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分析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分析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事實證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滯后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約因素，直接影響到勞動就業這一重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已經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決摩擦性失業的難題，就必須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特別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傳遞功能，盡可能使不同市場主體對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異性相對縮小，從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對稱產生和存在的基礎，為實現充分就業創造必要的信息條件。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力流動總量的增加和頻率的加快，個人的職業流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影響。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沒有勞動力市場，國家通過高度統一的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戶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對勞動力在不同工作單位和經濟部門之間的流動加以嚴格控制，勞動力的流動率是很低的。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勞動就業制度的改革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加快，我國的勞動力流動率有所上升，但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鎮勞動力流動”課題組的調查，在北京、無錫、珠海三城市，勞動者的職業生涯中，從未改變過工作單位的個人比例仍較高，達30%以上。這一比例與日本橫濱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國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1]這種狀況充分說明我國勞動力的流動程度是比較低的，已經嚴重阻礙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影響我國勞動力市場與國際接軌，也不利于我國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的有效解決。因此，進一步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即勞動力流動的頻率與跨度）已經具有明顯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摩擦性失業幾乎在所有國家的勞動力市場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過在我國問題尤為嚴重，表現為一定時期內某地某種勞動力嚴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種勞動力卻大量過剩，處于失業狀態。這種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業從根本上說是在勞動力總供求基本均衡狀態下的失業，其解決路徑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信息的完備和對稱。而后一方面問題已越來越成為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緩解的制約因素，有必要作為我國政府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性問題加以解決。[2]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所謂就業彈性是指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率。其計算公式是：就業彈性系數=就業增長率÷經濟增長率。在正常情況下，就業彈性應在0—1之間。一般地說，就一國長期總量生產函數而言，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成正相關。但在我國，由于經濟轉型和就業體制改革的影響，就業和經濟增長出現了明顯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經濟持續保持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就業增長率卻逐步下降，失業人員逐年增多，2003年我國城鎮登記失業 1

率達4.3%，1991—1997年間，我國就業彈性系數保持在0.08—0.17之間，明顯偏低。2002年的就業彈性系數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個百分點。[3］要遏制勞動就業方面這種非正常狀況，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調節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以市場化的調節機制協調就業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盡快改變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不健全、不完善、不統一的“三不”狀況，使勞動力市場成為解決勞動就業問題的健康有效的平臺，并做到與國際勞動力市場接軌，已經成為我國的一個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為此，有必要深入探討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有效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勞動力作為商品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為社會各界所公認。現在的問題是必須真正確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允許其在市場上自由流動，從而實現優化配置，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這是市場經濟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理論觀點。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解放思想，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勞動力的流動，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勞動就業問題上的地方保護主義等各種行政壁壘，正視并解決勞動力自由流動可能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而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寬松的社會環境。

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市場和其他要素市場一樣，是完整的市場體系的一個局部，是市場體系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環節，勞動力市場的健全和完善與否反映一個國家的市場體系是否健全，也是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同時，勞動力市場還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場，因為勞動力市場的交易對象是勞動力，而勞動力的載體是人，所以，勞動力市場是特殊的具有決定意義的要素市場。

[4]同時，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和發展的狀況離WTO的要求還有較大距離，一些西方國家至今還不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勞動力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把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作為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的重中之重，抓緊抓實抓好，并盡快解決勞動力市場發展滯后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3.勞動力市場建設的目標定位。首先，勞動力市場建設的最終目標是建立起健全的、全國統一的，運行有效的勞動力市場，作為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的平臺；其次，通過勞動力市場建設和完善，使勞動力與就業崗位的匹配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使困擾宏觀經濟發展的失業特別是摩擦性失業問題得以有效緩解，從而減輕勞動就業方面的社會壓力；再次，通過加快勞動力市場建設，實行政府公共服務以及宏觀調控職能與市場化的就業機制相結合，實施“就業型經濟增長”戰略，克服“增長型失業”，改變我國當前就業彈性偏低的狀況。

4.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具體措施。我國勞動力市場建設除了解決好上述幾方面的目標定位問題外，還必須努力抓好一系列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首先是加強勞動力市場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規范勞動力市場運作與管理。再次是勞動力市場載體建設。勞動力市場的載體主要是各種職業中介機構，例如職業介紹所等。其建設是勞動力市場建設的主要任務。具體地說，一是明確代理制，即職介所充分發揮橋梁作用，溝通供求信

息，協調供求關系，代表勞動力市場供求雙方進行誠信高效的招聘或求職；二是強化勞動力市場的檔案管理，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檔案進行科學的分類處理，并進入勞動力市場信息庫，實行嚴格的管理和及時的更新；三是對滯留在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進行必要的就業培訓，根據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狀況，有針對性地進行職業技能方面的培訓，為勞動力順利實現就業或再就業創造條件；四是對職介所的經營行為進行規范化管理，嚴禁信息欺詐、違規收費等違法違規行為的發生；五是加快勞動力市場體系建設。在各地方、各行業、各部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基礎上，強化其相互之間的有機聯系，實行資源共享和互補，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網絡；最后是培育真正的、成熟的市場主體。勞動力市場的主體是勞動力的供給方和需求方，具體地說就是用人單位和勞動力的載體—勞動者。其中政府是勞動力市場特殊的主體。這是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講，政府機關用人也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進行招聘，也是勞動力的需求方之一，但同時政府又是獨立于市場之外、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國家機器，代表國家行使對勞動力市場進行監督管理和宏觀調控的職能。[5]所以，政府應建立必要的績效評價機制和行為約束機制，以保證其管理和調控職能的公正和高效，從而推動我國勞動力市場不斷走向健全和完善。

【參考文獻】

[1] 張培剛：發展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1．

[2] 湛新民：國有企業就業弱勢群體形成原因與治理對策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3（1）．（2）．

[3］姚先國、黎煦.勞動力市場分割：一個文獻綜述［J］.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

[4] 李建民：中國勞動力市場多重分隔及其對勞動力供求的影響[J]．中國人口科學，2002

[5] 胡家勇：轉型、發展與政府[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

2目錄

摘要

關鍵詞

一、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必要性

1.解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充分發揮勞動力市場信息功能的需要。

2.提高勞動力的流動幅度，擴大異地就業的需要。

3.緩解摩擦性失業的社會壓力，實現充分就業的需要。

4.進一步提高就業彈性，遏制我國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對稱性趨勢的需要。

二、勞動力市場建設的路徑

1.進一步從理論上給勞動力以科學的市場定位。

2.對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定位。

3.勞動力市場建設的目標定位。

4.勞動力市場建設的具體措施。

參考文獻

第二篇：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現狀及對策簡析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現狀及對策簡析

案例1：中新網2月23日電(財經頻道記者 馬麗)：

2011年春節剛過，“用工荒”便再次席卷東部沿海地區。正月十五元宵節過后，城市勞務市場迎來了新一批返工潮，此前未能達到招工預期的企業紛紛渴望抓住這一時機，而結果卻幾家歡喜幾家愁。

每年春節前后，都是農民工市場的“唱荒”階段，不少企業為招工難而頭疼不已。年關剛過，“用工荒”的報道便見諸各大媒體的顯著版面。今年對企業來說，招工似乎比往年來的更加棘手。原本作為勞動力主要輸出地的中西部地區開始大面積“召回”本地農民工，調查顯示，近幾年，隨著西部城市建設和企業西進步伐的加速，農民工回流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

結構性招工短缺的矛盾并沒有徹底解決，中西部企業今年也加入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農民工短缺現象更加明顯。而面對“80后”撐起的外出農民工主力軍，在勞動力短缺的現實面前，企業要如何抓住這一新生力量？

雖然針對農民工的各項保障措施已經在大力推進，但與2.42億的農民工總數相比，農民工各項權益的整體保障率仍相對偏低，而隨著新一代農民工自主意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如何能夠立足人本，吸引和留住人才已經成為企業亟待解決的難題。

雖然針對農民工的各項保障措施已經在大力推進，但與2.42億的農民工總數相比，農民工各項權益的整體保障率仍相對偏低，而隨著新一代農民工自主意識和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如何能夠立足人本，吸引和留住人才已經成為企業亟待解決的難題。

案例2：（英國）FT中文網(2009-03-10)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王錚

大學生就業難無疑是今年“兩會”上最熱的話題之一。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寫入了“為大學生找工作”的具體措施。3月7日，人大、政協的兩場新聞發布會也均與此話題密切相關。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9年《經濟藍皮書》稱，到2008年底，有100萬名大學生不能就業。而2009年高校畢業生規模達到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大學生就業被普遍認為進入30年來最艱難的時期。民進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在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預測，今年大概只有300多萬的學生能夠找到工作，不到應屆畢業生的一半。

由案例1可以看到，我國在近年來每年都會遇到“民工荒”。“民工荒”是指民工短缺現象。這種現象最早出現在南方一些主要城市，并尤其在春節時期尤為明顯。“民工荒”既包括“普工荒”，也包括“技工荒”，但無論哪種類型，其所反映出“荒”的特征都可以概括為一種結構性短缺。我過國經濟發展水平飛速提高，各項產業迅速發展，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和質量都變化很大。東南沿海一帶分布了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吸引了大量勞動力到來，但是在前幾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很多工廠倒閉，從各地而來的農名工又返回到家鄉。在春節前后是勞動力最缺的時候，這是季節性因素，因為大家都回家過年。年后，企業生意好轉，有訂單了，但勞工沒有及時接到信息，以為還是沒工作，所以選擇不繼續外出打工，這是信息不對稱。現在在外打工的收入還不如村里人在家創業掙的多，索性就呆家里了。這是待遇問題。

案例2中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從高等院校畢業的所謂“高素質人才”的就業也是政府的難題，一方面畢業生數量大，工作崗位少，一方面畢業生眼光高，嫌有的工作待遇不好。所以工作“難找”。

勞動力市場現狀與問題

從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出我國勞動力市場還是有很多問題的。

一方面，勞動力供給總量過剩。隨著國民經濟進行戰略性 改組和結構大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我國大量的勞動力被釋放出來。據估計，2000年底，包括登記失業，城鎮新增勞動力，新下崗職工，機構改革中分流，農轉非等幾項指 標在內的我國未處于就業狀態的勞動力數量約為 2800萬——3000萬人，此外，農村約有1.3 億—1.5億剩余勞動力，這大大加重了我國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矛盾。

另一方面，勞動力有效供給不足。中國經濟面臨的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結構性失衡還表現在低素質或未開發的低質量人力資源大為過剩，而經過科學開發，具備現代文化素質和先進勞動技能的高質量人力資源又相對缺乏，這反映在就業市場上就是存在大量低質量的勞動力剩余，他們又無法填補許多要求較高技術和技能的工作崗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適度失業人口的存在，有利于激勵人們努力工作，努力學習，提高其自身的文化和技術素質，提高工作效率。但是大量失業人口的存在，不僅造成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而且也會造成失業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難，增加社會諸多不穩定因素。

再一方面，政府在勞動力就業方面的引導功能沒有發揮到位，造成有的工作沒人做，有的工作搶著做的現象。

問題產生的原因

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產業之間興衰更替產業結構不斷變化，市場要求勞動力在部門之間移動以達到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結構均衡，但是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的調整滯后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勞動力不能在部門之間自由流動，就業市場化機制尚未建立，以至于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機制受很多因素影響，產生問題。

第一，勞動力總量過剩，而具體來說是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影響。我國勞動力總量多，但是其中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專門職業技術培訓的高素質人才不多，所以大多數勞動力只是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就業，但這個產業能吸納的勞動力是有限的，所以造成勞動力過剩，而對高素質人才有巨大需求的產業卻是求賢若渴，招不到符合條件的員工。這也是由于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國家應該適應市場需求，多培養高素質人才。

第二，勞動力市場存在流動性障礙。由于戶籍管理制度，就業管理制度及地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嚴重影響了勞動力市場流動。舉例而言，北京，上海，天津等都市有著戶口準人就業的限制，西部比東部勞動力流動性較差。勞動力市場處于城鄉，地區及部門之間相互分割的狀態，阻礙了勞動力市場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第三，我國高等教育機構質量參差不齊，量大質不優，畢業的大學生當前出現過多狀態。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畢業的大學生當前出現過多狀態。但是目前卻出現崗位少，大學生過多情況，另外剛剛畢業大學生由于沒有工作經驗，因此培養的成本、職業化的成本很高。據悉，今年，我國高校應屆畢業生大約630萬人，加上歷年未就業的大學生，需就業的大學生接近千萬。因此表面上似乎“畢業即失業”，為完成“就業指標”往往大學生會“被就業”，許多大學生因各種原因甚至出現“啃老族”等現象，這些似乎都是從不同角度折射出的不容樂觀的大學生就業形勢。

第四，勞動力市場缺乏競爭性就業機制。受地方保護主義的限制，跨地區就業的比重 相當小;畢業生就業仍處于由國家安置就業向通過市場，實行競爭就業的過渡階段;在人才的分配上也主要是面向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非國有企業和國有小企業難以獲得搞技術人才。此外，勞動力的市場價格尚未有效形成，工資分配制度處于計劃管理和市場調節并存的階段，企業間，企業內部職工之間工資分配仍不能完全反映勞動力價值和供求關系。

對策建議

第一，政府應該重視高等教育，嚴把教學質量，除了培養科技人文人才外，還要注意職業教育，為社會培養優秀的高素質勞動力。經濟發展靠科技，科技進步靠人才，人才培養教育，教育影響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教育程度是解決勞動力結構性就業的基礎。由于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及其在生產中的應用，經濟部門的生產設備不斷更新，生產工藝經常變革，因而對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要求越來越高。由此可見，勞動力結構性就業問題的解決與勞動者的教育程度有著直接的關系。事實說明，一個國家的教育越發達，社會成員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勞動力的結構性就業問題就越容易解決。因此，政府應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知識文化水平，從而提高了技術水平和勞動適應能力，解決了需要較高技術和工作能力崗位的空缺。

第二，建立全面的勞動力供需交流平臺，實現供需信息的自由交換。切實抓好勞動力供需信息搜尋的網絡建設，并通過對全國城鄉廣泛的勞動力資源的調查與需求預測，及時掌握其供求狀況。同時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儲存、交流、傳播與咨詢工作，發揮信息的引導作用，為企業下崗職工再就業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有序轉移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務。此外，還應做好勞動力市場價格指導和失業預警監測，從而為勞動者求業提供了一個便利的渠道，有助于勞動者快捷的找到合適的工作。

第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已進入并將長期處于人口老齡化社會，老齡人口的生存和生活不只依靠國家的對他們的醫療保險盒社會保險，最重要的是能讓這部分人口在工作階段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和國家經濟的增長積累合理的財富，國家應在國民收入再分配和健全投資市場上下功夫，特別是具有壟斷性質的上市公司占據國家優質資源，具有長期增長穩定，收益率高的特點，應拿出更多的財富在二級市場上與投資者分享，以另一種方式參與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同時還應建立和完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再就業制度。一方面，為了防止把釋放出來的失業人員推向社會，引發不安定因素，應提高失業保險金的數額，將我國失業保險金的發放標準應與最低工資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掛鉤。另一方面，建立下崗職工再就業制度，這樣有利于緩解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推動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展。

第四，縮小城鄉差距。現在大部分流動勞動力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使得他們不再需要外出打工，在家鄉就可以取得合理收入，這樣就可以減少因勞動力流動帶來的成本社會的成本增加。發展農村教育，這樣以來下一代農村的勞動力就能夠勝任勞動密集型以外的工作了，可以有效促進勞動力市場的均衡。

第三篇：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體制問題與對策

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體制問題與對策

寇瑞青

我國勞動力市場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而產生并逐步發展起來的，在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還不夠成熟，特別是在建立市場機制方面還存在一些體制障礙。本報告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對策建議。

一、新舊體制轉換中的勞動力市場

（一）建立市場導向就業機制

為適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加緊轉變就業機制，從根本上解決日益嚴峻的下崗與失業問題，1997年黨中央確定了新時期的就業方針，這就是：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這一就業方針的實質就是要通過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的基礎性調節作用，促進就業市場化，合理開發、配臵和利用勞動力資源。

在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 了建立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目標。建立市場導向就業機制主要是根據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需要，著重解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通過進入勞動力市場實現再就業的問題，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創造必要條件。因此，這種機制是從計劃安臵為主導的就業機制向與完全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市場就業機制轉變的一種過渡形態，是引導被舊體制束縛的數量龐大的勞動力存量逐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一座橋梁，體現了與經濟體制轉軌相適應的特點。為建立市場導向就業機制，必須緊緊圍繞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客觀要求，制定國有企業職工分流安臵政策，特別是妥善處理下崗職工以及改制企業職工的勞動關系問題，促進其進入市場自主就業，并實現“軟著陸”。

（二）下崗與失業雙軌運行與并軌

鑒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發展滯后，失業保險基金難以承受大量職工失業所帶來的沖擊，按照黨中央和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從1998年7月開始，國有企業普遍建立再就業服務中心，由此建立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在下崗職工從企業進入社會勞動力大市場之間開辟一條緩沖地帶，在失業保險承受失業壓力之前，設臵一道新的保障線，并促進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在逐步撤銷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中心之后，所有出中心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的下崗職工以及企業新的裁員或精簡人員全部進入勞動力市場，使下崗職工基本 生活保障制度與失業保險制度并軌。

（三）勞動力市場發育狀況評估

經過改革以來二十多年的發展，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已經初步形成，盡管市場機制還不夠成熟，但在對勞動力資源的基礎性調節方面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總的來看，現階段勞動力市場具有以下明顯特征：

一是勞動力市場主體地位已經基本確立，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傳統體制的束縛。尤其是一些國有企業的用人自主權還沒有得到充分落實；機關、事業單位在用人制度方面還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仍有一部分勞動者由于某些社會因素的制約而難以自主擇業。

二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矛盾十分尖銳。由于我國勞動力資源嚴重過剩，勞動力總量供過于求的矛盾非常尖銳。不僅如此，目前勞動力市場供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也格外突出。因此，在當前和今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就業壓力巨大。

三是勞動力流動在很大程度主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但在勞動力跨產業、跨行業、跨地區、跨企業以及跨所有制等方面的流動中還存在著一些制度障礙。

四是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已經初具規模，勞動力市場科學化、規范化、現代化等“三化”建設試點工作正在逐步展開，但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發展水平還不高，在運作上缺乏統一的規范，職業介紹成功率較低。五是由工資指導線制度、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制度、人工成本預測預警制度、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等構成的勞動力市場工資宏觀調控體系已經初步建立，但還不夠完善，也沒有建立勞動力市場供求分析與預測系統、失業預測預警系統等。

六是勞動力市場法律法規體系與執法監督體系已經初步形成，但還不夠健全和完善，尤其是一些與《勞動法》相配套的一些重要的專門法律尚未出臺，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執法手段和力量薄弱，勞動力市場秩序還不夠規范。

二、制約勞動力市場發展的體制性障礙

盡管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目前我國仍然處于體制轉型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也還沒有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依然存在并起著相應的作用，并且阻礙勞動力市場的統一、開放和發展。

（一）國家安臵就業體制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 目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由國家安臵就業的體制在國有單位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近年來對國有企業富余人員采取下崗方式，并由政府制定有關下崗職工的特殊安臵與扶持政策，向下崗職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服務，而沒有采取解除勞動關系使 之失業并被直接推入勞動力市場的方式。在解決下崗職工再就業問題上，有些地方政府為下崗職工提供公益性的就業崗位用于安臵困難群體，也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采取用行政手段清退農民工的方式為下崗職工騰出就業崗位。各級政府制定有關促進再就業的優惠政策也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下崗職工只有憑政府發給的“下崗證”或“再就業優惠證”，才能享受有關優惠政策。

二是對退伍專業軍人仍然采取以計劃安臵就業為主的辦法。長期以來，我國對軍隊轉業干部和退役士兵采取由國家負責安臵就業的辦法，其中轉業干部由各級政府人事部門負責安臵，退役士兵由各級民政部門負責安臵，勞動保障等有關部門要配合做好安臵工作。目前，在軍隊轉業干部和退役士兵就業方面仍然采用由地方政府向用人單位下達指令性安臵計劃任務為主的辦法，并作為政治任務要求用人單位（特別是國有單位）必須承擔，否則將給予處罰甚至追究法律責任。盡管由于形勢的變化，這種計劃安臵就業制度遇到很大的阻力而越來越難以繼續執行下去，一些地方也在探索建立扶持自主就業的新機制，但就全局而言，這種計劃安臵就業制度并沒有根本改變，軍隊轉業干部和退役士兵就業安臵難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因此，這種計劃安臵就業制度已經走進死胡同。

三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以及工、青、婦等群眾團體的 工作人員仍然由國家統一管理，并提供就業保障和社會保障，沒有納入勞動力市場中，也沒有失業風險。迄今為止，在歷屆政府機構改革中被精簡的人員，一般都由國家負責重新安臵，特別是在1998年各級政府機關大裁員中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盡管目前人事部正在事業單位中逐步推行聘用合同制，但進展緩慢，與建立市場就業機制之間還有很大的差距。

（二）國有企業職工身份轉換難度大

目前，能否解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離崗職工以及改制企業職工勞動關系問題，使這些職工的身份由國家職工變為企業職工或失業人員，不僅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關鍵問題，而且是將國有企業中的存量勞動力導入勞動力市場的一個瓶頸問題。

近年來，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離崗職工以及改制企業職工勞動關系處理上的難度非常大。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再就業難度越來越大，再就業率逐年下降，特別是部分年齡偏大、技能單

一、體弱多病的職工，成為再就業的困難群體，難以實現再就業，以致這些職工抵制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而且一些職工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后，由于種種原因，社會保險關系難以接續。除此之外，下崗職工勞動關系處理難的最大障礙在于企業難以承擔解除大批職工勞動關系所需支付的經濟補償金、償還拖欠的工 資、醫療費、集資款等各項債務以及補繳拖欠社會保險費的沉重壓力。

據勞動保障部對部分城市的抽樣調查，企業解除下崗職工勞動關系所需經濟補償金約為人均6600元左右，約有70%的下崗職工曾被企業拖欠工資、醫療費或集資款等，人均拖欠歷史債務約3600元左右。如果將過去已經出中心但未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的下崗職工以及其他離崗人員考慮在內，這方面的資金需求數額將更大。由于目前許多企業生產經營困難，資金短缺，因而無力承擔這筆巨額費用，以致難以與上述下崗職工和離崗職工解除勞動關系，使這些職工未能順利進入勞動力市場。

盡管多年來全國通過“三三制”籌集了數千億再就業資金，但這筆巨額資金的絕大部分只是用于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而很少用于促進再就業、支付經濟補償金或償還歷史債務，沒有解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勞動關系以及進市場的問題。

（三）現行戶籍制度阻礙勞動力流動

自從1958年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之后，我國便建立了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戶籍管理制度，并將這種戶籍制度與就業制度、消費品供給制度、住房分配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等掛鉤，在劃分社會身份界限方面構成一套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制 度體系，形成將城鄉之間、城市之間分割開來的制度壁壘，通過運用戶籍管理等相關行政手段，對全社會勞動力資源進行配臵和調控，由此造成勞動力資源的區域分割，特別是形成城鄉二元結構，將農民束縛在農村。在1978年我國開始進行改革以來，雖然與戶籍制度相關聯的各項制度都已經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迄今為止，全國絕大部分地方（特別是大城市）的戶籍制度仍然是從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延續下來的舊制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只有少數地方在近年來經過逐步放寬戶籍管理之后，才在戶籍制度形成的壁壘上打開缺口。

改革以來，在客觀經濟規律的支配下，數千萬農村勞動力自發地沖破城鄉之間的壁壘，涌進城鎮打工謀生，外出就業已成為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主要形式。目前，進城務工經商的農民工已達到1.2億人。但迄今為止，農民工進城就業不僅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歧視和排斥，而且還存在制度障礙，城鄉勞動力市場處于分狀態。特別是現行戶籍制度成為阻礙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就業的最大障礙，是農民工進城后受到歧視和排斥、難以扎根立足、就業難度大并且不穩定的主要根源。

（四）社會保障體制不夠完善

建立健全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是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必要條件。但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制建設起步較晚，先天不 足，發展滯后，因而現有社會保障體系還不能適應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客觀要求。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失業保險承受能力較低。到2005年末，全國有1.06億人參加失業保險，有362萬失業人員領取失業保險金。盡管從全國總體上來看，失業保險基金尚有大量結余，但由于失業保險基金統籌層次較低，目前仍實行市、縣級統籌，各地區之間失業保險基金一般不能調劑使用。因此，一些地方失業保險基金已經出現入不敷出的現象，難以承受大量職工失業所帶來的沖擊。由于一些地方失業保險基金的承受能力不足，一旦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與失業保險制度實現并軌，大量下崗職工轉為失業人員，將使失業保險基金不堪重負。因此，這種狀況對建立市場就業機制和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已產生很大的阻礙作用。

二是養老保險先天不足、包袱沉重、收支缺口很大。由于養老保險起步較晚，缺少歷史積累，只能采取現收現付的形式，目前除少數試點地區開始逐步做實個人帳戶之外，大多數統籌地區個人帳戶都是空帳，已形成數千億基金缺口。到2005年末，全國有1.74億人參加養老保險。但覆蓋面仍有很大局限性，特別是大量個體從業人員、其他靈活就業人員以及絕大多數進城農民工尚未參保。近年來，養老保險基金支付缺口逐年增大，每年都需要中央和地方財政補助數百億元。從長遠看，在養老保險制度上還存在著一些深層次的 問題亟待解決：第一，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不統一的問題。目前對企業職工實行養老保險社會統籌，而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退休保障仍由財政負擔。這兩種制度長期并存，不僅企業退休人員與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之間待遇相差較大，而且也不利于勞動力流動。第二，現行退休年齡政策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大。在現行的退休年齡政策下，參保人員工作時間與養老時間之比越來越小，基金收支缺口越來越大。第三，養老保險基金（以及其他社會保險基金）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機制，使基金缺口較大的問題難以得到有效緩解或解決。

三是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難度較大、問題較多。到2005年，除西藏的部分地區外，全國絕大多數都已啟動實施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參保人數為1.37億人。目前，醫療保險制度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第一，困難地區、老工業基地和國有困難企業籌資困難，使醫療保險擴面難度進一步加大；第二，覆蓋面較窄，個體從業人員、其他靈活就業人員、進城農民工以及一些城鎮集體企業、私營企業、外資企業職工在覆蓋范圍之外；第三，多數地區尚未建立社會醫療救助制度，部分困難群體（如低保人員）的醫療保障問題比較突出；第四，由于相關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濫用藥、濫檢查等不規范行為比較普遍，加大醫療保險不合理支出，一些患者個人負擔也很沉重。

（五）勞動力市場的部門分割

改革以來，在我國勞動力市場產生和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就被分割成“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這是由于在勞動人事管理體制上存在的部門分割所造成的。簡言之，按現行的勞動人事管理體制，勞動保障部門管理具有“工人”身份的普通勞動者，人事部門管理具有“干部”身份的各類人員。勞動保障部門和人事部門分別建立了“勞動力市場體系”和“人才市場體系”。雙方分別制定各自的市場規則和管理制度，互不適用。譬如，勞動保障部制定并發布實施的《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便不適用于人事部門建立和管理的“人才市場”。

三、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的對策建議

針對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為促進勞動力市場機制的形成和完善，擬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

我國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的矛盾將長期存在，并且在今后數十年甚至整個21世紀的漫長時期內，都將是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但迄今為止，我國仍然沒有像其他市場經濟國家那樣將促進就業作為國家優先發展戰略目標之一。面對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我國應當高度重視就業在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促進就業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列為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中 的優先發展目標，這對于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把促進就業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需要制定和實施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即由政府針對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所采取的旨在積極創造就業機會和促進充分就業所采取的各種政策措施，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制定和實施有利于促進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 在制定與就業有關的各項宏觀經濟政策中，要優先考慮對就業的影響，力求使有關政策對就業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盡量避免或減少因政策失誤導致失業增加。要促進經濟與就業協調發展，不斷增加投資規模，并加大對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和行業的投資力度，大力開發就業崗位。同時，在財政、金融、稅收、工商管理、外貿等方面制定更多有利于促進就業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大幅度增加各級財政的就業經費預算、為中小企業、個體工商戶提供小額貸款和適當降低稅率、允許勞動保障部門參與外貿政策制定和項目審核工作等等，積極鼓勵和扶持中小企業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推動國民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以此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不斷擴大就業容量，并引導和扶持勞動者進入市場自主就業。

2．將失業保險基金轉變為就業保險基金

以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為導向，通過采取積極的措施促進就業，以此改變過去以消極的失業救濟為主的狀況，這是各國勞動力市場發展中的一個共同特點。這一特點的新的 趨向是通過建立就業基金或就業保險基金，使之充分發揮積極預防失業和促進就業的重要作用。日本、加拿大等國已經將失業保險基金轉變為就業（或雇傭）保險基金，為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提供資金保證，成為勞動力市場機制良性運行的經濟支柱。

根據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要求，并借鑒國外的有關經驗，應當對我國失業保險制度進行改革，增強其促進就業的功能，弱化其消極救濟的功能。為此，建議以現有的失業保險基金為基礎，并與現有的就業基金或再就業基金合并，建立就業保險基金。同時，將目前用于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與再就業的資金以及財政撥給的其他就業經費，全部轉入就業保險基金。此外，一些地方已經建立的富余職工安臵基金、勞動服務企業發展基金以及其他相關資金也可并入就業保險基金。

就業保險基金的使用范圍主要包括勞動力市場建設、職業培訓、扶持勞服企業、小企業和個體經濟的發展，對招收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的用人單位提供補助，對從事個體經營或創辦私營企業的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提供補助，向失業人員發放保險金，向下崗職工和其他困難企業職工提供基本生活費，為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提供服務資金，等等。

3．大力加強就業服務體系建設，為廣大勞動者提供多層次、多渠道的就業服務 一是要加快發展公共就業服務機構，進一步推進勞動力市場“三化”建設，加強就業指導，提供比較充分的市場供求信息，在財政扶持下為求職者提供免費的中介服務；同時，鼓勵發展民辦就業服務機構，以適應勞動力市場供求雙方不同層次的服務需求。二是推動職業培訓體制改革，促進職業培訓市場化、產業化、規范化，大力發展職業培訓市場，鼓勵發展民辦培訓機構，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培訓質量，不斷適應市場需求，為廣大勞動者提供多層次、多種類的職業培訓服務，特別是大力開展創業培訓。政府應積極引導職業培訓的發展，規范培訓市場秩序，并可采取購買培訓成果等方式為困難群體提供培訓機會。三是高度重視和大力扶持發展勞動就業服務企業，指導和推動企業改革，切實轉換經營機制，不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并實行更加優惠的扶持政策，繼續發揮勞動就業服務企業在促進就業方面的獨特作用。

4．繼續推進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制度建設 要在鞏固現有工作成果的基礎上，將這項制度建設覆蓋所有開展勞動力市場“三化”建設試點城市，并逐步擴大到具備條件的其他中心城市，做到有場、有市、有價。要進一步改進有關工資指導價位的統計調查辦法，規范工資指導價位制定辦法，努力提高工資指導價位制定辦法的科學性，并及時發布工資價位。要加強宣傳，使工資指導價位為廣大用 人單位和勞動者所了解，切實發揮工資指導價位對于調節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引導勞動力流動的重要作用。

（二）努力解決國有企業存量勞動力進入市場問題

引導國有企業存量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是現階段建立市場導向就業機制和勞動力市場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當前，一方面要盡快解決下崗職工以及離崗人員的勞動關系，使他們能夠從企業走進市場；另一方面，要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進行改制，并將產權臵換與職工身份轉變結合起來，使原先的“國家職工”變成真正的“企業職工”或“社會人”。

1．妥善處理下崗職工以及離崗人員的勞動關系 為解決下崗職工勞動關系以及進市場的問題，要根據中央和國務院有關文件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從“花錢保穩定”轉向“花錢建機制”，積極促進就業機制市場化，各級政府應當幫助國有企業尤其是困難企業妥善解決下崗職工勞動關系問題，促進下崗職工進入市場尋求再就業。

2．加快國有企業改制步伐，相應轉變職工身份 解決國有企業勞動力存量進入市場問題的根本出路還在于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進行改制，將企業改制與解決職工勞動關系問題結合起來，徹底解決國有企業職工身份轉變和進市場問題。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對嚴重資不抵債的企業依法進入破產程序，破產財產依法分配，由政府對依 法分配的財產進行臵換，重組搞活；二是對資產負債較多、但未達到資不抵債、仍在維持運轉的企業，由收購方承擔企業債務、接收企業資產、出資臵換國有職工身份；三是實行企業股份制改造。對盈利狀況較好、有一定吸引力的企業，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將國有企業由國家所有變為股東共有，國家不再為企業承擔無限責任；四是建立股份合作制。對一些中小企業實行勞動合作與資本合作的股份合作制，廣泛吸納職工入股，使職工成為具有出資者身份的勞動者；五是將企業資產以協議或拍賣的方式有償轉讓。

同時，針對企業改制的不同情況，相應處理職工與原國有企業的勞動關系，主要采取以下幾種方式：

一是對于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的職工，企業應依法向職工支付經濟補償金。對列入破產計劃的企業職工，依法向職工發放安臵費。對于企業拖欠職工的工資、醫藥費、集資款等歷史債務，在與職工解除勞動關系時一并償還。如果企業在集中償還職工債務方面一時確實困難，可以與職工協商，采取分期還款方式，并簽訂還款協議和確定擔保辦法。

二是對于改制為國有控股的企業，如果職工仍留在改制企業，則改制企業應與職工變更勞動合同，不支付經濟補償金，但將改制前在原企業的工作年限與轉入改制企業后的工作年限合并計算。

三是對于改制為非國有控股的企業，如果職工仍留在改 制企業，則原企業應與職工解除勞動合同，并依法支付經濟補償金；改制企業應與職工重新簽訂勞動合同。

（三）為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競爭就業掃除制度障礙

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就業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趨于統一、融合的必由之路。為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就業，必須掃除阻礙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的制度障礙。為此，建議采取以下措施：

1．加緊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起來的，是通過行政手段調整和控制人口流動和分布，特別是在城鄉之間形成一道鴻溝。目前，世界上只有極個別的國家實行與我國相似的戶籍制度。我國的戶籍制度不僅在國際上是非常落后的，而且與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相違背的，應當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步伐，這已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根據目前我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狀況，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可分三步進行：

第一步，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間的界限。隨著大量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在戶籍登記管理方面繼續在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間設臵障礙，除了限制“農轉非”之外，已經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因此，盡快取 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之間的界限，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以職業為依據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以實際定居地為依據劃分城鎮戶口與農村戶口。

第二步，取消農村人口進入中小城市落戶的限制。目前，我國絕大部分城市都屬于中小城市。這些城市正處于逐步發展的成長階段，具有不斷擴大的城市容量，可以吸納外來人口（其中包括農村人口）進城就業和定居。因此，首先放寬中小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城落戶的限制，對于進入中小城市之后有正當職業和合法收入、有固定住所、并且居住一定年限的來自農村的勞動者及其家屬，應當允許其落戶。這種辦法在少數沿海開放地區已經開始試行，實踐證明是切實可行的，可以在全國推廣。

第三步，逐步放寬農村勞動力進入大城市落戶的限制。由于目前我國一些大城市已經人滿為患，處于超負荷運轉狀態，如果在相關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放開戶籍管理，難免激化矛盾。因此，在大城市戶籍制度改革方面，既要堅持朝放寬戶籍限制的方向發展，逐步從以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控制為主向以經濟手段進行調節為主過渡，又要充分考慮城市現有的承受力，并努力為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創造條件。

2． 取消對農民工進城在就業等方面的歧視性規定

根據憲法和勞動法，勞動者具有平等的就業權利，因此，任何針對農民工就業的歧視性規定都是不合法的，應當堅決 予以取消。

3．將穩定就業的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之中

在繼續探索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要逐步將進城就業的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之中。首先，用人單位應當為與之依法建立勞動關系的農民工辦理參加國家規定的社會保險手續。其次，對于長期在城鎮就業和生活的農民工及其家庭，也應當納入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體系之中。為此，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體制，使之適應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就業的需要。

第四篇：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摘要 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是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典型特征，再加上勞動力短缺造成了勞動力工資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形勢異常嚴峻。文章分析了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并指出了在此基礎上我國勞動力市場未來可能會遭遇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 勞動力短缺；勞動力轉移；長期性；工資上漲壓力

中圖分類號 F24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736X(2011)11-0172-04

一、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

現階段，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情況異常復雜，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成為其中較為典型的特征。

(一)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表現為勞動力供給絕對總量依然豐富

2011年春節以后，全國各地又出現了新一輪的“民工荒”，除了東部沿海地區之外，包括傳統勞務輸出大省安徽等在內的中西部省區同樣遭遇了“招工難”，地區與地區、企業與企業之間紛紛展開了一場農民工“爭奪戰”。與此同時，農民工工資面臨著新一輪上漲的壓力，甚至出現提高工資也有招不到工人的情況。在如此背景下，學術界中關于“劉易斯拐點”的爭論重新浮出水面，不斷有人聲稱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已經進入“劉易斯拐點”，中國經濟即將進入一個由勞動力短缺所導致的低速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被倒逼調整的階段。而本文并不這樣認為。數據表明，由于受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伊始，我國勞動力市場有2000多萬農民工返鄉，面對如此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妥善安置的措施，包括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吸納就業、鼓勵返鄉農民工就地創業等等，這些舉措部分解決了農民工返鄉的就業問題。但是由于基礎設施的階段性特征，農民工的返鄉就業呈現出極大的臨時性，而且。由于自身素質的限制，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成功率并不高，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問題，因此，目前仍有大量的返鄉農民工滯留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趙顯洲，2010)。根據張車偉(2008)的估計，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要實現70％的城鎮化率，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還能持續20年以上的時間。蔡?P(2009)、袁志剛(2010)等學者也指出，2020年之前，我國不會遇到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力短缺，中國目前仍然處于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的高速時期。因此，從總量上來看，我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仍然擁有充足的勞動供給，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仍然存在，至少目前還不能證明新一輪的“民工荒”現象就簡單的代表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二)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內生性制度演進下的長期性。在勞動力轉移的長期過程中，制度變遷作為人們對于自身生活體系的自覺架構，其過程充分體現了人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所演進的內生性使得向城市轉移成為一項大家默認的隱形制度并積累下來，而且這種制度的積累會增強農民工群體的耐久性。相對應的，由于農民工群體主觀能動勝的增強、農民工就業模式的變化、農民工的供需結構以及農民工行為選擇的理性化等因素，勞動力短缺呈現出內生性特征。民工荒因此就很有可能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延續下去。

第二，人口結構的影響。對于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越來越明顯的老齡化趨勢所孕育的未來勞動力短缺趨勢在勞動力結構和產業結構轉換之前是不會變的，因此，要求提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因為經濟增長過程相對于宏觀經濟過程而言，具有比較長期的特征，而人口結構的變化過程相對于經濟增長過程而言，則更加長期而緩慢。

第三，勞動力的供給結構。現今我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已經開始進入勞動力有限供給階段，一方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供求矛盾突出，3／4的農村已無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另一方面，短缺與剩余并存，農村仍有1億多富余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轉移尚在途中。根據《2007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8－劉易斯轉折點及其政策挑戰》披露的數據來看，74.3％的村莊認為本村能夠外出打工的青年勞動力都已經出去了，只有1／4的村莊認為本村還有青壯年勞動力可轉移。這個比例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為71.6％、76％和76.4％。大部分的村莊對于自己村莊青壯年勞動力供給的情況表示擔憂，認為能夠轉出的勞動力都已經轉出，再沒有可轉移的勞動力了。這種年輕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今后將會隨著人口結構轉型過程中年輕勞動力在勞動力總量中的比重進一步降低而愈加嚴重。

從一般邏輯上看，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是相悖的兩個概念，然而，這種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與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并存的現狀，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顯得異常復雜，而勞動力工資的上漲更是加重了勞動力市場的復雜性。

二、勞動力工資上漲的壓力

表面上，我國勞動力工資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源于勞動力的短缺現狀，事實上并非如此。在諸多廠商開始主動提高工資待遇的情況下，許多企業依然招不到工人。由此可見，勞動力工資的上漲壓力來自于多個方面，單靠提高工資并不能改變勞動力短缺的現實。

(一)分割的勞動力市場

制度因素一直是阻礙我國勞動力流動的重要障礙，特別是分割性的勞動力市場。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最終結果是工資率的趨于均衡，然而，由于制度性分割的存在，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分別決定，并且絕對水平存在差距，城市工資普遍高于農村，因此，農村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根據勞動力市場一體化機理，勞動力流動的結果應該是工資率低的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趨于減少，工資率高的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趨于增加，這種調整的最終結果必然形成兩個市場上趨于均等的工資水平。但是，這個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滯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在存在諸如戶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就業歧視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礙的情況下，城鄉勞動力市場呈分割狀態，勞動力的流動性受到嚴重約束。

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依然受到城鄉兩分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教育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分割性勞動力市場的限制，無法實現自由流動，再加上不同所有制經濟的不均衡發展導致了不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和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的并存，加劇了城鄉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性。這種分割性造成城鄉生產要素并不總是能按照提高市場效率的方式進行配置，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農民工向城市的轉移速度不斷下降，造成了勞動力供給總量的相對不足，農民工工資面臨上漲壓力便不足為奇。雖然我國城鎮化建設不斷加快，但是城鄉分割的制度不變，即使部分大中城市為了吸引人才和資金出臺一些條件較高的進城落戶政策，但對廣大的農民工來說，這些并沒有實質性的現實意義。

(二)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

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再加上沿海地區土地緊張，勞動力成本上升，為了較快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秩序，國家致力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強調中西部對東部相關產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承接。隨著國家政策的不斷調整以及產業優化升級的影響，相關產業向中西部進行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涉及到的行業也呈逐步擴大的趨勢，致使勞動力需求上升，原來是勞務輸出地的中西部各省區轉而成為勞務短缺地。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村調查司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09年東部地區務工民工為9076萬人，比上年下降8.9％，占全國農民工比重的62.5％，比上年下降8.5個百分點。而中西部外出民工則分別增長33.2％和5.8％，占比分別較08年上升3.8和4.8個百分點。因此，各地政府紛紛采取措施挽留本地農民工進行就地轉移，而原本勞動力就短缺的東部地區勞動力的價格不得不上漲，相應的中西部地區也紛紛調高農民工工資水平，撇除生活成本等因素，中西部某些地區的農民工工資甚至要高于東部地區。勞動力工資的普遍上漲，進而勞動收入占比的提升，就可以促進總需求結構的改變，從以投資和出口拉動轉變為以居民的消費需求拉動。同時，東部地區民工工資的提高，進而各項成本的提高，可以迫使這些城市將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從而帶來我國區域經濟結構的改變，加快產業的優化升級。

(三)農民工返城意愿不高

由于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和隱形成本的存在，農民工回流的現象日趨嚴重，回城意愿受到嚴重抑制(盛亦男、孫猛，2009)。所謂機會成本，是指做某種選擇而放棄另一選擇的最高代價，農民進城務工的機會成本，則是留在農村可得到的預期收益。在遷移成本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能充分流動到滿足城市需求的條件下，糧價上漲、農業稅取消和種糧補貼等一系列政策的實行，使得農民收入提高具有了實在的可能性。這意味著，在遷移成本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向城市流動的收益不再足以補償遷移成本。

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隱性成本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身份歧視帶來的心理弱勢、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體系、子女教育的完成度較低等非顯性成本因素。這些問題加重了農民工進城的生活負擔。實際上，這些隱性因素致使農民工生存狀況堪憂的情況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農民工工資的折扣率，它們本質上造成的結果是農民工實際收入的減少。隨著政府一系列針對農村和農業生產的優惠政策的出臺，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在考慮城市生活成本、家庭、子女等諸多因素的條件下，會傾向于選擇留守生活成本較低、生活環境較為熟悉、社會關系較為簡單的農村，從而使得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的城市勞動力供給不能滿足城市勞動力需求擴大的要求，況且農村勞動力流動到城市的遷移成本的存在還沒有充分進行到消除城鄉工資差距的程度。

(四)農民工行為趨于理性化

農民工行為選擇的理性化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民工長時間城市生活經驗的累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從未停止過，而隨著生活經驗的累積，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開始不僅僅關注現實收入，也開始理性的關注成本和其他諸多因素。而且，隨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和在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農民工對工資的要求不再只是簡單的縱向上的絕對量的比較。比如去年月工資一千；今年一千二。月薪多了二百，但若勞工成本每月增三百，這樣務工的凈收益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這也正是目前我國農民工的生存現狀。目前，我國大中城市房價集體上漲，而這些城市又是農民工大量積聚的地方，房價的上漲使得房屋租金也水漲船高，一線城市差不多漲了20％，而且可能會越來越高。加上近來各類生活品價格回漲、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日益突出等諸多現實，進城打工的成本越來越高，也越來越不經濟。

另一方面，來自農民工群體的內部分化。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的近30年中，農民工群體的內部出現了明顯的代際變化和更替。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于90年代中后期開始向城市進行轉移、擁有較少務農經歷的第二代農民工日益崛起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力量。調查顯示，隨著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和整個教育事業的發展，農民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第二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明顯高于第一代農民工，其文化程度起點高于第一代農民工群體，小學及其以下的務工者比例驟減，而高素質務工者比例較第一代農民工而言有所上升。而教育水平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職業層次、工資水平、社會流動等各個方面，也是農民工行為選擇趨于理性化的現實基礎。

三、未來我國勞動力市場可能面臨的問題

對于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勞動力轉移的長期性、勞動力短缺的長期性以及勞動力工資不斷上漲的壓力這些現實問題，在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完全調整好之前是不會變的。因此，可能給我國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帶來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一)勞動力有效供給總量的限制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經濟發展時期伴隨著急劇的人口轉變，從人口在生產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類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類型的加速過度。這個人口轉變過程通常表現為一種勞動年齡人口從迅速增長到逐漸減速的增長，直至停止增長的變化趨勢。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總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到200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5.05％。而且2008年民政部發布的《2008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報告》指出我國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隨著勞動力老齡化趨勢的日趨明顯，產業結構形成用工年齡需求與勞動者年齡結構矛盾將越來越突出。據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統計，1990年，安徽勞動力平均年齡為24歲，而2009年，平均年齡則升至37歲，勞動力老齡化趨勢十分明顯。根據生產要素價格形成機理，勞動力短缺的經濟含義是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這個現象是由于提前完成的人口轉變所引致的情況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超越發展階段造成的，一旦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源泉不能及時替代人口紅利源泉的話，將會導致中國經濟過早喪失比較優勢。在高速經濟增長方興未艾，就業繼續擴大的情況下，勞動力供求格局必然發生根本性轉變。

(二)勞動力需求的不可持續

目前呈現的勞動力供給不足部分表現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伴生物，隨著經濟的漸趨平穩，市場是否依舊能夠提供這樣一個龐大的勞動力需求依然是個未知數。在經濟危機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的時候，政府通過大規模的刺激性財政政策扶持，使得我國經濟較快的走出了低谷，然而在財政支出剛性的約束下，我們不能保證政府能夠連續較長的時間出臺諸如4萬億如此大規模的投資計劃。當世界各國因為杠桿化太高而崩潰的時候，中國通過加大杠桿而暫時走出了危機，M2／GDP在2008年短暫的回落

之后，2010年將會達到1.96％，硬啟動的風險在逐步加大。有數據顯示，2010年國家綜合負債率高達86％，財政風險空前增大，這種單純依靠政府的高投資而帶來的外生性增長是不可持續的。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農業和農村將釋放更多的勞動力，而伴隨著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整個社會所能提供給農民工的低技能要求崗位卻會越來越少，兩者的沖突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依然是一個長期過程。

(三)農村社會的發展與穩定

目前，勞動力轉移所帶來的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無人照看的老人等問題來講，這種轉移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以留守兒童為例，根據全國婦聯2008年2月發布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有5800萬人。在一些農村勞動力輸出大省，留守兒童占當地兒童總數的18-22％。農村留守兒童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其家庭問題、學習問題、安全問題、心理問題和品行問題日漸突出。假如一味的強調這一勞動力轉移過程已經完成，無疑會使我們忽視這些已經產生的社會問題，長此以往是不利于農村社會的綜合發展的。

四、政策選擇

綜合來看，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復雜性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如勞動力短缺會加大企業用工成本，引起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加速消失，使得低水平、簡單重復過剩的生產無法維持下去，但從另一面看，可以促使企業轉向依靠自主創新、技術進步和科學管理來降低成本，形成持久的更大更強的市場競爭優勢，也可以加快技術和產業升級，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更能夠直接增加勞動者的收入，有效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也有助于把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高投資、高積累、低工資、低消費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因此，必須對勞動力市場進行合理的引導，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進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構優化以及持續發展。

(一)偏向“三農”的制度紅利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導致產權保護和合約執行兩個方面的成本在交易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如果通過制度變遷能有效減少交易成本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就說存在“制度紅利”。而截至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這種制度紅利具有明顯的偏向性。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確立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為了配合該戰略，政府把社會資源集中用于工業和城市，農業客觀上承擔了為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積累的任務，由此形成了資源配置上“以農養工”的分配制度。即使到現在，這種農業和農村資源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單向流動的局面也沒有扭轉過來(蔡?P，2006)。如此偏向城市的資源分配制度長期把農村和農民排除在城市化、現代化之外，最終導致了農村和農民經濟上的弱勢地位，在出現問題分攤成本時，成為首先被考慮的對象。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入，我們應該加大政策調整力度，把發展目標轉向農村，以發展農村、農業、富裕農民為中心，把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所獲得的制度紅利逐步讓渡給農村、農業和農民，通過偏向性的制度安排來促進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的調整與發展，最終實現城鄉發展均衡的和諧局面。

(二)技術創新

經濟組合里的生產資料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也就是說，一種資料的缺少可以用另一種資料的增加來補償，卻不必改變生產方法。放置于勞動與資本兩者的關系，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經濟組合中，無限的勞動追逐有限的資本，表現為勞資關系中資方的絕對控制優勢，這時依靠低勞動成本的生產方法也可以維持下去。一旦勞動力開始短缺，大量的資本找不到與之相匹配的勞動力，經濟組合便會受到限制，這時單純依靠資本的增加無法對沖勞動力缺失對整個經濟組合的影響，現有的生產方法也就無法繼續。這就需要我們對生產方式進行變革。無疑技術可以承擔起這樣的責任，也只有技術的創新才能成為短缺勞動力的替補，通過技術創新來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是化解目前我國勞動力短缺的有效途徑。

(三)城鎮化下移

從農民工連續十幾年大規模的流動來看，其轉移模式主要是向東南沿海開放地區率先流動，轉向北京、上海以及各大中城市為主。然而此次民工荒卻開始向中西部蔓延，我們可以通過政策的傾向性調整，使得農民工跨省區遠距離的大規模流動轉化為分散型的省內流動或近距離的就地向小城鎮轉移，以城鎮化下移的發展戰略來改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模式，從而改善農村長期落后、人口過分向大城市集中、形成數量大的城市貧困階層、致使經濟發展受損、現代化進程嚴重受阻等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城鎮化下移，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拉動中小城市的就業需求，通過地方財政補貼，提高農民工工資，緩解勞動力短缺的局面。

第五篇：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原因分析 - 副本

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原因分析

南京的基本工資標準從去年的1350到今年的1480,保險額度也上調到720，個人承擔

252，余下的企業承擔，現在的就業者也要求頗高，在擇業方面要求有五險一金，有餐補話

補交通補貼和帶薪年假等，工人們鬧罷工嚷著加工資，一系列的社會現象都預示著我國的勞

動力成本在不斷的上升，那么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它未來的走勢如何？應對

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對策和建議有哪些。

一·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一）勞動力相對緊缺，特別是農民工供給數量的減少。

由于國家出臺很多土地政策，不少的勞動力選擇在家務農，城市的外來打工者減少了很多，人工成本自然就上升了。

（二)人口的老齡化。

計劃生育實行多年，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造成勞動力大量減少，年輕的勞動力

很少，人口老齡化，一個年輕人要養4個老人，生活壓力大，生活成本也高，自然對薪酬方

面要求也增高。

(三）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通貨膨脹率的上升，CPI的上漲，引起工資上漲。

通貨膨脹也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重要因之一，現在100塊錢只能買到75塊錢的東西，人民幣貶值，物價上漲，造成人民生活費用方面的增加，國家開始不斷地調整各個地區的最

低工資標準，工人工資不斷上漲。

（四）輕工業制造需求的增加。

在南京就有不少開發區，例如新港開發區，高新開發區，六合開發區等，每個開發區

里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廠，它們每天都在大量的招工，競爭激烈。就業者呢對那些待遇不

好的廠不屑一顧，對那些待遇好的廠擠破頭的想進去，很多廠家被迫提高工人工資。

（五）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保障了勞動者的利益和權力。

新《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國家強制企業給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后面會接著強制繳

納住房公積金，國家為了保障了勞動者的利益和權力，無形中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

二·我國勞動力成本未來的走勢

從未來勞動力數量的變化趨勢角度來看,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會一直增加,到2030年左

右達到最大值。之后勞動力數量開始下降。勞動力供給數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會阻礙勞動

力成本的上升，因為廠家可供選擇的機會和資源多了，而勞動力之間的競爭大了。因此，我們說勞動力成本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緩慢地上升。

三·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策略和建議

1·慢慢放開生二胎，減少人口老齡化。

2·鼓勵大家自主創業，提供小額低息貸款。

3.控制通貨膨脹。

4.現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價格已變貴了,但中西部地區來此打工者的勞動力價

格還是很便宜的，中國的企業和外商企業可以考慮將企業內遷，在中國的西部和南部尋找更

為廉價的勞動力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