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市農民工社會保障情況匯報

**市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情況匯報

2008年，根據我市農村工作發展的整體需要，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工作以促進農民工參加各項社會保險為主要內容，以大力督促各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為農民工辦理參保，積極引導廣大農民工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主要工作方法，大力推進我市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的深入開展，為保障農民工社會保障合法權益的實現打下了良好基礎。主要經驗做法是：

一、把農民工納入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范圍，積極督促農民工所在鄉鎮企業及個體私營企業為農民工辦理養老保險。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央１號文件）關于“探索建立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精神，根據我市農村工業經濟發達，大量農民進廠務工的實際情況，把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中農民身份的職工群體納入養老保險范圍，以解決這部分農民在身份轉換后的面臨的養老問題。在全市各級各部門尤其是社會保障部門的努力下，截至目前，全市參加養老保險的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已達416家，參保的農民工達到6500多人。

三、開展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為幫助廣大農民工實現醫療保險權益提供新途徑。去年9月份，我市順利開展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實現包括廣大農民工在內的全民醫保的目標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這樣，廣大農村以及城鄉結合部的具有城鎮戶籍而沒有或不能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工都可以通過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來實現自己的醫療保險權益。由此，我市現有醫療保險體系真正實現了對農民工群體的全覆蓋。

四、實施農民工“平安計劃”，切實保障農民工工傷保險權益。為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國發〔2006〕5號）和《河南省人民政府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實施意見》（豫政〔2006〕23號）精神，加快推進我市的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工作，根據國家、省、鄭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的有關規定，結合我市屬高風險企業聚集區，從事高風險行業的人員大多為農民工的實際情況，為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工傷保險權益，減少工傷事故風險，使廣大農民工在遭遇工傷事故后能及時享受到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我市于前年就制定了《實施農民工“平安計劃”方案》，逐步把全市范圍內的高風險企業農民工全部納入工傷保險。自此項工作開展以來，我市參加工傷保險的高風險企業已達223家，農民工參保17545人，占年任務17305人的101%。

2008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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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市農民工社會保障情況匯報

**市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情況匯報

2008年，根據我市農村工作發展的整體需要，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工作以促進農民工參加各項社會保險為主要內容，以大力督促各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為農民工辦理參保，積極引導廣大農民工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主要工作方法，大力推進我市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的深入開展，為

保障農民工社會保障合法權益的實現打下了良好基礎。主要經驗做法是：

一、把農民工納入企業職工養老保險范圍，積極督促農民工所在鄉鎮企業及個體私營企業為農民工辦理養老保險。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央１號文件）關于“探索建立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與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精神，根據我市農村工業經濟發達，大量農民進廠務工的實際情況，把農村地區的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中農民身份的職工群體納入養老保險范圍，以解決這部分農民在身份轉換后的面臨的養老問題。在全市各級各部門尤其是社會保障部門的努力下，截至目前，全市參加養老保險的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已達416家，參保的農民工達到6500多人。

二、以開展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為契機，積極引導廣大農民工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按照鄭州市統一部署，今年8月份，我市順利開展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工作。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工作的開展為廣大尚未參加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的農民工提供了一個嶄新的平臺。從此，長期以來游離于養老保險保障范圍之外的廣大農民工也可以像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和企業職工一樣擁有一份屬于自己的養老保險。截止目前，全市參保城鄉居民已達到22699人，并有11182 名城鄉居民已開始領取養老待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工作的開展為切實實現我市廣大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提供了廣闊平臺和有力保障。

三、開展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為幫助廣大農民工實現醫療保險權益提供新途徑。去年9月份，我市順利開展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實現包括廣大農民工在內的全民醫保的目標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這樣，廣大農村以及城鄉結合部的具有城鎮戶籍而沒有或不能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及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農民工都可以通過參加城鎮居民醫療保險來實現自己的醫療保險權益。由此，我市現有醫療保險體系真正實現了對農民工群體的全覆蓋。

四、實施農民工“平安計劃”，切實保障農民工工傷保險權益。為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國發〔2006〕5號）和《河南省人民政府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實施意見》（豫政〔2006〕23號）精神，加快推進我市的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工作，根據國家、省、鄭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的有關規定，結合我市屬高風險企業聚集區，從事高風險行業的人員大多為農民工的實際情況，為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工傷保險權益，減少工傷事故風險，使廣大農民工在遭遇工傷事故后能及時享受到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我市于前年就制定了《實施農民工“平安計劃”方案》，逐步把全市范圍內的高風險企業農民工全部納入工傷保險。自此項工作開展以來，我市參加工傷保險的高風險企業已達223家，農民工參保17545人，占年任務17305人的101%。

2008年8月3日

第三篇：農民工的社會保障

我要的幸福——農民工

——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現實問題的思考 目前，農民工正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使工人隊伍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他們的狀況不僅關系到農村和城市的發展，而且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但當前存在著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正視不足，關注不夠，解決不好等一系列的問題。

一、關于農民工問題產生的原因以及對他們社會身份的認識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社會，農村和城市截然分割。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分割造就了由國家主導的第一波工業化，國家以犧牲農民利益的方法為中國的工業化進行了有效的資本積累。改革開放后，因為農村改革的成功，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工業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勞動力。這樣，戶口制度開始松動，農民開始進城工作。這些人一方面脫離了農民的身份，但同時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個特殊的稱號，被稱為“農民工”。“農民工”提法最初出自于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主要是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量進入鄉鎮企業工作，“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實現勞動力轉移的農民。農民工具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其表現：一是在戶籍身份上：農民工的社會身份就是農民，從事的卻是非農職業，農民工雖然進城務工，但他們的戶籍身份還是農民，與具有非農戶籍的人有著明顯的差別；二是在職業身份上：農民工雖被稱之為農民工，但大多從事的是非農職業，或者是以非農工作為主的職業或邊緣職業，如建筑業、采礦業、服務業以及從事城里人不愿意干或沒人干的職業；三是社會保障身份，當農民工在城鎮就業、生活遭遇風險與困難時，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他們提供援助和保護，農民工只有依靠個人力量維護自己的權益；四是源于傳統體制的對農民工的社會歧視。認為農民是以農為本的群體，他們工作的場所就應該在農村，只能是種糧種菜，為全社會提供農產品服務；農民是自給自足的群體，除緊急救助之外，不需要城市人口所擁有的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農民見識淺薄，愚蠢，缺乏現代文明素養，不講衛生，骯臟且覺悟低，法律意識淡薄等等。這些都說明，農民工是介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一個口益被邊緣化的新弱勢群體。近些年衍生出一個新詞——“新生代農民工”，它主要是指80后、90后，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面占到60%，大約1個億。他們出生以后就上學，上完學以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而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視社會保障，維權意識更強

二、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問題

對于農民工的就業，政府幾乎沒有支出任何成本，最初，甚至給農民工就業設置了不少障礙。2003年以來，農民工群體的社會關注程度獲得了空前的提高，政府、媒體及社會團體在改善農民進城務工環境、保護農民工權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一定成效。200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指出：“加強對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協調和指導，維護農民進城務工就業者的合法權益”，并希望“各級政府和各有關部門拿出具體的措施來，為農民進城打工辦些實事”。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仍然比較突出，存在著諸多問題。

1.缺乏失業保障。據調查，33.5％的農民工在城市里都有過失業的經歷，而其中將近30％的外來農民曾經遇到過長達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業。同時，城市居民在失業期間有失業補助，而農民工卻沒有，農民工失業后，多數是靠自己過去的積蓄生活，其次是靠向親友、老鄉借錢生活，也有一部分人不得不重回農村老家。農民工得不到勞動單位或地方組織的幫助，他們在不少地方不能進入城市的社會保障網絡。

2.缺乏醫療保障。很多農民工生病以后，大都因為收入不多硬挺著而不去醫院看病；遇到不得不看的病，絕大部分也只能是自費，用工單位通常不為他們報銷藥費，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也往往只墊付很小一部分。據調查，農民工生病以后，59.3％的人并沒有花錢看病，40.7％花錢看病的人，也舍不得吃好藥和住院，因為他們在這方面的人均支出僅僅885.46元，而他們所勞動的單位為他們看病的支出卻僅為人均72.3元，不足實際看病費用的1／12。由此可見在醫療看病方面，農民工根本談不上有什么保障。農民工醫療保險權益的缺失，往往會導致他們有病不能就醫，小病釀成大災，甚至因此喪失勞動能力，“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情況屢見不鮮。由此可見，在醫療看病方面，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問題仍是嚴重的。

3.缺乏勞動保障。從勞動時間上看，農民工的勞動也談不上什么勞動保障體制。農民工一旦有工作，他們的勞動往往是大大超時。有資料顯示，在農民工中，有23.6％的人每天勞動時間在12小時以上，65％的人每天勞動時間在10小時以上。也就是說，符合勞動法的一天8小時勞動者僅占1／4；從勞動狀況看，據廣東省團委和南方日報社聯合組織的調查，農民工經常加班加點，幾乎沒有休息日，勞動嚴重超時；從勞動報酬來看，由于沒有法定的條款規定農民工應該享有何種工資，產生了由雇主決定工資而不是遵循“按勞分配”的原則的現象嚴重存在。農民工是無法享受福利分房或在政府提供補貼的情形下購買商品房，他們通常居住在城市的衛生死角或合伙租住于城鄉結合部的農居點，其居住狀況大都擁擠不

堪，采光和通風條件較差。

三、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缺失的原因

1.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是傳統的就業制度模式和二元社會保障制度構建的基礎。戶籍制度存在著三大弊端：一是城市和農村戶口的二元化管理；二是遷徙不自由；三是戶籍與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權利掛鉤，被人為賦予了太多的“附加值”。1998年以來，我國全面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但迄今為止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基本上還是以戶籍為基礎，且重心明顯傾向于城鎮。而自從原有的集體保障和合作醫療制度隨著以社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的瓦解而喪失之后，農村基本上陷入了不得不依靠單一的傳統家庭保障的境地。走出農村的農民工雖然從事非農產業，但由于他們還是農村戶口，身份依然是農民，所以仍被屏蔽在城市的社會保障外。

2.社會保障立法不健全是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的重要原因。農民工參保率之所以一直在低位徘徊，與參保后其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具有直接關系。而深層次的技術問題，是由于農民工頻繁流動，單位和農民工參保繳費后，社會保險關系難以轉移和接續。農民工的工作流動性大，工作場所不固定，而現在我國社會保障的社會化管理和服務進程較慢導致統籌層次低和服務水平差，特別是缺少一個確保社會保障關系能夠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轉移的管理機制。農民工社會身份和職業上的矛盾直接導致他們淪為社會邊緣性群體。這決定了關于他們的社會保障政策議程的設立途徑較少、設立過程緩慢且無法有效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我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立法處于滯后和非正常狀態，尚不能給國家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的一系列問題提供切實可靠的法律依據。

3.社會保障資金不足。財力支持不夠是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國家和政府雖已集中力量加強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建設，以確保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以及工傷保險等仍舊陷在資金困境之中。當城鎮社會保障制度運行受到資金限制時，若再將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考慮在制度范圍內，必然要面臨更為嚴重的資金困難。而且，要保障農民工子女正常入學，這對城鎮現有的教育資源又是一大挑戰，教育經費需求的擴大也是個現實問題。資金問題是農民工社會保障遲遲沒有提上日程的重要客觀原因之一。此外，農民工在他們相對較低的收入中，用于維持生活，撫養教育子女，已是相當緊張，再拿出一部分資金參加社會保險，也確實有一定的困難。

4.勞動法執行不力，農民工年年都要苦討血汗錢。《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但實際上，許多用人單位根本不與外來的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造成一旦發生糾紛難以調查取證的后果。事實上，絕大多數農民工沒有正式勞動合同，工作時間被任意延長，克扣拖欠工資的現象嚴重，有50%以上的人不能獲得加班費，39%的農民工碰到過老板克扣工資或拖欠工資的事件，其中建筑業和餐飲業最為集中。49%的農民工有過用人單位或老板變相收取押金的事件，49.7%的人表示自己工作條件惡劣，19%的人遭遇過工商不給賠償的情況，70%以上的農民工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險。不少在城東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反映，所在城市雖然企業眾多，但普遍存在著進廠就扣押身份證和一個月以上的工資，如果對工作不滿意，也難于離職。此外，工作時間長、沒有休息日，每月工資僅幾百元，且只是先發生活費，其余的到年終才結算，有的甚至遲遲不予結算。

5.社會保險制度覆蓋不全面，農民工在老有所養、病有所醫方面存有后顧之憂。中國社會保險體系包括：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五大項目。據調查，農民工在這五方面的參保率分別只有33.7%、10.3%、21.6%、31.8%和5.5%，至于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就更低，分別只有

2.9%、3.1%和5.6%。我認為主要在于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政府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缺陷，城鄉不對接，使得農民工在城市內繳納的社會保險，回到戶籍地既無法續保也不能享受相應待遇；二是保險基金的區域統籌與農民工的跨省流動之間存在尖銳沖突，使得農民工調換工作崗位后沒有辦法轉移、保持社會保險關系，即使個別能轉移，但是費時費錢費精力，農民工很難真正享受老有所養、病有所醫的待遇；三是目前中國農民工所在單位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飲、服裝等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用人單位主觀上不愿為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買單”。同時一些地方政府對推進農民工參保也有顧慮，主要擔心社保制度的高額繳費會影響本地的投資環境，把好不容易引來的資方嚇跑；四是農民工自身的因素，有些農民工更在乎的是眼前的經濟實利，寧愿企業為他們支付更多的工資，不愿意花錢參加保險，有些是因為經濟能力實在有限，每個月的工資扣去相應的費用，所剩無幾，無法支付保險費用。

四、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的治理對策

（一）立法規范，建立有利于農民工生存與發展的社會保障新機制

1.從制度上建章立規，建立健全與保障農民工基本需求相適應的保障體系 合理解決中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關鍵是保障觀念的更新，應當改變過去那種重工輕農的思想，從思想認識、保障體制、公共政策等方面來切實保證農民工平等的國民待遇。一是要徹底打破戶籍制度的限制，逐步實行統一居民身份的一元戶籍制度，盡快改變農民工身份轉換滯后于職業轉換的現狀，在政策上保障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在國民待遇上的一致性；二是要降低城市中各種就業門檻和取消對農民工就業的種種不合理的限制，使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公平競爭，讓他們在市場經濟的原則下自由地流動和擇業。

2.從法制教育上加大投入，注重強化農民工的自我保障能力

事物總是相互關聯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也不例外，它是一項浩繁的系統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投入，才能從治標與治本的結合上使其保障那個到位，從中提高自我保障能力，才是明智的選擇。一是做好農民工的培訓工作，提高農民工的思想文化素質，包括文明素質、勞動技能等多方面的素質；二是在農民工中開展普法宣傳教育，使農民工了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喚醒農民工的社會保險意識，引導他們增強法制觀念，學會利用法律、通過合法渠道維護自身利益；三是向市民介紹農民工的貢獻，加強城市居民的感恩思想和教育，創造一個良好的適宜農民工生存的、文明的社會環境；四是加強社區管理教育，并且建立社區心理咨詢服務組織，增強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從而使農民工能夠真正地融入城市。

（二）務求實效，采取分類、分項的辦法將農民工的社會保險納入城鎮社會保險體系

力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險制度體系，是順利完成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接軌的突破口。但由于農民工人數眾多、流動性大，以及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條件不具備，目前要按照城市標準建立統一的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是不現實也是不可能的。而應當以保障農民工的基本生活為出發點，按照輕重緩急的原則，采取分類、分項的保障辦法將農民工的社會保險納入城鎮社會保險體系，優先解決突出的、基本的保障問題。

1.養老社會保險應有傾斜政策

對于那些擁有比較穩定職業且已在城鎮就業很長時間的農民工，他們實際上已經成為城鎮人口，應將他們納入城鎮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其養老保險的繳納辦法可以等同于城鎮職工。而對于那些無穩定職業的農民工，則可以設計一種過渡性的方案，適當降低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的門檻，鼓勵他們參與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在制度設計上，其社會養老保險可先建立個人賬戶、不建立社會統籌，賬戶權益可累計計算，以便于跨地區轉移，適應農民工頻繁流動需要不斷轉移和接續養老保險關系的情況。此外，應制定一個繳費群體條件，設計不同檔次的繳費比率，農民工可自愿選擇，同時規定凡雇用農民工的企業必須根據農民工所選擇的繳費率而繳納相應檔次的基本養老保險費。

2.工傷社會保險實行誰用工誰繳費

農民工通常在勞動強度大、風險高、工作環境惡劣的行業中工作，很容易發生工傷事故，也可能患上各種職業病，所以應盡快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分散和化解農民工所遭受的高職業風險。首先，在立法方面應當盡快出臺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法規，即《工傷保險條例》，制定這樣的法律可以把農民工問題加以強調，使其保險關系等同于城鎮正式職工，并不易因農民工改變工作區域而使保險關系中斷；其次，要強調實現的宣傳和預防工作，建立現代的、科學的安全管理手段，而不是“事后處理”型的管理和監督；最后，政府的勞動監督部門應加大對那些事故頻發或職業危險嚴重的行業、企業的監督力度。

3.醫療社會保險堅持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醫療保險尤其是大病醫療保險，是農民工的現實需要，因為疾病不僅會影響他們的工作，而且還可能使他們陷入貧困的境地。近幾年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比較突出，所以，對農民工而言，需盡快構建以基本醫療保障為主體，以保

障大病風險為重點，兼顧多層次需求的醫療保障體系，逐步擴大基本醫療保障覆蓋建立他們的醫療保險制度。

五、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意義

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其政治意義在于：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全面小康社會要求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在覆蓋城市居民同時要為農村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提供應有的保障。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政府著眼長遠的要求。如果因農民工的流動性與勞動關系不穩定而不考慮這個問題，那么今后再解決比現在解決成本要大得多。

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其經濟意義在于：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引導農民工放棄兼業型轉移、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從而可以改善農業經營方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為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就必須建立一個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蓋所有勞動者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農民工抗風險能力，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對于拉動內需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維護勞動關系的和諧以及企業的發展與長期利益最大化。

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其社會意義在于：發展農民工社會保障事業有利于增進社會的整合與穩定，是社會順利轉型的客觀需要，是城市化戰略推進的需要。合理解決我國城市化的難題，必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銜接，要給農民工相應的社會保險；農民工得失懸殊、進退兩難的處境使社會主義公平機制沒有得到應有體現，亟待為其建立相應社會保障機制，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也是新時期社會反貧困的重要舉措。

第四篇：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探討

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探討

內容摘要：

本文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與原因、必要性及現實意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對策建議。

關 鍵 詞：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

農民工，一個不同于而又介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群體，具有農民身份的產業工人。他們為城市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由于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固有的經濟社會制度，就使得農民工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成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一個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與其原因

（一）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人員大約有1.2億人,進城農民工約為1億,長期以來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其社會保障程度較低。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到2003年底，中國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就更低，分別只有2.9%、3.1%和5.6%[i]。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份最新調研顯示，在“五大社會保險”中，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了工傷保險，但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左右，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此外，絕大多數農民工未參加失業保險，而生育保險農民工也基本未參加[ii]。

除社會保險外，農民工的社會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現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會救助方面，現行城鎮社會救助體系只覆蓋城鎮戶籍人口, 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權益，農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許多地方政府也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出臺一些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策法規。如2000年，廣東省出臺了《廣東省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細則》和《廣東省社會工傷保險條例實施細則》，明確規定農民工應參加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2001年北京市頒布了《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農民工簽訂用工合同，并為其辦理養老保險；2002年上海市推出了《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凡符合條件的單位和個人，必須辦理綜合保險；2003年成都市下發了《成都市非城鎮從業人員綜合社會保險暫行辦法》，明確規定農民工可以享受工傷補償或意外補償、住院醫療費報銷、老年補貼等幾項綜合社會保險。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規中，有不少規定的險種不完整，這就很難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同時，由于這些法規和規章的效力層次較低，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原因

本文認為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權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總結為主客兩大因素。從主觀方面來看，首先，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農民工的保護，同時一些政府搞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沒有從農民工的真正需要出發，而是為了完成上級政府的規定，層層向企業安排，許多地方政府把養老、失業、醫療三險“捆綁”推行，由于農民工的繳費能力較低，導致參保率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業雇主對農民工缺乏自覺保護意識，認為支付農民工社會保險基金加大了企業成本，這就導致他們對農民工參保采取消極應付的行為。最后，由于農民工自身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其社會保障意識淡薄，沒有意識到自己應有的社

會保障權利的缺失。

從客觀方面來看，首先，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相關的體制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權利缺失的根本原因，農民工和市民雖然共處一個空間，但二元結構所折射的二元社區導致他們在收入、保障權利等方面存在著很大懸殊。其次，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具有規模龐大、構成復雜及流動性強的特質，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差異性較大，并且保險基金的區域統籌與農民工的跨省流動存在著沖突，于是導致農民工參保中斷、退保現象頻繁。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必要性及現實意義

在已有的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研究的文獻中，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總結起來無非是從社會整體和農民工個體兩個大方面來進行論述的，本文從以下方面進行了概括：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農民工就可能放棄土地保障，讓渡土地的使用權，農村就可以實現產業化、集約化經營，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市場經濟要求經濟活動按市場來運行，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建立一個對所有生活在城鎮中的人具有一個公平、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以提高農民工自身抗風險的能力，這樣不僅可以促進農民工的消費行為也可以加大農民工對自身投資的力度，從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需；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能夠更好地維護農民工和企業之間的勞動關系，有利于企業的成長發展和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適時有效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保持農民工的人力資源優勢，將對我國新型工業化產生積極影響。從政治穩定和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加快城鎮化發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三農”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鄉矛盾，而農民工的形成和發展，實際上為緩解“三農”問題開辟了一條現實之路；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是一個弱勢群體的民生問題，是任何一個崇尚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必須正視的問題，只有解決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體現社會的公正性，體現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也是改變二元結構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結構性失衡的需要，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長期目標的必然要求，也體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 2020年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就意味著要把數以億計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只有高度重視維護這些未來城市新市民的權益保障，這一戰略目標才會順利實現。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我國社會轉型的需要，體現了公平與效率，有利于促進社會的整合和穩定；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不銜接，阻礙了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進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農民工進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戰略實現的需要；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社會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和諧不僅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更是人與人的和諧、城鄉的和諧，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最后，從農民工自身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以保障農民工基本權益，減輕其心理壓力，從而提高農民工的基本生活質量和發展需求；有利于引導農民工的消費行為，使他們在滿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兼顧自己的長遠利益；同時，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也是保護農民工中婦女、兒童這種生理與社會雙重弱勢群體的需要。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這就為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條件。

首先，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二十多年，國家財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強。雖然國家還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為全部農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會保障，但是我國已經具備為農民工建立初步社會保障的經濟條件。并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在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引導，充分調動雇主、企業和農民工等社會資源，過分強調國家財力不足和過高估計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代價是一種思想上的誤區，理應將其摒棄。

其次，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治條件也是具備的，憲法賦予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且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寫入《憲法》，而農民工作為共和國的公民，理應與市民一樣享有對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把改善農民進城務工就業、創業環境，積極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進一步研究制定涉及農民工的各項政策，作為今年政府工作重點來抓。政府應該著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機制，更好地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人道主義精神

再次，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是一個影響到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農民工社會保障權利的缺失是社會分配不公的表現，而社會保障制度就是為了協調這種不良社會氛圍而確立的。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第28屆全球大會《宣言》中指出，為了減少貧困和實現社會融合，必須將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擴大到那些尚未從任何正規社會保障計劃中受益的群體，而農民工就是那些尚未從任何正規社會保障計劃中受益的群體。如今政府及社會各界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都給予了更大關注。因此，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具備了一定的社會條件。

四、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對策建議

在已有的研究文獻中，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這一問題大家討論的比較多，分歧也比較大，沒能形成相對一致的意見，更沒有能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其中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把農民工納入到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如張啟春認為通過戶籍改革將農民工變成城鎮居民，進而將其納入鎮社會保障體系或者通過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擴面將農民工直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iii]。二是建立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如李迎生認為推出相對獨立的面向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必要的，并提出了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iv]。三是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如楊立雄認為把農民工納入城鎮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和參照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兩種模式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具備可行性，可行的方案是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并在適當時機，與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統一接軌。

筆者認為在現階，由于人口老齡化、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我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也很大；城鎮社會保障資金缺口較大，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不規范；在這種情況下，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對本來就困難重重的城鎮社會保障無疑是雪上加霜。對于第二種方案——建立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這與我國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這是與農民工的特點不符的，農民工是新興的產業工人，已經不同于農民了；此外這種方案也是與我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加快城市化、現代化發展的目標相背離的。筆者認為現實可行的辦法是根據農民工的現實狀況和需求，按照多層次、多類型、靈活便捷的原則來提供社會保障，并確保這一制度能使城鄉易于接軌。最近勞動保障部課題組在調研報告中也指出，農民工應實行分層分類保障，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保障目標和政策建議，該課題組的建議在新時期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從農民工的現實狀況出發來建立分層分類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從長遠講，就是在保障農民工最低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向保險型社會保障邁進，進而進入福利型社會保障，最終建立城鄉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規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難度大，在構建過程中要有周詳的謀劃，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應該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因此本文提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對策建議如下：

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只有掃清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障礙因素，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首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取消針對農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業政策，逐步改變農民工

因為一個戶口而喪失社會保障權利的現狀。其次，改革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對不同的勞動力有不同的態度，導致農民工在工資收入、工作分工、子女入學等方面存在著明顯歧視。再次，改革土地制度，為了提高農村生產力，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機械化生產，集中土地的可行辦法是讓土地自由流動，必要的時候可以采用“土地換保障”。

2、加強社會保障的立法工作，盡快制定出一部全國性的《社會保障法》，或針對農民工的綜合或單項社會保障的法律與法規，那么制定和實施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時就會有法可依。在立法的過程中，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參照國際組織制定的規章和原則，規范和協調社會保障各參與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以保證社會保障制度能被公正、合理、有效地執行，并能達到社會保障的目的。

3、按照農民工特點對其進行分層分類管理，勞動保障部課題組完成的調研報告《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中指出：“將穩定就業(從事正規就業,建立勞動關系,以及事實勞動關系5年以上)的農民工納入現行制度,參加城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 [vi]而對于不穩定就業(簽訂短期合同,頻繁流動以及從事各種靈活就業的)的農民工社會保障，調研報告指出，“引入過渡性的辦法”,“在基礎養老金實行全國統籌之后,再考慮如何將農民工逐步納入統一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問題”[vii]。最后隨著社會保障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建立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

4、伴隨著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立與完善，最終會形成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解決農村和城鎮社會保障差別的根本途徑。如果實現了社會保障體系的統一，所謂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參考文獻

[i]舒迪：《農民工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主要力量》，《人民政協報》，2004年7月8日。

[ii]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研報告：《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載于河北勞動保障網，網址：http:///ReadNews.asp?NewsID=3225&BigClassName=最新推薦&SmallClassName=調查報告&SpecialID=0

[iii]張啟春：《談談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江漢論壇》，2003年第4期。

[iv]李迎生：《分化到整合:二元社會保障體系的起源、改革與前瞻》，《教學與研究》，2002年第8期。

[v]楊立雄：《“進城”，還是“回鄉”？——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的路徑選擇》，人大復印資料：《社會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

第五篇：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論文doc

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思考

摘要: 農民工是我國逐步城市化、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個龐大的亦工亦農的特殊群體,是我國經濟建設中重要的生力軍,是國家的寶貴資源,為我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隨著農民工人數的不斷增加,農民工問題成為各級各界政府必須面對的大事,尤其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與廣泛關注.但從當前的現狀來看，社會保障水平很低,相關制度設計與政策方案還不完善,各地的認識和做法不統一.當先現狀也要求將進城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這則不僅可以為農民工解決工傷、疾病、養老等現實問題，也有助于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之間建立起一個連接的通道，幫助農民完全向產業工人轉化，逐漸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體系、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

關 鍵 詞：農民工、社會保障、城市化、社會主義新農村

正文：由于我國社會和經濟體制固有的“二元結構”，使得我國在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上，也實行了城鄉有別的格局。當前，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使建立健全城鄉銜接的社會保障制度更為迫切，就業形式多樣化使更多的非公有制經濟從業人員和靈活就業人員進入城鎮，這就是所謂的城市農民工。農民工，一個不同于而又介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群體，具有農民身份的產業工人。他們為城市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由于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固有的經濟社會制度，就使得農民工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成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一個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人員大約有1.2億人,進城農民工約為1億,長期以來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其社會保障程度較低。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到2003年底，中國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就更低，分別只有2.9%、3.1%和5.6%[i]。據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份最新調研顯示，在“五大社會保險”中，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了工傷保險，但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左右，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此外，絕大多數農民工未參加失業保險，而生育保險農民工也基本未參加。具體來講主要有一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過窄。在現有的戶籍制度下，民工進城后沒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著一系列困難，而辦理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都要求有本地戶口。另外，在日常謀生過程中，還有名目繁多的暫住費、管理費等各種費用，增加了農民工的務工成本。幾乎沒有任何用工單位像對待城市工人那樣，為民工辦理基本的社會保險。在陜西的一份調查中顯示，265位被調查者當中，只有21人參加了勞動或醫療保險，而其中勞務單位代為繳納保險費的僅有1人.這使民工在遭遇疾病等天災人禍時只能束手無策。

第二、農民工從事的職業危險度大。很多城市人所從事的工作，農民工不是不能干，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戶口而不允許干，大量農民工只能從事收入低、工作環境差、福利低劣的工作。民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非傳統就業部門，即城市人不愿干的臟、累、險、差及一些社會排序低、收入低的職業，有的學者概括為“3D”（險、臟、難的英文第一個字母）職業崗位，農民工每天工作的時間較長，月平均收入也較低。

第三、城市農民工經常面臨失業的窘境。76％的農民工在城市中都有沒活兒干的經歷，從“失業”時間上看，失業在3個月以下的居多，占89％。當然，一部分民工的失業情況還非常嚴重，在有失業經歷的民工中，失業4個月以上的占13％.就業過程突然中斷對于農民工的打擊比下崗對于城市職工的打擊更為沉重。因為下崗職工還有穩定的住所，有一定數量的生活保障金，有家庭的直接支持，而農民工幾乎一無所有。農民工可能會因為突然失業而出現全面生活危機。

四、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由于沒有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相當數量的私營、民營、“三資”等企業沒有依照法律法規規范用工行為。同時，這些企業主法律意識普遍淡薄，少數經營者唯利是圖，有意克扣、拖欠工資。近幾年來，各地農民工因工資被拖欠而上訪、投訴的現象呈逐年上升趨勢

（二）、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原因

之所以造成農民公社會保障制度有所缺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管是從國家立法以及制度來看還是從社會人文以及社會保障條件、保證制度成熟度等方面來說都不盡人意，具體可以從以下方面體現。

首先，從就業保障方面看，保障制度執行不力。《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但實際上，許多用人單位根本不與外來的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造成一旦發生糾紛難以調查取證的后果。另外，大多數的城市民工由于就業受到限制，沒有平等的就業權，很難伸張基本的權益要求，勞動力市場上巨大的供過于求的壓力迫使他們明顯地處于極為不利的境地，不敢對自己的工資、勞保等權益提出意見，而不得不接受極低的勞動力價格的現實，和諸多的“不平等條約”。城市有關勞動監察、城管、公安、工商等一些行政執法人員對農民工存在歧視，時常出現執法不公、執法不嚴或面對民工權益損害時的行政不作為，使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

其次，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有效的規范。現行的社會保險法規政策中，至今沒有一部綜合的關于民工社會保障的全國性專門法律、法規或規章，全國性立法中對民工社會保險的規定也很少且很籠統。如1991年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招用農民合同制工人的規定）對民工社會保險作了較為具體卻不完整的規定；1999年，國務院發布施行了（社會保障費征繳暫行條例），首次將非公有企業職工和外來勞動力納入養老保險統籌。《勞動法》頒布后的一系列全國性勞動立法中，在適用范圍上大多未對職工作明確列舉，缺乏可操作性。而各地關于民工社會保險的地方性法規也差別很大。2000年，廣東省出臺了《廣東省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細則》、《廣東省社會工傷保險條例實施細則》，明確提出了民工應參加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的問題；2001年，北京市頒布了《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民工簽訂用工合同，并為其辦理養老保險手續；2002年，南京市出臺了《失業保險辦法》，也對民工的養老保險作了明確的規定；同年9月，上海市推出了《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凡符合條件的單位和個人，必須辦理綜合保險；2003年，成都市下發了《成都市非城鎮從業人員綜合社會保險暫行辦法》。這是各省市迄今為止已出臺的所有相關條例和辦法中針對民工內容最全面的社會保障條例。其中，明確規定民工可以享受老年補

貼、住院醫療費報銷、工傷補償或意外補償等幾項綜合社會保險。然而，有的地方則還沒有出臺相關地方性法規。在各地制定的法規中，有不少規定的險種不完整。由于這些法規和規章效力的層次較低，也很難保障民工的權益。

再次，思想觀念上的慣性思維作祟是民工社會保障缺位的深層次原因。長期以來，在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歧視農民的政策在民工社會保險權益保護上存在慣性作用，使得城市社會考慮得較多的是城市居民利益的獲得與保護，出于對既得利益的維護，城市管理者還沒有切實地考慮和解決這些“新來者”的權益問題，并且還會對這些“新來者”采取一些限制和排斥措施。在這種情況下，城市民工各方面的基本權益自然就難以落到實處。城市社會由二元社會結構所形成的就業、醫療、教育、勞動保護、社會保障等制度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改變。雖然政府管理部門也作出了相關反應，進行過一定的改革，但這些有限的改革與國家工業化對城市化的要求來講仍然十分不夠。以戶口身份為準入條件的就業、就學、人事、保險、福利、醫療等相關制度仍將民工拒之門外。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對策建議

從農民工的現實狀況出發來建立分層分類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從長遠講，就是在保障農民工最低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向保險型社會保障邁進，進而進入福利型社會保障，最終建立城鄉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規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難度大，在構建過程中要有周詳的謀劃，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應該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對策建議如下：

第一、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只有掃清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障礙因素，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首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取消針對農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業政策，逐步改變農民工因為一個戶口而喪失社會保障權利的現狀。其次，改革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對不同的勞動力有不同的態度，導致農民工在工資收入、工作分工、子女入學等方面存在著明顯歧視。再次，改革土地制度，為了提高農村生產力，釋放農

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機械化生產，集中土地的可行辦法是讓土地自由流動。

第二、加強社會保障的立法工作，盡快制定出一部全國性的《社會保障法》，或針對農民工的綜合或單項社會保障的法律與法規，那么制定和實施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時就會有法可依。在立法的過程中，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參照國際組織制定的規章和原則，規范和協調社會保障各參與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以保證社會保障制度能被公正、合理、有效地執行，并能達到社會保障的目的。第三、按照農民工特點對其進行分層分類管理，勞動保障部課題組完成的調研報告《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中指出：“將穩定就業(從事正規就業,建立勞動關系,以及事實勞動關系5年以上)的農民工納入現行制度,參加城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 而對于不穩定就業(簽訂短期合同,頻繁流動以及從事各種靈活就業的)的農民工社會保障，調研報告指出，“引入過渡性的辦法”,“在基礎養老金實行全國統籌之后,再考慮如何將農民工逐步納入統一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問題”。最后隨著社會保障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建立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

第四、伴隨著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立與完善，最終會形成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解決農村和城鎮社會保障差別的根本途徑。如果實現了社會保障體系的統一，所謂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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