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新農村建設模式對比及其啟示

國外新農村建設模式對比及其啟示

陶愛祥

譯者：

國外新農村建設回顧

(一)韓國新農村運動的歷史回顧

韓國的新農村建設運動正式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這段時期一方面韓國城鄉差距、工農差距日益擴大，使得農村問題成為韓國政府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能夠有財力支援農業和農村。韓國政府自1970年開始發起了“新鄉村運動”，大力倡導“勤勉、自助、合作”理念來振奮農民精神，以項目開發為紐帶，以政府支援和農民自主為基本動力，帶動農民開展家鄉建設活動。在交通方面，通過改善農村公路，全國都實現了村村通車。居住方面，通過改善住房條件，使得農村面貌煥然一新。在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方面，通過實施農村電氣化工程，20世紀90年代農村家電普及，全國已實現了電氣化；通過改善農民飲水條件、興建村民會館、增加農民收入等措施，使農民得到極大的實惠。

總結韓國新農村運動的運作機制，可概括為如下幾點：一是規劃先行、分步實施。政府從戰略高度認識新村建設的重要性，進行全面科學的規劃設計，圍繞總體設計分階段、分步驟推進，由自上而下的領導機構和組織機構統一推動和實施；二是準確定位。韓國政府將農民定位為農村建設的主角，而政府在農村建設中只是充當引導、援助作用的配角；三是援助方式上，做到重點突出。資金以扶強助優的集中方式，向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領域投入；四是采取科學的激勵機制。采取分類激勵村莊、民選產生村領導、強化村民會議、資金用于民眾相關領域的方式，調動農村社區的積極性。

(二)日本農村建設的歷史回顧

日本農村建設的歷史從總體上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1.以農業現代化帶動農村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從1961年到1998年。二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業人口急劇減少，工農和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面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從1961年開始，頒布了《農業基本法》、《農業現代化資金籌措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修訂了《農地法》和《農振法》等法律。基本思路就是從產業振興的角度切入，以促進農業發展為主線，來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發展。主要內容都是圍繞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率，擴大農戶經營規模，增加農民收入，以縮小工農產業和城鄉收入差距。這些法律法規雖然從農業角度涉及了農村發展問題，但并沒有系統、專門的內容關注農村建設問題。

2.農村與農業并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從1999年以后開始。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農業面臨食物自給率明顯下降，生產成本較高的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減弱，農戶經營規模小，兼業農戶占主體地位，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山區農村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問題的挑戰。基于這種情況，在舊《農業基本法》的基礎上，從1999年起，日本又出臺了《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以及《山區振興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體的實施計劃。這些法律和計劃將如何振興農村列為重要內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支持山區半山區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二是大力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吸引年輕人留在農村和新的農業勞動者進入農村；三是制定地域性的產業重振計劃，推進農村、山村及漁村地區振興；四是設立“農村建設專項費”，支持農村個性化、親環境型發展；五是鼓勵農村地區發展非農產業；六是建立城市與農村共存及雙向交流的機制。通過創建綠色觀光事業及體驗農村生活等活動，增強城鄉國民間雙向交流。

(三)歐盟農村建設的歷史回顧及措施

歐盟農村建設總體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1.以農業結構調整促農村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從1962年到1991年。二戰以后，為了實現歐洲重建，195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誕生。在經濟一體化帶動下，歐共體成員引發了農業一體化要求。1962年法國、荷蘭、意大利推動歐洲共同體建立了共同農業政策。共同農業政策的目標中規定：進行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具體農村發展措施主要是實施落后地區發展補貼；利用歐洲的結構基金特別是農業指導和保障基金，為農村地區采用農業新技術、改進農業產業結構和發展非農產業提供資金支持；保護生態環境，促進農村全面發展。

2.從以農業生產為中心向關注農村發展過渡階段。這一階段從1992年到1999年。1992年歐盟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改革共同農業政策，把過去以價格支持為基礎的機制過渡到以價格和直接補貼為主的機制，降低價格支持水平，控制農產品生產和財政預算開支的過度增長，進行國土整治和保護環境，促進農村發展。除了農業生產措施外，促進農村發展的措施主要是完善農業結構調整政策；建立農業結構調整基金支持環境保護；對55歲以上農業生產者實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業；扶持山區和條件差的地區發展農業等。

3.農村與農業共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從2000年開始。1999年歐盟委員會通過了《歐盟2000年議程》，對共同農業政策進行第三次更徹底的改革。歐盟提出建立歐洲農業模式，將共同農業政策轉變為“共同農業和農村發展政策”，將農村發展作為共同農業政策的第二支柱；注重農業在農村發展中的多功能作用，強調保護生態環境，使農業、農村、環境協調一致、共同發展。

國外新農村建設實踐的啟示

從國外農村建設的實踐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必須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新農村建設模式

從韓國、歐盟和日本的經驗來看，找不到適用于所有地區的標準化的新農村建設模式。每種新農村建設模式都決定于當地的自然環境、資源稟賦、經濟水平、制度環境、人文歷史、發展機遇等多種要素。歐盟、日本以立法為主要手段，采取溫和的漸進方式，促進農村發展；韓國則以行政運動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進方式，推進農村發展。盡管各國農村發展道路不同，但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發揮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等內容是基本一致的。

(二)準確定位新農村建設中各個主體的角色

從韓國、歐盟和日本的農村建設實踐看，政府組織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合理劃定政府公共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的職能界限，雙方在其職責范圍內密切協作，共同實現農村繁榮的目標。應該明確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采取各種措施，發揮農民積極性，使得農民的主體作用得到切實發揮。其中采取的每一個涉及農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項涉農政策都必須以農民的意志為出發點。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政府只是新農村建設的配角，只是起到引導、統領、服務作用。

(三)建立科學有效的激勵機制

韓國將農村分成基礎村、自主村和自立村，只對后兩種給予獎勵和補助，這是一種物質上和精神上“獎勤罰懶”的激勵機制。我國一些地方存在“獎懶罰勤”的現象，使得一些地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積極性受到抑制。因此，在今后新農村建設活動中，基層地方政府應該進行充分科學的調研，在此基礎上，根據各村莊對新農村建設的實際行動，劃分村莊類別，制定差別化的獎勵和補助政策，充分做到“獎勤罰懶”、充分調動農民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建立農村公共設施投入和維護使用的長效機制

韓國新村運動中走的彎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國“大躍進”時期的覆轍，建了許多集體性質的公共設施，缺乏后續投入和維護辦法，違背市場經濟規律，最后不了了之。針對這種情況，應該明確新農村建設的市場化導向。除了道路、飲水、醫療、教育等公益性特別強的公共設施外，社區文體娛樂健身類準公共設施盡量由農民自己出資或市場化，政府最多適當補助一點。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國政府的財力有限，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不可能象發達國家那樣對農業和農村進行大量補貼；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全部包干，就會使得農民產生等待意識，增強懶惰思想，也不利于我國新農村建設的順利進行。

(五)完善新農村建設的法律法規

新農村建設行動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礎上，這一點從歐盟、日本的成功經驗中可以看出。我國目前新農村建設的法律法規還很滯后，我國現在采取的農村建設的做法主要靠行政推動，制定一系列政策進行。長久來看，必須制定和完善保證我國新農村建設長遠發展的法律法規，如有學者提議將“農業基本法”修改完善為“農業和農村基本法”不失為一個好的建議，此外還可以制定諸如“財政支持農業和農村投入條例”等，這樣通過法制化途徑，可以使得新農村建設獲得穩定的制度性保障。

摘于商業時代，2011年6月

第二篇：國外新農村建設模式對比及其啟示（定稿）

國外新農村建設模式對比及其啟示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黨中央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全局出發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提出的時間不長，目前還沒有形成完整的模式，因此，借鑒發達國家的農村建設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國外新農村建設回顧

（一）韓國新農村運動的歷史回顧

韓國的新農村建設運動正式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這段時期一方面韓國城鄉差距、工農差距日益擴大，使得農村問題成為韓國政府必須解決的迫切問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采取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取得成功，政府能夠有財力支援農業和農村。韓國政府自1970年開始發起了“新鄉村運動”，大力倡導“勤勉、自助、合作”理念來振奮農民精神，以項目開發為紐帶，以政府支援和農民自主為基本動力，帶動農民開展家鄉建設活動。在交通方面，通過改善農村公路，全國都實現了村村通車。居住方面，通過改善住房條件，使得農村面貌煥然一新。在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方面，通過實施農村電氣化工程，20世紀90年代農村家電普及，全國已實現了電氣化；通過改善農民飲水條件、興建村民會館、增加農民收入等措施，使農民得到極大的實惠。

總結韓國新農村運動的運作機制，可概括為如下幾點：一是規劃先行、分步實施。政府從戰略高度認識新村建設的重要性，進行全面科學的規劃設計，圍繞總體設計分階段、分步驟推進，由自上而下的領導機構和組織機構統一推動和實施；二是準確定位。韓國政府將農民定位為農村建設的主角，而政府在農村建設中只是充當引導、援助作用的配角；三是援助方式上，做到重點突出。資金以扶強助優的集中方式，向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領域投入；四是采取科學的激勵機制。采取分類激勵村莊、民選產生村領導、強化村民會議、資金用于民眾相關領域的方式，調動農村社區的積極性。

（二）日本農村建設的歷史回顧

日本農村建設的歷史從總體上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1.以農業現代化帶動農村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從1961年到1998年。二戰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農業人口急劇減少，工農和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面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從1961年開始，頒布了《農業基本法》、《農業現代化資金籌措法》等一系列法律，并修訂了《農地法》和《農振法》等法律。基本思路就是從產業振興的角度切入，以促進農業發展為主線，來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發展。主要內容都是圍繞如何推進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率，擴大農戶經營規模，增加農民收入，以縮小工農產業和城鄉收入差距。這些法律法規雖然從農業角度涉及了農村發展問題，但并沒有系統、專門的內容關注農村建設問題。

2.農村與農業并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從1999年以后開始。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農業面臨食物自給率明顯下降，生產成本較高的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減弱，農戶經營規模小，兼業農戶占主體地位，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山區農村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問題的挑戰。基于這種情況，在舊《農業基本法》的基礎上，從1999年起，日本又出臺了《食品、農業、農村基本法》以及《山區振興法》等配套法律，并制定了具體的實施計劃。這些法律和計劃將如何振興農村列為重要內容，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支持山區半山區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二是大力增加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吸引年輕人留在農村和新的農業勞動者進入農村；三是制定地域性的產業重振計劃，推進農村、山村及漁村地區振興；四是設立“農村建設專項費”，支持

農村個性化、親環境型發展；五是鼓勵農村地區發展非農產業；六是建立城市與農村共存及雙向交流的機制。通過創建綠色觀光事業及體驗農村生活等活動，增強城鄉國民間雙向交流。

（三）歐盟農村建設的歷史回顧及措施

歐盟農村建設總體上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1.以農業結構調整促農村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從1962年到1991年。二戰以后，為了實現歐洲重建，1957年歐洲經濟共同體誕生。在經濟一體化帶動下，歐共體成員引發了農業一體化要求。1962年法國、荷蘭、意大利推動歐洲共同體建立了共同農業政策。共同農業政策的目標中規定：進行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村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具體農村發展措施主要是實施落后地區發展補貼；利用歐洲的結構基金特別是農業指導和保障基金，為農村地區采用農業新技術、改進農業產業結構和發展非農產業提供資金支持；保護生態環境，促進農村全面發展。

2.從以農業生產為中心向關注農村發展過渡階段。這一階段從1992年到1999年。1992年歐盟第一次比較全面地改革共同農業政策，把過去以價格支持為基礎的機制過渡到以價格和直接補貼為主的機制，降低價格支持水平，控制農產品生產和財政預算開支的過度增長，進行國土整治和保護環境，促進農村發展。除了農業生產措施外，促進農村發展的措施主要是完善農業結構調整政策；建立農業結構調整基金支持環境保護；對55歲以上農業生產者實行提前退休制度，安置青年就業；扶持山區和條件差的地區發展農業等。

3.農村與農業共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從2000年開始。1999年歐盟委員會通過了《歐盟2000年議程》，對共同農業政策進行第三次更徹底的改革。歐盟提出建立歐洲農業模式，將共同農業政策轉變為“共同農業和農村發展政策”，將農村發展作為共同農業政策的第二支柱；注重農業在農村發展中的多功能作用，強調保護生態環境，使農業、農村、環境協調一致、共同發展。

歐盟理事會1999年制定了“關于歐盟農業指導與保證基金支持農村發展條例”。該條例圍繞農業部門、林業部門、環境和農村遺產保護、農村地區競爭力等四個方面，提出了優先資助的發展目標，制定了農村發展的政策措施，并落實了相應的資金。此外，還有歐盟地區發展基金、歐盟社會基金和漁業指導財政資金，也支持農村發展。

國外新農村建設實踐的啟示

從國外農村建設的實踐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必須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新農村建設模式

從韓國、歐盟和日本的經驗來看，找不到適用于所有地區的標準化的新農村建設模式。每種新農村建設模式都決定于當地的自然環境、資源稟賦、經濟水平、制度環境、人文歷史、發展機遇等多種要素。歐盟、日本以立法為主要手段，采取溫和的漸進方式，促進農村發展；韓國則以行政運動為主要手段，采取迅猛的激進方式，推進農村發展。盡管各國農村發展道路不同，但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發揮政府的扶持功能，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等內容是基本一致的。

我國地域遼闊，多民族聚居，各地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水平差異大。與上述國家和地區相比較，我國農村地區發展地域差異更大，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發展水平差異比上述三方更大，因此，我國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借鑒國外農村建設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國外農村建設的成功模式不可復制，必須根據我國地域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制度等條件，進行綜合考慮，統籌規劃，找出適合我國各個地區發展特點的新農村建設模式。當前許多地方組織大批干部到韓國考察農村建設工作，回來后生搬硬套，使得新農村建設走樣。如有些地方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將新農村建設等同于新村

莊建設，搞大拆大建，嚴重損害農民利益，違背了中央提出的農村建設的初衷。

（二）準確定位新農村建設中各個主體的角色

從韓國、歐盟和日本的農村建設實踐看，政府組織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要合理劃定政府公共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的職能界限，雙方在其職責范圍內密切協作，共同實現農村繁榮的目標。應該明確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采取各種措施，發揮農民積極性，使得農民的主體作用得到切實發揮。其中采取的每一個涉及農村的措施、制定的每一項涉農政策都必須以農民的意志為出發點。政府應該發揮主導作用，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政府只是新農村建設的配角，只是起到引導、統領、服務作用。

（三）建立科學有效的激勵機制

韓國將農村分成基礎村、自主村和自立村，只對后兩種給予獎勵和補助，這是一種物質上和精神上“獎勤罰懶”的激勵機制。我國一些地方存在“獎懶罰勤”的現象，使得一些地方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積極性受到抑制。因此，在今后新農村建設活動中，基層地方政府應該進行充分科學的調研，在此基礎上，根據各村莊對新農村建設的實際行動，劃分村莊類別，制定差別化的獎勵和補助政策，充分做到“獎勤罰懶”、充分調動農民建設新農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建立農村公共設施投入和維護使用的長效機制

韓國新村運動中走的彎路之一，就是重蹈中國“大躍進”時期的覆轍，建了許多集體性質的公共設施，缺乏后續投入和維護辦法，違背市場經濟規律，最后不了了之。針對這種情況，應該明確新農村建設的市場化導向。除了道路、飲水、醫療、教育等公益性特別強的公共設施外，社區文體娛樂健身類準公共設施盡量由農民自己出資或市場化，政府最多適當補助一點。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國政府的財力有限，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不可能象發達國家那樣對農業和農村進行大量補貼；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全部包干，就會使得農民產生等待意識，增強懶惰思想，也不利于我國新農村建設的順利進行。

（五）完善新農村建設的法律法規

新農村建設行動要逐步建立在民主法制的基礎上，這一點從歐盟、日本的成功經驗中可以看出。我國目前新農村建設的法律法規還很滯后，我國現在采取的農村建設的做法主要靠行政推動，制定一系列政策進行。長久來看，必須制定和完善保證我國新農村建設長遠發展的法律法規，如有學者提議將“農業基本法”修改完善為“農業和農村基本法”不失為一個好的建議，此外還可以制定諸如“財政支持農業和農村投入條例”等，這樣通過法制化途徑，可以使得新農村建設獲得穩定的制度性保障。

（六）必須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同時也是一個農業弱國，我國的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60%以上，這樣一個國家搞新農村建設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明顯的成效，必須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才能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因此，必須樹立長期作戰的思想。從現在起，就可以制定農村建設的長期規劃，然后有步驟的推進。在計劃推進的過程中，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作出相應的調整。

（七）要加強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理論的研究和探討

要想使得新農村建設取得突出成績，必須有科學先進的理論進行指導。當前，我國新農村建設理論還很不完善。目前，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央提出了“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方針，指出了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和方向，但是沒有給出具體實施細則。事實上，由于全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不可能制定出適合于全國所有農村具體情況的實施方案。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到底該如何去建，著力點究竟該放在什么地方，需要處理好哪些關系，都還有待在理論上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在實踐上進行大膽嘗試和摸索。

第三篇：新農村建設模式

二、依據實際找準抓手，各地新農村建設特色紛呈

農村社區建設是黨中央、國務院在新形勢下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作出的重大決策，也是一項惠及億萬農民、關系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舉措。安陽把農村社區建設作為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抓手，緊緊圍繞新農村建設二十字方針，大力弘揚紅旗渠精神，新農村社區建設邁出了堅實步伐。

各地按照“政府引導，統一規劃，示范帶動，整體推進，產業支撐，穩步實施”的原則，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突出“四個整合”，打造一個服務圈，積極推進新農村社區建設，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四個整合是：一是對工業發達的產業集聚區和工業園區周邊的300個左右村莊進行整合，規劃為100個左右的新農村社區；二是對市區近郊近270多個村莊進行整合，規劃為100個左右新農村社區；三是對縣城周邊以及工業較發達的鄉鎮政府所在地的村莊進行整合，建設新農村社區；四是對深山區、高山區等不適合居住的村莊進行搬遷整合。一個服務圈是：對廣大經濟較為薄弱的平原農區，突出農民增收，大力發展高效農業、畜牧養殖業和農產品加工業，以大村、中心村建設為主導，進一步完善水、電、路、氣、訊、學校、醫院、文化大院、大型超市等基礎設施和服務功能，建設社區服務中心，加強工業園區建設，著力構建半徑兩公里生活服務圈，引導服務圈內中青年農民逐步到中心村就業居住，同時對邊遠農村限制宅基地審批，促使具備條件的農民到社區安家落戶。圍繞上述四個整合、一個服務圈建設，安陽各縣（市）區堅持工業發展集聚化、農業生產現代化、城鄉建設一 1

體化、鄉村衛生清潔化、公共服務社區化、組織文明規范化等六個方面整體推進（即“六位一體”）新農村建設典型示范區，涌現出各具特色的建設模式。

1、產業集聚型。對于9個省級及一批市級產業集聚區周邊地區，通過村莊整合和土地流轉促進農業集約化生產，以產業帶動農民就業，以農民就業推動人口集中，同時將村莊整合騰出的土地用于產業集聚區發展，滑縣新區錦和苑、林州市陵陽鎮南辛莊村等地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滑縣產業集聚區通過整合項目資金，爭取銀行新民居貸款、農戶自籌等多方籌資，將18個行政村整合為一個新農村社區——錦和苑，規劃新村可容納2萬人，占地由4251畝減少為1676畝，騰出建設用地2575畝，為產業集聚區發展提供了用地保障，同時將18個村的1.7萬畝耕地按每畝每年700到1000斤小麥的價格和15年期限進行集中流轉，實行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從而使農民從傳統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產業集聚區目前入住企業147家，可以解決1.1萬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新村還規劃有創業園區，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為社區農民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實現勞動力零距離就業轉移，依靠企業務工和土地收益實現農民穩定增收。

2、城郊帶動型。主要特點是發揮緊鄰城市的優勢，依托工業和商貿業，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林州市龍山街道西街村、龍安區田村街道南田村的建設是這方面的典型。

林州市龍山街道辦事處西街村包含7個自然村、5700口人，共

有各類企業近100家，2009年銷售收入10億多元，農民人均純收入達7000余元，該村利用位于林州近郊的區位優勢，規劃整合后新社區可容納1.7萬戶、5萬余人，占地由4000畝減少為1000畝，可騰出3000余畝宅基地，通過村民參與和市場化運作，依托傳統鋁制品、不銹鋼等工業優勢，大力發展商貿物流、餐飲娛樂、中介銷售等現代服務業，打造林州新的商業中心，不斷壯大集體經濟，解決群眾就業，增加農民收入。龍安區田村街道南田村是省級示范村，位于安陽市南15公里，緊鄰107國道、京廣鐵路和南水北調運河，交通較為便利，轄區內有運作成熟的兩個大型企業---豫北金鉛和三豐銅帶，兩公司建設項目投資規模大，且經濟效益也較好，南田村依托這些經濟建設項目，整體搬遷至新址，規劃建設南田新村，以產業為支撐，走工業發展集聚化的道路，建成后村莊占地面積將由現在的750畝減少為238畝，可節約土地512畝，讓一個原本零散的村莊緊緊圍繞在企業周圍，促進農民就地轉移就業，從而增加農民收入，同時，也為企業擴大產業規模，向著規模化、聚集化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3、平原農區型。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在廣大平原農村分散地帶以“六位一體”為目標，重點培育中心村，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向周邊兩公里延伸公共服務，逐步打造一批“半徑兩公里服務圈”或“步行20分鐘生活圈”。滑縣白道口鎮濱河新村示范村建設正是這一思路的具體體現。

濱河新村位于全國產糧大縣滑縣東北部白道口鎮政府駐地，地處平原，涉及白道口、西英公2個行政村，共有1523戶、6806人、5800

畝耕地，計劃用三年時間對示范村分三期進行建設，整合后可滿足7000人居住，占地面積將由2230畝減少為900畝，節省土地1300余畝。他們利用自籌、借貸、社會引資、開發商墊資等多種方法，解決示范村土地征用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問題，同時努力爭取上級整合支農扶農資金，協調銀行資金，對農戶實行3-5萬元的小額貼息貸款用于建房，目前汽車站、計生服務中心、文化站主體樓、醫院病房樓等公共服務項目已竣工，投資280萬元24個班規模的中心小學正在建設中，總投資2500萬元、建筑面積1.2萬平方米、容納100家商戶的供銷商業小區通過招商引資也已建成，平均日客流量接近2000人次，年可實現銷售額近億元。在平原農區通過重點培育中心村建設，既可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也可減少政府財政對分散各村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建設的重復投入，將成為集健身娛樂、醫療保健、文化教育、舒雅民居等為一體的環境綠化、庭院美化、生態優化的城鎮化現代居民小區，并對帶動周邊群眾轉變思想觀念、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起到積極地引領示范作用。

4、企業帶動型。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依托企業大型建設項目，周邊村民通過入股、轉讓等形式流轉土地，交由企業管理使用，并解決村民的土地收益分配、就業、住房、社會服務問題。省級示范村龍安區龍泉鎮九堰中心村的建設走的就是這條路子。

九堰中心村依托河南超越集團王家嶺煤礦，將礦區周圍的七個行政村合并成一個大社區，走發展循環經濟的道路。按照傳統模式建設礦山，礦山與農村、礦工與農民是兩對天然矛盾體，常常發生利益糾

紛，直接影響礦區經濟和社會發展，走企業帶動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條路子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達到農民、企業、國家三方滿意。目前，超越集團已與當地農民和農村組建了新型經濟合作組織---礦業農莊有限公司。礦業農莊以礦業企業和礦區農民作為平等主體，以資源、資產、資本為紐帶，實現股東、工人、農民等多種身份為一體，以合資方式解決農民土地穩定收益問題，并解決失地農民后顧之憂；以合作方式解決農村和農業發展問題；以培訓方式解決農民就業問題。總體概括為“333”工程，即圍繞合資、合作、培訓3個方面開展工作；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的“三農”問題；做到農民、企業、國家三方滿意。旗下礦業農莊“果-草-禽”示范園，把龍泉鎮的養殖業與花卉苗木產業進行整合，實現“公司+基地+協會+農戶”的現代企業經營模式，拉長養殖與花卉苗木的產業鏈。項目規劃占地5000余畝，計劃投資1億元。目前流轉土地2000余畝，投資1000余萬元，栽種薄皮核桃、金柿、海棠等果樹24000余株，播種紫花苜蓿1000余畝，飼養柴雞20000余只，修建園區道路3公里，餐飲區、專業育雛場已建成，旅游觀光型新型農村已見雛形。

5、移民搬遷型。這種模式主要整合地處偏僻、規模較小、經濟薄弱、配套設施無法覆蓋的規模較小的自然村或不適宜居住的深山區村莊，動員農民移民，將整村遷移到地理位臵相對較好的村莊。

實行移民搬遷，通過在工業發達地區建設高層為主的新農村社區，解決企業用工的農民就業，同時實行退耕還林，加強生態建設。移民新村均以企業為依托，有力地促進新農村社區農民就近就地轉移

就業，實現產業與人口有機融合，二產與三產良性互動，努力做到安居和樂業的有機結合。林州市陵陽鎮南辛莊安臵點距林州市區4公里，緊鄰河南省僅有的2個縣級國家經濟開發區—陵陽鎮經濟開發區和全國最大的汽車配件基地，該區工業發達、集體經濟實力雄厚，但勞動力不足，外來勞動力又不穩定,是搬遷群眾實施搬遷后實現再就業的理想區域。為此，林州市在建設陵陽鎮南辛莊社區時建立搬遷扶貧基地，實施跨鄉鎮搬遷，將居住在石板巖鄉、任村鎮等北部鄉鎮的山區貧困群眾175戶700人（其中，搬遷扶貧125戶500人，生態移民50戶，200人）搬遷到陵陽鎮南辛莊安臵點，一方面解決山區群眾行路難、上學難、就醫難、娶妻難等問題，另一方面也為山區貧困群眾治窮致富從根本上夯實了基礎，加速了山區群眾脫貧致富步伐，再一方面解決了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勞動力不足等問題，為促進新農村建設步伐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功能。

農村基層組織是新農村社區建設的領導者，是黨和政府聯系農民的橋梁和紐帶。安陽各地在加快農村社區建設的同時同步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提升黨組織的服務功能，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保駕護航。在工作中充分尊重基層干部群眾的首創精神，鼓勵他們結合實際勇敢創新，只要是有利于把農村社區建設成為管理有序、服務完善、文明祥和的社會共同體的辦法、措施、機制、模式，都應鼓勵和尊重，為新農村社區建設的順利實施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四篇：關于民營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模式與啟示

關于民營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模式與啟示

新農村建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系統工程，需要調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參與。民營企業作為“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主體之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筆者以我省民營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實踐為基礎，對民營企業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模式進行了綜述，供領導參閱。

一、公益捐助模式。

這是新農村建設初期民營企業參與面最廣的一種模式，是指民營企業弘揚企業家熱心公益、回報社會的傳統美德，直接捐助農村公益設施和福利項目建設，修路造橋，助學敬老，扶貧濟困，造福一方，為農村和農民改善生活條件、脫貧解困提供幫助。我市新雅麗服飾有限公司總經理沈正發作為從南潯區雙林鎮千畝山走出來的農家后代，在個人走向富裕后，他對村里的困難戶、貧困學生給予無私的資助。僅在千畝山村，近年來沈正發個人出資就達30萬元之多，投資興建元圣橋、南仁橋、小花橋以及環村的6公里柏油路，被當地群眾譽為千畝山的“幸福橋”、“發展橋”和“致富橋”。

為此，我們要繼續積極引導民營企業積極參與村莊環境整治和示范村建設，把公益性捐贈與新建設結合起來，重點捐助農村的公共服務產品和服務項目，特別是農村的文化室、衛生室、老年活動室、文體設施、農民公園以及村內道路、路燈、管線、治污設施等，為改善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和村容村貌作出貢獻。

二、村企結對模式。

它是指通過開展村企結對，由一家或多家民營企業與一個村形成共建關系，企業在人力、物力、財力以及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對結對村給予支持，收購結對村的農副產品，安排結對村農民進企業參加培訓就業等，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是發展農村經濟。由于農村缺乏資金、技術，信息不靈，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較低等因素，直接制約著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對此，在工業反哺農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形勢下，除了政府要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支持以外，還應充分發揮民營企業在新農村建設中的重要作用，而結對幫扶不失為企業參與和支持新農村建設的有效方式。近年來，隨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熱潮的興起，一些地方政府已意識到民營企業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力量，紛紛引導企業以村企結對幫扶形式參與和支持新農村建設。

現在，民營企業通過村企結對幫扶形式參與新農村建設，已經在新農村建設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后要繼續積極引導有實力、有條件的民營企業與農村結對，有效地發揮民營企業在信息、市場營銷、新技術推廣、現代經營管理、資金等多方面的綜合優勢，通過多種形式直接對結對村進行幫扶和帶動，幫助其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工作中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企制宜、注重實效，切實將民營企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力量集中起來、作用發揮出來。

三、投資參與模式。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首要目標是發展生產，而發展農村經濟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這除了政府財政要不斷加大投入力度，以及金融機構要積極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新農村建設的金融支持服務體系以大力支持新農村建設外，還應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以市場化的手段參與農村的產業開發與建設，則是民營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形式之一。新農村建設無論是農村生產領域還是流通領域，無論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還是村容村貌改善，無論是鄉鎮企業的升級改造還是農業產業化經營的發展，都存在著巨大的投資空間，有待廣大民營企業去一展身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一些具有戰略眼光、資金雄厚的民營企業看準農業生產的商機，在政府的鼓勵引導下，積極投資農業園區的建設與發展，使農業園區建設呈現出多渠道、多元化投資的喜人局面。如蕭山的千畝優質南美白對蝦養殖示范園區、梅林灣蜜梨示范園區、華達無公害糧食示范園區、梅林生豬養殖示范園區、坎山三盈苗木示范園區等主要由民營資本直接投資建設。雄厚的民營資本投入農業園區建設和農業規模經營，可以較好地解決分散農戶難以解決的資金、技術等諸多難題，為農業園區的發展注入生機與活力。

四、村企領導兼職模式。就是由企業家通過兼任村主要領導，直接參與村莊建設管理，用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建設和管理村莊，幫助理清發展思路，提供智力和資金支持，并通過增加村民在企業的就業，企業參與村公共事業建設等途徑，加快農村發展。如寧波慈溪市有483名民營企業家擔任村干部，其中143名任村支書，57名任村主任。星月集團董事長胡濟深擔任永康市古山三村的支書，幫助改善村里的公共福利和生活環境，安排村民就業，使古山三村很快從農業村發展為工業化的小康村。

民營企業通過村企領導兼職直接參與新農村建設，還有一種常見的表現方式是“經濟顧問型”，即企業領導以兼任村經濟顧問方式支持農村建設發展。民營企業家具有經營企業和項目建設管理經驗，與企業所在村或附近村聯系緊密，心系農村建設與發展，熱心村里的各項事務。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可充分利用這些智力資源，聘請企業家做新農村建設經濟顧問，用企業經營理念推進農村建設，為農村的發展出謀劃策，提供幫助和扶持。因此，在許多地方經工商聯組織推薦，由當地黨委政府聘請民營企業家擔任村里的經濟顧問，發揮民營企業家在新農村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取得了顯著成效。如寧波奉化市工商聯在尚田鎮進行試點，聘請了20位民營企業家擔任農村經濟顧問。現在，奉化有280多位企業家擔任農村經濟顧問，投入幫扶資金達2500萬元。

五、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就是充分發揮農業龍頭企業的帶動作用，以“公司＋基地＋農戶”、“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組織+農戶”等多種組織形式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帶動當地的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致富，實現利益共享。如浙江傳化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以高科技農業園為依托，按照“公司＋基地＋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等模式，為農戶提供花卉蔬果種苗，帶動農民就業約8萬多人，輻射面積60萬畝，創造農業產值近50億元。

龍頭企業是實施工業反哺農業的重要載體，是構建新農村支柱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參與新農村建設和引導農民發展現代農業的重要帶動力量，在新農村建設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承擔著十分重要的任務和責任。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與“三農”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人緣、血緣、地緣關系，絕大多數的龍頭企業是從過去的鄉鎮企業轉化而來，經營管理者往往是土生土長的民營企業家，各種親情、鄉情相互交融，割舍不斷。龍頭企業所需原料來自于農村，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依賴于企業實現銷售和價值，這種產品交換關系使得企業的發展與農村經濟繁榮融為一體，互為條件，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多年來，我省的許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在培育當地主導產業、推進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帶領農民增收致富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已成為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進一步探索和解決農民與企業的利益連接機制問題，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業龍頭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面臨的重要課題。要積極引導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與農民建立起穩定的緊密關系和利益聯結機制，著力探索和實踐企業與農戶“連股、連心、連利”的長效合作模式，使龍頭企業與農戶真正形成產權與生產經營的合作體、利益與風險共享共擔的共同體。

六、推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模式。

就是鼓勵民營企業積極投身到新農村建設中，廣泛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努力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業是民生之本，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是增加農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是以“減少”農民來“富裕”農民的重要途徑，也是民營企業參與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形式之一。

民營企業在充分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同時，要充分利用企業的人才和技術優勢，向農民提供技術服務和技能培訓，通過舉辦各類農技培訓班或安排農村青年到企業實習等方式，將先進的經營理念、管理方式、先進技術等要素傳授給農民，使農民掌握一技之長，或自主創業，或在企業就業，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勞動技能和自主創業能力，使農民成為產業工人或者技術農民，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在浙江省義烏市，浪莎襪業集團投資100萬元，聯辦“三農學院”，并計劃用5年時間，出資500萬元，培訓1萬名農村勞動力，公司以發工資的形式，鼓勵偏遠山區和城郊被征地農民學習技術。

七、村企合作開發模式。它是指民營企業把企業的技術、資金、市場等優勢與農村的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緊密結合起來，村企合作共建工業項目和生產資料基地、產品配套基地、勞動力供應基地等，既加快企業自身發展，又增加村集體經濟收入，實現雙方發展的融合與共贏。如杭州余杭的山溝溝景區，就是山溝溝村和杭州雙溪漂流景區合作開發的旅游景區。杭州雙溪漂流景區除了門票，其他的旅店、餐飲服務讓給村民。短短兩年多時間，景區的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達到萬元左右。

（市委黨校區域經濟研究所 李念文 副教授）

第五篇：山東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模式及啟示

山東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模式及啟示

秦慶武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以村為載體。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經濟條件、生活習俗、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對所有的村莊都按照一個模式、一個路子、一套政策建設也是不切實際的。必須對不同地區農村建設的目標模式進行研究，制定針對性地規劃和政策，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區別對待、分類指導。山東各地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優勢，突出特色，探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農村發展模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帶來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山東不同地區新農村建設的主要模式

（一）“新城市主義”模式

為重振城市中心區，解決郊區化的問題，西方學者和城市規劃當局提出了一系列的城市重建更新計劃，在規劃理論上便是通常意義上的“新城市主義”，強調合理利用土地、公共軌道交通優先、鼓勵步行、鄰里關系以及在社區內部提供就業等新的規劃概念。主要包含兩方面意義，一方面體現通過舊城改造，改善城區的居住環境，提倡回歸城市的理念；另一方面則是對城市邊緣進行重構，實現近郊農村城市化。如濟南、青島等城市近郊農村建設及城中村改造。城陽區是1994年經國務院批準設立的新區，地處青島市區北部，轄8個街道辦事處，230個農村社區，人口47萬。建區之初，基礎差，底子薄，設施落后，農村人口占全區人口的95%以上，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區。建區后，城陽區依托區位、交通、環境優勢，堅定不移地實施了農村工業化戰略，以舊村改造為重點，加快農村城市化。城陽區堅持群眾利益至上，按照“三個基礎穩固、六個清楚到位”的要求，積極穩妥推進舊村改造，對各個環節進行統一要求，嚴格把關，力求把每座安置樓都建成精品，切實做到改出一片新社區、一片新環境、一片新產業。目前，全區實施了55個社區的舊村改造，其中22個社區的2.8萬戶村民已入住新居，騰出土地3.8萬畝，全部發展二、三產業，既改善了農民的居住條件和環境，又促進農村集體經濟持續發展，確保村民長期收益。榮獲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國家生態示范區、全國綠化先進區，城市化水平達到57%。新市鎮建設，可以從很大程度上重構農村城市化功能，不僅能夠使周邊的農村人口集聚，享受高質量的城市生活水平，還能夠將原先分散的農村集鎮匯集起來，節約居住空間資源，實現聚集化小城鎮建設，更能進一步擴大農村人口就業機會，減輕城市就業壓力，實現農村共同富裕。

（二）“村企一體化”模式

山東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鄉鎮企業快速崛起。在東部發達地區，有的鄉鎮企業已發展成為規模較大的企業集團。這些集團多數由村集體經濟演化而來，企業領導人同時也兼任村黨政組織負責人。由于農業在這些村已不是主導產業，村民大部分已成為企業員工，農民的身份也發生了改變。雖然在社區行政管理上還有“村”的名字存在，但實際上已實現了村企一體化。如南山集團模式、西霞口村模式等。西霞口村依山靠海，“出海撒一網，歸來魚滿艙”。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村民生活還停留在溫飽線上。當時，西霞口村分農業隊和漁業隊，漁隊擴大發展沒有地，農隊農閑時不能下海打魚，資源無法共享，極大制約了發展。1987年，西霞口村將兩隊合二為一，在省內成立了首家村級漁業公司，把“漁”、“農”兩個行業融合合并。機制一變天地寬，西霞口從此駛入了發展的快車道。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海珍品養殖、港口運作、國際海運、船舶修造、旅游五大支柱產業，建起了全國第一家村辦的“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闖出了一條國際化、多元化的發展之路。如今的西霞口，實現了住宅別墅化、公寓化、電氣化，50%的村民住上了別墅樓，2005年實現總收入20億元，純收入2.2億元，人均創純收入17萬元，實現了住宅的別墅化、公寓化，人均住房面積達65平方米；實現了水、電、有線電視、直撥電話、寬帶網絡的配套；實行了免費供水、供電、收視和醫療制度；建起了福利超市，免費為村民提供富足的食品保障。此外，還建立了完善的退休、養老和社會救助等社會保障體系，全村呈現出一派和諧、富足、安寧、快樂的氣氛。

（三）“產業化帶動”模式

山東是農業產業化的發源地，目前年銷售收入100萬元以上的龍頭企業達到8392家，龍頭企業帶動基地農戶870萬戶，戶均增收1192元。產業化龍頭企業在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濰坊市借鑒了世界許多發達農業國家的先進經驗，結合本地實際，提出了“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的新思路，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把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組織起來，形成產加銷、貿工農一體的新型發展模式。許多龍頭企業為穩定自己的原料基地，與村莊形成了較為緊密的協作關系。如泰山亞細亞食品有限公司，為確保有機蔬菜出口質量，協助多個蔬菜種植基地所在村建立合作社。目前共成立了52個有機蔬菜專業生產合作社，形成了“公司+專業合作社+農戶”的產業化經營模式。公司不僅對農戶提供技術指導和支持，而且對基地村進行公共事業投資，改造基地村的道路、供電設施、灌溉網渠，改善了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這類產業化帶動型的“村企互動”模式，在山東為數最多，對新農村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城鄉等值化”試驗

“城鄉等值化”試驗。指不通過耕地變廠房、農村變城市的方式使農村在生產、生活質量而非形態上與城市逐漸消除差異，使在農村居住僅是環境選擇、當農民只是職業選擇，并通過土地整理、村莊革新等方式，實現“與城市生活不同類但等值”的目的。青州市南張樓村，1989年作為山東省和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合作項目，進行“巴伐利亞經驗”移植，即“城鄉等值化”試驗。內容包括片區規劃、土地整合、機械化耕作、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修路、發展教育等很多項措施。到目前，用在南張樓的投資已經有8000多萬元人民幣，各級政府投資了3000多萬，村集體投資了3500萬元，基金會投資了450萬元。試驗興建了80多個企業；農民人均收入從1989年的1950元躍至2004年的6000元；農民工作模式發生改變，農業生產成為副業，而企業生產成為正式職業；居民生活方式改善，基礎生活設施脫離了農村氛圍，人們生活在包括廠區、居民區、文教區、休閑區等準城市化規劃的大范圍內。盡管現在的南張樓不是德國專家理想中的中國新農村的范本，但它也顯著區別于中國農村大批農民進城打工的常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于新農村建設命題求解的一次獨特實踐，其意義重大。

(五)“股份合作”模式

股份合作模式主要是指, 農民以土地等生產資料作價入股，使土地成為資本，與企業聯合，從而實現村企互動，推進新農村建設。農民企業家梁希森帶領其樂陵市希森三和公司，于2001年起改造梁錐村，使村民住上別墅。同時，讓村民利用置換出的老宅基地和廢棄地在公司入股，完成了從農民到股民、從種地到管理、從種回到做工、從分散農民到產業工人的嬗變。蓬萊中糧公司在南王鎮炮臺村建立釀酒葡萄生產基地，村民戶戶都成為股民，同時又成為葡萄專業戶。公司投資450萬元對該村重新遷建，農民實現了就地城市化。

二、山東探索新農村建設的幾點啟示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以后啟動的，最終目的是實現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富裕，讓農村、農民和農業走出傳統的模式與形態。改革開放以來，山東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促進了農村社會的分化與整合。南張樓村的“城鄉等值化”與 城陽的“新市鎮”建設等農村發展模式的出現，標志著單一的傳統的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鄉村經濟格局的解體，一個多元化的、城鄉一體化的新型農村社會開始形成。在“城鄉等值化”和“新市鎮”理念下，從農村產業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入手，讓農民與農村、農業一起得到發展，就地實現“農村城市化”，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總結山東新農村建設的經驗和模式，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啟示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

從發展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起，國家在農村推行了土地承包責任制、村民自治等制度，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由此便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應該說，20多年來，這兩大基本制度基本上決定了我國農村政治社會的基本形貌和運行機制。這一時期中國農村政策的一個基本導向是，國家逐步撤離村莊，市場機制日漸發揮主導作用，土地權利進一步明確化，村莊政治進一步選舉化，這一導向對農村政治社會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日益顯現出來。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負擔重、農民增收難等問題就一直困擾著中國農村的發展，到了90年代，農村公益事業舉辦難、農民福利缺乏保障等問題又凸顯出來。進入新世紀，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總體思路是在農村之外尋求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即“解決農民的辦法在于轉移農

民”，于是，開放戶籍制度，發展非農產業，進行小城鎮建設，轉移農村勞動力等便成了解決三農問題的主導思路。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地域廣大、多數人口居住在農村、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大國。在4億多農村勞動力中，約有3億人需要轉移，相當于兩個俄羅斯的人口。如果3億多人連同他們的家屬約6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10）全部流到大中城市，或者他們在省際和大中城市之間流動，我國城市住房、就業、基礎設施、社會治安以及城市間的交通都將無法承受。因此，依靠現有城市的能力來大量吸納農民是根本行不通的，9億中國農民在短時期內是根本不可能從農村迅速轉移出去的，中國的城市化就只能走城市建設與鄉村建設并行的道路，讓農民工能自由往返于城鄉之間，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建設鄉村而不是破壞鄉村，讓農民能在城市里呆不下去的時候，愿意并且能順利回到鄉村，“力避貧民窟式的城市化”。且稅費改革則標志著我國農村政策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從“消滅農村”轉向了“建設農村”：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中國農民不一定大批涌入城市，留在土地上也同樣可以實現幸福生活。

啟示二 ：中國村莊發展在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會更多的表現出多樣化特征

從村莊發展的模式看，城陽的村莊建設是通過舊城改造，舊村改造，改善居住環境，提倡回歸城市的理念或實現近郊農村城市化，采取的是農村工業化戰略。南張樓村的“城鄉等值化試驗”，借鑒德國經驗，通過土地整理、村莊革新等方式，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得以平衡發展。南山、西霞口村等主要是通過發展非農產業而不是通過發展農業而致富的，在相當程度上仍然保持著“集體經濟”成分。濰坊是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把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組織起來，形成產加銷、貿工農一體的新型發展模式。樂陵梁錐村的股份合作模式，榮成好當家公司的兼并聯合模式，滕州魯南牧工商公司的合作投資模式等，農村發展的多樣化特征已經在現實中表現得十分清楚。從理論上講，當今中國農村發展由于受多元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社會的等）的影響，加上村莊發展本身受地理位置、自然條件與環境的影響比較大。尤其在目前急劇變遷的中國，再用一個統一的所謂模式來統領中國村莊發展格局基本上是不現實的。相反，多元化的發展方式選擇必然帶來多元化的發展。

啟示三：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選擇和首創精神

新農村建設既是一項涉及面廣、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又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實施過程中必然會有一個輕重緩急、易難先后問題。農民身處新農村建設的最前沿，對情況最清楚，也最有發言權。農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創造出許多先進經驗，這些都是新農村建設的寶貴財富。從山東經驗看，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可以探索，到堅持長期穩定不變，最終形成農村的一項基本經營制度；對鄉鎮企業，從允許“三就地”發展，到成為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業產業化經營起步較早，各地在農產品基地建設、市場組織培育、龍頭企業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至今仍走在全國前列。這都是創新機制，以民為主，尊重農民首創精神的具體體現。城陽區將農民作為建設新農村的主體，堅持以群眾滿意為出發點，嚴格舊村改造程序。凡社區兩委班子思想不統一、黨員大會不通過、群眾贊成率達不到95%的一律不列入舊村改造計劃。還通過村級黨員干部聯戶制度、村情報告制度等，強化基層干部對新村建設的責任制，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和建議，及時梳理、及時提出對策。南張樓村在“城鄉等值化試驗”上，也沒有完全遵循將“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本村，而不是進入工廠、不是進入城市”的理念去做，而是執行了相反的理念，即通過利用國際試驗這樣一個無形資產與品牌爭取到了許多發展非農產業和進城、出國的機會。如果沒有工業企業在該村的快速發展，沒有大量村民的外出（包括出國）從事各種服務業，南張樓村可能發展還比較慢，這是由中國目前所處的轉型期所特有的歷史性特征所決定的。也許“試驗”設計者的想法在未來的某一個時期對中國農村發展具有積極意義，但肯定不是現在。因此，各級政府在新農村建設初期需要倡導、扶持、示范、帶動，如支援物質是為了調動農民的組織、策劃、設計、實施、改進、維護能力，而不是大包大攬，更不能成為行業部門壟斷的自留地。在這一過程中還要始終突出和激發農民的主觀能動性，變“要我干”為“我要干”，同時保護好農民經濟上的物質利益、政治上的民主權利，使新農村建設成為廣大農民的自覺行動，否則又成為“農業熱鬧、農村蕭條、農民消沉”的形式主義花架子。啟示四：村級公共產品的供給有賴于農村集體組織經濟實力的增強

當前一個現實是推進新農村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建成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也需要資金來保證其正常運轉。農民個體的資金很難拿出來用于公共事業，即使是農民達到了富裕程度，也很難操作。從我國農村普遍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際情況看，其實質就是解決了“分”的問題，集體的事公益的事不到萬不得已無人關心，無人過問。“統”只不過是形式上的或行政上的，真正經濟上“合”的問題還沒有破題。因此，如何擺脫當前農村的松散狀況，創新組織形式和產權制度，充分發揮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作用，將農民的力量集聚起來，形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合力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從山東的實際情況看，在一些村級集體組織經濟發展較好的村，其村莊建設和公共事業發展都比較好，農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也好于其他的村。南山、西霞口村模式雖然在我國農村不具有普遍意義，但這兩個村主要是依靠集體的力量而致富的經驗說明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對農村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單打獨奏很難達到盡快致富、共同富裕的目標，必須走農村工業化、集約化的路子，依靠集體致富，增加農民收入。事實上，山東近十多年來，已經在實踐上進行了多方面探索，其中農業產業化和農村新型合作經濟的發展，就是這一探索的最有價值的成果。一是在有條件的地方發展村企合一的集體組織經濟。二是發展通過土地、資金、技術、勞力入股的農村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經濟。三是村或鎮成立的農民專業合作社、行業協會。四是農村原集體經濟時期建設的企業、水利設施、碼頭、漁池以及山林、荒灘的承包、轉讓、租賃、拍賣所獲取的收入等。通過發展上述各種形式的集體組織經濟，增強村級經濟實力，可以解決農村一家一戶想干又干不了的事情，使新農村建設走上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軌道。

啟示五：堅持從實際出發，規劃先行，分類指導

新農村建設是一個長期過程，有完整的內涵、系統的目標，但具體到一個時段、一個地方，應充分考慮農民的實際需求和承受能力，講條件、講重點，不能同時什么村子、什么事情都抓，追求普遍開花。當前尤為重要的是從當地實際出發，做好符合當地生產力水平的規劃，明確總體思路和工作目標、重點，進行分類指導。山東在新農村建設總體規劃中，針對全省農村發展的不平衡性，以行政村為單位，將全省農村進行了分類。分類方式是：將中央提出的5句話，分解成 20項指標，分別確定了到2010年和2020年發展目標，以2020年規劃指標為目標值計算出不同行政村的綜合實現指數。其中綜合指數大于70%的，確定為一類村，大于50%且小于70%的，為二類村，小于50%的為三類村。村級分類的作用不是搞達標活動，而是為了讓每個村都找到自己所處的位置，確定奮斗目標；為了讓各級政府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實行分類扶持和引導，做到培優做強一類村，加快轉化二類村，重點扶持三類村。同時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經過一個時期的新農村建設后，檢查工作的成效，做到心中有數。

從村莊發展模式歸類看，大城市郊區、發達地區和集體經濟實力雄厚的村鎮建設可走農村工業化、城市化之路；純農業地區可走“公司加農戶”的農業產業化之路；平原地區、中西部地區的中心村可借鑒“城鄉等值化”模式。德國人進行“城鄉等值化”實驗，當時看中的就是南張樓村具有的“天然劣勢”：不靠城、不靠海、沒有大企業、不靠近交通要道、沒有礦產資源、人多地少等，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農業大國來說意義非常。“城鄉等值化”的建設理念所追求的目標是：“與城市生活不同類但等值”。換句話說，就是建設的基點是立足于農村，追求的是農村的發展，并不是要將農村城市化；建設也不是以城市為標準，追求的是與城市不同的更符合農民需求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就為用有限的財力物力投入可以讓農民生產、生活得更好提供了可能。如，建設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生活方式等。但這并不等于國家可以減少給農村更多的轉移支付，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必須量力而行，從實際出發，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啟示六：新農村建設必須以政府為主導，以農民為主體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主要有三方面力量共同參與努力：一是政府力量，二是社會力量的參與，三是企業和農民的直接參與。在開展新農村建設中，各方面的作用都很重要，但在建設中地位有所不同，政府是新農村建設的主導。因此，在新農村建設中，政府要加強組織引導，認真制定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規劃，做到規劃先行、科學指導。加大新農村建設資金投入，這是政府主導作用中最重要的內容。政府要充分發揮發展規劃、扶持政策的導向作用，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通過財政貼息、稅收優惠、項目扶持等形式，引導農民和社會積極投入新農村建設，形成建設新農村的合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政府的投入起到先導、主導作用，但并非要政府大包大攬，最終還是要靠農民自己來建設。農民是新農村建設的主體。只有尊重農民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自主選擇，尊重他們的創新，保護他們的權利，充分調動農民建設自己家園的積極性，新農村建設才能取得突破。因此在新農村建設中，必須切實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以農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農民就業、增收、社保、居住條件和享受公共服務設施等為著眼點，從群眾最關心、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入手，如道路、安全、飲水、就業、看病、學生入學等這些急需解決的問題，讓他們參與規劃、設計、建設、管理等，使農民成為建設主體、投資主體、管理主體，充分調動農民參與新農村建設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農民充分享受到現代化建設的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