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制度經濟學的參考文獻

制度經濟學的參考文獻

1、[美]科斯、阿爾欽、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美]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美]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華夏出版社 19984、[美]埃瑞克．G．菲呂博頓[德]魯道夫．瑞切特編《新制度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5、[美]約色夫．G．斯蒂格利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6、[美]W．E．哈拉爾《新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7、[美]薩奇、沃爾頓：《新經濟史探討》，1982年版

8、[美]凡勃倫：《有閑階級論》，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

9、[美]阿里斯：《奔向合理社會：工業文明的價值》，得克薩斯大學出版社，1961年

10、[美]格魯奇：《當代經濟思想—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貢獻》，193611、張旭昆：《論制度的均衡與演化》，《經濟研究》，1993年第9期

12、[英]弗蘭克·H·斯蒂芬：《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經濟譯文》，1993

年第1期

13、張宇燕：《個人理性與“制度悖論”—對國家興衰的嘗試行探索》，《經

濟研究》，1993年第1期

14、張軍：《中央計劃經濟下的產權和制度變遷理論》，《經濟研究》，1993

年第5期

15、楊瑞龍：《論制度供給》，《經濟研究》，1993年第8期

16、[美]道恩·帕爾伯格：《制度經濟學的辯護論據》，《經濟譯文》，1994

年第4期

17、[美]道格拉斯·C·諾思：《交易成本、制度和經濟史》，《經濟譯文》，1994年第2期

18、鄒薇 莊子銀編譯：《交易成本、生產與經濟制度》，《經濟譯文》1994

年第5期

19、楊瑞龍：《論中國制度變遷方式與制度選擇目標的沖突及其協調》，《經

濟研究》，1994年第5期

20、[美]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經濟譯文》，1994年第3期

21、N.Rosenberg: Inside the Black Box ,Lond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P.35-36,38.22、Thrainn Eggertsson : 《ECONOMO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286.23、North Dougla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4、Alchian, Armen A.,“Uncertainl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58(June 1950):211-222.25、Alchian,Armen A., and Harold Demsetz ,“Production, 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December 1972);777-9526、Demsetz：《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7(May ,No.2):347-35927、Alchian,Armen A.“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58(June 1950):211-2228、Commons, John R.,“Institutional Economic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 193429、Davis,Lance and North, Douglass C.,“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 First Step Toward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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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制度經濟學文獻綜述 讀書筆記

新制度經濟學對交易、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綜述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交易中有關經濟權利和義務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組織的規模變動和邊界確定，交易制度和結構的最優選擇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從而圍繞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對新制度經濟學中關于交易、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綜述主要是在這三個方面展開。

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科斯看來，“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他強調經濟學研究必須指向現實世界。諾思將新制度經濟學界定為“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諾思認為需要在制度變遷中對現實世界進行理解和研究。柯武剛和史漫飛則具體指出，新制度經濟學“關心的是分析各種具有協調功能的規則和規則集，以及這些規則和規則集的實施對經濟后果的影響。制度經濟學還與制度如何在經濟環境的變遷中演化有關。簡而言之，制度經濟學研究經濟生活與制度之間的雙向關系。”’這些論述都是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如科斯所說，與新古典經濟學脫離現實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論研究不同，新制度經濟學的鮮明特征應該體現在，它研究來自于現實世界的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強調運用主流經濟學方法去分析制度的產生和變動，從而揭示制度對經濟活動的影響。

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分析，科斯(Coas。，1960)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闡述了對財產權利進行界定的經濟意義，從而說明了產權制度的重要性。德姆塞茨、斯蒂格勒和波斯納等人(nemsetz，1965;stigler，1965;Posner，一972)對自然壟斷問題進行了產權分析，認為進行競爭性投標，可以將對市場提供服務的權利賦予最高出價者，疏解自然壟斷帶來社會福利損失的問題。格羅斯曼、哈特和莫爾

(GrossmanandHart，1986;HartandMoore，1990;Hart，1995)在對不完全契約研究的基礎上建立了的產權理論GHM分析方法。他們在對所有權和控制權關系的研究中，分析了控制權的不同配置對信息分布和個體經濟行為的影響，進而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影響。他們的不完全契約理論說明了即使在完全理性的情況下，只要交易契約中的某些內容不能被第三方所驗證，那么契約仍然是不完全的。在GHM模型中，契約的第三方不可驗證性、交易成本以及事前權利配置之間的關系是核心問題。而 LaPorte，Lopez一de一Silanes，Shleifer和vishny(1997;1998;2000)的一系列關于法律、產權界定、投資者保護、公司治理和金融發展關系的國別研究是產權理論的重要經驗研究應用。

wilhalnson(1975)將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引入了科斯的企業理論中，從而圍繞交易成本和規制結構(governanceStructure，或稱為治理結構)逐步構建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在這一分析框架中，威廉姆森強調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與事后規制結構之間的關系。交易成本的分析早期集中于企業和生產組織‘。新古典經濟學將縱向一體化的原因歸結為技術不可分。而交易成本經濟學認為縱向一體化是因為用契約形式規制持續關系比較困難。其分析的重點是制度在結構化復雜的、長期的關系中作用，而williamson(1979，p234)認為交易成本方法分析的是“備擇制度形態在組織交易過程中經濟節約的性質”。交易成本理論的早期發展強調以單一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忽視不同的規制方式可以結合。隱含了企業的治理決策是在三種相互獨立的規制形式中作選擇:市場、等級制或混合模式，只能選擇單一治理形式。

BradaehandEcel。s(1989)也認為企業可以同時采取不同的規制形式。在多元的治理模式下企業可以獲得不同類型規制方式的綜合效率。Williamson(1996)也認為在市場、等級制或混合模式的情況下，他們三者的組合也是可以想象的。企業可以通過混合治理模式來避免對專用性資產的機會主義侵害，這些混合模式可以分為單邊和雙邊混合治理:單邊混合治理是通過加強與交易對象的事前契約來避免機會主義行為;雙邊混合治理是通過共同利益進而發展與交易對象的緊密關系來避免機會主義行為。RindfleischandHeide(1997)認為過去的交易過程

將會影響如何組織一個新的交易，過去與某一個交易對象的良好經驗可能會降低在未來的交易中采取其他治理結構的可能;除了過去關系的影響，對未來交易的預期也可能影響如何組織當前的交易，因此，考慮交易之間的關系要比對單一交易作分析，更有助于理解對治理結構的不同選擇。

ehilesandMeamaekin(1996)的研究則是在交易成本分析中引入信任，他們認為可以從社會規范、社會關系以及經濟作用的角度解釋信任的產生。信任可以從“機會主義”和“有限理性”這兩個交易成本理論的核心邏輯起點的角度影響經濟后果，一方面，它可以限制和減少機會主義行為，從而節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契約關系中存在信任，那么，有限理性的理性程度會有提高，因為，信任使交易當事人獲得信息更為準確;對不確定性影響有較強的承受能力;減少尋求對交易對方進行限制和控制的行動從而減少了行為的復雜性。

wi11iamson(2000)在比較了交易成本理論和不完全契約理論的異同后，認為兩者對于契約不完全問題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有限理性、機會主義和資產專用性的假設之上。但是，GHM分析在模型化過程中，通過信息對稱和無成本的重新磋商將事后不適應

(expostmaladaption)所導致的無效率給消除了。因而，只剩下了事前專用性資產投資不足這一原因。這反映了威廉姆森理論和GHM理論的主要差別即一個強調事后不適應造成的無效率，所以，事后的交易規制方式是重要的，一個是強調事前專用性投資不足造成的無效率，所以事前的所有權、控制權配置是重要的。

作為交易成本理論在家庭和政府層面的拓展應用，Pollak(1985)提出了制度選擇—或者是以市場為媒介的經濟行為，或者是在家庭、企業、政府或非盈利組織進行的具體行為—的一個基本問題需要將交易費用的分析由企業拓展到了更廣泛的交易組織分析中去。

BajariandTadelis(2001)將交易成本理論用于對政府采購問題的經驗研究。

對于交易成本理論在制度變遷問題研究中的運用，諾思(North，1981)的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工具—交易成本理論去解釋制度創新和變遷問題，也就是將新古典主義的以經濟人假設為前提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用于制度的效率比較。諾思等人

(DenzauandNorth，1994;North，2005)后來將制度視為心智現象，并且重視個體對制度的內心感受和信念，認為這是理解經濟變遷基本原因的關鍵，在制度變遷的理論引入了“共享心智模型”(Shared MentalModels)，力圖克服制度變遷中集體行動的困境。在諾思看來，心智模型體現了個體的行為機制，隨著社會交往的深度和廣度的增加，個體之間的心智模式逐步趨同，這就能降低交易成本。

關于“組織”和“制度”概念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在制度經濟學當中是存在著不同看法的，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組織本身就是制度，而有的則認為不是，組織運行過程中所遵循的規則才是制度。

康芒斯認為，“這種組織，從家庭、公司、工會、同業公會、直到國家本身，我們稱為制度。”5舒爾茨1968年在《制度與人的經濟價值的不斷提高》一文中曾經對制度做出了如下分類:“(1)用于降低交易費用的制度(如貨幣、期貨市場);(2)用于影響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之間配置風險的制度(如合約，分成制，合作社，公司，保險，公共社會安全計劃);(3)用于提供職能組織與個人收入流之間的聯系的制度(如財產，包括轉移法，資歷和勞動者和其他權利);(4)用于確定公共品和服務的生產與分配的框架的制度(如高速公路，飛機場，學校和農業試驗站)。”明顯地，舒爾茨在對制度進行分類時把合作社、公司、飛機場、學校和農業試驗站等組織機構也列為制度，拉坦則明確地指出:“制度概念包括組織的含義。”’他們認為，不僅組織內部所遵循的各種規則是制度，組織本身也是制度。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青木昌彥所認為的三種制度觀中就把博弈參與者視為制度，在他的看法中組織理所當然是制度。

諾思認為應該將“組織”和“制度”界區開來。首先，他定義“組織”為在基礎規則及制度約束下，為實現一定目標而創立的個人團體。其次，他認為組織和制度有著相互關系:

制度是“基本規則”，組織的存在和演進受制于既定制度，又體現既定制度，反過來，它們也影響制度。再次，組織因其活動和作用而成為制度變遷的代理實體。同時也是推動制度變遷的動力，組織的存在和演進受到制度的根本性影響。柯武剛和史漫飛也認為組織不是制度，他們指出“普通英語的習慣用法經常將這里所定義的制度與‘組織’混為一談。組織是對資源的系統安排，其目的在于實現一個共同目標或目標集。因此，公司、銀行、政府機構是有目的的組織，而基督教的‘十戒’和交通規則確是制度。”

在這里，如黃少安(2004)所述，諾思將“組織”與“組織制度”或“組織結構”混同了，“組織制度”是“組織”的構造形式或結構。正是由于組織制度的不同才使不同的組織界區開來。“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具有不同的構造方式。同樣都是經濟組織，由于組織制度不同，又不同的性質，有些事盈利性的企業組織，有些是非盈利性的經濟組織。”換而言之，交易組織的區別集中體現于也只能體現于內在交易組織制度的不同。交易“組織”是為了交易的需要，在一定的框架內建立起來的、具有特定目的的行為主體，它們有其構造形式或結構，而交易的“組織制度”則是約束和規制這些交易組織內交換關系，以及這些交易組織之間交換關系的規則。當然，如果將交易組織的“主體性”給抽象掉，那么，交易的組織制度最終地揭示了交易組織的經濟和社會關系的內在屬性。

諾思在其《莊園制的興衰:一個理論模型》中講經濟制度分為兩個層次—“基礎性制度安排”和“第二級制度安排”。這實際上就是從制度的根本和非根本的意義上所作的層次性劃分。他在與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增長》第二章中將制度區分為“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前者實際上是指更基本的制度，后者是較具體的制度。結合黃少安(2004)對經濟制度三個不同層次的劃分—第一層次是生產資料或生產要素所有制;第二層次是產權制度;第三層次是資源配置的調節機制。三個層次依次基本上從抽象到具體，從根本到非根本。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是經濟制度中的最高、最抽象、最根本的層次，是區分不同社會經濟制度根本性質的標志。產權制度是所有制與資源配置調節機制的中間層次，是處理生產要素的權、責、利關系的規則。資源配置的調節方式即是最具體的、直接與經濟運行、信息提供、決策機制等相關的規則。

讀書筆記

《天津市科技服務業的現狀及發展對策》

論文作者：程梅青 楊冬梅 李春成

關鍵詞：科技服務業 科技服務機構 服務體系 發展對策

文章主要對天津市科技服務業發展狀況做分析，總結了天津市科技服務業的發展特點和經驗，對諸多科技服務業問題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措施。

文章框架結構如下：

一、關于科技服務業

1、科技服務業的內涵

2、科技服務機構的分類

3、科技服務業的構成4、科技服務業的基本特征

二、天津市科技服務業的現狀

三、天津科技服務業的發展特點和經驗

四、天津科技服務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五、天津市科技服務業面臨的形勢

六、加快天津服務業發展的對策措施

科技服務機構是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在深入分析天津市科技服務業總體現狀的基礎上，總結了天津市科技服務業的發展特點和經驗，對天津市發展科技服務業的形勢進行了判斷，并在政府宏觀指導與財政扶持、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人才培養和對外開放等諸方面提出了有針對性的對策措施。

第三篇：經濟學專業文獻綜述

文獻綜述范文之一

關于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的建立

一、國外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發達國家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相對比較完善，許多學者對于強制責任保險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內容擴展到了很多領域，Michael Hoel 和Tor Iversen（2002）從行為金融學的角度對強制保險和非強制保險下人們的行為差異進行研究，得出了在某些領域實施強制責任保險的必要性。William R Johnson（1977）對強制保險下的逆選擇問題進行了研究，他認為科學合理的強制保險制度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提高經濟效率。Adam Whitmore（2000）建議將強制保險制度引入環境保護中，實行環境責任強制保險，以化解因為環境污染而造成的氣候改變的風險。

國外學者也從多個角度對強制責任保險制度進行了研究，Michael G.Faure LL.M（Netherlands）（2004）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強制責任保險進行了研究。他在研究中闡述了目前國際學術界對現行強制責任保險的兩個方面的爭論，一是強制責任保險政策的制定者制定相關法律和規定時是否經過了深思熟慮，二是一個完全競爭的保險市場能夠根據相關的法律政策提供相應的保險產品。在他看來，這些爭論表明了現在強制責任保險發展的一個趨勢：即從強制第三者責任保險向強制第一責任保險轉變。

Michael（2004）教授認為當市場失靈時，對市場給予一定的干涉是必要的，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福利。在此基礎上他從經濟學的角度對強制責任保險的功能、運行條件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另外還對強制責任保險運行中存在的道德風險、逆選擇等一些問題進行了研究，并給出了自己的意見。

Paul Bou-Habi（University of Essex）（2006）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強制責任保險的作用作了闡述。他認為，適當的強制責任保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他不贊同“家長式的強制保險”，而是提倡“非家長式”的強制保險（NPCI），只有這樣才能讓強制責任保險的實施走出困境。

Tony Sheldon（2003）認為，現行的強制責任保險保障范圍太小，強制責任保險應該擴大保障范圍，只有在某些關鍵領域和高風險領域實施相應的強制責任保險才能實現社會的安定團結。

從國外的發展趨勢和研究現狀來看，發達國家的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相對比較成熟，一般都有多個成功實施的強制責任保險險種，并且在強制責任保險的立法，實施和監管方面都積累了大量成熟的經驗，形成了適合自己國情的運作模式，這 些經驗值得我們國家學習和借鑒。

二、國內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國內學者對于強制責任保險制度也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在強制責任保險的界定方面，楊華柏（2006）、趙華棟（2006）、鄒志洪、曹順明（2007）等人都對強制保險這一概念進行了界定。契約自由是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之一，對于強制投保的合理性，鄒志洪、曹順明（2007）從多個方面進行了闡述。曾祥生、周珺(2007)等人對強制責任保險與社會保險、政策性保險的區別與聯系進行了闡述。

在強制責任保險的運營模式方面，強制責任保險的經營模式主要有兩種，其一是由專營公司經營，其二是由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目前國內學術界普遍主張采用商業化的經營模式，以交強險為例，操道偉（2006）認為，采用商業保險公司代辦經營的方式有諸多好處：其一是充分利用了現有的保險資源，避免了政府直接運營的壓力；其二是可以實現既定的“不盈不虧”的經營原則，部分減輕了普通民眾的投保負擔；第三是增加了保險公司的積極性，對提高保險服務質量大有裨益。武漢大學的汪煒（2006）則認為，基于交強險的特殊性質，在效率追求與平等目標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應優先考慮實現效力的安排，即在我國確立專營公司作為交強險的保險人的規定。在交強險實施一年后的費率調整聽證會上，也有代表（蔡國峰，2007）提出應參照商業保險模式經營交強險，另外有代表（李冠如，2007）建議采用代辦模式來實現交強險的商業化經營。

對于我國目前的強制責任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很多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鄒志洪、曹順明（2007）認為，我國強制責任保險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對于目前我國確立的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廣大學者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汪煒（2006）從保險人、賠償原則、立法方面分析了交強險制度的不足之處。上海財經大學的丁鳳楚（2007）認為，我國直接規定機動車強制責任制度的《條例》的法律效力等級偏低。

在完善我國強制責任保險法律制度方面，趙華棟（2006）建議逐步建立符合國情的法律制度體系，修改現有法律制度中不合理的規定，建立科學合理的強制責任保險設定制度。楊華柏（2006）主要從監管的角度闡述了我國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的完善。鄒志洪、曹順明（2007）等學者認為，我國當務之急是要明確立法理念，理清立法思路，增設強制責任保險的一般規定；允許地方性法規設定強制責任保險；明確強制責任保險的統一監管機構。

從我國目前的發展來看，強制責任保險發展緩慢，險種較少，理論研究也主 2 要還是局限于目前正在實施的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上面，對于強制保險的立法，強制責任保險的運行機制和經營模式等問題的研究較少，對于整個強制責任保險制度的完善進行的研究較少。

文獻綜述范文之二

制度與經濟發展和增長理論綜述

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與制度的起源、制度變遷與創新、國家制度供給一起被稱為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四大支柱”，而且，在很大意義上，制度的起源、變遷與創新、供給與需求都與經濟發展和增長相關。從結論上說，有效率的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無效率的制度會抑制甚至阻礙經濟增長和發展。

一、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回瞻

1.馬克思經濟增長理論中關于制度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沒有抽象的生產，也沒有離開制度（馬克思的提法是生產關系，實質上就是制度）的生產力及其發展。生產力總是在一定生產關系中組織和運行的。先進的生產關系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一個持續一定時間跨度的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制度框架）為生產力提供了一個相應發展的制度“空間”，這對許多經濟學家研究制度與經濟增長和發展關系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啟示。

2.西方經濟增長理論主要流派的論述

（1）模型派

他們認為：社會經濟的增長或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配置、疊加和質變的結果。他們將各種增長要素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通常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人均收入等表示）作為因變量，確定函數關系，建立各種經濟增長模型，解釋經濟現象。最著名的有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即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卡爾多、羅賓遜、帕西內蒂等人倡導的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些經濟增長模型實質上只是說明了長期經濟增長與短期、中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力求使得產出決定的總需求的增長要與生產產品的總生產能力匹配，逐漸強調了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忽視了制度因素的作用。

（2）結構派

他們認為，經濟增長和發展既是一國經濟量（總量與均量）和能力的增長與擴張過程，也是一國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主要有劉易斯等的“二元結構論”；納克斯的“貧困循環論”；由“投資不可分性”而產生的羅丹的“大推進論”；錢 納里等人主張的“發展型式”理論；以及“兩缺口理論”，以及“平衡與不平衡增長”的理論等等。在這一流派中，已經隱含著制度這一因素和背景。其中，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尤為明顯。因此，有人甚至將劉易斯劃為新制。

（3）階段派

代表人物是羅斯托，他將經濟發展劃分為六個階段，即傳統社會階段、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不難看出，制度背景的框架越來越明顯。

（4）因素派或起源派

這一流派中，丹尼森將經濟增長的因素劃分成為兩大類：生產要素投入量和生產要素生產率。細分為八個方面，（有人歸納為7個）即：使用的勞動者的數量及結構；工作小時；使用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資本存量的規模；知識的狀態；分配到無效使用中的勞動的比重；市場規模；短期需求壓力的格局和強度。

丹尼森在1967年出版的《為什么增長率不同：戰后幾個西方的經驗》中利用了因素分析方法。習慣稱為丹尼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引發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各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可以通過模型進行計算，但是，是什么原因（因素）將這些因素的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個問題：將應該計算的因素計算之后，仍然存在“剩余”或“余值”，即所謂“剩余溢出”，那么，這些“余值”應該歸入到哪個因素？

而庫茲涅茨強調需求結構的高改變率對現代經濟增長中生產結構的高轉換率影響巨大。它會引起創造新產品的技術高新與發明，促進新產業的形成與發展，最終促進現代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速度。

（5）新增長理論派

主要有羅默的“收益遞增經濟增長模式”；盧卡斯的“專業化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式”；鮑依德的“動態聯合體資本增長模式”；阿溫楊的“創新與有限度的邊干邊學模式”等等。這些理論不僅將知識和人力資本因素引入經濟增長模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長理論確認了制度與政策對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并總結出了一套政策來促進經濟發展，例如，支持教育；刺激物質資本的投資；保護知識產權；支持研究與開發工作；實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圍內傳遞的國際貿易政策；避免政府在市場上的大的扭曲等。

（6）勞動分工演進派

楊小凱為代表的這一學派首先指出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先天不足，即，將社會的產業結構或分工狀態當作固定不變的因素，然后研究資源在其中的最優配置，然后構建了分工演進模式解釋經濟增長。他們認為，當人們經驗不多時，生產率低下，因此付不起交易費用，人們只有選擇自給自足。通過實踐學習，生產率提高，能夠付得起交易費用，因而，人們開始選擇高一級的分工與專業化水平。而這種通過專業化學習會加速學習速度，從而可以支付更高的交易費用。這個正反饋（良性循環）將使勞動分工自發地演進。分工之所以能提高生產力正是因為專業化造成了某種信息不對稱，賣者對于自己生產的產品知之甚多，而作為買者 卻知之甚少。

楊小凱等人的分工演進理論模式給我們有兩點啟示：

啟示一：促進分工與交易以及知識的發展對經濟增長和發展極為重要。

啟示二：一國的制度創新，應當朝促進分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交易效率方向發展。

（7）“反增長”或“零增長”派

以米多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人類經濟增長和發展付出的代價太大，因此主張反增長或增長價值懷疑論；米多斯將人口增長、糧食供給、資本投資、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5大因素連接成為一個“反饋回路”，建立了“世界末日模型”。為了避免世界末日來臨，就必須使主要的經濟增長因素實現“零增長”，因此，該理論被稱為“增長極限論”或“零增長論”。

二、新制度經濟學派的主要論點

1.諾斯的觀點

（1）制度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新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與經濟發展有創造性貢獻的是諾斯。他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理論的核心論點簡明扼要，即，經濟增長和發展的關鍵是制度因素，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財產關系的作用最重要。其依據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市場的運作被假定為完備的信息、明確界定的產權條件和零成本的運行過程。人們在市場交易的過程被過濾為單純的價格機制的操作，就連為達成交易而搜尋信息的費用也不存在了。在這一模式分析邏輯下，其它一些協調組織與組織經濟活動的“制度”和“組織”被看成無足輕重。如果用傳統經濟學分析方法無法解釋1600年到1850年海洋運輸業在技術上并無多大進步的情況下，生產率卻有較大幅度提高的現象。因此，制度因素不可忽視。制度的功效在于通過一系列的規則來界定交易主體間的相互關系，減少環境中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使交易活動中的潛在收益成為現實。

諾斯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確定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會、法律規則，制度安排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方式的規則，而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也就是說，制度不同于體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訂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旨在約束追求主體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框架約束著人們的選擇集。既然這些規則不僅造就了引導和確定經濟活動的激勵系統，而且決定了社會福利與收入分配的基礎，那么，制度結構在靜態上就決定了一個經濟實體及其知識技術出路的增長率。諾斯認為：許多經濟學家將創新、規模經濟、教育、資本積累和知識進展等等歸入經濟增長的原因，其實就是經濟增長本身。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變遷。制度變遷是從均衡到不均衡又回到均衡的過程。在各種因素使潛在的外部利潤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無法實現時，新的制度就有可能建立以降低成本。他認為，除非現行的經濟組 織或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否則，經濟增長不會簡單發生。進而，諾斯對制度的供給與需求進行了分析，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相一致時，達到制度均衡。這種制度均衡的實現條件是制度供給者的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即MR＝MC。據此，諾斯提出了構建有效率的新制度的基本（理想）標準或原則是使得新機制（制度）下個人收益率與社會收益率相等或接近。

（2）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

國家并非“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而經濟增長有賴于明確的產權，但在技術和現有的組織制約下，產權的創新、裁定和行使代價都極為昂貴，因此國家作為一種低成本的提供產權保護與強制力的制度安排應運而生，以維護經濟增長和發展，并最終對造成經濟的增長、發展、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

（3）意識形態理論

意識形態的特征有三個：

第一，意識形態是節約機制，通過它，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環境，減少了“試錯”成本。

第二，意識形態會通常與個人觀察世界時對公平、公正所持的道德、倫理評價交織在一起，也就是說有時會在相互對立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中作出選擇。例如，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評價等。

第三，當人們原有的觀念或經驗與意識形態不符時，他們就會改變試圖其意識形態，來發展一套更加適合其觀念或經驗的新的理性選擇。

因此，意識形態是影響制度安排和經濟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2.國際經濟增長中心的最新研究表明：

（1）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維持經濟增長和提高經濟效率兩大難題，而問題的根源在于基本制度框架，例如，尋租。

（2）制度安排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首先，制度通過影響信息和資源的可獲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會交易的基本規劃而擴展了人類的選擇，即經濟發展的目標。其次，制度“矯正價格”的努力成效，即對經濟發展的基本的和長期貢獻。再次，盡管技術創新會推動經濟發展，但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依賴于促進創新、界定產權和契約關系或分擔外在風險的各種制度安排。

（3）從制度的供給與需求方面研究，制度創新需求產生于經濟中無效率的增多、技術變化、市場特征以及確立個人與集團維護自身利益方式的立法秩序；而制度供給依賴于立法秩序、制度設計成本及尋找可選擇目標的知識基礎。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確立以立法秩序為核心的制度環境，塑造市場力量以驅動創新。

（4）在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根本問題是缺乏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穩定的道德、產權的界定、人力資本的供給、公共品的提供、支配交易和分擔風險的法規等。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何使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制訂一套公開、透明的規則體系，防止尋租、以權謀私和欺詐行為，為市場經濟運作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環境，才是實現市場經濟順利轉型并高效 運作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三、簡單的評述及問題

1.諾斯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的框架，把制度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應用現代產權理論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使制度研究和分析更加成熟，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貢獻。

2.新制度經濟學派方法的應用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許多原來對制度不以為然的經濟學家廣泛地吸收和利用了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分析方法，普遍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只關注資本積累、技術引進、資金籌集、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的改善等等純經濟方面的因素，而更加應該將注意力放在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上。

3.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研究的范圍內，大大擴大了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視野，而研究對象也由以前的以資本主義發展中小國家或地區為主轉向發展中的大國。

4.幾個應當深入研討的問題

（1）在許多人看來，制度仍然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如何將制度因素進一步量化。

（2）既然制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怎樣才能加快制度變遷的步伐，促進經濟的發展。

（3）在信息化時代，信息的獲取已經非常容易，那么，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基石之一的交易費用的地位是否會動搖。

新制度經濟學派的許多觀點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接受，其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上述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新制度經濟學派及其追隨者，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

文獻綜述范文之三

經濟全球化理論流派回顧與評價

經濟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目前經濟全球化正向縱深層次發展。我國已加入WTO，一方面，成千上萬的跨國公司蜂擁而至：我國正在成為世界市場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成百上千的我國企業走出國門：我國已漸漸融入世界經濟這個大家庭中。但我國絕大多數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政府一時也難以認清復雜的國際市場，因此，研究經濟全球化理論已是十分迫切與必要。

一、經濟全球化理論流派回顧

經濟全球化理論在西方始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時期，在過去200多年的歲月里，各主要流派的經濟學家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對經濟全球化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本文根據不同時期、不同性質、不同內容將其歸納為以下幾種流派：

（一）馬克思主義經典經濟學家的經濟全球化理論

1.馬克思恩格斯的經濟全球化思想。我們可從馬恩（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簡稱，下同）1845年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分析、表述“世界歷史”的定義與特征里看出馬克思對經濟全球化的最初理解。他說：“??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之所以是絕對必要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使貧困、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會重新開始爭取生活必需品的斗爭，也就是說，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在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替代。”（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86.）恩格斯在其著作《共產主義原理》中指出：“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地聯系起來，致使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著另一個國家的事變的影響。”（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368.）由此可見，最初，馬克思把經濟全球化寓于“世界歷史”之中，生產力的發展導致各國人民的普遍交往、彼此緊密聯系是世界歷史的主要內容。恩格斯則認為，資本主義大工業是導致經濟全球化的根本誘因，經濟全球化的最根本內容和基礎是以世界市場為紐帶的世界性的物質生產和消費。1848年，馬恩在其合著的《共產黨宣言》中又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的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與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于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隔絕和對立日益消失。”（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267.）在馬恩看來，只有在各地區、各民族廣泛分工的基礎上形成世界市場，才意味著從根本上消滅了各地區、各民族相對孤立的發展狀態，從而最終形成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統一的世界市場；同時，隨著世界市場的形成，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也隨之發展起來。由此可見，馬恩在這里認識到了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問題、國際分工的關系，并意識到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非經濟影響。馬克思在其不朽著作《資本論》里較為詳細地論述了生產全球化、資本全球化以及它們的影響。他說：“現在，一切國外投資都已采取股份形式?”，（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1030.）“成立國際卡特爾，例如英國和德國在鐵的生產方面成立的卡特爾，使得英、德兩國的鐵產量飛速增 長??”（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495.）。可見，馬克思已經充分認識到了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主體：跨國公司的早期形式——卡特爾的性質與作用。后來他又指出，“資本輸出的目的有兩種，一種是作為支付手段或購買手段的輸出，另外一種是作為投資為目的的輸出。”（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653.）“資本輸往國外??是因為他在國外能夠按較高的利潤率來使用。”（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285.）“生產的全球化使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代之而起的是使用來自世界各國原料的工業??生產的‘國界’因此被模糊。”（注：馬克思.資本論[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497.）從以上論述看出，馬恩不僅找到了經濟全球化執行主體——跨國公司，分析了經濟全球化的具體運行方式：生產全球化和資本運作全球化（商品資本、借貸資本、產業資本的全球化），而且還指出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力是對利潤的追求以及經濟全球化對民族工業的影響。

2.現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經濟全球化思想。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際，論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發展的新特點與經濟全球化發展相聯系的世界經濟格局的形成，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巴蘭在其《增長的政治分析》中認為，不發達國家經濟落后的根源是外來資本主義的滲透（即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它一方面攫取了很大一部分生產剩余，為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的加速發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外來的破壞性競爭摧跨了發展中國家幼稚的民族工業。沙米爾·阿明在其《世界規模的積累》、《不平等的發展》等著作中，論述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對外擴張問題。他認為，資本對外擴張的原因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宗主國）的結構特征。第一個特征是它僅包含一種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二個特征是資本積累過程基本上是在宗主國內地產生的，競爭使得內地的利潤率下降，使資本不得不尋求距離“中心”越來越遠的市場。伊曼努爾在其著作《不平等交換：貿易帝國主義》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生產價格形成問題，論證了西方發達國家通過不平等交換剝削欠發達國家。美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伯克特在其題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對新古典發展理論的批判》一文中指出，歷史地看，全球范圍內資本積累的不平衡發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從而妨礙了第三世界國家金融的自由發展，也導致這些國家頒布限制利率的政策。第三世界國家的金融發展及其政策其實是受它們各自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決定的。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圍的資本擴張》、《資本的國際化和社會資本循環》等著作中指出資本的國際化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指商品資本被國際化，這引起世界市場的出現。第二階段是貨幣資本循環被國際化，資本被迅速積累。第三階段是生產資本的國際化，引起了跨國公司的產生和發展。

3.新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S.Amin、A.Callinicos和S.Gill是該流派的代表。該流派的主要觀點是，當今的經濟全球化就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帝國主義化，他們認為，今天的全球化代表了反動的全球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勝利(Callinicos,1994)，其結果必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與貧富兩極分化，當今各國政府已經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代理人(Gill,1995)。所以，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就是西方文明（西方體制、西方觀念等）的全球性擴張(Amin,1996)。

（二）古典或新古典經濟學家的經濟全球化理論

1.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喜圖的經濟全球化理論。首先，斯密的經濟全球化理論體現在他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里。他在其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里提出了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倡導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他還看到了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對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他說：“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在工業上，最后投在對外貿易上。”（注：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務印書館，1972,349.）他的經濟自由主義在國際貿易上表現為主張自由地發展對外貿易，反對壟斷和政府限制政策。他指出：“以某種形式把世界上最遠的部分連接起來，讓他們滿足相互之間的需求，增加生活的樂趣，相互推動工業的發展，那么這樣的總趨勢就會使大家受益。”（注：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下卷，商務印書館，1972,356.）可見，斯密不僅提倡國內貿易自由化，還主張國際貿易的自由化，并對經濟全球化的總趨勢及其影響做了預測。其次，斯密的經濟全球化理論體現在其倡導國際貿易的“絕對成本”理論中。他認為，自由貿易會引起國際分工，而國際分工的基礎則是有利的自然稟賦，或后天的有利的生產條件。它們都可以使一國在生產上和對外貿易方面處于比其他國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國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產條件進行分工和交換，將會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將會大大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增加物質財富。可見，斯密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自然資源或后天的生產條件，并指出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各國節約資源、世界總產品和福利的增加。李嘉圖認為，對外貿易是一國經濟的重要補充，是一國經濟增長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同時他還強調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發展與自行調節。在國際經濟交往和經濟政策上，他認為使國際貿易處于自由狀態是最明智的選擇，一國的繁榮不是由另一國的貧困來促進的，對貿易的自由不加束縛并制定開明的政策，才能最好地促進每個國家的福利與所有國家的福利。他說：“在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國都必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用于最有利于本國的用途上??它使得人們都得到好處，并以利害關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紐帶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結合成一個統一的社會。”（注：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商務印書館，1962,113.）李嘉圖在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相對優勢”理論即相對成本說。他認為，在資本和勞動不能自由流動的假設前提下，即使一國在自然稟賦和生產條件與他國相比都處于絕對劣勢的情況下，處于絕對優勢的國家仍然會進口產品，因為每一個國家不一定要生產各種產品，而應權衡利弊，按“兩優取其更優，兩劣取其次劣”的原則進行國際貿易。這樣，生產總量將增加，如此形成的國際分工對貿易各國都有利。可見，李嘉圖不僅認識到國際貿易的作用，提倡國際貿易的自由化，還希望國際貿易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之上。他突破了斯密的見解局限，提出了符合國際貿易實際的“相對優勢”理 論，為后來西方各國國際貿易的增長與經濟全球化理論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2.赫克歇爾與俄林的經濟全球化理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只是解釋了貿易為什么會給貿易的雙方帶來好處，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這個國家在生產這種商品上具有比較優勢，而另一個國家在生產那一種商品上也具有比較優勢。赫克歇爾與俄林的要素稟賦說則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比較優勢的源泉。它從一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的各種生產要素結合起來考察一國的比較優勢。根據要素稟賦說，各國所擁有的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種類和質量是不同的；國與國、區域與區域之間的商品的價格差是產生國際貿易的直接原因，而產生各國商品價格差異的原因又是各國生產這些商品的生產諸要素的價格與配置的比例不同。因此，每個國家或地區應利用它相對豐富的生產諸要素（土地、勞動力、資本等）從事商品生產，就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而利用其相對稀少的生產諸要素進行商品生產，就處于比較不利的地位。因此，每個國家在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體系中生產和輸出前面那些種類的商品，輸入后面這些種類的商品。最后，他們指出，國際貿易的一般趨勢是可以消除（即使是部分地）工資、地租、利潤等生產要素收入的國際差別，從而使國際間商品價格與生產要素價格趨于均等化。

（三）當代經濟學家的經濟全球化理論流派

1.新自由主義流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K.Ohmae和W.Grieder是該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們認為，經濟全球化就是全球經濟和市場一體化，其市場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而是對雙方都有利的“正和游戲”，是世界資源的優化組合，絕大多數國家將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得到長遠的比較利益。他們還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人類進步的先驅，因為它正促使全球市場與全球競爭的一體化的出現(Ohmae,1995;Grieder,1997)。新自由主義流派還大力贊美世界貿易組織的積極功能，因為它確立了國際貿易的四項普遍性原則：即非歧視性原則、互惠性原則、透明性原則與公平性原則(Sachs and Waner,1995)。新自由主義派強調市場的作用，通過生產要素在市場上的自由流動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經濟全球化意味著貿易、資本、技術、信息等沖出國界，生產國際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們認為，自由貿易有利于發揮各國比較優勢，而國際化生產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國際間最優配置，形成新的國際勞動分工，從而創造更多的利潤，推動經濟增長。

2.懷疑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該流派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神話。首先，懷疑派從經濟史的角度提出，20世紀以來的全球化并不是史無前例的，19世紀末的“金本位”時期就已經出現過全球經濟、市場和金融的更高度的一體化。如果以商品貿易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作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標志，那么，1993年的一體化水平與1913年的情況類似(Thompson,1996)。該派認為，如今的全球化充其量是一種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化(Hirst and Thompson,1996)，或者只是一種區域化而已，因為它只是三大區域（歐洲、亞太和北美）的金融與貿易的合作(Boyer and Drache,1996)。而經濟區域化卻正朝著逆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因為今天的區域經濟日益走向排他、封閉與保護。所以，目前的區域化不是全球化的發展，而是阻力(Gordon and Weiss,1998)。所以，當今的經濟全球化完全是一種錯誤的“夸張”(Hirst,1997)。同時，該派通過大量的定量研究，認為“全球化”學派所認定的國家弱化與消亡完全是聳人聽聞、無知可笑的，因為這從根本上低估了國家和政府干預國民經濟的持續性力量，目前所有國際間的經濟交往只有依靠國家與政府的協調和推動，才能保證經濟合作的正常運轉。所以，政府決不是國際化被動的犧牲者，而是國際化的主要建筑師和設計師(Gilpin,1987)。

另外，懷疑派認為，國際化并沒有使南北差距、不平等消失，相反，它意味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邊緣化的發展，因為貿易和資本更多地在發達國家間流動，并由此產生更強大的“排弱”效應(Hiest and Thompson,1996)。懷疑派還認為，在經濟結構方面，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國際化并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世界經濟的不平等、不公正的舊秩序和等級結構。所以，所謂的經濟全球化只能導致更極端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促進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種族的獨立領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體化的出現(Huntington,1996)。

3.秩序轉型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ns、J.A.Scholte和M.Castells。該學派認為經濟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并正在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Giddens and Castells,1996)。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是史無前例的。跨國界的政治和社會正在對世界進行重大的調整，國際與國內、外交與內政的界線已不清晰，所謂的“國內外相交的事物”日益成為一種新的意義上的“邊疆”，經濟全球化正在促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空間急劇擴大，成為影響一個社會和地區的決定力量(Rosenau,1997)。所以，該派認為，經濟全球化正在產生一種強大的“轉型”力量，導致世界秩序中的社會、經濟與制度的劇變(Giddens,1996)。另一方面，這種世界秩序的劇變又充滿著變數，因為他們認為經濟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種偶然的歷史進程，誰都無法預測它的發展方向與它所構建的新世界政治經濟秩序(Ruggie,1996)。

二、對各流派經濟全球化理論的評價及我們的觀點

（一）對各流派經濟全球化理論的評價

1.對馬克思主義經典經濟學家經濟全球化理論的評價。本文認為，馬恩側重從生產關系角度來考察經濟全球化問題。他們抓住了資本的本質“奪得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并科學劃分經濟全球化的三個階段：商業資本全球化、借貸資本全球化與產業資本全球化。因此，他們不但預見了分工、資本、市場全球化的趨勢，而且還從商品經濟和資本運動的規律性角度揭示了經濟全球化的根源。但他們畢竟受制于歷史的局限性，無法提出有關經濟全球化具體方式的見解，對經濟全球化的積極作用也分析較少。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典經濟學家較客觀地分析了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破壞了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又攫取了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剩余”，并使發展中國家在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但他們沒有看到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也有著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新馬克思主義派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是有失偏頗的，他們只看到西方文化、體制伴隨著經 濟全球化輸入的負面作用，并把這種作用認為是主要的，而無視經濟全球化對全球經濟發展所起積極的、主導作用，最后得出一個悲觀的經濟全球化結論。

2.對古典或新古典經濟學家經濟全球化理論的評價。斯密和李嘉圖都認識到對外貿易及其自由化的重要性，這無疑具有進步意義。斯密提出的絕對優勢理論在當時對指導各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只看到了其對外貿易對各國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而掩蓋了在一個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對外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的掠奪及其工業化的負面影響。另外，在現代信息社會里，作為“絕對優勢”的自然條件與生產條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已退居次要地位。李嘉圖的相對優勢理論無疑比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對國際貿易更深刻、更有見地，但他的理論建立在資本和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等一系列假設條件之上，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論的可操作性。赫克歇爾與俄林僅從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國際貿易的產生，并認為國際貿易的結果導致各國各生產要素價格趨同，有一定的科學性，但他們沒有揭示國際貿易中資本的作用，以及國際貿易對欠發達國家的不利影響。

3.對當代經濟學家經濟全球化理論的評價。新自由主義派認為，經濟全球化從長遠來看會使“絕大多數國家”受益，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先驅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從工業革命至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亞洲的欠發達國家仍陷于貧窮、落后之中。所以，這是經濟全球化程度不夠呢，還是應把“絕大多數國家”改為“少數國家”？本文認為至少應改為“部分國家”。懷疑派的一些觀點也值得推敲：他們認為經濟區域化阻礙了經濟的全球化，其實，經濟全球化與經濟一體化是緊密聯系、互為條件的。從地域的維度看，全球經濟不可能同時一起實現一體化，而是部分地區先通過簽訂契約實現區域內國家經濟的一體化，經過一定時期的經濟發展的需要，相鄰的兩個區域又通過協議實現兩個區域內的經濟一體化。以此類推，當全球經濟都實現了一體化，經濟的全球化也就完成了。秩序轉型派肯定了經濟全球化對各國經濟、社會、政治的巨大影響，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同時他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偶然的、其發展趨勢是不可預測的，這就否認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與人類對世界認識的可知性，顯然是錯誤的。

（二）對經濟全球化的幾點看法

我們認為，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市場機制成為世界經濟運行的主導規律時，全球經濟走向緊密合作、相互依存的一種必然趨勢。它在宏觀上表現為各種生產要素如資本、技術、人才、信息等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在微觀上表現為企業與企業之間在資金、技術、信息、管理等各個方面的既合作又競爭。有關經濟全球化的性質和特征，我們提出以下幾個觀點：1.經濟全球化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是人類節約全球資源、保護全球環境與自身文明的一種進步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2.經濟全球化本身是中性的，它只是經濟上的合作與競爭，不存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性質之分、正確與錯誤之分、應該與不應該之分，至于在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不公平、不平等現象，是因為各國生產力水平差距的現實體現，屬于人類道德調節的范圍，需要通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來解決。3.資本對利潤的追逐是經濟全球化的根本動機；節約資源、提高 經濟效率，從而保護環境是人們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社會動機；而科技革命是經濟全球化的自然動機，同時也為經濟全球化提供物質手段（通訊工具等）。4.經濟全球化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經濟區域化僅僅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種方式里的一個環節），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是曲折、多變的，但其趨勢是可以預測的，也是可知的。5.經濟全球化與各國經濟國際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緊密聯系，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經歷一個由淺至深的漸進過程：從國際化起步，發展到全球化，最后實現世界經濟的一體化。

第四篇：制度經濟學

我，鉛筆

Leonard Read

我，鉛筆，盡管看起來平平凡凡，但是也值得你探索和敬畏，我會證明給你看的。事實上，如果你能理解我的心——唉，這對不管什么人來說，恐怕都是過高的要求——如果你能認識到我所蘊涵的那些不可思議之處，你就會愿意努力維護人們正在不幸地喪失的自由。我可以教給你們一些深刻的教訓。而且我教給你的教訓，要比汽車、飛機或者是洗碗機還要深刻——這恰恰是因為，我看起來是這么地簡單。

簡單？在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個人能了解我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這聽起來實在有點荒唐，是不是？尤其是當我們得知，在美國，每年要生產15億支我，就更荒唐了。

把我拿起來仔細端詳一下，你看到了什么？沒有多少東西——也就是些木頭，漆，印制的標簽，石墨，一丁點金屬，還有一塊橡皮。

數不清的前身

你不能把你的家族追溯到很遙遠的時代，同樣，我也不大可能叫得出我的所有前身的名字，并對其作出解釋。不過，我想盡可能地列出來，讓你對我的背景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好有個認識。

我的家譜得從一棵樹算起，一棵生長在加利福尼亞北部和俄勒岡州的挺拔的雪松。現在，你可以想象一下，鋸子、卡車、繩子，以及無數用于砍伐和把雪松圓木搬運到鐵道旁的各種設備。再想想制造砍伐和運輸工具的形形色色的人和數不勝數的技能：開采礦石，冶煉鋼鐵，再將其加工成鋸子，軸，發動機；要種植大麻，經過復雜的工序將其加工成粗壯的繩子；伐木場要有床鋪，有帳篷，要做飯，要消耗各種食物。哎呀，忘了說了，在伐木工喝的每杯咖啡背后，也有成千上萬的人的勞作！

圓木被裝船運輸到加利福尼亞的圣萊安德羅。你能想象得出制造平板大卡車、鐵軌、火車頭的那些人，和那些修筑和安裝送我到那里的整個交通體系的人們嗎？這無數的人，也都是我的前身。

想想圣萊安德羅的木材加工廠。雪松圓木被切割成鉛筆那么長的薄板條，只有1/4英寸厚。要在烘干爐內將這些板條烘干，然而，涂上顏色，就像婦女們往臉上涂脂抹粉一個道理。人們喜歡我看起來漂漂亮亮的，不喜歡我煞白的模樣。板條上蠟，然后再烘干。制造顏料，烘干需要的熱量，照明，電力，傳動帶，電動機，一家工廠所需要的一切設備，等等，所有這一切需要多少技能? 工廠里的清潔工也算我的前身嗎？不錯，還應該包括那些向太平洋天然氣與電力公司的電站大壩澆鑄水泥的人！因為，正是這些發電站向工廠供應了電力。不要忘了那些或早或晚在薄板條穿州越縣的運輸過程中——每車裝60噸——出了一份力的人們。

現在，到了鉛筆制造廠——這樣的工廠在機械設備和廠房建筑上要投入400萬美元，這一切資本，都是我的生身父母們通過省吃儉用才積累下來的。一臺很復雜的機器在每根板條上開出八條細槽，之后，再由一臺機器在另外的板條上鋪設筆芯，用膠水粘住，然后，放到其他的板條上面——可以說，做成了一塊筆芯三明治。再由機器切割這“牢牢粘在一起的木頭”三明治，我跟七位兄弟就誕生了。

我的“鉛筆芯”本身——它其實根本就不含鉛——就相當復雜。石墨開采自錫蘭。想想那些礦工和制造他們所用的工具的人，以及那些制作用輪船運輸石墨的紙袋子的工人，還有那些裝船的人，還有那些造船的人。甚至，守護沿途燈塔的人也為我的誕生出了一把力——還有港口的領航員們。

石墨要與產自密西西比河床的粘土混合，在精煉過程中，還要用到氫氧化銨。然后，要添加增濕劑，比如經過磺酸鹽處理的油脂——這是用動物脂肪與硫磺酸進行化學反應制造出來的。經過一道又一道機器，這些混合物最后看起來是在源源不斷地擠出來——好象是從一臺香腸研磨機中擠出來似的——按尺寸切斷，晾干，再在華氏1850度的溫度下烘烤數個小時。為了提高其強度和順滑性，還要用一種滾熱的混合物處理鉛筆芯，其中包括固體石蠟、經過氫化處理的天然脂肪和產自墨西哥的大戟石蠟。

我的雪松木桿上涂了六層漆。你知道油漆的全部成分嗎？ 誰能想到蓖麻子的種植者和蓖麻油的加工者也是我的前身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們確實都是。啊，僅僅是把油漆調制成一種美麗的黃顏色的工序，所涉及的各種各樣的人們的技巧，就數不勝數了。

再看看標簽。那是炭黑跟樹脂加熱混合而形成的一張薄膜，請問，你知道怎么制造樹脂嗎，你知道炭黑是什么東西嗎？

我身上的那點金屬——金屬箍——是黃銅的。想想那些開采鋅礦石和銅礦石的人們吧，還有那些運用自己的技能，把這些自然的賜予物制作成閃閃發光的薄薄的黃銅片的人們。金屬箍上的黑圈是黑鎳。黑鎳是什么東西，又有什么用途？為什么在我的金屬箍的中間部分沒有黑鎳，光這個問題，就得用上好多頁紙才能回答清楚。

然后就是我那至高無上的王冠，在該行業中被人很粗俗地稱之“塞子”，就是人們用來擦除用我犯下的錯誤的那個東西。起擦除作用的那種成分叫做“硫化油膠”。看起來像橡膠一樣的東西，是由荷蘭東印度群島出產的菜籽油跟氯化硫進行化學反應制造出來的。與一般人想象的相反，橡膠則僅僅起粘合的作用。在這兒，需要各種各樣的硫化劑和催化劑。浮石產自意大利，給“塞子”上色的顏料則是硫化鉻。

無人知曉

現在，還有誰對我前面提到的這種說法不服：這個地球上沒有一個人完整地知道如何制造？ 事實上，有成百萬參與了我的誕生過程，他們中沒有誰能比別人知道得多一點。你現在會說，我也扯得太遠了，竟然把遙遠的巴西的咖啡豆采摘工和其它地方的糧食種植者，也跟我的制作過程扯到一起。這也未免太夸張了吧。不過，我仍堅持我的說法。在這成百萬人中，每個人，哪怕是鉛筆生產公司的總裁，所作出的貢獻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丁點實際知識（know-how）。從實際知識的角度看，遠在錫蘭的石墨開采工與俄勒岡的伐木工之間的唯一區別，僅在于實際知識的類型不同。不管是礦工還是伐木工，所作出的貢獻都不比工廠中的化工師或油田工人——石蠟是從石油中提煉出來的——更多。這真是令人驚異的事：油田工人或化工師家，或石墨、粘土開采工，或者是制造輪船、火車、卡車的人，或者是操縱機器生產金屬箍上的滾花的工人，或者是鉛筆制造公司的總裁，所有這些人，都不是由于本人需要我而干自己的那份工作的。很可能，他們每個人對我的需求都不如一年級小學生更殷切，事實上，在這無數的人中，有的人可能從來就沒有見過鉛筆，也根本不知道怎樣使用鉛筆。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我。他們的動機也許是這樣的：這成百萬人中的每個人都明白，他可以因此而用自己那微不足道的實際知識來換取自己需要或短缺的物品和服務。在這些需要中，可能包括我，也可能不包括我。

無人主宰

還有一件事就更令人稱奇了：并沒有一個主宰者來發號施令，或強制性地指揮生產我的這無數的生產活動。一點都沒有存在這種人物的跡象。相反，我們發現，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這就是我在前面提過的神秘的東西。

據說，“只有上帝能造出一棵樹”。為什么我們同意這種說法，難道不是因為我們都明白，我們自己不可能造出一棵樹來？事實上，我們甚至是否真能把一棵樹說清楚？恐怕不能，我們只能描述一些表面現象。比如，我們可以說，某種特定的分子結構表現出來就是一棵樹。然而，在人類中是否真的存在一些人，有能力記錄，更不要說指揮使一棵樹獲得生命的分子的持續變化？ 這樣的壯舉，可實在是無法想象！

我，鉛筆，是種種奇跡的復雜的結合：樹，鋅，銅，石墨，等等等等。然而，在這些大自然所顯現的種種奇跡之外，還有一個更為非凡的奇跡：人的種種創造精神的聚合——成百上千萬微不足道的實際知識，自然地、自發地整合到一起，從而對人的需求和欲望作出反應，在這各過程中，竟然沒有任何人來主宰！只有上帝才能造樹，因此我也堅持，正是上帝，才造出了我。人是不可能指揮這成百上千萬的實際知識聚集到一起造出我來的，就像他不可能把分子聚合到一起造出一棵樹一樣。

這就是當我在前面寫下那句話時的用意所在：“如果你能認識到我所蘊涵的那些不可思議之處，你就會愿意努力維護人們正在不幸地喪失的自由”。因為，如果人們認識到，這些實際知識會自然地，是的，會自動地組織成為創造性的、有效率的形態，從而對人的需求和要求作出反應——也就是說，不存在政府或任何強制性控制——那么，人們就掌握了自由的最本質的要素：對自由人的信心。如果沒有這種信心，也就不可能有自由。

一旦政府擁有了對創造性活動的壟斷權，比如投遞郵件，那么，絕大多數人就會相信，郵件本來就不可能由可以自由行動的人來有效地投遞。原因如下：每個人都承認，他本人并不知道如何做跟投遞郵件有關部門的一切事情，他也承認，任何個人都做不到這一點。這些想法都是正確的。沒有任何個人擁有制造一支鉛筆的充分的實際知識，同樣，也不會有任何個人擁有在全國投遞郵件的足夠的實際知識。而今，由于對自由人缺乏信心——沒有意識到成百上千萬人的微不足道的實際知識會為了滿足這一需求而自然地、奇跡般地形成并彼此合作——人們就只能得出大錯特錯的結論：郵件只能由政府“掌管”來投遞。

證據多的是 假如我，鉛筆，是唯一能夠對世界上的男男女女們在可以自由嘗試的情況下可以達到何種成就提供證據的東西，那么，某人些信心不足，還情有可原，但是，證據多的是，都近在眼前，唾手可得。與制造一輛汽車或者是一臺計算機、一輛聯合收割機等等成千上萬的東西相比，投遞郵件實在是最簡單不過的事。都是輸送，可是，由于讓人們自由地嘗試，因此，他們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讓人的聲音傳送到世界任何地方；事件還在進行之中，他們就可以把圖象傳送進每戶人家中；他們可以在四個小時內把150名乘客從西雅圖送到巴爾的摩；他們把天然氣從得克薩斯州送進紐約某戶人家爐中，收費之低，令人難以置信，而且還不要任何補貼；他們把四磅石油從波斯灣運到美國東海岸——差不多是繞地球半圈——所花的錢，比政府把一盎司重的信件送到街對面收的費用都要少！

我教給人們的啟示就是：讓一切創造性的活力不受妨礙地發揮出來。只須按照這一經驗組織社會的運轉即可。社會的司法機構則應盡最大的努力清除一切妨礙這些活力發揮的障礙。允許這些創造性的實際知識自由地流動。要相信自由的男男女女會對看不見的手作出反應。這種信念會得到證實的。我，看起來再簡單不過的一支鉛筆，以我奇跡般的誕生過程證明了，這是一種實在可行的信念，就像太陽、雨雪、雪松樹等等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樣實在而可信。

本文原題I, Pencil，刊于經濟教育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之Freeman雜志1958年12月號上。作者Leonard E.Read(1898-1983)于1946年創立經濟教育基金會，并擔任主席至去世。“I, Pencil“是他最著名的文章。

* 我的大名是Mongol 482，我的很多部件是在Eberhard Faber鉛筆公司組裝、制作和完成的。

附：米爾頓?弗里德曼為本文寫的導語

倫納?里德引人入勝的《鉛筆的故事》，已經成為一篇經典之作，它也確實是名副其實的經典。據我所知，再也沒有其他的文獻像這篇文章這樣簡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闡明了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在沒有強制情況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義，也闡明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強調分立的知識和價格體系在傳播某些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含義，而這些信息“將使個人毋須他人告訴他們做這做哪而自行決定做可欲的事情”。

我們曾經在我的電視專題節目《自由選擇》中引用過倫納德的故事，也曾經引用他的同名著作來闡明“市場的力量”（見電視專題節目的第一集和書的第一章，該章題目即《市場的市場》），我們概述了這個故事后接著說：

“成千上萬的人卷入了生產鉛筆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是因為自己想要一支鉛筆而去干自己的活兒的，他們中有些人從來沒有見過鉛筆，也從來不管鉛筆是干什么用的。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僅僅看作是獲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務的一種辦法，而我們生產這些商品和服務，則是為了獲得我們要用的鉛筆。每次我們到商店購買一支鉛筆，我們都是用我們的一丁點勞務，來換取投入到鉛筆生產過程中的成千上萬人中的每個人提供的極小量的一些勞務。“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鉛筆在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沒有一個人坐在一個中央辦公機構對這成千上萬的人發布命令。也沒有軍警來執行這些無人發布的命令。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講著不同的語言，信奉著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惡，——然而，所有這些差異，并沒有妨礙他們合作生產一支鉛筆。這是如何發生的？亞當?斯密在兩百年前就給了我們答案。”

《鉛筆的故事》是典型的倫納德?里德式的作品：富有想象力，樸素而意味深長，洋溢著對自由的熱愛，這一切，貫穿在倫納德所寫的一切著作或所做的一切活動中。跟他的其它著作一樣，他并沒有試圖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或如何管理自己。他只是試圖增進人們對他們自己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理解。

這就是他的基本信條，是他在長期服務于公眾——不是政府公務員性質的公共服務——的歲月中一以貫之堅持的信條。不管遭遇何種壓力，他都堅持自己的信念，而絕不在原則問題上妥協。正是這一點，使他在早年能夠引人矚目地堅守人的自由需要私有產權、自由競爭和嚴格限制政府這樣的基本理念，而后則使這種理念廣為傳播。

米爾頓?弗里德曼，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第五篇：制度經濟學

題目：溫州商人跑路現象的有關委托代理制度的探究

作者：鄭珊珊學號：091894

單位：河北工業大學管理學院經濟學091班

指導老師：李峰

關鍵詞：溫州商人跑路制度經濟學委托代理關系 民間借貸 溫州中小企業機制設計

摘要：制度經濟學是一門以制度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經濟學分支，著重研究制度與經濟學行為和經濟學發展的關系。以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看，溫州商人跑路事件的背后警示著我們民間借貸和中小企業委托代理關系的不合理。這也牽動了中國當前金融局勢下中小企業在銀行貸款方面壁壘高筑，民間借貸亂象橫生。怎么樣利用制度改革改變這一局勢也給我們帶來了思考。

正文：

現象問題：

十一國慶長假，中國各地熱鬧非凡，但是在溫州這座一千八百年歷史的古城，此時成為了中國最陰霾的地方。盛夏，溫州的動車追撞事故震驚全球，讓中國高鐵建筑神話頓時淪為笑柄；入秋，溫州數百家中小企業經營動蕩，從眼鏡、打火機、鞋廠到紡織廠，無一幸免，每天都能聽見又一溫商跑路或者跳樓的消息。僅9月22日一天，溫州就有9名老板負債跑路。更有甚者，十一長假，老板安排員工休假旅游，趁員工都在外地游玩，老板賣掉廠房設備，攜款跑路，等員工回來時發現廠房早已人去樓空。

現象原因：

中國浙江溫州商人有著“中國猶太人”之稱，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最為成功的商業群體。吃得苦，受得累，信譽好，這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溫州商人打下的金字招牌。從上世紀80年代為“四千精神”（走遍千山萬水、歷盡千辛萬苦、說了千言萬語、想出千方百計）；90年代為”四自精神“，（自力更生、自擔風險、自強不息、自求發展）再到現在商界人士感嘆溫州商人的可貴品質正在淡去。1998年全國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銳的商業嗅覺讓溫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機的機會，投機逐取暴利使得溫州商人逐漸偏離發家的實體經濟，轉而投資房地產等暴利行業。于是溫州炒房

團名聲鵲起，以至于發展成老公開廠賺錢，老婆全國買房的掘金路徑。在暴利的引誘下，更多的溫州人開始迷戀上房地產這個游戲，甚至不惜鋌而走險借助高利貸。與此同時，富裕起來的溫州商人也漸漸沾染上賭博的惡習，甚至靠高利貸籌集賭資。

民間借貸俗稱“高利貸“，對于溫州人來說早已是一種常見的”理財方式“，溫州商人陳志國記憶中，祖父輩就有了民間借貸不過那時多在親戚和老鄉之間進行，利息也比較低。在溫州民間借貸就和吃飯睡覺一樣是很多人一種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理財方式。

在中國現有的金融制度下，出于金融機構的自利本性和對風險的控制，銀行主要為大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服務。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和個人，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可能的道德風險很難從銀行貸到款，而資本市場的國有性質也使得直接融資的渠道對它們基本堵塞。因此，企業或個人要發展，只能轉向地下錢莊或向一些親朋好友等特定人群或公眾借貸。但是民間高利貸是違法的，民間金融的未開放使得放貸者必定要考慮到此種政策風險，所以，民間借貸的利率一般都高于正規市場的利率。正是因為中小企業難以在銀行獲得融資才使得溫州民間借貸空前活躍，僅2011年上半年溫州的民間借貸就高達 485.5 億元。中國央行——人民銀行的調查顯示，溫州地區民間借貸規模達1100億元人民幣，89%的家庭和60%的企業涉及民間借貸的投資或貸款。與此同時利率也節節攀升。今年4月份溫州高利貸年利率大都在200%左右，而銀行的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6.56%。

然而就在利息不斷攀升的同時，因為限購令政策的出臺，房地產市場日趨冷淡，房價開始走低。不少人的房子短期內根本無法周轉出去，房地產利潤難以支撐高昂的高利貸利息，而銀行的錢也越來越難貸，一些商人先從銀行貸了款到期時沒錢，只能借高利貸還銀行的錢，想著再從銀行貸出來錢還高利貸。但隨著銀行銀根緊縮，很多人貸不出錢了，只好再去拆借，高利貸的利息越滾越高。這種拆東墻補西墻的伎倆最終還是難以維系，資金鏈斷裂了，于是溫州商人跑路成了必然結局。

由于事態嚴重且環環相扣，溫家寶10月 4 日急率財政部長謝旭人、人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等財金高官趕赴溫州，并與溫州中小企業家座談。為了穩定民間借貸市場，10 月 9日溫州推出「一攬子」救市計劃，避免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有關措施包括嚴禁暴力討債、追債，同時向銀行派駐工作組，以及要求銀行方面不抽資、不追債，協助中小企業維持正常經營。并重申民間借貸利率超過銀行基準率的 4 倍，即屬高利貸，是違規行為。溫家寶下令限1個月內平息溫州走佬潮。

分析問題：

哲學家黑格爾曾經說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發生、存在、發展的理由。如果理由不成立，它最終會走向衰亡。既然民間借貸沒有消亡，那說明它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放眼全國，高利貸已經成為普遍

現象，簡單從道德層面進行譴責無助于我們了解這個真實的世界。撇開高利貸是否違法咱不談。單單從民間借貸機構和溫州中小企業之間的關系層面來分析這一現象的制度問題存在哪里。

從制度經濟學層面來講，民間借貸機構和溫州中小企業之間存在著委托代理關系，借貸關系和委托代理關系是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

經濟學對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解釋是：一個人或一些人（委托人）委托其他人（代理人）根據委托人利益從事某些活動，并相應地授予代理人某些決策權力的契約關系。

博弈論認為，擁有私人信息的參與人稱為代理人，不擁有私人信息的參與人稱為委托人。代理人指知情者，是不對稱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委托人指不知情者，是不對稱信息交易中具有信息弱勢的一方。

根據定義：

在博弈中擁有私人信息的，可能會利用私人信息損害委托人利益的一方為代理人。溫州中小企業老板或者說法人，他們擁有公司的全部信息，比如固定資產、流動資產、年收益率、月收益率、每個項目利潤大概有多少是有了解的。自己公司到期利潤是否足以償還利息，是否愿意按時償還及何時償還都是有其主觀能動性的。一般代理人都是希望自己借來的錢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賺取更大的利潤。

在博弈中不用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為委托人，民間借貸機構為委托人，沒有私人信息，不知道債務人收益為多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按時償還自己的本息。對此他只能自己進行主觀判斷，希望代理人能按時償還自己的本息和。

由于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民間借貸機構和溫州中小企業雙方形成了委托—代理關系。

民間借貸機構將資金借給中小企業去進行投資（我以前一直有個問題，我感到很奇怪，大家說為什么民間借貸機構不自己拿錢去經營、管理和進行投資呢？下面這句話是經典）歷史告訴我們兩權分離是可以提高效率的，民間借貸機構把資金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進行分離是對的。因為投資是有風險的，高利貸這樣想，如果我自己拿錢去買地建廠，雇傭工人，投資生產資金回籠慢而且又有相當一部分風險；而如果我只出資金，剩下的就是坐等分紅就可以了。如果債務人投資盈利了，我可以收回貸款又獲得利息收益；即使債務人投資失敗了，但他欠我的債務沒有消失啊，他就是砸鍋賣鐵也得還我錢啊，我沒有損失，何樂而不為呢。這樣風險就轉嫁出去了，我委托給代理人就好了嘛。

著名的經濟學家張維迎解釋“委托權的實質是承擔風險。”委托人民間借貸機構承擔的風險就是有可能收不回來自己的本金。所有者把資產的使用權托付給經理人，為經理人承擔了經營風險，所以所有者是委托人，作為承擔風險的回報，所有者享受資產經營的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并從經理人的經營成果中得到分配。本文對此的解釋是：由于所有者民間借貸結構向代理人溫州中小企業出讓了資金的使用權，雙方就

資金使用權發生了所有者民間借貸結構為委托人的單向的委托代理關系。從認定所有者是委托人看出委托人的資格有兩點，一是出讓自己的資產使用權，二是為代理人溫州中小企業承擔了風險。

那么所有者民間借貸結構應該如何行使自己的監督權力才能使中小企業能按時償還貸款呢，這是一個問題。溫州商人資金鏈斷裂，跑路現象日益增多，壞賬越來越多使民間借貸機構屢次要債未果，作為委托人的代理成本越來越高了，造成了資本投資浪費。

作為委托人的民間借貸機構應該如何設計一個最佳合約激勵代理人溫州中小企業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行事呢，這也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縱觀世界和我國近幾年來，“產業空心化”“經濟泡沫化”這些問題日益普遍錢生錢并非一片王道樂土，只有實業經濟才是賺錢的硬道理。溫州商人本來就是以實業經濟發家致富的。過去溫商肯吃苦，愿意一點一滴累積財富，溫州大虎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周大虎向晨報記者介紹，自己在1992年以5000元下崗工人安置費起步，創辦工廠生產打火機，兩口子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義無反顧打拼天下，到1997年獲中國最強打火機企業稱號。90 年代溫商靠 1 支 1 角利潤的打火機稱霸市場，2001 年時溫州擁有近4000 余家打火機企業，占據了全球金屬打火機市場的 80%。然而投機逐取暴利使得溫州商人偏離了發家時的實體經濟，轉而投資房地產等暴利行業。溫州商人陸續破產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對房地產和煤礦采取的強力調控政策。中國政府從去年開始采取限制房地產貸款和個人住房限購的高強度房地產調控政策，打擊了溫州商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房地產投機。中小規模煤礦同樣也因政府強制關閉與合并等蒙受了巨大損失。2005年左右，溫州商人曾將房地產投資擴展向中東迪拜，但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遭受慘重損失。

“溫州模式”近來演變而出的溫州地區民間借貸市場幾乎陷入癱瘓。據當地媒體報道，由于企業資金周轉困難，當地高利貸年利率上漲到180%。在溫州，民間借貸之發達，不僅是一條鏈，更是一個網。當一個網眼出現破損時，產生的裂變反應就是信任危機。B把錢借給了A，當然，B的錢也不都是他的，可能是從5到10個C那里拿的，而每個C背后又可能有5到10個D……這樣一級一級籌資，每一級又可能互相有交叉。這樣，只要這個網狀結構的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影響的就是一大片。所以，有一個人跑路，相熟不相熟的都人心惶惶的。溫州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金融危機，而是信任危機。人們對溫州商人的信任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溫州有36萬中小企業，跑了90多個，比例是十萬分之幾，實際經濟影響應該是不大。但輿論的力量是無窮的，一些跑路的人，破壞了溫州自己人之間、及外部的信任。曾經構成溫州民間借貸基礎的人情，如今也因此而變得不堪一擊。

就市場制度公平角度講，眾所周知，包括溫州民營經濟在內的國內民營企業，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其對國內經濟與就業的貢獻已達總量的５０％，可以說已占半壁河山。然與此同時相對國企，民營經濟在行業準入、政策待遇、銀行貸款等諸多

方面，至今還受到了種種可見而不可得的“玻璃門”阻礙。如果這些企業主能夠從正規融資渠道獲得流動資金，而不用去借高利貸；如果國內數量龐大的民營企業能夠得到與其對經濟與就業貢獻相稱的政策的公平對待。想，有多少民營企業主會放下自已辛辛苦苦多年打下的市場“江山”不管，并情愿落入被債主追債甚至不得不“跑路”的境地。所以就此而言，在承認溫州“跑路”老板固然有其個人經營不善的同時，承認現有制度本身所有的缺陷，并進而對此進行必要反省。

我的解決方案：

我研究的重點是作為委托人的民間借貸機構應該如何設計一個最佳合約激勵代理人溫州中小企業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行事呢；我們又了解在溫州，民間借貸之發達，不僅是一條鏈，更是一個網。當一個網眼出現破損時，產生的裂變反應就是信任危機。那委托人民間借貸機構要如何防止代理人拿自己的錢再去借貸防止出現委托泡沫呢。我覺得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

根據溫州商人是以實業經濟發家致富的，我覺得可以設計一條機制民間借貸機構和溫州中小企業之間應該簽訂合同時注明該部分資金使用情況，如果該部分資金是代理人要拿出去在資本市場進行拆借的話，那樣利息自然要高很多，這樣一層一層的高漲自然就會達到代理人能接受的額度，這樣也可以防止資金在市場上過度拆借，當然民間借貸利率超過銀行基準率的 4 倍這種事不推崇的。如果該部分資金是用來投資房地產或其它非生產投資的，利息要相對高一些，這個利率根據投資泡沫的比例來定，使得代理人溫州中小企業不敢冒險；如果該部分資金使用來投資實體經濟的搞生產投資的，利息要相對低一些。

參考文獻：

《所有者與經理人得委托代理關系再詮釋 》（互聯網）

【中華論壇】溫州商人集體破產跑路又走在了全中國的前頭（互聯網）

《制度經濟學》—制度主義與經濟分析（南開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