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湖北省農民工社會保障相關問題研究

湖北省農民工社會保障相關問題研究

湖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

農民工是我省產業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統計,目前在省內就業的農民工有311萬人，跨省就業709萬人。他們主要分布在建筑、制造、采掘、餐飲等行業，為我省乃至全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付出了辛勤勞動。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是農民工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既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需要，也是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著力解決民生問題的具體體現。為進一步做好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省政府辦公廳與省政府發展中心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赴武漢、荊州、潛江等地深入調研，同時赴廣東、上海等地考察學習，在深入分析調研材料基礎上，形成本研究報告，供決策參考。

一、湖北省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分析

近年來，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農民工工作,把加強農民工工作作為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湖北的有效途徑，列入了重要議事日程。全省上下相繼建立了農民工工作聯席會議制度，成立了農民工工作辦公室，省政府制定出臺了《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實施意見》，從組織、機構和政策上對農民工工作予以切實保障。針對涉及農民工切身利益的社會保障問題，全省各級政府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等相關部門進一步加大了改革創新和推動實施力度，全省農民工社會保障覆蓋面逐步擴大，農民工參保率逐步提高，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農民工人數逐步增多，農民工逐步實現與城鎮職工平等的社會保障權益。

1．實行政府強制，全面將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全省各地認真貫徹落實《工傷保險條例》、《湖北省工傷保險實施辦法》和《關于湖北省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指導意見》，督促用人單位及時為農民工辦理工傷保險手續，并按時足額繳納工傷保險費。在農民工發生工傷后，做好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和工傷待遇支付工作；未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發生工傷，由用人單位按照工傷保險規定的標準支付費用，逐步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勞動保障、安全監管、稅務、建設、交通、水利、國防工業等部門加強配合，開展“平安健康活動”，運用安全生產許可證、建筑工地（生產）許可證發放等行政制約手段，促進農民工較為集中、工傷風險程度較高的建筑、交通、水利、礦山、危化、民爆等行業企業為農民工參保。截止2007年12月，全省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達60.5萬人，比去年底的13.2萬人增加47.3萬人,增長率達358%。

2．采取多種途徑，解決農民工醫療保障問題。對于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農民工，隨所在單位參加當地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享受相關待遇；對于生產經營困難且農民工較為集中的用人單位，按照“低費率、保當期、保大病、個人不繳費”的原則，建立專項用于支付農民工住院費用的制度，解決其務工期間的大病醫療問題；對于以靈活方式就業的農民工，按照當地靈活就業人員參保辦法參加醫療保險。截止2007年12月，全省農民工參加醫療保險達到58.5萬人，比上年底的34.8萬人增加23.7萬人，增長率為68%。同時，鼓勵農民工在務工地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同時，自愿參加所在地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目前我省外出務工的農民工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達到80%。一些地方還實現了進城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之間的有效銜接。

3.不斷改革探索，農民工養老保險穩步推進。針對農民工工作性質不穩定，流動性大等特點，全省各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在實踐中不斷改革探索適合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措施和辦法。主要采取兩種形式，一種是針對與用人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用工相對穩定的農民工，隨同用人單位參加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一種是針對從事個體經營和自謀職業的靈活就業農民工，按靈活就業人員參保辦法參加養老保險,繳費比例略低于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比例, 享受待遇與城鎮職工一致。潛江市在社保機構設立了進城務工農民工繳費專門窗口，開辟了用人單位為進城務工農民工參保繳費的綠色通道，使進城務工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得到了較好的維護。據統計，目前潛江市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有15989人，參保率63.2%。

4．實行免費培訓和職業介紹，促進農民工積極就業。全省各級就業服務機構普遍在勞動力市場開設了農民工服務窗口,免費提供求職登記、培訓、職業介紹、政策咨詢等服務。據統計, 2007年全省共培訓農村勞動力93.3萬人，新增轉移就業93萬人，分別完成年計劃的116.63%和116.25%。組織農民工技能鑒定32.3萬人次，發證31.9萬人，完成年計劃的106.3%。武漢市政府為提高農民工綜合素質和就業創業能力，在全市開展職業技能素質培養、法律素質培養等系列主題活動，制訂實施農民工技能就業創業規劃和年度計劃，引導農民工參加職業技能培訓，至目前為止，先后有8萬名農民工參加了免費技能培訓。

二、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分析

（一）目前存在的問題

1.農民工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還沒有實現廣覆蓋。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是農民工目前最迫切需要得到保障的兩個險種。一方面，由于農民工主要分布在建筑、制造、采掘等行業，從事 “臟累差”的體力勞動，面臨巨大的勞動安全風險；另一方面，城市居高不下的醫療費用，讓收入在底層的農民工無力承擔。目前，雖然我省在農民工參加工傷和醫療保險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參保人數有了大幅增加，但從覆蓋面來看仍然不夠大，工傷和醫療保險參保率分別只有19.5%和18.8%。武漢市現有農民工近100萬人，截止2007年9月底，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只有25747人，參保率僅2.57%。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得不到及時治療和經濟賠償，農民工因病返貧的現象還屢有發生。

2.農民工養老保險還沒有真正體現“老有所養”。養老保險是一種長期性保險，我國現行政策規定參保人必須連續繳費滿十五年，并且達到國家法定的退休年齡后才能夠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相對而言，農民工是總體上年紀較輕的群體并且具有高流動性。據統計，農民工跨省流動作業的超過50%，在一個企業連續工作3年以上的不到30%，在一個地方工作不到一年的占40%。這就與養老保險的繳費長期性形成了一對矛盾，在開展農民工養老保險最早的深圳市，目前享受到養老保險退休金的12.74萬人中，非深戶籍僅230人，真正享受到養老保險待遇農民工少之又少。并且由于國家養老保險轉移政策的局限，農民工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時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手續非常困難，農民工在流動或回鄉時一般都選擇了退保。資料顯示，全國農民工平均退保率達40%，僅2007年,深圳市就有83萬名農民工退保。農民工養老保險還未能真正發揮其“老有所養”的保障功能。

3.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缺失，權益保障困難。據不完全統計，我省現有被征地農民15萬人。他們在耕地被占用時主要實行的是一次性貨幣或實物補償政策，我省還沒有出臺專門的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目前這一群體的矛盾和隱患日益突出。他們既失去了賴以生存和保障的土地,本身素質技能又不高,很難在城市中找到固定的工作，很多人僅靠補償金度日,收入較被征地前大幅下降，生活十分困難。為解決這一問題，省內一些市州正在積極開展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的調研和政策制訂工作，但由于省里沒有明確的政策出臺，許多地方反映在政策上缺乏依據，難以操作，一是擔心自己先行出臺的政策與省里將來出臺的政策相沖突；二是擔心將來政策調整會導致前后政策不一致，不好銜接。

4．農民工技能培訓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和突破。一是目前我省農民工培訓涉及勞動、農業、工會、婦聯等多個部門，不同部門之間培訓補貼政策不一致。并且我省規定農民工在當地參加培訓，并在當地就業后才能享受培訓補貼，受這一政策制約，許多在當地參加培訓而未能在當地實現就業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免費培訓政策。二是許多培訓機構基礎設施落后，缺少實習場地和師資，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脫節，很多由于補貼少，只提供短期培訓，培訓質量難以得到保障。三是部分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戰略性觀念淡薄，只重視高層人才的引進，忽視一線技工的培養，對職業培訓教育的重視和投入都不夠，對職工重使用輕培訓，甚至只

使用不培訓，沒有發揮企業在技能人才培養方面的主體作用。

5.農民工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開展有限。相對而言，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是我省農民工社會保險五大險種中的弱勢險種，農民工參保非常有限。武漢市農民工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參保率分別為2.36 %和3.73 %。而農民工由于其工作性質和自身素質技能的原因，是失業的高發生群體，據調查，武漢市近三分之一的農民工曾遭遇過長達半年或半年以上的失業。同時，城市高昂的子女生育費用也讓廣大育齡女性農民工對于在城市生育望而卻步。并且根據我省的相關政策規定，這兩項險種的保險費用由用人單位繳納，農民工無需繳納任何費用而可享受相關待遇。擴大這兩項險種的覆蓋面，對于提高農民工參保積極性，充分感受社會保險的保障功能和政府的關懷，具有重要意義。

6.社會救助制度在農民工群體存在空白。我省已基本建立了惠及城鄉的新型社會救助體系，針對城鎮居民，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針對農村居民，有農村低保制度。而農民工群體，在社會救助制度上還存在空白，由于他們是農村戶口，在城鎮就業的特殊身份，針對城鎮居民和針對農村居民的社會救助制度均未能將他們覆蓋在其中。當他們出門在外打工，面臨生活上的特殊困難時，無法從政府和社會獲得救濟和幫助。

(二)原因分析

我省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其根源在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農民工作為戶籍在農村, 在城市工作的人員長期被排斥在城市居民之外,處于城市邊緣，在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難以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從具體原因上分析，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勞動用工不規范，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由于除個體和靈活就業人員外，涉及到用工單位的社會保障都是建立在相對穩定的勞動關系基礎上，只有與用工單位簽訂了勞動合同的農民工，用人單位才有責任和義務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因此，用工不規范,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是導致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一些用人單位為了逃避責任，減少成本，不愿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從荊州市對2639家企業調查的情況來看，勞動合同簽訂率只占農民工總數的28.7％。有些即使已經簽訂了勞動合同，其內容也不夠規范，履行也不夠到位。另一方面，部分農民工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勞動合同對自身權益保護的重要性，不愿意簽訂勞動合同，認為簽勞動合同束縛了自己，直接導致了自身社會保障權益的缺失。二是素質技能偏低，參保意識和繳費能力較弱。農民工普遍素質技能偏低，據統計，武漢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占到全部農民工總數的63%，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農民工只有4%。另據武漢市勞動保障局的一項調查顯示，在119家企業1.35萬農民工中,只有20%左右的農民工接受過職業技能培訓。素質技能偏低決定了大部分農民工只能從事技術水平要求不高、待遇較低的工作。在武漢市，農民工平均年收入只有城鎮職工社會平均工資的60%。這樣的工資水平往往只能維持基本生活，無力承擔社會保障等相關方面的支出。再加之農民工對社會保障認識不夠,參保意識不強,很多都以打工賺錢為主要目的,有的農民工為增加現時的工資收入，甚至要求雇主或用工單位將應繳納的保險費隨工資發放，而不愿參保，體現出“落袋為安”的短視心理。

三是社會保險統籌層次低，關系轉移接續困難。目前我國大部分省份養老保險以縣級統籌為主,還未實現省級統籌和全國統籌。農民工在不同省份、區域間流動必須辦理養老保險轉移手續。但國家政策規定，養老保險轉移手續只能轉移個人繳費部分，社會統籌部分只接續，不轉移。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各地政策、制度不統一，養老保險關系很難轉移、接續。農民工在離開打工地時一般都選擇退保。退保會導致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民工在退保時只能退回個人繳費部分，原用人單位為農民工所繳納的統籌基金部分不能退回，而這部分既是原用人單位對農民工勞動成果的認同，也是農民工個人應享受的保險待遇，因此造成事實上農民工養老保險權益流失；另一方面農民工退保還會造成農民工退保地社會統籌基金的大量結余。由于農民工流出地主要以中西部地區為主，而流入地則主要是在沿海發達省份，又造成東部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地區養老保險基金結余的失衡，并且農民工年老后一般會回原籍養老，勢必增加農民工流出地的養老負擔。

四是現行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還不夠貼近農民工的實際需要。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工養老保險繳費基數和繳費比例偏高,農民工無力承擔。特別是無固定用工單位，以個人形式參保的農民工，目前我省大部分地方執行的養老保險繳費最低限是以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60%為基數，繳費比例20 %，僅養老保險一項就占到甚至可能超過農民工月均收入的1/5，很多人無力承擔。二是養老保險參保年齡限制。現行政策規定參保者必須連續繳費滿15年，才能享受養老金待遇。受這一限制，部分年齡偏大的農民工被排除在參保范圍之外。三是現行制度在操作上不靈活，一般不允許欠繳，如有欠繳，必須補齊欠繳，才能續交養老保險。

四、廣東、上海等地農民工政策比較研究

1． 廣東省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

在養老保險方面，廣東省把農民工納入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鎮職工執行統一的繳費基數、比例和待遇計算辦法。到2006年底，全省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703萬人，占全省參加養老保險總人數的36%。在農民工與企業終止或解除勞動合同時，執行與城鎮職工統一的轉移辦法，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將其個人賬戶中的資金一次性退還給本人，同時終結養老保險關系。由于農民工流動頻繁，退保現象非常普遍。據統計，東莞市2004年農民工退保40萬人次，平均參保時間僅7個月。該模式的優點在于：一是在制度設計層面上體現了社會公平；二是有利于實現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一體化。缺點在于：一是按照城鎮職工的繳費標準，超出農民工的承受能力；二是由于養老保險還未實現全國統籌，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困難，再加之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健全，農民工返鄉后，保險關系無處遷入，退保現象嚴重。

在醫療保險方面，廣東省建立了農民工醫療保險制度，重點解決農民工門診特定病種和住院醫療保障問題。農民工可通過四種方式參保：一是就業比較穩定，收入較高的農民工，可隨單位統一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二是參加住院醫療保險；三是參加外來勞務工醫療保險，如深圳市2005年開始試行深圳市外來勞務工醫療保險辦法；四是參加農居民醫療保險，如佛山、東莞、中山等市開展農居民醫療保險，將部分本地戶籍農民工納入范圍。在工傷保險方面，自1998年開始實施，2004年根據國務院條例又作了修改完善。相關政策充分考慮了農民工流動性強、權益維護困難等特點，具有廣東特色。一是確立生產經營地參保原則，由用人單位生產經營所在地的市、縣（區）負責受理職工的工傷認定申請，解決建筑施工等企業注冊地和經營地不同的用人單位工傷認定問題。二是建立了省、市勞動能力鑒定醫療衛生專家庫，規范勞動能力鑒定工作程序，確保鑒定結論客觀公正。三是率先實施了重度因工傷殘農民工可自愿選擇一次性補償或享受長期待遇方式，解決跨省、跨地區流動農民工工傷保險待遇享受問題。四是增加并提高了生活護理等級待遇標準，建立了長期待遇年度調整機制。

2.上海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

上海采取的是“綜合保險型”，將農民工的養老、醫療、工傷等多種保險放在一個制度框架下統一承辦的一種社會保障方式。即把農民工的工傷、養老、醫療作為一攬子保險進行統一保障；規定使用農民工的單位必須按本市職工上年平均工資的60%作為繳費基數，按照12.5%的繳費比率繳納綜合保險費,其中5%用于養老補貼;農民工連續繳費滿一年,即可獲得一份老年補助憑證,其額度為本人實際繳費基數的5%;在男子60歲,女子50歲時,可憑證到戶籍所在地的商業保險公司約定的機構領取老年補貼。該模式的優點在于：一是明確了企業的責任，使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落到實處；二是通過商業保險公司運轉，解決了農民工社會保障轉移難的問題；三是減輕了政府的責任，新制度不再背老制度的包袱。缺點在于：一是社會

保險采用商業化方式運作，只能是社會經濟轉型期的權宜之策，保險費給了商業保險，割裂了其與基本社會保險的關系，也影響社會保險的整體運行；二是從社會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出發，社會資金流向商業保險公司，不利于城市社會保險制度的銜接。

五、推進我省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具體對策建議 來源：湖北決策咨詢網

綜合比較廣東、上海兩地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同時結合我省實際，在推進我省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要堅持優先解決農民工工傷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障問題，堅持在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框架下，以低進低出、漸進式過渡為原則，不斷探索更加靈活、科學適宜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要加快建立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穩步發展農民工失業和生育保險制度，探索建立農民工緊急社會救助制度。

1.以貫徹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為契機，進一步擴大農民工工傷、醫療保險制度覆蓋面。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關鍵在于農民工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建立規范的用工關系。新的《勞動合同法》將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全省各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要以深入貫徹實施《勞動合同法》為契機，進一步加大勞動執法檢查和農民工社會保險擴面力度。勞動部門要加強與安全生產、建設等相關部門的配合，對不參加工傷保險的建筑、交通、礦山、危化、民爆等高風險行業企業不辦理安全生產許可證和施工許可證，不允許其參加建設項目的投標。對已取得安全生產許可證但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督促用人單位參加，否則不予以通過安全檢查，力爭煤礦、非煤礦山等高危行業的農民工100%納入工傷保險，全省農民工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覆蓋面進一步擴大。建議省級勞動行政部門進一步明確建筑行業農民工參保辦法，采取項目參保形式，由建設單位在工程發包時將農民工工傷保險費一次性撥付給總承包單位，由總承包單位作為責任主體參加工傷保險，并一次性向社保經辦機構繳納，進一步擴大農民工工傷保險覆蓋面。進一步完善農民工城鎮醫療保險制度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對接機制，農民工患大病不愿或無能力在城市治療的，可采取相應措施，將大病醫療保險關系和資金轉入農村合作醫療，或一次性提供住院醫療費用補貼，農民工返回原籍時，根據其本人意愿將個人賬戶資金一次性發給個人，或轉作其參加當地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的個人繳費部分，切實滿足農民工的實際需要。

2．探索改進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確保農民工“老有所養”。針對農民工工資收入偏低、繳費比例偏高的實際情況，建議進一步改進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在農民工繳費比例和繳費基數上適當放寬，鼓勵農民工按現行最低繳費額度（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繳費的同時，允許他們按實際收入的60%作繳費基數；在繳費時間上進一步放寬，根據農民工流動性大的特點，采取按月繳納方式，允許間斷，不強求補繳，享受待遇時，按月累計達到15年即可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針對農民工養老保險轉移接續難問題，一是建議我省盡快實現省級統籌，在省內盡快實現社會保險統一制度、統一標準、統一管理、統一調劑，同時進一步加快社會保障信息化建設步伐，首先解決省內流動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難問題；二是改革農民工勞務輸出管理模式，組建勞務輸出公司派駐農民工流入較多的地區，進一步加強異地農民工管理和維權服務。勞務輸出公司作為一個單位在當地勞動部門登記，當農民工發生流動轉移時，將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至勞務輸出公司托管，當農民工年老選擇回原籍時，由勞務輸出公司與原籍勞動部門協商，轉移接續養老保險關系。三是探索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方便農民工返鄉后養老保險關系接續，確保農民工能夠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實現“老有所養”。

3．盡快建立全省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切實保障被征地農民的合法權益。可考慮按照被征地農民不同年齡段采取不同的保障方式。針對16歲以下的被征地農民，重點給予教育扶持；16-35周歲的被征地農民，側重于加強素質技能培訓，促進積極就業創業，進而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35-60周歲的被征地農民建立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按國家、集體、個人三方合理負擔的原則，籌集社會保險基金，個人按一定比例繳納，其余部分由集

體和當地政府補助。政府補助費從政府國有土地有償使用費收入中列支。

4．進一步加大農民工培訓工作力度，不斷提高農民工素質和技能。建議政府相關部門進一步改革創新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辦法和方式，一是加大對培訓機構的投入，對涉及多個部門的農民工培訓資源進行整合，實行統一的農民工培訓補貼辦法，同時解除在當地參加培訓必須在當地實現就業才能獲得培訓補償的限制，讓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能真正享受免費培訓。二是在各部門統一補貼辦法的基礎上，實行分檔次補貼，對取得不同等級《職業資格證書》和只取得《結業證書》的農村勞動力給予不同檔次的補貼，拉開距離，鼓勵農村勞動力通過培訓和職業技能鑒定，獲得專業技術資格，進一步提高專業素質技術，促進上崗就業。三是在培訓內容上，建議將《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和社會保障相關政策列入培訓內容，提高農民工的政策知曉度，增強權益自我保障意識。來源：湖北決策咨詢網

5．積極推進農民工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開展，探索建立農民工緊急社會救助制度。要深刻認識開展農民工失業和生育保險，建立農民工緊急社會救助制度，對于維護廣大農民工合法權益，建立健全我省社會保障體系，緩和城鄉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意義。進一步加大農民工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推進工作力度，逐步提高農民工參保率，使更多的農民工在發生失業和生育狀況時能夠享受到相應的保障待遇。探索建立農民工緊急救助制度，當農民工遭遇意外傷害、重大疾病或失業等風險而導致生活陷入困境時，由務工地民政部門給予臨時性、一次性的緊急救助，保障農民工基本生存和生活權益。

6．進一步加強基礎管理工作，建立農民工專項統計制度。各級勞動行政部門要進一步加強基礎平臺建設，要將勞動保障工作平臺延伸到行政村，通過建立村級勞動保障助理平臺，摸清勞動力底數，即時了解就業和培訓信息，方便農村勞動力按需學習和培訓，促進積極就業。要進一步加強基礎資料、數據的管理工作，加快信息化建設步伐。針對農民工統計數據缺乏問題，建議明確由統計部門或勞動部門建立農民工專項統計制度，以利于相關部門準確掌握情況，科學合理決策。

執筆：梁亞莉胡金國程正志董慧麗

第二篇：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摘要：在我們的社會中，存在著一個幾乎被我們遺忘的群體，那就是農民工群體，他們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卻被排斥在社會保障體制之外。近你年來，新生代農民工的權利維護備受社會關注，其社會保障問題也日益凸顯，本文所指的新生代的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他們出生在改革開放以后，對城市的視角和需求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就80后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進行了分析，并以此分析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其滯后的隱患和原因，揭示了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建設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從而提出建設并完善此制度的一些建議，為新生代農民工建立一個公平、良好的環境。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

新生代農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16周歲以上的青年農民工，他們家在農村，年齡在l6至3O歲之間，在上世紀末外出打工。目前，我國這個群體的人數已超過l億人。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高、思想開放、思維活躍，但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使新生代農民工依然被排除在城市政策體系之外，成為游離于城市與農村的“夾心層”。雖然他們外出打工不是純粹為了滿足生存的需要，而是對長時問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具有感情，對城市產生了很強的歸屬感。但是，他們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所接納；他們的家在農村，卻對農村日益疏遠。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發展性需求提高，公民意識初步覺醒，更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利；工作耐受力低；有很強接受和學習能力：他們的思維和價值取向更加多元化。當然，他們依然保留著農村人特有的吃苦耐勞品質，有很強的耐心和毅力。

除了生存，他們已經意識到了平等的權利同樣重要。“不是新一代的農民工要求太多，而是企業以前給得太少”，“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代農民工之間還是有許多相同之處的，但因為“時代不同，要求自然就不同了”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迫切需要是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惠及。然而，現實是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十分的薄弱，甚至最基本、最迫切需要的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投保率都比較低。同時，農民工也不能與城市居民一樣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務體系，他們只能偶爾得到基于同情的照顧和非政府組織的志愿服務及私人援助，他們認同城市文化，渴望市民待遇，盡管這一切一定還很遙遠。

就社會分層和社會地位而言，農民工進城務工是一種社會流動，這個群體在農村屬于中上階層而在城市卻屬于中下。由于體制上的隔閡，農民工是以一種不平等的社會身份進入城市，他們支撐了城市的發展，卻始終無法融入城市社會并受到歧視 一方面，他們所從事 的職業本身的社會地位比較低，另一方面，流動民工雖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不享有城市居民的一切權利，這種不平等不僅體現在社會福利待遇方面，而且體現在住房、醫療、就業、孩子上學等社會服務的獲取上。

新生代農民工與城市之間橫亙著許多歷史的、人為的障礙。他們缺乏技術上的競爭力，希望擺脫低級就業的狀態，但是他們卻不能選到自己想要的工作，而且即使是這樣的工作崗位也已越來越少。另外，我國目前的法律法規并不完善。在成熟的市場和完善的勞務經濟下，各種勞動者應該可以公平地獲得同樣的社會保障。但是，新生代農民工依然在勞資關系中處于弱勢，無法享受到應有的權益。最后，就是長期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和戶籍制度的障礙。他們已經離開農村，但是城市卻不接納他們，他們只能彷徨于返回鄉村與定居城市之間。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的歧視與排斥使農民工對社會產生的失望和不信任的情緒。這種不信任影響了第一代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的意愿，也世襲給了第二代農民工。

當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時，對城市社會的沖擊將是巨大的，必然成為社會和諧穩定的隱患。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又被稱為“無根的一代”，他們既未被城市接納，又對農村極為淡薄，很多人把他們歸納為“憤青”的一代。有著改變現狀的強烈愿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影響下，強烈的愿望就會異化為心理失衡。而且，農村新生代和城市的工新生代相比，心理更容易出問題。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成為我國經濟社會面臨的一個緊迫任務。

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其滯后的隱患和原因

第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近乎游離于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有人研究發現，只有很小部分農民工有一至兩項非均衡的、水平極低的社會保障，而且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其中社會保險各險種的參保率都在10%以下，其余75.2%的人沒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還有人分析指出，農民工完全處在城市社會保障網絡之外，尤其在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農民工根本談不上有什么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另有人認為農民工雖然進城創造了財富，但大量農民工都沒有社會保障.第二，某些地區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做了一定的規范，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但政策執行和實施效果不佳。有人分析指出，部分地區雖然出臺了與農民工有關的一些社會保障政策措施，但實踐效果并不理想。另外有人調研后指出，面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位及其對工傷、醫療保險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嘗試和制定了一些面向農民工的參保辦法，但問題是效果難如人意。

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這種滯后現狀，會導致一系列的隱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首先，新生代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是社會穩定的隱患。新生代農民工絕大部分處于中低層職業，還面臨著失業風險，所以在陷入生活困境時容易鋌而走險，從而積蘊社會不安定因素。其次，不利于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已推進到逐步將城市戶口各類勞動者涵蓋于其中，是否能進一步將符合條件的進城農民包括進來，關系到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能否最終形成；再次，不利于實際推進我國城鄉社會結構的轉型。進城農民工如不能為相應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所吸收，就將長期處于流動狀態，由此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第四，不利于推進城鄉居民實質平等地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果[7].第五，不符合市場分配的基本原理。農民工在市場初次分配中只能獲得較小的份額，在再分配中應得到適當補償，但城市再分配卻基本將農民工排除在外，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沒有被考慮到[8].針對這些隱患問題，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建設存在著必要性和緊迫性, 農民工群體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主要體現于以下方面。

第一，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具有其政治意義：（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全面小康社會要求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在覆蓋城市居民同時要為農村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提供應有的保障[12].（2）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政府著眼長遠的要求。如果因農民工的流動性與勞動關系不穩定而不考慮其保險問題，那么今后再解決比現在就應對成本要大得多[13].（3）社會保障是國家賦予每個勞動者的一種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保障農民工基本公民權的需要[14].第二，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表現在：（1）發展農民工社會保障事業有利于增進社會的整合與穩定，是社會順利轉型的客觀需要[15].（2）是城市化戰略推進的需要。合理解決我國城市化的難題，必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銜接，要給農民工相應的社會保障[16].（3）農民工得失懸殊、進退兩難的處境使社會主義的公平機制沒有得到應有體現，亟待為其建立相應社會保障機制，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17].（4）是新時期社會反貧困的重要舉措。農民工作為農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責任使得他們一旦發生意外事故對其家庭將是毀滅性的打擊，極有可能導致因傷、因病而致貧甚至于返貧[18].第三，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可以產生一定的經濟意義。（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引導農民工放棄兼業型轉移、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從而可以改善農業經營方式、提高

農業勞動生產率；（2）為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就必須建立一個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蓋所有勞動者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要求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19].（3）可以引導農民工對勞動力流動的投資。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減少了他們流動的心理成本，增加了流動的間接收益和凈收益現值，從而有利于農民工的流動投資[20].（4）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農民工抗風險能力，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對于拉動內需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21].（5）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維護雇傭農民工企業勞動關系的和諧以及企業的發展與長期利益最大化[22].第四，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對發展社會保障事業具有積極意義。（1）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在一定時期彌補國有企業職工可能出現的保險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23].（2）農民工雖然持農村戶口，但他們已與城鎮職工一樣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能更好地體現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體現其公平性[24].（3）農民工作為社會邊緣人，他們應有社會保障制度來維護自身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可以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25].（4）從長遠來看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既能減少改革的阻力與成本，又不會扭曲社會保障一元化目標，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長期目標的必然要求

[26].第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對農民工自身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1）數量眾多的農民工享受不到應有的基本社會保障與他們為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完全不對稱，這是絕對不合理的；（2）農民工從事的大多是苦、累、臟、險的工種，受工傷、疾病困擾可能性非常大，社會保障是農民工實現基本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3）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關愛和保護農民工中婦女、兒童這種生理與社會雙重弱勢人群的需要，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更為迫切；（4）有利于對農民工消費行為的引導，使他們在滿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能兼顧其長遠利益[27].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所處的特殊地位以及其得到的薄弱的社會保障，各地各部門特別是城市管理者應當以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為契機，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政策創新力度，從教育、社保、醫保和住房等領域入手，層層為其筑起生活保障，因勢利導切實解決好新生代農民工問題。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要“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群體最容易城鎮化的一批人，有助于加快我國城鎮化的進程，推動我國傳統社會結構的轉型。政府出臺這些一系列的好政策，試圖推動農民工在輸入地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工作。但是，輸入地與輸出地政策未接軌，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較大、農民工收入漲幅滯后于保險金繳納額度漲幅等因素，部分抵消了政策利好，一些農民工甚至將養老保險當作定期存款，在年底集體提取。多部門、各區域應摒棄小利益，站在宏觀角度深層次了解新生代農民工留城生活的保障需求，以實惠的舉措落實中央精神。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還可嘗試為這一群體“量身打造”住房政策，緩解安居難題。據統計，新生代農民工大約有1億人，最難的就是尋找一個穩定的住處。商品房是他們中多數人難以問津的奢侈品；經濟適用房解決城市居民住房難的定位亦將其排斥在外；廉租房地理位置偏僻，保障范圍小，資金缺口大，供不應求。緩解安居難題，可通過租賃商品房資金補貼、擴大廉租房保障范圍、在打工者密集區建新區等靈活措施，為新生代農民工“量身打造”住房政策，幫助新生代農民工逐步安居城市。

農民工問題是中國社會的大問題，而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當代的勞動力主體，他們的安定對現在以及未來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的持續發展都有重要意義，只有處理好城鄉二元體制造成和遺留的問題，真正維護處于弱勢的農民工的權利，中國經濟才能得到持續健康的發展。只 有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的關注，幫助他們盡快地融入城市，我們的社會才可能和諧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樊平．2007年中國農民發展報告：新發展，新問題，新挑戰．社會學研究．2008．

[7]李迎生。從分化到整合：二元社會保障體系的起源、改革與前瞻。教學與研究，2002，（8）。

[8]李培林主編。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12]陸麗芳，楊鵬程。構建面向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南京社會科學，2003，（增刊）。

[13]鄭功成等。農民工社保背后的七大問題。半月談，2004，（7）。

[14]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15]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16]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17]楊輝。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天府新論，2003，（2）。

[18]王和，皮立波。誰來為農民工的明天“買單”。中國金融，2004，（4）。

[19]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20]彭宅文。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策效應分析。人口與經濟，2003，（5）。

[21]袁志剛。“流動人口”與社會保障。人大復印資料《社會保障制度》，2003，（9）。

[22]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23]李迎生。從分化到整合：二元社會保障體系的起源、改革與前瞻。教學與研究，2002，（8）。

[24]王玉玫。建立健全城鎮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構想。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3，（12）。

[25]魏麗艷。邊緣群體——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探析。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3，（3）。

[26]楊輝。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天府新論，2003，（2）。

[27]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第三篇：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08經濟學（1）班張嘉琳 0810070169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鎮)和鄉鎮企業就業。農民工作為社會建設的新型生力軍，對我國社會有著深遠影響，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也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將對近年來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情況進行簡單綜述。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保障；城鄉分割研究背景和意義

近年來，農民工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話題。在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越來越多角度、多方面。其中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尤為引人關注。

1.1 研究背景

(1)農民工隊伍逐漸壯大，在城市建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

據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我國農民工總數大約為2億人。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功勛卓著的巨大貢獻。有專家測算，農民工每年給城里留下的增加值有一兩萬億，同時。農民進城務工。每年可為農村增加5000—6000億元收入。

(2)農民工對尊重、平等和社會承認的企盼與現實中不公平的社會待遇產生矛盾。

進入21世紀，盡管追求經濟改善仍然是農民工流動的最大動因，但新一代的農民工進城務工開始向往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他們對尊重、平等和社會承認有更多的企盼。

農民工對尊重和平等需求的增長與現實中不公平的社會待遇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

(3)農民工保障問題引起經濟界和政治界的關注。

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僅是個重大的經濟問題，還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在2009年的兩會上，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等權益問題的解決是代表和委員們關注和討論的重要議題，而且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農民工就業、社會保障等問題事關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解決農民工問題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任務。

1.2 研究意義

基于上述背景。當前認真研究我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1)理論意義。正確認識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對依據何種原則、理論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可以充實我國社會保障理論體系。

(2)現實意義。加快構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對我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和農民工自身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政治上，建立和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符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符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也是增強我國的法制建設、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在社會上，有利于實現社會公平，緩解社會矛盾的激化，促進社會安定有序的發展和社會順利轉型的實現；在經濟上。符合形成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需要，有利于鼓勵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從而實現農村經營方式轉變。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有利于提高農民工抗風險能力。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對于拉動內需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對于農民工自身而言。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強他們的社會穩定感、消除他們的自卑心理，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也是這個特殊群體的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國內相關研究情況

國內學術界也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進行了較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些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對目前我國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及原因的研究。

盧海元(2004)認為城市農民工人目前實際上處于社會保障的空白地帶；陳錫文(2004)認為農民工雖然進城創造了財富，但大量農民工都沒有社會保障；王文韜等(2004)通過調研后指出，面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位及其對工傷、醫療保險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嘗試和制定了一些面向農民工的參保辦法，但效果難如人意。宮曉霞(2005)指出農民工的正當權益屢遭忽視，社會保險不容樂觀。

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滯后的原因研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缺失的根本原因，雖然根據憲法農民工應該享有社會保障權，但是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法規(白鳳崢。2004)；第二，農民工群體的社會邊緣性不利于其表達利益訴求，影響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迅速、合理地制定(彭宅文，2006)；第三，用人單位不夠重視或因勞動力成本控制而推卸責任。農民工缺乏自我保護意識，維權能力差，有些農民工自己不想或不敢要求參加社會保險(王玉玫2003)；第四，地方政府和招商引資部門縱容企業不為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甚至把不參加社會保險作為吸引投資的優惠政策(華迎放，2004)；第五，社會保障管理不能適應農民工參保的需要，缺少一個確保社會保障關系能夠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轉移的管理機制(周亦喬，2004)；第六，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背后隱藏著短工齡與長保障、工資低收入與社保高消費、高流動與小統籌、保障不足與保障。多余以及期收入與長遠保障這五大矛盾(趙立航，2005)。

(2)有關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模式的探討。

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模式學術界還存在較大分歧和爭論。有學者認為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夠，為城市農民工人建立社會保障會提高國內企業的成本，會降低中國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并且認為土地就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因此不應該業不必要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陳平，2002)。更多的學者認為應該將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應當把農民工社會保障歸人城鎮社會保障制度內(張啟春，2003)。將農民工納入城市社會保障系統是建立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一體化以及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周畢芬、闞春萍，2004)。第二種觀點認為農民工應納入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建議外出務工的農村人口參加戶籍所在地農村養老保險和新型合作醫療，如蘭春娣、任保平和楊立雄等。原因如下：(1)允許農民工進入城鎮職工社會保障體系，會給城鎮社會保障體系造成巨大壓力。(2)如果建立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會形成與

城鎮職工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并存的“三元格局”，形成所謂的農民工階層，會帶來新的、更大的歧視。(3)只有“還鄉”才可以使農民工求得生存再謀發展(楊立雄，2004)。

第三種觀點認為應建立專門為農民工服務的社會保障體系。華迎放(2005)認為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應適應不同就業狀況亞群體的情況；李迎生(2001)指出現階段應推出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羅遐(2003)認為農民工身份的過渡性要求必須建立有利于城鄉銜接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朱冬梅提出應設計一套獨立的符合農民工特點和需要的社會保險方案。

第四種觀點認為應根據農民工的具體情況建立大范圍內歸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管理而小范圍內又有其特殊性的社會保障制度(藍春娣、任保平，2004)。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李強教授通過分析城市農民工社會保障方面存在的問題，建議采取多方力量參與，層層化解矛盾的對策，建立“三條保障線”。首先用工單位為受雇農民工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第二條保障線是發揮勞務輸出地“勞動服務組織”的作用，第三條保障線是勞務輸入地城市建立“公共勞動”形式的流動人口最低生存保障體制。

另外，勞動保障部社會保險研究所的華迎放在《農民工社會保障模式選擇》中分析評價了現行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兩種模式；一為廣東模式，即將農民工納入現行城鎮保障框架；一為上海模式，即單獨建立一套有別于城鎮職工基本社會保險制度的保障辦法。他提出取上述兩種模式之長，即農民工養老保險可考慮建立過渡性的個人賬戶，其他險種則進人現行制度，保當期，不承擔國企歷史債務。并從政策上建議國家盡快出臺農民工社會保險問題指導性意見，以規范各地工作。王保真、王斌提出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可以實施土地換保障的辦法，扶持農民就業和參保，堅持統帳結合模式，優先建立農民工的大病統籌和工傷保險機制。

(3)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對策。

第一，消除認識誤區。政府不應當我借口來推卸和回避在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所應盡的責任，而且應消除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政策中存在的制度歧視(周亦喬，2004)。

第二，建立多層次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可將農民工分成三類：一類是長期生活在城鎮并打算定居的，可將他們按富裕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使其享受較高級的福利型農村社會保障待遇；一類是短期在城鎮生活的，需要建立一整套的配套措施來構建其社會保障；一類是臨時在城鎮打工的，可將其納入相應階段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內(藍春娣、任保平，2004)。

第三，完善立法和相應司法保障措施，以明確保障對象、保障資金籌集、保障標準、保障管理等方面的問題，同時加強農民工社會保障組織建設，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和監督機制(周亦喬，2004)。同時，采取相互服務公司的形式，由農民集資建立農村勞務輸出公司。在這種公司中，農民工既是客戶又是股東。作為客戶，他可以獲得公司為他提供的勞務信息等項服務；作為股東，他還可以分享公司的經營成果，獲得分紅。國家給政策，簡化手續。減免稅費，鼓勵開辦此類公司。公司為農民工提供培訓、找工、維權、社保等服務，并以這些服務向用工單位或農民工適當收取服務或管理費用(趙立航，8006)。

第四，改革社會保險關系轉移辦法。允許參保職工在轉移社會保險關系時，不僅轉移個人賬戶余額，而且也轉移與本人繳費對應的社會統籌基金，統籌基金轉移的數額為社平工資的一定比例，取消農民工退保政策，對社會保險關系無法

轉移的，暫時封存其個人賬戶、保留社會保險關系，待其達到最低領取養老金年齡時再轉移或一次性退還本人(華迎放，2004)。此外，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須堅持分階段、逐步完善的基本原則。優先解決突出的基本保障問題，當務之急是建立必要的工傷保險及大病醫療等救助、補貼制度(鄭功成，2002~崔紅志。2003)。

(4)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意義。

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意義。第一，政治意義：鄭功成等(2004)指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政府著眼長遠的要求。董理(2001)指出社會保障是國家賦予每個勞動者的一種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保障農民工基本公民權的需要。第二，經濟意義：王和、皮立波(2004)指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新時期社會反貧困的重要舉措。農民工作為農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責任使得他們一旦發生意外事故對其家庭將是毀滅性的打擊，極有可能因傷、因病而致貧甚至于返貧。袁志剛(2003)指出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農民工抗風險能力，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對于拉動內需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第三，社會意義：羅志先(2005)認為建立健全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快速實現我國社會結構轉型和提高城市化水平的需要，也是深化農村改革的需要I它不僅有利于兼顧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有利于社會穩定和發展，更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王濤等(2005)認為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不僅關系其權益維護，也關系到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現。

(5)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其他方面研究。

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有效解決是個較為復雜的問題，也有許多學者在某一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如；張德明、代艷麗等從法律角度來審視當前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的問題及原因，進而提出立法建議；喻均林等從政策角度，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李文琦等從推進城鎮化角度。研究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從以上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相關文獻資料來看，學者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為國家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理論基礎和方法借鑒。但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農民工的概念界定過窄。大多數學者都將研究對象集中于城市農民工或被雇用農民工身上，而忽略了同為農民工但在鄉鎮企業就業的本地農村務工人員及外來農村務工人員，也忽略了農民工群體中的自雇者、個體工商戶和其他靈活就業人員。

第二，研究在總體上還停留在問題的表面。對農民工的現狀分析較多。缺乏對現象背后深層原因的分析。另外。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未來發展狀況或趨勢研究不夠，預測性研究很少。

第三，研究偏于籠統，分化和展開不夠。在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方面，所提的政策和措施還比較粗糙，沒有細化，可操作性不強。

第四，缺乏實證性的定量研究。已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屬于定性研究。如關于農民工對社會保障的現實需求特征、農民工個體對社會保障繳費的承受能力等。現有的研究還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缺乏第一手的調研資料，從而導致對農民

工社會保障的現實狀況把握不準，如對土地保障作用估計過高。因此研究結論、政策措施缺乏說服力與可行性。

第五，對于社會保障各方面的研究不均衡。現有的研究過于偏重在社會保險等方面，對作為農民工社會保障重要部分之一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基本沒有涉及。

第六，對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研究的條件和影響的講究不全面。現有研究往往偏好強調我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阻礙因素，而忽視對其有利條件的分析研究。對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研究不夠深入。大量研究圍繞著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研究的必要性和意義，對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研究缺乏深入客觀分析。

第四篇：后經濟危機下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關于后經濟危機時代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與分析

摘要：在后經濟危機時代，經濟逐漸復蘇之際，農民工數量仍然相當龐大，但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的現狀也令人擔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就業環境等等一系列切身利益均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農民工的生存現狀令人堪憂。本文分析了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出現的原因，并且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建議，要想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必須從農民工的切身利益出發，、需要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要立足于社會融合、經濟協調發展和公民權利的保護。

關鍵字： 后經濟危機時代

農民工

社會保障問題 正文：

農民工指從農村進入城鎮從事非農職業, 但戶籍仍保留在農村的勞動人口。農民工涵蓋的范圍較廣，既包括“離土不離鄉者”的鄉鎮企業人，“不離地不離鄉者”、“不離土卻離鄉者”的農場或種植大戶的雇工，也有“離土又離鄉者”的進城農民工。

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經歷了從“民工慌”到“返鄉潮”，又到“民工荒”，在2010年春節前后,“民工荒”再度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門話題。經濟危機到現在已發展到后危機時段, 據國家統計局監測調查結果最新顯示，２０１０年，全國農民工總數達２．４２億人。其中外出就業１．５３億人，本地非農就業０．８９億人。在后經濟危機時期農民工數量之龐大，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更應該尤為關注。

一、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現狀

(1)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覆蓋面過窄。

在現有的戶籍制度下，民工進城后沒有正式身份，子女教育、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著一系列困難。另外，在日常謀生過程中，還有名目繁多的各種費用，比如暫住費、管理費等。這又增加了農民工的務工成本。幾乎沒有多少單位像對待城市工人那樣，為民工辦理最基本的社會保障。這使民工在遭遇疾病或天災人禍時往往只能是束手無策。(2)就業機會少，就業后待遇不公。

涌入城市的農民工，在就業方面受到種種歧視：其一，沒有公平的就業機會，有學歷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其二，就業，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其三，不能做到同工同酬。因為大量的農民工往往以臨時工的身份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不僅待遇低，工資少，而且到期不能續簽合同，在保險待遇上也與正式工存在很大的差別。其四，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由于沒有建立起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勞動力市場，相當數量的企業沒有依照法律法規規范用工行為。

(3)農民工經常面臨失業的窘境。

農民工失業現象非常嚴重, 而農民工失業保障還存在著很大的不足。傳統的土地社會保障功能在社會和經濟轉型中極大地被削弱, 農民工離開土地后存在嚴重的失業風險, 農民工工作技能低、流動性大的特點使其失業風險遠高于城市勞動者,但由于我國目前有關農民工失業保險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他們無法獲得公平的社會保障,從而面臨巨大的生存和心理壓力,容易產生種種社會問題。而城鎮登記失業率從1999年以來一直都控制在4%左右。因此構建適合我國國情與農民工自身特點的農民工失業保險制度顯得尤為重要。

(4)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仍然存在看病難的問題。大部分農民工經濟拮據、難以支付大額醫藥費, 缺乏基本醫療保險和大病救助。據調查顯示，有36.4％的農民工生過病，甚至多次生病。他們生病以后有59.3％的人沒有花錢看病，而是仗著年輕，體質好，硬挺過來的。當然另有40.7％的人不得不花錢看病，但看病支出絕大部分是自費，即使得到了賠償，也往往是私了，沒有按照勞動法相關規定來進行賠償，因此，“ 因病返貧”、“ 因病致貧”在農民工中是非常普遍的。(5)農民工從事的職業危險度大，并且缺乏最基本、最必要的工傷保險。進城農民工從事著苦、累、臟的職業或工種, 農民工就業中普遍存在著勞動條件差, 勞動時間長, 勞動強度大的現象, 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障。有很大一部分在存在嚴重安全生產隱患的行為如采礦業、建筑業、加工制造業等就業, 而有工傷保險的農民工不到。每年因勞動條件差而致傷、致殘、致死的事故率非常高, 有關工傷糾紛的事件也是頻頻見諸報端。

二、導致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出現的原因

（1）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有效的規范。從就業保障方面看，保障制度執行不利《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必須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但實際上，許多用人單位根本不與外來的民工簽訂勞動合同，造成一旦發生糾紛難以調查取證的后果。更有些執法不當的行為，使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護。（2）農民工自身社會保障意識較差，大多數農民工對用人單位和自身參保保持無所謂的態度，擔心交了保障金將來沒有“保障”、怕失去工作機會而不敢向用人單位爭取社會保障權利等。（3）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1958 年人民公社的建立, 國家的各項政策, 沿著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分割體制的慣性, 在經濟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逐步強化了城鄉分割, 為兩部分居民建立起兩種不同的經濟和社會制度, 最終形成城鄉之間斷裂的兩個社會。改革開放后,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戶籍制度有所松動, 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慣性還很強大, 農民工雖然進了城, 但他們無法獲得城市人的身份, 也就無法獲得城市人所享有的平等的權利和利益。

（4）資金問題。近幾年，國家和政府集中精力與財力加強城鎮社會保障改革與建設，以確保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但是，城鎮職工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仍舊陷入資金困境，隨著越來越多的下崗人員走出再就業中心以及企業的繼續裁員，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越來越多。當城鎮社會保障制度運行受到資金限制時，若再將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考慮在制度之內，必然面臨更為嚴重的資金困難。

三、解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幾點建議

（1）、擴大農民工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對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一定要涉及到方方面面，包括：戶籍制度、子女教育、住房問題、工傷、醫療等等方面。真真正正的從農民切身利益角度出發。來保護農民的合法權利。（2）、建立民工的工資保障制度。這是他們進城的目的，比給他們提供社會保障來的更直接和實在。因此必須堅決貫徹、嚴格執行《勞動法》，對惡意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單位和個人要加大力度整治。（3）、應當簡化農民工的勞動糾紛解決程序，能夠調解解決的盡量調解，能適用簡易程序的盡量適用簡易程序。在現實中，有許多農民工勞動糾紛久拖不決，對這些案子，我們政府應該出面幫助，利用公權力的強勢地位來平衡用工方與勞動者之間的糾紛。同時，對于農民工勝訴的案件，農民工對于訴訟所支出的律師費用等合理費用應由敗訴方承擔。其次，建立農民工自身的組織。這樣可以充分利用信息優勢，提高自身的組織性，充分發揮集體優勢，增加農民工維權力量。（4）、在農民工醫療保險方面, 目前最迫切的是建立完善大病或疾病住院保障機制。醫療保險制度可包括大病統籌醫療保險與一般醫療保險兩個方面, 有雇主農民工醫療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制度, 其中雇主負擔社會統籌部分, 個人及雇主繳費的小部分進人個人賬戶。個人賬戶用于一般醫療或門診費用, 而醫療費超過一定比例, 即為大病, 由社會統籌醫療基金負擔費用的絕大部分, 其余仍為個人負擔。無雇主農民工則應參加大病統籌醫療保險, 日常醫療開支, 則由個人或家庭承擔。（5）、要建立健全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 這也是幾乎所有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普遍優先考慮的保障項目。從保護勞動者基本勞動權益出發, 針對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應當盡快確立。政府在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中要做好制度設計以及依法強制推行, 以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農民工工傷保險實行“ 現收現付”制并堅持差別費率和浮動費率相結合的原則, 費用主要由雇主負擔，切實的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利。

五、結語

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長久的堅持和不懈的努力。以上提到的這些問題都需要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同時也需要社會、企業、相關組織及個人的認真面對。社會保障工作者和政策決策者必須立足于社會融合、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保護公民權利, 充分認識和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如果不能有效的解決這些問題，那么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依然會面臨和他們同樣的問題。不能讓農民工問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之痛，解決好農民工問題，將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的和諧。

參考文獻：

[1]張晨必：城市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初探 [J] 民營科技，2009（1）：112 [2]徐博

統計局：2010年內地農民工總數達2.42億人 [EB/OL]新華網，2011年02月12日 [3]施華斌：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初探 [J]財經政法資訊，2004（4）：25-26 [4]論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與對策[J] 現代商貿工業 2009（11）[5]高永松 吳瑤 李映雪：后經濟危機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權益保護問題的研究[J]法制與社會[J] 2010（3）：207-208 [6]遲淑清張麗宏李健

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及其制度體制原因分析[J]職業技術

2006（52）231

第五篇：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探討

關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探討

內容摘要：

本文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與原因、必要性及現實意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對策建議。

關 鍵 詞：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

農民工，一個不同于而又介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群體，具有農民身份的產業工人。他們為城市的繁榮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由于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固有的經濟社會制度，就使得農民工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成為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中一個急需破解的難題。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與其原因

（一）現狀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人員大約有1.2億人,進城農民工約為1億,長期以來他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其社會保障程度較低。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到2003年底，中國農民工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女職工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農民工的企業補充保險、職工互助合作保險、商業保險的參保率就更低，分別只有2.9%、3.1%和5.6%[i]。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一份最新調研顯示，在“五大社會保險”中，已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參加了工傷保險，但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總體參保率僅為15%左右，醫療保險的平均參保率為10%左右，此外，絕大多數農民工未參加失業保險，而生育保險農民工也基本未參加[ii]。

除社會保險外，農民工的社會福利也很差，最突出的表現在住房和子女的教育福利等方面；在社會救助方面，現行城鎮社會救助體系只覆蓋城鎮戶籍人口, 諸如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權益，農民工根本享受不到。

許多地方政府也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出臺一些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策法規。如2000年，廣東省出臺了《廣東省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細則》和《廣東省社會工傷保險條例實施細則》，明確規定農民工應參加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2001年北京市頒布了《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要求用人單位必須與農民工簽訂用工合同，并為其辦理養老保險；2002年上海市推出了《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規定凡符合條件的單位和個人，必須辦理綜合保險；2003年成都市下發了《成都市非城鎮從業人員綜合社會保險暫行辦法》，明確規定農民工可以享受工傷補償或意外補償、住院醫療費報銷、老年補貼等幾項綜合社會保險。然而，在各地制定的法規中，有不少規定的險種不完整，這就很難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同時，由于這些法規和規章的效力層次較低，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原因

本文認為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權利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總結為主客兩大因素。從主觀方面來看，首先，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農民工的保護，同時一些政府搞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沒有從農民工的真正需要出發，而是為了完成上級政府的規定，層層向企業安排，許多地方政府把養老、失業、醫療三險“捆綁”推行，由于農民工的繳費能力較低，導致參保率較低。其次，大部分的企業雇主對農民工缺乏自覺保護意識，認為支付農民工社會保險基金加大了企業成本，這就導致他們對農民工參保采取消極應付的行為。最后，由于農民工自身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其社會保障意識淡薄，沒有意識到自己應有的社

會保障權利的缺失。

從客觀方面來看，首先，我國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相關的體制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權利缺失的根本原因，農民工和市民雖然共處一個空間，但二元結構所折射的二元社區導致他們在收入、保障權利等方面存在著很大懸殊。其次，農民工作為一個群體，具有規模龐大、構成復雜及流動性強的特質，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差異性較大，并且保險基金的區域統籌與農民工的跨省流動存在著沖突，于是導致農民工參保中斷、退保現象頻繁。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必要性及現實意義

在已有的有關農民工社會保障研究的文獻中，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具有很強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總結起來無非是從社會整體和農民工個體兩個大方面來進行論述的，本文從以下方面進行了概括：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農民工就可能放棄土地保障，讓渡土地的使用權，農村就可以實現產業化、集約化經營，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市場經濟要求經濟活動按市場來運行，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建立一個對所有生活在城鎮中的人具有一個公平、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制度保障；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以提高農民工自身抗風險的能力，這樣不僅可以促進農民工的消費行為也可以加大農民工對自身投資的力度，從而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需；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能夠更好地維護農民工和企業之間的勞動關系，有利于企業的成長發展和企業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如果采取適時有效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保持農民工的人力資源優勢，將對我國新型工業化產生積極影響。從政治穩定和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加快城鎮化發展的制度保障，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三農”問題的癥結主要在于人地矛盾和城鄉矛盾，而農民工的形成和發展，實際上為緩解“三農”問題開辟了一條現實之路；農民工的權益保障問題是一個弱勢群體的民生問題，是任何一個崇尚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必須正視的問題，只有解決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體現社會的公正性，體現政府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也是改變二元結構下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結構性失衡的需要，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長期目標的必然要求，也體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 2020年我們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就意味著要把數以億計的農民轉化為市民，只有高度重視維護這些未來城市新市民的權益保障，這一戰略目標才會順利實現。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我國社會轉型的需要，體現了公平與效率，有利于促進社會的整合和穩定；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不銜接，阻礙了農村人口的城市化進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農民工進城的保障，也是城市化戰略實現的需要；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社會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和諧不僅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更是人與人的和諧、城鄉的和諧，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最后，從農民工自身的角度來分析，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以保障農民工基本權益，減輕其心理壓力，從而提高農民工的基本生活質量和發展需求；有利于引導農民工的消費行為，使他們在滿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兼顧自己的長遠利益；同時，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也是保護農民工中婦女、兒童這種生理與社會雙重弱勢群體的需要。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這就為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有利條件。

首先，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二十多年，國家財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強。雖然國家還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為全部農民工提供全方位的社會保障，但是我國已經具備為農民工建立初步社會保障的經濟條件。并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在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引導，充分調動雇主、企業和農民工等社會資源，過分強調國家財力不足和過高估計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代價是一種思想上的誤區，理應將其摒棄。

其次，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治條件也是具備的，憲法賦予每個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且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寫入《憲法》，而農民工作為共和國的公民，理應與市民一樣享有對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把改善農民進城務工就業、創業環境，積極開展職業技能培訓，進一步研究制定涉及農民工的各項政策，作為今年政府工作重點來抓。政府應該著手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機制，更好地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人道主義精神

再次，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是一個影響到社會不穩定的因素，農民工社會保障權利的缺失是社會分配不公的表現，而社會保障制度就是為了協調這種不良社會氛圍而確立的。國際社會保障協會第28屆全球大會《宣言》中指出，為了減少貧困和實現社會融合，必須將社會保障的覆蓋面擴大到那些尚未從任何正規社會保障計劃中受益的群體，而農民工就是那些尚未從任何正規社會保障計劃中受益的群體。如今政府及社會各界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都給予了更大關注。因此，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具備了一定的社會條件。

四、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和對策建議

在已有的研究文獻中，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這一問題大家討論的比較多，分歧也比較大，沒能形成相對一致的意見，更沒有能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其中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一是把農民工納入到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如張啟春認為通過戶籍改革將農民工變成城鎮居民，進而將其納入鎮社會保障體系或者通過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擴面將農民工直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iii]。二是建立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如李迎生認為推出相對獨立的面向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必要的，并提出了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iv]。三是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如楊立雄認為把農民工納入城鎮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和參照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兩種模式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具備可行性，可行的方案是把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快改革、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并在適當時機，與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統一接軌。

筆者認為在現階，由于人口老齡化、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我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壓力也很大；城鎮社會保障資金缺口較大，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不規范；在這種情況下，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對本來就困難重重的城鎮社會保障無疑是雪上加霜。對于第二種方案——建立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這與我國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這是與農民工的特點不符的，農民工是新興的產業工人，已經不同于農民了；此外這種方案也是與我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加快城市化、現代化發展的目標相背離的。筆者認為現實可行的辦法是根據農民工的現實狀況和需求，按照多層次、多類型、靈活便捷的原則來提供社會保障，并確保這一制度能使城鄉易于接軌。最近勞動保障部課題組在調研報告中也指出，農民工應實行分層分類保障，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保障目標和政策建議，該課題組的建議在新時期保障農民工的權益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從農民工的現實狀況出發來建立分層分類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從長遠講，就是在保障農民工最低生活需要的基礎上向保險型社會保障邁進，進而進入福利型社會保障，最終建立城鄉高度統一、社會化、法制化、規范化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是一項龐大而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面廣，難度大，在構建過程中要有周詳的謀劃，僅僅“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更應該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因此本文提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對策建議如下：

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只有掃清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障礙因素，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首先，改革現行的戶籍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制度，取消針對農民工制定的限制性就業政策，逐步改變農民工

因為一個戶口而喪失社會保障權利的現狀。其次，改革勞動用工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對不同的勞動力有不同的態度，導致農民工在工資收入、工作分工、子女入學等方面存在著明顯歧視。再次，改革土地制度，為了提高農村生產力，釋放農村剩余勞動力，必須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讓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化機械化生產，集中土地的可行辦法是讓土地自由流動，必要的時候可以采用“土地換保障”。

2、加強社會保障的立法工作，盡快制定出一部全國性的《社會保障法》，或針對農民工的綜合或單項社會保障的法律與法規，那么制定和實施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時就會有法可依。在立法的過程中，要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參照國際組織制定的規章和原則，規范和協調社會保障各參與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以保證社會保障制度能被公正、合理、有效地執行，并能達到社會保障的目的。

3、按照農民工特點對其進行分層分類管理，勞動保障部課題組完成的調研報告《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中指出：“將穩定就業(從事正規就業,建立勞動關系,以及事實勞動關系5年以上)的農民工納入現行制度,參加城鎮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險。” [vi]而對于不穩定就業(簽訂短期合同,頻繁流動以及從事各種靈活就業的)的農民工社會保障，調研報告指出，“引入過渡性的辦法”,“在基礎養老金實行全國統籌之后,再考慮如何將農民工逐步納入統一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問題”[vii]。最后隨著社會保障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建立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提高農民工的生活質量。

4、伴隨著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立與完善，最終會形成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是解決農村和城鎮社會保障差別的根本途徑。如果實現了社會保障體系的統一，所謂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參考文獻

[i]舒迪：《農民工成為中國工人階級主要力量》，《人民政協報》，2004年7月8日。

[ii]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研報告：《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載于河北勞動保障網，網址：http:///ReadNews.asp?NewsID=3225&BigClassName=最新推薦&SmallClassName=調查報告&SpecialID=0

[iii]張啟春：《談談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江漢論壇》，2003年第4期。

[iv]李迎生：《分化到整合:二元社會保障體系的起源、改革與前瞻》，《教學與研究》，2002年第8期。

[v]楊立雄：《“進城”，還是“回鄉”？——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的路徑選擇》，人大復印資料：《社會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