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推進農業現代化應把握好四個關系

推進農業現代化應把握好四個關系

王利耀

《 人民日報 》（2013年11月20日07 版）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推動形成“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良好格局。農業現代化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的動態過程。狹義來看，農業現代化以打造現代農業為目標，著力于構建“技術裝備先進、組織方式優化、產業體系完善、供給保障有力、綜合效益明顯”的農業發展格局。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應該跳出農業看農業，更加突出農業的基礎地位和全局影響，更加重視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發展，更加倡導科技驅動與產業融合，更加追求城鄉一體與區域協調，特別是把握好四個關系。

農業現代化與國家經濟社會安全的關系。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業生產的首要任務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這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也是社會和諧穩定的保障。突破資源環境約束趨緊、生產經營成本上漲、青壯年勞動力緊缺、產業發展風險加大等瓶頸，推進農業現代化是根本出路。目前，我國三大主糧自給率達到98.1%，糧食產量實現了9連增，這得益于農業以科技為支撐的“高產、穩產”戰略的實施。農業現代化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推動農業內部產業結構調整，以適應居民消費升級帶來的需求結構變動。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穩步提高，農業開始加速轉型。這不僅意味著農產品總量與結構平衡的動態調整，也意味著農業發展理念、發展方式、經營模式的根本轉變，“高效、優質、生態、安全”將成為現代農業的基本特征。

農業現代化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經濟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過程是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過程，即勞動力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進而向第三產業轉移。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由農業部門向非農產業部門轉移的根源是產業間勞動生產率存在差距，具 1

體表現為產業間的平均收入差距。1978年至2012年間，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由28.2∶47.9∶23.9調整為10.1∶45.3∶44.6，就業結構由1978年的70.5∶17.3∶12.2調整為2011年的34.8∶29.5∶35.7。2012年中科院發布的《中國現代化報告》指出：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約為工業勞動生產率的1/10。農業與非農產業生產效率存在較大差距，說明促使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仍然存在，但現實中卻表現為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加速農業富余勞動力流出，有助于解決勞動力流動滯緩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同時，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將促進務農人員收入水平提高，而農業與非農產業間收入差距縮小、產業間彼此爭奪勞動力將推動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逐步形成產業升級倒逼機制。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勞動力結構持續調整，為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可能。三次產業比重持續變動，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最終將形成一體化勞動力市場，農業部門和非農產業部門邊際生產率相等，這意味著城鄉二元結構問題的消解。

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的關系。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經濟社會體制中最突出的問題仍然是城鄉二元體制。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存在時空統一性。城鎮化表現為人口向城鎮集聚，以及與之同步的產業集聚和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現代化表現為富余勞動力轉移、農業生產效率提升及農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農業現代化與城鎮化的出發點，都是在釋放投資需求與消費潛力，在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持續改善居民生產生活條件。在加快推進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實施戶籍制度改革，引導人口有序流動，有助于統籌城鄉建設，有助于科學布局城鄉產業，實現勞動力就近向非農產業轉移，促進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協調發展。實施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轉制度，明晰產權、規范確權，有利于加速土地流轉、調和城鄉用地矛盾、節約集約利用資源，也有利于農民共同分享城鎮化的紅利。

農業現代化與區域均衡發展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東中西部呈現梯度發展格局。有研究表明，農業發展格局也存在類似的“塊狀”不連續性。1980年至

2008年間，我國農業現代化綜合平均指數由0.22提高至0.45，整體呈上升趨勢，但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北京、上海等地指數超過0.7，接近農業現代化成熟階段；東部達到0.58，已經進入農業現代化發展中期；中部為0.41，穩步進入農業現代化發展階段；西部為0.33，剛剛進入現代農業發展階段。不難看出，經濟越發達的區域農業現代化水平越高，循環累積效應也越強；經濟欠發達區域由于缺乏集聚力，不僅本地要素向外流出，外來投資在“回波效應”下也存在“出逃”跡象。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不僅有助于提升全國的現代化水平，更有助于中西部欠發達區域加快發展甚至跨越發展。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第二篇：國企改革應把握好四個方面

國有企業改革改到深處，重點是產權改革，即如何加快國有資本的重組、轉讓、兼并、拍賣、出售、破產等，使國有資本從競爭性行業逐步退出；難點是國有企業干部職工的思想觀念轉變。按照“是女要嫁”、“靚女先嫁”的理論，本文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應把握好四個方面——

“要不要嫁，愿不愿嫁”即“要不要改，愿不愿改”

黨

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國有企業要有進有退，國有資產要從競爭性行業全面退出；湖南省委、省政府對推進湖南工業化認識統一，態度堅決，目標明確。因此，國企改革改制“要不要改”的問題已尼解決。但“愿不愿改”的問題還相當嚴重，其主要表現在：一是部分企業對政府依賴性很強，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不想離開政府的懷抱，自主參與市場競爭；二是部分職工對企業的依賴性很強，“生是企業的人，死是企業的鬼”，還想吃計劃經濟的“大鍋飯”，“拿鐵工資”。寧愿拿國有企業的低工資，也不愿到其它企業拿高工資；有些人即使多年沒在企業上班，在外面已發了財或找到了很好的工作，還想把關系留在企業；三是部分企業領導，特別是法人代表對改革缺乏積極性、主動性。一怕得罪企業員工。因為改革是調整利益關系，必然有少數員工利益受影響。二怕工作難做。改革改制牽涉面廣，工作任務重。三怕改革成本難籌措。改革要安置職工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四怕自己利益受影響。改革對企業領導，特別是法人代表也是一場革命，改革后，自己的法人代表去掉猶自小可，弄不好連吃飯的問題都不能解決。基于以上原因，一些生產經營比較正常、工資基本發得出的部分企業的領導不想改；一些困難的企業，由于投資主體缺位，對國有資產的經營監管不規范，少則幾百萬，多則幾千萬、幾個億的資產由企業的少數人支配，企業的領導不愿改。對此，應采取對策，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要做好輿論宣傳；二要建立對企業領導改革的保護。激勵和約束機制。對不積極進取、不思改革的企業領導要強化約束機制，真正做到領導不改改領導，思想不改就換人，以形成一種強大的政策壓力，使不改革者要保位子也保不住；三要加快社保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切實解決離退休人員養老金、失業職工的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和城市職工最低保障問題，解決職工置換身份后的后顧之憂。

“怎么嫁”即“怎么改”

“是女要嫁”、“靚女先嫁”已是國企改革的經驗之談。湖南近幾年來也取得了不少成績。目前，湖南還沒有改革的國有企業，大多數是困難企業。是“丑女”，下一步改革是如何使“丑女”變成“靚女”，使其選擇好對象“嫁”出去。

其一，對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和發展潛力，但缺資金、機制、管理優勢的企業，實施多方牽線，熱情搭橋，實行掛大靠強，通過掛大靠強，實現國有資產從企業退出，并由重組后的企業與職工重新簽訂勞動合同，實現職工身份從全民合同工序列中退出；對已無凈資產或凈資產較小，但有一定生產要素的企業，通過引進民營資本，實行兼并或收購，實現國有經濟的退出，并采取先由收購方墊付成本的方式置換職工身份，實現職工身份從全民合同工系列中退出。政府再用重組后的企業上交的地方稅和國稅地方分成的增量逐步返回給企業作為補償；對生產要素基本喪失，重組無望，但有一定土地資源的企業，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權進行拍賣或轉讓，所得收益用于買斷職工工齡，置換職工身份；對生產要素基本喪失，又無任何資產安置職工的企業，政府應籌措一定資金，支付改革成本，用于置換職工身份。

其次，大力推進公司制改造。

對有定生產要素的企業，引進市內外民間資本推進資產重組，組建有限責任公司；對一些部分產品有優勢的企業，由企業經營者和職工及社會個人出資組建新的有限責任公司，實行新產品、新公司、新機制的“三新”管理模式；對搞活整個企業有困難的企業，通過剝離不良資產、負債，以優良資產組成若干有限責任公司，實現分塊搞活。通過先股、后租、再買的模式，實現國有資產從企業退出，職工身份從全民合同工序列中退出。

其二，積極穩妥地推進依法破產。

對債務沉重，無法清償到期債務的企業實行依法破產，關門走人。

其四，規范租賃經營。

對已租賃經營的企業，要對租賃經營進行及時協調服務，確保租賃經營進行及時協調服務，確保租賃正常運轉，盤活存量資產，對有一定發展前景的租賃企業，要積極支持、鼓勵承租者購買企業產權。

“嫁妝誰來辦”，即“如何籌措改革成本”

企業改革的成本包括對企業員工的置換和安置，對企業領導改革的激勵、歷史遺留問題的處理、債務的清償，改革的工作成本等。企業越困難，改制成本越高。為此，一方面企業要兩眼向內，努力做好內部的工作，提高自己的市場競爭力和對外招商引資的吸引力，把“丑女”變成“靚女”，盡量多爭取國內外大公司收購、兼并、重組國有企業，多爭取民間資本向國企投入，盡量降低改革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必須想辦法籌措

資金，否則，有些企業改革改制無法推進，從而影響國有企業的整體改革進程。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來籌措改革成本；花明天的錢，促今天的改革，即稅收“保存量，讓增量”的先征后返的政策；激活國有企業的行業劃撥國有土地，政府通過收回過去行政劃撥給國有企業的土地，并公開出售，籌措資金；加快部分凈資產較多國有企業中國有資產的出售和上市公司中

國有股權的減持，籌措資金；財政預算，由過去對企業的投入改為對企業改革的支持，財政預算拿出部分錢支持改革；積極用足、用活、用夠中央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的政策，爭取上級的支持，化解歷史包袱，降低改革成本。

“誰來當紅娘”，即“誰來組織實施改制”

國有企業改革的主體是企業，主戰場在企業，主角是企業的領導。因此，每一個企業都要摸清本企業的資產、債務、人員家底，認真研究選擇好本企業的改革改制模式，仔細測算企業的改革成本，積極走出去招商引資，掛大靠強，積極主動向政府及有關職能部門匯報，爭取工作的主動權。

企業改革改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牽涉到的政策、法律、人員和事件的時間跨度長、空間跨度大，要將一個企業的改革改制搞成功，牽涉到政府許多職能部門和一些司法部門。為加快國企改革改制進程，政府要組織一套專門班子幫助、指導企業改革，為企業改革服務，保駕護航。這套班子應由政府牽頭，包括經委、主管部門、財政、國資、稅務、勞動社保、國土、民政、工商、公安、法院、教育等部門組成，實行聯合辦公，派員進駐改革企業，依據法律和政策對企業改革改制中存在和出現的問題逐個解決，確保每個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思路正確，程序規范，進展順利。

第三篇：把握好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四個關系”

把握好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四個關系”

－——在思想政治工作研討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戰友們：

今天，我的發言的題目是“把握好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四個關系’”。大家知道，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們軍隊的優良傳統，是提高部隊戰斗力的源泉，也是部隊工作中經常性的具體工作。當前，我軍所處的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兩方面社會上的各種新觀念、新事物、新變化不斷沖擊著軍營；另一方面軍隊與社會聯系越來越緊密，官兵對社會的各種變革越來越第三。因此，軍營面臨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較多。在這種情況下，加強和改進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可運用辯證的思維方式和科學的理性觀點作為指導，堅持兩點論，正確把握事物之間的“度”，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認為，應該處理好以下四個關系：

一、繼承與創新的關系

思想政治工作要適應不斷變化的新形勢，就需要創新。但創新必須尊重歷史，正確對待和分析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繼承和發揮我黨的光榮傳統。我軍在長期的建設實踐中形成的獨具優勢的作風和傳統，反映了我軍建設與發展的本質要求，其內容極為豐富，是歷史精華和時代精神的統一，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它久經考驗而不衰，趁著改變過去，推動現在、影響未來的作用，永遠是激勵我們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那種無視傳統、割斷歷史的做法，必將使創新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前，在加快推進我軍革命傳統、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新形勢下，我軍所下的時代環境不同了，面臨的任務目標不同了，但軍隊的性質，宗旨卻沒有變，軍隊建設的原則和制度沒有變，長期培養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更是軍隊寶貴的精神財富，是永遠不會陳舊和落后的。相反，它們卻是軍隊改革創新、開拓前進的堅強基石和巨大精神動力。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丟，如果丟掉了這些基石和根本，就丟掉了我軍的優勢和特色，改革和創新就必然是“空中樓閣”——失去基礎和靈魂。

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和創新，就是在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務、保證作用的前提下，增強政治工作的針對性、系統性、創新性，進一步推動政治工作的改進發展和完善。要不斷開辟新的領域，拓展新的內容，創造新的形式：在著力解決新問題時，例如官兵關系在不同時期就需要解決不同的矛盾；°不斷賦予新的內容時，例如軍民關系當前就要開展許多不同于戰爭年代的新的擁政愛民活動；°勇于創造新形式時，例如瓦解敵軍由過去的喊話形式已被現代心理戰的形式所代替等等，這些變革將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倫理學、人才學等相差學科創造性的廣泛運用融合到思想政治工作的實踐中去，豐富發展了符合我軍政治工作特點和規律的政治工作。要努力探索，運用新的手段、方法不斷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科技會計師，盡快利用科學先進的新手段、如發揮現代大眾傳媒在思想教育中的作用、計算機網絡知識傳播等，從而增強政治工作的科學性，賦予政治工作以新的內涵，創造新的轉化形式。只有堅持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繼承，優良傳統才能發揚光大，代代相傳，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永葆微型機和活力。

二、物質利益與革命精神關系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發展，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著的物質利益關系而導致人們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與以往有較大的不同。現實的事實表明商品經濟運用規律對官兵思想、行為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腐朽思想文化乘機而入，唯心論、偽科學等對官兵的思想、行為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同時，物質利益的調整對人們思想、行為的驅動作用明顯增大，由各種利益矛盾引發的思想問題、實際問題比以往更為突出。如軍人的奉獻意識深化、站崗花錢找替身、不安心工作想轉業等等。

應當承認，對高尚理想信念的追求與對物質利益的合理要求不僅是官兵的正常需要，也體現了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是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鄧小平同志講：“革命精神是非常寶

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為，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因此，能否引導官兵正確認識和對待物質利益，不僅關系到保持我軍政治工作的優勢和部隊的戰斗力、凝聚力，而且是在新形勢下部隊思想政治工作建設上必須應該正視的重大現實問題。

我軍是調試集中的武裝集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它的惟一宗旨。根據我軍這一性質，軍隊在運行機制中不能簡單照搬經濟杠桿原理調節利益關系這一準則。畢竟，軍隊是奉獻多于索取的職業，而非用金錢、物質利益衡量價值的職業，正是軍人的這種特殊性，使得軍人個體的行為不免帶有不同于地方商業色彩的思想和行為，也即：應該首先想到的社會利益、黨和國家及軍隊的利益——而非個人利益；應該首先自學地、主動地為他人、為社會、為集體、為黨的副業盡義務——而非個人主義；尤其要為國家和人民分居，時刻站在黨和人民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的高度上來。鑒于此，就要發揮各種方式、方法的機能，加強我軍這種特殊性的教育，將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任務等貫穿于物質利益原則的始終，從而達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境界，努力把甘愿奉獻變為官兵的自學行動。

堅持義與利的統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軍隊自身改革的深化，曾經被稱之為“精神凈土”的軍營，也難免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出現這些情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由于個人素質、自身善、技術水平、家庭困難等原因帶來的實際問題；有的因為覺悟低、修養差造成思想認識問題。在現實生活中，實際問題與思想問題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有的中因為實際問題加重思想問題，有的則是因為思想問題看重了實際問題，因此抓好這兩個問題的關鍵就是義與利的結合點。因此，堅持義與利的統一，說到底就是把思想教育的精神引導與政策制度的利益保證結合起來。因為政策制度往往比思想教育更具有全局性和穩定性。如果說戰爭年代我們在政策制度上受到種種條件制約、在計劃經濟時期對此沒有引起跔重視的話，那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更應注意做好建立和完善政策制度的工作。因為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法制經濟。思想教育要求軍人到邊遠艱苦的地區工作為榮，與此同時，必須將相適應的物質待遇與艱苦奮斗精神相結合；思想教育提倡軍人安心在部隊服役，與此同時，應該將堅持戰斗力思想與保障退役后比較優厚的待遇相結合。因此，積極的思想和行為必須在政策、制度上得到鼓勵和保護，融思想教育應付顯得蒼白無力，就沒有吸引力和說服力。當然，我們在重視和關心官兵的切身利益時決不能以利代義，更不能簡單地給錢給物來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簡單認可錢的威懾力。要堅信，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思想政治工作都是提高廣大官兵覺悟的有力武器。

三、疏與堵的關系

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疏與堵，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我們不能只重視兩方面，卻忽視另一方面。疏與堵的這種辯證統一性可以推出疏與堵的這樣一種關系：疏是堵的前提和基礎，堵是疏的補充和輔助，兩者缺一不可。對于官兵因各種原因引發的現實思想認識問題，可通過循循善誘，疏通思想，采取民主、討論、批評、耐心說服的方法，把官兵頭腦中非無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思想上來。因此，對于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屬于思想認識的問題，只能進行疏通和引導的方法加以解決，企圖用行政合理化建議，強制方法去解決思想問題，不但沒有效果，相反還會有害。當然，如果認為疏導是“萬能藥”的話，就會淹沒思想工作上存在的問題，使疏導作用的發揮力不從心，這就迫切需求除了用疏導方法以外，還需要通過制度，紀律、法律等手段來制止、糾正人們的錯誤言行。因此，堵僅作為疏導的一種補充手段和方法。大量事實表明堵的強制作用不僅是行之有效的，而且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如果說疏導有關“春風化雨，點滴入土”的作用的話，那么堵則是“刮骨療毒、釜底抽薪”的強制性手段。因此只有把疏與堵有機統一起來。思想政治工作既避免簡單粗暴，又具有原則性的戰斗性。

四、立足軍營與面向社會的關系

扎根軍營、搞好軍隊課堂教育，這是軍隊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戰場”，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但是，作為來自于社會并且是組成整個社會大系統的軍隊，無論是物質上還是在精神上或多或少與地方大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都不可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和發展的。特別是官兵的許多思想不加以正確引導，猶如官兵的思想置于凹凸鏡中，任其發展，私欲膨脹，就會難以認清自我和校正自己。這種惡性循環從各個側面影響部隊官兵，久而久之是難以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神圣使命。正如有的同志所說的那樣：“思想工作做半天，不如上街轉一圈”“一次談心，抵不上一封家信。”這說明，我們不僅應該充分認識到社會、家庭對官兵的影響力，也不能忽視外界的反作用力。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局限在軍營大院和課堂上，要開闊視野，積極走向社會，展開雙臂，呼吸新鮮的空氣，熱情接受來自社會的教育，發揮社會“小漏斗”的過濾作用，吸收精華，除去糟粕，為人年用，使廣大官兵從中受到教育和鼓勵。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要做的工作較多，比較行之有效的是要在以下兩個方面下力氣：

一是要走出去，請進來。改革開放給我國帶來生機和活力，社會需要了解軍隊，軍隊也要為社會打開了解的窗口，尤其是軍人最關心的是第二次就業問題，更應該采取請地方領導、企業家、事業上有成就的的轉業軍人到部隊進行時事政策教育、優撫安置政策教育和參觀地方改革先進單位等多種形式，讓他們看到有國家強有力的優惠政策作保障，軍轉安置工作的前景一片燦爛。

二是要與官兵家庭溝通聯系。及時溝通官兵家庭的聯系，是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在新形勢下，只能加強不能削弱。由于軍人家庭處于改革開放的前沿，對球部戰士的影響是筩直接很實際的，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官兵的思想情緒和服役態度。因此，要努力探索新的方法，運用新的手段，注重利用家庭的積極因素，善于把官兵家庭的消極影響轉變為積極因素。總之，借助于國家和家庭的力量教育官兵，這是拓寬思想政治工作路子的一個方面。

我的講話完了，不對之處望大家批評指正。

旌旗大家！

第四篇：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應把握好四個著力點

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應把握好四個著力點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要結合農村實際，解決黨組織和黨員隊伍存在的突出問題”。“關心和愛護農村基層干部，繼續開展農村黨的建設?三級聯創?活動，加強基層黨風廉政建設，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胡錦濤同志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論斷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城鄉統籌。”“建設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求我們必須堅持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善于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的利益，完善各項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四個本領?”。今年的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也對加強農村和城市基層黨風廉政建設作了具體安排。充分表明：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是黨風廉政建設的重要基礎，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建農村和諧社會的重要政治保障。抓好農村黨風廉政建設，對于促進農村改革健康發展、維護農村社會和諧穩定、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農村黨風廉政建設也面臨著新的更高要求。因此，縣級紀檢監察機關要不斷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認真抓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在基層的全面貫徹落實，致力打造良好的農村發展環境，為新農村建設保駕護航，為和諧農村構建服好務。結合現今農民、農村、農業工作實際，當前，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應把握好以下四個著力點。

一、加強黨員干部廉政教育，提高隊伍整體素質，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最堅強的領導

農村黨組織和黨員、干部肩負著帶領群眾建設新農村的重任，農村基層干部思想政治素質的高低狀況、作風的扎實與否，直接關系到黨的農村政策的貫徹落實，直接影響著黨的執政基礎，直接涉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大局。加強對農村黨員干部的廉政勤政教育，不斷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凝聚力和創造力，是農村黨風廉政建設的首要任務。當前，廣大農村干部隊伍的主流是好的，為農村改革發展穩定作出了積極貢獻，但也確有一些基層干部宗旨觀念不強、政策水平不高、法制意識淡薄，侵犯群眾權益、以權謀私等違紀違法行為時有發生，造成黨群干群關系緊張。鑒于此，要繼續深入開展農村黨的建設“縣、鄉、村三級聯創”活動，大力鞏固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成果，緊密結合農村的特點和實際，以鄉鎮黨委為龍頭，以基層黨支部為網絡，以鄉村黨校、農技校為陣地，以鎮、村、組干部為重點，在廣大農村黨員和基層干部中深入開展“一個創建”、“七個經常性教育”活動。一是深入廣泛開展農村廉政文化創建活動。把黨風廉政作為黨員、干部學習的重要內容，把廉政文化建設納入農村文明家庭、十星級文明戶、文明村組、文明鄉鎮創建活動中，利用鄉鎮文化站、村文化活動室、學校文藝隊、農民業余文藝演出隊、巡回電影放映隊等載體，開展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廉政文化宣傳，大力推進廉政文化進鄉鎮、進村組、進家庭、進學校活動，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氛圍，維系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精神支撐。二是開展科學發展觀教育。教育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充分認識到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重大歷史任務，必須樹立長期奮斗的思想，遵循自然規律、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致力營造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環境，堅決摒棄急于求成、急功近利。三是開展宗旨教育。教育干部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尊重群眾意愿，充分依靠和發動群眾，自覺做到權為民用、情為民系、利為民謀，堅決摒棄濫用權力、以權謀私。四是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教育和引導干部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堅決摒棄是非顛倒、善惡不分、美丑不辨。五是

開展政策教育。教育干部切實增強政策觀念，認真學習和把握新農村建設的方針政策，帶頭執行政策規定，嚴格按政策辦事，堅決摒棄盲目決策、南轅北轍。六是開展作風教育。教育干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完成上級部署的任務、規劃和實現本村本鄉鎮的發展，都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盡力而為，堅決摒棄虛假浮夸、搞形式主義和貪大求洋。七是開展法紀教育。教育干部切實增強紀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嚴格依紀依法辦事，尊重農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實行“陽光操作”，善于運用民主的方式、協調的方法和法律的手段解決糾紛，化解矛盾，堅決摒棄強迫命令、踐踏法紀。八是開展艱苦奮斗教育。教育干部時刻牢記“兩個務必”，始終保持厲行節約、勤儉辦事、不驕不躁的優良作風，干事創業必須精打細算、講求實效，堅決摒棄大手大腳、奢侈浪費。

二、構建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制度體系，規范基層干部行為，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用制度來懲治和預防腐敗，是我們黨反腐倡廉的一條重要經驗，通過制度建設來強化對農村基層干部權力使用的監督和制約，也是新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應積極在構建制度體系上狠下功夫。一是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所形成的組織制度、領導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和監督制度，都體現著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同時，民主集中制也是國家政權和村民自治的組織原則。在市場經濟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要正確決定一個地方、一個鄉鎮、一個村組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形成科學決策，僅憑個人或少數人的智慧是很難做到的。因此，新農村建設中，要在進一步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健全程序合法合理的決策機制，制定村民委員會議事規則，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各項具體制度，凡屬重大決策、重要干部調整、重大項目安排和大額資金的使用都必須由兩委班子集體作出決定，正確集中集體的智慧，防止個人專斷，減少和避免失誤，保證新農村建設決策的制度化、科學化和民主化。二是建立健全財務管理制度。把加強農村財務管理作為基層干部作風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環節，建立健全村民民主理財制度，規范農村集體資金收支程序。建立和完善集體資產監管辦法，強化對農村財務的審計，防止集體資產流失，確保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隨著統籌城鄉發展，對“三農”支持不斷強化，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的重點轉向農村這一戰略的實施，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的加大，物資采購和工程建設將會不斷增強，必須嚴格規范、加強管理，物資采購和工程項目的實施都必須按照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實行招投標，以消除“暗箱操作”，防止權錢交易、商業賄賂。三是建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績效考評制度。著眼于激發村組干部活力，構建新農村建設的績效考評機制，引導廣大基層干部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注重考評的科學性，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綜合設置考評指標，充分考慮基層干部德、能、勤、績、廉五個方面的情況，把鄉村發展規劃的落實、廉政勤政、脫貧目標、環境保護、村容村貌、村風文明、村級管理作為重點內容，設置科學的、合理的、可操作的量化標準。績效考評既要考評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也要考評經濟增長質量和領導抓發展的能力，既要考評經濟發展狀況，也要考評各項社會事業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狀況；既要考評其工作的現狀，也要考評其發展的后勁和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考評要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堅持把農民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評價基層干部的重要標準，充分發揮績效考評的積極作用。

三、擴大基層民主，協調農村各方面利益，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創造和諧的環境

加強農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鞏固黨在農村執政基礎的必然要求，是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舉措，是協調農村各群體

各方面利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農村的重要內容。“管理民主”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二十字”目標之一，一定要建立和完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具體辦法，充分發揮農民群眾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主體作用，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民主權利得到正確行使。一是要繼續推行基層政權公開。不斷深入推進縣鄉兩級政權政務公開、村務公開、事業單位事務公開、學校校務公開、醫院院務公開，進一步拓展公開內容，規范公開程序，創新公開方式，突出公開重點。凡屬鄉村的重大問題、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如農村低保享受、合作醫療核銷、救濟款物發放、農村“兩免一補”、計生政策兌現、村組干部報酬、土地征用補償、村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退耕還林還草款物兌現，以及國家惠民政策落實情況、集體資金使用情況、集體企業經營狀況等等，都要及時、全面、真實向群眾公開，堅決防止和糾正搞形式、走過場、假公開甚至不公開。二是強化基層監督，加強對村兩委會成員特別是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的監督，把“錢、人、事”的管理過程中對權力運行的監督作為重點監督內容，把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警示訓誡、經濟責任審計、民主生活會、述職述廉、民主評議等制度有機地向村級延伸作為監督方法和手段，確保基層權力運行不出軌、不濫用。三是在有效促進干部辦事方式、辦事作風改進和力求公開、公平、公正的基礎上，引導并實現農民群眾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在農村基層建立有效的決策協商制、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處理機制和社會管理機制，引導群眾依法按章、規范有序地參與村務和公共事務的決策和管理，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解決利益矛盾，從而促進農村的和諧與穩定。

四、認真糾正損害農民利益的不正之風，嚴肅查處各種違紀違法行為，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最直接的服務

胡錦濤同志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從農民群眾最關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見成效的事情抓起，不斷讓農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縣級紀檢監察機關必須適應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的要求，樹立執紀為民、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觀念，自覺將黨風廉政建設融入新農村建設的偉大工程中，圍繞人民群眾反映突出的問題，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嚴明紀律，嚴肅查處各種違紀違法行為，促使基層干部勤政廉政。一是認真做好人民群眾來信來訪工作，依紀依法及時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真正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中，把矛盾化解在基層。二是嚴格涉農收費監管。切實預防面向農民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加強對涉農負擔的行業收費項目和標準的審核、監督，凡面向農村和收費的項目和標準，必須采取多種形式向農民公示，內容包括收費依據、收費項目、收費標準、收費范圍、監督單位和舉報電話等，做到公示地點公眾化、公示內容規范化、公示形式多樣化，使農民看得清、讀得懂，凡沒有公示的收費項目，農民有權拒絕交納和應當舉報，堅決防止一些基層單位以經營服務性收費為名變相加重農民負擔。三是繼續開展損害群眾利益突出問題的專項治理。深入治理征收征用土地、城鎮房屋拆遷以及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完善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一費制”收費辦法，落實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加快落實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強化醫藥監管，實行藥品招標采購制、住院一日清單制、單病種醫療限額制，堅決治理開大處方、亂加價、亂收費等問題，減輕農民醫療負擔。嚴厲打擊哄抬農資價格、制售假劣農業生產資料坑農害農的行為。認真開展農村環境專項治理，杜絕污染，建設綠色農村。四是加強監督檢查，從嚴執紀，堅決糾正侵犯群眾權益的問題，重點查處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嚴重群體事件、商業賄賂案件和造成重大影響的其他案(事)件，認真查處挪用、克扣農民各種補貼、補助款和村級補助資金及侵占、挪用征地補償款安置費的行為，嚴肅查處違反法律和政策規定，隨意調整收回農民承包地，強迫農民流轉承包地等案件，及時查處各種巧立名目、變換花樣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強行集資攤派、農用物資亂加價、農業灌

溉收費等加重農民負擔的行為。凡違反規定出臺的收費項目要堅決取消，擅自提高的收費標準要堅決糾正，違反規定加重農民負擔的政策要堅決廢止，不該收或多收的錢物要如數退還給農民，挪用、克扣或拖欠的補助款、補償款要如數兌現給農民。以此保證黨和政府的各項惠民政策落到實處，讓人民群眾實實在在地看到黨風廉政建設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成效。

第五篇：當副職應把握好的幾個關系

當副職應把握好的幾個關系，同時承擔主要責任；副職是決策的“參謀”和執行者。郝副縣長，應該屬于“老好人”之列；不管他是能力平平、將勤補拙，還是才華過人、韜光養晦，這樣的副職領導干部多了，將是黎民百姓之災難。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奠基人列寧逝世前，已經覺察到斯大林的專斷作風不適合做“一把手”，并口授了政治遺囑。而當時黨的高層幾位重量級人物出自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等種種原因，列寧的意見被他的戰友和學生們當做“耳旁風”，使罷免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動議“流產”。就這么一個無原則的決定，蘇共和蘇聯人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掌握了絕對權力的斯大林大開殺戒，從黨和國家、軍隊高層到普通干部群眾，幾乎人人自危，上千萬人人頭落地。當今天還有人為斯大林歌功頌德時，可曾認真思考過《國際歌》中“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這段歌詞的真正意義？創造人類歷史的究竟是人民大眾還是被后人神化了的英雄豪杰？回顧我國前30年的歷史，如果黨的領導干部大多數是無所畏懼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就沒有機會上演。

“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副職不能挑選正職，但可以根據正職的特點，改進自己的工作方式與方法，去適應正職。工作中正職遇到棘手問題，不論是否屬于自己分管，都要幫助正職出主意、想辦法，必要時要犧牲自己做“擋箭牌”，給正職擋駕，維護正職的權威，使之能集中精力抓大事。副職要勇于承擔責任、面對風險。工作中發生失誤，尤其是自己分管的，即便是正職決策造成的，副職也應主動承擔責任，替正職分憂。不能躲到一邊看笑話，更不能在背后放“冷箭”，幸災樂禍、落井下石。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要時時處處、人前人后維護正職威信。對正職服從而不盲從，看到正職出現失誤時，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要敢拉“袖子”，大膽勸阻。

其次，談談如何把握好與同級的關系。

同在一個單位工作，處理好與其他副職之間的關系也非常重要。

一要理性對待分工。正職進行工作分工時，主要方法是“切塊”，不可能量化得十分精細。副職分管的工作任務難免有輕有重、有實有虛、有難有易。就像國內外流傳的“分粥”理論一樣，不論集體分還是個人分，不論經驗豐富的分還是初出茅廬的分，不論道德高尚的分還是自私自利的分，都不可能絕對公平。副職應該正確對待分工，不論權力大小、活多活少，都要認真干好。副職如果因為分工問題鬧情緒、講怪話，將把自己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并在群眾中造成不良的影響。

二要主動搞好協調善于集思廣益。副職之間雖然有分工，但權力運行過程中難免有交叉。這種時候既不能寸土必爭、針鋒相對，也不能遇到矛盾上交正職了事。任何正職都不愿意“引火燒身”，他需要的是助手而不是對手，他需要副職幫他減負而不是“加壓”。人也是感情動物，只要能夠設身處地替對方著想，有了不同看法及時溝通，沒有過不去的坎。對自己分管的領域，不能搞“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話聽不進。唐太宗《貞觀政要》總結的成功經驗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副職之間有分工，但不能分家，做工作要善于吸收、借鑒一切好的經驗做法。其他副職對你分管的工作提出意見或建議，應心存謝意虛心聽取，而不能心存逆反拒人與千里之外。

三不爭名利地位。同為副職但也有個排序，位有尊卑，序有先后，在講究禮數的中國，副職間的排序非常微妙，座次不同，在正職心中、群眾的眼中“份量”也不一樣。如果把同級副職視為競爭對手，或處處設防、畫地為牢；或明槍暗箭、惡語中傷；或敝帚自珍、謂己為賢；均不可取。春秋時齊國的管仲與鮑叔牙，少時為友；后雖處敵對陣營，仍不忘舊情。鮑叔牙在方方面面給與管仲無私的幫助，包括把本屬于己的高位讓給管仲，自己甘為人下；管仲助齊桓公成就霸業，誰會忘卻鮑叔牙的舉薦之功！戰國時的廉頗與藺相如，同為趙國重臣。面對廉頗的百般刁難，藺相如從國家利益出發，忍辱負重，不計私怨；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最終感動了廉頗。廉頗親自登門負荊請罪，二人捐棄前嫌，結為刎頸之交，“將相和”成為千古佳話。而龐涓與孫臏，同出于鬼谷子門下，有八拜之交。龐涓嫉賢妒能，陷害孫臏，結果兄弟反目，大動干戈；龐涓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最后落個身敗名裂。和則兩利，分則兩傷，副職之間莫效“鷸蚌相爭”，應同心協力、和衷共濟，相互補臺而不拆臺。“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今天種下真情，明天必收獲友誼。如果因“錙銖必較”而結下“睚眥之怨”，埋下的“火種”遲早會燒得你“體無完膚”。

再次，談談如何把握好與下級的關系。

一是尊重理解。副職分管的范圍，不是個人的“領地”，因為你的下級上面還有幾個“婆婆”，不可能只對你個人負責。其他副職，包括有的正職，有時會繞過你直接給他們下指示。對這類問題，必須理性看待，不可因此責難下級，更不能當著下級發泄對正職和其他副職的不滿情緒。如果你的下級是個正派、善于協調的干才，他會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系；如果你的下級是個搬弄是非的小人，把你的話添油加醋、以訛傳訛，無端的猜疑和矛盾就此產生。所謂“用人不疑”，對下級要有足夠的信任；但“疑人不用”，對你就無意義了。因為下級雖然歸你管，但你決定不了他們的命運。所以，說話辦事要留有余地，尤其極端、絕情的話不能隨口說。權威的建立，權力是前提條件，是組織賦予的；威望有權力的支撐，但更多的來源于領導同志個人素質、修養和能力產生的親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居高臨下強迫下級去做某項工作，效果不如講清道理后他們積極主動去做；所謂領導藝術的一個表現就是充分調動下級的主觀能動性，使他們產生自覺的“執行力”，變“要我做”為“我要做”。

二是言傳身教。更多情況下，副職扮演的是承上啟下的角色，既不能擅權、越位，也不能只當傳聲筒、中轉站。正職和其他副職非特殊、緊急情況下“越俎代庖”，不打招呼直接指揮你分管的部門，本身就是“違規”操作的一種短期行為，你對此無可奈何，保持冷靜、審慎的態度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你直接分管的部門非緊急情況不經你知曉直接與上級“短路”，你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只能是“錯上加錯”，更是一種“瀆職”行為。寬容大度是有原則的，如果你對這種錯誤行為不嚴厲加以制止、一味遷就，你在下級心中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橡皮圖章”。這種“鏈條式”的工作關系一旦被人為地破壞，單位內不良風氣定會滋長蔓延，其后果和影響將是深遠的。因此，作為一個方向的主管領導，給部屬

“派”活，只是工作的一個方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對“部屬”搞“傳、幫、帶”。當官必須要有知識，想有知識必須讀書。讀書的重要性古今中外的論述舉不勝舉，但精通兵書的趙括為什么打了大敗仗?其實，讀書要讀“兩本書”；“一本”來自“新華書店”，“一本”來自社會實踐。領導傳授給下級的不是“紙上談兵”的體會，而是經驗與方法。我總結多年做領導工作的實際經驗，把對下級的“傳幫帶”歸結為五句話，那就是“補‘腦子’、教步子、引路子、搭臺子、豎梯子”。“補腦子”就是傳授知識與經驗，“教步子”就是素質與能力的培養，“引路子”就是把握好工作方向；“搭臺子”就是給他們鍛煉和自我表現的機會，在實踐中增長才干提高自己；“豎梯子”就是努力為他們創造上進條件，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升華。下級有了上進和進院校“深造”的機會，決不能以工作離不開為由把人留住。地球離開誰都轉，何況一個單位或部門呢！中央提出構建“節約型社會”，社會的健康發展，第一位要節約的不是能源、資源，而是人才。我國的國民整體素質提高了，制度的優化實現了孫中山一百多年前呼吁的“野無遺賢、人盡其才”，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就有了希望。如果副職在職期間，能為社會培養出一批人才，功莫大焉！

對下級，不能管的太細、統得太死、抓得太緊；不可事必躬親、包辦代替。要給他們一定的時間、空間和機會，培養他們獨立思考、獨擋一面的能力。父母不能因為擔心孩子摔倒而永遠當孩子的“拐杖”，領導也不能因為怕下級做不好工作而不放手。多少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長期包辦代替的結果往往是：“你不放心，我不用心；你不放手，我不動手”。諸葛亮輔佐劉備成就鼎立一隅的大業，其超人的智慧與謀略讓后人千古贊頌；但他在人才培養方面顯然是一個失敗的典范。軍中、國中，事無大小，必親歷親為。還為出征在外的部下備上“錦囊”，遇到難題打開自有妙計。結果他死后，蜀國陷入人才匱乏的境地，以致“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

三是關心愛護。仕途上求上進，生活上求舒適，主要精力干事業，其余用來安排生活，對哪一級官員講都是很正常的。你的部屬找你談一些個人的想法、要求和困難，在某種意義上是出于對上級的信任和依賴。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無私奉獻”作為一個政治口號無可非議，但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人都做不到。試想，一個人連自己都不愛，你相信他會愛親人、愛事業、愛國家嗎？如果你身邊真的有一個無私的人，那將是很可怕的；因為人皆有“七情六欲”，無私則無欲、無欲則無畏、無畏則無所謂。沒有低層次或本能需求的人，一定有更大的野心和追求，一旦個人目的達不到，這種人容易走極端。像美國一些大片中虛構的情節，一伙兒喪心病狂的人勾結在一起，打著解放全人類的幌子搞恐怖活動。所以，作為領導，不但要認真聽，還要記在心上；對下級的正當要求，能夠解決的要熱心幫助，不能推三阻

四、漠然處之。《帕金森定律》、《有效的管理者》雖不是金科玉律，但都用很大的篇幅探討管理層次管理幅度與管理對象問題，副職不可能熟知所有下級的情況，但對直接下級的情況必須關心和掌握，包括主要經歷、脾氣秉性、能力特長、身體與家庭情況等，如果分管幾年你連直接下級的生日都說不出來，與下級的溝通肯定會出問題。當然，對下級不能只遷就照顧，更不能搞無原則的一團和氣。有的同志走上領導崗位后，用菩薩心腸善待下級，遇到矛盾繞著走，批評下級張不開口。一個普通人獨善其身，可以做“老好人”，但領導者不行；“剛自取柱，柔自取束”，領導同志如果怕得罪人，就會得罪所有人。

一個單位是非無界限，壞了規矩，必然各行其是、一盤散沙，發生問題是遲早的事。古人云：“愛而不能使，厚而不能令”，其結果必然是“亂而不能治”。嚴格要求、大膽管理，也是對部屬的一種關心愛護。工作出了成績，副職應“上推下卸”；工作出現失誤或發生重大問題，副職應主動承擔責任，而不把下級推出來做“炮灰”，自己一推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