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

論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經濟的影響

機械122 呂濤 2012022218 摘要：作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1840年鴉片戰爭可謂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戰后的中國在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劇烈而深刻的變化，其影響所及上至國體、政體、經濟形態、價值理論，下迄婚姻教育，衣食往行等等。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遭受更多的掠奪，廣大農民生活更加困苦，中國社會發生顯著的變化，小農經濟制度解體，封建制度開始動搖，自此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另一方面，鴉片戰爭客觀上促進了中華民族工業的發展，加快了中國近代化進程，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

關鍵字：鴉片戰爭近代經濟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得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喪失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由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開始成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些有識之士，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開始試圖向西方學習，以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從十九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派以“自強”、“求富”為口號，“師夷長技”，大張旗鼓地舉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編練新式陸軍和海軍。他們開礦山、筑鐵路、設郵電、辦學校，派遣留學生出國，掀起了一股辦洋務的熱潮。他們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使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近代企業。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

一、鴉片戰爭前夕的經濟

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社會的主要經濟形態是自然經濟。所謂自然經濟，就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就是生產的目的不是為市場交換需要，而是為了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的一種經濟形式。即生產關系的最初形態是為生存而生產，不是為市場的需要而生產。自然經濟并不是中國封建社會所特有的。世界各國的封建社會時期也無例外地存在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但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有著自己明顯的特點：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緊密相結合；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

自然經濟產生在于農業生產不發展，特別是手工業和商品經濟不發達，使社會財富增長有限；歷代封建政府推行重農抑商、閉關鎖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國內外市場的擴大；思想觀念陳舊落后，自西周以來兩千多年中國形成了以農立國，民以食為天的傳統思想，形成了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農耕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初期和中期，自然經濟的作用是積極性大于消極性。然而，到封建社會后期，特別是明清時期，自然經濟由于生產規模過于狹小，妨礙了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嚴重地阻礙了手工業的發展；既不買又不賣，嚴重地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擴大；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的自然經濟，是歷代封建政府推行閉關鎖國政策為自然經濟的長期存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護，使得其作用是消極性大于積極性，讓它變成了一種極端落后、極端保守的經濟形式，嚴重阻礙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的發展。

鴉片戰爭前夕，由于手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商業信貸的發展，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剩余價值和雇傭勞動制開始出現。

中國的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這個超穩定的社會有著自身的特點。使得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導地位。皇帝、貴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則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種地主土地并繳納高額的地租，封建地主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必然尖銳。小農經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結構，主要特征是個體家庭為單位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它曾有利于維護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發展，但又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對新的生產方式有較強的排斥力，商人、地主、官員結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剝削農民，農民還需繳納高額賦稅和承擔各種徭役，生活極端困苦。

二、洋務運動的興亡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的統治階級對如何解決一系列的內憂外患分裂稱為洋務派與頑固派，洋務派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強兵富國，擺脫困境，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的工商業的手段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良運動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一開始的目標是鞏固國防創辦“自強新政”以“求強”，具體表現在開辦近代軍事工業、創建新式軍隊、購買國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軍官一律開始學習西洋武操，各省防軍開始更換新式武器，同年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設制炮所，中國的近代軍事工業的建設由此拉開序幕：1864年李鴻章在蘇州設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總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設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開辦天津機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禎在成都設立四川機器局??。短短幾年間在李鴻章等洋務派領導人的主持下中國的近代軍事工業體系基本建成，火槍、大炮、彈藥、蒸汽戰艦都已能夠在國內建造，其決心之大、動作之快令中外為之震驚，這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次大飛躍，從此中國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工業。

洋務派在興建軍事工業的同時，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為此“百方羅掘”但仍“不足用”，洋務派領導人李鴻章認為泰西各國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強，認為“求富”是“求強”的先決條件。于是洋務派開始將工業范圍擴大，興辦民用工業以“興商務，竣餉源，圖自強”。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間，煤礦、鐵廠、繅絲廠、電廠、自來水廠、織布廠、電報、鐵路相繼建設，這些民用工業的創辦打破了西方資本在中國的壟斷，為國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銀，并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洋務運動卻不是成功的運動，歷史已經宣判了它的失敗。首先，外國資本主義并不愿意中國富強起來，不斷地采取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乃至軍事的手段進行干擾，而洋務振對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壓力，往往是妥協退讓的。其次，封建頑固勢力害怕他們的根基和權勢遭到破壞，在政治上、經濟上、輿論上進行多方面的鉗制和阻難，而洋務派對于這種壓迫，往往是斗爭不力的。第三，洋務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著洋務運動的生機，諸如企業衙門化、貪污中飽、揮霍浪費、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可說洋務攝既是新式企業的創建者，又是這些企業的摧殘者。洋務運動失敗的經驗教訓，是很值得認真總結并引為鑒戒的。

洋務派興辦近代工業初時是把“平中國” 和“敵外國”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國內階級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同外國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統治者處在“內憂” 與“外患”頻仍之時，洋務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強，共同鎮壓人民，才能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所以洋務運動實踐的結果必然否定了“敵外國”。如果說洋務運動是一場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著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這一點在所有列強都愿意支持辦洋務的事實上得到證明。李鴻章說淮軍遇到“內地賊匪”，自信能取勝，遇到外國進攻，“勝負即不可知”。洋務大員丁日昌說，他的船炮“可以靖內匪，不能御外侮”。洋務運動進行了30年，并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卻在“自強”“求富” 的口號下，養肥了我國第一代軍閥集團。

三、鴉片戰爭后中國的經濟

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憑借“堅船利炮”建立起來的。其肇始于鴉片戰爭后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五口通商章程》等，其后主要繼之以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以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中國政府與俄、美、英、法簽訂的《天津條約》和與英、法、俄簽訂的《北京條約》等，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西方列強從中國攫取了一系列特權，使一個獨立的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國家，這樣，到甲午戰爭前，一個完備的對中國主權嚴重侵犯的“條約制度”已經形成。在條約的特權保護下，外國資本主義立即掀起一個向中國傾銷商品的狂潮。“他們一想到和三萬萬人或四萬萬人開放貿易，大家都像發瘋了似的，他們沒有料到中國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為基礎的經濟結構，對工業品有著多么頑強的抵抗力。代表英國侵略者簽訂《南京條約》的璞鼎查，回到倫教后在國會上帶著醉意宜布說，他已為他們的生意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傾蘭開層全部工廠的生產也不夠供應她一省的衣料的”。充分暴露出他們的侵略野心。中美貿易情況與中英貿易差不多。在簽訂1842年條約以后的一個時期中，美國每年平均得到二百萬英鎊的中國產品，而輸往中國的美國商品則只有幾十萬英鎊。

隨著西方列強利用侵略特權，瘋狂向中國輸出商品和掠奪原料，進行早期資本輸出，沿海和長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強經濟入侵，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尤其是外國棉紡織品的大量進口，使通商口岸地區的手工紡織業遭受了沉重的打擊。本來上海、松江、太倉的棉布是很有名的，“松、太所產，卒為天下甲”，而上海所產“又甲于松、太”。由于洋紗、洋布的行銷，土紗土布無法與之競爭，這些地區出現了“無紗可紡”、土布“消減大半”的現象。廈門亦是洋貨充斥，“其質既美，其價復廉，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中國輸出的茶、絲等的數量增加也很快。由于受到洋貨的沖擊和國外市場的刺激，一些地區的農民放棄原來的主要家庭副業，轉而種桑植茶，擴大絲茶的生產和出口。這些地區的農副產品日趨商品化，中國絲茶等的生產和出口貿易，開始走上了依附外國資本的道路。中國被動地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開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

“鴉片戰爭”的結果卻對鴉片沒有作出任何規定。實際上，鴉片貿易是英美各國十分看中的，也是他們掠奪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手段。因此，條約簽字前后，強迫耆英作出書面保證，清朝今后將只約束中國人走私鴉片，“對外國船只是否攜有鴉片，不加過問，亦不采取任何行動”。戰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談禁煙，又不便宣布弛禁，這種默許的態度實際上承認了鴉片走私的合法化，因此鴉片戰爭后鴉片實際上變成為一種公開的、暢行無阻的貿易，輸入量也隨之激增，導致更大量的白銀流向國外。

鴉片戰爭的結果是使中華帝國關閉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門，從此被英國的尖兵利炮打開。鴉片戰爭是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奴役的起點,它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它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但鴉片戰爭也強行打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的閉關鎖國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進的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出現了探求西方知識、學習西方軍事技術以御外侮的新思潮。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團的閉關鎖國，愚昧無知的行為，導致國家的科技技術落后與衰敗。鴉片戰爭以后，造成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甚至封建集團的一味的妥協，使戰事節節敗退，在國家危難之秋，挪用軍費大搞慶典，置國家利益于不顧。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發憤自強。在鴉片戰爭中國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經濟落后，最根本的還是社會制度落后。要發憤自強就要改造社會，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強國防。民族團結是民族復興的重要條件。鴉片戰爭以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下，中華民族四分五裂。新中國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凝聚海內外華人的力量和聰明才智，形成空前的民族團結，高舉社會主義和民族復興的大旗，譜寫中華民族新的篇章。

第二篇：論中國近代名人的母親對其影響

論中國近代名人的母親對其影響

英國一個首相曾說：“主宰國家命運的，不是臺面上的政治人物，而是搖籃旁的那雙手。”而搖籃邊的那雙手的主人正是在我們身邊默默付出的偉大的母親，所以說，無論在什么時代，什么地方，母親的影響都是不容小覷。

自古以來，中**親就有三“育”，即“生育、養育、教育”，所以母親不僅養育子女長大成人，更能影響子女成為怎樣的人。古時四大賢母鑄就的“孟母三遷、岳母刺字、封壇退鲊、畫荻教子”的佳話更體現出一個母親在其成長道路上是功不可沒的，在塑造子女核心價值觀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推動世界的手是搖籃的手，一個家庭，哪怕家徒四壁，只要有一個正直、善良、勤勞和樂觀的女人，這樣的家庭就是心靈的圣堂與成長的源泉！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的母親章蘭娟性格開朗、熱情，心地善良，而且計算能力與記憶力極強，具有很高的數學天賦。應該說，錢學森的超人天賦有來自他母親的遺傳。章蘭娟在錢學森很小的時候，就讓其置身于優秀傳統文化的濃厚氛圍中。錢學森最愛聽母親給他講岳飛精忠報國、陸游仗劍去國、杜甫憂國憂民、諸葛亮忠于漢業，為輔佐蜀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等故事。每當聽到這些故事時，錢學森是那么認真、投入，稚氣的臉龐上充滿了對古人的崇敬。他們的高風亮節在幼小的錢學森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長期浸潤在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中，錢學森的心底滋生了對民族燦爛文明的崇敬和熱愛之情，同時也激發了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和深厚的民族自豪感。他的母親還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觀，都具體體現在它的歷史中。因此，精讀史學的人，往往是對祖國感情最深厚、最忠誠于祖國的人。”母親的勉勵，給錢學森極大的力量支撐。錢學森懷著一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時間就拿下了飛機機械工程專業的碩士學位。雖然美國方面為錢學森提供了優越的工作環境和物質待遇，但身在美國的錢學森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祖國，始終沒有忘記報效祖國的愿望。遠在國內的母親每次在給錢學森寫信時，都提醒他早日回國。錢學森始終把母親的教誨牢記在心頭。多年后，錢學森幾經輾轉，終于回到了祖國，投身于“兩彈一星”的研究，為我國的航天事業立下了不朽功勛。

丁玲的母親蔣勝眉在常德女子師范和長沙稻田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讀了兩年書后，回到常德女子小學擔任學監。剛毅、自強的蔣勝眉對女兒從不嬌寵溺愛。她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親自教女兒讀《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在母親的影響下，丁玲從小博覽群書，打下了深厚的文學基礎。1918年夏，14歲的丁玲以優異成績從小學畢業。暑假中，母親送她到桃源縣報考第二女子師范學校。正當學期快結束時，“五四”運動爆發了。同學們上街游行，丁玲也投入了這場斗爭。她從小受母親的思想影響，帶頭把發辮剪了。學生會還辦了貧民夜校，向附近貧苦婦女宣傳反帝反封建，給她們上識字課。母親看見女兒在思想上、功課上都有進步，也非常欣慰。母親告訴女兒，在“五四”運動中，她領著學生游行、喊口號，也參加各種活動，并且已經辭去省立女子高小管理員職位，專辦婦女儉德會附屬小學。丁玲看見母親雖已四十多歲，卻仍然熱情洋溢，精神飽滿，公而忘私，向往未來，也感到高興、放心。暑假過后，丁玲向母親提出一個要求，希望轉學到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去。這所女子中學是湖南有名的學校，向警予、蔡暢都是這個學校出來的。“五四”運動期間這所學校也很活躍。母親始終是信任和支持女兒的，只是這所學校是私立的，要學費、膳宿費、書籍紙張費，這在母親微薄的薪金中自然是筆不小的支出。但是母親考慮女兒的前途，仍然答應了女兒的要求，并親自送女兒去長沙。1923年暑假，丁玲在上海見到向警予。向警予同丁玲談起她母親時說：“你母親是一個非凡的人，是一個有理想、有毅力的婦女。她非常困苦，為環境所固，不容易有大的作為，她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向警予的這一番話，深深地打動了丁玲的心，始終激勵著她奮發向上。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女士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杰出女性。毛澤東曾高度贊譽她“為中華民族樹立模范”。她曾是孫中山的戰友，又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朋友，在協助丈夫廖仲愷斗爭多年后，還鼓勵廖承志、廖夢醒都投身到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她自己奮斗的一生也成為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光輝典。多年來，何香凝以賣畫換得“買米錢”。她署名“雙清樓主”的作品名揚海內外。她在日本美術學校時就得到名師輔導，后來又長年潛心于水墨丹青，還常與國內大師切磋。何香凝的繪畫作品講究立意，她常借松、梅、竹、獅、虎及山川等的描繪，抒情明志。直至八十多歲，她在家中仍不時作畫，且功力不減。在她那些充滿斗爭之意的作品中，不僅記錄了20世紀初葉以來社會政治的變幻風云，同時也是她70年革命生涯和高尚品格的生動寫照。廖承志從小受母親熏陶，也喜愛繪畫。何香凝作畫時，他專心守候在母親身旁，一邊研墨，一邊琢磨。有時實在忍不住，就提筆畫起小人像來。雖然筆法稚嫩，但人物卻栩栩如生。當何香凝發現兒子的特長后，十分驚喜，決心把兒子的繪畫天才好好發揮出來。于是，每當她完成一幅畫作后，就要求兒子補畫一個“小娃兒”。在母親的精心指導下，廖承志的繪畫技藝進步很快，不論素描、國畫、漫畫，無不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何香凝不但教給孩子如何畫畫，還熏陶廖承志高尚的畫品和人品。何香凝一生為革命所做的一切，以及表現出來的卓爾不群的品格，給廖承志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在母親崇高情操的浸染下，廖承志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一方面與敵人周旋，一方面用畫筆表達自己的情感。從廖承志的身上，人們看到了一個革命者頑強的意志和不同凡響的品格。這一切和何香凝在面對逆境時所表現出來的正氣與人格品質有著驚人的相似。廖承志不但秉承了母親的畫品和人品，就連母子倆對于蔣介石的態度，都有著一脈相承的堅決。有一次，廖承志被特務抓捕后，解送到重慶，蔣介石曾以“世伯”身份面見，并勸說：“如果放了你，想留你在我身邊，怎么樣?”沒料到廖承志卻當面痛斥蔣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事業。他剛正不阿、正義凜然的精神深受黨內同志敬佩。他的一生，和母親何香凝一樣，為革命事業和民族振興，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一位勤勞、善良、品德高尚的女性。她沒念過書，但佛教思想對她的影響極深，忍耐、慈悲、布施、平等，這些思想在她的身上有鮮活的反映。文七妹心地善良，對貧苦人富有同情心，經常瞞著丈夫接濟貧苦鄉親。饑荒年，窮人乞討，她更是多加布施。而丈夫是不贊成施舍的，家里為了這種事情經常發生爭吵。毛澤東回憶往事的時候，曾風趣地說：“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毛澤東有個堂叔生活非常困難，父親毛貽昌想“乘人之危”買下他的水田，這遭到了文七妹的堅決反對，她常帶著毛澤東偷偷地去接濟這位窮本家。母親的美德對毛澤東影響極深，耳濡目染，無聲無息地滲入他幼小的心靈，使毛澤東從小就對弱者極具同情心，并與母親一樣經常幫助別人。這也為毛澤東后來為貧苦的廣大農民群眾而奮斗埋下了種子。

所以說，雖然“母親”這一群體在革命歲月中被嵌入到男性主導的權利體系中，但當她們從“相夫教子”走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社會的變革已悄然發生了。因為她們的改變意味著新生的革命力量的迸發。

母親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深遠持久的。家有賢母，則家和睦幸福；國有賢母，則國繁榮昌盛。所以，我們在歌頌這些為國家做出貢獻的偉人時，也要對他們的母親懷有一份敬畏之心。

第三篇：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

臨猗縣第一職業中學 李秋艷

摘要：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是資本主義英國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的一場侵略戰爭。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簽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即中英《南京條約》, 從此中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開始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巨大，使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了轉折性的影響。主要有破壞性的一面，也有促進性的一面。本文旨在闡明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以及它對中國的雙重影響。

關鍵詞：鴉片戰爭 危害（社會性質）雙重作用

一、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

中國的社會性質由原來的封建社會開始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政治上，鴉片戰爭前，中國使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清政府行駛全部主權；鴉片戰爭后，通過不平等條約，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關稅，貿易等主權遭到破壞，中國開始成為領土和主權不完整的半獨立國家，鴉片戰爭后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奪取了許多利益，由此改變了清政府的國家主權地位，具體表現是：

1.破壞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鴉片戰爭后俄國通過各種條約侵吞了1 50萬平方公里的領十使中國遭受了永遠無法挽回的損失，英國割占香港島，建立了一個進攻中國的橋頭堡，《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之后列強有在五口逐漸建立租界，這使得在中國東南沿海就出現了第一批半殖民性質的城市，嚴重破壞了中國領土主權完整。

2.中國關稅自主權被剝奪。中英《南京條約》規定，英商進出口貨物交納的關稅稅率，中國政府必須同英國政府商定，戰后西方列強取得了協定關稅的特權，這樣中國海關保護本國工商業發展的作用喪失，反而開始成為外國資本主義推銷商品，掠奪廉價原料的工具。

3.海關自主權遭到破壞，清政府也允許侵略者兵艦和商船巡行與各口岸，為殖民主義者的侵華活動大開方便之門，嚴重踐踏了中國主權。

4.規定領事裁判權，破壞了中國司法主權。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國首先取得了在華的領事裁判權，破壞了中國的司法主權。

5.片面最惠國待遇。規定了清政府給一國家的特權和利益，其他國家都可以享受。此外，條約雖未提到鴉片貿易，但鴉片貿易實際以得到清政府的默許。

在經濟上，鴉片戰爭前，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 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憑借先進的生產力和奪取的侵略特權，瘋狂地傾銷商品和掠奪原料。逐漸把中國市場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

隨著 社會性質的變化，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變化。鴉片戰爭前，地豐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出現了兩大矛盾：既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和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不同，“封建主義”不但包括地豐階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國，還有經濟的，政治的當權的各種封建半封建的反動勢力以及后來的官僚資產階級，“人民大眾”不但包括農民階級，還有近代新生的無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三、中國革命任務的變化

正是由于社會性質的改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由此革命任務也會有所改變。鴉片戰爭前，中國人民的革命任務是反對本國的封建統治。鴉片戰爭后，中國人民肩負起了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反對本國封建統治的雙重革命時期。中國從此進入了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正是由于這種矛盾的內容和格局，決定了中國人民從鴉片戰爭就開始肩負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雙重任務，也決定了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結論：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點，中國社會從封建社會開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標志著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四、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化的雙重作用

（一）鴉片戰爭對中國的積極促進作用

1、思想上 鴉片戰爭迫使中國人睜眼看世界，承認自己落后，逐步消除“天朝上國”、“夜郎自大”等驕傲之氣，不得不向資本主義學習，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和制度，把自己變為資產者。這半個世紀近代化的進程中都是這幾個政治派別圍繞展開的政治角逐，都是在鴉片戰爭的背景下進行的。如林則徐、魏沅等進步先驅，是第一批自覺地這樣做的人，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響亮口號。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發布了舊中國第一個較完整的近代化綱領——《資政新篇》。洋務派奕?6?0、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輩，則是半自覺地這樣做，開創了一系列中國近代化事業，擔負起他們力不勝任的歷史任務。早期改良派和維新派，則總結和吸收了中國近半個世紀近代化的經驗教訓，響亮地提出“救亡圖存”“變法維新”的政治綱領，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對中國近代化逐漸成熟的要求。

2、近代生產技術：鴉片戰爭在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曠野上，移植了幾百個近代大機器工礦交通企業，大大縮短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根據馬克思的研究，作為資本主義典型的英國，是經過簡單協作、手工工場再發展到近代機器大工業的，這一歷程花了近30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人是經過一段摸索過程的。例如曾國藩，開始對仿造洋炮洋船的想法很簡單，認為外洋器物“購成之后，訪募覃思之土，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3、培養近代技術人材：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帝國主義，通過在華企業雇傭中國職工，受中國聘用的中國技術人員，為中國培養了大量人才。左宗棠于1867年創辦福州船政局時，即同船政局法國正副監督日意格、德克碑簽訂培養人材合同，議定5年限滿，教中國員匠能自按圖監造并能自行駕駛，即加獎日意格和德克碑銀各2．4萬兩，加獎各法籍師匠共銀6萬兩，計定獎格銀10．8萬兩，另再加精神獎勵。

4、政治上：

（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權，經過國外侵略勢力和國內農民革命的幾度沖擊，已無法照老樣子統治下去，在“滅亡”威脅面前，一部分封建統治階級，不得不轉化為洋務派，推行洋務運動，實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權開始向資本主義近代化傾斜。

（二）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壓迫與抑制作用

1、最主要的是依靠不平等條約，在攫取中國各種各樣的特權，擴大了侵略勢力在華勢力，逐步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使得中國的民族資本不能正常發展。據統計，外國在華資本在中國資本總額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894年占60．7，1913年占80．3，1920年占70．4，1936年占78．3。也就是說，外資要占中國資本總額的60～80％左右。在中國不少重要近代產業部門，外資均處于壟斷半壟斷的優勢。中國新生的民族資本，多方遭受排擠和限制。

2、巨額的戰爭賠款，成為中國人民的沉重負擔。鴉片戰爭賠款2100萬銀元，開了戰爭賠款的惡例。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是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奴役的起點，它使中國由封建社會開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化，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鴉片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的影響是利弊互現的。必須振奮民族精神，揚我國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避免類似鴉片戰爭的悲劇。

第四篇：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

福建師范大學網絡教育學院0903屆 韋建新

指導老師

福建師范大學 呂雪峰

【摘要】：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及隨后《馬關條約》的簽定，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極為嚴中的影響。帝國主義在甲午戰爭之后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同時，各國帝國主義大量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時的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在夾縫中得到一定的發展。甲午戰爭也刺激和促使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思想解放。

【關鍵詞】：甲午戰爭，中國近代社會，影響

甲午戰爭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是持續30余年之久的洋務運動最后失敗的標志，又成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甲午戰爭猶如中國近代史之網的綱，抓住了它就必然會帶動整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拓寬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乃至遠東近代歷史上劃時代的重要事件，不僅對中日兩國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而且使遠東國際形勢的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作為處在風雨飄搖中的近代中國，甲午的戰敗對中國的影響深入到政治、經濟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歷時之久，百年延續。自甲午戰后相關研究工作業已展開，70年代后，研究工作進一步拓寬和深化，相關研究成果極其豐富。本文就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方面，作簡要論述。學識淺薄，敬請前輩專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在英美等國列強的默認下，尋找借口，悍然發動了蓄謀已久的甲午戰爭，由于中國清朝政府腐朽無能和封建統治階級內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擾，歷時八個月的甲午之戰終于以中國的徹底失敗而告結束。強弩之末的龐大封建帝國在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面前顯得不堪一擊。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及隨后《馬關條約》的簽定，給中國近代社會帶來了極為嚴重的影響，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論述。

一、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封建官僚虛驕自大，盲目樂觀，雖然對西洋列強比較忌憚，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強也較高地估計中國實力。甲午戰爭的結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和國防力量的虛弱，從此也改變了遠東國際關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國主義列強都以中國為宰割對象，爭先恐后地在中國掠奪利權，強占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短短幾年里，就使中國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國干涉還遼”是列強爭奪勢力范圍的開端。

甲午戰爭中國失敗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與日本政府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附近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關于割讓遼東半島的規定，引起了

早就企圖吞并中國東北地區的俄國政府強烈反對，認為這是對他們獨霸中國東北的直接威脅。因此在《馬關條約》簽定的同一天，俄國就正式向德、法兩國政府建議：三國聯合勸告日本退還遼東半島，如日不應允，即“對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軍事行動。”②

德法兩國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議，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遞交了照會。英美各國也別有用心地勸告日本，于是，日本退還了遼東半島，但向中國索取了三千萬兩“贖還費”。“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國爭奪勢力范圍的集中表現，標志著由帝國主義列強宰割中國土地的開始。

2.從《中俄密約》開始，帝國主義列強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國的高潮。“三國干涉還遼”以后，清政府對俄國產生了很大幻想，俄國便尋找機會向清政府索取“酬勞”，充當了瓜分中國的急先鋒。1895年冬，俄國以“還遼”有功為借口，迫使清政府給予俄國軍艦在膠州灣過冬的權利。1896軍6月，俄國又利用清朝欽差大臣李鴻章赴俄慶賀沙皇加冕的機全，訂立了《中俄密約》，在“共同防日”的名義下，俄國取得了建筑中東鐵路的權利，并且取得了在鐵路沿線開礦、興辦工礦企業以及派駐警察的權利，把中國東北地區變成了它的勢力范圍，《中俄密約》的簽定，空前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中國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國紛紛向中國勒索，在中國劃界租地、爭奪勢力范圍達到高潮，正如列寧所指出的：“歐洲各國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國)已經開始瓜分中國了。”③

從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內，各國列強利用迫使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強租或強占等手段，將中國大部分土地變成了他們的勢力范圍：俄國的勢力范圍在長城以北，德國在山東半島，法國在滇、粵、桂三省(包括海南島)，英國在威海衛和港九地帶，日本在臺灣和福建。此時的中國處于被瓜分的境地，中華民族面臨著嚴重的存亡危機。

二、各國帝國主義大量向中國輸出資本，進一步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甲午戰爭后，列強對中國經濟侵略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變商品輸出為主為資本輸出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進行政治貨款。

《馬關條約》規定了巨額戰爭賠款，加上后來所謂的“贖還”遼東半島的款項，共計二億三千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政府三年的財政總收入，清政府除了進一步搜刮民財以外，只得大舉借外債。而列強為了加強對中國的控制和掠奪，爭著向中國投放貸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條件。戰后三年內，清政府以海關稅、鹽稅、厘金作抵押，分別向俄、法、英、德等國借巨款共計三億多兩白銀。這些貸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國主義列強輕而易舉地撈取了高額利潤，更為嚴重的是，列強通過貸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條件，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海關、內地，掌握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2.列強資本在中國投資辦廠。

甲午戰爭之前，外國資本在中國開設工廠雖已出現，但一般投資較少，規模不大，并且沒有法律依據.《馬關條約》是第一個允許外國資本家在中國開設工廠、利用中國廉價原料、榨取中國人民剩余價

值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列強在中國開辦工廠合法化規模化。“1895年至1900年間，外國資本投資總額達到五億二千萬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總和還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資新辦工廠達933家，為甲午之前幾十年總和的九倍。”④

對中國的地下礦產，列強早就有所企圖。甲午戰爭后，外國資本家與中國買辦官僚互相勾結，千方百計掠奪中國礦產。他們以“合辦”形式插足，誘迫清政府簽定礦務合同，取得了在中國開采礦山的特權：德國在直隸、山東；俄國在奉天、東山省鐵路沿線以及蒙古、新班，英國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國在直隸、山西；法國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區都取得了采礦權。

3.修筑鐵路，攫取路權。

在當地修筑鐵路，是列強爭奪勢力范圍的重要手段，也是他們用來壓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戰爭后，外國在華投資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攫取路權。1896年至1900年，列強多次爭的鐵路借款權，貸款總額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權。同時它們還控制了沿線的大片土地和資源，有些還享有沿線的行政權和普察權，使這些中國領土的主權名存實亡。另外，帝國主義各國還通過開設銀行和擴大銀行活動范圍，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

總之，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從各方面爭相向中國輸出資本，進而控制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華民族資本主義在夾縫中得到一定的發展

甲午戰爭的失敗，標志著清政府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失敗破產，“洋務派”已無法壟斷近代民族工業。清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再也無力投資設廠開礦了。封建統治階級為了向人民勒索“捐輸”，不得不給民族工商業讓出一點道路；同時，甲午之后由于允許外國資本在中國自由辦廠，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對商辦企業的限制；國資本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也為民族工商業發展提供了某些條件(如市場的開拓、勞動力來源增加、交通條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機加劇，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對振興本國經濟的熱情大為增長，紛紛投資于工礦企業。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時間內，商辦工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其速度遠遠超過了所謂的“官辦”工業。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資本額(一萬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國內企業中，商辦資本占資本總額的70%，官辦與官督商辦資本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據有人統計，從1895年到1913年，新投資一萬元以上的國內工廠已有463家，資本總額達到9100多萬元，為1894年的數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遭到重重阻礙，表現在：第一，清政府雖然給民族工商業讓出了一點出路，但仍然沒有給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國貨從口岸到內地的稅金負擔往往比洋貨重；第三，列強一方面在中國經營廠礦，一方面還向中國輸入大量的過剩商品，使中華民族工業處于受排擠的狀況；第四，帝國主義控制著路權及主要礦產資源，為民族工業發展帶來極大困難。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帝國主義列強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的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并以此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直接地阻礙著中國生產力的發展。”⑥

四、甲午戰爭刺激、促使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動，是中國近代史進程中的一次大轉折、大變化.戰爭的慘敗不僅掃除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盲目驕妄之氣，而且也促使中國有志之士重新認識自己民族。甲午戰后的五年中，25歲左右的梁啟超面對嚴酷的現實，充分發揮青年人特有的朝氣和敢于抨擊時弊的膽識，結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時代潮流的思維定式，在一系列論著中評論日本的歷史、文化、社會和經濟變遷，初步形成了較系統的日本觀，集中反映了當時一代人在甲午戰爭失敗后的新的思索。“透過梁啟超的言論，大體可以看出中國人在承受巨大的戰爭創傷后，怎樣去觀察、思考、評論日本這個威脅中華民族生存的‘仇人’。”⑦從此之后，變法救亡運動和新的思潮廣泛掀起，民族資產階級(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臺，從而開始了中華民族覺醒的新時代。表現在以下幾點：

1.康有為等人發動和領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是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衣現，在中國近代民族覺酸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甲午戰爭給中國造成的民族災難，驚醒了以康有為為首的民族資產階級維新派。他們在得知《馬關條約》簽字的消息后，即發動當時在京參加會試的17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清政府，痛呈割地賠款將引起的嚴重后果，提出“拒和”、“變法”之主張，這就是厲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

“公車上書”雖然沒有阻止《馬關條約》的簽定，但它標志著醞釀多年的維新變法思潮已經發展成為愛國救亡的政治運動。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維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努力喚醒人們“與天爭亡”的形勢下，“圖保存之舉，舍變法外別無它圖”。⑧舉起了變法救亡之大旗。這是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第一個標志。民族資產階級覺醒的第二個標志是以“天賦人權”為武器，宣傳自由平等，批判君主專制，主張君主立憲.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是中國社會發展緩慢的根源。自鴉片戰爭后，主張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戰爭，封建士大夫和洋務派的改革只不過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甲午慘敗，使中體西用的洋務理論黯然失色，有識之士通過探討戰爭失敗的原因，對封建專制改體發生了懷疑，進而提出了批評，“考中國敗弱之由，百蔽叢生，皆由體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們主張通過變法實行君主立憲政體，從而點嫩了爭取民主自由的火種。維新派在甲午戰后覺醒的第三個標志是他們能猛烈沖擊代表封建文化的舊學，大力提倡學習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新學。

甲午戰前還沒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開宣戰。甲午戰后，康有為、嚴復、譚嗣同等人認識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沒落，主張廢科舉、辦學校，學習外國先進文化，他們的主張和努力，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會風氣有所轉變。因為維新派的推動和客觀形勢的通迫，終于導致了1898年的“戊戌變法”。但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維新派在政治變革上只求漸進，反對飛躍，不敢觸動封建制度的基礎；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徹底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在變法運動中又幻想依靠少數封建官僚，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結果導致了戊戌變法的失敗。這就證明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華民族覺醒的另一個表現，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自發地樹起了反帝滅洋的大旗。甲午戰爭后，中國農民群眾自發地反洋教斗爭在許多省份普遍展開，并且日益同反帝斗爭聯系起來。1895年夏，福建古田縣爆發了“齋教起義”，號召群眾征服外國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滅洋思想。1898年廣西天地會起義，立誓驅盡洋人。十九世紀末，農民群眾自發的反帝斗爭匯合成了全國規模的義和團運動，給予帝國主義以重大打擊，使列強認識到中國地土廣闊，民氣堅勁，不得不采取“以華制華”政策，從而打亂了列強瓜分中國的侵略計劃。

由于農民群眾的階級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認清封建統治階級的真實面貌，也不能形成統一行動，結果以“挾清滅洋”為目的的義和團運動終于在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的聯合扼殺下歸于失敗。義和團血的教訓告訴有志之士，“洋”要滅，“清”也要掃，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統治。

3.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中華民族覺醒的重大飛獲，為近代中國徹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曾經歷了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的轉變。甲午戰爭前夕，孫中山還曾上書李鴻章，希望通過封建統治階層的改良，達到“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戰爭后，孫中山等拋棄了對統治階級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孫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團體—興中會.疾呼要振興中華。1895年春，又成立興中會總部，在其章程上明確提出了“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革命綱領。以后，興中會又聯合其它革命團體成立了中國革命同盟會，提出了較為完整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堅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經過資產階級革命者長期反復地斗爭，喚醒了越來越多的民眾，民主革命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終于經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革命的不徹底性，中國人民并未完全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就落在了新興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肩上。

甲午戰爭給中國帶來了深重災難，也在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這其中，有揮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過這次災難吸取教訓。“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結果，以甲午戰爭為歷史轉折點，中國人民經過反復探索和長期斗爭實踐，終于找到了正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戰爭是近代中華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說是近代中華民族覺醒、奮斗的真正發端。

參考文獻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研究的世紀回顧》，《歷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國近代史》(第三次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32頁。③《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頁。

④柳長毅，《論甲午戰爭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江漢論壇》，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頁。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頁。

⑦李習所，《“強敵”成為榜樣：梁啟超在甲午戰爭后對日本的反思》，《歷史教學》，2007年，第4期。⑧⑨翦伯贊等，《戊戌變法》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97頁，第223頁。⑩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頁。⑾翦伯贊等，《戊戌變法》第一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5頁。

第五篇：淺析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

淺析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

摘要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地主階級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洋務運動。由于客觀形勢對教育的需要,洋務派對傳統的封建教育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雖然這些改革的初衷在于維護晚清王朝的統治,但洋務派在教育領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著實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洋務運動近代教育 影響

中圖分類號:G40-09文獻標識碼:A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的雙重打擊,晚清王朝的腐敗空疏暴露無疑 ,封建統治集團在如何維護封建統治的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并由此產生了頑固派與洋務派,二者在維護晚清統治這一根本目標上是一致的,只是所主張的統治手段不同而已。與外國侵略者打了二十余年交道的洋務派,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英法等國“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顯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并逐漸認識到向西方學習是擺脫落后的根本出路。因此,洋務運動開始在中國勃興。在教育領域,洋務派掀起了以興辦新式教育為主要內容的一系列變革。興辦新式教育的舉措

1.1 開辦外國語學校

隨著洋務事業的蓬勃興起,清政府在日益頻繁的對外交涉中,由于語言文字的隔閡,外交損失很大。一些有見識的大臣逐漸認識到“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同時,“查外洋于中國精要之書,多取譯行海外,其西國兵農、食貨、制造、測量諸籍,月異日新,翻譯既微,何用考鏡。夫御侮貴在得情,而致用尤先博覽,不究其治軍交鄰之要政,何以得情?不研其制造術之術原,何由致用?”基于這種認識,培養外國語人才的問題被提上了日程。恭親王奕?D、大學士文祥等人,積極奏請清政府設立專門學館,以培養熟悉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1862年7月,京師同文館正式成立,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學堂。在其影響下,上海廣方言館、廣州同文館、新疆俄文館、琿春俄文書院、湖北自強學堂等一大批外國語學校相繼創辦,培養了胡維德、劉玉麟、陸征祥等一大批蜚生于近代外交界的人才,對中國近代外交產生了積極影響。

1.2 開辦工業技術學校

隨著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的相繼創辦和不斷發展,對各種工程技術人才的需求劇增,“囿于洋務人才之匱乏,不得不高薪聘請洋技師。但雇傭洋匠“實非經久可持之道,”不僅“薪工太厚,勢難多雇”,而且仰人鼻息處處受制于人,更何況不培養出本國人才,就只能永遠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趨,難以超前。在這種背景下,洋務派相繼創辦了一批技術學校,用來專門培養科技、軍事、制造等方面的工程技術人才,以滿足洋務運動進一步發展的客觀需要。主要有創辦于1866年的福州船政學堂(中國最早的造船和駕駛技術學校)、1865年的上海機器學堂、1876年的福州電報學堂、1882年的上海電報學堂、1894年的天津醫學堂、1895年的山海關鐵路學堂、1897年的天津電報學堂。除此此外,還有江南制造局附設操炮學堂、工藝學堂、廣東實學館、南京陸軍學堂附設鐵路學堂、湖北礦務局及工程學堂、南京礦務學堂等。雖然在上述學校創辦的過程中遇到了頑固派的重重阻擾,但客觀上為中國近代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時洋務運動的需求。

1.3 開辦近代軍事學校

洋務派創辦近代軍事學校主要是基于“自強”這個大目標的。尤其是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沉痛打擊,洋務派深感 “敵國軍械強于我,技藝精于我”。于是,從1880年起開始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學校,用以培養近代軍事人才。主要有創辦于1880年天津水師學堂、1885年的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的廣東黃埔魚雷學堂、1887年的廣東水師學堂、1890年的南京水師學堂、1894年的奉天旅順口魚雷學堂、1895年的南京陸師學堂、1895年的江南陸師學堂。此外還有一批如天津軍醫學堂、江南水師學堂、山東威海衛水師學堂、直隸武備學堂、湖北武備學堂等。上述軍事學校的創辦,培養了一大批近代軍事人才,其中有許多人如嚴復、鄧世昌等為我國近代國防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1.4 變革科舉制度

傳統的科舉制度早已無法提供洋務運動所需要的實用型人才,這一矛盾成為阻礙洋務運動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鑒于這種情況,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屢屢上書請求變革科舉。他從興辦洋務的實際需求出發,認為“用人最是急務,儲才尤為遠圖”,然而“文武兩途,仍舍章句弓馬未由進身”。他在1864年上奏清廷的奏折中說:“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由此可見,他主張科舉制度應培養實用的人才,能夠為我所用。在洋務派掀起的變革科舉的浪潮中,以沈葆楨、英桂和潘衍桐所提出的意見較為著名。1870年,沈葆楨、英桂聯名上奏清廷,稱“水師之強弱,以炮船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學為本”,奏請清政府在科舉考試中特開算學一科。國子監司業潘衍桐更是對科舉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標準,1884年,他上奏清政府“仿照翻譯例,另開一藝學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學、熟悉輿圖者,均準與考”。由于頑固派的重重阻礙,洋務派在變革科舉制度的道路上舉步維艱,導致洋務運動時期的科舉變革與人們最初的愿望相差甚遠,但它畢竟在科舉制度的內部為西學的進入打開了方便之門,為日后變革大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石。

1.5 官派留學生

要真正培養出精通西學的洋務人才,僅憑幾所新式學堂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察其精微、深究其理,才能洞徹本原,收遠大之效。正如張之洞所說:“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有鑒于此,洋務派紛紛奏請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經過洋務派的不懈努力,清政府于1870年批準了由曾國藩、李鴻章提出的選派留學生出國留學的計劃。從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共選派了三批留學生赴美學習,同時還派遣了六批學生,前往英、法等歐洲國家留學。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后,為我國近代教育、科技、外交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如舉世聞名的京張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擔任過北洋政府外交總長的梁敦彥,以及中華民國第一任國務總理唐紹儀,都是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

洋務派所采取的各種興辦新式教育的舉措,雖然根本出發點在于維護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但不容置疑,它客觀上對中國近代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使中國近代教育不斷完善和發展。

2.1 洋務派創辦各種新式學堂的主張及其實踐,革新了辦學思想

新式學堂與舊學堂的辦學思想有著根本區別。首先,在人才培養目標上有了很大的變化,新式學堂不是為科舉考試培養人才,而是為洋務事業培養各種實用型人才。這是洋務運動時期的教育思想突破傳統教育的重要標志。其次,在課程設置和教育內容上也進行了重大調整,開設了數、理、化等一批自然科學課程。再次,洋務運動帶來了考試方法和考核標準的變革,使人們逐漸從傳統的四書五經中解放出來。為學習和傳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與思想和培養新型實用型人才的奠定了基礎。

2.2 洋務運動時期對傳統科舉制度的變革,沖擊了封建教育制度,促進了新學制的頒布和科舉制的廢除

在創辦新式學堂和變革科舉制度的基礎上,誕生了中國近代第一部學制――《癸卯學制》。它的頒布使新式學堂教育制度化、系統化,并為1905年科舉制度的最終廢除打下了基礎。這一新的發展不能不歸功于洋務派力主改革封建傳統教育制度,并不斷推動其實現的緣故。

2.3 洋務派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官派留學生之先河

隋唐以來,中國一直是別國學習的對象。清朝時中國閉關自守與愚昧無知的風氣和夜郎自大的心態導致中國遠遠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赴外留學一事不僅長期不為社會重視,甚至一度成為頑固派的笑柄,這種狀況在洋務運動中開始改變。隨著留學風氣的盛行,清政府建立了留學教育制度。

洋務派在留學教育領域所掀起的一系列變革對沖破晚清王朝的閉關自守和固步自封的舊思想起了巨大作用。首先,留學教育促使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人數迅速增加,為中國社會的前進和科學文化的發展,以及近代化目標的實現注入了新的機體。其次,留學教育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并將交流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臺階。再次,學成歸國的留學生不僅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帶來了西方先進的民主思想,為中國思想界的勃興輸入了新鮮血液,更為隨后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興起奠定了基礎。惟其如此,留學教育的開創,促進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

縱觀近代中國發展全局,洋務派在近代教育領域的大膽實踐與革新雖說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對外依賴性,但它喚醒了國人的愚昧無知與固步自封,使中華民族從“天朝上國”的美夢中驚醒,啟動了中國這艘在洶涌的歷史波濤中擱淺的巨輪,促使近代中國舉步踏上了奔向近代化的艱難歷程。總之,洋務運動開創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先聲和一種新的社會風貌,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實用型人才,是中國近代教育的肇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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