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中國近代農業遲滯的原因

1840～1911年中國近代農業化遲滯的原因分析

馬光文 政史10級2班

摘要：傳統的“農耕文明”以“自然人”為勞動力，急劇增加的人口，加速了人地矛盾與生產關系的內部激化，隨著兩對矛盾的尖銳化，失地、失業人口增多，這些不穩定因素為動蕩的社會提供了物質基礎，政府為維系本階級統制，作手進行生產資料的內部調整，由于地主階級的局限性，決定了它改革的失敗，這些相互聯系的社會因素共同阻礙了1840～1911年近代農業化的步伐。

關鍵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動蕩；政府改革

關于“中國近代化”的問題，是中國近代史上討論的熱點，且多數研究則以：中國政治近代化、中國工商業近代化等研究為主。如陽父博士的大作《走向共和》則是研究中國政治近代化;陳旭麓先生則從多方面講述中國社會整體的近代化，他的文章選編《中國近代史十五講》就是其對中國近代化整體意識形態的體現。然而，在眾多的近代化里程碑似的發現中卻鮮有涉及中國近代農業化的研究，雖然，在范文瀾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綱要》中對中國近代農業化問題有初步探討，但相對于近代史其他方面的研究，仍顯不足。農耕經濟是中國政治——農業——官僚文明存在數千年的基礎，與中國政治近代化、經濟近代化，以及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變化密切相關，所以探討中國近代農業化問題是必要的，筆者則簡要研究一下1840～1911年晚清中國農業遲滯問題。

中國封建政治堡壘在1840年被“工業文明”打破，“精耕細作”的“農耕文明”與“機械化”的“工業文明”兩種不同形態的“意識文明”在跨越數千年的歷史紀元后，在1840開始相遇，擦出了激烈的火花。隨著這種火花的擴散，中國經濟領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破產；中國政治領域“天朝上國、世界中心論”思想被徹底粉碎，面對這種現狀，地主階級的有志之士開始發出“中國近代化”的先聲，但寂鳴之聲并未撬動“天朝”石基。直到1860年，天津、北京失陷，才令“農耕文明”下的“儒士”開始意識到“此乃千古未創之局”，傳統的“華夷思辨”思想并不能解釋天朝的現狀，于是統治階級的先驅者開始了中國近代化的探索工程。在這長達百年的探索中，“政治、經濟”均有些許成績，唯獨“農業”未有絲毫發軔跡象。政治上：辛亥革命覆滅了封建大廈，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康梁立憲思想也曾盛極一時。經濟上：“洋務運動”和“新政”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并且在“工商業”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以“立憲”為主的“官僚資產階級”和以“革命”為主的“中小資產階級”。唯有農業舉步維艱，下面筆者來分析其具體原因。

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根本原因

中國農業是以傳統的“家庭手工業”和“自己自足的農耕經濟“相結合的小農經濟，它的特征是：生產規模小、生產方式落后、分散性強，僅以滿足家庭人口生活基本需求為目的，這種先天性的生產模式決定了中國農業是以“單位土地”的“精耕細作”型生產，阻礙了1840～1911年近代農業的發展。

從生產力方面來講，中國農耕經濟結構的特點便是自給自足、生產規模狹小、增值技術貧乏，要增加生產或養活更多的人口，就必須增加勞動力深耕細作，在傳統的中國農業中，自然勞動力是農耕文明增產的根本。多少世來，中國自信以“兒子多就是勞動力多、兒孫繞膝”就是福氣好，家庭殷實的象征，這種觀念就是誕生于小農經濟對生產力需求：為了加強農業收入、增加農業產量，農戶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生產力，在缺乏機械動力的情況下，增加人口就是農耕家庭的必然選擇。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是以自然勞動力作為其生產力的主要因素，但從中國近代化方面來看，“工業文明”雖然打破了“農耕文明”并且自然經濟開始出現解體的現象，但是，以“機械化”為代表的“工業農耕文明”只存于“官僚地主與租地農場主手中”，而這樣開化的“官僚地主”在中國農村也只是很微小的一部分，這表明農村傳統的生產力仍然未打破舊格局，還是以“自然人”的“個體勞動力”為主，因此，中國近代農業的動力仍是以人畜為主，生產力仍然落后，也就導致中國近代農業從根本上的落后。

從生產關系方面來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農業經濟的地權關系、租佃關系與賦役制度均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土地兼并及土地集中的趨勢并沒用減緩；土地租佃仍然是封建政治文明的基礎。首先，就土地占有問題而言，地主土地所有制仍是近代時期土地占有的主要形式，只是土地占有者因身份的變化手段的多樣化占取了更多的土地，加劇了人地矛盾關系。如近代軍閥、官僚集團依靠軍事力量和政治手段或高

利貸為形式大肆掠奪土地加快了土地兼并：20世紀20、30年代，在全部耕地土地中約有一半是地主所有，民國時期，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大化，中國在農業土地上實行“旗地自由買賣”合法化，大部分國有土地走上了私有化的進程，北洋軍閥執政時期，黑龍江耕地面積95%轉化為私人所有，黑、吉、遼、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也迅速變為私人資產。就租佃關系而言，近代時期，地租形態仍然是實物地租為主，其中租占成分有相當地位，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近代的興起，在經濟方面則體現為貨幣地租增長趨勢。據調查顯示：貨幣地租占原有地租的30%，“折租制”也有明顯增長。它由明代張居正“一條鞭法”租稅制發展而來，“折租制”是原定額的實物地租，按市價折成貨幣，再向地主交納。但是，在調查中占主導地位的仍是實物地租，如1924年江蘇等11省153個縣中實物地租仍占74%，征收實物地租約地塊的68%，生產關系雖有略有觸動，但封建地租根基仍然牢固。

綜上所述，中國近代農業滯后的根本原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落后，以“人丁”為主的傳統勞動力仍統制著“自然經濟”的意識形態，雖然工業文明的機械化勞作，為傳統農業帶來了一絲震撼。但是，就當時現狀而言，農村勞動力仍沒有太大的變化，反而，“人口”勞動力的增加加劇了“人地矛盾”，大大影響了中國政局的平穩與農村的安定。另一方面，生產關系里“土地占有數”的急劇私有化猛增的趨勢，雖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生產規模小、土地分散性強”的小農經濟特點，但是，這些私有化及兼并土地的使用方式仍然是按傳統的方式滿足的基本生存需求，土地的占有方式仍以收取固定的地租或少量的地租貨幣為主，并未把土地產品市場化或土地商品化。傳統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并未促進近代農業的發展，反而隨著“人地矛盾”的加劇及土地兼并的擴大化，引發了大量的失業、失地人口這些流動人口大大的破壞了農村安定和農業建設，為社會增添了不穩定因素。

二、人地矛盾及政局動蕩的破壞了近代農業前進的步伐

隨著農耕文明生產力的增加，生產者集體土地必然減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聯系觀可以看出：人口與土地這對基本矛盾也必然加劇。另外土地兼并趨勢的增長，失業、失地人口的增多為本已是動蕩不安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政局提供了更多的不穩定因素。人地矛盾，土地兼并，社會混亂，政局動蕩，這些因素嚴重阻礙了晚清農業近代化的推進。

從人地矛盾來看，1840年以前，人口雖記載不精確，但也并不是如費正清教授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被視為農業的迷團，而有明確的數據顯示中國近代及近代前期人地矛盾十分緊張。比如，在有案可查的清史中：1790年也就是乾隆年間有3億多人口，而至道光1834年左右則有近4億人口之多。1793年，派往中國始求雙邊貿易的馬戈爾尼使團在見證中華文明的過程中發現：從天津大沽口到通州行至北京時，大副愛斯·安德遜記述說：“在這個國家里，在我們經過的地方，人口極為眾多，而且到處是那么的多，我們走過的鄉村前后一里路上的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城鎮”[1]。人口確實興旺，但在這樣集約勞動力下潛伏的是嚴重的人地矛盾及其更多的地主土地兼并剝削。近代以來，由于人口的增長，人均土地嚴重減少，清初，平均每人占有的10畝地，到現在道光年間已不到2畝，反而在這種演變過程中地主階級人口增多，也就是兼并之家日多、土地集中趨勢增加。大批農民失去土地，由自耕農變為半自耕農、佃農或者失業游民，正如馬克思說：“農村勞動力不斷過剩的事實，??使他們失去了最后的反抗力，使他們變成地主和租地農場主的完完全全的奴隸，以致工資的最低限，就當做自然律釘在他們身上了”[2]，“戶口十倍于前”“游手好閑更數十倍于前”，由此可見，以封建政治文明為支撐的“農耕經濟”為封建大廈正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社會危機。接踵而來的嘉慶年間的“川楚白蓮教起義”、185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1911年的以新軍為基礎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工農階級為聯盟的五四運動”、1921～1927的“北伐運動”、1935—1949年的“國內抗日解放戰爭”，這些運動的基礎都是“農民、工人”，這種社會現象與晚清3億～4億人口這個現實是密切相關的。嚴重的人地矛盾加劇了農業人口向革命專員的轉變，促進了“農耕文明”的“垂死掙扎”，由人地矛盾引起的“蝴蝶效應”加劇了社會的動蕩，嚴重阻礙了晚清農業的發展，對整個中國近代農業化影響很大。

從晚清的社會環境來看，農業遲滯的原因又可以看作內、外兩部分，外部的社會動蕩、戰亂紛爭的政局形勢，及農業內部動力的缺乏，都阻礙了中國農業的近代化。隨著近代中國大官僚、大地主階級的膨脹，佃農、半自耕農及失業人口的劇增，為中國近代化特有的戰爭史提供了階層基礎，在近代大小混戰中，農

業發展始終缺乏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以及面對這種社會危機嚴重加深下，農村中的中小階層，走出儒學的天地、打破農耕文明的枷鎖，去面向世界尋求新思想圖救中國，農業內部缺乏動力。中國近代社會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各個不同的階級紛紛立志救國，但均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指導，反而各自為政，釀造了一個戰火紛飛，動蕩不安的**年代，如農民階級的救國運動：1854～1865年的太平天國運動，1898年的義和團運動；1911年的四川保路運動，以及的武昌起義和黃花崗起義，這些都是由農業人口轉變而來以新軍為基礎的新式資產階級革命；以及最后大地主、大官僚的北洋軍閥與西南軍閥均想擴充勢力的軍閥大混戰，中國近代100年的歷史是一個動蕩的時代，是前之社會未有之創局，更是一個幾千年未現的社會轉型時期，幾乎沒一刻的穩定，因此，這樣形勢下的中國近代農業不可能有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遲滯是必然的。就農村內部動力而言，農村中的中小階層面對這種主權被蝕、國土淪陷的創局，有志之士立志救國，紛紛離開農村尋求新出路。維新保皇派的核心人物康有為，革命共和思想的倡導人孫中山，近代國民黨主席蔣介石，工農階級的代表毛澤東，等優秀人士。農村知識分子的游離，使中國近代農業缺乏充實的新型人才動力，失去青年的農村是絕不可能高速發展的，更別說在一個動蕩的年代中。

綜上所述，晚清農業在人地矛盾的影響下，在戰亂紛爭的年代里，缺乏內部動力的情況下，是絕不可能有長足的進步。人地矛盾的加劇，大量人口淪為失業者、革命者、游勇人士，增加了動蕩不安的年代提供了不穩定隱患。另外，面對這種大廈將傾的社會狀況封建農耕文明的代表者發起了數次改革，企圖”救亡圖存“，但日趨增長的地主階級仍沒有擺脫封建儒學的思想枷鎖，仍以“官僚——農業文明”為基礎，走傳統的“農耕”道路，這類反動的“腐朽勢力”即便在披上改革的外衣下，依舊是沒有為中國近代農業的發展做出多大貢獻。

三、政府改革的失敗

1840～1911年這期間，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人地矛盾通通激化的年代里，近代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與統治危機中國政府為緩和這種種矛盾，統治階級開展了各種改革，但在對待農業問題上，卻始終沒確立有行之有效或真正付諸實踐的政策、方針。

1905年，當日俄戰爭結束時，“弱小”的日本打敗了“兇悍”的俄國，面對這種新情況，清政府開始了深深的思考，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制度戰勝了一切”，是“君主立憲制”戰勝了“封建君主制”，另外，在中國動蕩不安、戰亂頻仍的社會現狀下，清政府為緩和階級矛盾，維系本階級統治于是，銳意改革。改革的內容主要是：“教育、軍事、行政”等方面。可以說，整套革新體系是以維持滿洲皇族特權而展開的，因此，從根本上說，上述改革并未真正上行下效，更別說具體的實踐。另一方面在此次改革中，并沒有就人地矛盾作出正確的認識，所以在改革的內容中，根本沒有太多涉及到農業的改革，雖然有個部門叫“農工商”部，但“農工商”部中僅以商部為重，農、工部僅為附屬機關。而且，就僅存的農工商部而言內部爭權也很明顯，根本沒有真正“予之于農、改之于農”。1907年新改組的農工商部想要控制它所屬的局，同時想把局的下屬對照部中的機構作從新安排；于是，1908年采取相應的措施：新改組的農工商局等級同于攬全國稅收的鹽政局，并由農工商部正式派遣官員主持“勸業道”。農工商部與其它部局爭權奪利是它的階級屬性使然，是大地主、大官僚的剝削性的外在反映，而要求這種以剝削為主的階級機器去服務人民，權轄農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實也證明，農工商部并未為中國近代農業注入過新鮮血液，反而以“商”為重，斂收全國財產，加緊了剝削壓榨的無恥勾當。材料佐證，請末年，政府為運行改革方案，開始向各省榨取資金，以強捐強獻的形式出現的額外稅收用種種名目強加到公眾頭上，加緊壓迫民眾。當然，這是由地主階級的統制屬性決定的：“在傳統的中國，積極提高人民的福利使之生活比較富裕并不是統治者的正業。”所以，農工商部的成立并沒有為近代農業作出多大貢獻，從改革的的本質來說“新政”不過是一個末世階級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的“自救”罷了，恰恰正是這種“自救運動”的“軍事改革”推翻了這座存在了幾千年的剝削堡壘，與之相期望的結局截然相反。

近代，中華民國成立初期，以推翻地主階級、打破剝削堡壘為理想的孫中山先生于1912年正式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開始了對中國這座農業大廈的初步整治，但本于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妥協性，因此改革在沒有開始實施的情況下，政府的統治權便被大地主、大官僚的代表袁世凱所竊取，但，孫中山的民生思想卻不得不說一下。1895年，孫中山領導廣州起義，失敗后遠赴重洋，研討政治學說，醉心會黨，一

直沉迷于暴力革命，為推翻“韃人”政府極力奔走呼號。1905年，同盟會初步成立，孫中山先生第一次闡述“三民主義”構架，“三民主義”這也他思想“因襲”、“規撫”、“創獲”歐美社會政治遺產的體現。其中關于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平均地權”，也是中華民國成立后，孫所致力的“社會土地革命”。他說：“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么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3].這個以定地價為主旨的平均地權方案，是“欲采擇顯理佐治氏之主義施行于中國”[4].孫中山雖援引中國古代的井田利和《禮運》的大同思想，但卻是產生“民生”方案之后尋根的表現。“民生主義”是“臨時政府”對農業的施政綱領，但卻因袁竊國，并未真正的實行。另外，即便“民生”思想真正實行，但想要普及到農村卻是很艱難的，農村中的地主、鄉紳奉行“三民主義”只為“利權”、“民權”，是典型的權力追逐者，他們不可能讓出土地加之平均分配，就旗地而言，平均分配也不是他們所期望的，地主階級、鄉紳群體的階級屬性仍未改變，因此，要實行“民生主義”難度是非常之大，更何況“民生主義”根本沒來得及實行。孫先生雖著“民生主義”，但，“此義”卻脫離農村現實，對近代農業發展幫助不大。

總之，近代晚清中國雖然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觸發了“農耕自然經濟”的初步解體，但在“農業——官僚”文明中，“小農階級”仍是一個非常廣泛的范疇，而面對日益增長的生活、生產壓力，農民們不得不增加勞動生產力，加緊“精耕細作”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養活更多的人口或賦稅于“地主階級”的沉重剝削。勞動力的增長，一旦超過社會經濟基礎所承受的范圍，便為演化為“革命、暴動”。斯大林所說：“人口的增長對社會的發展有影響，它促進或者延遲社會的發展。”[5]而社會史正是沿這樣的辯證運動的。晚清政府，面對這種因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而引發的“暴動革命”的社會現象，不得不進行“生產資料”的內部調整，以圖緩和社會危機，但由于封建大廈的本質屬性使然，無論統治者怎樣調配生產資料，都無法跳出已有的階級范圍，無法脫立階級局限性，因此，也就不可能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基本矛盾，所以，近代1840～1911年農業出現遲滯也是封建“農業—官僚文明”的必然性。

參考文獻：

[1].（英）愛尼斯·安德遜.英使訪華錄[G].費振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92.[2].馬克思.資本論[G].1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875.[3].孫中山全集[G].5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北京：中華書局，1900：186.[4].孫中山全集[G].2卷.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編.北京：中華書局，1900：332.[5].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主義.斯大林選集[G].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4.

第二篇：論中國近代社會衰敗的科技原因

中國近代的衰落主要反映在科技的嚴重滯后，甚至匱乏。

中國封建社會中缺乏科學成份和歷代王朝重農抑商的統治政策是造成中國近代衰落的兩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封建體制在發展2千年后達到了牢不可摧的程度,資本主義在中國雖然出現了,但是嚴酷的封建制度壓制著它的發展,使中國逐步落后于世界水平.這種壓制體現在政治,經濟,科教,外交等許多發面，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的近代科學技術幾乎還是一片空白。

以軍事技術為例，當西方已經主要使用遠距離火藥武器的時侯，中國仍然停留在主要使用大刀長矛等近距離冷兵器上，所以清朝軍隊在列強軍隊面前毫無戰斗力可言。然而，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曾經長期領先于世界，一些重要的生產技術曾經領先于歐洲一千多年，四大發明更是對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中世紀的歐洲由于蠻族入侵、封建割據、以及宗教神學的桎梏等原因，社會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很慢，所以在歐洲文藝復興結束以前的很長時間里，中國的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可是為什么中國近代的科學技術落后了呢？ 這是由中國傳統思想被催眠的內質造成的。

中國科技落后的原因。歸納起來，主要表現為：

（1）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固有的分散性和狹隘性，不可能使科學應用達到較大規模，從而使近代科學的產生和應用失去應有的土壤。（2）腐朽的封建剝削制度和重農抑商政策阻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的發展。農民貧困，國內市場狹小以及剝削者買田置地，束縛了手工業的擴大再生產，使科學技術的發展缺乏物質基礎和動力。（3）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失去外貿主動權，隔絕了中外文化的交流。（4）文化專制使大量知識分子脫離對自然界的觀察研究。

（5）中國科學技術滿足于實際的應用，沒有形成理論上探討和深思的風氣。

（6）教育落后。中國封建教育以儒學為內容，以培養封建官吏為目的，很少涉及生產和科學知識。

西方科技領先的原因。

（1）

14、15世紀以來，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發展，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逐漸確定下來，并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和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這為科學技術的發展集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2）文藝復興運動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的傳播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思想武器。

（3）資產階級革命不僅鞏固和發展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4）18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科學技術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表現在，歷朝歷代的治國方略中都未涉及到科學技術。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由此，中國千年封建傳統落后的生產工具嚴重阻礙了中國近代社會各方面的發展。直接的導致了近代中國宛如一老乞行至了艾菲爾鐵塔前，望其高而匪夷所思的嗟嘆不已！

除了科學技術的落后導致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后之外，歷代王朝重農抑商的統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國近代社會經濟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農業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中華民族的祖先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就是以農業采集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兩個部落。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深刻地認識到農業是衣食之本、財富之源，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也都深深懂得“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因此他們自發地形成了重農主義的政策傾向，論述農業重要性的著作歷代不絕，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ww

孫子在【孫子兵法】中的全篇旨意就是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講的就是軍事是為了保證國家百姓的農業需求。

重視農業本是無可厚非的，但由于對農業的過分重視，歷代統治者都把工商業視為影響農業發展的消極因素，他們認為農業是生產糧食衣帛的，工商業是消費糧食衣帛的，如果從事工商業的人多了，就會導致衣食不足，“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賈誼《論積貯疏》）是這種觀點的突出表述。

這種思想忽視了工商業對農業的基礎和促進作用，如鐮刀、鋤頭等農業生產工具都是由手工業提供的，生產工具的改進直接提高了農業的生產效率，這種思想更認識不到商品經濟對農業生產的調節作用：如果從事工商業的人多了，糧價上漲，就會刺激農業的發展。在這種思想的作用下，歷代統治者都視農業為本而視工商業為未，采取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如漢昭帝就曾明確下詔說：天下以農桑為本。重農抑商的政策有：

ww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把農民固著在土地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獎勵耕織，設置重重關卡，對工商業者征收較高的賦稅，以及明成祖以后的“海禁”（禁止海外貿易）政策等。這些措施都明顯地抑制了工商業的發展，維護了男耕女織式的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模式，限制了社會分工的深化和生產規模的擴大，使科學技術失去了賴以產生和應用的土壤，抑制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所以長期的重農抑商政策阻礙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此外，儒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重義輕利”、“先義后利”等思想以及一整套嚴密的家族宗法制度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和手腳，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而腐朽的君主專制制度更是直接扼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與中國不同，歐洲國家在古雅典、古羅馬時就重視發展工商業，工商業經濟就比較發達。歐洲文藝復興之后，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過程中，各國都采取了積極扶持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此可見，中國歷代重農抑商的統治政策也是造成中國近代衰落的一個重要文化原因。

科技重在創新，真正自主的研發科技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所以中國的強盛之路依然曲折而艱難。基于當下社會高速發展的良莠不齊的現象，我們任重而道遠！

第三篇：《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讀后感

《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讀后感

從接受教育以來，凡是有關歷史的東西，我從來都沒感興趣過，也包括這門《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課程。要說之前不喜歡歷史課是因為它的文字太過于枯燥，現在是因為自己的確實不喜歡。所以要我寫一篇規范的關于歷史的學術論文那實在是太難為我了，因為自己腦子一點關于歷史的東西都沒有，寫不出來什么好的文章，就選擇了寫感想。

在我接受的歷史教育歷程中，每次一談到我國的歷史，編者們就開始肆無忌憚的吹噓，什么華夏上下5000年歷史文明；什么我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什么偉大的四大發明；什么歷朝歷代的豐功偉績，他們的疆土多么的大，他們的文明影響多么深遠……這讓我感覺就像一個失敗者在別人面前或者安慰自己說自己曾經是多么的輝煌一樣，令人厭惡。我承認那些豐功偉績都存在，而確實也存在，我就是不知道我們了解這些有什么意義，讓我們覺得身為華夏兒女感到驕傲？還不是有那么的多同胞連溫飽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再說我國有5000多年的歷史并不代表有5000多年的文明。借用某老師的一番話，“中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5000年文明，朝代的更迭，一幫人戰勝了另一幫人，然后更換姓氏，開始破壞上一個朝代遺留下來的文明植入自己的文明，文明并不是得到了延續而是遭到了毀滅”。到今天只剩下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明了，人們僅存的良知和道德被鼓吹是中華5000年文明，試說他們之間還有聯系嗎？一位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教授曾說過：崖山之后，已無中國。也有人說：唐宋在日本，明在韓國，大清在中國。因為《禮》曰：“華夏，重信義。而胡人，無。”這些足以讓我相信我國有5000年的歷史并不代表我國有5000年的文明。編者們對歷史教育如此的不負責任，試問他們是真的熱愛這個祖國還是盲目崇拜啊？

歷史教科書的編者們常常居高臨下，想象自己站在真理和知識的制高點上，用教師爺的態度自說自話地編寫著教科書和入門書，我們的教科書和入門書用教條替代了歷史，書里面所講的歷史仿佛不再是一個有人有事的時間過程，而是一個在某些懷有政治意圖的強迫性架構中被分解填充的東西，幾千年的故事被壓縮成干巴巴的半打理論和一堆概念。其實，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當一個學生在面對這樣的教材時，他并不能夠感覺到歷史的流動，卻只能被動地捧著一大堆被“社會性質”、“生產關系”、“經濟背景”等等分割切開出手的概念，盡管概念作為知識，比較容易背誦、復述和考試，但是真實的歷史就在僵硬的條塊中漸漸流失。

當然，由于這種不負責任的歷史教育，脫離了歷史教育的本質，讓我覺得研究歷史是沒有意義的，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只為了證明我國歷史的輝煌。然而那輝煌早已成為過去，于當代人毫不相干。可我卻沒看到歷史研究的另外一面，就是通過研究歷史，取得治理國家的政策和方法。這與我個人短視有很大的關系，沒有看到問題的全面。記得老師課上講到清政府為了保護其滿族血統，阻止漢人遷入其祖籍地，由于人口稀疏最終導致被俄羅斯占領，丟失了國土喪失了尊嚴。而我國的統治階層卻沒有從歷史中意識到這一點，依舊嚴厲控制國人移民，導致我國人口數量已經嚴重超出了國家資源的承載能力。（由于上課沒做筆記，這部分內容表述的不是很詳細，望老師見諒）直到聽到老師講到這個例子，我才明白研究歷史還有這一層的意義。歷史的事實都是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我們可以從歷史上成功的事件中得到寶貴的經驗，在失敗的事件中得到教訓以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這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意義重大，而對于歷史教科書上歌頌祖國歷史的輝煌我還是不認同。

歷史真正的普遍的意義仍然在于布羅岱爾說的“國民意識”的建構，用一個比喻說罷，歷史仿佛給人們提供著關于“故鄉”的回憶，這種回憶不一定是對于村莊位置、房舍田地、鄉親父老、水井道路的具體再現，而是一種關于故鄉的溫馨感受。布羅岱爾在他自己寫的《文明的文法》這本教科書的序言中說，“歷史學不應當熱衷于民族主義的編造，也不應當只沉湎于人文注意，重要的問題在于，如果歷史學消失，國民意識也將因此不能存續，而如果喪失了這種國民意識，法國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獨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希望我國的教育部能夠意識到教育上的問題，并盡快的加以改善。

上面是個人對歷史教育問題的看法，希望老師批評指正。對于文章中引用一些的老師的話來證明“我國有5000年歷史卻沒有5000年文明”而不是引用來自可靠文獻上的內容想向老師說明一下。記得老師說寫論文引用別人的觀點時，一定要對讀者負責，引用的觀點需要來自可靠文獻。但我也覺得，一個觀點一個想法的傳承是看讀者的，讀者認為對的東西才會去接受它，這是讀者的主觀性。如果非要限制引用來源，會導致一些很好的想法或者觀點得不到很好的傳播。我也不是追求另類，我只是在追求自己認為對的東西，可能自己認為對的東西在別人那是錯的，但在我沒發現它是錯的時候我都會認為它是對的，而只要有一天我發現能證明它錯誤的時候我就會認為它是錯的了。就像上次提到關于“封建”這個問題一樣，一個觀點的表述只要有足夠的理由讓讀者相信，讀者就會接受它，如果讀者懷疑，這個觀點即使引用了再多的論著也是枉然。

第四篇：分析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

分析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

姓名：彭浩博中國是本來一個富有智慧的民族，古時有很多偉大的創造，有輝煌的文明，為什么到了后來，中國的輝煌已經永久地成為了過去，取而代之的則是非常落后的尷尬境地呢？現代的中國完全喪失了那種靈氣。因為我們的思想已經被桎梏了，在根深地固的“不良傳統”下，我們的求索精神沒有了（清朝關閉鎖國的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的心胸也狹窄了，我們的追求也低俗了。我們不能甚至不相信我們能夠獨立思考，創造世界；我們不能接受不符合我們胃口的思想；我們更追求名利享樂了。在思想上，我們是沒有自由的，然而絕大多數的人選擇了接受，并習慣。下面來具體分析一下原因。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權空前強化，阻礙了社會的進步；2 經濟上，資本主義萌芽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阻礙；3 思想上，閉關鎖國，盲目自大，缺乏與外界的交流，統治者實行思想控制政策（文字獄）。4 采取“閉關鎖國”的政策。清朝統治者堅持以農為本的傳統觀念，推行“重本抑末”政策，壓抑、限制民間工商業的發展。由于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穩定，他們認為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無需同外國進行經濟交流。5 當時西方的殖民地正向東方擴張勢力，清朝統治者擔心國家的領土主權受到侵犯，又害怕沿海人民同外國人交往，會危及自己的統治。超穩定的封建專制統治對思想的鉗制嚴重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展7 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和近代資本主義難產是導致我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的根本原因8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固有缺陷不利于產生近代科學技術;9近代落后的教育與繼續推行的科舉制度使科技人才空前缺乏,嚴重地阻礙了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其實中國的科舉考試這個發明是個非常先進并有效的制度，唐朝從進行科舉以后，國力強盛，貧窮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有出路，這更激發了人民的上進心，對國家是很有好處的。其實當年西方的聘用官員制度遠遠沒有我們的先進，他們還是向我們學習的。可惜的是這個好經慢慢被念歪了，當年唐朝時的科舉考試考題面很廣泛，也不乏選擇科技人才的科技方面的考試，但越到后來，科舉考試卻越變了形，說到這里不由得聯想到今天的高考，幾乎全部都是所謂客觀題，然后機器批卷，考生越來越無法發揮人的自主性了，每個題目必是四個答案，必是三個錯的一個對的，和當年的八古文有什么區別？10沒有完善的科研方法，沒有豐厚的激勵體制，科學是不會在這種土壤上生長的。

最后從分析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中給我的啟示是領導人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社會對科技的認知也是一國科技發展的原動力，經濟發達不代表科技的發達國家的開放程度，對外國文明的接受程度都會影響本國科技的發展，銘記歷史教訓，努力學習，有自己的想法，為自己國家的科學方面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五篇：中國近代現代化歷程艱難曲折的原因探索

中國近代現代化歷程艱難曲折的原因探索

鴉片戰爭后,在嚴重的民族危機、急迫的救國救民歷史任務的促逼下,中國人倉促地以采借西方文明的形式發起了近代化運動。從只根據于直覺、完全出于防御目的的被動姿態開始,經歷了價值觀裂變、人文主義思潮興起、政治變革、社會全面革新、制度層次近代化、“人”的近代化等階段。整個過程曲曲彎彎、峰回路轉,迅速快捷但又浮皮潦草。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為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作了準備,但終究沒能使中國“化”向近代社會。要找出中國近代現代化歷程艱難曲折的原因就必須先明確現代化的含義。

近代化也叫現代化，是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引發的社會生產方式與人類生活方式大變革，以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為主要標志。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動力，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是使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過程。它將引起社會生產力、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心理態度的變化，其核心是經濟的工業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西方世界的近代化又稱資本主義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近代化具有明顯特色。近代中國前80年近代化可稱為資本主義化；后30年又增加新的內涵，即由無產階級領導的為社會主義開辟道路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中國近代化，亦稱中國早期現代化或現代化，是指近代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化的歷史進程。

1、從過程上看：

它發生在封建社會后期，貫穿于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社會主義確立、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是人類社會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必經階段。

2、從內容上看：

它是以科技為動力，以工業化為中心，以機器生產取代手工勞動、機器工廠取代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場為主要標志，并引起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維方式全方位變化的一場社會變革。在中國近代，近代化也就是工業化和與工業化相伴隨著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變化，就是實現社會的轉型，即從封建社會轉化為近代社會。

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必須解決兩大問題：一是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二是繁榮富強和持續發展。

二、中國的近代化經歷了三個歷史發展階段階段

（一）起步階段（1840-1895）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主要是學習以科技為核心的西方物質文明階段；這一階段近代化還停留在經濟領域，經歷了由重工業到輕工業、由軍需工業到民用工業、由國營工業到民營工業的歷程，并逐漸向教育領域國防領域滲透。

（二）整體發展階段（1895—1927）從甲午戰爭到大革命失敗，主要是政治制度的變革階段；這一階段經濟工業化邁出一大步，政治民主化開始并有突破，學習西方先進科技文化與變革社會制度有機結合。

（三）曲折前進階段（1927—1949）從國共十年對峙開始到解放戰爭勝利，主要是近代化的艱難發展時期。這一階段中國近代化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極為尖銳復雜的情況下，緩慢發展。

1、經濟的近代化:洋務運動時期開始引進西方的機器生產，邁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19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外商企業刺激下，在洋務運動倡導下，中國資本主義民族工業產生，但發展緩慢；甲午戰爭后，由于清政府放寬對民間設廠的限制，中國出現了興辦工業的浪潮，民族工業到19世紀末才有顯著發展；戊戌變法試圖推進經濟的近代化，但很快失敗；到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統治后，中華民國鼓勵和保護工商業，使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加上一戰期間歐洲列強放松侵略和有識之士大力創辦實業，一戰期間，中國經濟近代化出現一個高潮，民族工商業發展迅速；1927—1937年，由于國民政府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使民族經濟有所發展；1937-1945年，國民政府借口抗戰大力加強經濟壟斷，使發展中斷；1945-1949年，美蔣勾結使近代化陷入困境。

2、政治的近代化:維新時期提出君主立憲，設議院、興民權，在變法時期對舊的政治制度作了不少改革，可以說是政治民主化的開端；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確立了中華民國，頒布了《臨時約法》，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規定了人民享有自由和民主權利，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確立，但很不徹底；1922年中共制定民主革命綱領，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政治民主化又邁進了一大步；曲折前進階段，由于國民黨實行***，堅持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場，政治非常黑暗。

3、思想的近代化:鴉片戰爭后出現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想；洋務運動時洋務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資產階級維新派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主張興民權、實行君主立憲，發展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主張學習西方的民主革命，推翻清朝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舉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反對封建專制和禮教。

中國共產黨人則以俄為師，大力舉起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找到—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四、中國近代化的特點

①政治障礙重重:中國近代化受到內部封建保守勢力的頑強抵制，封建地主階級思想頑固、不思進取、不愿革新；官僚資本主義借助政權力量，對民族工業占有壓倒優勢，壓制了民族工業的發展；還不斷遭到外部資本主義列強的傾軋、排斥和武力摧殘，發展緩慢，歷經曲折。

②缺乏準備、發展畸形:近代化缺少必要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技術、人才和思想的準備不足，它的推動力主要不是來自內部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而是來自外部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近代工業的產業結構不協調、不配套，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很小，重工業特別是鋼鐵、機械、電力、石油等工業尤為微弱；地區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東南沿海和沿江地區。

③缺乏正確道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是先發展輕工業后發展重工業，然后農業近代化緊隨其后，為工業近代化奠定物質基礎。西方資產階級先通過革命掌握政權，為工業化提供政治保障，并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素質來為近代化作充分準備。而中國是先發展重工業后發展輕工業，并且農業始終沒有發生本質變化，近代化缺乏必要的前提過程。近代化一開始是由地主階級中的洋務派領導的，民族資產階級則始終沒有真正掌握過近代化的領導權。歷屆中國政府沒有把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使近代化缺乏科技人才和較高素質的勞動者。

④缺乏安定環境:自從鴉片戰爭中國進入近代以來，帝國主義紛紛發動侵略戰爭，國內反動統治者經常鎮壓人民反抗，戰爭、革命不斷，難有安定環境，發展非常緩慢。

(三)很顯然,無論從那個角度看,中國近代化過程有著顯著的特點。特點之一,發起中國近代化運動的動機,并非來自于本社會的內部,而是在外部的巨大壓力下,在基本沒有近代因素作前提的條件下,中國人倉促地采借西方文明,發起了近代化運動。因此這種近代化運動完全是被動的。用現時流行的話說,是“后發外生型”近代化。不僅整個近代化運動是在“御外”、“自救”的動機下,從軍事領域發起的;而且各個領域,無論是軍事、經濟、政治,還是科學、文化、教育領域,其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始點上,都是“救國”(諸如“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或類似的口號起了啟動作用;那些在各個領域中第一次出現的近代化因素,如第一本世界地圖集、第一次引進外國先進武器、第一家機器工業企業、第一臺蒸汽機、第一個進化論歷史觀、第一次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等等,其背后也無不有著濃厚功利色彩的“救國”、“救時”、“制夷”的動機在驅動。魏源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口號,更是這一狀況的集中反映——“制夷”是“師夷”的動機,而“師夷”(采借西方文明)正是中國近代化的起步處。不僅近代化運動的啟動,而且整個近代化的過程也不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而主要是在外來接連不斷、一個比一個更嚴重的民族危機的驅迫下,中國人迅速不斷地、一次又一次變換擇取更新的西方文明成果,從而使中國近代化運動表現為跳躍式的過程:當中國社會還停滯在小農經濟階段時,近代科學卻已經在這個基本沒有工業和近代教育的國土上傳播和應用;當中國人剛剛能區別物理學與“格致”學的不同時,潛艇以至飛機已在中國工廠中出現;在市民社會尚未形成、資本主義經濟還很弱小時,“民權”、“人權”、“平等”、“自由”等口號已經在各種出版物上頻繁出現;還沒等多數中國人完全理解“民權”、“平等”之類的概念,君主立憲、共和立憲政治潮流已轟然而起;當多數中國人對“共和”、“民主”還是一知半解、甚至基本不理解時,一些政治精英們已經在為完善共和國的政治、經濟、文教制度而奔忙。短短的80年間,中國人跳躍式地跨過了西方國家歷經數百年才完成的近代化歷程。這又導致中國近代化的發展程序往往是顛倒的。從整個中國近代化過程看,中國直到蒸汽機、聲光化電之學落戶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才逐漸產生;政治革命發生、共和國制度建立后,近代理性源泉才被開啟。在各個具體的領域也是如此。例如:在經濟領域,先是有作為尖端部份的軍事工業產生,然后才有基礎部分的采礦、冶煉、運輸、通訊及輕紡工業的建立;在政治領域,先有議會、憲法及君主立憲制的提出,才有“民權”、“人權”、“平等”觀念的提倡;在教育領域,先是有培養專門人才的專業技術學校的建立,然后才有基礎部份的普通學校的出現;在科技領域,先有應用科學(如機械制造、化工等)的引進,然后才有基礎科學(數學、物理、化學等)的學習和研究,等等。幾乎全部都是實用性、尖端性部分在前,基礎部分的“補課”在后,呈現出“倒寶塔”現象。特點之二,由于中國近代化并不是由社會內部的近代因素不斷成熟、積累而形成的自然演進過程,缺乏近代化的物質的、觀念的、社會條件的準備,因此從近代化的領導層來說,只能依賴當時那些具有一定的近代化傾向的權力精英,通過采借西方文明,發起近代化運動。尤其清末時期更是如此,不僅清末的整個近代化運動的組織、領導和實施主要是依靠當時那些身居高位、或至少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士紳們,而且絕大部分近代事物——從新式工廠的創辦、西方科學技術的介紹、西式武器的引進、新式軍隊的編練、新式學校的創辦,直至政治領域中的某些改革,也大多是由他們承擔或手創的。清末以后,這種近代化運動主要是由精英分子推進的狀況基本未變。且不說1912年后的國家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面近代化制度的建立是由北洋政府的統治者們承擔的,就連最應當是群眾性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即:它并不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是由市民階層推著領袖人物步步向上,而是由那些社會精英(革命派)們拽著群眾向前走。這就使整個近代化過程表現為自上而下的逆向運動。應當看到,這種狀況是歷史所造成的。在當時的中國也唯有以這種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突破中世紀藩籬,迅速啟動近代化。而且,也正是這種自上而下的量變運動,客觀上影響和帶動了自下而上的量變運動,帶來了近代化的物質的、觀念的、社會的條件的成熟和積累。但另一方面,近代化運動由權力精英發起、主持而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近代的權力精英們基本上是傳統營壘的舊人物,他們所主持的近代化運動是畸型的、不健康的。如:以實用主義的觀點顛倒近代化的程序,從傳統立場出發竭力使近代化停留于膚淺、偏狹的程度;而且還導致近代化過程中常常出現反方向效果:軍事工業制造出的西式槍炮是用于鎮壓人民的反封建斗爭,君主立憲制度被試用于挽救封建君主專制,最新式的軍隊被用于支持最反動的獨裁統治,等等。特點之三,由于近代中國并沒有形成足以使社會大多數人接受、理解并投入行動的近代化的動機,于是強烈的危機意識下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思想,便成了促使一部分中國人發起和推進近代化運動的動力。這個動機或動力固然有利于中國近代化的啟動和進行,但它也從某一個方面造成了上述的特點——強烈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動機,使中國近代化在社會條件尚未成熟的條件下即行啟動,跳躍式地、程序顛倒地進行,且只能由那些仍站在傳統立場上的權力精英們充當主要承擔者。而這些又致使中國近代化運動僅以滿足功利的、實用的目的為限,不可能深入進行。以現代化理論中的三層次說來衡量,可以看到:器物層次的近代化,其主要表現應是工業化。但直至1919年時,仍只有量的積累,而遠未達到質的突破——有工業而無“化”的程度。因為新式工業、交通、通訊、礦業等雖然已在中國出現,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仍只占有很少的比例,且遠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國民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農業經濟。制度層次的近代化,其主要標志應是民主型的政治機構及制度的建設。但沒有成熟的社會條件為基礎的民主型政治機構和政治制度,總統、內閣、議會、憲法、法院、法律、地方自治等的建設,只勉強做到“形似”,而缺乏相應的內容。思想行為層次的近代化,亦即社會的文化信仰系統、價值系統、社會習俗等最內層的人的素質的更新。鴉片戰爭后,中國人舊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范、政治信仰系統走向崩潰,新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和政治信仰已開始起作用。但直到民國年間,文化系統、價值系統和社會習俗等方面還遠沒有達到新舊更替的程度。真正的文化革命至1915年才開始,而且也僅僅是開了個頭,就因為更為急迫的救亡任務而中斷。顯然,中國的近代化是一次快捷、但又不深、不透的近代化運動。由此便造成了人們所說的近代化“脫序”現象:在新造的鐵路上,卻是用馬拉列車;全用機器的工廠,管理卻是封建衙門式的;穿著時髦的西服,卻是滿腦子封建思想;掛著“大總統”的銜頭,實行的卻是皇帝式的統治,等等。但不管怎么說,中國畢竟已從這里邁步走向近代化。中國現代化的曙光正是從這里顯現的。當我們今天享受著現代化文明成果的時候,也應當深入地了解昨天這段篳路藍縷的近代化路程,以及豎在這段路程上的一塊塊充滿艱辛以至血淚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