這篇文章，以其生動的文字，精美的語言，為滁州展示了一幅風光絢麗的大自然畫面；又因為文章中深邃的含義，及其所表達的怡然情懷，一時震動整個學界。文章一出，遠近爭傳，滁州瑯琊山從此熱鬧起來。此后，瑯琊山、豐樂亭、醉翁亭，各景區陸續擴展，內容逐漸豐富，雖經歷史滄桑，但屢廢屢興，久而不衰，終成今日之規模。

第五篇：官員問責材料

材料一：

2008年9月，山西臨汾市“襄汾潰壩”事故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并直接導致時任山西省長的孟學農去職。孟走前留下四個字：“晉官難當”。

對臨汾而言，此四字一語成讖。自去年9月20日臨汾原市委書記夏振貴停職檢查起，臨汾市委書記空缺了199天，直到今年4月8日，謝海出任臨汾市委書記，才結束這一尷尬局面。

在礦難高發的山西省，做官猶如坐火山，三年之內，山西就換了四任省長，以至有民謠說，“人說山西好風光，誰當領導誰心慌?！迸R汾又是火山中的活火山，三年之內，換了四任市長。據不完全統計，2000年至今，有新聞報道的臨汾礦難至少達23起，共造成死亡失蹤712人。于是，又有民謠說，“山西省長干不干，臨汾礦難說了算?！?/p>

不過，官員的缺乏擔當，只是事件的表象部分，若我們往深處看，會發現刻骨的隱憂。在山西省，官員可能要面對一個復雜的地方權力譜系。誰能知道，在每一座礦山后藏著一雙多么有力的手？誰又能知道，在每一個礦洞里的水有多深？具體到臨汾，如果當地黑色豪門企業背后那看不見的手的級別，遠高于臨汾書記、市長，后者就很難有效運用行政權力，去澄清污濁、革陳除弊，去徹查安全生產問題。

有志澄清的官員可能面對的是“下面有人”的困局——那就是當地盤根錯節的大小利益集團，商人與公仆的纏綿糾結，互為支援。實際上山西豪財們從來就是盤踞一方，維系原始且粗放的經濟，卻能令多方束手。如此的社會土壤，更增加了官員有所作為的難度。然而，一旦發生礦難，地方黨政負責人，又會因“問責制”而不得不接受免職或更嚴厲的處分。在這種態勢下，“聰明人”自然會想方設法活動，避免去這種被詛咒的地方為官。

社會學家丁學良評論說，臨汾現象是中國社會過去20多年來，經濟發展進步、官員腐敗和官商勾結問題的集中反映。問責制是一種進步，可以部分緩解社會矛盾，但不能根除制度隱憂。

在法制社會，執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權威，而非執法者的行政權威。丁學良因此總結道，“晉官難當”反映出中國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權力而輕法律權威；重人際關系而輕規章制度。

此種弊病一日不被根除，則制度隱憂一日不能消解，而“晉官難當”及“不當晉官”的局面，就不能被扭轉；“晉禍難止”、“晉工難活”的悲慘圖景，也仍將不斷上演。

材料二：

“2005年始，山西三年之中調任四任省長，安全生產形勢依然嚴峻。隨著問責力度進一步加大，山西地方為官已不舒坦。山西臨汾某縣縣長表示，如今在山西為官已屬高危行業，搞不好就要鋃鐺入獄。我們現在是在雞蛋上跳舞，當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p>

——10月27日《中國經濟周刊》

材料三：

改革開放以來，對嚴重失職讀職的官員或對重大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高層官員進行追究和懲處不一而足。例如，1980年“渤海2號”沉船事故發生后，原石油部部長的職務很快就被解除了。國務院還對民航、鐵路、衛生等部門發生的重大事故也做出過嚴肅的責任追究和查處。但是從總體上看，這些仍屬于“個案”處理，尚沒有形成一種規范和制度，更稱不上“問責制”了。

“官員問責”概念的提出，源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香港特區政府2002年7月的“主要官員問責制”，為我國第一次帶來了問責這個概念。二是2003年4月，由SARS事件引發了社會對“官員問責制”的廣泛關注，帶動了對官員問責的理論研究和問責實踐的探索。

2004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全國人民作出了莊嚴承諾：“實行執法責任制和執法過錯追究制，完善并嚴格執行行政 1

賠償制度，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2005年4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首次載入對“引咎辭職”的有關規定，對官員問責從法律的高度予以確認，使領導干部引咎辭職有了法律依據。官員問責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的力度從觀念層面向實踐層面伸展，僅2004年4月以來，就有包括省部級干部在內的200多名官員，在重大事故和責任事件中因“負有責任”而受到追究。

所謂“問責制”，是對政府及其官員的一切行為和后果都必須而且能夠追究責任的制度。官員問責制的實質是通過各種形式的責任約束，限制和規范官員權力和行為，最終達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目的。

材料四：

2008年11月，筆者對在國家行政學院學習的縣（市、區）長進行了問卷調查。61位學員中，在回答“您如何看待和評價受到行政問責的官員”時，3 9.3%的人認為“負有一定的責任，但是這樣處理他們顯得過重”。31.1%的選擇“應該受到責任追究，但是處理的程序和方式有問題”。14.8%的人認為“替別人承擔了責任，應該受到追究的是別人”，只有9.8%認為他們“應該受到責任追究”。其中，中西部地區縣(市、區)長認為應該受到責任追究的比例最低，分別為4.3%和10.0%。

筆者同時于當月對在國家行政學院學習的省部級領導干部進行了問卷調查，在61位填寫問卷者一中，23人選擇“他們應該受到責任追究，但是處理的程序和方式有問題”，占37.7%。16人選擇“他們負有一定的責任，但是這樣處理他們顯得過重”，占26.2%。還有3人認為“他們不應該受到問責，是替別人承擔了責任”，占4.9%。另有3人選擇了“其他”。真正認同他們應該受到這樣懲處的只有16人，占26.2%。中央部委的同志認為處理程序有問題的較多，而地方的同志認為處理過重的較多。17位中央部委同志選擇“他們應該受到責任追究，但是處理的程序和方式有問題”，占中央部委38人中的44.7%；10位地方的同志選擇“他們負有一定的責任，但是這樣處理他們顯得過重”，占22位地方同志中的45.5%。

有不少地方領導干部反映，現在當官是高風險行業，不知道哪兒就會被免職。安全生產、社會穩定、食品藥品安全、計劃生育、征地拆遷、信訪工作等等，他們說，每一項工作都是懸在他們頭上的利劍，搞不好就出事，出事了就會被問責。

材料五：

如果把非典時期的大規模官員問責比作一場問責風暴，那么相隔五年之后，新一輪的問責風暴再次席卷全國，僅2008年9月就有因重大安全事故被免職的縣處級以上官員多達19名。從這輪問責風暴，我們不難發現以下新特點。

一是問責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從事故發生到官員被問責，中間最短只相隔幾個小時，最多也不過幾天，如4.28火車相撞事故，火車相撞發生于凌晨4點多，僅僅4小時之后，鐵道部就宣布免去濟南鐵路局局長的職務。在官員的問責方而，這個速度可謂是創了記錄。

二是問責力度增強，影響范圍明顯擴大。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的官員問責中，廳局級和縣處級官員占干部被問責官員的76.8%。這兩類官員中，有59.4%是行政職務，黨委職務只占17.4%。而在2008年的問責風暴，同一事故涉及到官員已不僅局限在地方并且逐漸由單一的行政處分向黨紀政紀處分延伸，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從黨委系統到行政系統，涉及到的官員都被問了責。不僅石家莊市市長、市委書記被免職，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也因監管缺失而辭職。而同樣是奶粉安全問題，阜陽“大頭娃娃”事件處置的卻只是當時的幾個相關地方行政官員。

二是問責方式、問責原因多種多樣。在此之前出現的我國的官員問責制方式出現最多的是記過和記大過處分，總計占問責處理結果的33.1%。其次是撤職處分，占了13.7%。2008年出現的問責方式卻可謂是多種多樣，免職、辭職、引咎辭職、責令辭職，都出現在行政問

責過程中，其中當屬免職出現的次數最多。從問責原因上來看則既有因重特大事故而辭職或被撤職的，也有因疏忽或瀆職而被免職的。如9月11號，四川巴中市政府辦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員因在放假通知，把中秋節”寫成“端午節”而丟了官。由此可見問責的原因可謂五花八門。

四是媒體在官員問責過程中扮演起推波助瀾的角色。有時候官員犯錯的事情并不大，在2008年之前可能只是組織內部批評下就不了了之，但在2008年問責風暴中，一些官員卻因為事件被媒體報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而受到處分，如四川巴中市寫文書寫了錯別字的三位官員，因被當做笑話在網上傳播造成了不良社會影響而不可避免的被免職。群眾的反映，領導的關注，媒體的報道，網絡的傳播，在官員問責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材料六：

——我國官員問責制還處在粗放型階段，僅在技術上完善行政性問責還不夠，關鍵要從行政性問責走向程序性問責

2008年11月26日，“史上最牛官員別墅群”直接責任者熊傳明，被河南省紀委監察廳和信陽市紀委監察局撤掉了信陽市國土資源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并對其予以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此前，熊傳明得到的處分是“行政警告”。這被公眾認為處理過于“輕描淡寫”。在輿論的壓力下，熊傳明終于“落馬”，也算是給民意一個交代?！?/p>

可以說，熊傳明從行政警告到被撤職，是官民問責博弈的結果”，李成言教授對此評價道，“這樣的官員問責，感覺像市場上的討價還價——政府好比賣方，公眾好比買方。一旦官員出事激起民憤，為維護政府自身的公信力，政府一方會試探性問責官員，并希望公眾能積極認賬，公眾接受則交易成功，如果不接受，再加大問責力度，直至公眾認可?！?/p>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由于我國缺乏剛性的問責制，對一些問題官員的問責，就很容易被公眾輿論效應“綁架”，有時上級領導的批示拍板，也會使官員問責進入一種不理性的狀態。

《瞭望》新聞周刊

材料七：

2009年1月5日12時46分，隨著“轟隆隆”的一聲巨響，設計總投資3500余萬元、高135米、建筑面積5000余平方米的“三峽明珠觀光塔”轟然謝幕……

據了解，這座觀光塔于2004年3月由重慶市萬州區龍寶移民開發區管委會投資興建。直到工程在2005年4月17日被叫停，前期工程耗資1000萬余元。按官方的公開解釋，是因為工程不賺錢，所以也沒有商家愿意接手。區里經過研究決定拆除。

一個花納稅人數千萬元打造的形象工程，在瞬間灰飛煙滅，公眾以為會有人擔責。但兩個月過去，公眾并沒有看到哪位官員站出來擔責。

請閱讀以上材料，回答以下問題：

1、請描述我國近年來關于問責制度實施的現狀。（25分）

2、請列舉我國關于問責制度實施中的問題。（25分）

3、這些問題，應該如何采取有效措施？（25分）

4、評議我國被問責官員的復出。（25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