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伐與史略啟示問題探討

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孫中山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之一。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他首先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并主張用革命戰爭手段來實現中國的民主和民生幸福，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孫中山北伐，是他開創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實現中國的民主和民生幸福的重要組成部分。發生在本世紀20年代初的這次北伐，孫中山曾三次進駐**，設立行營，召開軍事會議，組織北伐部隊。**成為孫中山“出巡桂省，督師北伐” [注1]的戰略要地之一，**行營成為孫中山北伐的臨時指揮中心。正當**人民以崇敬心情紀念孫中山先生133周年華誕，和結合本市實際面向新世紀，為全面實現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紀發展目標而努力開拓創新之際，召開“孫中山北伐與**”學術研討會，無疑有極為重大的意義和作用?！耙允窞殍b，可知興替”。借此機會，筆者試述《孫中山北伐與**史略及啟示和思考》，就教于諸位。

孫中山北伐與**史略

孫中山北伐，是孫中山于1921年5月5日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后領導的戰爭事業。北伐的時間，約在1921年9月至1922年7月，1924年9月至1925年元月。孫中山北伐與**關系最密切的是，1921年9月至1922年7月這期間，三次進駐**。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發表就職宣言，宣布廣州政府“為中華民國唯一之政府” [注2]。那時，以陸榮廷為首的舊桂系軍閥投靠北洋政府，取消自治?！拔?*受陸、譚、陳諸強盜壓制，煙賭遍地，困處黑暗之中，民治不得有發展，大總統心甚不安”。[注3]孫中山于5月下旬命粵、贛、滇、黔各軍討伐陸榮廷，“蕩平群盜，扶植**人民，使得完成自治” [注4]，各軍分路進擊，粵軍于6月下旬占領**，8月4日占領南寧，桂軍全線崩潰，陸榮廷逃往越南；9月，孫中山乘勝發出揮戈北伐、統一中國的號令：“鏟除所有督軍和日本勢力” [注5]，以求“趁戡亂之功，完護法之愿”，“謀國家之統一” [注6]。在此形勢下，孫中山有了第一次進駐**之行。1921年10月15日，孫中山登上“寶璧”號艦，統率各省北伐軍約3萬人，“出巡桂省，督師北伐”；10月17日下午，孫中山一行抵達**。**各機關團體舉行“**各界群眾歡迎孫大總統大會”，孫中山派胡漢民為代表，致《在**群眾歡迎會的訓詞》。孫中山還出席了在大較場舉行的群眾大會，因有微恙，向群眾略致數語，他的演說詞交由汪精衛代講，其主要內容是振興實業，開發**資源，聽眾大為感動[注7]。10月17日晚，孫中山電召陳炯明由邕來梧商討北伐問題，陳竟借故拒召，孫中山即復電給陳，決意翌日赴邕，于18日晨乘淺水兵艦啟程離開**，24日抵邕；孫中山與陳炯明商討北伐問題，因陳托詞阻撓而未果，于27日晨離邕返梧，開始第二次**之行。孫中山于10月29日下午安抵**，電告陳“調粵軍四十營參與北伐”，歸孫中山統率，陳為保存實力復電“允撥陳德州等二十二營”，說“余無力贊助北伐” [注8]。從10月29日到11月14日，孫中山在**駐節16天。在此期間，孫中山在**國民黨黨員歡迎會上，作了題為《黨員須宣傳革命主義》的演說，指出“中國數百年來，為滿洲人征服，且數千年來，向為專制政體之國家。所以就要成立這個革命黨，以推行三民主義和改良國家的政治”，強調“應以主義維持國家，不應再恃武力” [注9]。他與美《大陸報》記者談話，號召人們團結起來北伐，“只謀推倒被日本本使用之華人”(軍閥)[注10]。孫中山就市政廳計劃印行紙幣300萬元問題，接受士紳和商民的請愿，查明事實權衡利弊后飭令市政廳停止印行紙幣，成立銀行之事隨之擱淺[注11]。他十分關心**的建設，據他的衛士馬湘回憶，一天早上，中山先生一行登上**某山用望遠鏡四處觀看，說附近應有煤鐵等礦，應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下午到山腳發現一方圓十多里的荒地，認為附近有河流，這塊地有開墾價值；孫中山回到行轅草擬了開發荒地計劃，通知市政廳長召集各界舉行開發近郊荒地大會，會后命衛士引導市政廳長和各界人士勘察荒地，并把擬好的計劃交給他們[注12]。他在召開軍事會議、組織北伐部隊的同時，針對陳炯明軍隊紀律不好，導致征用船只困難等情況，通過部屬和**商會對船民做說服工作，出錢征用船只，征到300多艘船，為沿桂江上桂林出師北伐做好了準備。[注13]11月15日，孫中山率北伐軍，分乘300多艘船只，離開**北上桂林，21日抵昭平，25日到達陽朔，12月4日順利抵桂林，受到桂林市民的熱烈歡迎。他在昭平和陽朔的各界人民歡迎會上發表演說，著重講了修筑公路的重要性；**資源豐富，為什么**窮?孫中山說：“因無便利之交通，是以致此”，“本大總統希望諸君首先開道路之交通，道路即開發財富之鑰匙也” [注

第二篇：啟示、認識類問題

高考歷史認識啟示類解題技巧題

命題特征：

要求學生對某一特定歷史問題總結規律、提出對策、得出結論、分析得失，一般放在主觀題的最后部分，用來檢測學生的歷史思維層次、歷史認識水平、歷史感悟能力。

認識啟示題，一般與前面幾個設問聯系密切，因此，一定要注意這一問答案與前面答案的協調，（1）對問題作出簡要的分析評價，對這類“認識”教材中往往有現成答案可以利用，作答時要先想一下教材中的相關評述，然后再依據題目所提供的材料，進行適當的補充；必要時須通過歷史問題對相關的現實問題作出預測；

如5.4文綜40（2）根據材料一、二并結合所學知識，談談對唐代和古羅馬監察制度的認識。(15分)是什么？實質？作用、局限性？

（2）對問題的總體掌握，實際就是對教材知識、所給材料的高度概括+理性分析（具有理性的東西才能具有借鑒意義，用于指導現實活動。）

如：三模卷40（1）根據材料一、二，歸納培根、顏元教育思想的共同點。（2）根據材料一二并結合所學，概括造成兩者教育思想地拉不同的原因，據此談談你對教育發展的認識。認識：教育要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教育發展需要良好的社會氛圍；教育思想要兼收并蓄，不斷創新。

例題：閱讀下列材料：

材料一 1589年，利瑪竇移居韶州，開始使用知識傳教法。在此結識了儒生瞿太素，并翻譯歐幾里德《幾何學》??他接受瞿太素的建議，儒冠儒服，以學者面目宣傳西方科學知識??1601年時，利瑪竇到北京，得到萬歷皇帝的賞識，賜留北京傳教。??（此后）教士們口說漢語，身著儒服，每個人還有中國名字??1601年時，中國內地已有250個天主教徒?！吨袊鴮ν怅P系史講義》

材料二 湯若望是明末清初中國耶穌會教區的主持人。其精通天文、歷法、兵器制造等，1644年被順治帝授以欽天監監正的職位。1660年楊光先上告湯若望等傳教士陰謀不軌，并攻擊《明憲歷》（清當時使用《明憲歷》等西方歷法），湯若望、南懷仁等教士被捕入獄。1668年康熙帝親自處理此案，他讓楊光先與南懷仁同時當眾測試天象，南懷仁無誤，楊光先則誤差不斷，于是??復用《明憲歷》。主張“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楊光先被革職。——《中國對外關系史講義》

請回答：

（1）根據材料一分析利瑪竇傳教方式的特點。（4分）

（2）據材料二評述楊光先對外來文化的基本態度是什么？（6分）據此分析中西文化沖突的實質。（2分）

（3）從以上材料所述中，你對外來先進科學技術傳播的過程，有何認識？（6）

參考答案：

（1）特點：首先在社會上層傳播；采用知識傳教法適應中國習俗。

（2）基本態度及評價：極力排斥外來先進文化；反對中外文化交流；是盲目排外的思想。實質是：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碰撞。（3）認識：西方人當時在中國傳播先進科學技術只是作為傳播宗教的一種手段；外來先進科學技術的傳播遇到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守舊意識的抵制，傳播非常艱難（充分利用材料，與第②問作答）；先進文化及科學技術的廣泛傳播需要一定的社會環境。（由具體現象，上升到理性認識）

講解：認識的前兩點實際就是對材料一、二的概括提煉，只有在對材料充分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得出。第三點，是認識的難點，但這一點十分必要，因為，我們得認識的目的，就是用以指導現實中的實踐活動，只有通過由具體到一般的理性認識，才能起到這一作用。當今，科學技術的傳播雖然不會遇到如明清時期一樣的情況，但是現實中仍有阻礙科學技術推廣與發展因素，也是不可否認的。

第三篇：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

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

隨著年美國安然公司倒閉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破產隨著中國股市自年以來長達五年的熊市低迷會計職業道德——這個一度被人們忽視的重要經濟課題重又引起人們的重視。環球經濟飛速發展會計的作用越來越大可是會計行業的假帳橫行、誠信喪失、職業道德觀念淡薄等現象的存在卻使得高速發展的經濟受到了執肘。在經濟日趨發達的今天在物質利益越來越被人們重視而精神價值越來越被人們淡漠的今天什么是會計職業道德還有沒有必要講究會計職業道德以及該如何在會計人員執業過程中來講究會計職業道德這一系列的問題都伴隨著會計職業道德喪失所帶來的嚴重后果而變的越發引人關注。本文將就這些問題通過對中外相關典型案例包括美國的世界通信案例和國內的華源制藥案例的分析歸納出幾條啟示闡述個人的一點看法提出在當今經濟社會必須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并就怎樣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建設提了幾條建議。受本人能力所限文章有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望批評指正。劉靜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研究背景會計職業道德缺失現象嚴重在當今越來越重視經濟利益追求高額利潤回報的世界里職業道德被忽視的現象十分嚴重會計作為各個經濟個體中起著關鍵作用的因素其職業道德的缺失現象更引起廣泛關注。國外的會計職業道德缺失現象華爾街——美國資本市場的軸心正在經歷著一場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誠信質疑和挑戰安然、安達信、美林證券、世界通訊公司、施樂??繁榮之后的丑陋被一層層掰剝出來。年月日在人們反復的猜疑和質詢中身上籠罩著層層金色光環的世界最大的能源交易商——安然發表了年第二季度財報正式宣布了公司虧損總計達到億美元的消息。在美國證監會閃電般的介入下安然所修改的過去年的財務狀況申明公司自年以來虛報近億美元的盈余并且未將巨額債務入賬。此言一出一片嘩然。日標準普爾公司將安然債務評級降為一這實際上是將其歸類到“垃圾債券”并且還從標準普爾指數中除名。當天上午安然終止在網上交易平臺公布電力和天然氣的價格其股價狂瀉美元收于美元跌幅超過創下紐交所單只股票跌幅的歷史紀錄。至此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安然的市值一落千丈由巔峰時的近億美元驟然縮水至億美元左右。月日安然突兀開出的億美元的破產清單從而結束了自己在華爾街被競相追捧的歷史淪為一只過街老鼠。在華爾街多達的美國上市企業可能存在捏造贏利報告的問題——著名的魏斯評級公司在調查了家公司后發布如此振聾發聵的消息。而緊隨安然之后更多公司丑聞的曝光也使人們越來越相信安然絕不是華爾街上造假的獨行俠華爾街隱藏著一個龐大的造假群落——安然家族。并且這種擔心正在被成批量出現的上市公司丑聞所證實。年月美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聯手對冠群電腦展開調查以確定冠劉靜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群是否不正當地將億多美元計作公司和財政的收入以維持股票高價為公司高層牟利。年月美國第二大長話公司世界通信爆出丑聞該公司從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把總額高達億美元的經營開支記賬到資本開支上從而使本來出現虧損的經營業績表現為贏利。月日資產總值達億美元的世界通信公司向美國地方法院申請破產保護從而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破產保護案。年月施樂公司宣布該公司過去年內虛報了高達億美元的設備銷售收入這年的稅前利潤將因此下調億美元虛報收入中有億美元尚需從年以后的業績中扣除。消息一出當天紐約股市開市前施樂的股價在電子交易系統中就已經猛跌了。年月強生在波多黎各工廠的前鍋爐操作工亞爾斯指控強生迫使其偽造文件以掩蓋制藥過程中的過失又在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檢察官計劃對他進行訪談前幾天解雇了他。事發后強生受到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和司法部的聯合刑事調查。也在這一月時代華納被指控使用不合常規的會

計手法把年和年的營業額夸大了億美元。該公司的經營主管目前已宣布辭職。受此消息的影響標準普爾指數跌到年月以來的最低點。接著美軟件制造商技術公司日宣布該公司正在調查一項會計違規行為目前公司已經辭退了其主席和首席執行官??如今這個清單還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人們甚至將懷疑的目光投向了諸如及這樣的公司身上。無論從什么角度講和這類公司都堪稱現代商業文明的典范。對這類公司的質疑實際上表明現代商業文明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生銹。在這個意義上繼安然之后華爾街上發生的一切的確意味深長。誠如一位評論人士在評論旋樂問題時所說的那樣虬?“施樂的文化在世紀年代后期已失去控制”?，F在看來這句話對整個華爾街也頗為適宜。對于普通的美國人來說華爾街的崩潰比“雙子星”大廈的坍塌所帶來的恥辱與悲哀也許更加尖銳畢竟它嚴重動搖了民眾對自己的、大企業一貫的長期信任并且過半的美國家庭持有股票他們的旅行計劃、養老費用都同華爾街的命運唇齒相依。看門狗怎么了美國的會計師事務所一直是誠信的同義語。它不僅凝聚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精髓也意味著這個行業的世界標準或者“國際慣例”。但隨著“安然事件”和其后所暴露出的一系列丑聞這個榜樣有被逐漸侵蝕的危險。劉靜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雖然安達信始終在為自己被“安然事件”拖下水而大聲叫屈但在安然造假行為的前前后后安達信又確實充當了一個相當不光彩的始作俑者角色。在美國國會舉行的一次聽證會上安達信的首席執行官布魯迪諾承認他的公司犯了一個判斷錯誤使安然公司得以在年至年間虛報了億美元的利潤并隱瞞了近億美元的債務。就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將對安然破產案進行調查時安達信負責安然公司審計業務的人員還“頂風”銷毀了一批資料這真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味道。安然是安達信的第二大客戶安達信為安然做審計已經做了整整年。除了單純的審計外安達信還提供內部審計和咨詢服務。安達信每年向安然公司收取審計費用萬美元但是安達信為安然提供其他服務而獲取的報酬超過了這一數目。其中的微妙不言自明。與安達信一樣國際最著名的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中的另一家——畢馬威也陷入到了與上市公司施樂說不清的糾纏中。年月施樂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就公司虛報收入一事達成接受罰款協議證券交易委員會對施樂公司在財務報告上作假的行為處以萬美元的罰款同時要求施樂公司再次進行審計徹底查清其賬目。這就意味著在與證監會經過了兩年多的抗拒之后施樂已經承認“他們一直在采用大膽的會計處理方式他們需要在此承認錯誤。”施樂遲來的“道歉”對于在年之前一直擔任施樂公司審計師的畢馬威來說不啻于是當頭一棒。雖然畢馬威的發言人喬治?9?9萊德維特在和解達成后為自己公司的工作進行辯護“畢馬威當時堅信今天依然堅信對施樂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健全的是符合美國一般公認會計準則的?！钡诎踩缓桶策_信事件后投資者脆弱的神經已很難相信這類言之鑿鑿的辯護。畢馬威已經不可避免地將自己卷入了公眾情緒的旋渦并成為人們發泄、聲討的對象和證監會打擊不法審計行為運動中的另一只靶子。就在畢馬威陷入信用泥潭的同時“五大”中的另外一家德勤也在為過去的審計失誤而付出代價。在年月最新提起的一項訴訟中休斯頓律師向德勤索取超過億美元的賠償。在這項訴訟中德勤被指控包括重大疏忽和操作違規等一系列罪狀。這起訴訟的起因是德勤曾擔任主要關聯公司的審計人。而前者已經于年破產。此外德勤還面臨著一項總金額達億美元的訴訟這起訴訟也與倒閉有關。原告大部分是來自墨西哥的富有人士他們都是的投資者在這起涉嫌投資欺詐的陰謀中名投資者共損失了億美金。雖然德勤已經為自己展開辯護但認為德勤的“疏忽大劉靜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意”實際上縱容了的欺詐陰謀。繼安達信之后畢馬威和德勤相繼因為糟糕的審計記錄而被

推上被告席。“五大”之中有其三足以說明災難的嚴重程度。任何了解現代市場經濟信用本質的人都不會忽視會計事務所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職業操守良好的會計中介機構是現代市場秩序得以不斷擴展的最根本動力。否則建立在普遍信用秩序上的現代市場經濟就很難深入人心從而不斷拓展其邊界。而安達信、畢馬威、德勤最近先后涉入會計丑聞的事實表明在經過將近年的牛市之后以“五大”所代表的國際會計行業已經出現了職業道德普遍松懈的跡象。它也同時表明會計制度的建設絕非一勞永逸之事它必須與新的經濟現象同步發展。最近披露的大量會計丑聞大多發生在所謂的新經濟公司中這一點決不是偶然的『。國內會計職業道德缺失現象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會計的作用越來越大而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會計職業道德缺失現象也越發嚴重。在上市公司中就出現過三次誠信危機。第一次誠信危機深圳原野年案發?！瓴扇√摿惺杖腚[匿支出、少攤損失、少提折舊等方法“制造”利潤萬元外方“空手套白狼”憑空持股轉移淘空上市公司。會計師事務所撤消注冊會計師吊銷資格“深圳原野”改組為“世紀星源”外方有關人員追捕歸案。長城案件年案發。長城公司十億非法集資詐騙案。中誠會計師事務所出具驗資不實的報告。長城公司破產中誠事務所連同家分所撤消會計師叛刑。第二次“誠信危機”瓊民源案件年案發。瓊民源在年年報中虛構收入億虛構利潤億虛增資本公積億影響深圳股市市值億是建國以來最大的證券詐騙案。年處理董事長、財務主管入獄“瓊民源”改組為“中關村”辦理審計業務的海南中華所撤消其注冊會計師注銷資格簽字的北京中華所停止執行證券業務半年簽字的注冊會計師禁止執行證券期貨業務年。東鍋案件劉靜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年案發。張假銀行進帳單虛構利潤億進行包裝修改審計時間從年改為年騙取上市東鍋公司采取送原始股票的手法拉攏有關部門、單位涉及從中央到地方多名干部當地下令“各方密切配合”“爭取上市”從當地到財政、國資、銀行、中介機構等形成一個完整的“造假公司”。處理結果東鍋董事會主要成員判刑事務所解散簽字會計師取消資格。第三次“誠信危機”“鄭百文”鄭百文公司上市前采取虛提返利、少計費用、費用跨期入帳等手段虛增利潤萬元并據此制作了虛假上市中報材料上市后三年采取各種不法手段累計虛增利潤萬元。此外該公司股本金不實上市公告書存在重大遺漏年報信息披露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般y廣廈”銀廣廈通過偽造購銷合同偽造出口報關單、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偽造免稅文件和偽造金融票據等手段虛構主營業務收入虛構巨額利潤億元其中年為億元年為億元。公司三個主要負責人刑事拘留出具審計報告的中天勤事務所被吊銷資格兩名簽字會計師被刑事拘留。會計職業道德缺失所帶來的后果會計職業道德缺失的現象所帶來的后果是巨大的。當公眾所看到的財務報表是虛假的他們就會失去對會計師的信任進而失去對、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的信任。而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整個會計行業將失去其生存之本。曾有一度國內的人們談到會計都會和做假帳聯系在一起認為會計做的帳簿都是虛假的。而因為當時的中國人都還沒有炒股、投資所以并沒有對會計做假帳有很切身的感受也沒有過于關心這個問題。以致于會計是否應講究職業道德在人們的觀念中顯得很模糊會計職業道德缺失現象被忽視。然而隨著中國股市的蓬勃發展大量的公民變成股民、基民買賣股票、基金成為老百姓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甚至是唯一的經濟來源時人們開始關心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數據了。財務數據是投資者決定是否投資、投額是多是少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數據因此其真實性就顯得格外重要。而隨著“鄭百文事件”、“銀廣廈事件”等會計造假丑聞的一再曝光引發了自年以來的連續數年的“熊市”使得股民們的財產一再縮水有的甚至傾家蕩產越

來越多的公眾開始關心會計數據的真實性會計職業道德也被劉靜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重視起來。注冊會計師是為上市公司出具審計報告的專業人士他們的審計意見將作為評判上市公司業績的最權威信息這也是公眾賦予注冊會計師的權力和信任。所以一旦這種信任被辜負了財務造假行為盛行注冊會計師的專業能力遭到質疑則公眾將無法根據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和注冊會計師的審計報告來判斷一家公司的業績進而影響其投資行為。這樣的情況一旦出現公眾就會漸漸失去對注冊會計師的信任。專業人士失去了對其專業判斷的權威性則該專業人士的生存之本就受到了。于是就出現了和社會呼喚會計職業道德的現象于是有了中國的朱镕基總理在國家會計學院對會計人員的“不做假帳”的題詞于是有了美國總統布什敦促國會出臺嚴懲財務造假的法案。由此可見會計職業道德缺失現象的后果是嚴重的是危及整個會計彳亍業生存之本的重要因素也是引起整個經濟社會高度重視的一個重要問題研究這個問題有著十分巨大的現實意義。研究會計職業道德的意義有利于增強公眾對會計的信任研究會計職業道德在全會計行業提倡講究會計職業道德可以在社會公眾面前樹立會計人員的遵紀守法、不做假帳的良好形象增強公眾對會計人員的信任對會計信息真實性的信賴。伴隨著會計行業的誠信危機公眾出現了對會計行業的信任危機這嚴重影響了會計行業的生存為了重新贏得公眾的信任改變他們對會計人員的看法從而重新獲得會計專業人士應該擁有的對其專業問題的權威解釋的權力我們將十分有必要研究會計職業道德并在全行業提倡并重視會計職業道德。有利于規范會計工作行為會計職業道德要求會計人員在操作會計業務時嚴格按照會計準則和會計法的規定真實、準確、穩健及時的披露企業的財務信息避免出現做假帳、虛增利潤等違紀、違規甚至違法的會計行為從而規范會計工作行為。長期以來在市場經濟講究經濟效益的思想沖擊下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動下會計工作的規范性受到了嚴重的制約是按照會計準則和會計法規的要劉靜會計職業道德問題研究案例分析與啟示求做帳還是按照董事長、總經理的授意做帳成為一個困擾會計人員工作的重要問題。而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為了眼前的利益相當多的會計人員選擇了唯長官意志是從粉飾會計報表的做法會計職業道德意識淡漠。于是出現了假帳橫行的現象為了遏制這種現象的繼續蔓延規范會計工作行為我們要研究會計職業道德樹立會計職業道德觀念。有利于維護社會各方經濟利益研究會計職業道德在會計行業提倡講究會計職業道德可以促使會計信息真實、可信使得關心企業會計信.

第四篇：通知與啟示

通知與啟示

１．通知

通知是上級對下級、組織對成員部署工作、傳達事情或召開會議所使用的一種文體。同級單位有什么事情要互相討論或協商，也可以互發通知。另外，凡婚喪喜慶及某一特殊事務發生，對至親好友或有關人士都應該及時發出通知。通知有兩種：一種是以布告的形式，把事情通知有關人員，如學生、教師、會員、讀者、聽眾、觀眾等；另一種是以書信的形式，把事情傳達給有關人員。通知有一定的格式和要求，要言簡意賅，要熱情，更要及時。一般來說要注意以下幾點： 1）通知正文上方的正中間往往寫有“Notice”的字樣。2）發布通知的單位名稱寫在正文右下角或正文前面。3）發布通知的日期寫在左下角。

4）發布通知的單位和被通知的對象一般都用第三人稱。

5）如果正文前使用了人稱謂語，對被通知的對象則應用第二人

稱。6）為文娛或體育節目等而出的通知就是海報(Poster)。

例如以下是外語系辦公室通知全體師生開會的通知，通知是這樣寫的：

Announcement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ur department are requested to meet in the meeting room on Wednesday, Sept.18, at 2: p.m.for a report about new tendency of foreign language study.The Office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Sept.13, 2004 范例１

有時，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通知也可全部用大寫字母，書寫格式也可隨意。例如：

NOTICE

A LECTURE WILL BE GIVEN

O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BY VISITING PROF.CORNELL IN CLASSROOM BUILDING NO.102

ON SAT.APRIL18.AT 3:00 P.M.ALL ARE WARMLY WELCOME APRIL 15, 1992

譯文：

講座通知

主講人：訪問學者康奈爾教授

題目：當代美國文學 地點：教學樓102教室 時間：4月18日下午3:00

歡迎各位出席 1992年4月15日

２．啟示

機關、團體、個人在有什么需要公開向大家說明或者希望大家合作辦理事情時，把它簡明扼要地寫出來，張貼在公共場所或登在報刊、雜志上的短文，就是啟示。啟示不具備法令性、政策性，因而也沒有強制性和約束性。啟示的對象可參與啟示中所要求的事，也可以不參與。英語啟示的寫法，一般是：

1）在正上方寫啟示的名稱，如Found, Contributions Wanted, Correction等;2）在低于啟示名稱的右上方寫啟示的日期，如February 2nd, 2004或 2 February，2004

3）在正中寫啟示的內容，一般應包括目的、意義、內容、形式、要求等； 4）末尾右下方寫啟示者的單位姓名。

啟示的種類繁多，分為以下幾種：遺失啟示、招領啟事、征稿啟事、遷移啟示、更正啟事、訂婚啟示、出生啟示等等。

范例：

Lost

Sept．4，2004

I was so careless that I lost my school bag when I was studying in the library yesterday.As you know, schoolbag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as a student because several necessities were in it, including m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my three textbooks and a notebook.As our final examination is coming and time is flying, I am too anxious to get them back so that I can prepare for the exam.Will the finder please ring me up to fetch it back? I will sing a sweet song for you as a reward, my dear friend.Loser

Li Ming Address: Room 409, Student Dorm.2 Tel: 7765432

練習：

1．寫一張關于沈陽對上海隊的足球比賽的海報。

時間: 10月4日下午三點。

地點: 虹口體育場。

并通知票數量有限，欲購從速。

體育組 2．你的兒子丟失。請寫尋人啟事，啟示包含以下內容： 1）孩子出生年月 2）孩子特征的描繪 3）聯系方式

3．請寫一個海報，通知英語系的學生和教師有關英語競賽的事宜，包括： 時間、報名的最后期限以及獎勵辦法。

第五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文字版)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對于“抄襲”說的學術史考辨

鮑國華

1923年10月，魯迅為北京大學新潮社初版《中國小說史略》撰寫序言，開篇即稱：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后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于小說仍不詳。?”

視自家著作為第一部由中國人撰寫的較為成熟的小說專史，魯迅這一論斷，充滿了學術自信，并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認可。②魯迅序言中所謂“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包括（俄）瓦西里耶夫《中國文學簡史綱要》（1880）、（曰）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1897）、（英）翟理斯《中國文學史》(1897）、（日）笹川種郎（臨風）《支那文學史》（1898）、（德）顧魯柏《中國文學史》（1902）等。這些撰著于世紀之交的文學史著作，大多設置專門章節討論小說。然而，專論小說的篇幅卻極有限。最初幾種由中國人撰寫的文學史亦如是。其中“第一部”——林傳甲著《中國文學史》?，鮮見對小說的正面評價；稍后出現的黃人（摩西）著《中國文學史》?，雖然在著作規模和理論深度上均對林著有所超越，但仍以詩文為論述中心，涉及小說的篇幅確實“不及全書之什一”。盡管在《史略》之前出現的冠以“小說史”名稱的著作，尚有王鐘麒《中國歷代小說史論》和張靜廬《中國小說史大綱》二種?，但前者是一篇論文，僅以數百字概括中國小說幾千年的發展變革，而將主要篇幅用于分析古人作小說的原因，體現出鮮明的宣傳色彩，意不在于學術，尚不具備小說專史的性質和規模；后者則在“小說”概念之下兼及戲曲，并且在資料的準確性和論斷的科學性上均嫌不足。可見，誠如魯迅所言，在《中國小說史略》問世之前，成熟完整的中國小說專史尚未出現。魯迅對于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杰出貢獻及其在現代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因此得以確立。

前述幾部由外國學者撰著的中國文學史，盡管各有其成就，但均未能及時譯為中文，因此在當時中國聲名不著。倒是稍后問世的鹽谷溫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大有后來居上之勢。⑦鹽谷氏的著作之所以聲名遠播，除本身的學術價值較髙，并且多次譯為中文、為國內讀者所熟知外⑧，也和該書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間的一場涉及“抄襲”的學術公案密切相關。兩部著作之關聯，至今仍引起紛紜眾說。本文力圖“回到歷史現場”——對于八十年前的這樁學術公案進行詳細梳理與論析，并通過比較兩部著作的學術思路與方法，廓清二者之關系，以此接近并還原歷史的本來面貌，從而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使對“抄襲”之論的批駁，超越為魯迅本人的辯誣，而從學理層面探討同時代學人對《中國小說史略》的歷史評價，進而展現“中國小說史學”建立之初，研究者不同的學術思路與文化選擇。

一、從一樁學術公案說起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最初作為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等院校開設中國小說史課程的講義，從1920年12月起陸續油印編發，共17篇；后經作者增補修訂，由北大印刷所鉛印，內容擴充至26篇。1923年12月，該書上卷由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出版，下卷出版于次年6月。《中國小說史略》至此得以正式刊行。⑨作為中國小說史研究劃時代的著作，該書問世之初，并未引起評論家和研究者的重視。魯迅在當時主要以小說家聞名，其小說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免為小說家的盛名所掩。涉及該書的第一次論爭也并未發生在學術研究范圍內，而是陳源（西瀅）在《閑話》及與友人的通信中，指責《中國小說史略》抄襲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小說部分。

1925年11月21日，陳源在《現代評論》上發表《閑話》，稱：

“現在著述界盛行“⑩竊”或“抄襲”之風，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一般人自己不用腦筋去思索研究，卻利用別人思索或研究的結果來換名易利，到處都可以看到。??

“可是，很不幸的，我們中國的批評家有時實在太宏博了。他們俯伏了身軀張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尋找竊賊，以致整大本的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么？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

“至于文學，界限就不能這樣的分明了。許多情感是人類所共有的，他們情之所至，發為詩歌，也免不了有許多共同之點。??

“‘竊’‘抄襲’的罪名，在文學里，我以為只可以壓倒一般蠢才，卻不能損傷天才作家的。文學史沒有平權的。文學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至于偉大的天才，有幾個不偶然的?竊？”

1925年10月1日起，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報頭使用凌叔華所作畫像一幅。10月8日，《京報副刊》發表署名重余（陳學昭）的《似曾相識的<儂報副刊>篇首圖案》，指出該畫像剽竊英國畫家比亞茲萊。1925年11月7日，《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發表凌叔華的小說《花之寺》。11月14日《京報副刊》又刊登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則，暗指《花之寺》抄襲契訶夫小說《在消夏別墅》。陳源這篇《閑話》以“劉竊”為主題，概源于此，實有為凌叔華開脫之意。陳源與魯迅因同年的“女師大事件”而交惡，因此懷疑上述兩篇文章皆出于魯迅之手，于是旁敲側擊，暗指魯迅抄襲。雖然“整大本的剽竊”一說的矛頭所向，文中沒有明言，但“思想界的權威”一語，實指魯迅而言。?然而既然陳源未曾指名，魯迅“也就只回敬他一通罵街，在一篇文章的附記里略作回應：

“按照他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氣’，是早應該說明誰是土匪，積案怎樣，誰是剽竊，證據如何的。現在倘有記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權威’六字，即曾見于《民報副刊》廣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這位陳源教授的‘人氣’有幾多。?”

次年一月，陳源在發表于《晨報副刊》上的通信里，重提“剽竊”之事，并將矛頭明確指向魯迅及其《中國小說史略》：

“他常?？馗鎰e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抄了郭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墒撬约旱摹吨袊≌f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鉤者誅，竊國者候?，’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組題為《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的私人通信，內容主要是陳源和周作人就“女師大事件”的余波展開的若干問答，以及試圖在陳周之間進行調解的張鳳舉的來信。不過，陳源在批評周作人之余，筆鋒一轉，將矛頭指向魯迅，圍繞“剽竊”大做文章。因“女師大事件”交惡于前，懷疑魯迅著文指責凌叔華“抄襲”在后，陳源此舉也就不難理解。針對上述攻擊和指責，魯迅隨即發表《不是信》一文予以駁斥：

“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里；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余分量，取舍，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歷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歷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

在上述回應之后，這場紛爭暫時偃旗息鼓。然而魯迅對“票竊”之說一直耿耿于懷。直到十年后《中國小說史略》由增田涉譯為日文出版，魯迅稱：

“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里，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F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的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

從這段充滿了洗刷屈辱的快意之情的文字中，不難看出所謂“剽竊”事件給魯迅帶來的巨大的心靈壓抑與傷害。其實，陳源又何嘗不是在遭遇“女師大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沖突所造成壓抑與傷害中，慌不擇言，以致聽信他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系‘剽竊’而來”的傳言，不經查證不假思索，即以之作為攻擊魯迅的“有力”證據。假使陳源認真閱讀魯迅和鹽谷溫的著作，再加以比較，恐怕不會犯此“常識錯誤”。?此后，魯迅和陳源都不再提及這場論爭。倒是在魯迅去世的當年，胡適在復蘇雪林信中重提此事，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它的長處。如他的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之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身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亻良】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之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襲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在肯定魯迅的學術貢獻、駁斥“抄襲”說的同時，胡適指出陳源（即信中所謂“通伯先生”）之所以得出魯迅“抄襲”鹽谷溫的錯誤論斷，源于張鳳舉的“小人播亂”。張鳳舉其人及其在這次論爭中所作所為，已有學者著文考證。?應指出的是，盡管是私人通信，但胡適確信以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其書信日記等私人文字勢必將公諸于世，與其公開發表的文章一樣，被后人視為重要史料。因此，胡適將書信日記也作為著作來經營，下筆審慎，結構精心?？梢?，在與蘇雪林的通信中，胡適將“抄襲”說的始作俑者歸于旁人，實有為陳源開脫之意，同時將罪責坐實在“小人張鳳舉”身上，以正視聽。不過，使陳源“誤信其言”的很可能不只張鳳舉一人。時在北大任職的顧頡剛亦認為魯迅有抄襲之嫌，并以此告知陳源，才引發陳源著文指責魯迅“抄襲”。盡管幾位當事人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對此均諱莫如深，但1949年，時任云南大學教授的劉文典卻在一次演講中加以披露。劉文典的演講稿沒有發表，今已不存。但在劉氏演講的第二天，即1949年7月12日，昆明《大觀晚報》發表《劉文典談魯迅》一文，記錄了劉氏演講的要點，其中涉及顧頡剛與“抄襲”說云: “顧頡剛曾罵魯迅所著的《中國小說史略》是抄襲日本人某的著作，劉為魯辯護，認為魯取材于此書則有之，抄襲則未免系存心攻擊。?”

劉文典對所謂“抄襲”說持否定意見，但并未在演講中指明“顧頡剛曾罵魯迅”“抄襲”的消息來源。劉文典之后，所謂“抄襲”說絕少為人提起。直到近半個世紀后，顧頡剛之女顧潮在回憶父親的著作中重提此事：“在‘女師大**’中，魯迅、周作人堅決支持學生的運動，而校長楊蔭榆的同鄉陳源為壓制學生運動的楊氏辯護，兩方發生了激烈的論戰，魯迅與陳源由此結了深怨。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亦持此觀點，并與陳源談及，1926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布出去。??為了這一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亦結了怨。?”

顧潮的上述論斷源出當時尚未公開的《顧頡剛日記》。2007年，日記經整理正式出版，使顧頡剛持“抄襲”說的真相得以公諸于世。

在1927年2月11日的日記中，顧頡剛按語云： “魯迅對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陳通伯，《中國小說史略》剿襲鹽谷溫《支那文學講話》。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別人指出其剿襲為不應該，其卑怯驕妄可想。此等人竟會成群眾偶像，誠青年之不幸。他雖恨我，但沒法罵我，只能造我種種謠言而已。予自問胸懷坦白，又勤于業務，受茲橫逆，亦不必較也。?”

假使如顧氏所言，陳源著文宣揚“抄襲”說實源出顧頡剛，而不是（或不僅僅是）胡適所指認的張鳳舉，那么，在前引致蘇雪林信中，胡適力圖為之開脫的就不只陳源一人了。而且，顧頡剛一直將首倡“抄襲”說并告知陳源作為與魯迅結怨的緣由，言之鑿鑿。?然而目前尚無確證表明兩人之結怨源出于此。?”

以上之所以率先討論這樁學術公案，意在“回到歷史現場”——接近并還原這一歷史事件的真實面貌。通過對相關史料的梳理不難發現，盡管“抄襲”說不符合事實，但在當時持此說者卻不乏其人。然而無論是陳源、張鳳舉，還是顧頡剛，各自的出發點卻未必相同，似不可概而論之，其中尤以顧頡剛的態度格外值得關注。從上文摘錄的顧氏日記看，顧頡剛持“抄襲”，既不像陳源那樣出于私怨，為爭一時之意氣而完全不顧事實（在顧氏看來，顯然是宣揚“抄襲”說為因，和魯迅結怨為果）?，亦非懷有“小人”張鳳舉式的“播亂之心”（顧氏當時與魯迅同為“語絲社”成員，雖彼此過從不密，但尚未結怨，劉文典所謂“薦心攻擊”之說不確）。而且，以顧頡剛為人為文之嚴謹，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或歪曲事實、搬弄是非的可能性亦極小。因此，顧氏之認定“抄襲”，很可能是出于自家的學術判斷，源于對魯迅小說史研究的學術思路和方法缺乏充分的了解與認同所造成的“誤讀”。?因此，顧頡剛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態度，在表面的人事糾葛的背后，尚有從學術史的高度做進一步探討的余地。考察顧頡剛的態度，也有助于使對“抄襲”說的批駁，超越單純的為魯迅本人的辯誣，獲得進行更深層的學理探討的可能。

二、顧頡剛的態度

前文已述，顧頡剛認為《中國小說史略》與《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內容上有相沿襲處，據此判定魯迅“抄襲”，但只在友朋間的閑談中述及。陳源卻“聽者有心”，不僅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加以披露，而且踵事增華，放大為“整大本的剽竊”，終于導致事態的惡化。這恐怕也是顧頡剛所始料未及的。盡管顧氏持“抄襲”說，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價值評價不高，但其立場卻不曾公開表露。直到十幾年后，顧頡剛應邀撰寫《當代中國史學》一書，才得以公開自家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判斷。該書出版于1942年，其中設專章考察俗文學史（包括小說史與戲曲史）和美術史研究，在專論小說史的一節中，分別就胡適、魯迅、鄭振鐸等人的學術成就做出評價：

“胡適先生對于中國小說史的研究貢獻最大，在亞東圖書館所標點的著名舊小說的前面均冠以胡先生的考證，莫不有驚人的發現和見解。??所論既博且精，莫不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對于中國小說史作精密的研究，此為開山工作。

“周樹人先生對于中國小說史最初亦有貢獻，有《中國小說史略》。此書出版已二十余年，其中所論雖大半可商，但首尾完整，現在尚無第二本足以代替的小說史讀本出現。

“鄭振鐸先生對于中國小說史的成就也極大，當為胡適先生以后的第一人。?”

顧頡剛對于胡適和鄭振鐸的小說史研究較多贊美之詞，而對于魯迅的態度則有所保留，用語頗為審慎，“小說史讀本”一語，足見顧氏對《中國小說史略》的基本判斷，前后論斷恰堪對照。作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魯迅和胡適在治學方面均做到了穿越“古今”、取法“中西”，二人又都對小說史研究具有濃厚的興趣，分別以《中國小說史略》和“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奠定了中國小說史學的研究格局和自家的學術地位，成為小說史學的開拓者。同時，知識結構、學術理念、文化理想和審美趣味的不同，又使二人的研究顯示出鮮明的個性:分別以獨具會心的藝術判斷和嚴密精準的考證見長；基于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威望，使中國小說史學在建立之初即呈現出雙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梢哉f，魯迅與胡適治學路徑不同，成就卻難分軒輊。而鄭振鐸盡管也在小說史研究上取得了較大成就，但其學術視野及理論開創性較之魯、胡二人均略有不及。由此看來，顧頡剛的上述論斷，似乎有失公允。而聯系到魯顧二人的在廈門和廣州的結怨，顧氏對《中國小說史略》評價不高，很容易給人以夾雜了私人恩怨的印象。然而，《當代中國史學》是一部嚴肅的學術史著作，作者不因個人的政治傾向和情感好惡而影響到對于研究對象的判斷。不因人而廢文的態度，使顧頡剛對于政治上“左傾”的郭沫若和時已與其交惡的傅斯年均作出極高的評價，奉前者為“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對后者之《性命古訓辨證》亦頗有好評?。因此，造成在學術判斷上的“楊胡抑魯”，與顧頡剛本人對于小說史學的學術定位密切相關。

顧氏治學，受胡適影響極深，奠定其學界地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也得益于胡適著述的啟發。此后雖以《古史辨》別開生面，自成一家，但對胡適的授業之功依舊念念在心。作為現代中國學術之新范式的創建者，胡適的大部分著作都具有“教人以方法”的典范意義。@小說史學之于胡適，首先是其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考證”視野下的小說，首先也是作為史料，而不是以具有審美特質的文學文類的身份進入其學術視野。談藝既非胡適所長，亦非其所愿。雖然上述思路在胡適的“章回小說考證”中只是初露端倪，但經其追隨者的進一步倡導與發揮，逐漸蔚為大觀，成為中國小說史學的研究范式，也使小說史學在建立之初即呈現出史學化的趨向。顧頡剛在胡適的這—學術設計中立論，將小說史納入“史學史”的范疇之中加以討論，以歷史研究的學術規范和評判尺度考量小說史寫作的理論創見與文化職能。《當代中國史學》之小說史專節在逐一點評各家的學術貢獻之后，道出了自家對于小說史研究的學術期待：

“因為舊小說不但是文學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著最可靠的社會史料，利用小說來考證中國社會史，不久的將來，必有人從事于此。?”

可見，顧頡剛在“史學”前提下討論小說史寫作，先驗地帶有”重史輕文’的傾向，視小說為可信之史料，主張利用小說考證社會史，從而將藝術判斷排除在小說史研究的視野之外。依照這一評判標準，《中國小說史略》一類以審美感受見長的小說史論著，較多描述與概括，而缺乏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深入考察，給人以空疏之感，雖“首尾完整”，但深度不足，視之為“讀本”尚可，史學創見則有限，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類概述文類特征的著作大同小異，難免有相互沿襲之處。這正是顧頡剛認定魯迅“抄襲”的依據所在。《中國小說史略》學術價值因此得不到顧氏的充分認可。與顧頡剛可堪對照的是，胡適一直對魯迅的小說史研究抱有極大的好感，不僅在前引復蘇雪林信中為魯迅辯誣，在為自家著述所作的序言中，亦對《中國小說史略》的開創意義和魯迅的學術創見頗為肯定，評為“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斷制也甚謹嚴，可以為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精力”。表面上看，這一評價不可謂不高。然而，胡適著力關注的仍是魯迅在小說史料方面的貢獻。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價值大加贊賞，不過是因為該書體例完整，能夠為其小說考證提供可依循的歷史線索而已。對于魯迅在小說審美批評方面的建樹，則較為隔膜。@有趣的是，出于相近的小說史研究理念和學術定位，胡適與顧頡剛對于《中國小說史略》的評判，均以“考證”為主要標尺，而依據相同的標尺，竟然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一方指斥魯迅缺乏個人創見，有抄襲之嫌；另一方則認為魯迅在考證方面的勝于鹽谷溫，據此為其洗刷辯白?？梢姡翱甲C”無法作為衡量魯迅小說史研究之成敗得失的有效標準。不過，“考證”的標準卻反證出《中國小說史略》的理論特色。盡管魯迅在小說史料的稽考上頗為用力，這方面的成績也得到時人的大力揄揚?，但《中國小說史略》并不以此見長，維系該書學術生命的不是對史料的占有，而是基于自家的學術眼光，對史料作出重新的“發現”。魯迅之于考證，非不能也，實不甚為也，其長處在于通過尋常作品和尋常史料，產生不同尋常的學術創見。特別是憑借自家對于小說藝術的超凡領悟力，對作品的審美價值作出精準的判斷，往往寥寥數語，或成不刊之論，這是其小說史研究最為人所稱道處，卻也是胡適等學者不愿為或不擅為的。與胡適等賦予小說史研究以明確的史學歸屬和方法論依據不同，魯迅治小說史，有專家之長，卻素無專家之志。魯迅將小說史研究視為其整體的文學事業的一部分，著力于發掘作品的審美質素。小說家的身份，賦予其相對完整的知識結構和感性資源，促成了他審視小說的獨特眼光，更鑄就了魯迅作為小說史家的“詩性”自覺。因此，單純以史學標準衡量《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成就，難免鑿空之弊。

顧頡剛對于《中國小說史略》評價不高，還源于自家對魯迅的文化身份及其著述的學術職能的認定。魯迅和顧頡剛應聘廈門大學教職后，最初尚能相安無事，且彼此間偶有往來（這在二人的日記中均有所記載），但始終不以朋友相待，交情淡薄，頗有些“道不同，不相與謀”的意味。隨著嫌怨的加深，分歧也漸趨明朗。魯迅以顧頡剛為陳源之同道，顧頡剛則稱魯迅為“不工作派”彼此難容。事實上，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期間，除擔任本科生教學，編寫《漢文學史綱要》，提交《<漱康集>考》、《古小說鉤沉》，承擔《中國圖書志小說》的研究外，還指導研究生并審査論文。?可見，魯迅并非真正的“不工作”。之所以被譏為“名士派”?，皆因顧頡剛對魯迅的上述工作、尤其是教學工作的學術價值缺乏認同所致。在顧頡剛看來，自家與魯迅有從事研究與教學之分，在身份上亦有學者與文人之別，而教學工作的學術價值與研究相去甚遠，文人的文化貢獻亦不能望學者之項背。?顧氏強調自家“性長于研究”，“不說空話”，而魯迅“性長于創作”，是“以空話提倡科學者”，與己相較，“自然見絀’@，于此可見一斑。出于學者的優越感，顧頡剛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適信中，對研究與教學的價值一判高下：

“在此免不了中山大學的教書，一教書我的時間便完了。我是一個神經衰弱的人，越衰弱便越興奮，所以別人沒有成問題的，我會看他成問題。這在研究上是很好的，但在教書上便不能。教書是教一種常識，對于一項學科，一定要有一個系統，一定要各方面都敘述到。若照教書匠的辦法，拿一本教科書，或者分了章節作淺短的說明，我真不愿。若要把各種材料都搜來，都能夠融化成自己的血肉，使得處處有自己的見解，在這般忙亂的生活中我又不能。所以教了兩年書，心中苦痛得很。?”

這一重研究而輕教學的立場，使顧頡剛對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和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這類從課堂講義脫化而成的學術著作缺乏起碼的認同與敬意。在顧氏看來，這類著作不過是常識之匯集，雖有穩健博洽之長，卻不利于研究者個人創見的充分發揮，學術含量不高，亦難免空疏之弊，且相互間在體例及論述上均大體相沿，視之為粗陳梗概的教科書“讀本”尚可，而難以企及嚴謹的學術著作的理論深度。同樣，顧頡剛以學人為自家定位，而視魯迅為文人，以此區別兩人的文化身份，知彼罪彼，所依據的也都是對于文人的評判標準。學人的自我期許和身份認定，使顧頡剛對于胡適一脈的學院派的小說史研究更為認同，將其學術貢獻置于魯迅之上，而將《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相類同，否定其原創性。顧氏不把魯迅視為學術同道，對其研究成果評價不高也是勢所必然。

然而在魯迅看來，教學與研究卻沒有這樣明顯的高下之分。文學史（小說史）這一著述體式在中國的確立，實有賴于晚清以降對西方學制的引進，對近代日本及歐美文學教育思路的移植。?這使中國人撰寫的文學史一經出現，即先天地具備教材性質，承擔教學職能。晚清至五四的學人選擇文學史這一著述體式，大都與其在學院任教的經歷有關。隨著對文學史概念理解的深入，以及具有新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加盟，文學史開始由教材式的書寫形態向專著化發展，學術價值獲得了明顯的提升。在講義基礎上形成的文學史著作，不乏在觀點和體例上卓有創見者，不僅顯示出作者的學術個性，而且實現了對文學史這一著述體式的學術潛質的創造性發揮?！吨袊≌f史略》最初也是作為大學講義。魯迅以小說史體式承載其學術見解，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學授課的需要。?然而考慮到魯迅在離開大學講壇后仍反復對《中國小說史略》做出修改，足可見其將該書作為學術著作經營的用心。衡量一部文學史著作學術價值的高下，除學術水平的因素外，還有賴于作者對自家著作的學術定位。魯迅非常重視文學史的學術職能，希望通過文學史寫作，不僅滿足教學需要，更要在學術上有所創獲，希望奉獻流傳后世的學術經典，而非只供教學的普通講義。?魯迅最初應授課之需編寫講義，但出于杰出的理論才能和對自家著作的學術期待，在此過程中顯示出經營個人著作的明確意識。魯迅對文學史的學術定位，使之超越了單一的教學職能：一部《中國小說史略》，用于講壇則是講義，供同行閱讀則為專著，在講義和專著之間自由出入，從而有效地彌合了教學與研究之間的學術落差。而顧頡剛視《中國小說史略》為講義，對其學術價值無法作出有效的闡釋，僅憑表面的論述框架及觀點的近似，而認定該書是對鹽谷氏之著作的沿襲，忽視了兩者在“小說史意識”上的重大分別，其“抄襲”之論，看似鑿鑿，實出于誤斷。

綜上可知，無論是顧頡剛認定魯迅“抄襲”，還是在《當代中國史學》“揚胡抑魯”，抑或否認魯迅的教學工作的學術價值，均不是出于個人恩怨與好惡，而是自家的理論立場、學科背景和身份定位使然。以史學視野統攝小說和小說史，忽視了小說作為文學文體自身的獨立性，尤其是在評判魯迅這樣以藝術感受力見長的研究者時，作為史家的“傲慢與偏見”也就在所難免。“史學視野下的小說史研究”的理論洞見與盲點亦因此得以同時呈現。

三、“概論”與“史”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漢學家編撰了多部有關中國文學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多采用“文學史”（如古城貞吉、笹川種郎）或“文學概論”體式（如兒島獻吉郎、鹽谷溫），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鹽谷溫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雖然問世較晚，但由于對小說與戲曲的開創性研究，尤為中國學者所矚目。該書分上下兩篇，共六章，并綴附錄兩篇。

篇章目次如下： 上篇

第一章 音韻 第二章 文體 第三章 詩式

第四章 樂府及填詞 下篇

第五章 戲曲 第六章 小說

附錄 論明之小說“三言”及其他宋明通俗小說流傳表? 由以上篇章設置不難看出，該書除第一章從分析漢語之特性入手，為后文探討韻文及詩歌提供理論依據外，其余五章均各自以文類為中心展開論述，各章之間呈現出平行的結構方式。鹽谷氏將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體系中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的小說、戲曲獨立成篇，使之與詩文相并列，意在突出小說與戲曲的地位。而且，統計表明:下篇兩章占據該書正文（除附錄外）的66%，其中小說獨占35%，如果加上同樣涉及小說的附錄，討論小說的總篇幅則占據全書的近50%。在綜論各文類的著作中，研究者對于某一文類的價值判斷，既體現在若干具體論斷之中，亦通過其著作留給該文類的論述空間得以彰顯。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鹽谷溫有意將小說、戲曲與詩文相并列，并著力擴充其篇幅，用意即在于此。作者在該書《原序》中稱：“及元明以降，戲曲小說勃興，對于國民文學產生了不朽的杰作”@。這在今天已成為學界之共識，但在當時則實屬新見。⑨鹽谷氏之前，日本學術界關注小說者不乏其人，然而在自家綜論各文類的著作中，或仍以小說為詩文之附屬，或仍將主要篇幅用于分析詩文，留給小說的論述空間頗為有限。以全書近半數篇幅討論小說，《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尚屬首創。鹽谷溫對于戲曲小說，尤其是后者的重視，恰與彼時中國學術界的研究風氣相契合。自晚清以降，對于小說文類的關注日漸成為文人學者之共識，這由中國文化與文學自身發展的現實困境所決定，而關注小說的眼光、思路及方法卻主要受到來自日本的影響。不僅晚清梁啟超倡導之“小說界革命”，其基本理念及術語多借自明治新政；“五四”新文化運動后，胡適以一系列“章回小說考證”，奠定中國小說史學之根基，亦得到日本漢學家的大力協助，尤其在資料搜集上受益良多?。兩代學人借助來自東瀛的“他山之石”，逐步建立起中國小說史學的學術規模和理論體系?？梢?，《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受到中國學者的推崇，概源于鹽谷氏對于小說的側重。在該書三種中文節譯本中，有兩種節譯其小說一章。特別是最早出現的郭希汾節譯本，直接冠名為《中國小說史略》。由于該譯本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正式出版之前面世，且書名相同（郭譯本未注明“節譯”及鹽谷原書名），也為指責魯迅“抄襲”者提供了依據和口實。郭希汾截取鹽谷氏著作中概論小說之章節，作為小說史加以譯介，且冠以“小說史略”的名稱，基于自家對小說史這一研究思路和著述體式的理解，卻誤解了原著的寫作策略。鹽谷溫在該書《原序》中云：

“中國文學史是縱地講述文學底發達變遷，中國文學概論是橫地說明文學底性質種類的。?”

鹽谷氏將《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命名為“概論”，而非“史”，各章以文類為中心，與文學史有橫向與縱向之別。該書全譯本的譯者孫【亻良】工對此亦有認識，在譯者自序中稱：

“又關于中國文學底研究的著述照現在的情形看來，恰與內田先生（引者按：即該書新序作者內田泉之助）所說日本數年前的情形同病，縱的文學史一類的書近年來雖出版了好幾部，但求如鹽谷先生這種有系統的橫的說明中國文學底性質和種類的著作實未曾見。?”

魯迅本人對于“文學概論”和“文學史”，也做出過明確區分。在致曹靖華信中，曾向曹氏推薦若干種中國文學研究著作：

“中國文學概論還是日本鹽谷溫作的《中國文學講話》清楚些，中國有譯本。至于史，則我以為可看

（一）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二）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共三本），（四）王國維：《宋元詞曲史》，（五）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將鹽谷氏與自家著作分別歸類?？梢?，“概論”與“史”的研究思路和著述體式本不相同，郭希汾以鹽谷氏之“概論”為“史”，將二者相混淆，實源于中國小說史學建立之初，中國學者對這一學科理解的紛紜與混亂。即便依郭氏所見，將《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小說專章視為小說史，其“小說史”意識與魯迅相比亦大相徑庭。

鹽谷氏著作第六章《小說》之細目如下： 第一節 神話傳說 第二節 兩漢六朝小說 一 漢代小說 二 六朝小說

第三節 唐代小說 一 別傳 二 劍俠 三 艷情 四 神怪

第四節 諢詞小說 一 諢詞小說底起原

二 四大奇書

三 紅樓夢? 表面上看，這一章節設計與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并無明顯分別。魯迅著作凡二十八篇，各篇依朝代為序，在朝代之下設計類型，連綴以為史。如此看來，無論是指責魯迅“抄襲”，還是認定其以鹽谷氏之著作為“藍本”，均證據確鑿，不容申辯。然而，在章節設計相近的背后，小說史意識的差異才是比較兩部著作的關鍵。鹽谷溫的著作，依朝代分期，力圖依次展現每一時期中國小說的格局和面貌，但真正得到展現的是朝代的遞進，對于小說的論述，各時期之間仍采取并列方式。盡管各部分在分析具體文本時精彩之見迭出，但對于小說文類自身的演變卻關注不夠?？梢?，《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小說部分是依照朝代順序論列小說，“小說史”的意味其實并不突出。這并不是鹽谷溫的眼光或學養不足造成的，而源于該書著述體式的制約。“概論”的基本思路是橫向地呈現各文類之特征，也就無須對其發展遞變做縱向的考察。在中國小說史學建立之初，以朝代為線索撰史者不乏其例，這些研究者與鹽谷溫的區別在于，后者對自家著作之“概論”特征頗為自覺，明確將其與“小說史”相區隔，前者則徑以為“史”，忽視了兩者在學術思路與著述體式上的差異。魯迅本人對于這類依朝代分期之小說史，也頗有異議。1931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訂正本《中國小說史略》，魯迅為之補撰《題記》云:“即中國嘗有論者，謂當有以朝代為分之小說史，亦殆非浮泛之論也?！雹馄渲胁⑽疵魇尽罢撜摺币辉~之所指。據《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之譯者增田涉回憶，《題記》付印時魯迅曾作出修改：

“我還記得一件事，在他的《小說史略》訂正版的《題記》里，有這樣的話：‘??即中國嘗有論者，謂當有以朝代分之小說史，亦殆非膚淺之論也?！@題記的底稿是給了我的，現在還在手邊，原文稍有不同，在‘中國嘗有論者‘的地方，明顯地寫作‘鄭振鐸教授’?？墒牵队〉臅r候，鄭振鐸教授知道點了他的名字，要求不要點出，因此，校正的時候，改作‘嘗有論者’了。乍一看來，好像他對鄭振鐸的說法有同感，我問他為什么鄭不愿意提出他的名字呢？他給我說明了：‘始非膚泛之（淺薄之）論’，實際上正是‘淺薄之論’，所以鄭本人討厭。?”

可見，魯迅對于“以朝代為分之小說史”評價不高，在自家之《中國小說史略》中，朝代只是作為小說變遷的歷史背景。魯迅的小說史意識表現為：以小說發展的歷史時期為背景，以小說類型的遞變為線索，用類型概括一個時期小說發展的格局與面貌。上述思路有助于展現小說文類自身的發展變遷，從而保證了小說史作為文學研究與著述體式的自律性與自為性。?在魯迅看來，依朝代這一歷史存在為小說史分期，無疑是以外在因素作為文學研究的標準，忽視了小說的文學性；而徑取朝代為線索，在做法上也略顯取巧。這是魯迅與鄭振鐸及鹽谷溫等人在“小說史意識”上的重大區別。綜上可知，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與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都以朝代為經，確實給人以雷同乃至因襲之感，但這只是表面上的論述體例的相近，背后的學術思路卻大為不同。誠如魯迅在《不是信》中所言：自家著作中的朝代更迭只是“以中國史實為‘藍本’”，作為背景存在，而不是小說史的線索。以所謂“籃本”為依據，指斥魯迅“抄襲”鹽谷溫，是對其“小說史意識”缺乏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了解所致。

前引魯迅《不是信》中對于“抄襲”說的答辯，其中也坦承《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中的第二篇，即《神話與傳說》是根據鹽谷氏著作之大意而成。這也成為“抄襲”說的主要依據。魯迅論及神話傳說時，對于鹽谷溫確有不少借鑒之處，但是否能夠就此認定“抄襲”，尚須辨析?，F代漢語中所謂神話及神話學的概念，均譯自日本，時在20世紀初。@彼時魯迅正在日本留學，最初接觸神話及神話學，也是通過日文材料。在作于日本的《破惡聲論》（未完稿）中，魯迅闡述了神話的文化價值，將其視為文學與思想的起源。1920年受聘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小說史課程，并撰寫講義時，以神話為小說之起源，這一思路就與其在留日期間接觸神話學不無關聯。魯迅的神話學知識主要習自日本，加之當時中國的神話學尚處于初創階段，缺乏可供參考的本國學術成果，借鑒日本學人的研究，也有其不得已處。在最初的油印本講義《中國小說史大略》中，《神話與傳說》一篇的主要觀點均來自鹽谷溫的著作，但油印本純作講義，沒有作為個人著作公開出版，吸收前沿成果用于教學，無涉“抄襲”。1923年北京大學新潮社刊行《中國小說史略》初版本上卷時，有關神話一篇的內容則大為改觀，不僅材料較之油印本增補甚多，次序和觀點也有相當大的調整和修正。仍保留鹽谷溫對于中國神話散失之原因的兩點解釋，但以“論者謂有二故”領述之，不敢掠為己見（最初的油印本講義也作如是處理），并補充自家的一則論斷于后，且輔以多則史料證之?？梢?，《中國小說史略》第二篇《神話與傳說》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影響屬實，但決非一味沿襲，全無自家之創見。鹽谷氏對于魯迅最大的啟發，是一部中國小說史從神話講起、視神話為小說之起源這一學術思路。所謂“抄襲”說，未免過甚其辭。而且，魯迅從1909年起即開始搜集唐前小說佚文，最終匯成《古小說鉤沉》稿本十冊，成為后來撰寫小說史的重要資料。魯迅的小說史輯佚工作，早于鹽谷氏著作之刊行，《不是信》中自陳“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并非虛言。

以上通過對兩部著作之學術思路的辨析，試圖為批駁“抄襲”說提供若干“內證”。”抄襲’說之不可信，除“內證”外，還有過硬的“外證”可為憑據，即魯迅與鹽谷溫的學術交往。鹽谷溫對于中國小說研究的貢獻，除在《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充分肯定小說的價值與地位外，在作品和資料發掘上的成績也甚為可觀。在中國本土久已失傳的元刊全相評話及明話本集“三言”就是由鹽谷氏率先發現，并傳回國內的。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訂正本）題記中對此大加褒獎：“盟谷節山教授之發見元刊全相評話殘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說史上，實為大事”@。在自家的小說史著述中，魯迅多次引用鹽谷氏的研究成果。鹽谷溫對于魯迅的學術成就也頗為推重，每當發現小說和戲曲的新材料，即寄贈魯迅。二人互通書信，互贈書籍。這在《魯迅日記》中多有記載，茲不一一舉證。魯迅親筆題字送給鹽谷溫的《中國小說史略》保存至今。?1928年2月23日，兩人在上海會面，鹽谷溫贈魯迅《三國志平話》、雜劇《西游記》，并轉交辛島驍?所贈舊刻小說、詞曲影片七十四頁，魯迅回贈以《唐宋傳奇集》。?從魯迅與鹽谷溫的學術交往不難看出，兩人在小說史研究上始終互相支持，互相推重。如果真有所謂“抄襲”，魯迅恐怕不會如此坦然地面對鹽谷，鹽谷氏不斷向魯迅寄贈書籍資料，亦難免不辨是非之譏，無異于“開門揖盜”了。

余論：“寂寞的運命” 1935年6月，《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出版，魯迅為之作序云：“這一本書，不消說，是一本有著寂寞的運命的書。在自家著作問世后的十余年間，魯迅的小說史研究曾得到各種各樣的贊揚與詬病，但大抵是褒多于貶，魯迅之于中國小說史學的開創地位和學術貢獻，得到了公認。然而在魯迅看來，《中國小說史略》的命運是寂寞的，在紛繁的贊揚與責難聲中，自家的學術理念并未獲得準確的理解和有效的闡釋。“寂寞”一語，充滿了“灘得知己”的悲涼之感。縱觀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小說史研究，盡管魯迅與胡適的學術成就難分高下，但以后者為代表”實證派”研究實居于主流地位。胡適等人對于古典小說的考證，將小說這一邊緣性文類納入學術研究的視野，以治經史的態度和方法從事小說研究，從根本上提升了其文化地位，并因此創建了學術研究的新范式，為后學開無數法門。胡適的小說史研究，在奠定中國小說史學的研究格局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座不易超越的理論高峰，更因后世學人的推重與承繼，自成一派。然而，學術高峰在彰顯其優長的同時，往往也暴露出內在的困境與矛盾。在“整理國故”的前提下，胡適之于小說，著力關注“牡會史料”價值，而相對忽視其作為文學文類的審美特質?！昂m關注的始終是‘文本’產生的歷史，而不是‘文本’自身”。@即便偶有所及，由于“歷史癖”與“考據癖”，也使其論斷往往“別具幽懷”。胡適評判小說的藝術價值時，對于寫實筆法最為關注，也最為欣賞，在文學閱讀趣味背后透射出史家的心態和視野。胡適等人對于審美批評的相對忽視，逐漸強化了小說史研究的史學歸屬，并最終導致文學研究自身的“失語”。?這恰恰是魯迅和胡適在小說史研究上的主要分歧所在。在與臺靜農的通信中，魯迅對胡適一派的研究作出如下評判： “鄭君（引者按：指鄭振鐸）治學，蓋用胡適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此實足以炫耀人目，其為學子所珍賞，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覽，皆通行之本，易得之書，故遂孑然于學林之外，《中國小說史略》而非斷代，即嘗見貶于人。但此書改定本，早于去年出版，已囑書店寄上一冊，至希察收。雖曰改定，而所改實不多，蓋近幾年來，域外奇書，沙中殘楮，雖時時介紹于中國，但尚無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鄭君所作《中國文學史》，頃已在上海豫約出版，我曾于《小說月報》上見其關于小說者數章，誠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學史資料長編，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識者，資以為史，亦可用耳。?”

可見，魯迅難以認同胡適、鄭振鐸等人“恃孤本秘笈，為驚人之具”的治學方法，而特別關注研究者的“史識”，力圖通過對“史識”的強調，使小說史研究從史學籠罩下掙脫出來，恢復小說作為文學文類的獨立性。“史識”是魯迅判斷文學史著作成就高下的首要標準。基于這一標準，魯迅對同時代學人的文學史著作評價極嚴。?與通信之中顯示出的治學理念相比，魯迅發言時的立場和心態也格外值得關注。該信寫于1932年，魯迅時已遠離學院，寓于上海從事自由撰述，“孑然于學林之外”恰恰是魯迅當時處境的真實反映。身處學界邊緣，以局外人的姿態立論，既造成與學院中人難以彌合的疏離感，又因此獲得隔岸觀火的絕佳位置，得以洞徹學院派研究的種種缺失。?而反觀自家小說史研究的命運——《中國小說史略》或以“長于考證”而得贊揚，或因“不善考證”而被疑“粆襲”，在種種贊賞與非議中，其“史識”卻始終未獲關注。在魯迅看來，同時代學者的文學史與小說史研究，于史料上勤于用力者不乏其人，而能夠在史料中凸顯“史識”者卻寥若晨星。在學術研究上缺乏真正的同道，使魯迅萌生“寂寞”之感。而遠離學院又使他“不復專于一業，一事無成”，計劃中的中國文學史最終未能完成，“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也隨之失去了言說的契機，則更增添了魯迅的“寂寞”。

注釋：

①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1923年12月初版，《序言》第I頁。

②黃霖等著《中國小說研究史》指出“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之前出現的小說史著作尚無嚴謹的體例與科學的指導思想，顯得較為稚嫩”，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頁。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亦認為《中國小說史略》“發前人未發之覆，于‘自來無史’的空白中進行首創”，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頁。

③參看郭延禮《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洋<國文學史>的撰寫》，載2001年9月19日《中華讀書報》。

④初為光緒三十年（1904）京師大學堂優級師范館中國文學史課程講義，宣統二年（1910）武林謀新室出版，是中國人獨立撰寫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

⑤系作者任教于東吳大學時所編之教材，國學扶輪社印行，約1905年前后出版。⑥王鐘麒《中國歷代小說史論》，1907年發表于《月月小說》第一年第十一號，署名“天僇生”。張靜廬《中國小說史大綱》，上海泰東圖書局1920年6月初版。

⑦該書據鹽谷溫1917年夏在東京大學的演講稿改寫而成，于1918年12月完稿，1919年5月由大日本雄辯會出版?！吨袊膶W概論講話》雖非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史，但對中國的影響卻超越了此前及同時代的文學史著作。

⑧郭希汾節譯該書小說部分，題名《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中國書局1921年5月初版。后有陳彬龢節譯本，題名《中國文學概論》，北平樸社1926年3月初版；君左節譯本，題名《中國小說概論》，載《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6月版；孫【亻良】工全譯本，題名《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6月初版。

⑨《中國小說史略》的成書過程及其版本流變，參看榮太之《<中國小說史略>版本淺談》，載《山東師院學報》(社科版）1979年第3期；呂福堂《<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演變》，見唐強等著《魯迅著作版本叢談》，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楊燕麗《<中國小說史略〉的生成與流變》，載《魯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9期；（日）中島長文《“悲”——〈中國小説史略>》，見中島長文譯注《中國小説史略》附錄，東京平凡社1997年版。

⑩當作“剽”，原文如此，下同。?當作“剽”，原文如此。?陳源《閑話》，載1925年II月21日《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五十期，署名“西瀅”。?1925年8月初，北京《民報》在《京報》、《晨報》刊登廣告，宣稱“本報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張，專登學術思想及文藝等，并特約中國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諸先生隨時為副刊專著”。

_《華蓋集續編 不是信》，《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229-230頁。該文最初發表于1926年2月8曰《語絲》周刊第六十五期，署名“魯迅”。

?魯迅《學界的三魂》附記，載1926年2月1日《語絲》周刊第六十四期。?當作“侯”，原文如此。

?陳源《閑話的閑話之閑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之九《西瀅致志摩》，載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署名“西瀅”。

?《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魯迅全集》第6卷，第450-451頁。

?陳源所謂“抄襲”說來自傳言，魯迅對此亦有所覺察，在《不是信》中說：“好在鹽谷氏的書聽說（?。┮延腥俗g成（？）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華蓋集續編 不是信》）不過從語氣上看，魯迅的上述看法也是出于推測，對于傳言的始作俑者既不知其名，也無意追究。

?胡適《致蘇雪林》（1936年12月14日），《胡適文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頁。

?參看朱正《小人張風舉》，載《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2期。

@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第4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839頁。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頁。從顧潮的這段回憶看，當時“持襲”說者，亦不止顧頡剛一人。

?《顧頡剛日記》第二卷（1927-1932），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5頁。

@在1927年3月I日的日記中，顧頡剛總結受魯迅 “排擠”的原因數端，其中“揭出《小說史略》之剿襲鹽谷氏書”位列榜首。見《顧頡剛日記》第二卷(1927-1932），第22頁。

?現有探討魯迅與顧頡剛結怨之起因的論著，絕人多數均強調其復雜性，而不以顧氏散布“抄襲”之論作為結怨的直接動因。參看趙冰波《魯迅與顧頡剛交惡之我見》，載《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汪毅夫《北京大學學人與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兼談魯迅在廈門的若干史實》，載《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徐文海《從<南下的坎坷>看顧頡剛和魯迅的矛盾沖突》，載《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5期；盧毅《魯迅與顧頡剛不睦原因新探》，載《晉陽學刊》2007年第2期。明確“抄襲”事件作為結怨的主要原因的是包紅英、徐文海《魯迅與顧頡剛》，但該文所據仍是劉文典的演講及顧潮的著作，前者無實據可考，后者則出于《顧頡剛日記》的一面之詞，均非確證；載《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6期。桑兵《廈門大學國學院**——魯迅與現代評論派沖突的余波》—文則指出：“顧頡剛或為傳言者之一。至于魯迅是否知道顧頡剛的態度，則無明確證據，魯迅本人關于此事的言論，始終未提及顧的名字?！陛d《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與陳源指斥“粆襲”源自途說不同，顧頡剛本人對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并不陌生。陳彬龢的節譯本《中國文學概論》就是在顧氏的幫助下，由其主持的北平樸社出版。陳氏之妻湯彬華在節譯本序言中記述了該書由翻譯到出版的過程。見（日）鹽谷溫著、陳彬龢譯《中國文學概論》，北平樸社1929年12月再版，《序言》第1頁?！额欘R剛日記》1925年7月23日亦有“審核彬龢《中國文學概論》”的記載，見《顧頡剛曰記》第一卷(1913-192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44頁。

?持相同立場的不止顧頡剛一人。小說史家譚正璧在其《<中國小說發達史〉自序》中亦指出：“周著（引者按:即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雖亦藍本鹽谷溫所作，然取材專精，頗多創建，以著者為國內文壇之權威，故其書最為當代學者所重”。上海光明書局1935年8月初版，《自序》第1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譚正璧雖然對《中國小說史略》頗有好評，但仍強調魯迅以鹽谷氏之著作為“藍本”，且將該書之聞名學界，歸因于魯迅在當時文壇的地位，態度略顯曖昧。

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勝利出版公司1942年版，第118、119頁。

?同上書，第100頁。該書在討論甲骨文、金文、古器物學和專門史的有關章節中亦多次對郭氏進行專門論述，見第61、106、109-111頁。

@同上書，第87頁。顧頡剛與傅斯年于中山大學由合作到交惡，時在1928年頃。顧氏曾在與胡適信中談及此事，在自家日記中亦有所記載。參看《顧頡剛致胡適（1929年8月20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33-534頁；顧頡剛1928年4月30日日記，見《顧頡剛日記》第二卷(1927-1932），第159-160頁。

?參看顧頡剛《〈古史辨〉自序》，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自序》第40-41頁。

?胡適在《湖適文存>序例》中稱：“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學問思想和方法。故這些文章無論是講實驗主義，是考證小說，是研究一個字的文法，都可以說是方法論的文章?！币姎W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序例》第1頁。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對此有深入考察，可參看。見（美）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202頁。

?參看陳平原《現代中國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五章《作為新范式的文學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239頁。

?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1913-1983）》第1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06頁。

?1923年，胡適在閱讀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初版《中國小說史略》（上卷）后，曾致信魯迅，指出該書“論斷太少”。此信今不存，但由魯迅復信中“論斷太少，誠如所言”一語可知。（《新發現的魯迅書簡一魯迅致胡適》，載《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2期。）魯迅復信中語，恐屬謙辭?！吨袊≌f史略》（上卷）初版之學術論斷，未必“太少”，只是若干論斷在胡適看來，不屬于“學術”范疇而己。胡適所謂“論斷太少”，可見其對于《中國小說史略》學術價值的基本判斷。

?除前引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中的論斷外，阿英《作為小說學者的魯迅先生》亦稱《中國小說史略》“實際上不止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確的‘考證’書”。見阿英《小說四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頁。該文最初發表于1936年11月25曰《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張若英。

?顧頡剛本不屬于“現代評論派”，但與胡適過從甚密，且其《古史辨》曾得陳源褒獎，因此被魯迅視為“陳源之流”，對其全無好感。參看魯迅《兩地書 四八》，《魯迅全集》第11卷，第135頁。?顧頡剛在致胡適信中說：“廣州氣象極好，各機關中的職員認真辦事，非?？蓯邸Ｊ箯B門大學國學院亦能如此，我便不至如此負謗。現在竭力罵我的幾個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與其說是胡適之派與魯迅派的傾軋（這是見諸報紙的），不如說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傾軋?！薄额欘R剛致胡適（1927年4月28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第430頁。

?參看汪毅夫《北京大學學人與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一兼談魯迅在廈門的若干史實》，載《魯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

?參看魯迅《兩地書 四八》。

@早在赴廈門大學任教之前，顧頡剛對于學者與文人的身份己有明確區分，并以學者自命，不愿與文人為伍。在1923年8月6日的曰記中，即有如下記載：“日來覺得凡是文學家都是最不負責任而喜出主張的人，非我所能友。”見《顧頡剛日記》第一卷（1913-1926），第383-384頁.?顧頡剛1927年3月1日日記，見《顧頡剛曰記》第二卷(1927-1932），第22頁。?《顧頡剛致胡適（1929年8月20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卷，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34-535頁。

?參看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一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見《中國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頁。

@參看陳平原《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見《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頁。

?1926年，魯迅在廈門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文學史期間，曾致信許廣平，表明對于編寫文學史的認真態度：“我的功課，大約每周當有六小時，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情不可卻。其中兩點是小說史，無須豫備；兩點是專書研究，須豫備；兩點是中國文學史，須編講義?？纯催@里舊存的講義，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夠了，但我還想認真一點，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濒斞浮秲傻貢?四一》，《魯迅全集》第11卷，第117頁。

?這里依據孫【亻良】工全譯本的目次。（日）鹽谷溫著、孫【亻良】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上海開明書店1929年6月版，目次第13-18頁。

?上書，《原序》第5頁。

?日本學者內田泉之助為《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作序，對其學術價值評判如下：“鹽谷博士生于漢學世家，夙在大學專攻中國文學，深究其蘊奧。嘗游學西歐及禹域，歸朝之后發表其研究之一端而著《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一書。在當時的學界敘述文學底發達變遷的文學史出版的雖不少，然說明中國文學底種類與特質的這種的述作還未曾得見，因此舉世推稱，尤其是其論到戲曲小說，多前人未到之境，篳路藍縷，負擔者開拓之功蓋不少?！鄙蠒?，《內田新序》第7頁。

?參看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第八章《“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梁啟超與日本明治小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235頁。

@胡適在考證《水滸傳》時，在資料搜集和版本考訂上多次就教于日本漢學家青木正兒，其間書信往還，受益良多。參看杜春和、韓榮芳、耿來金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下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5-823頁。

?（日）鹽谷溫著、孫【亻良】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原序》第5頁。?上書，《譯者自序》第10頁》 @《331220 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12卷，第299頁。?（日）鹽谷溫著、孫【亻良】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目次第18-20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訂正本），北新書局1931年9月版，《題記》第3頁。?（曰）增田涉著、鐘敬文譯《魯迅的印象 三十三 魯迅文章的“言外意”》，見鐘敬文著/ 譯、王得后編《尋找魯迅魯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344頁。

?韋勒克、沃倫批評那種“只是寫下對那些多少按編年順序加以排列的具體文學作品的印象和評價”的文學史不是“史”，”大多數文學史是依據政治變化進行分期的。這樣，文學就認為是完全由一個國家的政治或社會革命所決定。”“不應該把文學視為僅僅是人類政治、社會或甚至是理智發展史的消極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學分期應該純粹按照文學的標準來制定?！币姡溃├諆?韋勒克、（美）奧斯汀?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修訂版）第十九章《文學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315、317-318頁。

?參看陳連山《20世紀中國神話學簡史》、葉舒憲《海外中國神話學與現代中國學術:回顧與展望》，均見陳平原主編《現代學術史上的俗文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集外集拾遺補編 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第30頁。?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訂正本），《題記》第3頁。?參看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部《成熟和迷途(1919-1945）》，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頁。

? 辛島驍是鹽谷溫的弟子，曾于1926年8月17曰拜訪魯迅，帶來益谷溫所贈《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部，1926年鹽谷溫影印元至治建安虞氏刻本；并稀見書目兩種，即日本內閣文庫現存書目《內閣文庫書目》和日本古代的進口書帳《舶載書目》。見魯迅《日記十五》，《魯迅全集》第14卷，第612頁。

?《日記十七》，《魯迅全集》第14卷，第703頁。?《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魯迅全集）第6卷，第348頁。?陳平原《現代中國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264頁。?參看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見《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中國的文化與史學》，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287頁。

?《320815 致臺靜農》，《魯迅全集》第12卷，第102-103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在前引致曹靖華信中，魯迅在列舉幾種文學研究著作后，評價為：“這些都不過可看材料，見解卻都是不正確的。”《魯迅全集》第12卷，第299頁。

?魯迅與胡適等人在小說史研究上的分歧，于方法之外，也包含對于學術研究之文化擔當的不同理解。魯迅始終不以學者自居，與學院有意保持距離，在與學院派治學門徑不同的背后，文化選擇上的相異更為關鍵。

?《兩地書 一三五》，《魯迅全集》第11卷，第315頁。?魯迅在《兩地書 六六》中說：“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種關于中國文學的事，大概也可以說出一點別人沒有見到的話來”。《魯迅全集》第11卷，第184頁。

文章來源：《魯迅研究月刊 作品與思想研究2008年第5期，4-19》 文稿整理人：王法道（云南富源縣委黨校）

整理說明：部分注釋項代碼未詳加整理；緣于個人目的，重在文章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