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舉證責任

民訴論文

舉證責任辨析

“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是實踐中法律工作者形容證據重要性的經典用語。在大陸法系類型的我國，整個訴訟程序以法官為中心，奉行職權主義，具有著糾問程序的特點，這就意味著當事人雙方誰能提出足夠的證據贏得法官的對己方所證事實的心證，誰就能贏得訴訟。然而在民事訴訟中，當法官和當事人窮盡了一切法律所許可的發現真實的所有手段之后，某一要件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時，法官不能以事實不清而拒絕裁判，此時只能依據一定的標準認可或否定一方當事人的主張，這就產生了證明責任問題。

一、舉證責任的由來

舉證責任制度最早產生于古羅馬法時代。古羅馬法上關于舉證責任制度的規定可以概括為五句話：“原告對于其訴，以及其訴請求之權利，須舉證證明之”，“原告不舉證證明，被告即獲勝訴”，“若提出抗辯，則就其抗辯有舉證之必要”，“為主張之人負有證明義務，為否定之人則無之”，“事物之性質上，否定之人無須證明”。簡言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羅馬法的舉證規則在歷經中世紀的寺院法的演變之后，到了德國普通法時代確立了原告就其訴訟原因的事實為舉證，被告就其抗辯的事件事實為舉證的一般原則。在我國的封建社會同樣也有類似于舉證規則的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刑訴中，原告人、被告人雙方均負有證明責任。法律要求，控告別人犯罪，必須屬實，否則要承擔一定的后果。《唐律疏議》規定：“諸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還規定，在審訊中拷打被告人達到法定限數而不供認的，要“反拷告人”。

“舉證責任”這個詞正式在我國法律中出現是在《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其歷史背景是清政府在面對國內革命運動“心腹之患“和西方列強侵略的”肘腋之憂“，以及官僚士大夫以受賄領事裁判權為所謂的“變法自強之樞紐”的呼聲，而不得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主持清政府民法修訂的日本民法學者松崗義正第一次把“舉證責任”引入我國，并定

義為：“舉證責任者，兼言之，即當事人為避免敗訴之后果，而有證明特定之必要。”從松崗義正的表述來看，他所理解的“舉證責任”是一種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

二、什么是舉證責任

證明責任的內涵直接影響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的設定 ,所以有必要首先明確證明責任的基本含義。證明責任的內涵經歷了從行為責任（主觀證明責任）到結果責任（客觀證明責任）的演化過程。從上述舉證責任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在古羅馬時期所遵循的是一種主觀上的證明責任，即當事人為贏得法官的心證，防止不利的訴訟結果出現而從主觀上積極尋找證據對己方請求加以證明的責任。法官不考慮待證事實真偽不明的請況下由誰承擔不利后果。

在英美法系中，法官作為中立的裁判者，不負責對事實的追究和認定，而是由陪審團認定當事人所證事實的成立與否，所以在英美法系的傳統上并沒有區分主觀的舉證責任和客觀的舉證責任，此時當事人為獲得裁判者的心證，就必須提出證據加以證明，證據不足時也就當然承受其不利后果。到了1883 年, 德國訴訟法學家尤利烏斯·格爾查在他的著作 《刑事訴訟導論》(handbuch des St rafp rozesses)中首次將舉證責任區別為客觀的舉證責任和主觀的舉證責任，客觀證明責任的概念也首次進入人們是視角，客觀證明責任即通常所說的結果責任，即當某一事實處于真偽不明時，通過假定或者擬制某一事實存在或者不存在來作出裁判，進而使一方當事人遭受危險或者不利益。法學家們最終將“雙重含義說”奉為橫跨兩大法系證明責任領域的通說。

舉證責任發展到結果責任使得舉證責任分配成為影響訴訟結果的關鍵因素，這對于證明責任分配原則的設定提出了具備正當性以及滿足平等、公平的要求，從而為最終實現實體法的正義提供先決條件。當事人在確知預先設定的舉證責任的前提下，窮盡一切證明手段獲得法官的心證，如果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時再依據舉證責任讓一方承擔訴訟的不利后果，這種制度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使得裁判結果更具有公信力。也是法治化的一種表現。

三、舉證責任在我國的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這是一種行為責任。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隨著國內民事訴訟法理論的發展，結果責任的定義也成為逐步學界公認的理論。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 的司法解釋中第 2條規定:“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 ,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此解釋即區分了主觀的證明責任和客觀的證明責任，明確了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由此決定了我國的舉證責任是一種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的統一。

把結果責任引入我國民事裁判中是法治進程的一大步，但舉證責任在適用上的仍需明確，客觀的證明責任前提必須是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構成 “真偽不明” 環境條件是：1、原告已經提出有說服力的主張；2、被告也已提出實質性的對立主張；

3、對爭議事實主張需要證明；

4、所有程序上許可的證明手段已經窮盡, 法官仍不能獲得心證；

5、口頭辯論程序已經結束，上述第3 或第4 項狀況仍然沒有改變。對第4點的把握應是適用舉證責任的最重要前提，法官不能因在未窮盡所有證明手段之時簡單適用舉證責任進行裁判，舉證責任只能是為解決爭議，維護法律權威最終的裁決標準。缺少了這個前提，在裁判中喪失的不僅是程序的不公正，更會導致實體的不正義。在前提條件滿足的情況下，適用舉證責任仍需明確以下幾點：

1、舉證責任不是一種義務，也不是相對方的與此相應獲勝的權利。它不是關于證明的規定，而是關于不能證明的規定。它的適用必須基于真偽不明的狀態，如果法官在裁判過程中能夠依據現有的證據形成自由的心證，則舉證責任就沒有適用的必要了。不能依據舉證責任的分配要求一方當事人必須提出某項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當相對方所提供的證據鏈條同樣不能獲得法官的自由心證時，最公正的裁決方式應是依據證據的強弱進行裁判，不能當然的認定負有舉證責任一方承擔不利結果。

2、舉證責任不只適用于某一具體案件，而是作為一種預設的規則為當事人雙方所知曉，當事人應當明確當舉證不力時所承擔的不利后果。在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中，法官雖然是個中立的裁判者，但應當積極需求事實真相，依據已有證據確定當事人的責任歸屬，只有當窮盡一切證明手段仍無法獲得事實時才能放棄尋求事實的努力，以舉證責任制度公平的進行裁判。

3、舉證責任的適用不止適用于決定案件的主要事實，同樣也適用于影響審理結果的次要事實，對某個事實承擔的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不能作為認定其他事實舉證責任的標準，最后的裁決結果還應建立在對所有事實認定和舉證責任明確歸屬的基礎上。

4、在訴訟過程中，應準確把握《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 的司法解釋中第 2條規定：“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 ,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是一種行為責任，主觀上的責任，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不能就此認定當事人沒有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就承擔不利后果，事實在法官在心證中成立與否還應考慮相對方對事實的承認或反駁。“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 是一種結果責任，也是我們通常理解的負有不利后果的舉證責任。當行為責任與結果責任同時并存時應準確把握民事訴訟法和實體法的有關規定，不可混淆。

四、總結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賦予了法官依據具體案件準確把握實體正義的權利，但過度的適用總會招致不公正，司法混亂的嗔言。舉證責任制度作為一種預設的前提為法官在面對真偽不明的案件時能夠真正成為中立的第三方裁判者，有效的維護了法律的權威和程序價值。在舉證責任適用的過程中，準確區分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辨析舉證責任的真正含義，掌握舉證責任的適用范圍至關重要，甚至成為影響整個訴訟結果的關鍵，這就要求我們對現有制度勤加學習，借鑒國際先進法律理念，努力完善自我。

第二篇：舉證責任案例

【案情】原告訴請法院要求被告陳某償還借款1萬元，其所提供的證據為陳某1996年的借條，借據中有陳某的簽字。陳某到庭辯稱，其未向原告借款，借據中的簽名非其所簽。原告遂申請法院進行筆跡鑒定。在法院的要求下，陳某當庭書寫了二十余份簽名，法院將其送鑒定部門進行鑒定，但鑒定部門以樣本不足無法鑒定為由予以退回，并要求提供1996年前后陳某的簽名樣本。而陳某聲稱找不到1996年的筆跡樣本。

【分歧】本案舉證責任如何分配，產生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提供鑒定樣本的舉證責任應由陳某承擔。陳某否認在借款申請上簽名，原告申請鑒定，已盡到了舉證責任。陳某作為樣本持有人，應負有提供樣本的義務，由于陳某沒有能夠提供相應的筆跡，致鑒定無法進行的不利后果應由陳某承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應該推定借據上為陳某本人的簽名。

另一種意見認為，借據中簽名的舉證責任在原告，被告具有配合鑒定的義務。在被告已盡配合義務的情況下，不能推定陳某拒不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而判決陳某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本案中，原告主張與被告陳某的借款合同關系成立，而陳某予以否認，應當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原告應當承擔證明該簽名為陳某所簽的舉證責任。如果責令陳某承擔舉證責任，顯然強人所難，因為一個人難以為沒有發生過的事實進行舉證。

原告可以通過申請筆跡鑒定、提供證人證言等證據來證明為陳某本人所簽。原告在不能提供其他證據的情況下，申請法院進行筆跡鑒定，此時，被告作為簽名的本人，應當負有提供簽名樣本的義務。如果被告不履行配合鑒定的義務，則原告就無法完成舉證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一方的行為就構成了對原告一方舉證權利的妨害，法院可以“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為由，判令被告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本案被告根據法院的要求，當庭提供了一定數量的簽名，已盡到一定的配合義務。由于時間間隔已久，以陳某現在的簽字，根據筆跡鑒定的要求，尚不能完全肯定1996年的簽字為陳某所簽，導致鑒定無法進行。在這種情況下，陳某表示不能找到1996年的筆跡，如果再要求陳某提供1996年左右的筆跡，顯然過于苛刻。因此，本案的原告尚未完成自己的舉證義務，應當繼續舉證。如不能舉證，則應當承擔敗訴的責任。(

第三篇：淺析醫療糾紛及其舉證責任

淺析醫療糾紛及其舉證責任

論文摘要

隨著醫療事業的發展和人們維權意識與法律意識的增強，醫療糾紛已經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醫療糾紛訴訟案件也呈逐年上升之勢。近年來, 由于患者和醫院之間的信任關系日趨緊張, 由醫療爭議引發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 令人觸目驚心。2002年4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確立了醫療侵權糾紛中適用舉證責任倒置規則，《規定》抓住了醫療訴訟的關鍵，既體現了法律的宗旨，又體現出法律嚴肅、公平、公正的震懾力量。這種舉證責任規則從一定程度上平衡了醫患雙方在信息占有上的不對等地位，部分免除了患者的舉證責任，擴大了對患者的保護范圍，加重了醫療機構在訴訟中的舉證責任。醫療行為本身就具有高度風險性和高度未知性，如果醫療機構為避免醫療糾紛，不敢大膽嘗試新的醫學領域和醫療方法，將會嚴重阻礙醫學科學的發展．因此，本文從醫療糾紛的含義及特點著手，對舉證責任及其法律特征、舉證責任倒置及醫患雙方的責任分配等問題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討，并與國外醫療事故的舉證責任相比較，正確認識醫療糾紛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問題，努力構建相互信任的醫患關系，依法保護醫患雙方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安定秩序，促進醫療事業健康發展.關鍵詞：醫療糾紛、舉證責任、舉證責任倒置

一、醫療糾紛概述

醫療糾紛特指在醫療活動中，醫患雙方對醫療服務行為及其后果和原因產生異議時所引發的糾紛。在實踐中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狹義的醫療糾紛單指醫療機構在為患有某種疾病、傷痛或功能障礙的患者提供單純的診療康復服務過程中，出現了不良后果，由此產生異議引發的爭議。廣義的醫療糾紛還包括醫療方與要求健康檢查、免疫接種及其他特殊服務（如美容、接受絕育手術等）的就診人之間因對醫療服務及其后果和原因產生分歧引起的糾紛。醫療糾份有其自身的特點:

1，醫療糾紛特指發生在醫患雙方間的糾紛。這里的“醫方”主要指依法設立的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醫療機構的工作人員不僅指醫護人員，還包括醫療機構中負責管理和后勤的工作人員。這里的“患方”不僅指患有某種疾病、傷痛或功能障礙的患者，還包括并未患病或受傷，只要求醫療機構提供健康檢查、免疫接種及其他特殊服務（如美容、接受絕育手術等）的就診人員，以及當上述就診人員發生殘疾或死亡時，與他們有撫養或贍養關系的利害關系人，如患者的配偶、子女或父母。

2，醫療糾紛的客體為生命權或健康權。在醫療糾紛中，醫患雙方的分歧總是圍繞著在醫療活動中患者的人身健康是否受到醫療行為的損害，以及這種損害是否是合理、合法展開的。也就是說，醫療糾紛是圍繞該醫療行為是否實施了錯誤的診斷、治療和操作等醫療行為，并且該錯誤的醫療行為直接導致患者出現了不良后果。比如，醫療事故糾紛就是比較多發的一類醫療糾紛，而醫療欠費糾紛和患者的肖像權侵權糾紛就不是醫療糾紛，因為后兩者不是人身損害糾紛，而是財產權和肖像權侵權糾紛。

3，引起醫療糾紛的是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醫療行為。也就是說，引起糾紛的是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提供的診療康復、預防保健及其他應就診人的要求所采用的醫學方法而實施的針對就診人的人身健康的特殊服務行為，而不是其他行為。比如，利用醫療手段對患者實施的故意傷害行為引起的糾紛就不是醫療糾紛。4，醫療糾紛的解決需要較強的醫學專業知識。以患者的人身為行為對象的醫療行為本身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能要求，因而判斷醫療行為是否造成人身損害更需要具有醫學專業和相關專業知識背景的組織介入，比如由醫學專家和法醫學專家組成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小組等。

5，醫療糾紛引起的醫療侵權責任由醫療機構承擔法律后果。雖然從事疾病診療活動的是醫務人員，但其診療活動屬于職務性活動，因此，由此產生的法律后果應由醫療機構來承擔。

二、舉證責任及其法律特征

舉證責任又稱證明責任，是指民事訴訟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用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這一概念源自羅馬法，現已為各國所普遍采用。在大陸法系中，一些學者普遍認為，舉證責任應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主觀的舉證責任，即提供證據，為當事人的義務，二是指客觀上的舉證責任，即實質上的結果責任，由不能舉證的當事人承擔訴訟上的不利后果。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的精神，我們也可以理解為；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提出證據并加以證明的責任。它是一種特殊的法律責任，是在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時，當事人負擔敗訴的風險。證明責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行為責任，即誰主張就應由誰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二是后果責任，就是舉證不能或舉證不足的后果究竟由誰來承擔。具體包括；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應當提出證據；當事人對自己提供的證據應該加以證明，以表明自己所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其主張；若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不能提供證據或對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自己的主張，將可能導致法院對自己的不利判決，即承擔敗訴的法律后果。

舉證責任的法律特征；

第一，舉證責任既是當事人在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所承擔的一種不利訴訟結果的風險，也是法院在事實真偽不明時的一種裁判規范。對當事人而言，待證明事實真偽不明，一方當事人承擔不利訴訟結果的風險，或稱之為負擔。

第二，舉證責任是法律抽象加以規定的責任規范，不會因為具體訴訟的不同或當事人的態度不同而發生變化。證明責任的分配或承擔在訴訟發生之前就存在于法律之中，只是在案件的審理中，出現了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它的作用才表現出來。因此，證明責任是法律預置的規則；

第三，證明責任只有在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才適用。案件事實能夠被證實或被證實的不能依據證明責任進行裁判。

換言之，我們可以把舉證責任的法律特征簡單、通俗地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舉證責任是當事人的責任。當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第二，人民法院在這一活動中，只是一個裁判者，并不充當舉證責任主體的角色；第三，舉證的對象是在訴訟之前發生的，這是其顯著的時間特征。如果證明對象是發生在訴訟活動過程之中，那么這些證據的證明力就受到嚴重削弱，因為它們可能存在“偽造”的嫌疑；第四，并非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均屬于舉證責任范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和提出的訴訟請求明示承認的，眾所周知的事實和自然規律及定理，根據法律規定或已知事實能指出的另一件事實，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決所確定的事實，已為有效公證書所證明的事實，這些均可以免除當事人的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只有在待征事實真偽不明時才適用舉證責任。

三、醫療糾紛中舉證責任的適用

1，舉證責任倒置；所謂舉證責任倒置，就是按照舉證責任分擔的一般原則，將本屬于原告方的舉證責任轉移給被告方來承擔，當被告不能完成舉證責任時，將承擔敗訴的法律后果。對于醫療糾紛案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八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糾紛，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在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實行的是舉證倒置原則，即先由患方就醫療行為、醫療損害承擔舉證責任，而后由醫療機構就其無過失和醫療行為與損害后果間無因果關系從而不構成醫療事故承擔舉證責任。據此，必須注意兩點；（1）舉證責任倒置僅適用于因醫療行為所引起的侵權訴訟，對于非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和因醫患合同違約的訴訟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原則；（2）舉證責任倒置僅適用于就醫療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及是否存在醫療過錯的范圍內。對于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的其他問題，仍應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

2，醫患雙方的舉證責任分配

2002年4月1日開始實施的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確立了醫療侵權糾份中適用

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對醫患雙方舉證責任的分配做出了較為合理的規定，即由醫療機構負責就原告提出的由醫療機構承擔醫療侵權責任的主張提供相反證據，否則將承擔由于舉證不能所帶來的承擔侵權責任的不利后果。這對醫患雙方均是有利的。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因醫療糾紛而引起的侵權訴訟所需要通過舉證來說明的問題及舉證責任的分配情況，主要有以下幾項，列表示意如下；

爭議問題 舉證責任分配 適用原則

當事人身份 各自自行舉證 誰主張，誰舉證

存在醫療行為 患方（原告）誰主張，誰舉證

不存在醫療行為 醫方（被告）誰主張，誰舉證

醫療行為與后果關系 醫方（被告）舉證責任倒置

損害結果存在 患方（原告）誰主張，誰舉證

損害結果不存在 醫方（被告）誰主張，誰舉證

損害結果的程度 患方（原告）誰主張，誰舉證

醫療行為無過錯 醫方（被告）舉證責任倒置

患者存在過錯 醫方（被告）誰主張，誰舉證

第三人過錯 醫方（被告）誰主張，誰舉證

法定免責事由 醫方（被告）誰主張，誰舉證

從上表可以看出，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實際上是證明責任分配原則的例外，是指在一定情形下，對特定的待定事實，不按民事證明責任中“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分配舉證責任，將一般情況下由原告負擔的證明責任予以免除，而將該待證事實的反面事實，由被告負證明責任。但其他的待證事實，仍需按“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進行舉證。

四、中美醫療糾紛舉證責任立法比較

（1）差異——責任負擔的分配不同。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以下簡稱《規定》）實施前，我國醫療侵權訴訟一直適用的是“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規定》實施以后，我國醫療事故訴訟的舉證責任由醫院承擔，因此，在這類訴訟中，患者只須證明曾在醫療單位就醫并存在損害結果，而醫療機構則應當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這一變化調整了以前訴訟程序中的不平等因素，更大限度地維護了“公平”原則，更好地體現了法律保護受害人的立法宗旨。美國法院在審理醫療訴訟案件時，作為原告的患者必須提交證明醫師存在過失的初步證據，一般需要提供專家證言，爾后才能將案件提交陪審團進行審理。因此，在通常情況下，美國對于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仍是采用“誰主張，誰舉證”原則。

（2）相同——立法目的與思想的一致；雖然從表面看來，中美兩國對這類訴訟舉證責任的法律規定是相反的，但從立法思想來看，都是為了同時保護醫生和患者的利益，都是把患者和醫生的關系看成服務和被服務的兩個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他們的合法權益同樣受到法律保護。

在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在美國規定由訴訟提起方承擔舉證責任是與其公民知情權受保護的程度，法律意識及基本醫療知識的水平分不開的，在中國，由于對患者知情權保護不充分，加之患者法律意識較差，基本的醫療知識也有所欠缺，為了保證作為平等法律主體的醫患雙方的最大利益，必須由醫療機構承擔舉證責任，才符合法律所要求的公平原則。兩個看來截然不同的規定，其實是建立在相同的立法思想基礎上，其保護醫患雙方的共同利益的實質確是相同的，即；把醫患雙方看成是處于平等法律地位的兩個主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護，以最大限度地去實現公平。

五、正確認識醫療糾紛中的舉證責任倒置

1，舉證責任倒置在醫療糾紛中適用的合理性

在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中，施行“舉證責任倒置”的法理依據，主要是醫患雙方地位不平等和醫患雙

方的信息不對稱，導致患方舉證困難。根據《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人民法院在處理一般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依據舉證責任的一般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而在醫療事故賠償的案件中，患者的確存在舉證方面的障礙，為平衡當事人利益，更好地實現保護受害人的立法宗旨，自2002年4月1日起實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對于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確立了“舉證責任倒置”的分配原則。從一定程度上平衡了醫患雙方在信息占有上的不對等地位，加重了醫療機構在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有的學者把確立“舉證責任倒置”的分配原則的原因歸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醫療服務具有專業性強、技術性高的特點，在通常情況下，患者及其親屬不可能具備醫療方面的知識，對醫療單位制定的規章制度、診療護理常規難以了解，因此無法提出證據證明醫護人員在診療護理中有過失行為。

第二，診療護理雖都有病歷記載，是認定醫療過失的重要依據。但這些病歷記載都在醫師或醫院的實際控制和支配之中，患者無法接近或獲取，難以在事故發生后立即保全證據，而醫方卻有充分時間補強證據，甚至可能將對其不利的證據予以毀滅。

第三，患者在死亡的情況下無法舉證。即使沒有死亡，處于昏迷、病情危重狀態中的患者和在治療過程中處于麻醉狀態的患者也不可能舉證，而患者家屬不可能參與治療的全過程，由他們舉證也是不切實際的，這使得患方在醫療糾紛案件的審判中處于非常被動的地位，導致了患方往往在訴訟中敗訴的結果。

綜上所述，考慮到醫療糾紛中醫患雙方當事人接觸并提供證據的難易程度，也考慮到雙方當事人的舉證能力，因此，“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定是公平公正解決醫療訴訟案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明確規定將過錯和因果關系兩項事實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是有其合理性的。

2，如何正確認識“舉證責任倒置”。

（1）雖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但原告仍要負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對于缺乏醫學專門知識和病歷記錄的患難者來說無疑是免去了尋找證據的痛苦經歷，但并不是作為一方當事人的患者就要以高枕無憂了，對于提請訴訟的患者當事人仍要有強烈的證據意識和風險意識。訴訟本來就是雙方當事人就同一侵權行為向人民法院提請訴訟，并就此請求共同舉證、質證，以證明其事實存在的過程。具體來說，患者應該積極收集和保留就診事實、損害后果以及損害程度方面的證據，如保留好有關掛號證、收據、主動從醫療機構復制記錄了患者的癥狀、體征、病史、輔肋檢查結果和醫囑等客觀情況的資料，這些資料主要包括門診病歷、住院志、體溫單、醫囑單、化驗單、醫學影像檢查資料、特殊檢查同意書、手術同意書、手術及麻醉記錄單、病理資料、護理記錄以及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其他病理資料等。

（2）醫療機構并不是負全部舉證責任，而只是對“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在醫療糾紛中，其一如果醫療機構主觀存在過錯，只要證明醫療行為和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即可，其二如果醫療機構的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那么醫療機構只要證明主觀上無過錯即可。醫療行為是高風險行為，其搶救行為與危害行為往往合為一體，有些行為是現代醫學所無法預見和無法控制的。醫生在給患者實施治療時無任何過錯，結果卻導致患者死亡，這是不能預見的，可能由患者的體質而引發的，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死亡原因跟醫療行為有因果關系，但是現代醫學無法預見，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可不負責任。具體來說，作為醫療機構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提供證據，完成舉證：A、證明醫療行為的實施符合有關衛生管理法律、法規、規章和診療護理規范、常規的操作規程的證據；B、患者事前明確作出自有承擔某種損害后果且不違背法律和公共道德的意思表示，如患者在術前簽署的手術同意書：C、緊急情況下，為使患者的生命健康免受更大損害而采取的非常規治療手段的原因和事實，如對急救實施六小時內補記的病歷、對患者實施多種藥物治療的醫囑單與配伍禁忌表等：D、患方對損害后果的發生或擴大具有過錯，如患方拒絕或不予配合采取某種治療措施時留下的記錄：E、除醫方和患方之外的第三方對患方損害的發生或擴大具有過錯，如就診時傷者的體征記錄：F、損害后果是由于不能預見、不

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所造成的，如患者病程的自然轉歸病程記錄：G、發生了不能預見而不能避免的情況，如患者的體質特殊等。總之，醫療機構要有效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就要從醫療行為中注意以上資料的完善。

（3）有人認為舉證責任倒置會增加醫療機構的責任，影響醫務人員對醫學新知探索的積極性。近兩年出現了一些醫生為避免醫療風險帶來的醫療糾紛以及各種損失, 開始避免或拒絕提供部分高風險的醫療服務項目，越來越多的醫務工作者也因害怕自身權益得不到保障而采取自衛性醫療行為，如讓病人做許多原本沒必要的收費昂貴的高科技的檢查，增加了各種醫療會診、轉診、化驗檢查程序，從而導致醫療費用的大幅度上漲，也給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造成了浪費。再有就是一些醫生不愿做難度高風險大的手術, 變手術治療為保守治療，使醫生對新的醫療技術不能勇于追求和探索，這也將影響醫學科學的發展。同時也更加深了醫患之間的矛盾。

醫療糾紛一方面涉及到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和財產權，另一方面也涉及到醫療機構的重大利益，正確處理此類糾紛對于穩定社會，保障醫患雙方的合法權益有著重大意義。因此，構建相互信任的、和諧的醫患關系，需要雙方的換位思考，增進相互理解。與此同時，還要加快制度建設，用制度和法律來規范醫患行為。必須加強醫護人員技術和職業道德培訓，培養其法制觀念。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權、履行治療告知義務、提倡誠信服務、增加醫患溝通，在醫療費用、醫療質量等環節規范操作。患者也要理性看待醫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誤差，尊重事實和法律。在此基礎上建立起和諧的醫患關系，更好地化解醫療糾紛。

參考文獻

「1」 2002年4月1日起實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2」 2002年9月1日起實施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

「3」 王喜軍、楊秀朝：《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實例說》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4」 金大鵬：《醫患糾紛與醫療事故賠償》 北京出版社2004版

「5」 史會明：《醫療事故索賠指南》 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版。

第四篇：勞動爭議舉證責任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六條 發生勞動爭議，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與爭議事項有關的證據屬于用人單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單位應當提供；用人單位不提供的，應當承擔不利后果。第三十九條 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經查證屬實的，仲裁庭應當將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勞動者無法提供由用人單位掌握管理的與仲裁請求有關的證據，仲裁庭可以要求用人單位在指定期限內提供。用人單位在指定期限內不提供的，應當承擔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一）》第十三條因用人單位作出的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決定而發生的勞動爭議，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三）》第九條 勞動者主張加班費的，應當就加班事實的存在承擔舉證責任。但勞動者有證據證明用人單位掌握加班事實存在的證據，用人單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六條在勞動爭議糾紛案件中，因用人單位作出開除、除名、辭退、解除勞動合同、減少勞動報酬、計算勞動者工作年限等決定而發生勞動爭議的，由用人單位負舉證責任。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

二、用人單位未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時可參照下列憑證：

(一)工資支付憑證或記錄(職工工資發放花名冊)、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的記錄；

(二)用人單位向勞動者發放的“工作證”、“服務證”等能夠證明身份的證件；

(三)勞動者填寫的用人單位招工招聘“登記表”、“報名表”等招用記錄；

(四)考勤記錄；

(五)其他勞動者的證言等。

《山東省企業工資支付辦法》第四十三條 企業與勞動者因工資支付發生糾紛或者爭議的，企業應當負舉證責任。

第五篇：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

行政訴訟的舉證責任

行政訴訟“不同于”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行政訴訟由被告行政機關負舉證責任，即被告對作出的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負舉證責任。

（一）原告的舉證范圍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向人民法院起訴時，應當提供其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單獨提起行政賠償訴訟的，應在起訴前已向賠償義務機關申請賠償，在起訴時須提供賠償義務機關已先行政處理或逾期不予賠償的證據材料。

2、在起訴被告不作為的案件中，原告應當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經提出申請的證據材料。但有下列情況的除外：被告應依職權主動履行法定職責的；原告因被告受理申請的登記制度不完備等正當事由不能提供相關證據材料并能夠作出合理說明的。

3、在行政賠償訴訟中，原告應當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造成損害的事實提供證據。

當然，原告也有權主動提供證據證明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如果不能證明，不影響被告的舉證責任。

（二）被告舉證范圍

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負有舉證責任，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提供證據以作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的全部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觀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當事由，不能有前款規定的期限內提供證據的，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證據的書面申請。被告不提供或者無正當理由逾期提供證據的，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此外，在訴訟過程中，被告及其訴訟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沒有提出的反駁理由或者證據的，經人民法院準許，被告方可補充相應的證據。當被告認為原告起訴超過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