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述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要做兩項工作：一是認定案件事實；二是適用法律。其中認定事實是適用法律的基礎和前提，是整個民事訴訟的中心，而事實的認定則又是通過證明活動來實現的，要解決案件的證明問題，首先要搞清訴訟主體中誰負有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義務，即要明解舉證責任的分擔問題，可見，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在民事訴訟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長期以來，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在我國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法院包攬了所有證據的調查、收集，當事人的作用和積極性未能得到發揮，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懷疑，又使辦案效率受到了影響。為此，近年來，理論界開始重新審視這一制度，法院系統也已把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作為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積極加以推行，在引導當事人舉證，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通過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的頒布實施，對規范民事審判的舉證、質證、認證制度起到了積極的決定性作用，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各個法官對《規定》的理解不同，在具體案件中，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的要求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筆者通過對《規定》的學習結合審判工作的實踐，談一談對舉證責任分配的認識。

一、舉證責任的淵源及內涵探討舉證責任分配問題，首先必須解決我們分配的是什么，即須對舉證責任有個明確的定義。“舉證責任”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法典，公元前450年頒布的《十二銅表法》即有關于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的要求，但當時的法學家并未給舉證責任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從當時規定的舉證責任來看，僅是當事人向法庭提供證據的責任，自羅馬法時期提出舉證責任及其分擔學說以來，兩大法系的學者根據本國的司法特點及傳統分別對舉證責任的涵義賦予了不同的含義。時至今日，法律的發展及法學理論的研究以遠非夕日古羅馬帝國時期可比，不同國家，不同法系的學者們對舉證責任的概念或內涵作了不同的解釋，大約可分為以下幾種觀點。英美法學者一般認為舉證責任是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概念，大多數證據法學權威都認為舉證責任是個廣義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證據的責任和說服責任，前者是指訴訟開始時，或在審理、辯論過程中的任何階段，對爭議事實提出證據的責任，認為在正式的訴訟過程中，當事人有義務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關的證據在審判階段提出，否則，法院認為當事人已放棄利用這項證據的權利，不能在以后的審查中再提出該證據。后者是指訴訟的一方當事人為使法官（或陪審團）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實而承擔的證明責任。這種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由哪一方當事人承擔，取決于實體法對爭議事實的規定，所以，又被稱為“法定的證明責任”或“法定的責任”。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理論中，對舉證責任的含義的理解同樣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現為德、日兩國訴訟理論中的主觀舉證責任與客觀舉證責任之爭。主張舉證責任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的傳統觀念，該觀點把舉證責任看作是當事人就自己的主張向法院提供證據的一種義務或負擔，從行為角度考察舉證責任，又稱“行為責任”。德國法學家格拉斯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客觀舉證責任，該觀點認為：“關于訴訟上進行裁判的重要事實，真實或虛偽，不能得到心證時，規定其真偽不明的結果由哪一方當事人負擔，就是舉證責任。”把舉證責任視為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所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對舉證責任的研究較晚，大約始于八十年代，且受大陸法系學者的影響較大，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行為責任說。即從當事人提供證據及用證據證明其主張這兩方面行為來說明舉證責任，從行為的內容不同，具體又可分為提證責任說和證明責任說。提證責任說，認為舉證責任就是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或對自己的主張所依據的事實所負有的提供證據的責任。證明責任說，側重從證明的角度來說明舉證責任，認為：舉證責任，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加以證明的責任。證明責任說與提證責任說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證明責任說中的證明不僅包含向法庭提供證據的行為，而且還包括用其提供的證據向法庭說明、解釋其主張或主張的事實成立這一行為。證明責任說相當于英美法系的提證責任和說服責任的統一。（2）結果責任說。認為舉證責任是指當訴訟上無法確定某種事實的存在時，對當事人產生的不利后果。也有稱為“危險負擔”也就是大陸法系的客觀責任。（3）雙層含義說。又稱為提證責任與結果責任統一說，認為舉證責任既包括由誰提供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內容，也包括由誰承擔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法律后果的內容。（4）三層含義說。該觀點認為：舉證責任應當包括三層含義：第一，是指當事人對自己主張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第二，是指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應當能夠證明其主張具有真實性；第三，是指當事人對其主張不能提供證據，或所提供證據不能證明其主張的事實具有真實性時，可能承擔不利的裁判結果。以上對舉證責任涵義的不同理解，直接影響了我國學者對舉證責任的研究和司法實踐

第四，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舉證不能的救濟和人民法院依職權收集證據的義務。民訴法第64條、《規定》第15條、第16條、第17條對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或當事人申請調查收集證據的情形作了界定，該規定是公平原則在證據立法中的具體體現，也是從根本上保障了訴訟當事人實體權益不受侵犯。因為，當事人在訴訟中，其收集和調取證據的能力往往是處于相對劣勢的，特別是針對行政權或他人權益時，這種劣勢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就需要借助人民法院依據職權給予其支持，以確保法院能客觀地查明事實，可見，當訴訟當事人發現有符合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情形出現時，其在規定的時間內向人民法院提出具體的調查申請，應視為其已向法庭提供了證據，當然，申請調查的范圍應有嚴格的限制，所調查的證據在質證中出現的結果也應由申請人承擔，否則，法院又將回到包攬所有證據調查、收集及認證的老路上，也難免暗箱操作之嫌。第五，舉證責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所謂舉證責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應是指當待證事實真偽難辯時，法官依據一定的規則將舉證義務一部或全部歸于哪一方當事人承擔的判定。法官在行使裁量時，必須是該事實的舉證責任法律沒有特別規定的，且是案件實體裁判必須查清的事實。多年來，由于我國證據立法原因，司法實踐中對涉及舉證責任載量問題上的理解千差萬別，《規定》頒布施行以后，雖對舉證責任的自由裁量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但各個法官對《規定》的理解上不同，導致在操作上存在的差異較大，筆者認為，如何正確行使舉證責任的自由裁量權，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首先是從程序性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即是指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能夠引起訴訟程序發生變更或消滅的事實。應包括：

1、當事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是本案合格原告的事實；

2、被訴人侵害了原告的權益，或者與原告發生民事權益爭執，是本案合格被告的事實；

3、由代理人提起訴訟或參與訴訟時，是法定代理人或被授予代理權的事實；

4、案件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管轄的事實；

5、申請回避所依據的事實；

6、涉及財產保全或先予執行方面所依據的事實；

7、申請延期舉證或存在不可抗力事由及其他正當理由所依據的事實等。以上列舉的程序性事實不一定完全，有的以為《規定》所明確，但當涉及上述情形的爭執出現時，法官應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該項權利的當事人。因為，上述所列事實并不一定是一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如5、6、7三項則可能是原告方主張，也可能是被告方主張或抗辯。其次是實體性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即指當事人之間有爭議的民事法律關系據以發生、變更或者消滅的事實，以及那些妨礙權利和義務發生、變更和消滅的事實。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操作，筆者認為可從這幾個方面來把握：

1、產生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

2、變更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

3、消滅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

4、阻礙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上述四點應是在民事訴訟中確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礎和前提。如原告A向法院起訴，稱“被告B借其錢未還，請求判令被告歸還”；被告B答辯稱“已歸還”；雙方當事人均無其他證據，圍繞該案的舉證責任分擔，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A訴稱B借錢未還，B答辯稱已歸還，說明B已自認借錢事實的存在，原告A已無須舉證，現B主張已歸還，應向法庭提交消滅權利義務關系的證據；另一種觀點認為，B的答辯不構成自認，A應就權利義務關系的存在負舉證責任。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因為，原告A所主張的實質不是雙方之間是否發生過借貸關系的事實，而是A對B享有債權的事實，法官要查清的是雙方是否存在債權債務的事實，而不是雙方是否發生過借貸關系的事實，被告B的答辯也只能確定原、被告之間曾發生過借貸關系，不能認為被告是對債權的自認。由此可見，消滅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舉證，應是以對方當事人有證據證明權利義務關系存在時，所應承擔的舉證責任，上述案例中，原告A并無證據證明其對B亨有權利的事實存在，當然談不上要求被告就其反駁的觀點向法庭舉證。第三是根據公平、正義的理念來行使舉證責任的自由裁量權。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對一切案件的舉證責任都能作出公平的分配，因此，在法律沒有特別規定時，及按照實體和程序上的相關規定也無法判定時，法官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從舉證的難易程度、雙方收集證據能力的強弱程度及從有助于公共利益方面來確定舉證責任的分擔，應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如筆者曾看到這樣的案例報道，原告A訴某超市對其非法搜身侵害名譽權案，訴訟中，雙方當事人針對是否搜身的事實發生爭執，根據一般的規定，原告應對其主張承擔舉證責任，但在本案中，原告作為一個普通消費者，其相對于超市來講應是一個弱者，在其被超市人員帶到辦公室中檢查時，面對的都是被告的工作人員，原告是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雙方強弱之分是顯而易見的，如將舉證責任分配給原告，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審理該案的法官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了被告，從而成功的審結了該案，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該案舉證責任的分配充分體現了上述公平、正義原則的分配理念。

四、確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意義綜上所述，舉證責任是法院審理各類案件，特別是民事糾紛案件前提和基礎，特別是在《規定》實施以后，當事人的取證、舉證意識的提高，對于法院優質高效的審理各類糾紛案件均起到了積極作用。具體可分為如下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對當事人正確行使訴權的意義。

1、能夠指導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注意保全證據，以維護自己的實體權益；

2、在糾紛發生時，能夠指導當事人對訴訟前景作出正確預測，從而對是否提起訴訟作出正確抉擇；

3、訴訟中，能夠指導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有針對性地收集和提供證據；

4、有利于當事人正確對待販訴的結果，減少纏訴和上訴現

象。其次，對人民法院正確行使審判權的意義。

1、有利于人民法院轉換審判機制，提高辦案效率，真正體現公正與效率的主題；

2、為人民法院裁判事實真偽不明的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據；

3、促進人民法院的公正審判。

第二篇：試述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要做兩項工作：一是認定案件事實；二是適用法律。其中認定事實是適用法律的基礎和前提，是整個民事訴訟的中心，而事實的認定則又是通過證明活動來實現的，要解決案件的證明問題，首先要搞清訴訟主體中誰負有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義務，即要明解舉證責任的分擔問題，可見，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在民事訴訟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長期以來，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在我國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法院包攬了所有證據的調查、收集，當事人的作用和積極性未能得到發揮，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懷疑，又使辦案效率受到了影響。為此，近年來，理論界開始重新審視這一制度，法院系統也已把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作為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積極加以推行，在引導當事人舉證，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通過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的頒布實施，對規范民事審判的舉證、質證、認證制度起到了積極的決定性作用，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各個法官對《規定》的理解不同，在具體案件中，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的要求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筆者通過對《規定》的學習結合審判工作的實踐，談一談對舉證責任分配的認識。

一、舉證責任的淵源及內涵探討舉證責任分配問題，首先必須解決我們分配的是什么，即須對舉證責任有個明確的定義。“舉證責任”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法典，公元前450年頒布的《十二銅表法》即有關于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的要求，但當時的法學家并未給舉證責任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從當時規定的舉證責任來看，僅是當事人向法庭提供證據的責任，自羅馬法時期提出舉證責任及其分擔學說以來，兩大法系的學者根據本國的司法特點及傳統分別對舉證責任的涵義賦予了不同的含義。時至今日，法律的發展及法學理論的研究以遠非夕日古羅馬帝國時期可比，不同國家，不同法系的學者們對舉證責任的概念或內涵作了不同的解釋，大約可分為以下幾種觀點。英美法學者一般認為舉證責任是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概念，大多數證據法學權威都認為舉證責任是個廣義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證據的責任和說服責任，前者是指訴訟開始時，或在審理、辯論過程中的任何階段，對爭議事實提出證據的責任，認為在正式的訴訟過程中，當事人有義務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關的證據在審判階段提出，否則，法院認為當事人已放棄利用這項證據的權利，不能在以后的審查中再提出該證據。后者是指訴訟的一方當事人為使法官（或陪審團）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實而承擔的證明責任。這種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由哪一方當事人承擔，取決于實體法對爭議事實的規定，所以，又被稱為“法定的證明責任”或“法定的責任”。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理論中，對舉證責任的含義的理解同樣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現為德、日兩國訴訟理論中的主觀舉證責任與客觀舉證責任之爭。主張舉證責任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的傳統觀念，該觀點把舉證責任看作是當事人就自己的主張向法院提供證據的一種義務或負擔，從行為角度考察舉證責任，又稱“行為責任”。德國法學家格拉斯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客觀舉證責任，該觀點認為：“關于訴訟上進行裁判的重要事實，真實或虛偽，不能得到心證時，規定其真偽不明的結果由哪一方當事人負擔，就是舉證責任。”把舉證責任視為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所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對舉證責任的研究較晚，大約始于八十年代，且受大陸法系學者的影響較大，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行為責任說。即從當事人提供證據及用證據證明其主張這兩方面行為來說明舉證責任，從行為的內容不同，具體又可分為提證責任說和證明責任說。提證責任說，認為舉證責任就是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或對自己的主張所依據的事實所負有的提供證據的責任。證明責任說，側重從證明的角度來說明舉證責任，認為：舉證責任，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加以證明的責任。證明責任說與提證責任說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證明責任說中的證明不僅包含向法庭提供證據的行為，而且還包括用其提供的證據向法庭說明、解釋其主張或主張的事實成立這一行為。證明責任說相當于英美法系的提證責任和說服責任的統一。（2）結果責任說。認為舉證責任是指當訴訟上無法確定某種事實的存在時，對當事人產生的不利后果。也有稱為“危險負擔”也就是大陸法系的客觀責任。（3）雙層含義說。又稱為提證責任與結果責任統一說，認為舉證責任既包括由誰提供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內容，也包括由誰承擔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法律后果的內容。（4）三層含義說。該觀點認為：舉證責任應當包括三層含義：第一，是指當事人對自己主張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第二，是指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應當能夠證明其主張具有真實性；第三，是指當事人對其主張不能提供證據，或所提供證據不能證明其主張的事實具有真實性時，可能承擔不利的裁判結果。以上對舉證責任涵義的不同理解，直接影響了我國學者對舉證責任的研究和司法實踐。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通過的《規定》，是我國證據立法中第一部關于證據方面系統的規范解釋，《規定》對于舉證責任的內涵基本采用了上述第四種觀點，即三層含義說，同時又規定了證據提出的時間效力。從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內容來看，我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應是指當事人在規定時間內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或反駁對方的主張，有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這一概念體現在民事訴訟法第64條的規定中，即“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規定》第2條、33條、34條也對上述定義作了闡述。

二、舉證責任分配的內涵舉證責任的內涵確定了，舉證責任分配的內涵也就不難理解了。眾所周知，解決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是法院的職責，依照通常的規則，法院在裁判時，首先必須確定作為裁判基礎的事實是否真實存在，然后才能適用法律來判斷其法律后果，并最后作出裁判。事實的認定是法院通過相關證據的判斷來實現的。那么，這些認定事實所需的證據應由哪一方當事人提供并加以證明以及在法庭辯論結束前當事人主張存在的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應由哪一方承擔不利的結果，是一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這種確定哪一方承擔舉證責任的過程，就是舉證責任的分配。據此，舉證責任的分配可表述為：是指按一定的標準，將不同法律要件事實的證明責任，在雙方當事人之間預先分配，使原告對其中一部分事實負證明責任，被告對另一部分事實負證明責任。民事訴訟之所以需要分配舉證責任，其原因在于民事訴訟的復雜性，我們知道，民事訴訟不同于刑事訴訟，在刑事訴訟中，證明活動是緊緊圍繞所指控的被告犯罪事實，證明結果也是存與否，由于無罪推定原則的作用，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由控訴方承擔，一般不存在舉證責任分配的問題。民事訴訟則不然，作為證明活動主要對象的法律要件事實復雜多樣，包括引起法律關系發生、變更、消滅的事實，且在現代民事訴訟中，案件事實不是傳統訴訟中的“非黑即白”的狀態，而是呈現出非常繁雜、交錯的狀態，因此，訴訟中不僅要對各種法律關系的事實存在與否進行判斷，更需要對存在的狀態作出細致的證明。在民事訴訟中，原告是提起訴訟的一方，理應首先承擔證明責任，但如果將所有要件事實的證明責任都歸于原告，也是不公平的，這將導致原、被告訴訟地位失衡。原告不僅要對所有要件事實的存在與否承擔舉證責任，且要獨自承擔全部敗訴風險。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被告只需否認原告主張的事實，換言之，被告只需提出反證，使事實再度陷入不明狀態便可勝訴。這樣被告就因要件事實真偽不明而獲利，這顯然有悖于“依法裁判”的原則，對原告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需要有一個標準將舉證責任預先在雙方當事人之間進行分配，使得訴訟雙方在訴訟地位上處于平等狀態，這也是法院公正與效率原則真正體現的根本要求。

三、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關于舉證責任的分配，不同法系的學者歷來有所爭論，我國的證據立法，受大陸法的影響較大，民訴法第64條第一款的規定，應是我國法律對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的根本體現，《規定》也是在此原則的基礎上進行細化和對操作要求作一些具體的規定，由于成文法所固有的缺陷，《規定》第7條仍然要求法官在法無明文的情況下，自由裁量分配舉證責任。那么法官如何裁量，依什么標準裁量，將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實體利益，因此，必須嚴格依法進行，這里所說的“法”，應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及司法解釋。要做到依法分配，首先應做到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優先適用特別規定，沒有特別規定的可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的舉證能力等因素加以確定。從舉證責任的內涵中不難看出，當事人在訴訟中，根據不同的訴訟階段，其履行舉證責任的義務也是有區別的。首先，提證責任：

1、立案前的起訴受理階段：原告起訴時就其訴訟主張成立的基礎事實提供證據；法律依據：民訴法第108條、110條、《規定》第1條；義務不履行的后果：在立案前不履行提證責任，案件可能因不符合民訴法第108條、110條的規定而不被立案受理。

2、立案后到舉證期限屆滿前階段：立案后原、被告就其承擔舉證責任的事實負責提供證據；法律依據：民訴法第64條、《規定》第2條；義務不履行的后果：立案后就其負有舉證責任的事實不能提供證據時，其主張的事實不能被認定，從而以該事實所支持的訴請就可能得不到支持。其次，說服責任：主要表現在法庭調查中的質證階段及法庭辯論階段：在該階段，原、被告雙方要對已方證據的來源等相關問題向法庭或對方加以解釋說明并要回答對方的質疑，從而向法庭表明其所提證據具有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以及證明力；法律依據：民訴法第66條、《規定》第47條、48條、49條、50條；義務不履行的后果，主張的事實不被認定，從而導致訴訟請求不被支持的結果。第三，舉證責任的免除。訴訟經濟是除公正之外法院訴訟活動所追求的第二大價值目標，證明作為一項重要的訴訟活動應力求以最低的費用，最少的時間取得最佳的效果，為此，對一些不必證明的事實，即可免除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對于哪些事實可以免除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各國立法規定和理論觀點也不盡相同，我國民事訴訟法對此未作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通過的《規定》第8條規定了當然免證事實，即對方當事人自認的事實，第9條對無需舉證的事實作了規定，即對眾所周知的事實；自然規律及定理；根據法律規定或者已知事實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確認的事實；已為仲裁機構的生效裁決所確認的事實；已為有效公正文書所證明的事實。上述情形（除第2種外）除非對方當事人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當事人無須舉證。該規定應是誠實信用原則和訴訟經濟原則的充分體現。第四，當事人確因客觀原因舉證不能的救濟和人民法院依職權收集證據的義務。民訴法第64條、《規定》第15條、第16條、第17條對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證據或當事人申請調查收集證據的情形作了界定，該規定是公平原則在證據立法中的具體體現，也是從根本上保障了訴訟當事人實體權益不受侵犯。因為，當事人在訴訟中，其收集和調取證據的能力往往是處于相對劣勢的，特別是針對行政權或他～益時，這種劣勢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就需要借助人民法院依據職權給予其支持，以確保法院能客觀地查明事實，可見，當訴訟當事人發現有符合人民法院調查取證的情形出現時，其在規定的時間內向人民法院提出具體的調查申請，應視為其已向法庭提供了證據，當然，申請調查的范圍應有嚴格的限制，所調查的證據在質證中出現的結果也應由申請人承擔，否則，法院又將回到包攬所有證據調查、收集及認證的老路上，也難免暗箱操作之嫌。第五，舉證責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所謂舉證責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應是指當待證事實真偽難

辯時，法官依據一定的規則將舉證義務一部或全部歸于哪一方當事人承擔的判定。法官在行使裁量時，必須是該事實的舉證責任法律沒有特別規定的，且是案件實體裁判必須查清的事實。多年來，由于我國證據立法原因，司法實踐中對涉及舉證責任載量問題上的理解千差萬別，《規定》頒布施行以后，雖對舉證責任的自由裁量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但各個法官對《規定》的理解上不同，導致在操作上存在的差異較大，筆者認為，如何正確行使舉證責任的自由裁量權，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首先是從程序性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即是指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能夠引起訴訟程序發生變更或消滅的事實。應包括：

1、當事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是本案合格原告的事實；

2、被訴人侵害了原告的權益，或者與原告發生民事權益爭執，是本案合格被告的事實；

3、由代理人提起訴訟或參與訴訟時，是法定代理人或被授予代理權的事實；

4、案件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管轄的事實；

5、申請回避所依據的事實；

6、涉及財產保全或先予執行方面所依據的事實；

7、申請延期舉證或存在不可抗力事由及其他正當理由所依據的事實等。以上列舉的程序性事實不一定完全，有的以為《規定》所明確，但當涉及上述情形的爭執出現時，法官應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主張該項權利的當事人。因為，上述所列事實并不一定是一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如5、6、7三項則可能是原告方主張，也可能是被告方主張或抗辯。其次是實體性事實的舉證責任分配，即指當事人之間有爭議的民事法律關系據以發生、變更或者消滅的事實，以及那些妨礙權利和義務發生、變更和消滅的事實。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操作，筆者認為可從這幾個方面來把握：

1、產生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

2、變更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

3、消滅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

4、阻礙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上述四點應是在民事訴訟中確立舉證責任分配的基礎和前提。如原告A向法院起訴，稱“被告B借其錢未還，請求判令被告歸還”；被告B答辯稱“已歸還”；雙方當事人均無其他證據，圍繞該案的舉證責任分擔，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A訴稱B借錢未還，B答辯稱已歸還，說明B已自認借錢事實的存在，原告A已無須舉證，現B主張已歸還，應向法庭提交消滅權利義務關系的證據；另一種觀點認為，B的答辯不構成自認，A應就權利義務關系的存在負舉證責任。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因為，原告A所主張的實質不是雙方之間是否發生過借貸關系的事實，而是A對B享有債權的事實，法官要查清的是雙方是否存在債權債務的事實，而不是雙方是否發生過借貸關系的事實，被告B的答辯也只能確定原、被告之間曾發生過借貸關系，不能認為被告是對債權的自認。由此可見，消滅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舉證，應是以對方當事人有證據證明權利義務關系存在時，所應承擔的舉證責任，上述案例中，原告A并無證據證明其對B亨有權利的事實存在，當然談不上要求被告就其反駁的觀點向法庭舉證。第三是根據公平、正義的理念來行使舉證責任的自由裁量權。由于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法律不可能對一切案件的舉證責任都能作出公平的分配，因此，在法律沒有特別規定時，及按照實體和程序上的相關規定也無法判定時，法官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從舉證的難易程度、雙方收集證據能力的強弱程度及從有助于公共利益方面來確定舉證責任的分擔，應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如筆者曾看到這樣的案例報道，原告A訴某超市對其非法搜身侵害名譽權案，訴訟中，雙方當事人針對是否搜身的事實發生爭執，根據一般的規定，原告應對其主張承擔舉證責任，但在本案中，原告作為一個普通消費者，其相對于超市來講應是一個弱者，在其被超市人員帶到辦公室中檢查時，面對的都是被告的工作人員，原告是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雙方強弱之分是顯而易見的，如將舉證責任分配給原告，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審理該案的法官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了被告，從而成功的審結了該案，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該案舉證責任的分配充分體現了上述公平、正義原則的分配理念。

四、確立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的意義綜上所述，舉證責任是法院審理各類案件，特別是民事糾紛案件前提和基礎，特別是在《規定》實施以后，當事人的取證、舉證意識的提高，對于法院優質高效的審理各類糾紛案件均起到了積極作用。具體可分為如下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對當事人正確行使訴權的意義。

1、能夠指導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注意保全證據，以維護自己的實體權益；

2、在糾紛發生時，能夠指導當事人對訴訟前景作出正確預測，從而對是否提起訴訟作出正確抉擇；

3、訴訟中，能夠指導當事人、訴訟代理人有針對性地收集和提供證據；

4、有利于當事人正確對待販訴的結果，減少纏訴和上訴現象。其次，對人民法院正確行使審判權的意義。

1、有利于人民法院轉換審判機制，提高辦案效率，真正體現公正與效率的主題；

2、為人民法院裁判事實真偽不明的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據；

3、促進人民法院的公正審判。

第三篇：試述民事訴訟舉證責任的分配

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要做兩項工作：一是認定案件事實；二是適用法律。其中認定事實是適用法律的基礎和前提，是整個民事訴訟的中心，而事實的認定則又是通過證明活動來實現的，要解決案件的證明問題，首先要搞清訴訟主體中誰負有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義務，即要明解舉證責任的分擔問題，可見，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在民事訴訟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然

而，長期以來，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在我國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法院包攬了所有證據的調查、收集，當事人的作用和積極性未能得到發揮，既使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了懷疑，又使辦案效率受到了影響。為此，近年來，理論界開始重新審視這一制度，法院系統也已把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作為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積極加以推行，在引導當事人舉證，強化當事人舉證意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通過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規定》）的頒布實施，對規范民事審判的舉證、質證、認證制度起到了積極的決定性作用，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各個法官對《規定》的理解不同，在具體案件中，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的要求及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筆者通過對《規定》的學習結合審判工作的實踐，談一談對舉證責任分配的認識。

一、舉證責任的淵源及內涵探討舉證責任分配問題，首先必須解決我們分配的是什么，即須對舉證責任有個明確的定義。“舉證責任”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法典，公元前450年頒布的《十二銅表法》即有關于舉證責任及舉證責任分配的要求，但當時的法學家并未給舉證責任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從當時規定的舉證責任來看，僅是當事人向法庭提供證據的責任，自羅馬法時期提出舉證責任及其分擔學說以來，兩大法系的學者根據本國的司法特點及傳統分別對舉證責任的涵義賦予了不同的含義。時至今日，法律的發展及法學理論的研究以遠非夕日古羅馬帝國時期可比，不同國家，不同法系的學者們對舉證責任的概念或內涵作了不同的解釋，大約可分為以下幾種觀點。英美法學者一般認為舉證責任是個具有多種含義的概念，大多數證據法學權威都認為舉證責任是個廣義的概念，其中包括提供證據的責任和說服責任，前者是指訴訟開始時，或在審理、辯論過程中的任何階段，對爭議事實提出證據的責任，認為在正式的訴訟過程中，當事人有義務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關的證據在審判階段提出，否則，法院認為當事人已放棄利用這項證據的權利，不能在以后的審查中再提出該證據。后者是指訴訟的一方當事人為使法官（或陪審團）信服其提出的全部事實而承擔的證明責任。這種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由哪一方當事人承擔，取決于實體法對爭議事實的規定，所以，又被稱為“法定的證明責任”或“法定的責任”。大陸法系的民事訴訟理論中，對舉證責任的含義的理解同樣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現為德、日兩國訴訟理論中的主觀舉證責任與客觀舉證責任之爭。主張舉證責任是大陸法系民事訴訟理論的傳統觀念，該觀點把舉證責任看作是當事人就自己的主張向法院提供證據的一種義務或負擔，從行為角度考察舉證責任，又稱“行為責任”。德國法學家格拉斯于1983年首次提出了客觀舉證責任，該觀點認為：“關于訴訟上進行裁判的重要事實，真實或虛偽，不能得到心證時，規定其真偽不明的結果由哪一方當事人負擔，就是舉證責任。”把舉證責任視為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所應承擔的法律后果。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界對舉證責任的研究較晚，大約始于八十年代，且受大陸法系學者的影響較大，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1）行為責任說。即從當事人提供證據及用證據證明其主張這兩方面行為來說明舉證責任，從行為的內容不同，具體又可分為提證責任說和證明責任說。提證責任說，認為舉證責任就是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或對自己的主張所依據的事實所負有的提供證據的責任。證明責任說，側重從證明的角度來說明舉證責任，認為：舉證責任，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加以證明的責任。證明責任說與提證責任說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證明責任說中的證明不僅包含向法庭提供證據的行為，而且還包括用其提供的證據向法庭說明、解釋其主張或主張的事實成立這一行為。證明責任說相當于英美法系的提證責任和說服責任的統一。（2）結果責任說。認為舉證責任是指當訴訟上無法確定某種事實的存在時，對當事人產生的不利后果。也有稱為“危險負擔”也就是大陸法系的客觀責任。（3）雙層含義說。又稱為提證責任與結果責任統一說，認為舉證責任既包括由誰提供證據來證明案件事實的責任內容，也包括由誰承擔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法律后果的內容。（4）三層含義說。該觀點認為：舉證責任應當包括三層含義：第一，是指當事人對自己主張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第二，是指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應當能夠證明其主張具有真實性；第三，是指當事人對其主張不能提供證據，或所提供證據不能證明其主張的事實具有真實性時，可能承擔不利的裁判結果。以上對

第四篇：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制度

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制度

?摘要?：民事審判實踐中，幾乎每一案件的審理都涉及“證人證言”證據的運用，證人證言有著不可或不可代替的作用。證人證言有別于其他證據，是客觀現象經過人的感官、抽象思維、記憶，爾后用語言形式表達出來的，易受客觀環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識，人際關系，時間推移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如何準確地對此類證據予以審查、核實、認定，便成為左右審判質量，效率、效果的關鍵。在傳統審判方式中，證人證言的收集認證存有證人不愿作證、不愿出庭，作偽證，法庭包攬取證庭上無人證等諸多弊端，不僅易引起當事誤解，產生與法官的敵對情緒，而且影響了審判效率、質量，為了配合審判方式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對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予以完善。?關鍵詞?：民事訴訟 責任 舉證責任

所謂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于訴訟中所主張的案件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同時指在訴訟結束之間，如果案件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應當由該當事人承擔敗訴或不利的訴訟后果的責任。

民事審判實踐中，幾乎每一案件的審理都涉及“證人證言”證據的運用，證人證言有著不可或不可代替的作用。證人證言有別于其他證據，是客觀現象經過人的感官、抽象思維、記憶，爾后用語言形式表達出來的，易受客觀環境，智力水平法律意識，人際關系，時間推移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如何準確地對此類證據予以審查、核實、認定，便成為左右審判質量，效率、效果的關鍵。在傳統審判方式中，證人證言的收集認證存有證人不愿作證、不愿出庭，作偽證，法庭包攬取證庭上無人證等諸多弊端，不僅易引起當事誤解，產生與法官的敵對情緒，而且影響了審判效率、質量，為了配合審判方式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對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予以完善。

一、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意見

（一）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有利于審判方式改革的順利進行。民事訴訟法第70條明確規定，證人出庭作證是一項法律義務，而如何正確履行這一義務，以及不履行義務的后果，法律沒有規定。因此，改革和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已是當務之急。

（二）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有利于杜絕偽證。傳統審判方式中，由當事人提供證人，法庭調查和作調查筆錄，或者當事人直接提供某證人的證言，與其證人證言，不如說是“紙證人”。開庭時證人往往不到庭，由法官對“紙證人”進行審查。這樣為當事人提供偽證開了方便之門。法官由于對證言效力的懷疑，往往會重新調查證人，導致重復勞動，不利于貫徹效率和效益原則。

（三）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有利于和國際慣例接軌。西方多數國家對證人出庭出證都有嚴格規定，甚至不承認“紙證言”的效力。因此，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是世界各國審判方式發展的趨勢。

在民事訴訟法中，舉證責任并非始終歸當事人一方承擔。相反，舉證責任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在普遍侵權案件中，受害人應就加害人有故意過失的要件事實、以及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存在因果關系的事實進行舉證，這是根據一般舉證原則所作的分配，然而在特殊侵權案件中，這種方法存在局限性。因此，對于按一般原則應由受害人負責舉證的一些事實，尤其是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的事實及是否存在過錯的事實，直接由加害人承擔真偽不明時的敗訴風險及相應的首先舉證的責任。

二、證人出庭作證的具體程序應當規范 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民事案件的審理程序，而對證人由誰確定和通知出庭，由誰對證人發問，質證人證言的證據效力的認定。等證人出庭作證的具體程序，并無詳盡的規定。傳統的做法是當事人提供證人線索，法官調查，視情況通知證人出庭并在庭審中向證人發問或只宣讀調查證人的筆錄，不免產生法官包攬舉證之嫌，不利于案件的公正處理。因此，對證人出庭作證的具體程序進行規范，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訴訟過程中的舉證責任是有其客觀基礎和內在必要的，它是當事人之間合理分擔舉證責任的前提和理論基礎。當事人各方不僅要針對已方訴訟請求的依據的事實舉證，也要為自己所提出的其他抗辯主張舉證。此外，當原告提出的證據已經能夠證明支持其訴訟請求的基本事實存在并合乎邏輯的，被告亦應舉證反駁。據此，我進而認為，誰主張誰舉證所言之“主張”并不是直接指對權利的主張或訴訟請求，而是指當事人各方對自己所提出的各種關系事實的積極主張否則舉證責任就偏向了原告一方，走向了不合理。當然，舉證責任的轉移也必須有一個基點，這就是上輪舉證方所舉的證據已經能夠證明支持其訴訟請求的事實主張的存在。

三、強制證人履行出庭作證義務的措施 審判實踐中“證人不愿出庭作證”“證人做偽證”的問題比較嚴重，應當認真加以解決。

（一）制定和完善強制證人出庭的措施

審判實踐中當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證人不愿出庭的情況普遍存在。不少法官為此只能再向證人一一進行調查、審核，并且在證人無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情況下，亦聽之任之，既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影響了法律的嚴肅性，而法律對如何保障證人到庭亦無明確規定，制約了審判工作的順利進行。世界上許多國家訴訟立法及證據立法方面都十分重視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且制定了較為完備的證人到庭的法律責任條款，以約束證人履行出庭作證的義務。從理論上講，證人不出庭作證，是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因此根據其性質制定同強制當事人到庭的措施是較為可行的，完善制裁措施，以求得實效。還應當注意在各類訴訟活動中，強化這方面的法制宣傳，教育公民知法、守法、依法積極履行出庭作證義務。

（二）建立和完善偽證的防治和懲罰制度

一般說來，偽證行為是發生在民事訴訟法過程中的，且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故意，客觀上影響人民法院對案件的正常審理，對偽證行為的結果可不要求必須造成實際損害，若造成實際損害，可作為從重處罰的情節予以考慮，懲罰偽證行為也是重視證人不作為的情況，若有其他證據證實某人實際了解案件的某一事實而該人又詐稱不知，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不作證，既影響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也應當為“妨害司法”行為而承擔相應責任。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十章規定了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其中第102條第一款規定，“偽造、毀滅主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五條的第三項規定，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者毀滅證據的，無論屬于何方，必須受法律追究。立法部門或司法部門有必要對偽證行為的具體特點，表現情節進行總結，通過立法，司法解釋的方法，對懲罰偽證行為具體的措施予以固定，指導人民法院的操作，以有效地打偽證行為，維護正常的司法程序”。

四、建立證人權益保障制度

當前普遍存在的證人不愿出庭，不愿作證的問題除由于人們的法律意識和對證人義務制約措施不力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證人權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民事訴訟法對證人的出庭義務雖有規定，但對證人的權利沒有具體規定，對打擊報復證人侵犯證人人身財產權利等違法行為打擊不力，證人出庭作證所遭受的經濟損失得不到相應補償，致使權利義務不能對等。因此，要完善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必須建立完善證人權利保障制度，消除證人顧慮，調動證人出庭作證的積極性。

（一）完善證人人身財產權利保障措施

證人人身財產權利同普通的公民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侵犯證人的人身、財產權利主要是指由于證人即將正在或已向法庭提供證詞的作用，侵害人阻繞，破壞證人作證而對證人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打擊報復及侵害其財產的違法行為。保障證人人身、財產權利，首先應在立法上堵塞保障不力的漏洞。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二、四項對有關的情況作了規定，當事人或其雇用的人對證人的人身、財產權利的侵害，除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外，人民法院依照民訴法第102條有關規定處理自然沒有異議，但審判實踐中，證人的人身、財產權利受到侵害往往發生在民事案件審理終結，執行終結之后，當事人片面地將自己敗訴的訴訟結果歸咎于證人的出庭作證，從而導致打擊報復證人的違法行為發生。因此，提高執法人員的認識和業務素質嚴肅執法，嚴懲此類違法犯罪行為也是當務之急。

（二）完善偽證的防治措施

首先，應建立具結宣誓制度。證人應當身法庭宣誓保證：“忠誠于法律，不作偽證”，否則，承擔法律后果，其次，應建立偽證懲罰制度。只要行為人主觀上存在故意，客觀上影響人民法院對案件的正常裁判，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而不必要求偽證行為必須造成實際損害。只要證人有偽證行為，就應予以罰款、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責任。

（三）完善證人應得利益的補償制度

證人應得到利益補償是證人因在人民法院決定的日期內出庭作證而對其原先應得的物質利益及不應有的支出，給予經濟補償，使之不受損失的做法，證人應得的物質利益及支出一般主要包括：誤之損失，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等，證人的誤工損失與其職業收入密切相關，證人是承包經營戶或個體工商戶的其誤工損失可參照一定期限內平均收入的數額酌定，有固定收入的，其誤工損失不應低于平日工作的實際收入和獎金，沒有工資收入的其誤工補償標準一般應略高于當地一般臨時工的工資標準；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也應不低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同類差旅，補助待遇。

第五篇：民事訴訟證據的規則及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證據的規則及舉證責任

摘要：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201次會議通過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這標志著我國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已經初步體系化。文章對現行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體系作了一個簡明的闡述，從宏觀上表達了對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宏觀發展方向的一些見解。

關鍵詞：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立法現狀

一、證據規則的一般界定

任何證明活動都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否則便不能保證證明結果的正確性，而司法證明活動作為嚴格的國家司法機關和當事人依法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的訴訟活動，更要遵循一定的規則。作為證據規則發展最為深遠的英美法系國家，他們的證據規則重在指證據的可采性規則。即那些在庭審中或審理中對證據的可采性問題起支配作用的規則。其中，關聯性證據規則是可采性規則的前提，而證據排除規則是可采性規則的例外。在我國則不同，鑒于我國的訴訟程序立法起步較晚，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證據規則的概念才在我國流行起來。故我國一般將證據規則界定為收集和運用證據的規范和準則。具體概括為，關于訴訟過程中取證、舉證、質證、認證活動的法律規范和準則。

證據規則的基本特征有三：第一，設臵證據規則的目的是為了規范和約束訴訟過程中的取證、舉證、質證、認證活動，以保證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第二，證據規則的基本內容是有關在訴訟過程中如何取證、舉證、質證、認證的規范和準則。第三，證據規則并非某一個或幾個證據規范，而是由一系列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法律規范組成的有機整體。

二、證據規則的法律屬性

證據規則是程序法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證據規則的許多內容規定在程序法之中，本身就是程序法規范。但是，作為程序法的一個特殊的部件，證據規則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具體來說證據規則具有以下法律屬性：

一是具有強制的效力，即約束力。不管是執法人員還是律師、當事人和訴訟參與人，只要他們的行為違背了證據規則的規定，該行為就將被法院認定為違法無效。

二是具有明確的指導性。因為證據規則是具體的操作規程，執法人員、律師、當事人和訴訟參與人可以直接從證據規則中得出自己應當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答案。

三是具有明顯的程序性。證據規則總體上屬于程序法的范疇，是程序法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但是，其與實體法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一方面，證據規則是執行實體法的手段之一。其著眼于案件事實和證明過程，主要任務是為實體法提供必要的事實要件。另一方面，實體法規范是形成和確定證據規則的根據之一，在證明對象和舉證責任的分配等方面，實體法的規定起決定性的作用，許多證據規則甚至規定在實體法中。

但是，總的來說，證據規則本質上是程序法，是當事人之間進行公平“競賽”的規則。

三、我國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立法現狀

證據規則屬于法律規范的范疇，是以法律形式規范司法證明行為的準則。由于不同國家的法律傳統和制度不同，所以在不同國家證據規則的立法形式和內容也有所不同。我國建設現代法律制度的歷史不長，基本上源于20世紀70年代末。迄今，已形成了以《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中的證據規定為主干的一切有關證據法律規范的多層次證據法律體系。它共分為四個層次，而證據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就緊密依附于現行證據法律體系之中：第一層面是憲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層面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基本法律，如《民事訴訟法》等程序法以及《民法通則》、《刑法》等實體法。第三層面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針對證據問題所作的一系列司法解釋、部門性規章。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證據規則》等等，他們是最具操作性的法律規范。第四層面是我國締結的一些證據方面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條約，如《關于從國外調取民事或商事證據的公約》，等等。

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主要體現在《民事訴訟法》等基本法律和2001年l2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等司法解釋中。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立法中已經基本確立的證據規則有：

(1)庭前證據交換規則。所謂庭前證據交換規則是指開庭審理前由法院組織當事人相互就支持自己主張的證據出示給對方，并由對方發表認可或不認可等意見的活動。我國先前的《民事訴訟法》雖然有“審理前的準備”程序，但是沒有將庭前證據交換納入其中。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才對該規則予以具體的闡述。

(2)最佳證據規則。該證據規則主要是針對民事訴訟物證原物、書證原件的一項證據資格規則。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頒布實施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78條規定：“證據材料為復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物線索，沒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證，對方當事人又不予承認的，在訴訟中不得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可見，我國的這個規定比英美法系國家的規定更加嚴格。

(3)自認規則。所謂自認規則是指法院可將當事人對自己不利的事實的承認作為證據予以采納的規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自認規則作了很基本的規定，之所以說它規定得比較基本，是因為對其的規定不夠全面、詳盡。

(4)關聯性規則。所謂關聯性規則是指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必須與待證事實之間存在內在的必然聯系。我國在民事訴訟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雖未對證據的關聯性作出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在這方面享有足夠的司法裁量權。

(5)證據的可采性規則。證據法上的可采性規則是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法系國家的通常用語。它是指證據必須為法律所容許，才可用于證明案件中的待證事實。我國先前的《民事訴訟法》和司法解釋規定有一些可采性規則，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7O條、《關于民事訴訟的若干意見》第98條的規定。該規則的設臵實際上構成了對法官就證據采用的自由裁量權的有效制約，有利于克服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弊端。

(6)交叉詢問規則。即由當事人或律師對對方提供的證人進行詢問。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5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經法庭許可，可以向證人、鑒定人和勘驗人發問……”由此可見，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并不排斥交叉詢問的做法，只是沒有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這實質上與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難和職權主義的審判模式不無關系。

(7)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除非法律另有特別規定，法院不得以非法證據來確定案情和作為裁判的依據。根據我國《民事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68條“……非法取得的所有證據都要排除……”可見，這比在刑事訴訟中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范圍要廣泛一些。

(8)推定規則。所謂推定規則是指司法者借助于現存的事實，據以推斷出另一相關事實存在著一定的假設。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尚無關于推定的規定，但1998年的《最高法院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第30條和《民事證據若干規定》第75條均作出了對“妨礙舉證”的推定。

(9)司法認知規則。又稱審判上的認知，指法院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就某種特定的待證事實，不待當事人主張或舉證，即確認為真實并作為判決依據的一種證明方式。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67條、《民事證據若干規定》第9條的相關規定。

(10)蓋然性規則。指由于受到主、客觀的條件限制，司法上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實的認定依據庭審活動對證據的調查、審查、談判之后而形成的相當程度上的內心確信的一種證據規則。我國《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對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作了初步規定，只是不夠具體。

(11)補強證據規則。所謂補強證據規則是指某一證據由于其存在證據資格或證據形式上的某些瑕疵或弱點，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必須依靠其他證據的佐證，借以保證其真實性或補強其證據價值。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和相關的司法解釋都有補強證據規則的相關規定。

四、我國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立法的完善

從我國民事訴訟中現存的證據規則可以看到，由于我國現行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創建的歷史不長，許多內容還處在調整過程中，因此還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在立法形式上缺乏統一性。證據規則散見于三大訴訟法及其他的有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之中，相互之間難免存在不一致和不協調之處。

其次，在法律效力上缺乏權威性。因為現行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多數是規定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的司法解釋之中。這種規定法律效力等級較低，難以在司法實踐中確保統一的貫徹執行。

再次，在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內容上缺乏可操作性。因為大部分規則是從正面就證據能力或證明力受限制的情形作出原則性規定，缺乏具體的可采性或原則性規范。

最后，我國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在體系上缺乏協調性、完整性。一般程序性規則泛濫，而沒有許多實用性的規則。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從大的立法趨勢上提出如下看法：

第一，立法重心必須做一個調整。民事訴訟的立法重心應該實現由偏重于程序性規則轉向偏重于實體性規則，由偏重于證明力規則轉向于偏重于證據能力規則。

第二，具體證據規則必須切實有效。現有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呈現“立法司法兩張皮”的現象。因為這些證據規則大都是孤立的，沒有搞好配套性保障規則的建立。為此，我們在借鑒國外經驗時，必須實行扎實的本土化改造。

第三，在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體系構建上必須重視規則之間內在的邏輯聯系，確 保體系完整。因此，證據規則的體系構建應該以證明活動的環節為基礎，以訴訟進程的階段為依據。訴訟中的證明活動由取證、舉證、質證、認證四個環節或階段組成。與此相應，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體系也應該由這四個方面的內容組成，即取證規則、舉證規則、質證規則和認證規則。

具體來說，在舉證方面，我們應該確立和完善證人詢問規則、鑒定規則、證據保全規則、證人作證豁免權規則以及律師、當事人、法官調查取證規則，等等。在舉證方面我們應該確立和完善證明責任分配規則、庭前證據交換規則、舉證時限規則、舉證程序規則、特別是證人強制出庭作證規則、證人作證經濟補償規則和證人保護規則，等等。在質證方面，我們應該確立和完善質證的程序性規則、質證的方式規則、質證的保障性規則，如交叉詢問規則，等等。在認證方面，我們應該確立和完善認證的方式規則，如當庭認證規則以及證據的各種采納和采信規則。

五、結語

我國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已經初呈體系。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進步，人們逐步認識到訴訟程序的重要性，并通過積極向西方學習，結合本國的司法實踐經驗，初創了我國的民事訴訟證據規則體系。當然，其不完善之處在所難免，筆者結合當前的立法現狀談了一下自己的淺見，只求我國的法制之路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