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0707解決我國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解決我國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我國目前有２.５２７８億農民工，其中外出農民工為１.５８６３億（數據來自“２０１１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所謂外出農民工，是指調查年度內在本鄉鎮地域以外從業６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與此相對應，我國農民工子女包含兩大類，一類是隨父母外出的子女，另一類是不隨父母外出的子女，其中有不少被稱為是留守兒童。據國家少工委公布的數據，目前我國這類兒童有5800萬（約占外出農民工人數的36.7%）。此外，根據2010年的觀察數據，我國隨農民工一起外出或隨遷的子女大約占外出農民工的7%。由此，可以粗略估算，在我國2.5億農民工中，其子女面臨學齡前教育、9年義務教育或高中教育的人數，大體有1.1億人，這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他們的教育問題不僅事關我國人口素質與人力資本狀況，而且關系教育的社會公平問題和經濟與社會的健康轉型。

對于這樣一個戶籍在農村、流動性強、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子女群體的教育問題，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及升學體系顯然還不能與之相適應。主要表現在：

1、盡管我國的義務教育水平在不斷提高，一些農村地區甚至達到了高中階段的義務教育，但是農村孩子，尤其是農民工的子女，由于主觀與客觀的原因，并沒有進入這一教育系統。輟學或者過早走向就業崗位的情況極為普遍。

2、我國的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體系具有很明顯的區域鎖定性，不能適應人口流動情況下的跨區域受教育需要。一些人口流入地政府盡管試圖對外來人口子女教育實行一視同仁的政策，但由于受制于地方公共教育資源與經費的限制，這一政策往往難以持續，難以得到有效實施。

基于此，提如下建議：

1、切實貫徹落實“國家教育規劃綱要”所提出的相關任務。抓緊研究與制定“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體制與政策”；抓緊研究與制定“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辦法”。

2、實行國民義務教育券制度。不僅要使國民義務教育與受教育者相匹配，而且要使國民義務教育與人口的跨區域流動（遷移）相銜接。實現人口流出地與流入地在義務教育經費的動態平衡。

3、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增加公共職業教育投入經費，對涉農職業教育和一些相對冷門、但對經濟社會發展很需要的職業教育，實行免費政策。

4、逐步推行就業崗位的教育年限準入制。使職業教育或高中教育成為青年勞動力進入大多數就業崗位的基本條件。

第二篇：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任重而道遠

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任重而道遠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也日漸趨快，這在帶給中國新的發展契機的但同時也帶了更多新的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就是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問題。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不僅是實現教育公平的客觀要求，更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中之重，只有切實解決這一問題，才能使廣大農民工安心工作，同時也能培養新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檢視。。面臨的窘境，我們不難發現，造成目前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只要是有以下幾個原因造成：首先，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實現人員的自由流動。而這由于當前中國的發展形勢存在顯著的矛盾，再加上戶籍與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的利益都有聯系，流動人員子女的數學問題存在著極大的障礙。其次，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雖然有了較快的發展，但在教育等社會保障問題方面的體制仍舊不健全。城市人口密集，教育方面的投入致使教育資源有限，各地方首先會保障本地區人員的受教育需求，而對于外來務工人員設置入學考試，借讀費等門檻。再次，由大多數本地老師以及學生對農民工子女存在嚴重的歧視傾向，即使能夠偶條件進入公辦學校讀書，孩子心中也大都不是很高興，教育發生了嚴重的不公平。最后，由于農民工子弟學校規模小，規范化程度低，在各方面都存在著缺陷，對孩子的學習及發展都存在一定的制約。這些方面的問題決定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出在兩難的尷尬局面，國家的相關政策也無法的到真正實施。因此，如何正確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成了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關系著整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是實現中國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是石宣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徑。針對此問題的解決，有如下方面的建議。

1.樹立教育平等的意識，正確認識教育問題。中國是一個民主平等的社會，大家都享受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因此要從根本上改變對農民農子女的歧視態度，把他們和本地學生同等對待，讓他們享受到公平的教育，培養他們獨立自強的意識，消除他們心中的抵制情緒。讓他們接受健康向上的教育。

2.切實加強政府的管理，發揮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合理安排教育布局。

由于農民工具有流動性大，各級政府積極開展針對農民工子女的調研活動，時刻跟蹤農民工子女的發展狀況，了解他們目前所存在的困難，即使制定科學、合理制訂學校布局調整規劃。其次，加大對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建立穩定的經費保障機制。盡可能挖掘潛力，適當擴大學校辦學規模，并大力改善辦學條件。對公辦學校進行補貼，增加其師資容量，時期有能力接納更多的學生。

3.樹立以公辦學校接納為主，農民工子弟小學予以補充的相對結構，提高公辦學校的接納容量。在每年的入學及到來之前，進行相對的調查和預計，按照就進原則和個學校的接納程度，對個公辦學校制定相應的農民工子女入學名額，規定各學校在自身有接納水平的條件下不得拒收和歧視弄明公子女。讓農民工子女和本地學生一起報名，參加學校的一切活動。保障教育過程的平等。盡可能多的是農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學習。4.對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整改，規范其辦學行為，保證義務教育高質量的進行。由于農民工的工作忙碌和工作地點限制，以及聚集程度高等特征，在不方便進入公辦學校學習的地區應該適當的保留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政府將其便如管制范圍內，定期進行視察和監管，在規范辦學、社會治安、安全衛生等方面與公辦學校同樣要求。鄉鎮政府在加強學校，安全衛生管理方面能采取有效的監管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項管理制度。適當的對農民工子弟學校進行相應的財政補貼，教育質量和教育水平。

總之，各地政府及群眾都應樹立教育公平意識，把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作為促進社會公平的基礎性工作，使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和諧發展之路，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第三篇：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淺析

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淺析

（一）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我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實施，農村剩余勞動力脫離農村和農業，走向城鎮，主要從事與產業工人一樣的工作，逐漸產生了“農民工”現象和問題。但是從歷史角度考察，我國明代中后期在江浙出現的從事紡織業的雇傭勞動者，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具備了現在農民工的性質。在古代，農業屬絕對的第一產業。當時絕大部分的人都從事農業生產，那時候工業還沒出現。即使到了清代有所萌芽，由于其規模很小，也不可能有“農民工”的產生。所以隨著后來第三產業的發展，有部分閑散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向第三產業，就形成了早期的“農民工”。隨之“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數量很少，對當時的科舉考試并無大的影響。科舉制度并沒有像現在的教育體制一樣劃分地域，而且農民工子女數量很少，所以問題并不突出。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大批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形成了一輪又一輪的“民工潮”。只身前往城市的農民工有了相對固定的收入、住所后，開始將孩子帶到身邊，于是在城市里形成了進城務工人員子女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特殊群體。農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學，經歷了很艱難的歷程：從最初的被拒絕排斥，到后來的自我解決，再到現在的被有限接納，經歷了10多年。據估計，全國現有流動人口已超過1．3億，約有300多萬農民工子女面臨受教育的問題。

目前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1．農民工子女輟學現象嚴重，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子女得不到相應的教育機會，被迫或主動放棄了受教育的機會。前不久由國務院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和中國兒童中心共同立項、財政部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資助了目前全國范圍內針對流動兒童生活狀況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這項調查歷時一年，在北京、深圳、武漢、成都等9個大城市，訪問了12000多名流動兒童的監護人和7800多名兒童。在調查中，3到6周歲流動兒童入托比例為60．7％，低于城市戶籍兒童入托率；6周歲兒童中有46．9％沒有接受入學教育；超齡現象也比較嚴重，有近20％的9周歲的孩子還只上小學一、二年級，13周歲和14周歲還在小學就讀的占相應年齡流動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學兒童的“童工”問題也比較突出，在失學的12到 14周歲的流動兒童中，有60％的人已經開始工作。

2．在公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的心理問題日益嚴重。進城務工農民大多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大，有的臨時租房居住，沒有固定場所；有的居住地離學校較遠，學生上學不便，學校與家庭聯系不便，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不能很好地結合，學生脫離父母監護問題非常突出，課余時間及往返學校途中學生的人身安全沒有充分保障。此外，農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強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內向，不容易與同學和老師溝通。由于農民工子女介入城市和農村這兩個群體之間，他們無法短時間內適應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農村；孩子因為父母的流動性大頻繁轉學，使一些農民工子女錯過了最佳受教育的時期。所以，他們最后形成的價值觀念即人格核心，往往會出現一些問題。

4．民辦學校境況堪憂。目前一些適應普通農民工子女上學要求、費用低的簡易民辦學校發展很快，但是由于資金的匱乏，其辦學條件相當惡劣，學生安全和辦學質量都沒有保障。這類學校的辦學者多為初、高中畢業生，其目的多以營利為主，授課教師多數是勞動市場的招募人員。此類學校有許多根本沒有注冊登記，校舍多由民居、倉庫改建，教室昏暗、狹小、通風差，消防隱患十分嚴重。除此之外，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缺少合法的辦學手續，處于三不管的半地下狀態，在倒閉邊緣苦苦掙扎。

第四篇：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現狀：

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發現農民工子女在受教育權利上仍存在一些問題。對農民工子女發出的100份調查問卷中發現，70.41%的孩子是在家長先行安頓好后再到城市的，56.12%的孩子是與父母一起住，并有穩定住房。這其中可以看到近幾年在農民工子女的生活環境的上已有所改善。但在針對家長的問卷調查中同時顯示，受訪農民工夫妻雙方都在外務工的占58.33％，經常更換地點租房的占37.5%。有4.17%的家長表示其子女曾有過停學或休學的情況。在農民工子女擇校時，16.67%的家長表示“做了多方面努力學校才接受”，4.17%農民工表示孩子在選擇學校時曾“遭受到學校拒絕”且情況很嚴重。并且在有的學校甚至存在“擇優錄取”的現象，這也是農民工子女入學面臨的一個障礙。農民工是流動人口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以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經濟收入微薄，社會地位較低，主要來自經濟相對落后、文化相閉塞的偏僻農村，是一個社會弱勢群體。農民工進城務工具有就業不穩定、住所不固定的特點。在我們的調查中，與父母一起無穩定住房的比例也占到了40.82%。這些都揭示了農民工子女在城市求學中存在的種種十分艱難的問題。城市外來人口的增長速度超出了許多城市公辦學校的承受能力，民辦學校仍是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的一個主要渠道。而因為涌入學校的農民工子女迅速增多，教育資源不足導致很多公辦學校難以敞開接受全部前來報名的農民工子女。民辦學校的教育條件又令人堪憂。此外，在入學問題上，費用是首當其沖的。在針對家長的問卷調查中顯示，24名家長表示，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孩子能“和城里孩子享有同樣的待遇”。25％的家長認為學雜費用收費較高，4.17%的人提出有學校收取借讀費或贊助費且費用偏高。按照現行標準，農民工子女不管上什么學校，都是要交費的。在公辦學校借讀，要交借讀費。至于私立學校，收費標準不一，也不透明，很難統計。在費用問題上農民工子女的教育面臨三大難問題：就讀私立學校費用太高，一般家庭根本無法負擔；就讀公辦學校卻因為戶口的問題，使得孩子根本不能和同齡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權利；第三是一些為農民工子女專門辦的學校卻因為工商部門對于學校的定性和自身辦學經費的問題而常常出現運轉困難，這一類學校的本教育質量也難以保證。而在是否愿意將孩子送入政府開設專門的農民工子女學校或者學校建立專門的班級問題上，37.5%的家長愿意，41.67%家長表現為無所謂的態度，20.83%的家長明確表示不愿意。而33.67%的孩子表示愿意入讀此類學校或班級，52.04%表示無所謂，有14.29%明確表示不愿意。

原因：地方政府追求政績，對農民工子女教育采取回避態度。

許多地方在計算經濟發展總量或列舉政績的時候，基本上是以本地常住人口作為基數。如果增加了農民工的子女教育，既要增加財政投入的支出，還要拉低已經被人為高估的教育水準，影響到部門的政績和形象。因此，當地主管部門只得采取排斥和關閉的辦法，以避免上述問題的發生。出于對農民工進城數量增加的擔憂。近年來，人們已經逐步習慣于單身農民工在城里就業。因為他們只提供廉價勞動，來去自由，由于沒有子女和家庭的負擔。可是一旦要把解決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作為城市政府必須要解決的日常工作，直接導致的現象就是，農民工家庭的整體進入。那么城市政府要解決的就不僅僅是教育問題，還要涉及到他們的住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以及就業問題，甚至對于城鎮公共設施供給的壓力。我國義務教育體質城鄉分割，影響農民工子女教育。

盡管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在對農民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公平現象，而且也需要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和實行農村稅費改革后逐步加以解決。但現實中，農民工子女離開了農村后，由于交納的教育統籌費用沒有根據民工的就業流向在地區間劃轉，而農民工就業所在地的城市財政體制在義務教育支出中并沒有包含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經費，等于在我國目前的義務教育體

制中出現了一個真空地帶，實際上的受害者就是這些在城市打工就業的農民的下一代。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曾說，農民工子女教育屬于九年義務教育，享受義務教育的一系列扶持政策，這完全符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文件精神。

那么，就上述體制矛盾上存在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不僅僅是教育部門的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各級政府站在什么樣的角度去認識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問題，是否能夠從心理上把他們與城里人公平對待，并逐步從體制環節上來解決這些現實的矛盾。戶籍制度對農民工子女的城市教育造成困境。城市中學校數量不足，難以完全容納農民工子女就學，隨著進城農民工數量的增加以及一些城市戶籍的開放，越來越多農民工子女跟隨父母流入城市，這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子女需要城市為他們提供基本的教育機會和條件。但現實情況卻是城市中的中小學數量很有限，難以完全滿足這一群體的就讀需求。同時城市農民工子女轉學時面臨高額“擇校”贊助費的問題也使很大一部分人不得不做出輟學的選擇，從而失去了再進入學校學習的機會。目前的義務教育經費由市、縣、鄉財政管理，城市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沒有戶籍，無法享有到這部分教育經費，因此，城市農民工子女上學所需要的額外增加部分的教育費用，公辦學校自然難以承受。一定時間與范圍內，在流入地政府公辦教育資源有限、財政無法轉嫁、較好的辦學條件不足的情況下，要滿足大量涌入城市的農民工子女對教育的需求顯然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流入地政府對其轄區內公辦學校的許多額外收費和變相拒絕農民工子女求學的行為不得不采取默許的態度。這就使得一些低收入的農民工子女仍然無法到公辦學校就學，只能選擇到民工子弟學校就讀。另一方面，農民工雖然來到城市工作生活，為城市做出巨大貢獻，但其戶籍畢竟還在農村，這就使得其子女教育問題出現了斷裂的真空地帶，他們享受不到城市孩子享有的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監管機制不健全，亂收費現象仍比較嚴重；政策法規不完善，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得不到良好保證。國家對農民工子女進城就學問題的規范,開始是在1996年頒發的《城鎮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就學辦法(試行)》中體現的。其中的部分條款,明顯地反映了包括農民工子女在內的城鎮流動人口子女與流入地的城市居民子女在教育機會上的不平等性。如第六條規定:“城鎮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凡戶籍所在地有監護條件的,必須在戶籍所在地接受義務教育;戶籍所在地沒有監護條件的,流動期間在流入地接受義務教育”。第十五條規定:“城鎮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在流入地接受教育,流入地學校或教學班、組,可以向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收取一定的費用”。這兩條規定限定了農民工子女就學的兩個基本條件:戶籍與繳費。反映出流動人口子女享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是有條件的。即使他們進了城上了學,仍然被拒之于優質教育之外。這種情況直至2003年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才有了轉機。文件明確要求,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要求流入地政府采取多種形式,接收農民工子女在當地全日制公辦中小學入學。在入學條件等方面,農民工子女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學校不得違規亂收費,對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要酌情減免費用。

但實際上,現有關于農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權保護的法律由于規定比較籠統,缺乏可操作性,難以起到應有的保護作用。對于違反法律法規的現象,也沒有明確的制約和懲處措施，使農民工子女的城市教育得不到保障。

政策、制度的不健全是很多流動兒童失、輟學的一個主要原因。農民工子女在離開農村

時,沒有相應的教育經費隨之流動,其直接后果是流入地接收的流動兒童越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投入就越大,所以往往以地方財政困難為由,排斥外來農民工子女入學。農民工的不穩定性，導致其子女受教育的不穩定。城鄉教育差距以及來自城市的歧視偏見。

一般來說,城市中的農民工子女大多是從農村的學校轉入城市學校,他們在進城前的文化基礎較差,城鄉之間所采用的教材版本不同,教學進度不同、教學方法不同以及學習環境不同導致流動兒童在學習、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現了不適應的現象。一些心理問題也隨之產生。農村工一般文化水平較低、家庭經濟相對比較拮據。根據美國社會學家科爾曼的報告,要使這種背景下的兒童獲得與環境背景較好的兒童同樣的發展,就應當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注,更好地對他們實施體現差異的教育,以便實現實質上的教育公平。但我國對待農村兒童的教育,卻常常采用降低資源配置標準的做法,放任差距的擴大,致使最需要接受優質教育的農民子女,只能得到比較差的教育資源。如農村學校的教師編制標準、城鎮流動人口子女的教學條件和授課要求等都比城市學校低。那些進入城市的流動兒童,由于“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體制而被排斥在城市的教育體系之外,他們入讀城市的公辦學校需交納高昂的借讀費和贊助費,或者只能進入條件低劣的打工子弟學校,無法享受和城市孩子同等的受教育權利。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進城農民工子女在公辦中小學接受義務教育,在繳費、教育教學、評獎評優、入隊入團等方面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但據調查,很多已進入公立學校的學生在教學過程中享受到的教育待遇和流入地孩子相比差距較大。主要表現為:一是學校把流動人口子女單獨編班、不計入考評的對象。二是在處理城鄉學生的矛盾沖突中,偏袒城市孩子;在學習輔導上,對農民工子女缺乏耐心。三是由于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差距,本地學生經常會從他們身上尋找優越感和虛榮心的滿足。因此,在學校、教師和學生共同作用的負面環境中,許多農民工子女產生了一種難以解脫的困擾和壓力。

在城市所遭遇的不公待遇,城鄉之間巨大的社會差距使農民工子女感受到強烈不平等,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因此產生強烈的厭學情緒。有些教師因為利益驅動,對借讀生的學習放任不管,導致農民工子女在學習起跑線上就輸給城市孩子。他們無法改變現實,只好以消極的方式——厭學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從兒童心理發展的角度來看,歧視是對兒童最大的隱性傷害。農民工子女在城市插班到公辦學校讀書,或多或少的歧視讓剛剛萌生思想的孩子對自身的貧困有了認識,自卑心理從此產生。他們因此與社會產生隔膜、對抗甚至仇恨。一些地方專門設立的“民工子弟學校”或在公辦學校內部單獨編設“民工子弟班”更是對農民工子女貼上了“標簽”,這些孩子會意識到自己是城市里的“異類”,是需要“隔離”起來的特殊群體。心理專家認為,十二三歲以前的孩子心智很不穩定,本身自我認識能力差,容易夸大問題的性質,憑自己想象走入心理“死胡同”。而13～18歲又是青少年的心理危險期。這個年齡段未成年人的心理容易趨向偏激逆反。

城鄉物質條件的差距,很可能對初進城的孩子形成較大的心理沖擊。未成年人需要借助外力才能獲得自我肯定,在本能地與外界、同齡人的比較中容易陷入心理落差的困擾中。有的學生為了縮小差距,竭力從外表上改變自己,染頭發、穿奇裝異服,有的則自暴自棄,在打架、玩電子游戲等事情上顯示“另類”能力。

不安全感、對環境的不適應、愛的缺失造成他們情感的匱乏。如果缺乏及時疏導和治療,可能造成他們成年后生活的痛苦,重則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反社會行為。

四、解決措施 1 加強戶籍制度改革，完善教育體質。

允許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根據本人意愿辦理城鎮 戶口，盡快改變農民工身份轉換滯后于職業轉換的現狀，逐步實行統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戶 籍制度，打破戶籍制度壁壘，在政策上保障農民工與城市市民在國民待遇上的一致性，降低 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學的門檻，創造有利于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獲得較多的向“上”流動的 機會。同時配套改革與戶籍制度直接相關的制度，淡化包括勞動就業、子女入學、住房分配、社會保障等政策規定中對戶口的特殊要求，逐步剝離在“城市戶口”這一身份標簽上附著的一系列不合理的社會福利，實現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主體平等。

要建立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義務教育體制，而不能只從政府利益、行政管理方便不方便角度出發。以人為本就是以適齡兒童少年受教育為本，他們到哪里，就由那里的政府解決義務教育問題，防止兩地政府互相推委。義務教育是國家的意志和行為，每個地區、各級政府都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加強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規范和扶持。加強農民工子女幼兒教育，減少與城市兒童間的差距

第五篇：淺談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公平教育——淺析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四年前，我遇見了一群孩子，便開始踏上我的公益教育之路，直到我來到北京。一路走來，推動教育公平發展逐漸成為了我追求奮斗的理想。在這里簡單講講關于教育公平之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起源、發展與解決方法。首先請看我錄制的一段視頻，向大家呈現的是哈爾濱市一個農民工聚集區的環境及一個孩子的夢想。

視頻鏈接：優酷網 《農民工孩子的心愿》

很感謝大家可以看完這段視頻，我們很多人會為之感動和震驚，因為孩子的可愛和環境的破落。接下來，請允許我向大家簡單介紹因為這群孩子而出現的一個社會問題——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一、問題的起源與發展

我和我的父親所處的年代，以及所經歷的事正好可以作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起源與發展的代表。

我父親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離開浙江的一個農村，到東北打工。父親經過十幾年的拼搏，做的一手好木匠活，在內蒙古赤峰市有了固定的住所。1996年暑期，父親將母親、我和妹妹接到赤峰和他一起居住生活。我成為了數以萬計的農民工子女中的一員，從上小學四年級開始每學年要額外繳納400元借讀費，當上了“借讀生”。升入初中后，借讀費有所增加（忘記具體多少了）。高考時，因為戶籍不在當地，就回到浙江高考。相比于大多數的農民工子女，我是幸運的，因為有教育至上的父母，也順利的升入大學。然而，成千上萬的農民工子女他們的命運，他們的成長道路則令人擔憂??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大批農民工進入城市，開啟了持續至今的“民工潮”。隨著第一批進城務工人員擁有相對穩定的收入與固定住所，他們開始攜妻帶子進入城市。由此開始出現一個新的稱謂——“農民工子女”。

隨著進城務工人員數量的增加，義務教育階段的適齡農民工子女數量越來越多，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問題逐漸涌現。流入地政府為了避免大量外來人口子女的涌入，公立學校普遍設置較高的入學門檻（要收取借讀費、暫住證、戶口薄、工作證明等），導致大量的農民工家庭無法全部提供，他們的孩子被迫關在了校門外。另外，國家政府對于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嚴重性估計不足，導致相關政策法規的滯后性。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一度沒有相關政策指導，導致了這群孩子在義務教育階段處于了無人負責的“真空期”。直至1998年，國家教委立法規定“農民工子女教育是流入地政府的責任”。但是政策中同時提到：流出地政府要嚴格控制生源外流；公辦中小學接收農民工子女可以根據實際需求適當收取借讀費。政府明確采取“限制”措施，并將“借讀費”合法化。這實屬教育之不幸！

公立學校的高門檻催生了“打工子弟學校”，大多數打工子弟學校因為前期資金投入小，硬件和軟件均不好，無法得到各地教委的辦學審批，身披“非法辦學”旗號。因為非法辦學，無法得到政府的資金與政策支持，就無法改善辦學條件，如此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在打工子弟學校上學的孩子，教學質量與安全健康等都得不到保障，政府為了學生的安全，下令取締非法辦學的打工子弟學校，數萬名學生含淚離開心愛的學校。“農民工子女，你的課桌在哪里”等報道見諸各媒體，媒體的集中關注使得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在新世紀初期涌現出來。

進入新世紀，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逐漸被全社會了解，政府也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2001年、2003年相繼推出相關政策，明確提出“兩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的解決辦法，農民工子女受教育權利開始得到法律保障。

在2005年、2006年，國家教委頒布的政策明確指出要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此時，因為農民工子女問題經過十年的堆積，相關政策法規對于一些地方教委已經起不到解決問題的作用，北京、上海等地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依舊急劇擴張。

2008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指出：全面取消義務教育階段的借讀費；參加升學考試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我認為《綱要》中提到全面取消借讀費，一些欠發達的城市可以做到，因為其農民工子女的基數少（2007哈爾濱市開始在義務教育階段全面免除借讀費，當年哈爾濱農民工子女數量為6.8萬）。而在北京等人口眾多，教育資源極不均衡的城市，僅僅是取消了“借讀費”這個稱呼（改稱“贊助費”等其他名號），高門檻依舊存在（特別是重點中學），差別對待依然很明顯！

《綱要》中對于“參加升學考試與城鎮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這條規定，已經在黑龍江省等四省市進行試點。包含解決農民工子女升學考試、職業教育等四個方面的措施已分別在一些省市試點。

我懷著美好的心愿相信，農民工子女在流入地的教育問題會很快得到解決！

二、問題的嚴重性

上個世紀70年代，法國爆發過工人大罷工事件，這正是法國農民工子女問題的集中爆發。

農民工是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個群體，第一代農民工以其“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價值觀進入城市，他們親身感受到城市對他們的貶低與蔑視，所以不打算留在城市。他們在城市掙錢，掙足夠的錢供養子女讀書，然后回到家鄉（我的父親就是其中的代表）。現在，第二代農民工（上世紀末至今，在城市里長大的農民工子女）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們渴求平等、被尊重、體面的活著。他們心底沒有一絲對農村的好感，不想回家種地。他們希望留在城市通過努力來改善生活、改變地位。

第二代農民工的數量絕不在少數，已經成為城市青年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或許因為家庭拮據、個人學習差、自卑心理等原因而沒有得到好的教育（多數只有初中學歷），這些原因終會歸結到教育的不公平。他們在城市里學習、成長，在接受不公平教育的同時也被日新月異的社會（價值取向混亂，拜金主義盛行的社會）所影響，更因為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他們多數的價值觀、行為方式、思想意識已經扭曲，不公平的感受催生報復心理。一旦這個群體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卻依舊在承受教育不公引起的種種不公平，當這種不公平心態愈加膨脹，可怕的報復心理必將蔓延。這個有相當長倒計時的定時炸彈就要猛烈爆發??

讓我們再仔細看看我們身邊的這些農民工子女吧，臟亂差的生活環境，缺少家長、老師監管的教育環境，忍受城里人歧視的生存環境，自卑的心理環境??溫家寶總理曾在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小學（可能是）題寫“同在一片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不確定），孩子們確實同在一片藍天下，卻無法“共同成長進步”！家長因精力與經濟所限，不能提供優質的成長環境，孩子的老師因諸多原因不愿提供優質的教育環境，高樓大廈與垃圾堆臭水溝的對照正好反映了孩子們的心理環境，試問：在這般環境下成長的孩子，他們憑什么和城里孩子共同成長？

過于激憤的話，我只能在心里久久激蕩，不愿多說。解決這些問題，才是我為之追求奮斗的事業。

三、解決問題的方法

中央政府的政策導向。這個部分已經在發展中簡單談到。從最初的“限制”到后期的“差異化對待”，再到現在的“人文主義”。政府遠沒有解決問題的前瞻性。

地方政府的政策。各地教委響應教育部號召，紛紛出臺了相關的措施。一般解決較好的都是經濟較發達的大中城市。北京一直是農民工子女問題最嚴重的城市。

NGO。政府像一只握緊的拳頭，即使握得再緊，也總有縫隙。NGO（非政府組織）的作用則是彌補縫隙。在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方面，各種不同的NGO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南都公益基金會屬于NGO領域的頂層，它從2007年由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先生開創，定位于幫助農民工子女。主要通過兩種形式：一是投入資金與資源，促進打工子弟學校合法化，成為“新公民學校”；二是資助全國各地的社團組織開展幫助農民工子女的公益項目。

百年職校是一所以培養適齡農民工子女職業技能的學校。由服務性企業的資深管理者、大學教授、高級技術工人為學生免費授課，學生的所有費用全免。它于2005年創辦，經過五年的發展，如今得到相關政府、中國青基會、眾多企業、社會愛心人士的支持，順利復制到南京等五個城市。

歌路營教育咨詢公司是北京一家工商注冊的公益組織。它開展活動的方式是招募優秀的大學生擔任志愿者，依靠成熟的項目帶領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進行城市體驗、心理成長方面的公益活動。

東北林業大學啟明星愛心學校。她是我創辦的一所學校，沒有經過政府批準。我們以校內公益社團的身份開創一個公益教育平臺，從08年5月18日開始至今，每個周末與寒暑假，為數百名農民工子女和家庭貧困的孩子開展義務的課外輔導。我們擁有特色的教育理念“養成良好品行、夯實基礎知識、增加快樂體驗、培養特長愛好、拓展視野思想”，開設基礎、特色、特長與藝術團四大類，十余門課程，依靠優秀的大學生志愿者，長期關注引導和輔導孩子，以期能夠健康快樂成長。

四、呼喚愛與責任感，倡導教育公平性

在最后，我想向各位同事呼吁一下，作為教育者，要深深的將愛與責任感銘記在心，在當老師時要將這份愛與責任感引導給每一個孩子，告訴他們去追求“讓身邊的環境因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我想，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持續的做到這點，那么教育的公平性、社會的公平問題就一定會得到改善。

周鵬

201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