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與利益（范文模版）

內容摘要：法律調整利益的基本機制是權利和義務。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乃是以契約為模式和范例的。階級社會的法只不過是用來分配利益的標尺，標尺上的刻度則只由當權階級

來刻畫，并且標上權利和義務的花紋。法律只是利益的趨屬產物，沒有利益的要求和劃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

關鍵字： 法 利益 權利和義務 分配

法律調整利益的基本機制是權利和義務。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乃是以契約為模式和范例的。①

法律往往表現為維護和實現利益的工具，在有階級的社會維護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在非階級社會維護的是廣大人民的利益。法的本質是與利益從來沒有分開過。

階級社會，法律總是代表一定階級的利益，并以這一階級的需要變通為法的思想而表現成國家意志。而法律上具體的是把不同的利益所得者（也是維護者）通過權利的賦予和義務的履行來實現。統治階級的需要通過其意志表現為國家法律來冠冕堂皇的實現和維護其利益。并且往往在法律中表現出統治階級具有更多的的權利面少義務；而其他廣大被統治階級則是更多的義務少權利。通過確立權利和義務的實際獲得和履行來劃分和實現利益。

柏拉圖認為法律是根據大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② 但他認為的大部分人卻只是中產階級及中產階級以上的人員，把廣大的社會底層奴隸階級完全排除在外。即便柏拉圖指出：“不是根據全國的利益而只根據部分人的利益制定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但這也掩蓋不了他中產階級的本質，擺脫不了他階級的局限性，其代表的是中產階級的利益在政治上及法律上的地位。在柏拉圖看來，需要和分工的必要性導致了國家存在有不同等級。第一類是立法者和監護者，即國家的統治者。第二類是軍人，即國家的保衛者 和輔助者。第三類是農夫，手工業者和商人。③ 即使是在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時候，在柏拉圖看來也著重在于守法者的遵守法律，履行義務。他說：“人類必須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像最野蠻的獸類一樣。” ④

其所言的利益根本是中產階級的，是從法律角度劃分不同階級的利益，而對于廣大的奴隸階級則被完全排除在法律的調整范圍。奴隸即不是權利的行使者，亦不是義務的直接履行者。奴隸只不過是奴隸主用來履行義務的工具而已，奴隸即不被附于人的概念，因為他們只是財產 —— 奴隸主財富的象征。

亞里士多德師承并發展了拉圖的這一思想。他指出：“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法律所以能見成效，全靠民眾的服從。” ⑤ 其實質是通過義務和權利來為統治階級作法律辯解，其目的是維護廣大中產階級在整個統治階級中的利益。

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也多次表述了關于“夫與妻之間、父與子之間、主人與仆人之間的關系，屬于自然存在的秩序，應該由自然法來調整。”這一思想是為中產階級在奴隸面前的辯解，意在說明中產階級的相關利益是自然形成的、是神意，應遵循自然之法，神之意識。亦在告誡奴隸階級不要做違背神的意識的事，（實質是說不要反抗），所定一切都是神意所為。通過這一思想把中產階級的利益的獲得和保護上升到了國家意志（表現為人法）和神的意志（表現為神法）。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只有第三個階級即中產階級主政，才是最好的社會，因為它可以使城邦安定。⑥ “就一個城邦各種成分的自然配合說，惟有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具有穩定性。”⑦ 亞里士多德無論怎么辯解都離不開他階級的本質，他只是中產階級的代言人。

他在論述法治時認為，法治就是為了公眾的或城邦的普遍利益而實行的統治，以區別于為某一人或某一社會集團的利益實行的宗派統治或專橫統治。⑧ 實行法的統治是為了讓統治階級更好地行使權利和讓被統治階級更自覺地履行義務，且通過國家意志的形式來強制實行。這實質上不但沒有離開以權利和義務來劃分和實現利益的軌道，反而強化了權利義務在利益分配中的主角地位。以此來為中產階級爭取更多的權利，爭取更多的利益。

與其說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反映“廣大人們”的利益，還不如說是反映廣大的中產階級的利益更為直觀且準確。他的法治思想也只不過是在為中產階級打造一把謀取利益的利器，目的只是為獲取更多的利益。

中世紀的歐洲大陸逐漸處于教會的統治之下，利益的分配表現在法律上自然也偏向于教會。

奧古斯汀把教會教義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法思想結合起來，把虛無的神意附于他創造的神法之中，使法上的權利和義務都蒙上了一層神的色彩，有時還直接表現為上帝的意志。

奧古斯汀的原罪說認為，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在天堂的伊甸園中偷吃了禁果，犯了大罪，而使整個人類與生俱來就具有原始罪惡。⑨ 他還認為教會本身是神圣的正確的，教會成員不管好壞，能否得救不在于他的品行如何，而在于他必須歸依這個唯一神圣的教會。凡不歸依教會的，即使其言行無可指責，靈魂也不能得救。這是他的教會說。⑩

從奧古斯汀的原罪說和教會說可以看出，他首先把人的存在與上帝的存在都很好地結合在他的神法體系中。以人出生來就帶原罪和認為只有信教才能得救，其實質是在把利益的分配上升到上帝的意志，即法律上來。固然在他的法體系中，教會的利益則被認為是上帝的利益，是神圣的。教會的權威是上帝意志，是上帝派到人間來拯救人的罪惡靈魂的使者。所以也就讓人們默認教士階級的利益亦是上帝的利益，同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奧古斯汀還很好地把教會利益用權利和義務的形式來劃分。教堂是唯一可以靜化靈魂的地方，教士是唯一可以拯救靈魂的使者，他們的權利是上帝給予的，且是帶有原始罪惡的人共同默認的。他們權利得到維護不只是上帝的意思表示，而且是帶原始罪惡的人應該且必須履行的義務。只有不違背上帝的意志，且滿足教會的利益需求，教會的權利得到維護，帶原始罪惡的人的靈魂才能最終得到上帝的拯救。這樣使整個教會的利益都上升到上帝的利益角度。“根據阿奎那的神學觀念，法不是人的主觀產物，而是神的意志體現。法是理性的一種命令，它是關心社會團體的人為了共同利益而頒布的。”⑾

很顯然這里的社會團體是指教會。即法就是關心教會的利益而頒布，并且這種法是上帝的理性。教會的利益是神的意識的要求，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教會取得利益是人人應該維護，決不能背棄上帝的意愿。在人間，教會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不僅上帝予以維護，而且帶有罪惡的人也必須幫助實現。神法不僅是上帝的意識表現于人間的律條，而且是僅次于永恒法的最高法律。

阿奎那轉述 亞里士多德的話說，人從自己的本性說明不是一種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動物，需要過社會生活，許多人在一起過社會生活就應該有人負責管理，謀求公共利益，為人間的安定和平就應制定法律。在他看來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加強管理，謀求公共利益。很顯然，阿奎那所稱的管理就是教會對整個社會的管理，管理者則是教士。此處的公共利益則是僅指狹義上的一個階級的利益，即是教士階級的公共利益。在阿奎那的法學思想體系中，法律是維護教士利益的，其他社會各階級及各社團都是服從教會的，是教會的一般附屬物。他們的權利就是人人信教，人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寬恕，而他們的義務就是維護整個教會的統治，維護教會的各種利益，并把這些利益貼上了冠冕堂皇的帶有上帝烙印的標簽。所以阿奎那在敘述其神法思想的時候說，人生的最終目的在于來世的永生，為此僅憑人的本性能力是不夠的，必須有上帝超自然的幫助，即依靠先知所啟示的法律。⑿

整個中世紀，尤其是阿奎那之后的法律條文，無不是基督教義的化身，法律則教義，教義即法的狀況，體現和維護的自然也就是其本階級的利益。法律成了直接獲得利益的工具。

阿奎那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論和知識來論證人間的不平等和服從的必要性，是神意的安排。⒀ “在人類事物中，地位較高的人必須依靠上帝所規定的權能來向地位低的人貫徹自己的主張……在人類事物中，低級的人也必須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從地位比他們高的人。” ⒁ 可見，阿奎那不僅把利益的分配不均看作是上帝的意思指示，并且把低級的人應服從高級的人也看作是神的指導，是低級的人應盡的基本義務，而高級的人則是上帝指派的來統治管理低級的人的。統治的權利是上帝的權利，統治的意識（法律）是上帝的意識。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分析阿奎那的法律思想，都拋棄不了利益劃分的影子，利益的分配是他法律思想的主要淵源。

人類社會進入資本主義，出現了新興的法學理論，他們反對中世紀的神法，但從不否認法與利益的深層關系。

邊沁的功利主義是一種把個人利益看作是人類一切行為的依據和社會發展動力的哲學倫理學說。他認為，所謂“功利”就是指外在事物能給當事者（個人或社會）產生和帶來的利益或快樂，使當事者能避免或防止的禍害和痛苦。⒂ 邊沁所處的時代是資產階級上升的時期，代表著資產階級對個人利益的極大渴求和對利益保護的極大渴望。他把利益的需求植根于法律之中，用功利來闡述資產階級各階層的思想。為了維護每個人的功利就必然需要有一個由強者組成的最高權威制定出法律并迫使弱者服從。⒃ 邊沁的功利主義倫理學說完全符合資產階級的愿望，適應了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需要。馬克思指出，功利學說表明了社會的一切現存關系和經濟基礎之間的聯系。⒄ 功利主義說到底就是資產階級的功利，反映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需求，滿足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需要。整個功利主義法學思想都不過是為資產階級謀利益的正面之辭，并且通過法律上升為國家意志通過權利和義務關系來實現各階級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邊沁關于法律的功利主義、主權命令說，都是 18 世紀末以后，資產階級現實的統治在法學理論上的表現，英國資產階級要求進一步改革普通法，強調制定法的功能，要求公民的普遍服從，追求資產階級更多利益的客觀反映。” ⒅ 邊沁是工商業資產階級在法學理論上的代言人，他把獲得利益轉說成是求樂，而把失去利益說成是苦。說到底他只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是上來看待利益，看待利益與苦樂之間的關系，因為資產階級從一產生開始對利益渴望就像是吸血鬼對血的渴望一樣濃烈。而他把這種需求看成是求樂的過程，并認為法律應該對這種求樂加以保護，明顯是在為資產階級瘋狂追求利益尋求法理上的支持。他的法律思想亦如前人不能把法與利益分開，且同樣帶著階級的局限性。

耶林在其《為權利而斗爭》中說到：“這種斗爭，從權利被侵害、被剝奪時開始，由于與主張自己權利的權利者的利益相對，社會上還存在著試圖無視這種利益的人的利益，因此個人的權利也好，國民的權利也好，都免不了受侵害的危險。……”

耶林直接把權利與利益的概念等同起來，權利就是利益，權利受損害就是利益受損害，為權利而斗爭就是為利益而斗爭。在耶林生活的時代，正是德國資產階級自主意識要求強烈的時代。提到利益資產階級就必然是喜自心來，所以耶林的利益即權利的法律思想也固然受到資產階級的強力支持。權利在耶林的法理念中不再是用手打不著兩眼看不到的空洞的東西，而是直接與資產階級的生命-----利益掛上了鉤，讓權利更具有骨與血肉的關系。這一點在耶林論述利益平衡的時候就有所表現。

耶林認為，法律的目的在于實現社會利益，其手段是通過報償實現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的利益平衡。在整個經濟生活中，利益平衡是法律控制社會的手段，具體辦法是大力提倡工商貿易。⒆

可見耶林的法律思想也是圍繞利益在作文章，并且把利益的取得上升到法律上的權利，使利益成為法律直接保護的對象。符合了資產階級對利益追求和對利益保護上的法理需要。

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時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革，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不但原存的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更加惡化，新興的壟斷資產階級與自由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日趨惡劣。原有的法理思想不再適應新時期的需要，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弊端。社會矛盾表現出更加復雜化，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依照原有法理思想不但不能平衡社會各階級的利益，甚至還使有這種矛盾加劇的傾向，以至于直接危害到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時急需一種新的、能滿足社會現狀發展的法學理論出現，龐德的社會法學在這時候呼欲而出。

龐德的社會法學同樣沒有把法與利益分開。他指出為了能夠通過法律來實現社會控制，就有必要考慮各種各樣的利益并加以分類。法律并不創造任何利益，法律的根本任務或作用就在于承認、確定、實現和保障利益。⒇ 龐德從法律含義出發，指出法律的任務在于滿足人們的各種要求和愿望。21 同時他還把人類的利益劃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法律的任務是協調這三種關系，尋找一種共同的利益予以保護。

龐德的理論代表的是壟斷資產階級在法學理論上的愿望。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法理思想在當時已顯疲態，對各項利益尤其是公共利益的弊端早已不能維系，更不能符合壟斷資本主義對利益的劃分要求。壟斷資產階級呼欲一種符合他們利益需求愿望的理論形態在法律體系中占主導地位。而龐德的社會法學理論正是在這個時候可以滿足壟斷資產階級的要求。“進入 20 世紀后，法律不僅應注意保護個人利益，而且應強調社會利益，強調個人權利、自由的法律應代之以社會化的法律。” 22

可以看出，龐德的法學理論只不過是讓法律在利益的劃分方式及劃分原則上有所改變，為壟斷資產階級劃分到更多的蛋糕，以適應資本主義在法理上的需求。同時在他的法的理論中，也把利益的劃分轉化到權利和義務上來，讓權利更好地為利益服務，讓法律為壟斷資產階級服務。

龐德的社會法學代表了一種新興的利益分配方式，他不僅照顧到了社會利益，公共利益，還同時照顧到了個人利益。此處的個人利益，不僅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而且也是廣大工薪階級的利益。他的理論不但可以滿足資產階級社會的需要，而且可以使廣大社會的頂梁柱工薪階層在利益上也得到一定的滿足，最重要的表現是使廣大工薪階級獲得了社會保障和福利實惠。

可見龐德的法律思想也只不過是對利益分配方式的更新，沒有也不可能擺脫利益在法律中的杠竿作用。

綜觀上述，階級社會的法只不過是用來分配利益的標尺，標尺上的刻度則只由當權階級來刻畫，并且標上權利和義務的花紋。法律只是利益的趨屬產物，沒有利益的要求和劃分就不需要有法律的存在。歷時歷代的法學家都只是放眼于他生活的時代，為了適應各時代的社會發展，創造出與社會相匹配的理論。所以最終也沒有跳出也不可能跳出他們的階級屬性，更不可能把階級利益與法律分割開來。法律只不過是用來侵害利益的工具，這種工具需要不斷的完善和更新，所以才有了不同時期的法學家對法律和利益關系的不同評析。

法與利益天生來就是被捆綁在一起，不能也不可能把他們分裂開。

“法律的發展受利益發展的影響。利益的發展影響和制約著法律的發展，包括法律的發展方面以及法律內容的發展變化。法律為了順應一定形勢，時代需要作出某些調整、變革。從實際上講，這種調整和變革是立法者所代表的人們利益的必然要求。” 23

① 《法理學》 張文顯 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② 《西方法律思想史》 何勤華 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③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顧蕭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④ 《法律》 柏拉圖 著

⑤《政治學》 亞里士多德 著 吳壽彭譯 第 199 頁 商務印書館 1965 年版

⑥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顧蕭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⑦《政治學》 亞里士多德 著 吳壽彭譯 商務印書館 1965 年版

⑧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顧蕭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⑼《西方法律思想史》 劉全德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⑽《西方法律思想史》 劉全德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⑾《西方法律思想史》 劉全德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⑿《西方法律思想史》 劉全德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⒀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顧蕭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⒁ 《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顧蕭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

⒂ 《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3 年版

⒃《西方法律思想史》 劉全德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

⒅《西方法學史》 何勤華 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⒆《西方法律思想史》 劉全德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史》 劉全德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西方法學史》 何勤華 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西方法律思想史》 劉全德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法理學》 張文顯 主編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第 218 頁

第二篇：道德與利益

道德與利益

貧窮和貪婪是不可能有道德。當一個人連飯也吃不飽時，又何以談得上道德精神上追求。可是在我們社會里就有一小部份人，雖然自己已十分貧窮可在精神道德卻十分富有。象白芳禮老人，為了讓貧窮的孩子能讀上書，以60多歲高齡每天踏著三輪車不止，不管是白天黑夜，日曬雨淋，為別人的窮孩子能讀上書而操勞著。白芳禮老人他選擇了道道一種高尚的情操。可是象這樣貧窮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個人是選擇了道德呢？窮人是不可指責的，因為他們并不想窮是社會的分配不公才造就了他們窮了。可以指責的是社會為什么讓他們貧窮！

貪婪的追求是從不要面子和道德的。在他們的心理；道德是算老幾。而實實在在的利益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在他們的眼里是沒有道德的。這種人是當今社會中最為可狠，而又具有傷害性的團體。貪婪是可以殺人的。為了達到奪取到他們所需要的利益他們可以干出傷天害理的事情是在所不辭。

當中央下令；要求參與煤礦投資黨員干部在一個月內撤資。有些人卻向中央叫板；寧可不要黨證和官帽子，也不撤資。氣惱十分囂張張。這主要原因是他們每天就有幾千元的利益收獲。為了點利益，他們可以不要面子了，不顧身份體面了。人間悲劇除了生離死別，還有象這些人為了一點毫無生命的金錢而走險了。這里正中了古人曰；鳥為食亡，人為財死。你說可悲不！

一旦社會已形成了貪婪風氣后，社會將無道德可言了。人人都象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一樣，盲目地追求著他們所鎖定的目標——金錢。他們哲學論理就是“弱肉強食”。他們就象野獸一樣，只有狂叫而沒有表情和人性。弱勢團體和婦女們成了他們的發泄對象。他們一面是殘暴而又無情的怪獸，而另一面又以他們雄厚的資金給予社會一種表面上繁榮興旺。而我們的經濟學家們就象狐貍一樣忙為他們叫好貼金。只乞求他們能在茶余飯后所剩下的一點碎未爛肉留給這些可憐的經濟學家們。

我們知道道德是精神范疇之內的問題。是體現人的品行和性格方面的問題，社會道德但子反映出社會民眾整體素質水平問題。也同時反映了這個社會的人民信仰和理念。如果我們過份強調體現出個人價值觀的話其結果必然會把個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上來。我們主張個價值應當在集體主義中才能得到體現。而我們現在卻主張個人私自存在的價值理念。這種私自價值存在的理念其實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這種一事當前先為自己的利益所出發，想到的只是個人利益的得失。目前社會已形成的利益集團的理念只是為了他們所在集團的利益得失。其中最重的環節是集團里的小數人的利益之所在。在他們眼里整個社會大局利益并不關他們的事。他們好象生活在真空一樣。在尋找著他們的利益所在。這種現象在毛澤東年代是決不允許有存在的空間。之所以這樣；在過去物資十分貧困的年代里。社會整體道德素質是比現在物資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要高得多。關鍵就是國民整體素質教育我國政府在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最為失策的一面。

這種政策上的失誤造就了我們要負出的血的代價和國民整體素質滑坡。目前；擺在我們面前仍然是道德與利益的重新選擇。兩者是不可調和存在東西。個人利益必須要服從集體的利益。團集利益必須要服從大局利益。過去毛澤東年代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而且是成功的。為什么我們要放棄。力爭雙贏只是一種利益的交換。而兩者利益在交換中也就有可能產生第三者利益的損失。這是利益交換過程中必然基本規律。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企業改革都是因在利益交換中損害了廣大老百姓的利益。造就了社會十和諧局面。

目前想搞和諧社會提高全民素質，首先要糾正過去的利己主義思潮。重從樹立起奉獻精神、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把個人價值溶合到國家利益和集體上來。只有如此社會風氣才有可能得到好轉。社會風氣想要得到基本上好轉主得由我們共產黨黨員帶頭。由我們的領導干部帶頭。上梁糾正了下梁才能得到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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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人們在道德與利益面前；有些人選擇了利益。道德在利益面前顯示得那么蒼白無力。往往人們在利益面前不擇任何手段，也可以不顧身份。不要面子了。誰說中國人最要面子，在爭奪利益的時候就有人連面子都可以不要了。這就是我們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所負出的最沉重的代價。

貧窮和貪婪是不可能有道德。當一個人連飯也吃不飽時，又何以談得上道德精神上追求。可是在我們社會里就有一小部份人，雖然自己已十分貧窮可在精神道德卻十分富有。象白芳禮老人，為了讓貧窮的孩子能讀上書，以60多歲高齡每天踏著三輪車不止，不管是白天黑夜，日曬雨淋，為別人的窮孩子能讀上書而操勞著。白芳禮老人他選擇了道道一種高尚的情操。可是象這樣貧窮的老百姓又有多少個人是選擇了道德呢？窮人是不可指責的，因為他們并不想窮是社會的分配不公才造就了他們窮了。可以指責的是社會為什么讓他們貧窮！

貪婪的追求是從不要面子和道德的。在他們的心理；道德是算老幾。而實實在在的利益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在他們的眼里是沒有道德的。這種人是當今社會中最為可狠，而又具有傷害性的團體。貪婪是可以殺人的。為了達到奪取到他們所需要的利益他們可以干出傷天害理的事情是在所不辭。

當中央下令；要求參與煤礦投資黨員干部在一個月內撤資。有些人卻向中央叫板；寧可不要黨證和官帽子，也不撤資。氣惱十分囂張張。這主要原因是他們每天就有幾千元的利益收獲。為了點利益，他們可以不要面子了，不顧身份體面了。人間悲劇除了生離死別，還有象這些人為了一點毫無生命的金錢而走險了。這里正中了古人曰；鳥為食亡，人為財死。你說可悲不！

一旦社會已形成了貪婪風氣后，社會將無道德可言了。人人都象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一樣，盲目地追求著他們所鎖定的目標——金錢。他們哲學論理就是“弱肉強食”。他們就象野獸一樣，只有狂叫而沒有表情和人性。弱勢團體和婦女們成了他們的發泄對象。他們一面是殘暴而又無情的怪獸，而另一面又以他們雄厚的資金給予社會一種表面上繁榮興旺。而我們的經濟學家們就象狐貍一樣忙為他們叫好貼金。只乞求他們能在茶余飯后所剩下的一點碎未爛肉留給這些可憐的經濟學家們。

我們知道道德是精神范疇之內的問題。是體現人的品行和性格方面的問題，社會道德但子反映出社會民眾整體素質水平問題。也同時反映了這個社會的人民信仰和理念。如果我們過份強調體現出個人價值觀的話其結果必然會把個人利益的得失放在重要位置上來。我們主張個價值應當在集體主義中才能得到體現。而我們現在卻主張個人私自存在的價值理念。這種私自價值存在的理念其實也就是自私自利的追求。這種一事當前先為自己的利益所出發，想到的只是個人利益的得失。目前社會已形成的利益集團的理念只是為了他們所在集團的利益得失。其中最重的環節是集團里的小數人的利益之所在。在他們眼里整個社會大局利益并不關他們的事。他們好象生活在真空一樣。在尋找著他們的利益所在。這種現象在毛澤東年代是決不允許有存在的空間。之所以這樣；在過去物資十分貧困的年代里。社會整體道德素質是比現在物資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要高得多。關鍵就是國民整體素質教育我國政府在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最為失策的一面。

這種政策上的失誤造就了我們要負出的血的代價和國民整體素質滑坡。目前；擺在我們面前仍然是道德與利益的重新選擇。兩者是不可調和存在東西。個人利益必須要服從集體的利益。團集利益必須要服從大局利益。過去毛澤東年代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而且是成功的。為什么我們要放棄。力爭雙贏只是一種利益的交換。而兩者利益在交換中也就有可能產生第三者利益的損失。這是利益交換過程中必然基本規律。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企業改革都是因在利益交換中損害了廣大老百姓的利益。造就了社會十和諧局面。

目前想搞和諧社會提高全民素質，首先要糾正過去的利己主義思潮。重從樹立起奉獻精神、英雄主義和集體主義精神。把個人價值溶合到國家利益和集體上來。只有如此社會風氣才有可能得到好轉。社會風氣想要得得到基本上好轉主得由我們共產黨黨員帶頭。由我們的領導干部帶頭。上梁糾正了下梁才能得到扶正。

第三篇：《道德與利益》讀書筆記

讀《倫理學與經濟學》

道德與利益的關系,不僅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理論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敏感的社會現實問題。約翰?勒蒂奇所著的《倫理學與經濟學》探討的就是這樣的一種引起廣泛爭論的關系，此書所具有的現實意義，正如其前言作者所言：“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并指出了，對自利行為建設的溫用已經嚴重損害了經濟分析的性質。

人具有多種多樣的需要，這些需要驅使人們具體行動，去追求各自的目標。每個人的需要和具體目標都是豐富多樣的，因此，所有社會成員的需要和目標必然會錯綜復雜，有的相同，有的相似，有的相異，有的完全沖突。人們需要的滿足是要消耗資源的，而資源又是有限的，完全用于這方面，就不再能用于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完全占有了，另一部分人就會一點也得不到。于是，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彼此就難免產生沖突，這種沖突有時甚至會發展成為戰爭。人類社會充滿沖突和戰爭，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沖突和戰爭史。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越來認識到，為了自身的利益，必須照顧到他人的利益。也就是說，人類逐漸學會了彼此協調，更加注重社會秩序。要協調好秩序，就必須有一些規范來約束自己，也約束他人。由于人類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決定了社會規范必然是豐富多樣的，大致可以分為習俗、道德、宗教、紀律和法律幾大類。每類社會規范都針對不同的社會行為，都有不同的內容，都實現著不同的目標，都有著不同的調節手段。早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經濟研究就與人類行為所追求的目的相聯系。而人類行為動機復雜多樣，因而追求的目標是多元的。如果經濟學關注真實的人而不是被狹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馬蒂亞.森認為，“人”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和不可約減的二元性，自利，或者個人福利的考慮并不是人們行為的全部動機。他由此把關注引向了對自由、權利的思考。

一般人都會認為財富越多越好。中國民間有“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說法，可見積累財富是一件性命攸關的事情，否則，活著就沒有安全感。從古至今，人們都在通過各種手段積攢財富：占有很多田產和奴隸，將金銀珠寶裝在瓦罐子里東埋西藏；存折和信用卡經常更改密碼，設法將已經占有的財富保值，拖欠民工工資，炒股，洗錢??人們整天勞碌奔波，為的就是多積攢一點，最好將兒子孫子的那一份都準備妥當。沒有誰仇視財富，但與財富相關的問題，它的積累方式和分配（流動）方式，它與自由和幸福的關系，卻永遠是一個疑問。君子貪財，這沒有關系；取之無道，就出問題了。不是“財”出了問題，而是“道”出了問題。社會的整體失衡不是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與所有人都相關的人文主義的基本問題。人們不會去反對財富。但是善于思考的人們對財富的積累方式和分配方式卻提出了質疑。為什么徭役賦稅越來越重？為什么勞動者貧困，不勞動者反而富裕？為什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為什么原創性勞動越來越貶值，虛擬經濟（或者信息經濟，主要是傳播小道消息）越來越吃香？人類還有沒有得救的希望？

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大概過分依賴那只“看不見的手”，太重視“自利最大化”，以至于忽略了對財富積累和分配方式中存在的問題的關注。1998年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說：“亞當斯密在他的任何著作中，都沒有對自利的追求賦予一般意義上的優勢。”他認為，西方當代經濟學曲解了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之復雜關系的理論。亞當?斯密“對悲慘現實的關注、他所強調的同情心、倫理考慮在人類行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為規范的使用，被人們忽略了”。在阿馬蒂亞.森那里，經濟學應致力于評價和增進的“更基本的目標”至少應該有自由與公正。他對自由和公正的看重基于如下判斷：在一個社會中，人們擁有的自由度以及福利分配上的公正性直接關涉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狀態并構成社會基本的道義性。

而伴隨著社會的進步，近幾年學術界發生過一次激烈的爭論：經濟學需不需要道德關懷?一些學者主張，經濟學不僅要關注效率與資源配置，而且要關注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關

心人，關心人的尊嚴和價值：另一些人則認為，經濟學的功用在于合理配置資源和提高效率，這是經濟學的學科特點所決定的。如果經濟學也陷入道德還是不道德的爭議，那么就難于體現出經濟學的獨立的視角和作用，勢必使它在效率與公平上顧此失被。據此，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經濟學不講道德”。

森教授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版的這本《倫理學與經濟學》應該說功不可沒。他指出，經濟理論對經濟問題的缺乏解釋力，原因恰恰在于它對人的動機、行為、價值觀、預期的判斷失誤，在于經濟學對倫理和道德的忽視。他特別認為，經濟學要關心道德問題，但經濟學不是為關心道德而關心道德，否則經濟學與論理學和哲學就沒有區別了。經常學家之所以對道德問題感興趣，是因為，如果沒有上述對倫理、動機、價值觀等的分析，就不可能對經濟活動中人的行為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預期，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如今，稍微接觸過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經濟學的所謂“經濟人假定”——每個經濟主體(個人、企業、家庭、組織)在經濟活動中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據此來決定它的行為，這是全部經濟學的基礎，無此則經濟學的分析就無法展開。但是，就是這個在大多數人看來天經地義的法則受到森的懷疑。他指出，沒有證據表明個體利益最大化是對人的行為動機的最好解釋，更不能解釋這種最大化會帶來資源的配置。由于經濟學家僅僅把人作為物質利益最大化的對象進行分析，而完全排斥了道德和倫理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人的行為的復雜動機，經濟學常常無法對人的行為和復雜的經濟關系作出準確的說明和預測，各種經濟模型也變成了好看的花架子。森教授舉出日本的例子作為證明。在日本，企業以及個人的行為規則并不完全如同西方一樣是個人利益最大化，其中，榮譽、責任和信譽，以及集體利益最大化占據著重要位置，這帶來了相當成功的日本式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森進一步指出，如果允許非個人利益最大化假設進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那么，許多困擾主流經濟學的問題——諸如外部性問題、非市場依賴性、政府政策失靈——就會獲得全新的解釋和思路。除了最大化假設之外，森還對一系列主流經濟學的教條進行了批判，如物質利益最大化等于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優的含義、效用的人際比較，以及自由和權利在人類行為目標中的地位等等。

以中國經濟發展為例，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口號的召喚之下, 一時間, 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因被激活起來。在短短的20 多年時間里, 中國取得了驚人的經濟成就,為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發展奠定了堅定的實力基礎。回顧中國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 在“人定勝天”的思維模式下, 經濟發展所獲得的成就是以犧牲一定的社會代價為前提的。正如經濟學研究要關注效率的的問題一樣, 倫理學研究應該關注日益嚴峻的經濟倫理問題, 以期通過理論推理和假設, 為解決當下問題提供可資利用之道。在這方面, 阿馬蒂亞?森的《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為我們探究經濟領域中的倫理問題打開了一扇小小的視窗。

市場經濟迄今為止是人們所發現的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當今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采取市場經濟模式來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在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中, 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不可忽視的。在這樣的互動關系中, 倫理問題便成了人們發展經濟必須關注的, 它構成了經濟發展的超經濟因素。超經濟因素就本質而言就是指經濟增長背后的文化力因素和經濟倫理因素。阿馬蒂亞?森認為, 經濟學包括兩個中心問題, 一是關于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 它與“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這一廣泛的倫理道德問題有關;一是關于社會成就的判斷。這種判斷應該更富于倫理性, 必須使用倫理的觀點來判斷究竟什么是“對個人有益的東西”。

雖然亞當?斯密沒有明確告訴我們自利與利他的互惠關系, 但他向我們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作為理性的人, 他們一般不會長期采納接受損害自己利益的行為方式, 所以, 只有順應人們利益的道德, 而不是背離人們利益的道德, 才能得到持續穩定的發展。”“‘利己’道德則是在充分尊重個人利益的前提下, 進行有關的制度安排和構建, 使得個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為可以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否認人們總是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做事，并不意味著人們總是不自私地做事，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正如有人所辯護的那樣：“這一假設（理性行為假設———引者注）可能會導致一些錯誤，但問題在于，其他任何非理性的特殊類型的假設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錯誤。”因此，問題不在于人是利己主義者還是利他主義者，因為任何利己主義者都不可能是徹底的，除非他是個利他主義者；而任何利他主義者也都不可能是徹底的，除非他是個利己主義者；也不在于人到底是“經濟人”還是“道德人”，因為人的這兩種類型在不同的人甚至相同的人的行為中都能找到一定的佐證。“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唯一動機。”這就是我所謂的“阿馬蒂亞?森問題”

森本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清晰的：“人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和不可約減的‘二元性’。我們可以就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方面來看這個人，認識和關注他或她建立目標、承擔義務、實現價值等的能力；我們也可以就福利方面來看這個人，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們注意。”一言以蔽之，人的行為動機并非只是自利而是具有多元性的。

第四篇：利益與道德作文

利益與道德作文

無論在學習、工作或是生活中，大家都經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作文是從內部言語向外部言語的過渡，即從經過壓縮的簡要的、自己能明白的語言，向開展的、具有規范語法結構的、能為他人所理解的外部語言形式的轉化。一篇什么樣的作文才能稱之為優秀作文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利益與道德作文，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孔子是我國古著名的文化人物，其下弟子號稱三千。但其中一位義救在外國的魯國奴隸而不報賬的學生受到了責備；同是救人一命又收到一頭牛的謝禮的弟子反而得到了孔子的表揚。這兩個故事很簡單，卻很有深度，我們不妨研究一下。

研究事情通常要看誰是最大的受益者。那位收下了一頭牛的弟子，他的行為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好人有好報的道理，無形之中就做了一件有利于國家，有利益于社會的事。這其中的利益關系不言而喻。

其實利益與道德之間并不一定是你存我亡的關系，但人們卻沒有注意這一點。

道德是一種高尚的品格。從古至今，是無數文人墨客，以及尋常百姓所關心的話題。它是做人的根本、立世的基石。然而，也有許多人過激地理解它、改造它、傳播它。認為利益就是它的頭號死敵。于是就有宋朝理學宣揚“存天理，滅人欲”一類的主張。

但是在宋代，是社會背景導致了這樣的思想產生。宋朝的商品經濟前空的發達，社會的繁榮也必然會極大地沖擊原有的倫理道德。由于當時的`社會現象是如此的特殊，才會出現“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潮流。而后來它也發展成了鞏固封建統治的武器。

再回過頭來看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期，雖不如戰國時期那樣戰亂頻繁，但社會上流動著一些令人不安的氣息。于是孔子站出來，贊揚了救人收禮的弟子，也批評了另一救贖人卻不報賬的弟子，其實救人不求回報更體現了一個人的品德是多么高尚。孔子這么做，是希望自己能夠通過這些舉動，使人們都能達到一個利益與道德的平衡點。

再反觀現在，我們的內心可能會感到一些痛苦了，摔在地上的老人無人敢扶，原因是一些老人被扶后竟然訛詐好心人。在有人落水急需救援時，耳畔卻傳來先給錢再救人的喊聲。這些事情給人們的心靈蒙上了一層恐怖的陰影。

然而，我們卻不可被這一小部分不良事件所影響。我們需要平衡利益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就好像調整一盛著國家與社會的巨大天平。現在，問題出在了利益重而道德輕上，我們要以自身的行動，去增加道德的份量！

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道德與利益是魚和熊掌之間的關系，二者不可兼得。然而孔子稱贊收下謝禮的學生批評沒有報賬的學生的故事，卻讓我們不得不為我們的固有觀念大打一個問號：利益與道德真的不可兼得嗎?

“最美媽媽”吳菊萍在危急時刻毫不猶豫地用她并不強壯的雙手去托住從高樓墜落的陔子，這是道德的表現。而她也沒有像常人一樣要把利益與道德劃清界限，在選擇道德的同時，她也選擇了利益——她接受了“最美媽媽”的殊榮也接受了重金的酬謝;“非典”期間，板藍根一下成了搶手貨，供不應求，許多企業大肆漲價賺錢，而神威藥業卻毫猶豫地選擇降價，并千方百計地擴大生產，平穩市場上的藥價，這是神威出于道德的選擇，而在非典結束后，神威藥業也收到了利益的回報——銷售業績遠超其他公司。由此觀之，利益與道德并非不可兼得。

然而，我們的大腦中回蕩的卻都是諸如“君子重義不見利，施恩不圖報”的話語，我們總是把道德與利益視作不共戴天的仇人，總是以德為榮，視利為恥。于是我們謳歌看那些大愛無私之人，頌揚著不求回報甘于奉獻的精神，卻在這一次次的謳歌與頌揚中漸漸失去了行善的勇氣。不計利益的行善固然可以塑造出偉大的靈魂，但大多數人畢竟還是有私心的凡夫俗子，一旦道德的標準提高到要放棄利益的程度，就會讓越來越多的人在面對行善舉義之時只是感動只是欽佩，卻不敢效仿不敢推廣。一個人的行善舉義固然可貴，但許多人的行善舉義才更為難得。所以，為了更多的人能主動去幫助別人，我們應該理性地看待道德與利益的關系。

道德與利益從來都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魚和熊掌”之間的關系，在符合道德的情況下，利益是值得被接受的，而道德之花也能在利益之風的吹拂下開得更加鮮艷。

在茫茫宇宙中，我們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我們不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也不是無欲無求的圣人，我們無法一直奉獻卻不求回報，但我們仍能盡力讓道德之花開放，同時合理取得屬于我們的利益。

《三字經》曾寫道：“人之初，性本善。”由此可見，道德是我們所具備的最初始、最基本的素質。道德體現在很多方面上，比如禮儀。在安徽師范大學打飯時說句“阿姨您好”可享受優惠，或許安徽師范大學是為了培養良好的有禮貌的風氣，可對此我不得不發出疑問：通過利益手段讓學生養成有禮貌的習慣，最終真的能形成良好的風氣嗎？我認為，懂得禮貌是最基本的道德，是每一個人都應當具備的，不能因為利益來決定是否禮貌。管仲也說：道德當身，不以物惑。道德出于本心，是我們的祖先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做人的道理、準繩，它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觀念，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有著不可磨滅的作用。如果為了享受優惠而叫“阿姨您好”，那是不是意味著不享受優惠就不需要對阿姨禮貌了？禮儀的道德是存在于我們心中的，是我們自覺形成的，別人強制不了我們。因此，我們要更加注重道德的培養，自覺養成良好的道德準則。

讓利益決定道德，是一種錯誤的觀念。當你得到利益的同時，你失去的是更加寶貴的東西。朱自清年老時貧病交加，但他寧死也不肯吃美國的救濟糧，也不允許家人接受。這樣一個有骨氣的愛國志士，用他的行動告訴我們：他堅守不移，愛國無悔！這何嘗不是一種偉大的道德修為？在利益面前，他不屑一顧，只為堅守自己心中的道德律。或許會餓死，但他無所畏懼。如果他接受了救濟糧，或許他不會擁有今天這么多人的欽佩，因為他失去了寶貴的道德準則。反觀之安徽師范大學，為了享受優惠而養成禮貌的風氣，這樣的道德是不是太過廉價？或許并非每個人都這樣，但安徽師范大學的做法太過，道德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不因由利益決定，也與利益無關。如果這樣做，最終培養出來的風氣也會帶著利益色彩，而這與安徽師范大學的本心相悖，這并不是真正的禮儀，這并不是真正的道德。

道德是永存的，而財富每天在更換主人。要養成真正的道德，形成良好的風氣，是要靠我們自身的自覺性的，學校需要做的，不過是喚醒我們的道德意識，加以鞭策。讓我們帶著一顆道德的心來對待人和事，不需要利益的驅使，因為道德在我心，與利益無關。

第五篇：科技經費：利益與潛規則

“科學家精力的大部分，用在了申請項目、請客吃飯、拉關系上，用于科研的時間、精力和經費都少之又少。”

“科技部實際上已演化成一個控制大量科技經費的部門”。這是饒毅、鄒承魯、魯白三位科學家對科技部功能最為嚴厲的指責。

百億大財東的行政力量

據科技部、國家統計局等部門的資料顯示，中國每年大約有1000億元左右的科技經費投入，其中約150億由科技部來支配。

科技部支配的科技資金項目大致可分為：科技攻關計劃、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始于1986年3月——當時為了跟上和發展世界先進科學技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了《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綱要》)；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973計劃，根據1997年6月4日原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具體設立)；星火計劃(面向農業)；火炬計劃(面向高新技術產業化)；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國家重點新產品計劃；科技興貿行動計劃；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農業成果轉化基金等。

科技經費中的大項目，一般指國家科技計劃項目，即由科技部歸口管理的面向研究開發的國家三大主體科技計劃的項目和課題：863計劃、科技攻關計劃和基礎研究計劃(973)項目。

在科技經費的分配即科技計劃的申請、批準諸環節中，官員的“行政干預”最為科學家所詬病。官員的個人偏好，有時決定了科技經費的流向。

科技部一位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大項目決策，往往“并不是專家說了算，官員起了很大的作用。領導說要做什么事，馬上就可以花很多錢去做事情。”

高層官員的偏好也許決定了資金的最初走向。這是利益鏈條中最上面的一環。

而一層層的官員都有自己的偏好，這一切所形成的合力決定了資金走向的最終結果。善于跟官員打交道的人就可以得到資金，不善于公關的可能就得不到。“這就增加了獲得課題的成本”，這位人士說。

中科院院士郝伯林是1977年全國自然科學長遠規劃中物理學規劃總綱的起草人。他經過數次參與規劃之后認為，“搞規劃的專家，任務就是寫出文字材料交差，但規劃與實際政策的制定和經費劃撥沒有多少關系。”此后，郝伯林憤而退出這類邀請，再也不去“裝模作樣”了。

鄒承魯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在報上撰文批評科學管理體制的一些問題。開始的時候，“部里有會還找(我)，后來就慢慢不找了。”

鄒承魯的解釋是，“他們現在請的，都是自己的人。官員會說些誘導性的話，專家為了跟官員搞好關系，也說附庸的話，結果總是能符合領導意圖。你如果說了相反的意見，你就被邊緣化了。”

官員與專家的合力

周成虎，863“十五”第二屆“信息獲取與處理技術”主題專家組副組長，上屆海洋組主題專家，“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周成虎對《中國新聞周刊》稱，“非常大的項目在上面就申報完了，到不了我們這里。”

周所稱的“到不了我們這里”，是指863重大專項的決策，到不了主題專家參與決策的層面。863計劃分為兩種：一種是重大專項項目，一種是主題項目。863的專家組，也分為領域專家和主題專家兩種。

863計劃重大專項以重大產品、系統或工程為核心，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市場和應用為導向，突出國家目標，其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組建專項總體專家組、專項可行性報告論證、編制專項課題標書和指南、專項課題評審立項和專項執行等五個方面。

重大專項決策，一般由“專項總體專家組”和科技部高層共同商定，經過專項可行性論證和審評立項，就能確定下來。其過程比主題項目要簡單。這也就是在一些科學家口中流傳的“大錢不評、中錢小評、小錢大評”中所謂“不評”的項目。其中的關鍵，是“專項總體專家組”人員名單的確定。

這類重大專項評審簡化的另一個弊端，是官員的偏好之外，也為個別專家的偏好打開了方便之門。中科院一位科學家對《中國新聞周刊》稱，重大項目由于極高的封閉性，個別專家雖然自己回避項目申請，但其學生、親友、弟子，以及某些行政官員的親友，帶著各類相關不相關的課題，只要跟重大項目沾點邊，就都可以劃到這個圈子里來。

此類專家和官員，成為利益鏈條中的第二個環節。

這種撒胡椒面式的資金分配，喪失了重大項目的根本意義。“真正干活的，拿到的反而不多，這又有什么意義呢？”這位科學家反問。

“項目出來了對大家都有好處”

重大項目如此，那么主題項目呢？仍以863為例，其中玄妙，幾可與大項目比肩。

863的主題項目，以鼓勵原始性創新、攻克關鍵技術、掌握自主知識產權為導向，其管理工作主要包括課題指南的編制與發布、課題評審、課題立項、課題經費預算和課題執行等五個方面。

一位曾經任過中科院某所科技處處長的科學家溫瀾(化名)，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了評審立項的“潛規則”。

首先是按照指南寫項目申請書。申請書的質量當然首先要差不多。其次，找到科技部863辦公室的某個處。當然，某處與長期從事科研經費申請的溫瀾關系不錯。然后由該處請5位“牢靠”的主題專家，甚至可以由申請人本人親自在20人左右的主題專家組中挑選。

“在那么多的專家中，挑選幾個跟自己關系好、又有往來的專家，事情就十拿九穩了。”溫瀾說。

主題專家組的評審，分為“優良中差”等幾個等級。要想通過審評，一般來說就得保證每個專家的打分，不能低于“良”，最好是全“優”。因此，所請的5個專家，每一個都很重要。

主題專家組評審結果出來以后，評分并不當場公布。科技部主管部門的官員將評審結果取走，再交給領域專家審議。如果前者評審已經過關，領域專家一般不再會有異議。

可見，主題項目評審的關鍵人物，就是主題專家和某些部門官員。要搞好關系的核心也是他們。

經過立項和經費逐年劃撥之后，一般3年的項目，到兩年半的時間，會通知成果檢驗。

驗收的專家和當初批準立項的專家，基本上是同一撥人。驗收程序如下：

先由項目負責人作匯報，然后專家組開始討論。專家一般在10個左右，討論總體評價，由評審組起草，或由項目承擔人起草，達到什么水平，比如“項目達到國內領先水平”，措辭要逐句地琢磨，專家會說一兩句哪些方面略顯不足的話，但基調已定。

請專家驗收之前，項目負責人一般已經與專家打過招呼——提問題不要太具體，尖銳的問題不會提。專家如果提了尖銳問題，下次也許不會再請這個人。鑒定結果由評審組組長交給項目承擔方。

“科學界(的名聲)不是你自己吹出來的，是互相吹出來的，在哪兒都不可避免。項目出不來，就意味著在這個主題上面大家都出不來，而出來了對大家都有好處。”溫瀾自己作為評審專家，也參加過類似的驗收會，所以深有感觸。

在利益鏈條中的最末端，就是個別小專家和溫瀾這樣的受益者。

當然，按照溫瀾的說法，那些跟科技部有關部門和個別專家“關系不好”、只知道攻技術的倒霉蛋兒，就比較麻煩了。即便你申請的技術比別人強一點，也只能等著。溫瀾去年幫同行申請的一個項目，自覺技術水平還可以，但只能干等著。

項目申請下來之后的一個關鍵環節，是經費的使用。除了所里常規的以管理費的名義截留5%～8%之外，項目經費“真正用于搞研究的錢，占的比例反而不大，能有一半就不錯了。”這主要是因為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科研經費改革，使得科研人員沒有了基本的事業費，工資支出等生活費用也要從項目經費中得到的緣故。

也因為此，爭取項目便成為一條激烈的競爭通道。即便863和973最后流到個體科研工作者那里的錢再少，科學家也要爭取。

“科學家精力的大部分，用在了申請項目、請客吃飯、拉關系上，用于科研的時間、精力和經費都少之又少。”溫瀾直陳，這種情況已不再是個別現象。

當科學家淪為“乞丐”

科研行為不端、人才外流等是科技經費行政審批制下的必然結果。

中國科學院工程物理研究所教授吳邦賢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科研中的不端行為，已經遠遠不止抄襲、偽造、剽竊等，而更廣泛地存在于科研課題的申請、執行、評審的全過程。其中，大課題內定是利益平衡瓜分的結果，虛假成果更是比比皆是。

科研不端行為孳生的同時，大量科研人才外流。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教授周培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微生物所的博士，由于處境寒酸(周培瑾的一個助手，副高級職稱的科學家，一個月的基本工資只有幾百塊錢)，加之對科研不端行為的失望，大多人不安心，想方設法出國。微生物所培養的博士，現在在國外的人，比在國內的人多。20年來外流了近300名博士。

科技部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柳卸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相當一部分科研機構中，只有1／3左右的科研人員長期承擔政府科研項目，而一半以上的人員從未承擔過政府任務。部門屬公益類院所人均經費只相當于開發類院所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絕大部分科技人員年收入在1??5萬元以下，工作條件較差，生活待遇較低，“骨干人員特別是青年人才流失現象嚴重。”

近年來，國家相繼出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種種規劃，如1994年中國科學院的“百人計劃”、國家自然基金委的國家杰出青年研究計劃和1998年教育部以李嘉誠名義開設的“長江教授”計劃等。

但即便如此，近年出國和回國的科研人員，仍不成正比。何士剛在《良禽擇木而棲》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建立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研究經費分配體制，是吸引研究人員的最重要因素。”因為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科研人員在行政人員面前的人格扭曲。

一位叫做WXY466的網友，在對學者劉軍寧《發展科學，需要什么體制？》一文的回復中寫道：“學官成了主人，學者成了仆人。有一次我的一個科研項目開鑒定會，請來一個電子部的處長。這個處長是我們組里同事的哥們兒。吃飯的時候，這個處長得意地說，四川有個大學教授，著作等身，但叫他往東不敢往西。”

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深受儒家傳統文化影響，史學家陳寅恪曾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

求真求自由的科學家要在個別“學官”那里卑躬屈膝，為五斗米折斷了腰，怎么能防止大量科研人才外流呢？

故此，郝伯林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要讓管理部門的處長以及處以下的干部在研究基層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指揮權。他們只有了解情況以及送支持上門的任務。”

這也正是饒毅、鄒承魯等科學家建議取消“行政干預”的要義。

投入與產出的尷尬不等式

科技經費這幾年在不斷增加。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在一次報告中說，五年來(截至2003年)，國家財政用于科技的投入累計2670億元，比前五年增加了一倍。全國研究與實驗開發經費從509億元增加到1043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0??64%提高到1??1%，實現了歷史性突破。中央財政還較大幅度地增加了國家863計劃、自然科學基金、知識創新工程等專項投入。

這表明，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對于科技經費的投入，是在一直增加的。那么，與此相應的科技競爭力又上升了多少呢？

根據《2004年洛桑報告》及其他數據分析中國的科技競爭力，可以發現：2004年我國科技競爭力的總體排名是24位。比2003年的第29位上升了5位。

而近年來的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情況也不讓人樂觀。

國家自然科學獎的前身，是1955年國務院設立的“中國科學院獎金”。以前每兩年評選一次，1999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勵條例》頒布之后，改為每年評審一次。

這一獎項以其科學性、公正性和權威性在我國科學界享有崇高地位，基本反映了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的最高水平。以往的一等獎獲獎者包括李四光、陳景潤、唐敖慶、王淦昌、梁思成等大師級人物。

國家自然科學獎歷年來的一等獎獲獎情況如下：

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到，在1986年科技經費管理體制改革之后，中國科學界的獲獎能力不是上升，而是大大降低了。

國家科技獎勵工作辦公室，曾于1997年對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的科學家進行過調查，當時沒有一位科學家認為評審過嚴。一等獎減少，“只能說明我國基礎研究水平下降了”，新華社在關于科技獲獎情況的一篇文章中這么說。

科技部的“錢”世“金”生

中國科技部是國務院主管國家科學技術工作的部門,其前身是1956年5月成立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1970年6月，中央撤銷該機構。1977年9月科學技術委員會得以恢復。1978年，改為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

1998年3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部。現在其功能有二：一是統籌科技政策、科技規劃；二是組織科技項目、分配科技資金。

歷史上的國家科委和科技部，其管理職能也經歷了不同的階段。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科委并不管理中國科技經費，主要是行政管理和綜合協調。經費使用都是由項目承擔單位直接向國務院申請。

科技部的經費管理功能，是隨著時代發展衍生出來。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國家科委主要履行行政職能。比如，那時的國家科委還管轄現在的地震局、海洋局、知識產權局、科技干部管理等，基本上還是一個宏觀協調組織的部門，對于其它部委如教育部的科研院所等，也有業務指導的功能，但對于科技經費的干預并不大。

“國務院各部門科研事業費，以一九八五調整預算數(扣除一次性撥款，不扣除因進行改革試點而減發的撥款)，加上一九八五年因工資改革按規定應由財政負擔的經費為基數，連同增長的額度，自一九八六起，由財政部全部撥交國家科委統一管理。”

這條內容，決定性地改變了“國務院各部門科研事業費”的流程。此前，各部門直接對財政部；1986以后，“由財政部全部撥交國家科委統一管理”。

那么，彼時國家科委，怎么對科研事業費“統一管理”呢？

第五條清楚地指出：

“各類科研單位的科研事業費，按下列規定管理：

(一)主要從事技術開發工作和近期可望取得實用價值的應用研究工作的單位，國家撥給的科研事業費在“七五”期間逐年減少，直至完全或基本停撥。

(二)主要從事基礎研究和近期尚不能取得實用價值的應用研究工作的單位，其研究經費應該逐步作到主要依靠申請基金，國家只撥給一定額度的事業費，以保證必要的經常費用和公共設施費用

……

(五)科研單位減下來的科研事業費，三分之二留給國務院主管部門用于行業技術工作和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三分之一由國家科委用作面向全國的科技委托信貸資金和科技貸款的貼息資金……”

由這個文件可以明顯看出，這項旨在“放活科研機構、放活科研人員”的撥款制度改革，落實到利益分配層面，就是將科研單位原有的科研事業費，或者停撥或者減少，改為重大科研項目經費和信貸資金——原來的科研事業費是可以定期劃撥的，如今，一紙文件，使得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不得不通過申請科技資金項目的方式，來維持科研的持續和發展。

這種并無增量、只對存量進行調整的改革，涉及的核心是利益再分配。原有既得利益集團(科研機構和科研工作者)是客觀存在，撥款制度改革將其原有的利益改變為由科技部控制的利益，對于原有利益集團積極性自然調動不夠；再者，大部分減撥經費并沒有進入新機制，仍然條塊分割，對創新的產權、市場、企業、政府激勵改善也不大，資源利用效率改觀也不大。

但是，此種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使國家科委成為最容易為人詬病的經費管理者的同時，為此后一系列問題的發生，埋下了重重伏筆。

中國科學界的一批頂尖人士在《自然》“中國增刊2”中撰文指出，科技部實際上已經演化成一個控制大量科技經費的部門，中國每年大約有1000億元左右的科技經費投入，其中約150億由科技部來支配。由于行政官員對科技經費分配很難按項目本身優秀程度來確定，使得科技經費浪費與貪污情況無法避免。與此同時，大量科技人才為了爭取科技經費，不得不繞著行政人員轉。因此他們建議，將科技部管理科技資金的功能轉移到相對較為獨立、所受行政干擾較少、評審較為公正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部門。

此次來自《自然》“中國增刊2”的集中“發難”傳達了這樣一種信號，關于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探討目前已經集中到科技經費主導權這一核心問題上——誰來決定花錢，花什么錢，誰來花，怎么花。

由這個文件可以明顯看出，這項旨在“放活科研機構、放活科研人員”的撥款制度改革，落實到利益分配層面，就是將科研單位原有的科研事業費，或者停撥或者減少，改為重大科研項目經費和信貸資金——原來的科研事業費是可以定期劃撥的，如今，一紙文件，使得科研機構和科技人員，不得不通過申請科技資金項目的方式，來維持科研的持續和發展。

這種并無增量、只對存量進行調整的改革，涉及的核心是利益再分配。原有既得利益集團(科研機構和科研工作者)是客觀存在，撥款制度改革將其原有的利益改變為由科技部控制的利益，對于原有利益集團積極性自然調動不夠；再者，大部分減撥經費并沒有進入新機制，仍然條塊分割，對創新的產權、市場、企業、政府激勵改善也不大，資源利用效率改觀也不大。

但是，此種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使國家科委成為最容易為人詬病的經費管理者的同時，為此后一系列問題的發生，埋下了重重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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