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當前我國勞資矛盾的解決方法與意義

淺析當前我國勞資矛盾的解決方法與意義

——基于剩余價值理論對我國勞資矛盾的研究

【摘要】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由于非公有制經濟性質的特殊性，使得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勞資矛盾趨向于明顯化與激烈化。眾多處于弱勢的勞動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并發生了一些極端報復事件，矛盾沖突的尖銳或緩和，與社會的發展，經濟形勢的好壞，政府的偏好以及由此帶來的勞資雙方力量的強弱對比等因素密切相關。剩余價值理論作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為我們進一步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本文透過我國勞資矛盾現狀分析其產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解決勞資矛盾的對策，不斷挖掘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對于緩解勞資矛盾當代價值，不僅有利于我們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建設人力資源強國，也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關鍵詞】非公有制經濟，勞資矛盾，勞資關系，剩余價值理論

一、現階段解決我國勞資矛盾的意義

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所謂勞資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雇傭勞動者和資本家兩大階級的關系。勞資沖突實質上是兩大階級本質關系的部分表現。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力是商品，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這就決定了勞動者的被統治地位。資本家在合法地購買了勞動力商品以后，便可以任意使用，即有權決定在何種工作日長度、勞動強度、工作環境下使用勞動力。為了榨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資本家不惜損害勞動者的健康。而作為勞動力商品賣方的勞動者，是有權反對勞動力商品的濫用的。因為這將傷害勞動者本人，縮短勞動者的工作壽命，甚至使之中途喪失勞動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的日價值應該比正常工作壽命下的日價值高，然而資本家仍然按照原來的價格來支付，這是違背等價交換原則的。可見，勞資沖突是勞動力所有權與資本占有權之間的矛盾的外在表現；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雇傭勞動制度則是勞資沖突的根本原因。因此，馬克思認為勞資關系是一種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具有階級斗爭性質的關系，在雇主和工人勞資雙方主體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工人只有通過工會組織，運用談判和罷工等手段，才能減輕雇主對自己的剝削程度。

在我國倡導和諧社會的今天，將馬克思剩余價值生產理論與和諧社會勞動觀結合起來探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然而，發生在我們身邊一幕幕關于勞資矛盾的慘例讓我們不得不對勞資矛盾這一社會問題更加關注與思考。由于勞資矛盾而引發的一次次悲劇，讓我們觸目驚心。只有緩解勞資矛盾，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才能杜絕這些現象發生，這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加速和人口紅利的衰減，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也不斷提高。結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勞動力成本的增加是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因此，只有提高我國的勞動生產率，才能緩解勞動力成本增加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和諧的勞資關系，能夠極大地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對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具有重要意義。

二、我國勞資矛盾的現狀

2010年以來，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時間里，深圳富士康公司接連發生青年員工跳樓事件。這樣類似事件的不斷發生不僅是富士康的悲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尤其是在當前我國人口紅利日益衰退的情況下，解決勞資矛盾，對于提高我國社會生產率具有重要意義。由此可見，緩解不斷尖銳化的勞資矛盾已刻不容緩。當前我國勞資矛盾現狀如下：

(一)勞動者的報酬權益受損

勞動者的報酬權益受損表現在：克扣和拖欠勞動者工資；勞動者工資水平增長速度緩慢；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偏低等。工資是勞資關系中最敏感和最基本的問題，也是當前勞資關系中出現矛盾和糾紛最多的領域之一。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了“民工荒”和“技工荒”就是對這種勞資關系的無聲抗議。

(二)勞動者的勞動保護權益受損

勞動者的勞動保護權益受損最突出的問題是：勞動保護設施和勞動保護用品的缺乏。具體表現主要是勞動時間長、強度大、條件差、安全系數低；勞動合同簽約率低，內容不規范，且得不到有效落實；安全事故的頻發。很多勞動者的人身安全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益受損

近年來，我國為了建立和諧的勞資關系，提出非公有制企業要為勞動者繳納“五險一金”。但是，很多民營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并不切實履行這一規定。在民營企業中，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益受損非常嚴重。勞動者的社會保險權益受損主要表現為：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勞動保障覆蓋率低。目前最受關注的問題是工傷和大病醫療保險尚未覆蓋所有農民工。

(四)勞動者的民主權益受損

很多企業根本不考慮勞動者的民主權利，不尊重其作為人應有的尊嚴。很多非公有制企業中根本就沒有工會。一些私營企業主以不平等的態度待人，任意侵犯公民權利。另一方面，在非公有制企業中，由于工會制度建設的缺失，勞動者的合理訴求無法表達出來，在很多關系勞動者切身利益的問題上沒有發言權。

三、我國勞資矛盾不斷尖銳化的原因分析

勞資關系本質上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種關系首先表現為人與物的關系，即勞動和資本的結合。勞動追求工資報酬最大化，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勞資矛盾與沖突即由此而來。就其實質來講，勞資沖突是一種社會經濟利益的沖突，體現為勞動者的生存權與資本的財產權之間的矛盾與對立。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為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理論基礎。

我國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必然要產生剩余價值，資本的所有者會不斷采取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方法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延長剩余勞動時間。只關心生產效率提高的企業會無暇顧及工人的生理以及心理的需求，最后導致資方和勞方之間的矛盾愈發激化。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一)生產要素占有的失衡是導致勞資沖突產生的基礎

中國實行混合所有制經濟，非公有制企業主與雇員之間是建立在生產要素私有基礎上的雇傭勞動關系。這樣，一方就成為資本要素的占有者，一方成為勞動要素的擁有者，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分離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生產要素的占有關

系。雇傭關系作為產生剩余價值的基礎，在我國便形成了強資弱勞的局勢。因為生產要素仍然是相對稀缺的使得資本有著強勢的位，在生產過程中資本所有者能夠控制與支配勞動，而勞動者為了謀生，不得不出賣勞動力，成為資本的附屬物，受資本的強制與剝削。由此造成一方面雇傭者最大限度的使用勞動力，另一方面勞動者感到工作是為了資本所有者而工作，因而盡量減少勞動力的消耗，于是雙方產生對立與矛盾。

(二)利益分配失衡是導致勞資沖突產生的直接因素

利益分配失衡是指勞資關系中的一方無償占有另一方的利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決定了分配關系，因此生產要素占有上的失衡必然造成利益分配失衡。資本的利潤與工人的工資呈現此消彼長的關系，資本所有者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在利潤最大化原則的驅動下，會利用資本主導權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利潤的增加意味著工資的減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勞方對資方的反抗直接引發了勞資沖突的產生。

(三)經濟地位與權力的失衡強化了勞資雙方的對立性

不同生產要素所有制形式同樣也決定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權力關系，生產要素占有上的失衡也必然導致勞資雙方經濟權利與力量的失衡。我國仍處于生產力還不夠高度發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發展階段，勞動還是人們謀生的手段，尚未達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生產關系所應具備的經濟發展水平，這一時期的勞資關系仍以雇傭勞動為基礎，仍然表現為一種強制性勞動。在各種經濟手段的約束下，雇傭勞動者為了生活，不得不被迫超出自身生存需要的狹隘范圍從事更多的勞動，受資方支配、依附于資方，被排斥在企業經濟管理決策層之外，形成“強資弱勞”格局。勞資雙方經濟地位與權力的失衡造成資本所有者對勞動者利益的忽視與漠視，并為侵害勞動者利益的行為創造了機會，造成勞資矛盾與摩擦的激化。

四、解決我國勞資矛盾的對策

通過以上運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原理對我國勞資矛盾原因的深入分析，我們可以在以上原因的基礎上來研究解決對策。面對生產要素占有失衡和經濟地位與權利的失衡，勞動者一般是沒有能力爭取的，這就要求政府在勞資矛盾的解決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一、要加強政府部門對非公有制企業的規范管理，建立部門聯合協調機制，依法規范民營企業勞資關系。政府是三方調節體系中的重要角色，政府作用是影響勞資關系走勢的重要變量。因此，勞動保障部門要在政策上把好關，對民營企業勞動合同的簽訂、變更、解除加強監督；工商管理部門要在登記注冊方面把好關，審批營業執照、登記年檢時把是否簽訂勞動合同、社會保險辦理情況等作為重要參考內容；公安部門要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把好關，對不辦理正式用工手續、不簽訂勞動合同的視為非法用工或失業人員，還要盡快將高流動性員工納入社會保障法規體系中。

第二、建立健全勞動法，加大宣傳力度，加大執法力度。《勞動法》保護了非公有制企業雇工的基本利益，并且針對雇工處于不利位置的現實而對弱者給予了保護。目前最重要的是通過宣傳讓民營企業主和雇工雙方了解《勞動法》，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對于已經頒布的《勞動法》，也應該做出更進一步的健全，因為有些地方勞動法只做了原則性的規定，缺乏具體操作性，急需結合實際情況和各地的實踐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隨著對《勞動法》的深入貫徹實施，我們還

應該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相配套的單項勞動法規尤其是一些對勞工的保護性法規還需建立與完善，如工傷事故賠償法、疾病與殘廢保障法等。通過各方努力，逐步增強雇工和企業主的法制觀念，使我國民營企業主與雇工之間雇用關系逐步地通過勞動人事部門的勞動力市場和規范的經濟合同確立起來。

第三、加強制度建設，從根本上協調勞資矛盾。這種制度建設即包括對當前轉軌過程中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管理的制度和體制改革，也包括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建設，而后者尤為重要。因為資本追逐私利的本性不可避免，我們在對其所帶來的消極性進行抑制的同時，更要做好善后工作。勞動和社會保障工作是市場經濟的“減震器”、社會公平的“調節器”、廣大勞動者的“安全閥”。把非公有制企業納入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社會保障工作的重要任務，也是保障非公有制企業員工權益的必由之路。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比如養老保險要建立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商業養老保險等各種形式的保險體系。提高社會保障的社會化程度，使企業從繁瑣的社會服務功能中解脫出來。

第四、要解決勞資矛盾，就必須在非公有制企業中建立健全工會組織。政府、資方和各方面的力量都要在改進工會工作，切實發揮工會的作用上下功夫。面對新的形勢，今后工會工作的主要內容應該是圍繞協調和保護職工的基本工資、生活福利、勞動保護以及文化教育、民主地位等合法權益。工作中應著重解決好以下幾個問題：第一，集體合同的管理；第二，重視對勞動者的教育培訓；第三，參加勞動爭議的調解與仲裁；第四，加強工會的執法監督工作。在工會開展工作時，要突出工會組織的廣泛性，最大限度地把員工組織到工會中來，充分體現工會的群眾性，不管職工的工作時間長短、工作性質如何、地域如何、身份如何，都有加入工會的權利，都應及時把他們吸納到工會中來；突出工會的民主性，工會應通過加強企業民主管理以及工會的工作，充分發揮工會的民主參與、民主監督、民主管理職能，有效地維護廣大員工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益，為協調勞資矛盾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必須突出工會的獨立性。政府和資方要為工會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創造條件。工會應獨立自主地開展各項活動，活動內容由會員的要求、意愿和覺悟程度而確定。同時，工會應有自己獨立的經費來源、經費管理辦法和經費審查機構，這是工會依法開展工作的經濟基礎。

五、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對于緩解勞資矛盾的當代價值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二五”時期是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時期，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深人研究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尤其是相對剩余價值理論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具體說來，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有利于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勞動創造價值，剩余勞動創造剩余價值，勞動力的活勞動是創造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以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更加尊重人的勞動，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崇高理念。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充分肯定了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在人類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過程中，勞動始終是第一位的因素，離開了人的勞動特別是離開了人的剩余勞動，人類社會就不可能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以人為本”思想的提出和廣泛認同，己經并將繼續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人及其勞動成為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關鍵。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堅持馬克思剩余價值論有助于我們深入貫徹和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

(二)有利于樹立社會主義新型的勞動觀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創造商品價值的生產勞動范

圍不斷擴大。我們必須拓展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的范圍，以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服務，并以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的創新帶來整個經濟理論體系的創新，從而使我國的國民財富更快地增長。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必須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這要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方針在全社會認真貫徹。”這就是樹立社會主義新型的勞動觀。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下，我們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致，努力從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進發，讓一切創造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更多的社會財富造福于人民。

(三)有利于建設人力資源強國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無論是絕對剩余價值還是相對剩余價值都是由勞動者創造的。因此，勞動者在企業的各種生產要素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企業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不斷提高，既要擁有較強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又要有加快先進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而當前我國雖然勞動力資源豐富，但高素質勞動力較緊缺，難以滿足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需要。因此，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了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奮斗目標。如何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于我國能否充分利用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實現從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

綜上所述，剩余價值理論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運行，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這就要求我們科學認識并把握的剩余價值理論，以此為契機，不斷化解尖銳化的勞資矛盾，建設和諧的勞資關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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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當下我國勞資矛盾成因及其對策

勞資矛盾沖突的根源我想還是在于企業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利益追求的對立所致，道理很簡單，一方面，企業所有者、股東們追求的是利潤最大化，而勞動者追求的是他們工資、福利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員工利益的增加也就意味著要以企業成本的增加為代價，讓員工得到的太多，企業主會出于本性的不這么做，而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若以犧牲員工利益為代價，從他們身上拿走太多的話，這有勢必會引起員工的反抗。一個企業如果在勞資雙方間找不到一個較為適合的平衡點的話，很容易就會引起雙方的矛盾沖突（當然這種矛盾沖突更多時候是由于一些具體操作不當引起的），下面例舉幾個典型的案例2008年紅塔和卷煙廠與員工縱火燒毀企業廠房倉庫一案。2008年萬科員工因離職金過低而在公司大樓潑油自焚一案。

32009年吉林通鋼與建鋼重組過程中建鋼總經理被通鋼員工群毆致死一案。4、、、、、、、根據相關數據顯示 許多地方勞資糾紛不斷,并呈大幅增長趨勢。如2001年深圳市勞動仲裁部門受理勞動爭議案件數為6,436宗,到2004年已上升為11,395宗,增長77%。勞動保障監察部門處理的重大勞資糾紛,由2002年的739宗上升為2004年的1,340宗[1]。勞資糾紛特別是群體糾紛事件,處理稍有不當,極易升級為社會沖突,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另據一組統計資料表明，自1987年正式恢復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到2006年20年間，我國的勞動爭議仲裁案件數年均增幅達到26%。

那么是什么原因 使得當下勞資矛盾沖突不斷升級和進一步的惡化，下面做一下探討。一經濟，社會制度轉型期導致勞資關系矛盾沖突加劇

有關專家分析認為,現階段勞動爭議案件的特點,是轉型時期我國勞動關系急劇變化的正常反映,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勞動關系內容的市場化、用人單位和從業人員數量的擴大,勞動關系形式的多樣化、改革過程中的利益格局的調整、勞動保障法制建設的滯后等因素都對勞動爭議案件產生了重要影響。受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勞動爭議案件快速增長的趨勢將持續相當長時間（轉）。也就是說現在勞資沖突的加劇具有客觀性和必然性，這就要求我們在對待勞資問題上要以一種公正客觀的態度來對待只能疏不能堵。

二 企業專制型的領導方式和對員工利益與權力的長期忽視

德國社會學家勒溫將領導方式分為三種：專制型，民主型，放任型。專制型的領導特點就是權力高度集中在領導者個人手中，實行獨裁，所有決策均有領導者做出，下級沒有決策權，只能接受命令，如果你認為你的下屬員工天生就不愿承擔責任，天生就保守，習慣于明哲保身，反對變革，容易受他人和外界影響，并作出一些不適宜的事來，你必然會采取命令與統一，權威與服從的管理方式，把人看成一件件能夠走動的機器，忽略人自身的特征個和精神需要，這必然會引起員工的不滿情緒。

三 缺乏第三方機構以維護員工利益，協調勞資沖突。

這里的第三方機構最常見的就是工會了，工會制度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已經

發展的較為成熟和完備，它在維護員工利益，避免社會暴力沖突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工會制度較為完備的情況下我們可能看到的是員工集體性的罷工等活動，但自殺、惡意損壞企業設施等極端，非理性的行為會大為減少。工會為員工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提供了一個平臺機制保障，在這個平臺和機制下，一方面，員工的利益可以有效的得到保護。另一方面，企業與員工生而有之的這種矛盾沖突可以有效的得到緩和，避免個別員工非理性行為的發生的概率。但是反觀我國的工會制度建設，則不盡如人意。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明確指出，工會是職工自愿結合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各工會組織代表職工的利益，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但在具體實施中存在諸多隱性問題，原則上對于政權以外的勢力（合法）國家的包容性是不夠的——一切最好還是跟黨走，事情最好交給黨（黨辦了辦不了，辦好辦不好那是另一回事了），工會在我國很大程度上有其名無其實，遠沒有發揮出其在維護員工利益，協調勞動關系上的作用。

四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的方法、手段不靈活、不健全。

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擔負的任務概括起來說就是人員的獲取、任用、保留和發展八個字。其責任就是要管理好企業的員工。當你的企業把員工“發展”到跳樓，自殺的時候，人力資源部門是無法推卸其責任的：你在招聘過程中是不是只注重了對應聘者學歷、技能的考察，而忽視了對性格、價值觀、態度等心理素質與企業文化之間的吻合度的考察。你的薪酬體系是否只考慮到了員工對物質利益的需要而忽視了員工對尊重、社交、被認可等心理層面的需要。在裁員時裁員前期的尊卑工作，后期的跟蹤工作是否執行到位。這些都應是HR工作者們要經常考慮和反思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不好，你的勞資關系就會存在隱患。雖然勞資矛盾具有一定得天然性和發生的必然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試圖去預防和解決勞資矛盾的措施都是愚蠢和徒勞的，雖然很難消除，但如果我們采取措施得當完全可以有效減少勞資矛盾發生的頻率。下面就談一下具體解決措施。

一 遵守國家的相關法律、法規。

遵守國家法律，法規是任何企業正常運營的底線，《勞動合同法》中規定勞動者從事接觸職業病危害作業的，勞動者未進行離崗職業健康檢查或者疑似職業病病人在診斷其或者醫療觀察期的；女職工在孕期、產期、哺乳期的；在本單位連續工作十年以上，且距退休年齡不足五年的；在符合上述情況下用人單位是不能與勞動者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勞動法》中規定安排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的，用人單位應向勞動者支付不低于工資150%的工資報酬，休息日安排工作的應向勞動者支付不低于工資200%的工資報酬，像春節、元旦、國慶等法定假日安排加班的應向勞動者支付不低于工資300%的工資報酬。此外，你像《勞動及合同法》中對服務期，競業限制，裁員等這些涉及用工單位與勞動者切身利益的的規定，如果處理不好極易引起雙方的矛盾沖突，比如前兩天河南農民工張海開胸驗肺議案。曾幾何時鬧得沸沸揚揚的微軟對李開復“叛逃”谷歌起訴一案。

二 建立介于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的第三方協調機制

就如前面提到的，這個第三方協調機制的典型代表，在一些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工會充當著這一角色（當然，工會的宗旨是定位在維護員工利益上，但是客觀上它的存在可以有效減少員工個人的非理性行為從而使得企業減少昂貴的訴訟費用以及降低對企業形象的負面影響——這使得雙方都有益）。但在我國，由于傳統和現實的因素個人認為工會無法

完成這一功能。考慮到此，在我國這個角色我想可以由企業的HR部門來擔負。現在人們對HR部門最為流行的角色定位是企業的戰略合作伙伴，但我想HRM還要扮演好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關系的協調者這樣一個角色。雖然HR部門作為企業的一個職能部門，為公司利益“奮斗”是其天職，但是作為維持企業人才穩定的部門你的特殊性決定了你不能只為“利益是瞻”，在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你要盡量扮演一個中間者的角色。一方面你要從戰略的高度貫徹公司的薪酬、培訓等人力資源政策。另一方面，你也要客觀公正的向你的上司傳達員工的訴求。這個角色扮演好我認為可以有效的減少企業勞資矛盾發生的頻率。

三 轉變管理方式，完善落實人力資源各項職能

企業要打消顧慮適時從專制型管理方式向民主型管理方式轉變，這種轉變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的體現之一就是注重員工的訴求，決策權你可以不給，但是發言權權、參與權你不能不給。在一個就是不要從員工身上拿走的太多，節約成本的方式有很多，從人身上開刀是下策。另外要注意的一點，企業在招聘時要盡量按科學、規范的流程來，既要注重對應聘者學歷、技能等“硬件”的考察，也要注重對應聘者性格、價值觀，態度等“軟件”的考察，招聘質量的好壞將直接影響人力資源管理其他工作開展的效果。你將一個有偏執，反社會性格傾向的人招來，怎么保證他不會做出一些極端的事來。

第三篇：會計準則與我國當前稅務處理的矛盾

關于會計準則與我國當前稅務處理矛盾的調查報告

調查目的：會計準則與我國當前稅務處理的矛盾

調查時間：2010年八月

調查對象：我國稅務制度

調查方式：查閱資料和參考文獻

由于上學期學習了稅法，在假期做調查報告時就特意關注稅務方面。作為一名會計人員要會合理避稅，就必須要對稅收制度有相當的了解。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經濟政策和制度帶來多方面的沖擊，稅收制度也不例外，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稅收政策國際化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稅收制度和國際稅收規范與經濟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的步伐應該保持一致。面對經濟全球化，各國經濟的相互依靠程度加深，同時，伴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以互聯網為媒介進行的電子商務流動在全球范圍迅速興起，這些交易活動具有邊界性、數字交易的隱秘性和無紙化操作的靈活性等特征，使傳統貿易形式和勞務提供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在現行稅收政策中，有的已無法適應這些新情況。我國在市場經濟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中，稅務部門已經成為各國企事業單位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因此，會計報表在不妨礙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滿足稅務部門的管理需要，應該成為會計報表的目標之一。然而，我國當前的一些稅務處理及會計報表反映稅務信息的方法，與會計基本假設和準則存在一些矛盾，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問題。

一、增值稅與會計權責發生制的矛盾

我國自1994年1月1日起，開始實行增值稅。但這一稅制付諸于實施后，作為反映企業經濟活動的會計，在對增值稅進行賬務處理時，卻與我國現有的會計準則相悖。

根據增值稅會計處理的規定，企業應在“應交稅金”科目下，設置“應交增值稅”明細科目。在“應交增值稅”明細賬中，應設置“進項稅額”、“已交稅額”、“銷項稅額”、“出口退稅”、“進項稅額轉出”等專欄。從應交增值稅明細科目的設置中，可以看出，我國的增值稅會計處理，是按照收付實現制的原則進行的。即增值稅的交納，是在產品銷售的基礎上，計算出應交增值稅的銷項稅額，并扣除已購入原材料所支付的進項稅額后，再來核算本期應交納的實際稅額。由于當期購入的原材料并不一定全部被消耗在當期已銷的產品成本中去，因此，企業每期所交納的增值稅，并不是企業真正的增值部分。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遞延，企業所交納的增值稅的總額，與其增值總額是一致的，但是，從具體的每個會計期間來看，兩者并不一致，這是收付實現制與權責發生制帶來的差別。由于其他經濟活動，如產品成本核算、收入費用核算等都是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進行的，而增值稅的會計處理卻按照收付實現制原則進行，這就使得會計信息資料缺少可比性，從而削弱了會計信息的反映功能。例如，由于企業每期交納的增值稅，并不是企業當期的真正增值部分。因此，我們就不能從損益表中的銷售收入或毛利的會計信息的邏輯關系上，判斷出企業是否合理計算了應納流轉稅。一些外商獨資企業，在掌握了會計信息很難邏輯反映增值稅與企業實際增值的情況后，利用會計賬務處理的這一缺陷，從事偷逃增值稅的不法行為。如對那些實行先征后退的（1994年1月1日以后籌建的）外商出口企業，按照現行的稅法，在他們的產品出口時，先征17%的增值稅；待產品出口后，再退9%的增值稅，實際稅負為8%.為了逃避稅收，他們通過關聯企業，將出口產品的售價，壓低至材料成本價，以遠低于實際成本價的售價，將產品銷售到境外。由于出口產于實際成本價的售價，將產品銷售到境外。由于出口產品“不增值”，銷項稅額扣除進項稅額后，不僅不交稅，還可退稅。稅務部門僅僅從增值稅的會計信息上，是很難區分出是由于人為壓低售價造成的，還是由于當期購入原材料過多，而投入產出較少造成的。因為，這兩種情況都會造成當期增值稅的少交。這完全是我們所謂的增值稅，實際上并不按照企業增值部分計算所致。會計信息的模糊性，使

得會計失去了應有的反映功能，也使會計信息失去了有用性。

現行增值稅會計不能直接反映企業的增值情況，這是增值稅會計的缺陷。如果我國現行稅法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將按銷售收入計算的增值稅銷項稅額，扣除當月已銷產品所含的原材料的增值稅進項稅額，來計算當期應交納的增值稅，不僅合理，而且也可使增值稅的信息能夠為稅務部門的監督提供很大的幫助。因為，這樣稅務部門很容易從損益表的銷售收入或毛利中，根據一定比例，很快推算出當期所交納的增值稅是否合理。因此根據這一方法來計算每期應交納的增值稅，也符合會計的權責發生制原則與配比原則。

二、所得稅與會計主體和會計期間假設的矛盾

基本會計準則規定，會計假設主要有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和貨幣計量等四個假設。企業所得稅是根據某個會計主體，在一定會計期間內取得所有收入，扣除稅法允許的成本、費用、稅金及損失后，按應納稅所得額的一定比例計算征收。因此，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時，依據了兩項會計假設，即會計主體假設與會計分期假設。但我國正處于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承包經營、租賃經營等多種經營方式存在，這些經營方式很不規范，因此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時就產生一些問題：一是會計主體是以企業法人為依據的，并不確認具體的經營者個人，而企業所得稅對承包經營者征稅恰恰相反，只確認承包經營者個人，不確認法人；二是計征所得稅時，承包方按承包經營期為納稅義務期，而發包方是按會計期間(會計)納稅，當會計期間與承包期不一致時，就產生矛盾。

三、會計與稅務問題及矛盾的癥結

國家稅收原則的確定，是關系到一個國家財政分配機制是否合理科學的客觀經濟問題。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就提出了稅收的4項原則，即公平、確定、便利、簡單。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由于市場經濟機制失靈，使整個社會達不到最大經濟福利，政府則應當干預經濟，如引導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的再分配，以使社會整體與個人都增加福利。然而判斷是否達到最大福利經濟的標準，即效率與公平。稅收作為政府干預經濟的杠桿之一，也必須體現這兩項準則，所謂效率問題，是指稅收對經濟有效地運轉的影響問題。政府在征稅過程中，把資源從各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應當遵守效率準則，即稅收在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促進經濟運轉，以及稅務管理方面要提高效率。而稅收的公平準則是指受益原則與支付能力準則。受益原則實際上是把市場機制運用于稅收分配，每個人從政府的服務中受益，則應相應地向政府納稅。而支付能力原則就是按照人們的納稅能力負擔政府費用。

我國政府1994年所開始的稅制改革，從宏觀上看，確實體現了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并且與我國現行的財政分配機制、當前的經濟形勢相適應。但是，在制定具體的稅收措施時，我們只考慮了納稅對象與其經濟活動的內容，而忽視了這些對象與內容的載體特征，即會計語言的特征。因納稅對象與經濟活動往往是通過會計語言，觀念地反映在有關的會計信息中，如果不充分考慮這些特征，就會在稅收的具體過程中，因違背這些規律而產生邏輯上的悖論，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稱“合理避稅”現象。上述問題的癥結，就是我們在作宏觀決策時，不重視會計語言特征所產生的結果。可見，會計學科不僅僅是一門微觀的經濟管理學科，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門與宏觀經濟決策相關的學科。因此，在制定宏觀決策時，不僅要考慮宏觀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更要考慮其微觀運作的可操作性、可運用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重視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研究，特別是對會計語言特征的研究：如對資產與權益概念的理解，對會計假設與準則作用的研究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我國的稅收政策，既符合宏觀決策的需要，又在實踐中切實可行。

參考文獻：《稅收與企業》 2003年01期

《關于解決WTO組織下中國稅收制度改革存在問題的建

議》——《中國市場》2006年14期

《稅法》——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

第四篇：會計準則與我國當前稅務處理的矛盾

關于會計準則與我國當前稅務處理矛盾

201141505032于蕭會計3班外語學院韓語系

經濟全球化給各國經濟政策和制度帶來多方面的沖擊，稅收制度也不例外，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稅收政策國際化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稅收制度和國際稅收規范與經濟全球化和市場自由化的步伐應該保持一致。我國在市場經濟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中，稅務部門已經成為各國企事業單位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因此，會計報表在不妨礙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滿足稅務部門的管理需要，應該成為會計報表的目標之一。然而，我國當前的一些稅務處理及會計報表反映稅務信息的方法，與會計基本假設和準則存在一些矛盾，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問題。

一、增值稅與會計權責發生制的矛盾

我國自1994年1月1日起，開始實行增值稅。但這一稅制付諸于實施后，作為反映企業經濟活動的會計，在對增值稅進行賬務處理時，卻與我國現有的會計準則相悖。

根據增值稅會計處理的規定，企業應在“應交稅金”科目下，設置“應交增值稅”明細科目。在“應交增值稅”明細賬中，應設置“進項稅額”、“已交稅額”、“銷項稅額”、“出口退稅”、“進項稅額轉出”等專欄。從應交增值稅明細科目的設置中，可以看出，我國的增值稅會計處理，是按照收付實現制的原則進行的。即增值稅的交納，是在產品銷售的基礎上，計算出應交增值稅的銷項稅額，并扣除已購入原材料所支付的進項稅額后，再來核算本期應交納的實際稅額。由于當期購入的原材料并不一定全部被消耗在當期已銷的產品成本中去，因此，企業每期所交納的增值稅，并不是企業真正的增值部分。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遞延，企業所交納的增值稅的總額，與其增值總額是一致的，但是，從具體的每個會計期間來看，兩者并不一致，這是收付實現制與權責發生制帶來的差別。由于其他經濟活動，如產品成本核算、收入費用核算等都是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進行的，而增值稅的會計處理卻按照收付實現制原則進行，這就使得會計信息資料缺少可比性，從而削弱了會計信息的反映功能。例如，由于企業每期交納的增值稅，并不是企業當期的真正增值部分。因此，我們就不能從損益表中的銷售收入或毛利的會計信息的邏輯關系上，判斷出企業是否合理計算了應納流轉稅。一些外商獨資企業，在掌握了會計信息很難邏輯反映增值稅與企業實際增值的情況后，利用會計賬務處理的這一缺陷，從事偷逃增值稅的不法行為。如對那些實行先征后退的（1994年1月1日以后籌建的）外商出口企業，按照現行的稅法，在他們的產品出口時，先征17%的增值稅；待產品出口后，再退9%的增值稅，實際稅負為8%.為了逃避稅收，他們通過關聯企業，將出口產品的售價，壓低至材料成本價，以遠低于實際成本價的售價，將產品銷售到境外。由于出口產于實際成本價的售價，將產品銷售到境外。由于出口產品“不增值”，銷項稅額扣除進項稅額后，不僅不交稅，還可退稅。稅務部門僅僅從增值稅的會計信息上，是很難區分出是由于人為壓低售價造成的，還是由于當期購入原材料過多，而投入產出較少造成的。因為，這兩種情況都會造成當期增值稅的少交。這完全是我們所謂的增值稅，實際上并不按照企業增值部分計算所致。會計信息的模糊性，使得會計失去了應有的反映功能，也使會計信息失去了有用性。

現行增值稅會計不能直接反映企業的增值情況，這是增值稅會計的缺陷。如果我國現行稅法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將按銷售收入計算的增值稅銷項稅額，扣除當月已銷產品所含的原材料的增值稅進項稅額，來計算當期應交納的增值稅，不僅合理，而且也可使增值稅的信息能夠為稅務部門的監督提供很大的幫助。因為，這樣稅務部門很容易從損益表的銷售收入或毛利中，根據一定比例，很快推算出當期所交納的增值稅是否合理。因此根據這一方法來計算每期應交納的增值稅，也符合會計的權責發生制原則與配比原則。

二、所得稅與會計主體和會計期間假設的矛盾

基本會計準則規定，會計假設主要有會計主體、持續經營、會計分期和貨幣計量等四個假設。企業

所得稅是根據某個會計主體，在一定會計期間內取得所有收入，扣除稅法允許的成本、費用、稅金及損失后，按應納稅所得額的一定比例計算征收。因此，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時，依據了兩項會計假設，即會計主體假設與會計分期假設。但我國正處于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承包經營、租賃經營等多種經營方式存在，這些經營方式很不規范，因此在計算企業所得稅時就產生一些問題：一是會計主體是以企業法人為依據的，并不確認具體的經營者個人，而企業所得稅對承包經營者征稅恰恰相反，只確認承包經營者個人，不確認法人；二是計征所得稅時，承包方按承包經營期為納稅義務期，而發包方是按會計期間(會計)納稅，當會計期間與承包期不一致時，就產生矛盾。

三、會計與稅務問題及矛盾的癥結

國家稅收原則的確定，是關系到一個國家財政分配機制是否合理科學的客觀經濟問題。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就提出了稅收的4項原則，即公平、確定、便利、簡單。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由于市場經濟機制失靈，使整個社會達不到最大經濟福利，政府則應當干預經濟，如引導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的再分配，以使社會整體與個人都增加福利。然而判斷是否達到最大福利經濟的標準，即效率與公平。稅收作為政府干預經濟的杠桿之一，也必須體現這兩項準則，所謂效率問題，是指稅收對經濟有效地運轉的影響問題。政府在征稅過程中，把資源從各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應當遵守效率準則，即稅收在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促進經濟運轉，以及稅務管理方面要提高效率。而稅收的公平準則是指受益原則與支付能力準則。受益原則實際上是把市場機制運用于稅收分配，每個人從政府的服務中受益，則應相應地向政府納稅。而支付能力原則就是按照人們的納稅能力負擔政府費用。

我國政府1994年所開始的稅制改革，從宏觀上看，確實體現了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并且與我國現行的財政分配機制、當前的經濟形勢相適應。但是，在制定具體的稅收措施時，我們只考慮了納稅對象與其經濟活動的內容，而忽視了這些對象與內容的載體特征，即會計語言的特征。因納稅對象與經濟活動往往是通過會計語言，觀念地反映在有關的會計信息中，如果不充分考慮這些特征，就會在稅收的具體過程中，因違背這些規律而產生邏輯上的悖論，也就是人們通常所稱“合理避稅”現象。上述問題的癥結，就是我們在作宏觀決策時，不重視會計語言特征所產生的結果。可見，會計學科不僅僅是一門微觀的經濟管理學科，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門與宏觀經濟決策相關的學科。因此，在制定宏觀決策時，不僅要考慮宏觀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更要考慮其微觀運作的可操作性、可運用性。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重視會計理論與實務的研究，特別是對會計語言特征的研究：如對資產與權益概念的理解，對會計假設與準則作用的研究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使我國的稅收政策，既符合宏觀決策的需要，又在實踐中切實可行。

參考文獻：《稅收與企業》 2003年01期

《關于解決WTO組織下中國稅收制度改革存在問題的建議》——《中國市場》

2006年14期

《稅法》——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

第五篇：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及其解決途徑

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及其解決途徑

作者：楊清濤 來源：《市長參考》 添加日期：10年03月20日

利益是人們從事一切活動的最終動機和目的，社會中種種關系都受利益關系所決定和制約。干群關系，從根本上看也是一種利益關系，以往黨群、干群之間，政治關系、思想關系、情感關系成分相對多一些．盡管這些關系也體現了利益關系，但畢竟是間接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利益觀念的強化，在黨群和干群的多重關系中，利益關系變得更為突出。相當多干群矛盾的發生、發展，歸根到底在于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利益關系發生了變化。一部分領導干部貪圖享受、蛻化變質，官僚主義嚴重，貪污腐敗，嚴重脫離群眾，極大地損害了群眾的利益，導致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而且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作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公共事務的領導者和管理者，在當前我國社會急劇轉型、體制改革不斷深化、各種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大背景下，各種社會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必然會大量地反映到領導與群眾之間的關系上，通過于群利益矛盾表現出來。近年來，上訪、告狀、請愿、示威甚至暴力沖突之所以逐年增多，十群利益矛盾和沖突是一個重要的誘發因素。可以說，干群利益矛盾已成為我國社會矛盾中的突出問題，成為黨和政府及人民群眾所關注的焦點問題。

一、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的主要表現

在我國，領導干部作為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實際占有和支配著大量的經濟、政治、文化資源，在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中占據主導地位，起支配作用；而人民群眾除了名義上擁有最終的所有權之外，實際上則處于從屬和被支配地位。因此，一般而言，在干群利益矛盾中，領導干部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矛盾的緊張程度。對此問題，劉少奇早在50多年前就曾有過明確的闡述，他說：“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一切沒有辦好的事情，領導上都有責任。人民會來責問我們國家、黨、政府、經濟機關的領導人，而我們對這些問題應該負責任。”基于這種認識，從干群利益矛盾的主導因素進行分析，當前干群利益矛盾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種：

1．干部隊伍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必然會損害群眾利益，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國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政治頑癥。對于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具體表現及危害，江澤民曾經做過深刻分析，他說：“搞形式主義，要害是只圖虛名，不求實效。比如，有的干部做工作，不去認真領會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習慣于做表面文章、喊口號；有的沉湎于文山會海、應酬接待，不能深入基層；有的熱衷于沽名釣譽、嘩眾取寵，應付上級，應付群眾；有的搞各種名目的所謂達標評比活動，形式上熱熱鬧鬧，實則勞民傷財；有的只說空話、套話，不干實事；有的報喜不報憂，掩蓋矛盾和問題，以致釀成惡果。”而“官僚主義作風，要害是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把官僚主義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概括為：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貪贓枉法，等等。執政黨的地位給了我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的條件和機會，同時也更容易使我們的一些領導干部沾染官僚主義習氣。列寧說：“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在當前，的確有少數領導干部嚴重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作風盛行，對群眾的疾苦和呼聲漠不關心，甚至貪污腐敗、以權謀私，嚴重損害群眾利益。還有的在工作中大搞形式主義，為了自己的官位和利益，撈取所謂“政績”，搞“盆景工程”、“馬路工程”，虛報產量、產值和城鄉居民收入，不僅損害群眾利益，也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威信。

2．黨政機關部門利益化趨向明顯，使得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弱化，與民爭利問題突出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微觀經濟主體按照

市場規則從事經營活動，通過為社會提供有效的商品和服務，既獲得了自己的生存發展，又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必要的基礎。實踐證明，市場是一種比計劃更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為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決定作用，客觀上就必須要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這種職能轉變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政府退出微觀經濟活動領域，不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活動，與此同時，強化和改善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第二，弱化政府的經濟職能，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第三，從過多地關注效率，轉變到在確保效率的基礎上更加注重公平。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轉變的實質，就是通過市場權力和政府權力的合理分工，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協調發展。但是，從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政治體制改革明顯滯后，政府職能轉變遠遠沒有到位，由此導致政府職能定位不準，市場權力和政府權力之間的邊界模糊，一些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追求物質利益的沖動強勁，而服務社會、服務人民的意識淡漠。尤其是少數政府部門和領導干部基本喪失公共服務職能，公共權力主要用于維護部門利益和小團體利益，這就是理論界所說的部門利益化問題。每年的“審計風暴”揭露出來的中央各部委嚴重存在的資金違規、違法、違紀問題，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2008年8月27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做工作報告時披露，“53個中央部門存在問題資金近300億元”，一些部門“數以億計的救災資金被挪用用來發放工資、蓋家屬樓，甚至炒股、炒樓”。從中央到地方，有些政府部門用違規資金建超豪華辦公樓和其他樓堂館所的違紀案件不時被曝光，奢華之風觸目驚心。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旅游的“三公消費”可謂是愈演愈烈，有專家估計每年這三項經費總額在6000億—9000億元之間。過高不合理的行政費用，必將大大增加國家財政開支，使得社會建設事業投入不足。為了維持過高的行政費用，有的政府部門把服務功能變相轉化為“創收”功能，導致糾正行政性“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舉措收效甚微，政府部門收費服務、不收費不服務甚至只收費不服務的現象大量存在，以至于老百姓把一些地方政府稱為“罰款政府”、“收費政府”，而不是服務型政府。還有的地方黨政機關領導干部自己或通過親屬開辦公司，從事生產經營性活動，他們“下海”不“棄政”，以權力進入市場，在官言商，官商不分，既是市場經濟的“裁判員”，又是市場經濟的“運動員”，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當然也就損害了包括其他生產經營者在內的廣大群眾的利益。以上情況充分說明，當下某些黨政機關部門利益化趨向明顯，以履行職權為名，行與民爭利之實，嚴重侵害了群眾利益，惡化了政(黨)群、干群關系。

3．部分官員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為，侵害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在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改革過程中，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明顯滯后，對權力缺乏有力的監督和制約，使得一些黨政官員把權力市場化，利用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進行權力“尋租”，搞權錢交易。官員腐敗實質上是一種權力腐敗，而且這種權力腐敗在社會轉型期一直呈泛濫之勢，至今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是誰利用價格雙軌制，獲取價格差，牟取暴利?1992年，在我國確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后，是誰利用制度的漏洞和經濟秩序混亂狀況，通過市場權錢交易，進行權力尋租?到90年代中后期，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又是誰利用制度漏洞和監管缺陷，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是一些手中掌握并濫用權力的黨政官員，即腐敗分子，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與一部分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還有一些不法商人，通過權錢交易，實現了原始積累，成為改革開放中的非法暴富階層。腐敗行為已經嚴重地影響我國社會分配公平，擴大了貧富差距，加劇了社會利益的“失衡”和“斷裂”，激化了社會矛盾。從本質上看，腐敗行為并不能創造新的社會財富，它只是利用公共權力對現有的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增加少數人財富，惡化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擴大收人差距，加劇社會不公平。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基尼系數明顯上升，其中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是造成基尼系數過高的重要原因。可以說，官員的腐敗行為本質上無異是對社會財富的一種強盜式掠奪，是對全社會勞動的無償占有，所侵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腐敗分子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關系，是當前我國社會最具對抗性的社會利益矛盾關系。雖然腐敗分子是少數，但已經嚴重地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使得黨群關系、干群關系極為緊張，成為影響當前我國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的主要特點及成因

現對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具有的主要特點及成因做如下分析： 1．干群利益矛盾整體性質仍然是非對抗性的 正確認識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的性質，就是要弄清它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對抗性矛盾還是非對抗性矛盾。我們并不否認，現階段干群利益矛盾關系的嚴重性，集中表現在少數腐敗官員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利益矛盾的對抗性；但是從整體上看，干群利益矛盾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屬于非對抗性矛盾。雖然干部隊伍中出現了玩忽職守、以權謀私、揮霍浪費、吃喝玩樂現象，造成了對群眾利益的侵害，甚至出現了違法亂紀、貪污受賄、貪贓枉法等嚴重的腐敗現象，形成了與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上的對立，但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數干部始終能夠堅持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嚴于律己、勤政廉政。因此，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雖然存在著局部的對抗性，但在整體上仍然是非對抗性矛盾。2．干群利益矛盾地位的突出性

一是在我國各種社會利益關系當中，干群利益關系是基礎的關系，干群利益矛盾是社會轉型期最主要的社會利益矛盾，直接關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影響和制約著人民內部其他矛盾的解決。二是在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已成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之一。在利益關系調整的力度不斷加大、利益關系不斷復雜、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的社會大背景下，作為領導者、管理者的各級領導干部，他們同群眾之間的利益矛盾便成為一切社會利益矛盾的集中表現，這就是說各種利益矛盾往往通過干群利益矛盾表現出來，雖然有些社會矛盾并不直接表現為干群利益矛盾，但這些矛盾也要通過各級領導干部加以處理和調解，期間出現偏差是難以避免的，這也會間接地表現為干群矛盾。再加之目前部分領導干部貪圖享受，蛻化變質，搞“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嚴重地脫離了群眾，極大損害了群眾利益，更加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因此，干群利益矛盾已成為我國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系統中的一個突出的矛盾問題，成為黨和政府以及人民群眾共同關注的社會焦點問題。

3．干群利益矛盾表現領域的普遍性及其復雜性

干群利益關系是我國一種最基本的社會利益關系，因此，干群利益矛盾作為一種較為普遍的利益矛盾，廣泛地存在于社會各個層面和領域。上到中央機關，下到村民自治組織，無論是黨政部門，還是企事業單位、城市社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干群利益矛盾問題。而且干群利益矛盾也有相當的復雜性：既有個別單位的具體的干群利益矛盾問題，也有干部與群眾作為兩大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問題；既有體制性、政策性因素導致的，也有領導者工作失誤造成的；除了干部是主要的責任因素外，也有群眾不合理利益要求方面的因素；作為領導者來講，既有主觀上以權謀私、專橫跋扈而造成對群眾利益的損害，也有出于為群眾謀利的動機，但因方法不當、經驗不足造成對群眾利益的傷害；新時期干群利益矛盾整體上屬于非對抗性，但又存在著局部的對抗性。4．干群利益矛盾成因的多重性 干群利益矛盾并不是社會轉型期所特有的現象，它之所以在我國現階段表現得較為突出，在整個社會矛盾系統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決定的。

其一，舊的社會分工仍然存在和改革中干群之間利益的分化。社會發展程度導致現實社會中還必然存在著舊的社會分工，包括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干部與群眾之間的分工，有分工就會有差別，有差別就會有矛盾。在勞動仍然是謀生(謀利)手段的當代社會，在干部與群眾這一社會分工當中，領導干部是居于謀取利益的有利一端。根據公共選擇理論的觀點，政府并非神造之物，它并沒有公正無私的天性，政府也是一種人類組織，其中決策者和普通人一樣具有自利的本性，他們也會追求個人私利，甚至有的人為了集團和個人利益而不顧公共利益。這種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來考察政府及個人決策行為的觀點，雖然我們不能完全認同，但是它卻有助于我們破除對政府及其官員行為理想化的假設。尤其在發展市場經濟的社會背景下，我國黨政部門及領導干部政治行為的利益化傾向也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利益化傾向，除了追求經濟利益外，還包括官員為了自己升遷，去追求一些勞民傷財、加重群眾負擔的所謂“政績”。同時還必須看到，在改革所引發的利益關系調整與分化過程中，各級官員是改革成果的最大受益群體之一。相對而言，廣大工農群眾則受益較少，甚至相當一部分人因利益受損而成為弱勢群體。干部與群眾舊的社會分工的存在．以及現階段干群之間有較大的利益差別，加之市場化背景下黨政部門及干部的逐利傾向強化，才是干群利益矛盾發生的社會性原因。

其二，對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在部分干部身上之所以出現官僚主義、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等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行為，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對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難以保證各級領導干部去正確行使權力。各級領導干部是公共權力的掌握者、行使者，他們行使公共權力的價值目標本來應該是社會公共利益和群眾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監督機制弱化的情況下，如果領導者個人“官德”水準低的話，就會造成公共權力價值目標的扭曲，即領導干部利用公共權力來謀取私利，損害群眾利益，引發干群利益矛盾和沖突。制度(體制)本質是一種社會規范，我們推進政治制度改革、完善政治體制，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通過完善化的制度(體制)來規范各級領導干部的政治行為(即從政行為、領導行為)，來保證廣大群眾對干部的權力進行監督和制約。但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政治體制還不完善，尤其是基層民主還不成熟，廣大群眾還難以通過行使選舉權、罷免權、監督權來對干部權力進行有效制約。這正是部分領導干部政治行為不規范、損害群眾利益以及干群利益矛盾長期存在和突出的重要的體制性原因。

其三，思想觀念因素的影響。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干部與群眾思想觀念上存在的問題，也是影響當前干群利益關系、加重干群利益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干部隊伍的思想狀況而言，現實的情況是，確實有一部分人背離了黨性和人民性，忘記了黨的根本宗旨和自己肩負的歷史使命，滿腦子是“當官做老爺”的封建殘余思想，是“有權不用、過期作費”的撈一把的思想，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就是沒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權力觀、政績觀、利益觀，缺乏宗旨意識、群眾觀念、奉獻精神。領導干部在這種思想觀念支配下，輕者為了私利不惜侵占、損害群眾利益，為了“政績”不惜加重群眾負擔；重者則導致濫用權力，搞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墮落為腐敗分子，完全站在了人民利益 的對立面。同時，對于廣大群眾來說，也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質。總體而言，群眾中絕大多數人是好的，他們奉公守法。但群眾中也有先進與落后之分，有的人政策觀念不強，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利己主義思想滋長，只講權利、不講義務，不能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有的人不學法、不知法、不守法，信鬧不信理，信“訪”不信“法”，遇事往往采取過激方式或違法行為。群眾中這些落后的思想觀念和行為，都會不同程度地造成干群利益矛盾。從上述可見，干部與群眾存在的錯誤思想觀念，是現階段干群利益矛盾產生的重要的主觀性原因。

三、正確處理干群利益矛盾的有效途徑

1．以深化利益關系調整為切入點，充分兼顧和滿足廣大群眾的利益需求

干群利益矛盾的實質是干部與群眾利益關系的不平衡性。如上所說，改革中干群之間的利益分化和差別，是我國現階段干群利益矛盾日益突出的重要的社會背景，因此，處理干群利益矛盾要從調整干群利益關系入手。但是這種調整，不是要減少或降低干部群體的利益水平，而是要按照統籌兼顧、利益協調的原則，在保證干部群體正常、合理的物質利益增長(包括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的同時，更好地兼顧和滿足以工農基本群眾為主體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需求。必須通過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利益保障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不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并加大其利益保障力度，對改革中利益受損群體給予相應的利益補償，真正使普通百姓在改革發展中得到實惠。2．以教育和管理干部為重點，繼續加強干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

江澤民指出：“領導同群眾之間發生了矛盾，領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決矛盾的主要責任也在領導。”因此，在處理和解決干群利益矛盾時，要把重點放在對領導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上。通過教育，使干部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政績觀，增強群眾觀念，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牢記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堅持群眾利益無小事，以群眾的利益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傾聽群眾呼聲，關心群眾疾苦，為了解決和滿足群眾的實際利益問題去說實話、辦實事、求實效，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當然，實事求是地講，干部也應該有自己物質利益上的考慮，也可以有功名方面的追求。但是這種考慮和追求，是要通過自己辛勤工作，通過做出符合群眾利益要求的、讓群眾滿意的、真實的業績來實現；而不要做表面文章，圖一時風光，更不能弄虛作假，以犧牲群眾利益、加重群眾負擔來換取個人的功名利祿。這既是社會主義國家各級領導干部職業道德(即所謂“官德”)規范的本質要求，也是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內容。加強干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規范干部的行政行為(某種意義上也是其謀利行為)，既要重教育更要重管理。要通過建立和完善以群眾評議為主的干部考核評價制度(包括干部廉政考核、政績考核等)，建立和完善干部的獎懲制度，尤其對弄虛作假、決策失誤導致群眾利益受損的干部實行嚴格的問責、懲戒制度，來實現對干部的制度化管理，從而為規范干部的行政行為、調整干群利益關系、化解干群利益矛盾提供制度性基礎。在重點對干部進行教育和管理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對群眾的思想教育，使廣大群眾提高對黨和國家有關改革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正確認識和處理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尤其要教育群眾增強政策觀念、法律意識，在政策和法律的范圍內來爭取和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3．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為根本點，不斷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

當前的干群利益矛盾，從根本上講，應靠推進政治改革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靠加強群眾對權力的監督來解決。只有不斷地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實現廣大群眾對各級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的批評監督，使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干部真正地為人民利益去工作。大量事例充分證明，導致當前我國干群利益矛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一些干部濫用權力并造成對群眾利益的侵害。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干群利益矛盾的根本問題，是通過不斷改革政治體制和擴大群眾的民主權力，保障黨和國家機關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保障各級領導干部的公仆性質。因此，要圍繞著如何加強群眾對權力的監督，確保干部正確行使手中權力這個重要問題，來深化各項政治體制改革。一是深化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對干部的選舉權、監督權、罷免權，建立良好的公共權力的賦予機制和監督制約機制，讓干部

知道權力是群眾賦予的，理應對群眾負責和為群眾服務并自覺接受群眾監督，以改變有些干部只對上級負責而不對群眾負責的現象。二是不斷改革和完善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制度。通過建立和完善聽證制度、民主對話與協商制度、專家論證制度，積極擴大群眾參與決策的范圍，暢通群眾利益訴求的渠道，尤其是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決策，更要廣搜民情、廣聽民意、廣集民智，以提高政府民主化、科學化的決策水平，使決策更加符合群眾利益和要求。三是實行和完善政務公開制度(包括黨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校務公開等)。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讓各級各類干部的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以大大減少干部不適當利用或濫用權力謀取私利的機會。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那些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權力不能任意運作，才能使“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不再僅僅是我們的領導機關和干部們的一種口頭承諾，而是有切實的制度保障。4．以反腐敗斗爭為突破點，減少干群利益矛盾的對抗性

正因為腐敗行為是對人民群眾利益的嚴重侵害，才造成了少數腐敗分子與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根本利益沖突，引發了包括干群利益矛盾在內的一系列社會矛盾的產生，影響了社會和諧與穩定。因此，必須把反腐敗斗爭作為處理當前日益突出的干群利益矛盾的突破點。只有反腐才能得民心，只有廉政才能順民意，才能順利處理好干群利益矛盾，密切干群關系、黨群關系。第一，要走制度反腐的道路。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重在預防的方針，深入貫徹落實中央《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不斷推進制度建設。通過不斷深化干部人事、行政審批、財稅管理、投資體制、國企改制、現代市場體系建設及相關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堵塞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體制漏洞，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第二，加大對大案要案的查處力度。當前，尤其要在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土地管理和礦產資源開發、司法、企業改制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對一些影響惡劣、群眾反映強烈的腐敗大案要案堅決查處，從重嚴懲腐敗分子，這不僅可以形成對腐敗分子的強大社會震懾力，更可以彰顯黨和政府反腐倡廉的決心，提升廣大群眾對反腐敗斗爭的信心。第三，反腐敗斗爭應堅持走群眾路線。反腐敗既要依靠專門機構，更要依靠群眾，加大群眾對反腐敗斗爭的參與度。正如上面提到的，必須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建設，賦予群眾以切實的民主權力。只有將自下而上的群眾監督加以制度化，自上而下的專門機構監督才是可靠的、高效的；只有廣大群眾的積極參與，我們黨所領導的反腐敗斗爭才能取得勝利。(作者單位：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