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交通事故受害者的舉證責任

本文轉自東莞交通事故賠償網

交通事故受害者的舉證責任

損害結果的舉證損害結果的發生是侵權行為成立的前提，只有侵權行為成立才能引發機動車一方是否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損害結果的舉證包括治療的相關材料、鑒定材料、各類票據等。

1、人身受損的，提交醫院出具的疾病證明書、出院證明書、轉院證明書、鑒定部門出具的法醫鑒定報告、醫療費發票、傷者誤工工資證明(含傷者與其單位的勞動合同、工資單、扣發工資證明)、護理人員的工資證明(含護理人員與其單位的勞動合同、工資單、扣發工資證明，沒有工作單位的護理人員的收入證明)、殘疾用具價格證明、供養人的基本情況證明、交通費住宿費發票等。

2、財物受損的，提交財物損失的評估報告，維修發票。

3、提供訴訟請求中具體金額的計算方法和清單。

因果關系舉證因果關系是對損害賠償的客觀依據，也是特殊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之一。如果僅僅有損害結果，與機動車一方無因果關系，是無法讓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的。因此應舉證證明機動車一方的違法行為與受害者的損害結果有因果關系。

證明當事人主體資格的證據：

1、當事人為自然人的，應提交身份證明資料，如身份證或戶口本等。

2、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應提交主體登記資料，如工商營業執照副本或由工商登記機關出具的工商登記清單、社團法人登記證等。

3、當事人在訴爭的法律事實發生后曾有變更的，應提交變更登記資料。

4、當事人為道路交通損害賠償糾紛中死者親屬的，應提交死者第一順序繼承人的證明及繼承人基本情況的證明，如公安機關出具的是死者父母子女的證明、身份證、戶口本等身份證明。

5、提交肇事車輛的所有人、實際支配人、駕駛人的證明及其相互關系的證明，如行駛證、駕駛證等。

6、提供受損車輛的所有人、實際支配人、駕駛人的證明及互相關系的證明，如行駛證、駕駛證等。身份關系的舉證對于因交通事故身亡的，其繼承人有權利訴訟。身份關系的舉證主要集中在繼承人身份的確定上。

第二篇：交通事故當事人訴訟的舉證責任

交通事故法律咨詢專家---深圳交通事故律師網

在《交通事故中的證據分類和注意事項》一文中，就交通事故的證據事項作了較為詳細的劃分，而本文則對交通事故的提出主體，即交通事故的證據應有誰提出，誰負有舉證責任進一步明確。

(一)交通事故舉證責任分配規則：

(1)一般規則：即“誰主張，誰舉證”。是指交通事故的雙方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提出證據并加以證明的責任，如果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不能夠提出證據或者該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提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例如：在一起交通事故中的受害方提出自己曾在某醫院治療，共花費醫療費用5000元，但由于某種原因，致使該醫療票據遺失，且無法在醫院補回，則該當事人就可能承擔敗訴的后果，因為它無法提出證據對自己的主張加以證明。

(2)特殊規則：即舉證責任倒置。是指按照一般規則的舉證原則，原本應該由提出該事實主張的人提出證據加以證明，但在一些特定的侵權訴訟中，侵權行為的具體方法、侵權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由提出該事實主張的人舉證存在現實的困難和不公平的后果，而另一方當事人則由于其特定的身份、職責和崗位要求而對該事實負有天然的舉證責任，因而由法律明文規定由另一方當事人舉證的規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四條第一款第2項明確規定：“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在交通事故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只存在于機動車輛和行人、非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情形，由機動車一方負舉證責任，如果機動車一方不能夠證明非機動車或行人一方有故意或過失，則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但即使是此種情形，非機動車、行人一方也并不是就不承擔任何舉證責任，就特定事項如自身受損害程度、要求賠償數額多少的有關證據等，受害人仍然負有舉證責任。

(3)人民法院指定的舉證責任：是指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提出事實主張的當事人一方舉證責任能力有限，則由法官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依據自由裁量權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舉證責任倒置規則和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方的情形在實踐中比較特殊，而且相對比較簡單，因而接下來本文中將重點介紹根據舉證責任的一般規則下的各方當事人的舉證責任。

(二)交通事故當事人舉證責任范圍：

(1)交通事故原告的舉證責任范圍：

(a)有關的身份證明，包括原告的身份證明，如果原告一方有傷殘或死亡情形，原告還應提供和死亡受害人的關系證明，傷殘或死亡受害人扶養的未滿18周歲的子女、需要贍養的近親屬及其他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身份證明和無勞動能力證明;

(b)有關的工作情況和收入證明，這主要是牽涉到誤工費用和傷殘、死亡賠償金計算的情形;

(c)對交通事故的事實發生的證明，這些證據主要從公安交通管理機關的立案及公安機關提供的有關資料可以證明(對這些材料，當事人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復印件或申請人民法院調取)，還可以通過證人證言、被告的認可等方式加以證明;

(d)對被告方在交通事故中的過錯提供證據加以證明，這里主要有公安交通管理機關提供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如果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服的，還應該提供交警部門制作的現場勘察圖和筆錄及交警部門依法制作的其它詢問和訊問筆錄等詳細的資料，以便法庭審判時參照;

(e)對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失提供證據證明，這些證據主要有醫療機構的診斷證明書、醫藥發票、法醫鑒定書、評估機構的財產損失評估結果等方面加以證明;

(f)如果被告的行為涉嫌交通肇事罪，原告還可以提供相關的被告行為構成犯罪的有關證據，一般是向公安機關或檢察院提供，必要時也可以向法院直接提供。

(2)交通事故被告的舉證責任范圍：(a)身份證明和被告有關的其它信息提供，如現住址、職業、身份、工作狀況、聯系方式等;(b)證明自己在交通事故中沒有過錯、過錯程度較輕或者是可以減輕自己過錯的有關免責情形(c)如果是和非機動車或行人相碰撞的機動車一方作為被告，則還應提供非機動車或行人在交通事故中有故意或者過錯情形，否則不能免責;(d)針對原告提出的損害賠償要求提出證明原告的損害程度較低或賠償額過高的證據(e)提供自己車輛保險的有關資料，如保單。

(3)“擬制被告”的舉證責任范圍：所謂“擬制被告”是指在交通事故中，原本不是交通事故的直接責任方，但由于法律的直接規定或者是和直接被告具有某種法律上的聯系而被法律規定為直接被告的連帶或共同被告的情形，在交通事故中，擬制被告主要是指駕駛員的雇主，車輛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保險公司等。其舉證責任范圍和被告的舉證責任范圍大致相同，但同時還可以舉證證明自己和直接被告之間并不具有上述的擬制法律關系的責任，以便自己從共同被告或連帶共同被告的關系中解脫出來。

(三)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證據或依申請調取的證據

(1)人民法院依職權區的證據主要是指以下兩種：(a)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項;(b)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性事項，比如人民法院在審理交通事故案件中，發現作為被告駕駛一方的車主有可能會承擔事故責任，但原告并沒有將之作為被告，則法院可以依職權追加該車為被告，并對該車主的情況調取相關證據。

(2)人民法院依申請調取的證據：(a)申請調查收集的證據屬于國家有關部門保存的并須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證據，比如國家有關部門保存的檔案材料;(b)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的材料;(c)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夠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如交警部門制作的有關交通事故的材料，當事人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時，公安機關拒不配合，則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取。

(四)交通事故當事人無需舉證證明的事項

(1)根據法律規定無須證明的事項：(a)眾所周知的事項，比如天下雨路面肯定會很滑，這是眾所周知的事項，自然不用我們證明路面為什么會很滑;(b)自然規律及定理，如上例中，為什么會下雨，就是屬于自然規律，不屬于舉證范疇;(c)根據法律規定和日常生活經驗法則，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實，比如道路交通事故中，車輛發生劇烈碰撞后，一般會發生損害，而不用去做車輛經過劇烈碰撞是否會發生損害這樣的假設，然后去證明;(d)已為人民法院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書所確認的事實;(e)已為仲裁機構的生效裁決所確認的事實;(f)已為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上述(d)(e)(f)的文書被法律賦予了強制執行的效力，而不用另外證明其合法性。

(2)自認的事實，當事人無需舉證：這種情形是指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時候，一方當事人對另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事實說明沒有異義，或者是一方當事人對事實作了事先的描述，而另一方當事人對該事實加以復述的時候，在另一方當事人不用再對該事實進行證明。

第三篇：交通事故當事人舉證責任范圍

交通事故當事人舉證責任范圍

杭州交通事故賠償標準 http:///hangzhou/

交通事故原告的舉證責任范圍：

(a)有關的身份證明，包括原告的身份證明，如果原告一方有傷殘或死亡情形，原告還應提供和死亡受害人的關系證明，傷殘或死亡受害人扶養的未滿18周歲的子女、需要贍養的近親屬及其他喪失勞動能力人的身份證明和無勞動能力證明;

(b)有關的工作情況和收入證明，這主要是牽涉到誤工費用和傷殘、死亡賠償金計算的情形;

(c)對交通事故的事實發生的證明，這些證據主要從公安交通管理機關的立案及公安機關提供的有關資料可以證明(對這些材料，當事人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復印件或申請人民法院調取)，還可以通過證人證言、被告的認可等方式加以證明;

(d)對被告方在交通事故中的過錯提供證據加以證明，這里主要有公安交通管理機關提供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如果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服的，還應該提供交警部門制作的現場勘察圖和筆錄及交警部門依法制作的其它詢問和訊問筆錄等詳細的資料，以便法庭審判時參照;

(e)對交通事故造成的損失提供證據證明，這些證據主要有醫療機構的診斷證明書、醫藥發票、法醫鑒定書、評估機構的財產損失評估結果等方面加以證明;

(f)如果被告的行為涉嫌交通肇事罪，原告還可以提供相關的被告行為構成犯罪的有關證據，一般是向公安機關或檢察院提供，必要時也可以向法院直接提供。

交通事故被告的舉證責任范圍：

(a)身份證明和被告有關的其它信息提供，如現住址、職業、身份、工作狀況、聯系方式等；

(b)證明自己在交通事故中沒有過錯、過錯程度較輕或者是可以減輕自己過錯的有關免責情形；

(c)如果是和非機動車或行人相碰撞的機動車一方作為被告，則還應提供非機動車或行人在交通事故中有故意或者過錯情形，否則不能免責;

(d)針對原告提出的損害賠償要求提出證明原告的損害程度較低或賠償額過高的證據；(e)提供自己車輛保險的有關資料，如保單。

“擬制被告”的舉證責任范圍：

所謂“擬制被告”是指在交通事故中，原本不是交通事故的直接責任方，但由于法律的直接規定或者是和直接被告具有某種法律上的聯系而被法律規定為直接被告的連帶或共同被告的情形，在交通事故中，擬制被告主要是指駕駛員的雇主，車輛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保險公司等。其舉證責任范圍和被告的舉證責任范圍大致相同，但同時還可以舉證證明自己和直接被告之間并不具有上述的擬制法律關系的責任，以便自己從共同被告或連帶共同被告的關系中解脫出來。

第四篇：舉證責任

民訴論文

舉證責任辨析

“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是實踐中法律工作者形容證據重要性的經典用語。在大陸法系類型的我國，整個訴訟程序以法官為中心，奉行職權主義，具有著糾問程序的特點，這就意味著當事人雙方誰能提出足夠的證據贏得法官的對己方所證事實的心證，誰就能贏得訴訟。然而在民事訴訟中，當法官和當事人窮盡了一切法律所許可的發現真實的所有手段之后，某一要件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時，法官不能以事實不清而拒絕裁判，此時只能依據一定的標準認可或否定一方當事人的主張，這就產生了證明責任問題。

一、舉證責任的由來

舉證責任制度最早產生于古羅馬法時代。古羅馬法上關于舉證責任制度的規定可以概括為五句話：“原告對于其訴，以及其訴請求之權利，須舉證證明之”，“原告不舉證證明，被告即獲勝訴”，“若提出抗辯，則就其抗辯有舉證之必要”，“為主張之人負有證明義務，為否定之人則無之”，“事物之性質上，否定之人無須證明”。簡言之，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誰主張，誰舉證”。羅馬法的舉證規則在歷經中世紀的寺院法的演變之后，到了德國普通法時代確立了原告就其訴訟原因的事實為舉證，被告就其抗辯的事件事實為舉證的一般原則。在我國的封建社會同樣也有類似于舉證規則的制度，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刑訴中，原告人、被告人雙方均負有證明責任。法律要求，控告別人犯罪，必須屬實，否則要承擔一定的后果。《唐律疏議》規定：“諸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陳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還規定，在審訊中拷打被告人達到法定限數而不供認的，要“反拷告人”。

“舉證責任”這個詞正式在我國法律中出現是在《大清民事訴訟律草案》，其歷史背景是清政府在面對國內革命運動“心腹之患“和西方列強侵略的”肘腋之憂“，以及官僚士大夫以受賄領事裁判權為所謂的“變法自強之樞紐”的呼聲，而不得不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主持清政府民法修訂的日本民法學者松崗義正第一次把“舉證責任”引入我國，并定

義為：“舉證責任者，兼言之，即當事人為避免敗訴之后果，而有證明特定之必要。”從松崗義正的表述來看，他所理解的“舉證責任”是一種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

二、什么是舉證責任

證明責任的內涵直接影響證明責任分配規則的設定 ,所以有必要首先明確證明責任的基本含義。證明責任的內涵經歷了從行為責任（主觀證明責任）到結果責任（客觀證明責任）的演化過程。從上述舉證責任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在古羅馬時期所遵循的是一種主觀上的證明責任，即當事人為贏得法官的心證，防止不利的訴訟結果出現而從主觀上積極尋找證據對己方請求加以證明的責任。法官不考慮待證事實真偽不明的請況下由誰承擔不利后果。

在英美法系中，法官作為中立的裁判者，不負責對事實的追究和認定，而是由陪審團認定當事人所證事實的成立與否，所以在英美法系的傳統上并沒有區分主觀的舉證責任和客觀的舉證責任，此時當事人為獲得裁判者的心證，就必須提出證據加以證明，證據不足時也就當然承受其不利后果。到了1883 年, 德國訴訟法學家尤利烏斯·格爾查在他的著作 《刑事訴訟導論》(handbuch des St rafp rozesses)中首次將舉證責任區別為客觀的舉證責任和主觀的舉證責任，客觀證明責任的概念也首次進入人們是視角，客觀證明責任即通常所說的結果責任，即當某一事實處于真偽不明時，通過假定或者擬制某一事實存在或者不存在來作出裁判，進而使一方當事人遭受危險或者不利益。法學家們最終將“雙重含義說”奉為橫跨兩大法系證明責任領域的通說。

舉證責任發展到結果責任使得舉證責任分配成為影響訴訟結果的關鍵因素，這對于證明責任分配原則的設定提出了具備正當性以及滿足平等、公平的要求，從而為最終實現實體法的正義提供先決條件。當事人在確知預先設定的舉證責任的前提下，窮盡一切證明手段獲得法官的心證，如果事實仍處于真偽不明時再依據舉證責任讓一方承擔訴訟的不利后果，這種制度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使得裁判結果更具有公信力。也是法治化的一種表現。

三、舉證責任在我國的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這是一種行為責任。舉證責任的分配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隨著國內民事訴訟法理論的發展，結果責任的定義也成為逐步學界公認的理論。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 的司法解釋中第 2條規定:“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 ,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此解釋即區分了主觀的證明責任和客觀的證明責任，明確了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由此決定了我國的舉證責任是一種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的統一。

把結果責任引入我國民事裁判中是法治進程的一大步，但舉證責任在適用上的仍需明確，客觀的證明責任前提必須是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構成 “真偽不明” 環境條件是：1、原告已經提出有說服力的主張；2、被告也已提出實質性的對立主張；

3、對爭議事實主張需要證明；

4、所有程序上許可的證明手段已經窮盡, 法官仍不能獲得心證；

5、口頭辯論程序已經結束，上述第3 或第4 項狀況仍然沒有改變。對第4點的把握應是適用舉證責任的最重要前提，法官不能因在未窮盡所有證明手段之時簡單適用舉證責任進行裁判，舉證責任只能是為解決爭議，維護法律權威最終的裁決標準。缺少了這個前提，在裁判中喪失的不僅是程序的不公正，更會導致實體的不正義。在前提條件滿足的情況下，適用舉證責任仍需明確以下幾點：

1、舉證責任不是一種義務，也不是相對方的與此相應獲勝的權利。它不是關于證明的規定，而是關于不能證明的規定。它的適用必須基于真偽不明的狀態，如果法官在裁判過程中能夠依據現有的證據形成自由的心證，則舉證責任就沒有適用的必要了。不能依據舉證責任的分配要求一方當事人必須提出某項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當相對方所提供的證據鏈條同樣不能獲得法官的自由心證時，最公正的裁決方式應是依據證據的強弱進行裁判，不能當然的認定負有舉證責任一方承擔不利結果。

2、舉證責任不只適用于某一具體案件，而是作為一種預設的規則為當事人雙方所知曉，當事人應當明確當舉證不力時所承擔的不利后果。在大陸法系的訴訟程序中，法官雖然是個中立的裁判者，但應當積極需求事實真相，依據已有證據確定當事人的責任歸屬，只有當窮盡一切證明手段仍無法獲得事實時才能放棄尋求事實的努力，以舉證責任制度公平的進行裁判。

3、舉證責任的適用不止適用于決定案件的主要事實，同樣也適用于影響審理結果的次要事實，對某個事實承擔的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不能作為認定其他事實舉證責任的標準，最后的裁決結果還應建立在對所有事實認定和舉證責任明確歸屬的基礎上。

4、在訴訟過程中，應準確把握《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 的司法解釋中第 2條規定：“ 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 ,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是一種行為責任，主觀上的責任，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不能就此認定當事人沒有提出證據加以證明就承擔不利后果，事實在法官在心證中成立與否還應考慮相對方對事實的承認或反駁。“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 是一種結果責任，也是我們通常理解的負有不利后果的舉證責任。當行為責任與結果責任同時并存時應準確把握民事訴訟法和實體法的有關規定，不可混淆。

四、總結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賦予了法官依據具體案件準確把握實體正義的權利，但過度的適用總會招致不公正，司法混亂的嗔言。舉證責任制度作為一種預設的前提為法官在面對真偽不明的案件時能夠真正成為中立的第三方裁判者，有效的維護了法律的權威和程序價值。在舉證責任適用的過程中，準確區分行為責任和結果責任，辨析舉證責任的真正含義，掌握舉證責任的適用范圍至關重要，甚至成為影響整個訴訟結果的關鍵，這就要求我們對現有制度勤加學習，借鑒國際先進法律理念，努力完善自我。

第五篇：舉證責任案例

【案情】原告訴請法院要求被告陳某償還借款1萬元，其所提供的證據為陳某1996年的借條，借據中有陳某的簽字。陳某到庭辯稱，其未向原告借款，借據中的簽名非其所簽。原告遂申請法院進行筆跡鑒定。在法院的要求下，陳某當庭書寫了二十余份簽名，法院將其送鑒定部門進行鑒定，但鑒定部門以樣本不足無法鑒定為由予以退回，并要求提供1996年前后陳某的簽名樣本。而陳某聲稱找不到1996年的筆跡樣本。

【分歧】本案舉證責任如何分配，產生不同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提供鑒定樣本的舉證責任應由陳某承擔。陳某否認在借款申請上簽名，原告申請鑒定，已盡到了舉證責任。陳某作為樣本持有人，應負有提供樣本的義務，由于陳某沒有能夠提供相應的筆跡，致鑒定無法進行的不利后果應由陳某承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五條，應該推定借據上為陳某本人的簽名。

另一種意見認為，借據中簽名的舉證責任在原告，被告具有配合鑒定的義務。在被告已盡配合義務的情況下，不能推定陳某拒不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據，而判決陳某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評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本案中，原告主張與被告陳某的借款合同關系成立，而陳某予以否認，應當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原告應當承擔證明該簽名為陳某所簽的舉證責任。如果責令陳某承擔舉證責任，顯然強人所難，因為一個人難以為沒有發生過的事實進行舉證。

原告可以通過申請筆跡鑒定、提供證人證言等證據來證明為陳某本人所簽。原告在不能提供其他證據的情況下，申請法院進行筆跡鑒定，此時，被告作為簽名的本人，應當負有提供簽名樣本的義務。如果被告不履行配合鑒定的義務，則原告就無法完成舉證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一方的行為就構成了對原告一方舉證權利的妨害，法院可以“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為由，判令被告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本案被告根據法院的要求，當庭提供了一定數量的簽名，已盡到一定的配合義務。由于時間間隔已久，以陳某現在的簽字，根據筆跡鑒定的要求，尚不能完全肯定1996年的簽字為陳某所簽，導致鑒定無法進行。在這種情況下，陳某表示不能找到1996年的筆跡，如果再要求陳某提供1996年左右的筆跡，顯然過于苛刻。因此，本案的原告尚未完成自己的舉證義務，應當繼續舉證。如不能舉證，則應當承擔敗訴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