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孫中山符號的消費研究

對孫中山符號的消費研究

摘要

符號化生存是歷史的必然，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符號消費是后消費時代的核心。它是指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除消費產品本身以外，而且消費這些產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義、心情、美感、檔次、情調和氣氛，即對這些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或“內涵”的消費。孫中山作為我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創(chuàng)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帶領中國人民發(fā)動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開創(chuàng)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先河。這樣的一個人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舉足輕重的，是備受歷代中國人民尊敬、崇拜和敬仰的。正是由于孫中山先生在我國有著這樣崇高的地位，隨著當代我國政治、經濟、商業(yè)和文化的繁榮，隨著我國消費革命的狂熱進行，孫中山卻作為一種消費符號在我國萬世流芳，在消費革命這場戰(zhàn)斗中各路消費諸侯紛至沓來。

關鍵詞：符號消費孫中山

符號化生存是歷史的必然，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所以，對于符號化的生存我們只能適應，并要加以利用。

所謂符號，是指能代表自身之外事物的事物。符號消費是后消費時代的核心。它是指在消費過程中，消費者除消費產品本身以外，而且消費這些產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義、心情、美感、檔次、情調和氣氛，即對這些符號所代表的“意義”或“內涵”的消費。如果說消費的符號指的是通過消費來表達某種意義或信息的話，那么，符號消費是將消費品作為符號表達的內涵和意義本身作為消費的對象。它包含下面幾個層次：首先，作為消費品外觀上的示差符號(物的第一層次符號)，如造型、色彩、圖案、包裝等等，傳達了產品本身的格調、檔次和美感，已經成為消費的對象，成為消費過程中的組成部分。其次，消費品的地位象征符號(物的第二層次符號)，如消費品所代表的社會地位、身份和品位(即社會含義)，以及與之相連的自鳴得意等心理體驗，也是消費的對象和內容。第三，消費品的消費環(huán)境，作為消費的空間符號，同樣是消費的一個內容。第四，消費的儀式，如服務程式，作為一種符號，也可以是消費的一個內容。

孫中山作為我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先行者，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創(chuàng)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帶領中國人民發(fā)動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開創(chuàng)了中國民主主義革命斗爭的先河。這樣的一個人物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是舉足輕重的，是備受歷代中國人民尊敬、崇拜和敬仰的。正是由于孫中山先生在我國有著這樣崇高的地位，隨著當代我國政治、經濟、商業(yè)和文化的繁榮，隨著我國消費革命的狂熱進行，孫中山卻作為一種消費符號在我國萬世流芳，在消費革命這場戰(zhàn)斗中各路消費諸侯紛至沓來。一時間，中山服飾、中山旅游、中山題材電影書籍、中山文化令消費者目不暇接。歷史就是這樣，一旦某一事物與時尚或名人符號聯系在一起，便會出名的一塌糊涂，火的變焦。

中山裝是由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紀初設計的一款融合歐美和中國古典風格的服裝。自中山裝問世以來，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山裝就大為流行，一度成為中國男子最喜歡的標準服裝之一。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經常在公開場合穿中山裝，西方也習慣稱中山裝為“毛裝”。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國億萬成年男性大多穿中山裝，中山裝一度成為我國的“國裝”。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裝和其他時裝開始流行，中山裝漸漸被人們遺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出席重大活動時依然習慣穿中山裝。在中國，中山裝由于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和設計人物，它不僅僅是一種服裝，更有著豐富的內涵。作為中國新的民族服裝。孫中山先生闡述該服裝的思想和政治含義：衣服外的四個口袋代表“國之四維”（即禮、義、廉、恥），前襟的五粒紐扣和五個口袋（一個在內側）分別表示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學說（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還有監(jiān)察權在領口（紐扣）和內側（口袋），以彰顯監(jiān)察權的人民監(jiān)督作用）；左右袖口的三個紐扣則分別表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愛），衣領為翻領封閉式，表示嚴謹的治國理念；衣袋上面弧形中間突出的袋蓋，筆山形代表重視知識分子，背部不縫縫，表示國家和平統(tǒng)一之大義。可以說，中山裝在出現之初就不僅僅是一款服裝，它代表的是孫中山先生對國家統(tǒng)一、民主共和的強烈渴望，代表的是中國人民對國家統(tǒng)一、民族富強、生活幸福的渴望。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處于帝國主義的侵略之下，物質文化極度落后，封建的服裝過于陳舊，新的服裝又沒有形成，服裝款式大多是從歐美流行而來的，在這個時候中山裝作為我國的民族服裝，自然就成為人們熱衷的服裝，穿中山裝

不僅因為它好看時尚，更表現了一種愛國主義情懷和與帝國主義誓死斗爭的精神。在毛主席時代，毛主席帶領我們創(chuàng)立了偉大的新中國，他就是人民心目中的神，而中山裝是毛主席經常穿的裝扮，它也就自然成為中國男性最為中意的裝扮。在這時候穿中山裝更多的是表達的對毛主席的崇敬和熱愛，對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順利完成的歡欣和鼓舞。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山裝開始打上政治的烙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領導人在重要場合依然習慣穿中山裝，這更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山裝是我們的民族服裝，它代表著我們中華民族，代表著我們中華民族為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斗的歷史，代表著我們國家領導人對無數革命先烈的無限的崇敬。從中山裝的問世到現在，人們選擇穿中山裝無一不是因為中山裝背所代表的深刻的內涵。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在這個特殊的季節(jié)，中山裝因其豐富的內涵受到不少年輕人的喜愛。他們穿著中山裝拍婚紗照、畢業(yè)照等，即可表達對百年辛亥的緬懷之情，又可顯得時尚而又莊重。

對孫中山符號的消費的另一個方面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開發(fā)的一系列旅游服務，比較有代表性的旅游景點有：南京中山陵、中山影視城、孫中山故居、孫中山紀念館等。圍繞著這些景點所開展的旅游服務也正進行的如火如荼。其中，南京中山陵是孫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地；孫中山故居是孫中山先生成長的地方，是國家4A級景區(qū)；而中山影視城是新世紀集旅游觀光、愛國主義教育和影視拍攝等于一體的新主題文化旅游景點。中山影視城是沿著一代偉人孫中山先生的革命足跡，濃縮他在中國和世界各地從事革命活動的紀念地而建造起來的，集中反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華民族、民主革命進程，同時又展現了以中山市為代表的地域文化，形成一個既有革命紀念意義又有歷史文化品位的多功能綜合文化旅游城。這些地方不僅展現了孫中山先生的出生和生長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還展現了孫中山先生的愛國主義精神、思想體系和革命實踐。人們在這些地方旅游不僅可以娛樂身心，更多的是由于內心中對孫中山先生的崇敬，在這里消費的不僅僅是旅游服務，更多的是歷史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是關于孫中山先生等中國民主主義先行者如何為反對封建主義和殖民主義而奔走呼號的的教育。

接下來我們談談中山題材的影視和書籍。近年來隨著影視產業(yè)的發(fā)展和書籍的出版，關于孫中山先生的影視劇和書籍也頻頻問世，如電影《十月圍城》、《孫

中山》、《辛亥革命》等，電視劇《走向共和》等，書籍《孫中山評傳》等。這些影視和書籍作品不僅反映了孫中山先生的生平和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族民主革命奔走的歷程，更反映了中華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這些影視劇和書籍的問世在豐富人們文化生活的同時也為國民提供了更多的關于愛國教育的題材。

在所有的關于孫中山的消費中，人們消費的并不是產品本身，而更多的是孫中山這個符號所代表的符號內涵。仿佛孫中山國父的形象早已成為過往，孫中山也只是變成了娛樂時代的一個時尚元素。我時常在想，是什么把我們的國父變成了這樣的商業(yè)元素符號？與其說是我們偉大的愛國主義教育的需要，其實我覺得更多的是營銷、公關、廣告的宣傳作用，究其本質是我們市場經濟運行的杰作。我們幾十年的物質發(fā)展成就超過了我們歷史上幾千年的總和，是我們的智慧比我們的祖先進步了嗎？但是，我們并沒有形成比老莊思想、儒家思想更為進步高深的思想，可見我們的智慧并沒有進步。那到底靠的是什么？對，靠的就是我們實行了市場經濟，靠的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科技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市場經濟的運作催生了商業(yè)的發(fā)達，商業(yè)的繁榮靠的是物質的豐富。然而，隨著物質的豐富，供過于求，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已經不滿足與單純的物質需求，人們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而在供過于求的供求背景下，商家要賣出產品也不能僅僅靠賣商品概念，他們必須得為自己的產品注入些新的可以滿足人們精神層面需求的概念。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孫中山先生作為我們的國父，他的生平和實踐可以很好地滿足人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歷史探索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孫中山先生自然而然就被符號化啦。這都是市場經濟運行的結果。

孫中山先生被符號化的秘密就是市場經濟的運行。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發(fā)展需要這樣的商業(yè)符號。

第二篇：對孫中山的評價

蘇厚旭10旅游管理二班44號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北宋名相范仲淹稱贊嚴先生為“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我認為這句話來稱贊孫中山先生也毫不為過。孫先生作為中華革命的先驅，一生為中華之解放和民主、富強而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其去世后百余年間，國共兩黨雖為政敵，但卻一致尊稱孫中山先生為國父，我認為這足以證明孫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其功績之流芳百世！

縱觀孫先生之一生，其為革命奮斗三十余年，先后成立了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制定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的綱領，又總結了“民主，民族，民生”三民主義，在自己的革命果實被篡奪后幾次又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路線和新三民主義，并創(chuàng)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近現代軍事家的搖籃“黃埔軍?！保涔儬q爍，對中國的近現代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25年，孫先生為了共和事業(yè)扶病強行北上，不幸病逝于北平，在為其送葬的10天里，先后有74萬多人前往為其送行，詩人原野說：人死了，讓別人灑下誠實的淚，數一數，那是人生價值的珍珠。孫先生，雖然去世時無甚家產，但可堪稱這世間最富有的人了。

我認為孫中山先生之所以能夠贏得無雙的殊榮，不僅僅是由于他所建立的功業(yè)，更是由于他作為中華革命的先驅所變現出來的那種為國為民殫心竭力，雖歷經艱難困苦終不放棄追求中華之民主獨立的高尚品格。所以孫先生被國共兩黨都尊為“國父”，因為他的高尚的品格作為一顆耀眼的明星，一直激勵著后來的革命志士為了中華之徹底解放和民主而奮斗終身。我們當今的大學生雖然不用去為中華解放民主事業(yè)拋頭顱灑熱血，但應該學習孫中山先生的胸懷大志，報效祖國，為國為民謀福利的志向和歷經艱難險阻終不放棄夢想的品格！

老子云：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孫中山雖然逝世時只有59歲，還沒到退休年齡，但其思想和道德的光芒卻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經歷百年不衰。彭祖雖活800歲，不能稱之為真正的長壽；孫中山雖活了59歲，但其言行卻流芳百世。孫先生59年的歲月中，有三十多年都在為了振興中華而不懈努力，在世界上都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他的振興中華的理想激勵著世界各地的中華兒女不懈努力，其精神也成為中華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對我們來說，活100年不為長，活50年亦不為短，重要的是我們要在這一生中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能夠為國家和人民作出一些有益的事，這樣或許就是“朝得道，夕死可矣”。

孫中山先生是我們的民族英雄，是我們中國的“國父”，雖然他有生之年沒有實現中華的解放和振興，但他的崇高的精神和風尚將會激勵著炎黃子孫為中華的振興而不斷努力，等到中華真正振興的那天，我想孫先生庶幾無憾了！最后用原野的詩《人生》來形容孫中山先生的一生，也作為自己的勉勵。

從自己的哭聲開始，在別人的淚水里結束，這中間的時光，就叫做幸福。人活著，當哭則哭，聲音不悲不苦，為國為民啼出血路。

人死了，讓別人灑下誠實的眼淚，數一數，那是人生價值的珍珠。

第三篇：世界各地孫中山的研究狀況

世界各地孫中山研究現狀

肖營子高級中學

唐友整理

201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紀念日。孫中山作為20世紀的偉人，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世界。多年來，一些國家對他生平事業(yè)的介紹與研究，一直方興未艾，使“孫學”研究成為一種經久不衰的世界現象。

一、日本的研究情況

（一）、日本學界對孫中山的研究

日本堪稱是世界各國中孫中山研究成果最豐盛的國家。據其學者山口一郎在1984年的《日本有關孫文著作論文目錄》中之統(tǒng)計可知，它共出版了孫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著作274部（內有譯著33本），另有相關的論文近490篇。最近20多年來，其孫學研究成果至少也有成倍增長。日本長期來出現“孫文研究熱”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它與孫中山及其革命活動有著密切關系之故。

日本人對孫中山的關注，始于1895年孫策動廣州反清起義失敗后亡命日本之時。從那時起到1925年孫先生病逝，是日本研究孫中山的第一個時期。這期間有20多本介紹與評述他生平事業(yè)的論著面世。其中主要有：宮崎滔天的《三十之年之夢》（1902年）、伊藤銀月的《孫中山與黃興》（1911年）、內田良平的《支那觀》（1913年）；吉野作造的《支那革命小史》（1917年）、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1921年）等，而尤以宮崎和北一輝的兩書影響最大。另外，還有介評孫中山的文章140多篇。日本這些“研究孫文的古典著作”，反映了同時代日本人之“孫文觀”——對孫的認知與評論。當時出現了兩種相反的看法：宮崎在世界上的第一部“孫傳”《三十三年之夢》中，介紹了孫先生滿懷激情的革命理想，及其最早開創(chuàng)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實況，向世人描繪與展現了“作為民主主義者、復活亞洲民族之民族主義者及富有社會革命理想之革命家的孫文”。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對孫貶多于褒，謂“孫君的理想與支那的要求相謬”，不是革命黨的理想，并進而否認孫中山及其思想對辛亥革命指導性，認為將孫“視為支那革命權威”實屬荒謬。

從孫去逝到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這20年（1926—1945年），是日本孫中山研究的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出版了研究孫文的著作30多部，其要者有布施勝治的《列寧的俄國與孫文的支那》（1927年）、鈴江言一（王樞之）的《孫文傳》（1931年）、高橋勇治的《孫文》（1944年）、平野義太郎的《大亞細亞主義之歷史基礎》（1945年）等，另有相關的研究論文近70篇。日本學界從這時開始譯介孫的著作。其中山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研究三民主義或孫文思想的論著驟然增多。這是因為三民主義作為中國國民革命或抗日運動的原理，實然引起了日本人的注目，而大亞洲主義又被視為日本“大陸政策”的指導理念倍受重視；二是與研究內容的政治化有關，其研究陣營分為右翼和左翼。右翼學者在“重新探討”三民主義的幌子下否定或曲解它，并在“東亞新秩序”的新指導原理中加進三民主義。他們在論及孫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時，則認為他主張中日親善，是提出“大東亞共榮圈”或“東洋共同體”原理的人。左翼學者中雖有人稱頌孫晚年是轉向無產階級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并認為其1924年在日本演講大亞洲主義是要日本放棄霸權主義，及主張世界被壓迫民族求解放。但多數人皆指責他否認階級斗爭與擁護儒教思想，而視其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日本在二戰(zhàn)后——第三個時期（也有人主張戰(zhàn)后分為兩個時期）的孫中山研究有了大拓展。這不僅表現在研究資料的好轉與學術成果的大幅度增加，而且更在其研究內容的豐富與細化，對孫中山的認識有了很大提高。久保田文次教授在論及這些問題時指出：從上世紀50年代起，“日本出現了反省和重新認識中國近代形象與孫文的形象”的形勢。的確，野澤豐的《孫文——革命尚未成功》（1962年）與《孫文與中國革命》（1966年）、藤井升三的《孫文的研究——特別以民族主義理論之發(fā)展為中心》（1966年）、車田讓治的《國父孫文與梅屋莊吉》（1975年）、池田誠的《孫文與中國革命——孫文及其革命運動史的研究》（1983年）、藤村久雄的《革命家孫文——革命尚未成功》（1994年）、田所竹彥的《孫文——一個看到百年之先的人》（2000年）等等著作的出版，及大批研究孫中山與中國革命問題論文的面世，“顯示出日本學界中孫文研究的不斷深入”。

這一時期，日本學界在拓展孫中山研究的內容方面主要做了3項工作：一是拓展了孫中山與日本朝野交往關系的研究。山口先生認為：“這是在日本的孫文研究中，取得最好成績的領域”；二是深化了孫中山與中國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諸問題的研究，出現了不少新論著，充分肯定孫在中國革命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三是進一步拓深了對孫中山思想尤其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的研究。日本學界的主流意見認為：“在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中，孫文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論最具綜合性、系統(tǒng)性，最為進步”，并指出其思想具預見性，為中國現在之改革制下藍圖，他晚年宣揚儒學是出政治考慮，而非思想之本質。在論及大亞洲主義的問題時，有些學者則對以往研究上的謬誤進行了反省和糾偏。正是上述這些帶來了日本學界孫文研究活動的繁榮。

(二)日文主要著作

1、三十三年之夢(三十三年の夢)

宮崎寅藏(滔天)著，1902年日本(東京國光書房)即出版單行本。1903年，黃中黃(章士釗)譯錄的《孫逸仙》，作為《蕩虜叢書》之一在上海出版。同年有金天翮(金一)的全譯本。1981年，香港林啟彥據香港佚名的舊譯稿，重加翻譯、注釋、整理，以《三十三年之夢》書名，由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共同出版。全書322頁，大32開本。20萬字。該書原有孫文序言。章譯則有章太炎、秦力山及章氏本人所作的序，影響至大。林啟彥譯本還附錄三種資料：(1)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夢》解說(吉野作造著、陳鵬仁譯)；(2)《先父寅藏的一些事跡》(宮崎龍介著，林啟彥譯)；(3)宮崎寅藏與中國革命活動編年紀要［1871～1911］(林啟彥編)?！度曛畨簟放c孫中山?宮崎寅藏的《筆談殘稿》，是研究孫中山早期革命活動與孫中山日本關系的重要資料。

2、中國革命實見記(支那革命實見記)斷水樓主人(池亨吉)著。1911年金尾文淵堂出版。此前已刊于《大阪朝日新聞》上。全書正文21節(jié)，詳細記述孫中山領導鎮(zhèn)南關起義之準備、發(fā)動過程。附錄孫中山、胡漢民等人有關鎮(zhèn)南關起義之通信，有裨史事。

3、中國革命小史(支那革命小史)吉野作造著。1917年萬朵書房出版。全書8章，介紹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戰(zhàn)爭期間的革命活動；并對辛亥革命運動主要領導人孫中山等的生平、革命組織的體系、共和政府的狀況以及革命運動之結果予以分析、敘述。

4、孫文傳(孫文傳)王樞之著，1931年，作為“偉人傳記”第22卷，由改造社出版。經中江［兆民］會整理，昭和二十五年(1950)以著者真實姓名——鈴江言一——由東京巖波書店再版發(fā)行，昭和四十一年第二次印刷。原書附圖13幅，再版時全部撤去，改為在卷首刊著者相片。全書567頁。正文有著者序，前篇八章，后篇三章。再版時加上中江會的前言及伊藤武雄的跋。第二次印刷時，再加上伊藤武雄的出版說明及追記。上述四篇附加文字，詳細介紹鈴江言一(華名王樞之)的在華經歷，與中共蘇兆征等人關系及其受中江兆民(丑吉)的影響。著者有在華的親歷，書稿完成于北平。是1949年以前僅見的日本人研究孫中山嚴肅的頗具規(guī)模的傳記。該書在日本影響頗大，故在昭和四十一年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時第二次印刷發(fā)行。

5、關于三民主義民族理論之研究(關于三民主義民族理論之研究)山本秀夫著。1941年東亞研究所出版。全書分前、后兩篇，共5章，即三民主義民族理論之建立與發(fā)展；三民主義民族理論之變遷；三民主義之理論基礎；三民主義民族理論之基本原則；民族革命之理論與方略等問題。該書以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理論大體經歷過三個階段：種族主義，五族共和主義及反帝的積極的民族主義。其基本精神是以建設民族國家為最終目的的民族自決原則。

6、中華民國革命秘笈(中華民國革命秘笈)萱野長知著。1941年皇國青年教育協(xié)會出版。全書正文431頁。附中華革命黨《黨員誓約書》640份。該書在卷頭刊有相關名人題字及萱野保存的詩文、實物圖片百數十幅。卷后有《革命秘話》、《唱和集》及《孫中山年譜》等。全書有著者序及正文18章。著者系孫中山最信賴的同志，終生交往毫無芥蒂。該書即是根據著者所知、所歷、所思，和所保管的中華革命黨資料等文獻史料撰寫成的以孫中山生平為中心的中國革命史。該書雖然是在1940年出版，但大體上仍然是以介紹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思想學說為主，并非為汪偽及日本侵華捧場，這是值得肯定的。不過，他在書中講到的中山強調“大亞細亞主義”、“日支提攜”，在全文刊載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講演”時用空格處理一些不利于日本的詞句，仍然可以認為，此書之出版，是有利于日本當時的國策的。

7、孫文(孫文)小野則秋著。1948年大雅堂出版，大雅堂“傳記叢書”之一種。該書以孫中山本人的記述為主，簡要、系統(tǒng)地介紹孫一生的主要活動。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思想，現在已經受到戰(zhàn)敗后日本知識分子們的注意，它對于重建戰(zhàn)后混亂的日本，也能給予許多思想上、實踐上的啟示。

8、孫文——革命尚未成功(孫文——革命ぃまだ成らず)野澤豐著，1962年，東京誠文堂新光社出版。全書正文254頁。附年譜、征引書目、索引。該書規(guī)模不算太大(日文約15萬字)，但它著作立場與建國后中國內地所普遍采用的大體一致，對孫中山的歷史功績充分肯定，對孫中山的生平活動作實事求是分析，是20世紀50年代日本學者研究孫中山的代表作。

9、孫文與日本(孫文と日本)貝塚茂樹著。1967年，講談社出版。全書201頁，附孫文略譜。出版此書時，貝塚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他原來受講談社委托撰寫《孫文傳》，擬從日本人立場，考慮以日本與中國國民革命的關系為中心去寫。后來經與宮崎寅藏之子龍介等與孫中山有關系的日本人的后裔采訪后，并由他們提供殘存資料，撰成此書。該書還征引了京都大學圖書館館藏的多種報刊。全書7章，結構嚴謹，敘述平實，評論客觀，是日本學者撰寫的以“孫文與日本”為題內容比較完整的一種讀本。

10、孫文救國的熱情與中國革命(孫文救國の熱情と中國革命)堀川哲男著。1973年東京都清水書院出版，1981年第二次印刷。此書出版時，著者系京都大學教養(yǎng)部助教授。全書正文225頁，5章，另附《孫文年譜》及參考文獻。在日本學者研究孫中山或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的諸著作中，崛川這本《孫文》專著出書較晚，參考了相關的所有重要著作，是一本篇幅不算太大，但構思精密，史料引用準確，有著者個人觀點的研究結晶。該書高度彰顯孫中山的愛國意識及其在中國革命史上不朽的地位。

11、國父孫文與梅屋莊吉 支持中國的日本人的生涯(國父孫文と梅屋莊吉 中國に捧げたある日本人の生涯)車田讓治著，國方千勢子述。1975年，六興出版。全書436頁。該書著者參考了“梅屋莊吉文書”，即梅屋家藏史料，訪問了相當多的梅屋關系者，資料較為豐富，通過梅屋與孫中山交往史事，從一個重要方面敘述了孫日關系史。該書總體上屬于記錄史學(相當于口述歷史)范圍，征引資料又未注明出處(一些標明為“聞書”，即紀聞)，故征引該書時尚須考證。

12、孫文與中國革命(孫文と中國革命)野澤豐著。1966年巖波書店出版。全書216頁。它是《孫文——革命尚未成功》一書的姐妹篇。全書5章，即日本的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讓人民當皇帝；依靠平民革命建立民國政府；聯俄、容共、扶助農工；革命尚未成功。該書在孫中山的日本觀、共和思想及革命觀等方面，均有獨到見解。

13、孫文研究——以其民族主義理論發(fā)展為中心(孫文の研究——とくに民族主義理論の發(fā)展を中心として)藤井昇三著。1966年勁草書房出版。1983年小作修訂后再版。全書4章，附詳細參考文獻。正文286頁，精裝。著者系東京電氣通信大學教授，長期從事中日關系史研究，曾參與編寫《日中關系史的基礎知識》一書。《孫文の研究》是著者的一部力作，四章分別是：(1)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的孫文與日本；(2)1919年的南北議和與孫文的民族主義之轉變；(3)轉變后孫文的民族主義之發(fā)展；(4)1924年孫文訪日與“大亞洲主義”講演。該書結構完整，史料充實，征引了相當多檔案原件，考證詳密，立論嚴謹，實際是一部規(guī)模宏大的“孫中山與日本關系史”。該書指出，孫中山向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轉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1919年，闡明了孫中山的列強觀、對日觀的發(fā)展過程。

14、現代中國革命的起源——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現代中國革命の起源——辛亥革命の歷史意義)菊池貴晴著。1970年嚴南堂書店出版。包括序章及結語凡12章，系統(tǒng)地介紹、分析辛亥革命運動的時代背景、革命路線、革命理論、運動發(fā)展過程，及其歷史成果與意義。該書概括地總結了戰(zhàn)后日、中兩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具有百科全書一樣的利用價值，故野澤豐譽之為是一本劃時期的著作。

15、中國社會主義的黎明(中國社會主義の黎明)狹間直樹著。1976年巖波書店出版。該書從政治思想史角度研究辛亥革命時期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是如何熱愛、理解、傳播西方社會主義思想歷史的，著重討論以《民報》為中心的革命派思想家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及朱執(zhí)信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等問題。指出其對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發(fā)展的影響和歷史作用，認為是整個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

16、中國國民黨左派之研究(中國國民黨左派の研究)山田辰雄著。1980年慶應通信出版。精裝。全書321頁，8章，包括第一章序章及補章。其余各章是：(2)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過程中孫文思想的變化與發(fā)展；(3)孫文指導下的汪精衛(wèi)的任務(1924～1925)；(4)圍繞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汪精衛(wèi)與蔣介石(1925～1926)；(5)武漢國民政府中的國民黨左派(1926～1927)；(6)改組派的政治路線(1927～1930)；(7)結論?！堆a章》題為《日本最近關于中國現代史之研究》系對藤井昇三《孫文の研究》一書所寫的書評。該書是一部論文集。著者有感于相關研究的乏力，故以孫中山研究為出發(fā)點，深入探索，撰寫了這組文章，最后結集。專門研究國民黨左派的著作，該書在日本為僅見。

17、布引丸 菲律賓獨立軍秘話(布引丸フイリピン獨立軍秘話)木村毅著。1981年東京恒文社出版。全書242頁，分為12章。精裝。著者木村毅系評論家、作家、文學博士。該書在著者逝世后出版，有序無跋，亦無征引文獻及人名索引?！安家枋录笔?899年發(fā)生的由日本運送軍械至菲律賓供獨立軍反美，該船中途沉沒，因而引發(fā)追查中村彌六舞弊問題的案件。孫中山為購械聯絡人，在此案中居于重要地位。對于事件原委，該書有詳盡敘述。缺點是相關敘述資料來源不明。

18、孫文與神戶(孫文と神戶)陳德仁、安井三吉著。1985年神戶新聞總合出版センタ-出版，1989年再版。精裝。正文274頁，附“孫文と神戶關系年表”。該書出版時，日籍華人陳德仁系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館長、孫中山紀念館副館長；安井三吉系神戶大學教養(yǎng)部教授。該書征引資料達130余種，內容充實，敘述嚴謹。就神戶一地而言，可謂全景式展示了其與孫中山的關系，翔實可觀。該書體裁，系采用問答式進行，相互補充，尤具可讀性。該書還詳實考證了1895年廣州重陽起義失敗后孫中山、陳少白、鄭士良流亡抵神戶之初況，糾正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記述之失誤。

19、孫文?《大亞洲主義》講演資料集(孫文?講演《大ァジァ主義》資料集1924年11月日本と中國の歧路)陳德仁?安井三吉合編。1989年京都法律文化社出版。精裝?！皩O中山紀念會研究叢書”之一。全書344頁。分7部分：(1)《大亞細亞問題》原文；(2)訪問?會談記；(3)報刊的評論；(4)補充史料；(5)關系者的回憶；(6)孫文的日本觀；(7)其他。另附“英文篇”十則。該書還有陳德仁的序，安井的跋，以及安井研究孫中山“大亞細亞問題”講演的長篇文章《講演〈大亞細亞問題〉的成立及其構造》。1924年11月28日孫中山在神戶所作的“大亞洲主義”講演(原題為《大亞細亞問題》)，是孫中山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相關資料，通讀該書，可一覽無遺。

20、移情閣遺聞 孫文與吳錦堂(移情閣遺聞孫文と吳錦堂)中村哲夫著。1990年京都阿吽社出版。橫排本，精裝。全書212頁。分7部分：孫文在大正二年的來日；吳錦堂與三井財閥；孫文與東亞同文會；上海紳商們的抬頭；中國同盟會的成立與孫文；革命的胎動；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附《謝辭》及人名索引。移情閣系原籍浙江的日本富商吳錦堂在神戶舞子海濱建造的一座別墅，又稱“六角堂”(近年因修造明石海峽大橋已易址完全遷建)，1913年春孫中山正式訪日時，吳錦堂曾于該處接待。

21、醇厚的日本人 孫文革命與山田良政?純三郎(醇なる日本人 孫文革命と山田良政?純三郎)結束博治著。1992年，東京プレジデント社出版。精裝。全書5章，即：(1)雄飛之夢；(2)與孫文的邂逅；(3)繼承兄志；(4)無私的奔走；(5)孫文的遺訓。另有序、跋、《山田良政?純三郎年譜》、參考資料及山田純三郎的《上海余話》。全書331頁。著者長期任日本共同社記者及該社高層負責人。他雖然不是專門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但因與純三郎之子山田順造為上海北部小學時的同學、知友，受順造委托并提供資料，撰寫過程中還得到藤井昇

三、久保田文次、中村義教授及阿部弘幫助，故有相當的學術水平。其中介紹菊池九郎、良一父子與山田兄弟的親屬關系及菊池九郎(山田兄弟之叔父)乃后藤新平之恩人的關系，有助于研究純三郎日后在“滿鐵”任職而專事幫助孫中山，以及孫與后藤的二十余年交往之淵源。此段史實，為他書所未見。

22、孫文與亞洲(孫文とアジア)《一九九○年八月國際學術討論會》日語版編輯委員會編，代表人狹間直樹。精裝。該書是1990年中山市舉行的“孫中山與亞洲”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1993年，東京汲古書院出版?！皩O中山紀念會研究叢書”之Ⅱ。全書328頁，分4部分：(1)孫文與亞洲；(2)孫文與亞洲各民族；(3)孫文與日本；(4)孫文的西方知識。

23、孫文與日本(孫文と日本)沼野誠介著，株式會社キセロム1993年出版。著者系東京櫻美林大學講師，從事東京都日中友好協(xié)會活動。全書229頁。內容豐富，其中第11章專門介紹中國內地、臺灣以及日本等各方面對孫中山的評價。該書征引草野心平(1923年開始在嶺南大學讀書并任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官員)的《支那點點》一書(三和書房出版，已絕版)的部分內容，介紹草野與孫中山的交往，有關記載為它處所未見。

24、萱野長知研究(萱野長知研究)崎村義郎著，久保田文次編。1996年高知市民圖書館出版。精裝。全書421頁。正文21章。另有崎村的序，久保田的編者說明，參考文獻，解說(久保田撰《萱野長知與中國》）及《萱野長知略譜》，久保田的后記。該書著者崎村系明治大學法學部畢業(yè)，萱野同鄉(xiāng)后輩。著者逝世于1989年。該書由日本女子大學教授久保田文次整理出版。該書參考文獻極為繁富，對有關萱野與孫中山交往的史料，均加征引。

25、孫文與華僑(孫文と華僑)日本孫文研究會、神戶華僑華人研究會編，1998年東京汲古書院出版。精裝?！皩O中山紀念會叢書”之Ⅲ。該書486頁。系“孫文誕辰130周年紀念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全書除基調講演外，分3部分，即：(1)孫文的思想與行動；(2)孫文與華僑華人；(3)孫文與中華文明。

26、萱野長知?孫文關系史料集(萱野長知?孫文關系史料集)久保田文次編。2001年高知市民圖書館出版。全書正文660頁。精裝。包括萱野長知著述；萱野長知書簡、電報、談話；萱野長知關連資料；萱野長知舊藏。宮崎世龍筆記保管的孫文關系史料(英文編)；萱野長知舊藏?宮崎世龍保管的孫文關系史料(中文?日文編)各大類別。附解說：(1)宮崎世龍撰《萱野家藏孫文資料》；(2)久保田文次撰《關于萱野長知舊藏、宮崎世龍筆記保管的孫文關系史料》；(3)《收錄文獻目錄》，以及索引。久保田文次并撰序跋。該書是《萱野長知研究》的姐妹篇，在關于與孫中山有密切的日本人資料編纂中，該書是繼《宮崎滔天全集》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其所保存的有關孫中山資料，與前者各具價值，且多屬從未披露者。萱野長知受孫中山委托保管中華革命黨資料，除了在《中華民國革命秘笈》中小部分已公開外，函電方面，多為該書所刊錄。故于研究孫中山而言，此書具有重大價值。

27、辛亥革命的多元結構(辛亥革命の多元構造)日本孫文研究會編，2003年12月東京汲古書院出版，全書442頁。精裝。孫中山紀念會研究叢書之IV，系“辛亥革命9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神戶)”論文集。分6部分，有衛(wèi)藤沈吉的開幕詞、野澤豐的閉會詞及中村哲夫的編輯后記。其中蔣海波的《神戶華僑與中華革命黨——以“王敬祥關系文書”為中心》詳細介紹了由中華革命黨神阪支部長王敬祥后人王柏林(現神戶孫中山紀念館副館長)保存的與孫中山、中華革命黨有關的176件資料的情況。

二、俄國的研究情況

（一）、前蘇聯學界的孫中山研究

蘇聯領導人列寧于1912—1913年對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論述，及后來斯大林對此的有關評論，一直影響和指導著前蘇聯學界的孫中山研究活動。據美國紐約1977年出版的《蘇聯對孫中山的有關學術資料》之統(tǒng)計目錄可知，蘇聯在上世紀70年代前共出版了研究孫中山的書籍和論文385種，以后在這方面的成果當有所增加。其孫中山研究大致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為20－50年代，主要論著有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的《孫中山——中國革命的父親》（1924年）與《中國革命家的記錄》（1926年），及20年代出的論文集《論孫中山主義的研究》等；其后期是60年代至蘇聯解體，主要著作有齊赫文斯基的《孫中山——對外政策觀點與實踐（1885—1925年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斗爭史略）》（1964年）及《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家、蘇聯的友人——孫中山》（1966年）、葉爾馬什耶夫的《孫中山》（1966年）、葉菲莫夫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孫中山（1911—1913）——史實與問題》（1974年）與《孫中山1914—1922年對道路的探索》（1981年）等；在論文方面，則有《孫中山誕辰一百周年（1866－1966）紀念集》（1966年）和《孫中山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紀念集》（1987年）為代表。

前蘇聯學界對孫中山的研究論述，涉及之面較廣，內容豐富，且尤重視其思想研究及對他歷史地位的評價。史家們雖在一些問題上存有歧見，但整個學界大都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兩分法來研究評價孫中山，認為他是中華民國初期的關鍵領導人，既有成就，又有缺點，既受人尊崇，又不是個完人。

前蘇聯史學家在論及孫中山與中國革命問題時，一方面充分肯定他領導的辛亥革命具有民主主義革命性質，認為對此“不存在任何懷疑”，而其本人是“中華共和國的創(chuàng)造者”，及中國人民為了國家獨立、統(tǒng)一和自主而從事解放斗爭的組織者，另方面又指出，孫雖為中國革命之象征，但其革命卻始終未達到所計劃的民主主義目標。他們在論及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時，一方面肯定他是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家，認為其創(chuàng)立的三民主義是“中國與西方觀念的一種綜合”，實由中西不同的世界觀融匯而成，另方面又指出他的主義充滿了復雜的矛盾。

前蘇聯學者頗重視孫中山晚年的研究，在論他與蘇俄的關系時認為，十月革命后孫的思想曾頗大程度地往左走，20年代初成為“蘇聯的朋友”，他轉向蘇聯的原因，是其認識到與它建立友好關系，能幫助中國找到一條實現偉大理想的道路。同時也有人指出，雖然孫中山對蘇俄的經驗表示出極大的興趣，但他在與俄代表接觸時，卻保留相當矜持的距離?！?922年夏季孫氏從廣州被驅逐，迫使其更堅決地尋找新的同盟者及新的斗爭方法，在如此情況和動機下，他才同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俄國建立一種具體的、實事求是的合作關系?！?/p>

(二)俄文主要著作

1、孫中山(對外政策觀點與實踐。1885～1925年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斗爭史略)(Тихвинский C.Л.Сyнь Ят-сен.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во33peния иnpaктикa.(И3 иcтopии нaционально-ocвoбoдительной борьбьl китайокогo нapoда 1885-1925 гг.).M.，《Meждунар.отношeния》，1964.355 c.)［蘇］齊赫文斯基著。莫斯科，國際關系出版社，1964年版。這是第一本關于孫中山對外政策的專著。全書分6章。作者以大量的原始材料和檔案為基礎詳細闡述孫中山外交政策的形成和發(fā)展演變。主要論述辛亥革命前和辛亥革命中孫中山對西方列強存在幻想，希望依靠西方幫助在中國建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政治體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十月革命后外交政策發(fā)生變化，希望依靠蘇俄援助并以蘇俄為榜樣建設中國。認為孫中山是蘇聯的忠實朋友和反抗帝國主義殖民制度的戰(zhàn)士。

2、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家，蘇聯的友人——孫中山(Тихвинский C.Л.Cунь Ят-сен-китайский революｕионер-демократ.друг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В（кн.：Сунь Ят-сен.M.，《Наука》，1966，c.5-36.)［蘇］齊赫文斯基著。莫斯科，國際關系出版社，1966年版，77頁。著者從“反滿”起義建立民國、任第一位中國大總統(tǒng)、反對北洋軍閥、為國家統(tǒng)一而奮斗等角度闡述孫中山的一生，用較大篇幅說明孫對蘇聯的友好和如何同情蘇聯政策。

3、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孫中山（1911～1913）——史實與問題(ЕФимов Г.B.Буржуаз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и Сунь Ят-сен.1911-1913 г.Фактв(и проблемв.M.，《Hayкa》,1974.315 c.)［蘇］葉菲莫夫著。莫斯科1974年版。4章。作者總結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綜合蘇聯和外國史學家關于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各種論著，運用大量史料，全面地描述這次革命，闡述基本史實，回答有關這次革命的一些問題，并對過去史學著作中尚未作出充分而詳盡說明的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4、孫中山(1914～1922年道路的探索)(ЕФимов Г.В.Сунь Ят-сен.Поиск nути.1914-1922.M.，《Hayкa》,1981.237 c.)［蘇］葉菲莫夫著。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238頁。本書是蘇聯研究孫中山的代表作之一。9章。論述有關孫中山反袁、對待“二十一條”、對待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護法、1918～1919年在上海的活動及1920～1922年在廣州建立政權等問題。本書資料比較豐富，特別是在談到孫中山與蘇俄、共產國際代表的初期接觸時引用較多蘇聯保存的檔案。

5、紀念孫中山誕辰120周年國際科學討論會(Арунов В.В.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20-летие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Сунь Ятсена》［Москва，окт.1986 г.］.—Проблемь Дальнеrо Востока，1987，№1，c.199-201.)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本書由3部分組成：研究性文章10篇；回憶錄4篇（當年與孫中山共事者的親身經歷），文獻與資料（其中少量文件系首次公布）。該書收集的文章反映當時蘇聯最高研究水平。各部分的內容都偏重孫對蘇的友好態(tài)度。書末附孫中山的主要著作篇目，中國、西方和蘇聯孫中山研究主要著作書目。

三、英國的研究情況：英文主要著作

1、孫逸仙與新中國(英文書名不詳)［英］康德黎（James Cantlie）著，鄭啟中、陳鶴侶譯。上海，民智書局，民國19年（1930）4月初版，32開，214頁，約7萬字。分引言、孫逸仙之為人及其工作、虐政的興起、中國文物史、爭斗、拒毒運動和未來底中國等7章。揭示孫中山偉大的革命人格，對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的原因和目的，及建設新中國的要點與步驟作了說明，并對中國的未來建設進行了探討。

2、孫中山：中國的解放者(Sun Yat-sen:Liberator of China)Restarick,Henry Bo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美］亨利?波魯?雷斯塔里克著，耶魯大學出版社），167頁。該書是一部較早的孫中山傳記。16章。敘述孫中山誕生、童年、求學、婚姻、革命到他的去世的一生。著者熟識并采訪長期居住在檀香山的中國朋友（其中有的是孫中山親屬、同鄉(xiāng)、同學和孫中山的追隨者），采訪一些在孫中山身邊工作過和接觸過的人，采用大量的有關孫中山的第一手資料，對于了解孫中山，尤其是其在美檀香山、英國、法國、日本等地的活動以及他的童年時代、婚姻狀況等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3、孫中山和法國人：1900～1908(Sun Yat-sen and the French：1900-1908)The Regents of the Univ.of California,1979（［美］杰弗里?巴洛著。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中心）。93頁。本書詳細介紹孫中山從1900年首次與印度支那法國當局聯系，直到1908年3月法國當局應清朝政府要求，驅逐他出境的交往過程及其在中越邊境的活動，分析1900～1908年法國當局與孫打交道的利己動機以及孫對此所采取的態(tài)度。

四、德國研究狀況

（一）、德國漢學家之孫中山研究

德國漢學家對孫中山的介評與研究，可以1945年希特勒在二戰(zhàn)中徹底垮臺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的40多年可細分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到1925年3月孫先生逝世。這期間德國的報刊發(fā)表了一些介紹孫革命活動的文章，學界則出版了少量研究中國民主革命的著作，如泊斯貝格?雷考夫的《中國的革命：起源與作用》（1912年）、薩爾茨曼的《革命的中國》（1913年）等。此間早期雖有人把孫中山視為“叛逆者”，而揚袁（世凱）抑孫，但有學者卻充分肯定孫是“中國偉大民主革命的代表者”，并在頌揚他是“中國革命的主要理論家”之同時，也指出其為“民粹主義的理論家”。到了20年初期，德國學界更出現了介紹孫氏著作與學說，及廣泛宣傳與肯定他的趨勢——這可能與孫亟思建立中德俄聯盟以反對英國有關。漢學家們或認為孫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為建設中國策劃出偉大計劃的人，或指出他是偉大的革命家和中國第一位臨時大總統(tǒng)，或稱領他是“亞洲人民的偉大思想的前鋒斗士”和中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其功績將永垂不朽。

第二個階段是從孫中山去世到30年代初。這是德國漢學界研究孫中山的黃金期，出了不少代表歐洲“孫學”研究水平的論著。其要者有奧斯梅爾的《東方問題與世界問題》（1925年）、魏弗格的《覺醒的中國——中國史綱及當今問題》（1926年）、阿曼的《孫中山遺教——中國革命史》（1928年）、孟先?賀爾芬的《中國》（1931年）等，還有些研究孫中山的論文。漢學家們在進一步肯定孫歷史地位與作用的同時，拓展了對其三民主義及他與蘇俄關系的研究。有些學者肯定孫中山是“辛亥革命之父”與“新中國的創(chuàng)造者”，是中國“偉大的政治道德的權威”和“決定今天中國命運的人物”，其地位可與中國古代的孔子相比擬，并指出他確為東亞新興革命發(fā)展史中那種活力、探索性、進取性與革命頑強性的集大成者，是世界革命的一塊基石。在論及孫中山的思想時，德國學者接受國民黨人對三民主義內涵的解釋。他們認為：孫的三民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某些成分，與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混合物”，他之所以偉大，就在于其能把儒家的基本原理和新時代的需求，靈活地綜合起來；三民主義綱領是一種“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個發(fā)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它自身充滿著矛盾。他們在論及孫中山聯俄問題時指出，孫并不贊同共產主義，起初是為了取得援助純從外交角度來與蘇俄合作的，其后來才認識到與蘇俄結成盟友的重要與必要性；他晚年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最有力的代表者，也是位在發(fā)展中國家進行革命的不斷自我發(fā)展的人物。

第三個階段是納粹統(tǒng)治德國期間。這十多年幾乎沒有真正研究孫中山的著作出版，有些含有納粹思想的論著，皆把“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歪曲成納粹主義者，而稱其學說是“中國的納粹主義”。

1945年后，戰(zhàn)敗的德國被人為地分為西德（聯邦德國）和東德（民主德國）。西德學者就孫的歷史地位及其思想之價值等問題，進出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論述。他們認為孫中山是1911年反清的“中心人物”、民族革命家和社會福利改革家，他還是中國“有地位的理論家”和思想領袖。就中國之革命而言，孫的確是“國父”，而且今天還成為臺灣與人民共和國之間“統(tǒng)一的象征”；對世界東方來說，他也是位“亞洲的職業(yè)革命家”。學者們在論及孫中山的思想時指出：他的三民主義綜合了中西方思想：民族主義代表了中國古代之家族思想和西方的現代民族國家思想；民權主義表現為“西方現代理論和經驗與中國經過考驗的傳統(tǒng)相結合”，屬于民主與獨裁命題之外的第三種類型；民生主義也是一種西方現代成就與古代中國集體精神的結合。他們還強調孫是第三世界領袖，其主義是“綜合第三世界意識形態(tài)之范例”，至今仍“充滿現實意義，是啟發(fā)第三世界發(fā)展中國家靈感的永久源泉?！?/p>

東德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研究孫中山方面，出版了一些論著，尤其是博士論文。他們在論及孫中山的歷史地位時指出：孫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勇于戰(zhàn)斗的人道主義者；他作為一位實踐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是20世紀最偉大的革命者之一。他們在論述孫中山思想時認為，孫是位有思想的經驗論者，他總是根據新經驗，拋棄舊經驗，使自己的思想不斷接近真理。孫的民族主義具有反帝、反殖性質，它“不是狹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而到后來是越來越多地包含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成份”；孫的民生主義包括了土地國有化和國家工業(yè)化的綱領，值得贊許。他們在談到孫晚年時指出：他所以把蘇聯視為盟友，是希望它幫助中國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重獲政治與經濟上的獨立；由于他懂得了民族解放運動與社會主義結盟的必要性并將之付諸行動，故其在多方面都超出了本階級立場的局限性。

(二)、德文主要著作：孫逸仙與中國革命(德文書名不詳)［德］魏特夫?卡爾?奧古斯特著，筒井英一譯。東京，永田書店，1929年版，298頁。這部傳記以孫中山各個時期的著述、宣言、演說為依據，對于“孫中山究竟是一位怎樣的革命家”作出回答。認為孫中山初期、中期是復古主義的改革家和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晚年則轉向資本主義社會中唯一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著者力圖闡明孫中山及中國革命的發(fā)展和轉變。

五、美國學界對孫中山的研究

美國學者在研究孫中山方面雖起步較晚——到上世紀30年初才有第一部“孫傳”出版，但他們卻在50年代后成為西方研究“孫學”的一支重要力量。據希伯萊大學教授史扶鄰80年代初的統(tǒng)計，美國學界近50年出版了研究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著作31本，另有相關論文10多篇。其主要著作有：沙曼的《孫中山的生命及其意義》（1934年）、詹森的《日本人與孫中山》（1954年）、冷紹佺和帕爾默的《孫中山和共產主義》（1960年）、鄭賢的《同盟會的組織、領導權及財務（1905—1912）》（1962年）、于之喬的《中華民國的黨派政治：國民黨（1919—1924）》（1966年）、史扶鄰的《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1968年）、甘斯周的《1922年前孫中山與美國接觸研究》（1971年）、弗里德曼的《為走向革命而后退：中華革命黨》（1974年）、薛光前的《孫中山與中國》（1974年）、謝文孫的《中國關于辛亥革命的歷史編纂、述評和書目選》（1975年）、韋慕庭的《孫中山：受挫的愛國者》（1976年）、史扶鄰的《孫中山：勉強的革命者》（1980年）等。從上述書目可知，美國學者對孫中山進行了較全面的研究。應該說，他們的論著頗能代表西方學者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學術水平和影響力。

美國學者在論及孫中山的歷史地位與功績時，雖不隱諱他的失敗，甚至還存在有意將其貢獻降到最低限度之傾向，但他們仍不同程度地給孫中山以肯定評價。有的指出：孫本人對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非常重視，是中華民族主義無可爭議的代言人。他的學說適合于中國人民的感情和需要，其畢生之政治生涯一直在為實現中國的民族主義而進行英勇崇高的斗爭。有人強調，孫在追求愛國目標中所表現出來的正直、不屈不撓等品質，使其成為中國近代如此受尊崇的人物。這位愛國者和革命家至今仍對他的同胞具有無以倫比的吸引力，以致還沒有一個主要政治人物可與之相比。在論及孫中山與外國及共產黨的關系時，有人指出孫起初聯日是作為一個亞洲環(huán)境的人物出現的，大亞洲主義是其思想中堅定不移的主題。這種大亞洲主義由于對西方列強尤其是英國的徹底失望而滋長；有人認為孫中山作為1924年國共聯盟的締造者，從未改信過共產主義，他當時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結盟是一種策略手段，純出于對蘇聯援助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思想體系上的近似，其在此過程中保持了中立，沒有成為他的同盟者的馴服傀儡；還有人談到孫雖多次與美國政府的官員接觸，但后者卻因看不見中國的主要傾向而支持軍閥，結果對孫采取了傲慢態(tài)度。此外，還有些論者或探討了孫氏的思想，尤其是民生主義，肯定他在中國宣傳早期社會主義的功績；或考察了孫的組黨理論與實踐，認為其組黨活動深受近代西方和中國本土雙重文化的影響；或強調孫氏作為民眾領袖，在向華僑籌款及動員組織他們投身國民革命之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或分析了孫氏1912年讓位給袁世凱的原因，認為這是其出于愛國主義和對中國當時形勢的現實主義估計，而不是他的憨厚與天真。

綜上所述，梳理世界各國孫中山研究時發(fā)現，這些國家的“孫學”研究有3大共同特點：一是各國的孫學研究皆帶有黨性，論者的學術觀點總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其政治立場與訴求，并往往與本國的政治需要相聯系；二是各國的孫學研究，皆存在著學者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甚至是對立，而其肯定孫中山的主流看法，也頗鮮明和突出；三是各國學者的孫學研究，皆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他們總是力求占有中、英、日、俄等文本的各種資料，以便能實事求是地評述孫中山之功過。

第四篇：公車消費研究

淺談公車私用問題的現狀及其解決措施

公車泛濫、公車私用多年來一直是官場的頑疾，與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并列為“三公消費”，被稱為“馬路上公開的腐敗”。具體表現在，公務用車費用過高，公車私用現象嚴重，超編制超標準配備用車問題屢禁不止，公車使用效率低，浪費驚人。財政部數據顯示，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yè)單位和其他單位用當年財政撥款開支的“三公經費”支出合計93.64億元，其中車輛購置及運行費59.15億元，占“三公”經費總數的六成以上。有報道稱，目前中國公車數量超過400萬輛，公車消費超過4000億元，但僅1/3用于公務活動，1/3是司機個人，還有1/3屬于個人和家庭。

公車私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首先，從干部成長角度言，易滋生官僚主義和享樂主義。其次，從經濟角度看，公車私用會造成巨大的浪費。早有資料表明，公車的不當使用，已大大超過國防開支，成為財政不堪重負的包袱和增加政府行政成本的一個“大漏斗”。再次，從社會角度方面來說，公車私用誘導不良的價值取向。公車私用像是一種流動的腐敗廣告，極大地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尤其令人擔憂的是，如今不少人對公車私用的行為似乎已經習慣成漠然，有的民眾甚至帶著一種羨慕心態(tài)及目光在對待。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今年兩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并做出約法三章,“本屆政府任期內，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yǎng)的人員只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只減不增”，要求“中央政府要帶頭做起，一級做給一級看?！?/p>

規(guī)范使用和減少數量成為解決公車問題兩種主流聲音，我們先來看一下國外的做法，德國，德國公務配車特別高的門檻，整個柏林總共92輛車，如果不是外交接待的話，開車回家都得交租公車費。在南非，公車有1/3的車款是要自己來付。在日本，有專門的公務出租車票。在芬蘭，允許公私合用但是需要繳稅。

整體上來說，1、要注重法制建設，建立長效機制，堅定不移的推行公車改革

2、加強公車公共財政預算管理，從源頭上堵塞漏洞，3嚴格貫徹執(zhí)行禁止公車私用的各項規(guī)定，做到執(zhí)行必嚴，違者必究，4重視思想教育，筑起心理防線

具體來說，目前我國各地采取的治理做法主要有以下幾種，1、統(tǒng)一公車標志，接受社會監(jiān)督

2、給公車安裝GPS定位系統(tǒng)，實時監(jiān)控公車動向

3、實行公車私用收費制度

4、取消公務用車，改為發(fā)放交通費用補貼，等等

總而言之，要從根本上糾正公車問題，不僅需要建章立制，加強監(jiān)督，也需要全社會形成一個正確的價值觀。讓違規(guī)公車不僅懼畏制度的追責、輿論的曝光，也害怕身邊每個人的眼神。這樣，豪華公車的生存空間自然就會大大縮小。

第五篇：奢侈品消費研究

奢侈品消費研究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增長，中國的富裕人群快速涌現，中國正逐步成為奢侈品消費市場的生力軍，中國將是最具潛力的奢侈品消費大國。世界奢侈品協(xié)會的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的規(guī)模達到80億元，占全球市場的份額達到18％，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國，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截至2008年10月份，中國奢侈品消費比2007年消費總額遞增8％～10％，達到86億美元，而因為經濟危機，日本和北美奢侈品消費額劇降35％，相關數據顯示，我國已成為奢侈品的第二大消費國。［1］奢侈品在短短的幾年中，就在中國這個大市場上快速成長和傳播，對于奢侈品的需求量遠遠超過了經濟學理論中均衡量。

一、奢侈品的定義

奢侈品在經濟學上講，指的是價值與品質最高的產品，是無形價值與有形價值比值最高的產品。從商品學上講，價格高并不意味著就是“奢侈品”，“奢侈品”的高價性也絕非是生產與使用過高過多的物質成本的積累與堆砌，而是在其背后有一個完美體系支撐和百年文化傳承。而美學家則定義為，“奢侈品”是一種生活被藝術化的符號，是一種把生活追求變?yōu)槊缹W的外在標志，“奢侈品”就是一種藝術美學的直接代表，它已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歷史、藝術和哲學涵義?！吧莩奁贰睂ι鐣难杆侔l(fā)展、國民經濟的發(fā)展有著積極作用，因為它們集中了最先進的技術、最和諧的產品美學，它是親切的、細膩的、敏銳的、最人性化的，而且奢侈品本身也在不斷進化中。

二、我國奢侈品的消費現狀

（一）消費年齡年輕化

在國外，奢侈品牌的主要消費群一般在30～40歲年齡段之間，中國奢侈品的消費者年齡層從20多歲的年輕人，到50歲左右的人都有，但20歲～30歲的消費者成為了中國奢侈品消費的主力，這一年齡段的中國消費者人數要比日本高出11倍。2007年進行的一項針對中國城市青年的調查顯示，超過60％的年輕人認同“人生及時行樂”的觀念，并表示愿意購買奢侈品。中國奢侈品消費年輕化已成為趨勢。例如，登喜路品牌在中國的消費最低年齡要比歐美及其他國家低5歲左右，大概為25歲。［2］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中國目前處于發(fā)展中市場，年輕人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他們有經濟實力消費奢侈品；二是一些經濟能力并沒達到消費奢侈品水平的年輕人，為了圓奢華夢也在消費奢侈品。據此，可以把年輕人消費群體分為兩種消費類型：“真正可以買得起奢侈品的人”和“花光所有錢來買一小件奢侈品的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女性在奢侈品方面支出龐大。經濟獨立的職業(yè)女性的出現改變了中國奢侈品業(yè)以往以男性為主導的客戶基礎，時髦富裕的都市女性愿意善待自己，十分迷戀奢侈品的魅力。

（二）消費集中在外國品牌上，我國幾乎沒有自主品牌參與競爭

目前，我國的奢侈品市場幾乎全部被國外品牌包攬，我國的奢華消費實際上就是西化，這與我們沒有稱雄世界的頂級品牌有關。［3］不要說國產名牌，就算是“中國制造”的國外品牌也使其身價下降，這與中國人的消費理念、消費文化、以及國外品牌的成功經營和大舉進

攻等諸多因素有關。奢侈品牌主要來自于歐洲、美國、日本等發(fā)達國家。在歐洲，奢侈品范圍廣泛，涵蓋銀器、銅器、水晶玻璃、皮革、出版和裝潢等等。瑞士軍刀、ZIPPO打火機令許多年輕人著迷，而中國的奢侈品市場，是一座未開啟的金山，雖然我國有“水井坊”、“國窖1573”等奢華品牌，但為人所知的數量實在不多，幾乎沒有能夠跟外國奢侈品牌競爭。其實，中國并不缺少本土奢侈產品，中國本土具有很好的奢侈品品牌生長的基因：做一套西裝上萬塊的永止裁縫，高檔的紅木家具，還有那些在中國歷史上與皇家相關的貢品，比如，南京云錦等，但由于缺乏“走出去”的戰(zhàn)略眼光和品牌宣傳手段，使得我國本土的奢侈產品不被外國甚至本國國民所熟悉和熱愛。中國的奢侈品市場正在吸引許多外國奢侈品品牌商們的眼球，遺憾的是中國奢侈品卻缺位，還沒有引起中國本土企業(yè)家的足夠重視。

（三）我國還處在奢侈品消費增長的初期并快速增長

在歐美國家，奢侈品消費有房屋、汽車、闔家旅游，還有非常個性的消費，比如陶瓷、美食等等，無所不包。只要擁有最高的質量，最深厚的文化內涵和藝術性，購買一只古老的燈具、聽新年音樂會都可以成為奢侈品消費。而我國的奢侈品大部分還集中在服飾、香水、手表等個人用品上。奢侈品市場較為成熟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在奢侈品消費增長的初期，消費量最大且增長最快的是個人用奢侈品，而后期逐步由具體的奢侈商品轉而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和體驗。雖然，私人度假酒店、頂級家私、藝術品投資論壇，專為富豪級人士專門定制的頂級保健品等在我國也開始備受關注，這一變化顯示出中國買家們已經開始由消費奢侈品向消費奢侈生活方式轉變，但那畢竟是少數，目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國內的奢侈品消費將集中于個人用的奢侈商品，即高檔時裝、高檔皮具、珠寶、名表、頂級化妝品和香水、古董字畫等高檔商品。［4］我國還處在奢侈品消費增長的初期，因此奢侈品在我國的發(fā)展將會有相當長的時期和過程，這也吸引了大量奢侈品品牌在中國的擴張。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的世界頂級品牌都在中國設有分店。根據中國品牌策略協(xié)會統(tǒng)計，中國目前有1.75億消費者有能力購買各種品牌的奢侈品，占總人口的13％。其中約1000萬至1300萬人是活躍的奢侈品購買者，他們購買的產品主要集中在手表、皮包、化妝品、時裝和珠寶等個人用品。該協(xié)會預計，到2010年國內有能力購買奢侈品的人數將增加到2.5億人。發(fā)達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均收入在1500美元左右，奢侈品消費開始啟動，當人均收入達到2500美元，奢侈品消費將急劇上升。我國目前已超過人均收入1500美元的水平，部分沿海城市甚至已經超過2500美元，因此國內的奢侈品消費正在快速增長。

（四）在消費地點上，大多通過大型商場和旅游實現

即使在購買奢侈品的時候，中國消費者也更偏向在市區(qū)商業(yè)中心，或大型購物商場里購物，這讓他們有機會到處逛逛，挑選不同的品牌和產品。另外，由于高關稅的緣故，許多中國消費者喜歡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方，尤其是香港購買奢侈品。根據法國旅游局統(tǒng)計，中國旅游者在法國的平均消費金額遠遠超過歐美游客，目前全球頂級奢侈品牌消費額中中國人占據了5％的比例，其中3％是中國游客在海外購買的。

三、中國奢侈品貿易的發(fā)展趨勢

美國媒體稱，受金融海嘯影響，全球奢侈品貿易陷入低迷，數據顯示過去11個月，日本和北美奢侈品消費額劇降35％，各大品牌紛紛降價自救，但中國市場卻逆市上揚，保持22％的強勁增長。［1］中國市場奢侈品貿易的強勁走勢，幾乎沒有遭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

響，這從奢侈品的追隨者不畏寒潮繼續(xù)壯大可見一斑。這也更加堅定了奢侈品巨頭中國布局市場的決心。英國媒體稱：傳統(tǒng)奢侈品大國美國和日本都遭受重創(chuàng)，中國經濟卻一枝獨秀，眾多奢侈品巨頭抓到了中國這根救命稻草，紛紛進軍中國。意大利頂級品牌范思哲稱，2009年亞洲市場將成為它全球第二大市場，中國市場功不可沒。法國媒體報道稱：“看看那些奢侈品在美國的遭遇吧，他們現在正在中國投資。日內瓦手表商在過去兩個月里造訪過7個國家，試圖向世界富人推銷其售價為200多萬元的泰坦尼克-DNA系列手表，結果沒有哪國人比中國人對此更感興趣?！?/p>

中國商務部預計，到2010年，中國將有2.5億消費者有能力購買奢侈品，將近目前數字的17倍。此外，未來數年內，將有2～3億人口進入奢侈品充斥的城市，從而進一步帶動該市場的成長。到2014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占全球總量的23％左右。鑒于經濟危機，一些分析人士甚至預言，中國可能在2011年前后成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國。［1］中國奢侈品市場的快速發(fā)展，對于中國本土的奢侈品從業(yè)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不僅僅是品牌，中國的投資商、零售商和設計師，包括制造商都有機會從這個行業(yè)的快速增長中獲益。中國奢侈品貿易的發(fā)展將會呈現無限昂然的生機……

參考文獻［1］張瑞杰，等。年增22％中國全球奢侈品市場救命稻草［N］。法制晚報，2008，（11）。［2］王微微。關于發(fā)展中國奢侈品消費市場的思考［J］。中國物價，2008，（9）。［3］賁安琪。淺談奢侈品消費的營銷策略［J］。北方經貿，2008，（10）。［4］王湛，趙玉玲。中國奢侈品消費的興起與未來［J］。研究與探索，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