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官員退休后的

古代官員退休后的“房奴”生涯，比現代人還慘

古代“公務員”職業沒有失業保障、沒有連續工齡、也沒有情義體恤，可以說是一個含金量較低的“瓷飯碗”。有人做過統計：西漢時丞相一職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東漢時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兩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慘了，動不動就會打破飯碗。他們做官時尚且如此倉皇，退休后就顯得更加凄涼了唐代憲宗時，顏真卿的外孫韋丹在江西任觀察使，常與隱居在廬山的高僧靈澈上人吟詠唱和。有一天，韋丹派人給靈澈送去一篇新賦的《思歸》：“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君。”意即我已準備辭職，同你一起暢游在五老峰前。靈澈一笑：他怎舍得辭官？當下也寫了一首詩請來人帶回，詩云：“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果然，韋丹這個官一直做到五十八歲卒于任上，始終沒有寫過辭職報告，而 “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兩句則成為傳誦不輟的名言。宋代孝宗時，有個尚書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請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掛了一塊匾，寫“見一” 兩字，大家都知道這是“林下何曾見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從韋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時隔約三百六七十年，其間以這樣那樣形式主動辭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這兩則軼事足可說明官場上自動抽身出局的歷來少見。論其原因，有一條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務員”的許多特權和待遇都與“在職”密切關聯，一旦“辭事”便“榮祿兼謝”。

無退休費、無工齡、無余蔭：含金量較低的“瓷飯碗”

秦漢時代，凡任公職、吃財政者，通稱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別無脫離職務的身份和權益。當時的講法叫“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近似今人幫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喪生病、任滿更替、罷免辭官等各種緣故退休，老板和雇員的關系即告解除。大體而言，可用“三無”概括：

一曰無退休費，就是無論原先俸祿多少石的官吏，只要離開職位，除非皇帝特詔照顧之外，一律停發俸祿。漢朝俸祿本來就薄，俸額低或負擔重的人積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覓生計。

比如從小“好經書，通《詩》《禮》”的宋均，從十五歲入仕，官至河內太守，其間兩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陽縣長時“以祖母喪去官”，一次是在任東海相時“坐法免官”，從離職到再仕期間，都是靠跑到潁川去做客座教授為學生講學維持生計。

還有世代為郡吏的孟嘗，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辭職，因為沒有收徒講學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個在京師做尚書的同鄉向皇帝推薦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會，于是孟嘗做了大半輩子的自耕農。

二曰無工齡，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時，可授予“比六百石”職位以示優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當“公務員”，都得回到起跑線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競爭。總之，既沒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沒有可以累計的連續工齡。

三曰無余蔭，就是人走茶涼，在職時候的特權和影響一筆勾銷。“飛將軍”李廣卸任云中太守后，隱居藍田南山。某日，他帶一個隨從外出飲酒，返回時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縣尉大聲呵叱，道是違犯宵禁，要依法處罰。隨從討情說：“這是前任李將軍呀。”縣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現任將軍也不許夜行，何況是前任將軍！”結果“飛將軍”被關進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陳蕃卸任皇宮警備司令（光祿勛，位居九卿）后率賓客門生還鄉，經過臨潁巨陵，當地警長（巨陵亭長）要對他們作例行盤查。前任司令的隨從大概一向狗仗人勢神氣慣了，動手打了警員（亭卒），結果這些人全遭拘押，飽嘗皮肉之苦。巨陵警長還要收審陳蕃，陳蕃抗議說：“我沒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牽連。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辦，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請示，你怎么可以隨意收審我呢？”雙方相持了好幾個時辰，恰好臨潁縣政府的警署巡視員（行亭掾）巡察到此，這才使陳蕃擺脫困境。

順便提一下，這一份沒有失業保障、沒有連續工齡、也沒有情義體恤的古代“公務員”職業，可以說是一個含金量較低的“瓷飯碗”。有人做過統計：西漢時丞相一職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東漢時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兩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慘了：二千石“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中低層官吏，則有“司隸、部

刺史”等紀檢官員隨時“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就是動不動便打碎了飯碗。

單從制度上看，魏晉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漢好不了多少，當真照章辦事的話，還比不上現代的失業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揚州監察干事（從事史）何子平的母親住在會稽，戶籍年齡滿八十歲了。按規定，兒子應該辭職回家，奉養老母以終天年。州府辦公室主任（主簿）顧愷之說：“你母親的實際年齡不到八十歲，親友故舊都了解。在州里當差，好歹還有微薄的俸祿，一辭職就什么都沒有了。我替你辦個留任申請吧。”何子平不肯，說我們當干部的不能帶頭損害戶籍制度的公信力。顧愷之又建議他回會稽后，在縣政府求個公職，既可取祿，又方便就近奉養母親。何子平還是搖頭，說不能做這種投機取巧的事。何子平“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即完全靠體力勞動養活老母和自己。山陰縣令褚，“在任歲余，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公車不能帶走，看病自己買單

唐朝規定，異地做官，連最后一次坐公車返回故鄉也不行。唐德宗時，太子賓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為表示關懷，特命公車送回，那就是大家羨慕的榮譽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四月，有個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鄉浙東養老，向皇帝申請說：家貧路遠，請求皇上特批一紙能從長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車的驛券。從此，凡“家貧路遠”的京官退休，特許參照此例給予照顧。

宋代也實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車的制度，所以楊萬里在臨安當官時，早早就攢齊了能使全家人從臨安返回故鄉吉州的盤纏，鎖進箱子，藏在臥室內。他還經常告誡家人，不許在外面購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時行李超重成為累贅。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陽，常穿著家居衣服，騎驢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檢前呼后擁地出行，巡檢是從八品小官，富弼雖已離職，但從二品官員的身份還在，自然不必特意從驢子上下來站在一邊給巡檢讓道。為巡檢開道的前卒大怒，厲聲呵斥，急得他舉鞭趨驢快走。假設富老坐在宰相級別的名牌車上，對方就不會當他是鄉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員在職患病可享受公費醫療，一旦離職，診療服藥都要花自己的錢。孟郊賈島都以詩風清峭瘦硬齊名，有“郊寒島瘦”之稱，又都是在副縣職任上退休后因貧病交困缺醫少藥而死。當時有些寺廟向社會募捐錢物后舉辦慈善醫療，免費或廉價給病人施醫舍藥，韋應物因病從櫟陽（治所在今陜西臨潼）縣令任上辭職后，就住進長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療養。對于這種“有身份的人”，寺廟方自然還要格外看待。還有名列“初唐四杰”的盧照鄰，因患病辭去新都縣尉一職，住在太白山草屋中養病。盧副縣長沒有家底，全靠朝中顯宦不時送來藥品衣物，才度過難關。王安石因為退居江寧半山后，常騎驢出游，周邊居民都認識他，尊稱“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遠遠望見地方官的車隊迎面而來，忙避入路邊民家。這戶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瘧疾，恰巧王安石帶有治瘧疾的藥，便讓隨從取出來。老婆婆堅持要回報一縷麻線，說是“相公可帶回去給相婆派用場”，王安石笑而受之。看來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買藥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開始，官、職分離，所謂休官，其實只是休職，就是由于奔喪、病傷、候選、罷免、離任、致仕等各種緣故，脫離了能行使一定權力的職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個人資格權利的官員身份依然存在。換句話說，秦漢魏晉的“公務員”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貴族身份者例外），從隋唐開始，“公務員”休官（其實是休職）以后依舊是官，在許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權：比如涉及訴訟時可以不在公庭拋頭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廳堂可以有幾間幾架，車輿騎乘可以怎樣裝飾，衣冠可以穿什么樣式和顏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規格辦喪事、起墳墓，都可以根據官資高低采取與級別相應的排場。雖然說費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對比布衣即使有錢也不得僭越的種種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義就彌足珍貴了。此外，從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員無論級別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 養老，更是過去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但盡管如此，唐宋時休官的實際含義，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個職位上行使權力以及支領全額官俸的特權，比如——

古代官員授職有回避原則，就是不許在原籍或有家族產業的地方任職，所以當時的“公務員”如果經常在職的話，就得到處宦游，一方面少有時間精力在原籍營建房產之類，另一方面無論到哪兒工作，總有條件優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屬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馬上就得搬出來讓給繼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處還有限制，比如南宋規定，凡各級地方政府官員休官后，三年內不許在任職地居住，倘在當地有親屬，或置有財產，三年以后也不許居住，違反者處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盤點休官所帶來的實際損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繼續居住設備齊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瞞著家人向朝廷提出辭職申請，待皇帝批準下來，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裝，馬上搬出官邸，移居鄉村住宅。太太驚問何故，他說他已經退休了。太太大怒：“家產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宋仁宗時做過宰相的杜衍，因為一生“不殖私產”，退休后，連李日知遷居鄉間住宅的退路也沒有，只好長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車院(教習馭車技藝的單位，近似后世的駕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當然更得靠自己設法解決居住問題。蘇轍退居許州后，眼看李方叔起蓋新居，羨慕不已，“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不如君家得眾力，咄嗟便了三十間”。于是他決心蓋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 ”。不過心愿滿足了，一生積蓄也耗盡了，“盎中粟將盡，橐中金亦殫”，于是又自責“我老不自量”，到了這把年紀還來做房奴。

死皮賴臉也要“賴”在官位上

《幽閑鼓吹》記：唐德宗時的宰相崔造有退休打算，但猶豫不決，家人和親戚都勉勵他繼續干下去，只有賢惠的大女兒勸父親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決心，辦了退休手續。沒想到從此門庭冷落，再無趨炎附勢者上門，當然更不見財物敬獻了。一二年下來，崔造“居閑躁悶”，常對子弟感嘆：“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這句話怎么理解，頗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大概就是再也收不到各地區軍政長官（諸道）的“意思意思”的那個意思吧？老宰相耐不住寂寞，于是又復出任職了。

既然退休就是失業，所以那些除了做官外別無謀生手段的人，只有死皮賴臉占住“茅坑”一途。舉個實例：同光時，廣東南海有個九品官俞鳳書，家口多，負擔重，年過八十還在巡檢職位上賣老命（彼時官員的檔案年齡多遠遠低于實際年齡）。讓老干部累死在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斷了一家人的活路。同情俞老的南海知縣杜鳳治遂去上司前替這位下屬求情，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掌管征收“漁稅”的廣州河泊所大使，可以攢一筆外快回鄉養老。沒想到各方對肥缺的競爭太激烈，距離署理期滿尚早，便有將被替代的消息傳來。急得俞代所長連忙去求杜知縣，“老淚橫流，長跪不起”。杜縣長溫言寬慰，又替他去知府、藩司、巡撫面前懇求，番禺知縣胡鑒也為俞講話。最后，上司捱不過兩個首縣（南海、番禺同為廣東首縣）都來求情的面子，終算允諾讓老俞做滿這個署理期。

第二篇：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關于明代官員考核制度共找到6篇文獻，其中有1篇碩士論文；關于清代官員考核找到1篇文獻；關于宋朝官員考核制度共找到1篇博士論文；宏觀寫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共找到4篇文獻，其中涉及古今官員考核制度的有1篇。

一、宋朝官員考核制度

丁建軍在“宋朝地方官員考核制度研究”中著重論述宋朝的官員考核制度和影響該制度運行效果的各種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在中國古代，考核被稱為“考課”或“考績”。宋朝的官員考核制度是在繼承前代官員考核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本朝的實際，逐步發展完善，并形成了宋朝官員考核制度的特點:差遣職任考核與官階晉升考核相結合。

宋朝對官員的考核，既是朝廷了解各地、各部門治理情況以及官員治績的重要渠道，又是官員升遷階官、栓選差遣的重要依據之一。為了激勵和督促各級官員盡職盡責，宋朝政府幾乎將所有的官員納入了考核的范圍。它不僅對諸司郎官進行考核，更注重對路級監司、州縣官員的考核;不僅對親民官進行考核，而且對直接負責商稅、課利征收的監當官進行考核。根據各級、各類官員職責的不同，宋朝制訂了不同的考核指標。對六部郎官的考核，主要側重其處理政務的多少以及錯誤率的高低;對路級監司、州縣官的考核，除了其履行職責的情況外，也考核其品行，不僅每年對官員進行綜合性的考評并寫出考詞，而且更有大量的專項考核;對監當官則主要考核其征收商稅、課利的業績。

二、明代官員考核制度

1、明代官員考核內容和標準

暴鴻昌在“明代官員考察制度述論”中從發展和實踐的角度闡述了明代官員考核的內容和標：明初考察官吏的內容較為簡略，無明確固定條款，主要是懲貪抑奸，至成化年間逐步固定下來四目“: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目確定下來，弘治間又發展為八目:貪、酷、浮躁、不及、老、病、罷、不謹.他認為考察察內容的制度化是在長期實踐中逐漸演變而成的.考察官吏八目條款的制度化，基本上包羅了官吏的才、德各項，使官吏有了任職犯忌的準則，這對約束官吏，無疑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陳國平在“明代官員考核制度述論”中分別從考滿、考察、稽查這三種考核形式闡述了明代官員考核制度。考滿是“論一身所歷之棒”，即通過考查官員在一定任期內完成本職工作的情況，決定是否予以加級、進體或升職的制度。考滿在明代正是官員積累資歷這種外在條件的重要途徑。因此十分看重期限。除此之外其他并不統一。不光是任職性質不同的官員，其標準各異，就是性質相同的官員處于不同的環境中，其標準也不一致。明代考滿制度，因過分注重資歷的積累，漸漸流于形式，到中后期，已不論治行的優劣，所有官員“一概考稱”； 考察指于特定的時間就官員的德行和能力進行考查，以決定其去留。顯然，考察與考滿雖然基本目標都在于督察百官、整肅吏治，但兩者的重心和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明史》稱它們相輔而行。考察依被考察對象的不回而分為外察與京察兩種。

2、考核時間的制度化

劉承在“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及其借鑒意義”中指出“考滿”具體規定是,任滿三年舉行第一次考核,稱初考;滿六年舉行第二次考核,稱再考;到九年一個任期舉行第三次考核,稱通考。考察”是不論官員的任職時間,對所有官員的定期考核,并根據考察結果作出相應處置。“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京察”是針對全體京官的考察,一般六年舉行一次;“外察”是對京城以外官員的考察。又稱為“大計”,一般三年舉行一次。陳國平在“明代官員考核制度述論”中特別指出明代考滿制度對時限的嚴格要求并進行了分析：考滿的期限，據《明會典》記載:“國家考課之法，內外官滿三年為一考，六年再考，九考通考默陸”。④《明史》也說:“考滿之法，三年給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因此，官員考滿期限為9年，其中分三個階段，每一階段3年，這是十分明確的。明代官員的考滿給人印象非常強烈的是它過分地看重期限，究其原因在于，期限即等于經歷，而經歷在某種意義上又意味著資格。考滿在明代正是官員積累資歷這種外在條件的重要途徑。

3、考核結果的使用

秦小兵在“明初的官員考核制度及借鑒意義”中指出，通過考滿，考察，還有歲考和雜考, 即對官員進行考核和隨機抽查考核這些形式得出結果，以此確定被考核官員是否晉升或提拔。像郎中、主事這樣的低級官員, 只要盡職盡責、政績突出,也能被選拔為像侍郎、尚書等高級官吏。對于那些經考核不稱職或因老、因病不能任事的官員, 或罷黜、或致任、或調簡,都及時作出相應的處理。

劉承在“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及其借鑒意義” 明代考滿法規定:按任職年限考核,以檢查是否稱職,并給予相應的處置,側重于褒獎、提升。處置的基本原則是:“稱職者升,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考察”后的處置是:貪、酷者削職為民,情節嚴重者依法懲辦;疲軟、不謹者免職;老、病

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職使用,或保留品級調閑散部門任職。

暴鴻昌在“明代官員考察制度述論”突出了明代在懲治不法官吏，考察處分的嚴格。如弘治以后，“大計斥退無復起者”.且被黝者不許伸辨.既使考察有不公，許其薦舉起用，也不得為例.明世宗時期，考察時遭誣枉而被罷黜，也不破例起復，以防破壞考察重典，由此可見，明代對考察處分制度的執行是十分嚴厲的。考察處分的制度化，防止了考察處分的伸縮性，處分也有了一定的標準和根據。

三、清代官員考核制度

關于清代官員考核制度，主要從其考核標準的角度進行研究。

學者薛剛在“四格、八法考釋”中主要闡述了清代官員考核制度中的考核標準：四格與八法。四格為考核官員的四項內容,包括守、才、政、年：守即官員之操守、品行,是官員職業道德的具體體現；才,即執事之能力；政,即官員實際工作狀況及對工作的重視與負責程度；年,是就官員的實際身體狀況而言,它要求官員須有正常工作的能力,這是對官員任職最基本的要求。八法為處分官員的八類標準,包括貪、酷、不謹、疲軟無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他認為，四格八法的規定體現了德才并重的特點，四格涵蓋了官員為政操守、為政才能、為政態度及身體條件等方面,其全面性、規范性與可操作性勝過歷朝考核制度;而八法則以嚴厲的處分標準對考核為不法的官員進行處罰,從革職拿問到降級調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統而周延。

學者姜輝在“中國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闡述了對“四格，八法”的看法：四格為“才‘、政、守、年”，用于定期秩體升降。六法為“不謹、疲軟、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用于舉勃不職叫。是清代考課標準，簡明務實。“不在踵襲繁文，多立名色”(康熙語)，反映了在考課標準上的新進步。

四、宏觀看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

任盼盼，王濱在“小覷我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中，主要用現代的觀點對我國古代政績考核制度和方法加以整理，并對目前開展的政府績效考核工作提出建議。他們主要從：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發展歷史；古代官員考核制度任何體現德才兼備；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考核方式；古代官員考核的定期考核；用現代定性與定量的觀點來看待古代官員考核制度的結果使用。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自己對目前開展的政府績效考核工作的建議：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要求結合起來，以科學方法為基礎，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建立并完善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理念、體現民本思想的政府績效考核評價體系。

劉承在“中國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及其借鑒意義”中主要從歷史變遷發展的角度對古代官員考核制度進行總結和研究，對戰國、秦、漢的“上計”,至唐、宋的“善最”考課,明、清的“考滿”、“考察”,在考核的內容、標準、方式上,進行闡述，總結了各個朝代個性與共性的特征。指出其對當前改進干部考核工作的重要啟示:考核主體的素質至關重要,考核原則必須是德才兼備,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須規范化,考核法規體系必須不斷完善,考核監督機制必須行之有效,考核必須起到獎廉懲貪、賞罰分明的作用。

姜輝在“中國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從四個方面對中國古代官吏考核制度進行研究，首先是研究文官考核制度的具體內容，分為三個部分:界定“文官”的含義和范圍、文官考核的權屬和機構、考核的標準與方式;其次是關于官吏考核制度的特點分析，進而對其進行評析，從其進步性及局限性兩個方面入手;最后論述其對于當代公務員考績制度的啟示。

五、古今官員考核制度對比

陳 慧 楊和平在“古今官員考核制度的比照分析及借鑒意義”中通過闡述建立公務員考核制度的現實意義，分析中國古代官員的考核制度，并將之與中國現代公務員考核制度的特點進行比較分析，通過批判地借鑒古代官員考核制度合理因素，以期進一步完善當前我國公務員的考核制度。作者主要對比古今中外考核主體、考核內容、考核辦法、考核效力的比較，發現古代官吏制度中的精華之處，也發現我國現行公務員考核制度中的不足，吸取一些合理有益的東西，來完善我國的公務員考核制度。[參考文獻] [1]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文庫”本2005年版。

[2]蘇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舒放，王克良．國家公務員制度教程（修訂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88，92． [4]張賡．公務員考核制度改革的理論探討[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7，(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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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古代官員和百姓

古代官員和百姓的關系

柳宗元在柳州的主要政績及影響：柳宗元先貶永州司馬，后遷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釋放奴婢，設館倡學，興利除弊，政績昭彰。他使從來不敢打井的柳州，接連打了好幾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飯，靠喝雨水和河水長大的柳州人，從此喝上了干凈甘甜的地下水，這不能不說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身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先生，幾乎讓人忘記了他還是一個著名的散文家。廣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園”內有"柳宗元衣冠墓

蘇軾大多是從一個好官的角度，為百姓謀利，這表現在他與王安石派及司馬光派兩派的爭論上，更表現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為當地民眾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黃河決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蘇軾“廬于城上，過家不入”，奮戰七十余日，終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時，則修浚西湖，現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蘇堤，以紀念他的功績。惠州之后，蘇軾由官為民，這就更使他與民混然一體，他也在民眾的生活、特殊的風俗中得到了樂趣。他曾寫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食荔支二首》）

林則徐是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他雷厲風行，嚴禁鴉片，在虎門公眾銷毀沒收的鴉片煙237萬斤，取得禁煙運動的勝利，名振中外。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監察御史轉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興水利，發展農業，頗有政聲。鴉片戰爭時期主張嚴禁鴉片、抵抗侵略的愛國政治家。史學界稱他為近代中國的第一人臣

歐陽修知滁，于慶歷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慶歷八年閏正月朝廷詔徙知揚州，二月離開滁州，前后在滁州計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時間雖然不長，卻給滁州留下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給滁州留下了許多建設遺跡，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詩文，留下了與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歐陽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發現了豐山腳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經過實地察看，“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辟地以為亭”，開始在這里進行美景勝地的建設。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為“豐樂亭”，并親自撰文作記。同年，與豐樂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記》記之。兩亭的建成與《兩記》的問世，迅速在全國引起轟動。尤其是《醉翁亭記》這篇文章，以其生動的文字，精美的語言，為滁州展示了一幅風光絢麗的大自然畫面；又因為文章中深邃的含義，及其所表達的怡然情懷，一時震動整個學界。文章一出，遠近爭傳，滁州瑯琊山從此熱鬧起來。此后，瑯琊山、豐樂亭、醉翁亭，各景區陸續擴展，內容逐漸豐富，雖經歷史滄桑，但屢廢屢興，久而不衰，終成今日之規模。

第四篇：古代官員的交接問題

古代官員的交接問題 《儒林外史》中有一個細節，一般不為讀者注意，即王惠和蘧太守交接南昌太守一職。按常理，此時王惠已經到任升堂，下屬們都來拜見了新上司。蘧太守來拜過，王惠也回拜過，禮數都很周全，兩人換了印信，就可以各奔東西了。但書中有句話：“為這交盤的事，彼此參商著，王太守不肯就接。”也就是說，在關于賬目以及各項公物、公事的盤查和交代中，還有很多事沒有搞明白，王惠不肯辦手續，盡管遽太守歸心似箭，他也無法走脫。

這就涉及到古代官員的交接問題。黃惲先生寫過一篇《古代官員的接任與卸任》，文中根據光緒初年上海道臺劉瑞芬的日記，總結了中層官吏的接篆儀式：首先是舊道臺封印，隨后是新道臺一系列折騰，走完所有既定程序，如坐著轎子，從東面抬往西面，過了縣衙門，還得一直去，轎子要抬得四平八穩，叫做紫氣東來；轎子過了三牌坊，兜走太平街，再往東行，以取“太平無事”之意；到了道臺衙門的西轅門口，并不進去，仍舊往南，又折北，由東轅門進署，這叫做兜青龍。然后祭門、謝恩、拜印、升堂等。應該說，這些程序在更早的以前就存在，具體細節會有不同，但儀式少不了。對于我們這樣的“禮儀之邦”，所有參與者都駕輕就熟。但這不能算交接的重點，重點還是在人、財、物上。

中國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的局面。所謂的公共財政和皇家的私有財產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然也設置了掌管財政的機構如戶部之類，但公共財政歷來是皇家的提款機，幾乎沒人對此有什么異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花點錢又算什么。具體到下面也一樣，各級官員都有自己的助手幫助管理錢糧，但衙門里的各種花銷也要從錢糧里面出，公款私款依然糾結在一起。有一個典型的案例，《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中，將領蕭云仙受命修筑青楓城，共花費一萬九千多兩白銀。報賬時上級認定花費太多，只能報銷一部分，另外七千五百多兩銀子由蕭云仙自己出。按現在的法規，花銷超支算作瀆職，行政處罰（停職、撤職之類）或司法處罰均可，但談不到用私款賠償。而蕭云仙對此并無異議，而是東挪西借堵窟窿，甚至把父親的家底都給賠光了。這恰說明公款私款不分。

正因如此，官員交接時就有了好戲看。走的人想多帶點錢物，接手的希望前任多留下點。雖然都打著一心為公的旗號，但實際上考慮的都是自己的腰包，撥著自己的小算盤。那時又沒有專門的離任審計，接手者認賬，交接就能順利完成。不認賬，前任就走不了。不過，接任者也有離開的那一天，也得考慮自己將來面臨的境況，所以只要沒有太大問題，就會睜一眼閉一眼，讓前任平平靜靜離開，反正自己還有搜刮百姓的機會。除非是虧空太大，估計自己幾年內也彌補不上；或者本就是個不通人情世故的家伙，故意刁難前任，從前任那里刮點油水。唐朝時，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節度使，因為在倉庫數字上有爭議，就曾找來前幾任的交割狀勘驗，并上書皇帝：“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接任者未雨綢繆，要把接手的錢糧打折扣才行，甚至打了一半折扣。

王惠不肯交接，蘧太守只好讓自己的兒子來拜訪王惠。蘧公子對王惠說，老先生不必費心。我父親在此做官數年，仍保持著儒生習慣，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生活簡單；歷年積攢下的俸祿，約有二千兩銀子。我父親知道您一直當京官，收入少，開支清貧。如果您認為接手的倉谷、馬匹、雜項之類，有什么不夠的，我們把這兩千兩銀子全部送您填補。王惠一聽這話才放下心來，請蘧公子吃了頓飯，高高興興把他送走了。

其實不光是接任者為難前任，前任若豁出去跟繼任者死磕，繼任者也不好辦。不像現在，有組織部的人或者相關領導陪著來做交接，那時就是一個人拿著個委任狀去找另外一個人，雙方必然會有一個交鋒。這種時候其實是一個達成默契和妥協的過程，雖然有利益之爭，但一般情況下都不會把事兒搞得太大。

第五篇：我國古代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

文章標題：我國古代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

加強政績管理，必須加快建立科學的政績考核和評估機制。政績考核可以說是一個古老的話題，我國從秦漢時期就開始對官吏進行考核，到唐代官吏考核制度更是進一步發展成熟，積累了大量可供借鑒的豐富經驗。政績考核和評估機制的建設也可以說是一個全球化的課題，不論是我國古代的考課法，還是西方各國的公務

員法，各國都很重視對領導干部的考核及其政績的管理，英、美、法、日等國在公務員考核和晉升制度建設方面也各具特色。同時，政績考核和評估制度建設又是一個非常有時代意義的命題。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對領導干部的素質和執政能力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必須充分重視新時期干部考核制度的建設，不斷完善和推進干部政績管理制度建設。

我國古代的官吏考核，始于秦漢，熟于唐代。隨著歷史的變遷，幾經興衰，在人事考核工作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不少精華對今天仍有借鑒和參考價值。

歷史上我國考核官吏的制度隨著郡縣制的推行而產生，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得到加強。中國古代在官吏考核方面實施過多種有效的考核制度，無論是起始時間、考核內容，還是實施效果，都大大超過歐洲諸國。秦漢時期對官吏的考核主要是實行考課制度。考課就是對官員政績的考察，即今天的考績。考課是用于將職位責任同官員的能力行為聯系起來，以考績的標準來約束和激勵官員，以考課結果的優劣來決定對官員的賞罰黜陟，以便勸善戒惡，使考績得以發揮作用。秦代的考課是通過上計制度進行的。上計制即：郡臣于年初將一年的賦稅收入預算寫在木券上，呈送國君，國君把木券一分為二，國君執右券，臣下執左券。合乎標準的留任，不合乎標準的則罷免。上級官吏對下級官吏的考課也采取同樣的辦法。考課后分列等級，宣明優劣，決定升遷黜罰。上講考課事關國家大政，統治者非常重視。

唐代十分重視考績，較之前代有很大發展。唐代初期制定了考課法。貞觀三年（公元６２９年）唐太宗令：“房玄齡、王硅掌內外官考”；“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當時尚書省吏部是負責考課的機關。考績的目的是為了黜惡陟善。考課的等第不僅直接關系到官階的升降，還與俸祿的加與奪、官位的外遷、解職相關。唐制規定：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考，復進一階；一上下考，進二階。計當進而參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雖有下考，以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唐代官吏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小考只定等第，記入考狀備案。大考是綜合幾年來小考的等第來確定等等，決定對官吏的賞罰黜陟。考課在唐代作為管理官吏的一種重要的制度，考課定等第和復考都有嚴格的程序，考績與獎罰黜陟直接相關，以今天的眼光看，有不少合理之處，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東西。

宋代對官吏的考績亦稱“磨勘”。宋真宗時，文武官員三年為一任期，一年考一次，三考為一任。宋仁宗時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雖有視考績情況決定升遷的規定，但實際上是憑年資敘升遷，“不問其功而問其久”。結果“官以資則庸人并進”。由于宋代不重視考績，基本按年資論升遷，所以宋代官員多因循守舊，不求有功唯求任期內不發生過錯，到期得到升遷就滿足了。

明代考績分文武兩個系統進行，文官考績由吏部考功司負責，武官考績歸兵部武選司負責。文官考績方式主要是考滿，武官考績亦稱“軍政”。考滿，即按任職年限考核，以檢查是否稱職，并給予相應的處置，側重于褒獎、提升。考滿等級開列之后，按等處置。處置的基本原則是：“稱職者升，平常得復職，不稱職者降。”

清代對各級官吏的考核分為“考滿”和“考察”兩種。考滿每年進行一次，稱為一“考”，三考為“滿”。吏的匯考，每三年一次。對京官的考察稱為“京察”，對地方官吏的考察稱為“大計”。清代考察具體工作由吏部清吏司主持，清朝政府總結了明朝后期考核制度松散、官吏貪墨成風的教訓，進一步發展了封建官吏的考察標準。順治四年（１６４７年）頒布“四格八法”制度。所謂“四格”，即守、才、政、年。“守”分廉、平、貪三類；“才”分長、平、短三類；“政”分勤、平、怠三類；“年”分青、中、老三類。根據上述四格，綜合考核成績分為三等：稱職、勤職、供職。所謂“八法”即：一貪與酷者，革職提問；二軟與不懂者，革職免官；三年老有病者，退休離職；四才力不及與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調。考核時，除由都察院協同工作外，還有六科給事中負責監督，徇私者按保舉連坐法予以處分。所以，清代初期官員比較廉潔，國力也較后強盛得多。

縱觀我國古代人事管理制度的演變過程，可以看出，歷代王朝都比較重視對官吏的考核，都把考核作為一項重要的管理制度；有專門的考核機關，考核的目的均是為了黜惡陟

善，考核的等第不僅直接關系到官階的進退，還與俸祿加奪官位的外遷、解職相關；多數朝代對官吏的考核都包括政績、道德品質、治事才能、社會評價等內容，對政績的考核一般有明確的項目規定甚至是量化的標準；多數朝代考課立等和復考都有嚴格的程序。總之，凡比較明智的統治集團都把建立考核制度作為建設國有和鞏固政權的基本任務，通過嚴格的考核來實現官吏隊

伍的不斷更新和優化，從而造成興盛的政治局面。同時也可以看出，凡是不重視官吏考核的統治集團，官吏隊伍就會因循守舊，導致政局頹廢。總的看，中國古代的官吏考核制度，為促進當時經濟社會的發展、推動社會的進步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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