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義和團運動失敗原因

中國近代史綱要·論文

摘要：義和團運動以“扶清滅洋”為口號，在19世紀末的中國火熱展開，但由于沒有嚴密的組織形式，紀律不好，思想愚昧，行動上具有盲目性，缺乏目的性

在中外勢力的聯合打壓下，最終失敗。

關鍵詞：義和團運動反帝愛國運動清朝政府失敗原因

論義和團運動失敗原因

義和團運動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針對所有在華西方人（也包括傳教士及華人基督徒在內）所進行大規模暴力排外事件。

它的歷史意義是非常深遠的。首先，義和團運動標志著近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濫觴。其次，義和團運動也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動統治。再次，義和團運動對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美國駐華特使柔克義致海約翰信中說：“赫德爵士認為，義和團起義是中國擺脫外國人的束縛，爭取民族解放的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所顯示出的熱情和能量使八國聯軍司令德國人瓦德西將軍感慨萬端：“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

當時流傳著這樣的歌謠：“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義和團的發展如此迅猛，但為什么最后卻失敗了呢？據我總結，原因有以下幾點： 1，沒有嚴密的組織形式

義和團的成分極為復雜，既有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富紳甚至王公貴族，后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擊敵人。

2，后期紀律不好

義和團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殺洋人、滅贓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等。這些戒規在初期得到了較好的遵守，況只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并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論，似是仗義”（《庚子記事》）。

但是，在義和團運動后期，由于成員日益復雜，出現了許多違法亂紀的現象，“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并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陳獨秀

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5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死亡（根據基督教會方面的統計）；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未有統計（單北京死于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死亡的義和團拳民、義和團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國人也不計其數，義和團和八國聯軍進據

北京時都有奸淫據掠的劣跡

3，思想愚昧，行動上具有盲目性，缺乏目的性；；

（1）一部分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籠統排外，基于仇外對西方器物的大規

模毀壞，如“團中云，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后快。于是閑游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洋錢而已。”（佚名：《天津一月記》）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2）義和團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這是由于構成義和團員主體的中國農

民在當時缺乏先進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來解釋外國侵略者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當時的義和團普遍認為中國的災難是遇上了“劫運”。稱“劫運到時天地愁，惡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記》）。而災難的源頭就是洋人：“天無雨，地焦干，全是教堂遮住天”，這種認識對義和團的迅猛發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初期，共同的迷信思想成為聯結各個義和團組織的紐帶，使義和團在組織松散的狀況下仍能堅持斗爭。義和團的迷信思想成為維持紀律的工具。但是在義和團運動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義和團員曾經高漲的士氣衰落，天津六月八日義和團冒雨出戰，練軍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記》）。

（3）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許多群眾都有傳統的忠君思想，尚抱有對清

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確宣告“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許多義和團員受到頑固派官僚的操縱，有的甚至形同團練。

4，義和團提出的“扶清滅洋”，容易放松對清統治者的警惕。

由于農民階級的局限性，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為了躲開義和團運動打擊鋒芒，被迫采取假宣戰，真投降的欺騙手法，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鎮壓義和團運動，使義和團處于內外夾攻的境地。北方與八國聯軍激烈交戰而南方“東南互保”，南方代表李鴻章等人認為清廷對“十一國宣戰”是不切實際的而拒絕執行朝廷命令改與外國修好。清廷也只想利用義和團與列強對抗，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發布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中外勢力的聯合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后，一些群眾認清了清廷的本質，不再對其抱有幻想，轉而提出新的“掃清滅洋”口號。但是，為時已晚，中外勢力聯合力量強大，義和團已無力再與之對抗，失敗在所難免。

綜上所述，義和團運動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自發性的反帝愛國運動，由于時代

和階級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種種弱點。義和團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對清朝封建統治更沒有本質的認識，它主觀上只反對帝國主義，不反對清朝封建統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騙利用，這是義和團失敗的主要原因。義和團運動發生在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失敗三十余年之后，但它的斗爭卻有許多方面不如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如：它沒有提出政權的要求，更沒有建立政權；它進行武裝斗爭，但沒有建立正規的軍隊，也沒有統一的作戰計劃和戰略部署；它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但提不出完整的斗爭綱領；它進行了英勇的規模巨大的斗爭，但又帶有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嚴重的分散性；它始終堅決反帝，但又籠統、盲目排外。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證明：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力量，但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這種力量才能充分發揮出來，中國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勝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書上，我們也可以了解到：義和團抗擊帝國主義侵略的失敗證明，沒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就沒有人民革命的勝利。這也告訴我們：落后就要挨打，愚昧不能救國。

參考書目：

1，佚名：《天津一月記》）

2，（《庚子記事》）

3，李大釗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

日）

第二篇：淺析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原因

淺析義和團運動與啟迪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在起義之初，得到了各界民眾的響應，聲勢浩大，成果喜人。但是，沒過多久，義和團運動像一個嬰兒被扼殺在搖籃中。這場運動，是在愛國旗幟下掀起的，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后果和影響，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在運動已經發生了一個世紀后的今天，思考義和團運動帶來了的價值和影響，義和團失敗的原因又是什么？這些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一、運動概述

義和團運動是在19世紀末由義和團發動，主要發生在華北地區，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廣泛參與的愛國運動。因清廷與外國侵略軍的聯合絞殺，義和團最后失敗。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中國史學家又把這次事件稱為“庚子國變”或“八國聯軍之役”，也有人貶稱其為“拳亂”。部分西方國家也使用“拳亂”的名稱（Boxer Rebellion）。日本則有人稱為“北清事變”。

二 淺析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運動的發生，從本質上說來，既不是如近年來某些研究者所說，“是落后的中國封建文化反對進步的西方文化而造成的”；也不是如另一些研究者所說，是由于封建頑固派為了“拯救瀕于敗亡的專制制度”，對農民群眾進行煽動并把他們“引入了政治紛爭的中心”的結果。事實上，這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一些特定的社會階級和階層，根據自己所構思的救亡方案進行的一次自發而又英勇無畏的救亡實踐。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步步加緊和加深，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和各種政治勢力，曾經先后提出過各式各樣的救亡方案，力求抵御侵略，爭取國家的獨立和富強。中日甲午戰爭以后，形勢發生了更加深刻的變化。一方面，已經進入帝國主義的列強更加瘋狂地掠奪中國，造成了瓜分中國的態勢，如康有為當時所描寫的：“自東師辱后，泰西蔑視，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三年來泰西專以分中國為說，報章論議，公托義聲，其分割之圖，傳遍大地，擘畫詳明，絕無隱諱。”另一方面，北洋海軍的覆滅，馬關條約的屈辱，也剌激了人們的覺醒，促進了愛國主義的昂揚，如梁啟超所形容的：“自中東一役，我師敗績，割地賠款，創巨痛深，于是慷慨愛國之士漸起，謀保國之策者，所在多有”。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緊要關頭，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上，基本同時而略有先后地出現了三個救亡方案。這就是：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變法改革的方案；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反清革命的方案；以義和團為代表的農民為主體的下層群眾武裝反帝的方案。三個方案，無不帶有自己所處的時代和階級的印痕，也各有其長處和不足。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三個方案的主張甚至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但無論如何，這些方案的出發點都在于拯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則是一致的；這些方案實踐的結果，都曾在不同的側面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前進產生過積極的作用和影響。它們都是中國人民走向新的更高形式斗爭的一個必經的階梯。有人批評說，一味地指責帝國主義的侵略，肯定義和團運動的愛國正義性質，是“停留在”“感情宣泄上”而“淡化了”“研究的理性色彩”。我們倒以為恰恰相反，只有把義和團的活動實事求是地看作是救亡方案與救亡實踐之一種，才能擺脫那種視群眾為“愚氓”的“感情”偏見，比較“理性”地即比較客觀地去分析研究這個運動的主流和支流，優點與弱點，從而得出較為符合歷史真實的認識。義和團的成分極為復雜，既有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富紳甚至王公貴族，后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擊敵人。義和團運動的發動者和參加者，不論在精神上還是在物質上，都缺乏先進的武器。指導他們行動的是摻雜著濃厚迷信色彩的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而手中執持著用來對抗洋槍大炮的不過是原始的大刀長矛。這樣的運動無法避免悲慘失敗的命運。

但十分重要的一點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敢于拿起原始武器去對抗帝國主義的無孔不入的野蠻侵略，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壯舉。中外歷史上一切被壓迫和被損害的群眾，從來不是在已經完全具備了壓倒反動勢力的實力和必勝的把握后才開始抗爭的，他們只能在經歷不斷的失敗中提高自己的覺悟，擴大自己的隊伍，增強自己的力量，從而最終戰勝反動勢力。

當義和團運動正在進行的過程中，社會輿論就相當普遍地肯定了它的起因正在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有一個上諭談到，鴉片戰爭以來，列強“欺凌我國家，侵占我土地，蹂躪我民人，勒索我財物，朝廷稍加遷就，彼等負其兇橫，日甚一日，無所不至，小則欺壓平民，大則侮慢神圣。我國赤子仇怨郁結，人人欲得而甘心”。這正是義和團興起的由來。有的封建官僚也說，“外洋欺侮中國，據我土地，奪我利權，干預我政事，且或 1

借傳教為名，縱教民以欺壓平民。民間積怒既深，日思報復而無術，于是山東起有義和團，畿輔一帶應之。”即使像袁世凱這樣始終主張對義和團必須堅決剿滅的官員，也不得不承認，義和團是由于“良民郁極思逞，乃起而與教士教民為難”，“積怨成仇，有由然也”。總之，是侵略引起了激憤，壓迫引起了反抗，這一點，不論對義和團的行動贊同與否，卻是一致承認的事實。這是義和團興起的時代大背景。僻處在荒村野寨、勞作于田間山林的貧苦大眾，以及接近于他們的一些下層知識分子，用缺乏文采的質直粗俗的語言，通過大量的揭帖傳單、歌謠口訣，表達了他們對于近代社會一個最為嚴肅、最為重大的政治課題的認識：列強的侵略是中華民族苦難的根源，外國侵略者是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他們公開宣稱，“混亂擾攘均由洋鬼子招來”。外國侵略者“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禍亂中華”，“橫施強暴，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從自己切身體察感受到的直覺出發，旗幟鮮明地反對帝國主義的種種侵華政策和手段。他們反對教會的滲透和干涉政治，反對瓜分割據，抨擊不平等條約，要求禁止鴉片貿易等等。在京津地區，流傳著“最恨和約，一誤至今，割地賠款，害國殃民”的著名揭帖。在湖南和浙江，老百姓自己擬制和刊印了各種對外“條約”，要求列強歸還租借地，廢除勢力范圍，取消戰爭賠款，交還海關管理權。在廈門，有人以義和團的名義張貼收復臺灣的傳單：“臺灣割據，神人所怒，恢復把握，在此剎那。”義和團這類反映民族危機和要求抗擊侵略的愛國主張，較之康有為在保國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在興中會章程中的宣言，可以說毫不遜色。不僅如此，義和團還進一步把抨擊的矛頭，無情地指向封建統治集團中的投降賣國勢力，指斥他們“割地賠款”，“羽翼洋人”；“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趨炎附勢，肆虐同群”。并且指名道姓地責罵奕劻、李鴻章、袁世凱等一批“吃了中國俸祿，反與外洋助力”的朝廷重臣。有的揭帖甚至“抨擊懿親，指為庇洋”，直接揭露慈禧太后在甲午戰爭時大搞“六十萬壽”，“朝廷驕縱至甚”，弄得“文嬉于內，武弛于外”，因而應該對甲午戰爭的“一敗涂地”負責。國主義當然不能容許他們心目中的“奴隸”和“賤民”們如此肆無忌憚的“悖逆”行為。為了捍衛他們的殖民利益，是不惜再一次把中國人民推到血與火中來維護神圣的統治秩序的。于是從強占天津的大沽炮臺開始，進而發動了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在這危急關頭，義和團繼承和發揚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的愛國傳統，同封建營壘中的一部分抵抗力量聯合起來，對侵略者進行了英勇的抗擊，使八國聯軍遇到了六十年來殖民主義侵華戰爭中最頑強的抵抗。

三、啟迪與教育

中國軍民在著名的廊坊阻擊戰、天津和北京的保衛戰以及東北的抗俄戰斗中，都曾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在整個義和團運動中，中華民族的兒女付出了幾十萬、也許是上百萬,寶貴生命的代價。但這些鮮血并沒有白流。如果說鴉片戰爭促使中國人“重新認識世界”，那末，義和團運動則迫使侵略者“重新認識中國”，使他們懂得，一個擁有幾億民眾的“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尚有無窮希望”的中國，是不能輕易被征服的。他們終于無可奈何地作出了“瓜分一事，實為下策”的結論。一百多年的近代歷史，中國一直處于帝國主義虎視鷹瞵、蠶食鯨吞之下而終于避免了滅亡的命運，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地堅持了包括義和團運動在內的反侵略斗爭的結果。義和團的愛國主義，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歷史的和階級的雙重局限。歷史的局限，是指那個時候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總體上說還處于感性認識的階段，還不能認清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及其本質。階級的局限，是指作為義和團主體的農民，是與自然經濟和小生產相聯系的階級，它的經濟地位決定了在意識上的狹隘性和保守性。由于這些原因，義和團圍繞著愛國和救亡的問題，不能不存在著一些認識上的謬誤。

義和團把抵抗侵略同學習外國先進事物絕對地對立起來，認為既然帝國主義列強用盡了各種手段欺侮我們，那末，就應該摒棄與他們有關的一切。他們籠統地提出“芟除洋人，殲滅洋教”的排外主義口號，號召人們“仇洋滅教”，甚至只要與資本主義物質文明有關的東西，包括鐵路電報等在內，都要毀之而后快。這樣一種認識，其實是背離了近代愛國主義的一個好的傳統，因為在此之前，已經有許多人逐步認識到，要抵抗外國的侵略，必須要學習外國的長處。愈是把外國的長處學到手，就愈能抵御外國侵略者的欺侮。

義和團雖然對封建統治階級中某些投降賣國勢力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但是并不能分清國家和朝廷的區別，皇權主義思想仍然緊緊地束縛著他們的頭腦，以致到后來竟把封建朝廷作為祖國的象征來加以保衛。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其中的“清”，有時是指大清國，即“中國”、“中華”，有時又是指清王朝、清政府。這種政治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導致了斗爭方向上反帝與反封建兩重任務的割裂，也種下了這場運動被封建統治階級欺騙、利用的禍根。

義和團的愛國主義，從本質上講，還是傳統文化和生活經驗的直觀反映。他們的愛國激情是高昂的，并具有強烈的實踐性，但農民群眾依靠自身的力量卻無法將這種愛國激情進行理性的升華。由于缺乏科學的信

仰，農民斗爭勢必向宗教式的信仰滑動，走向神秘主義。我們說義和團的愛國主義是與濃厚的迷信思想摻雜在一起的，也正是這個意思。

義和團運動作為民間組織起來的反帝愛國運動，有著深刻的歷史影響。義和團以反清滅洋為口號，既體現了愛國的思想，又反映了其局限性。普通的人民群眾看不到這個社會之所以暗無天日的根本原因。他們只能看見大街上橫行霸道的洋鬼子，因而把矛頭直指外來侵略者。清朝政府風雨飄搖的統治存在一天，老百姓就要多受一天苦，這個社會就看不到曙光。作為一個組織，義和團的確有許許多多的硬傷。組織松散，紀律不嚴明，這樣的組織即使是做一件普通的事也難以保障完成，何況是搞起義這件大事。義和團的破壞性太大，所到之處給當地的百姓帶來了更大的災難，慢慢地失了民心，漸漸地失去了力量的源泉。義和團的指導思想有所偏離，思想意識并不先進。愛國、排外、迷信、忠君，這并不成熟的思想遮住了每一個義和團成員的眼睛。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本不成熟的義和團的確成了襁褓中的嬰兒，最終難逃覆滅的命運。

我們在肯定義和團愛國主義的同時，也指出它的局限，這并非苛求于前人，不過是堅持如實地描繪這段已經逝去的歷史而已。但是無論如何，義和團運動是一次由農民群眾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義和團的英勇行為，表現出中華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義和團運動沉重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粉碎了其瓜分中國的計劃；同時還間接打擊了反動賣國的清政府；最后，義和團運動促使民族覺醒，對民主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推動作用。對于今天來說，不論是它的長處和局限，都足以成為我們值得借鑒的歷史遺產.

第三篇：義和團運動的意義和失敗原因

義和團運動的意義和失敗原因

1．義和團運動的意義

義和團運動雖然失敗了，但它的歷史意義是非常深遠的。

首先，義和團運動表現了中國人民高尚的愛國主義精神、反侵略的偉大氣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頑強的反抗精神，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力量。

其次，義和團運動也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動統治。

再次，義和團運動對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2．義和團運動失敗原因

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剿殺下，義和團運動遭到失敗。義和團運動的悲慘結局，給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訓。義和團運動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自發性的反帝愛國運動，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種種弱點。義和團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還處在感性階段，對清朝封建統治更沒有本質的認識，它主觀上只反對帝國主義，不反對清朝封建統治，以致被清政府蒙騙利用，這是義和團失敗的主要原因。義和團運動發生在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失敗三十余年之后，但它的斗爭卻有許多方面不如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如：它沒有提出政權的要求，更沒有建立政權；它進行武裝斗爭，但沒有建立正規的軍隊，也沒有統一的作戰計劃和戰略部署；它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但提不出完整的斗爭綱領；它進行了英勇的規模巨大的斗爭，但又帶有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嚴重的分散性；它始終堅決反帝，但又籠統、盲目排外。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證明：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偉大力量，但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這種力量才能充分發揮出來，中國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勝利。

第四篇：論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

1895年3月，甲午戰爭的硝煙尚未散盡，中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東渡日本，作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權大使，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中日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規定：

（一）中國承認朝鮮獨立。

（二）中國向日本割讓山東半島、遼東半島、臺灣和澎湖列島。

（三）中國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3000萬兩共2.3億兩）。以及新開通商口岸，增加內河航線等共11款。甲午戰敗及《馬關條約》的簽訂，使中國從此走向更深重的災難。巨額戰爭賠款相當于全國3年的財政收入，清政府根本無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強貸款，不但利息很高，還要以海關、稅收、財政的管理權作抵押。大面積割讓國土直接導致帝國主義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戰后的幾年里，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長城以北屬俄，長江流域十省屬英，山東屬德，云南、兩廣屬法，福建屬日。而美國這個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則打著“利益均沾”的旗號，以支持日本為主要手段，謀求在中國的更大權益。戰后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中國東北部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臺灣被日本割占，使數百萬同胞離開祖國的懷抱，飽受欺凌50多年。

實際上，當時中國的經濟、軍事實力并不比日本差，從經濟上看，甲午戰前日本的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只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銅、煤油、機器制造的產量都比中國低得多。當時日本共有工業資本7000萬元，銀行資本9000萬元，年進口額1.7億元，年出口額9000萬元，年財政收入8000萬元，這些指標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其它都低于中國，說明當時日本的經濟實力和中國一樣并不強盛。從軍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戰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國之力提升軍事實力，尤其重視海軍建設，到1893年，擁有軍艦55艘，排水量6.1萬噸，與中國海軍主力北洋艦隊相當（中國還有廣東、福建水師）。日本常備陸軍22萬人，總兵力不到中國的一半，武器裝備也相差不大。很顯然，中日軍事力量對比，不像鴉片戰爭時大刀長矛對堅船利炮那樣懸殊，有的方面如海陸軍總量中國還略占優勢。也就是說，甲午戰爭中國之敗，并不是敗在軍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們應該從中汲取哪些教訓？

一、對可能發生的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準備不足，是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

十九世紀后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必然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了對已經被分割了的世界來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斗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甲午戰爭開端于朝鮮。清政府對一觸即發的戰爭形勢仍然未有準確的判斷，還寄希望于中日雙方同時撤軍。李鴻章給在朝陸軍的指令是：“彼斷不能無故開戰，切勿自我先開釁。”給北洋海軍的指令是：“日雖添軍，并未與我開釁，何必請戰，應令靜守。”李鴻章認為：“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誰先開仗誰先理詘，此萬國公例。”并且朝鮮戰場的失利，極大地影響了我軍的士氣，助長了敵人的氣焰。戰爭往往就是這樣，一方有備而一方無備，就會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頭腦清醒，準備充分，毫不示弱，針鋒相對，對侵略者必然產生威懾、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變戰爭進程，甚至把戰爭中止于初起階段。但是，中國喪失了這個機會。其根源就在于對侵略戰爭缺乏預見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戰前缺乏準備，初戰舉措失當，這是甲午戰爭失敗的認識原因，也是需要認真汲取的深刻教訓。二、一味依靠外國調停，沒有把立足點放在自身力量上來，是戰爭失敗的外部原因

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國家政治行為的重要手段。李鴻章想利用各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軍事對峙，用心可以理解。但他顯然對列強干預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過分依賴外交斡旋而放松了軍事努力。他認為“列強必有區處，必有收場”，命令部下“靜守勿動”，“保艦勿失”，既殆誤了軍機，又影響了士氣。

李鴻章首先請求英國調停，他考慮英國在華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華“英人必不答應”。但沒有想到英國和日本已經在背后進行了交易，英國照會日本：“中國之上海為英國利益之中心，故須日本政府承認不在該港及附近為戰爭的運動。”當日本政府承諾英國在長江流域的權益不受影響時，英國不但放棄干預，還與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以示支持。李鴻章轉而請求俄國干涉，因為俄國的勢力范圍主要在東北，與日本有利益沖突。但這時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尚未修通，在遠東爭奪的籌碼還不夠，并不想和日本鬧翻，只是進行了一番口舌之爭了事。

歷史證明，一些小國依附大國尚可在夾縫中謀求生存，但大國此路不通。龐大而虛弱的中國，如果不能自強自立，把反侵略戰爭的立足點放到自身力量上，就會成為被宰割的對象。

三、信奉“武器決定論”是戰爭失敗的思想原因

近代戰爭中，武器裝備的作用遠比古代更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軍事家中，李鴻章特別重視武器裝備。由于他的大力倡導和運籌，推動了洋務運動，組建起北洋海軍和新式陸軍，有利于提升軍事實力。但因為李鴻章把武器作用極端化、絕對化，由“武器決定論”導致悲觀情緒和失敗主義。

四、放棄和喪失制海權是戰爭失敗的戰略原因 黃海戰后，中國海軍雖然遭受損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鴻章更加保守，對海戰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軍艦隊，必不遠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張聲勢”。旅大戰役時，海軍提督丁汝昌建議主力出戰以援旅大，李鴻章斥責說：“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數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戰歿，亦不請恤。”此后，艦隊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軍作為一個戰略軍事力量，拱衛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復存在。制海權的喪失使沿海陸戰孤立無援，極為被動，突出表現在兩次反登陸作戰的失利。

五、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是戰爭失敗的政治原因

在甲午戰敗的第2年，改良主義者康有為、梁啟超發起了有名的“公車上書”，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抨擊清政府的投降路線和腐朽統治。民主革命的先軀孫中山組織了反對清朝統治的廣州起義，他說：“清廷腐敗盡露，人心激憤。”是的，導致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深層次的是政治原因。當時統治中國并主持戰爭的清朝政府極端腐朽沒落，不可能領導一場反侵略戰爭取得勝利。

當時的清朝，早已失去開國初期勵精圖治、奮發有為的氣象，落日的輝煌已經完全消褪，遠遠地被拋在世界潮流的后邊。體制陳舊、政治腐敗，在內憂外患中迎來了它的末日。

六、軍隊素質低下不堪一擊是戰爭失敗的直接原因

政治腐敗必然影響軍隊建設。甲午戰爭中海陸幾十次戰役，中國軍隊屢戰屢敗，潰不成軍，沒有打過一個勝仗，沒有擊沉過一艘敵艦，軍隊綜合素質低下是直接原因。當時全國的軍隊，北洋最優，北洋里海軍又較陸軍為優。但就是北洋海軍，也嚴重存在著軍紀渙散、操練廢弛、貪污腐化、精神萎糜等問題。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原是陸軍將領，不熟悉海軍業務可以理解，但他領導北洋海軍10多年，不下功夫學習海軍軍事知識，常以外行自居，這也罷了，關鍵是丁汝昌不能以身作則、嚴格治軍，加上大氣候的影響，造成北洋艦隊管理混亂，軍紀渙散。據史料記載，丁汝昌在海軍基地劉公島營造店鋪斂財，因此還與部下發生齟齬；他自蓄優伶演戲，生活驕奢淫逸。

七、封建政權買辦化導致妥協投降是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

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出的軟弱、消極，急于求和投降的態度不是封建統治的腐朽性所能完全解釋的。還有其更深層次的特定原因，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封建政權和統治集團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買辦化了。封建性加買辦化決定了對待資本主義侵略的妥協性。由于社會發展階段不同，這個因素是過去歷朝歷代，包括清朝初期不曾有過的。封建政權買辦化源于社會經濟政治結構的半殖民地化。這樣一個朝廷，這樣一批官僚，這樣一支軍隊，能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安全、戰勝外敵侵略嗎？清朝統治集團在甲午戰爭中妥協、退讓、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從其買辦立場找到答案。

歷史的車輪繼續向前行進，甲午戰爭至今110年了。祖國走上了民族獨立、繁榮富強的道路。我們堅持獨立自主、和平發展的方針，但正如胡錦濤同志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要始終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決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和國防安全。”

第五篇：論清末新政失敗的原因及教訓

論清末新政失敗的原因及教訓

清朝最后十年堪稱中國歷史上最為復雜的歷史時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歷史時期。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西太后挾光緒帝倉皇出逃，滿清皇室威嚴喪盡，顏面掃地。而1901年《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徹底淪為洋人的走狗，使國人對清政府更為失望，社會矛盾加劇。在統治內外交困之際，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實行“新政”，企圖力挽狂瀾，延續統治。然而事與愿違，“新政”非但沒有能夠鞏固清政府的統治，反而半路夭折，連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風暴中垮臺。這不得不讓人深思，為什么比洋務運動更能體現清政府學習西方的決心與實效更具有社會轉型色彩的“新政”會失敗，而成為清朝滅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個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騙性

亨廷頓認為，“改革者必須比革命者具備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個成功者必須是一個一流的政治家。”⑴ 細數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國有“鐵血宰相”俾斯麥，俄羅斯有彼得一世和亞歷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與伊藤博文等，而中國恰恰缺少這樣的人。主持這次改革的最高統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攝政王載灃。先看慈禧，雖不能說慈禧沒有做過一點好事，但作為封建專制最高統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絕不是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頭引導社會前進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權力中度過，她關注的是如何維護自身權力，如何讓清政府免于滅亡，至于救亡圖存不過是為了應付眼前的危機。她或許具有改革的意識，但是她并沒有領導這場史無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國人心中，她只是個擅玩小聰明的權利狂，“但知權利，絕無政見”。再看載灃，他比慈禧太后沒有能力也沒有手段還沒有威望。他主持所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驅逐袁世凱、重用親貴、成立皇族內閣、拒絕立憲派的請愿及實行鐵路國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會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這樣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敗之理？

再者說，“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維護清王朝統治，并未從根本上觸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責為“假維新”“偽變法”，陳天華曾說﹕“見從前守舊惹的禍來，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過是掩人耳目”。⑵從1901年1月頒布了所謂變法詔，說要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但是回避了變法自強的關鍵——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國的五個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幾個月回國后，向慈禧太后力陳實行憲政以達到皇位永固，內亂可彌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預備立憲”上諭，宣稱要“仿行憲政”，這才勉強與政治改革沾點邊。但其根本原則仍是“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對于何時實行立憲，上諭中根本沒有提及，實際是一張空頭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沒有什么實際的作為。所謂“新政”做的不過是發展實業、充實武備以及辦學堂、辦警察、清查戶口、釘門牌等等。更何況新政還有討洋人歡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簽訂和約的用意。買辦官僚盛宣懷看到前引變法上諭后即說：“今兩宮一心，已飭議行新政，將來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釋前嫌。”他為清廷草擬致列強政府的信稿中這樣寫道：“敝國現議實行新法，正期圖報各大國之惠于后日。”正式發出的國書中“實行新法”四個字改成了“力行實政”。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實質。

二、國內財政拮據，社會矛盾全面激化 自從甲午戰敗和義和團運動，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后，“天下之財，悉應賠款”。清朝財政已是油干燈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解決財政困難。但改革本身需要錢款。于是從中央到地方，向人民層層攤派，“部臣籌費無出，責之疆吏，疆吏責之州縣，州縣舍百姓將誰責耶？”“自近時新政試行，于是立學之費取之農，練兵之費取之農，其他雜款加稅無一不取之于農”。清政府承認：“各直省自攤還賠款、舉行新政以來，用如泥沙，取盡錙銖，搜括已不留余力，額外科派，民不堪命”。自庚子賠款攤派各省之后，民間搜刮殆盡，商業蕭條，倒閉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百姓流離失所，民不聊生，各地無不哀鴻遍野。新政不但未給人民帶來實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災難。加上官吏橫暴，未能愛惜民力，引發人民對改革的普遍不滿和反政府斗爭。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間，以抗捐抗稅為內容的民變遍及全國城鄉。據不完全統計，十年間，全國大小民變不下3000多起，此起彼伏的民變給人們展現了一幅亂世景象，給改革蒙上了一層陰影，但也給反清革命造成了強大的聲勢，使反清之星火大到足以燎原之勢。“昔漢臣賈誼陳時局之危，譬謂抱火厝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數月以前，我國時勢，蓋有類于是，今則火既燃矣，且將燎原矣”。

三、用人不當，貪污腐化現象嚴重

政府腐敗，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清末社會是一個賄賂公行和升官發財的社會，整個官場賄賂成風,腐敗透頂，官員們整天忙于逢迎拍馬，受賄行賄，搜斂民財，又怎么會把主要精力用于實行新政，籌備立憲呢？“新政”非但沒有解決腐敗問題，反而貪官乘機再撈，“既增添了?新政?的難度，也敗壞?新政?的形象” 正因為任用的官員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在封建專制時代都得到了好處,因而他們對待預備立憲也以是否對其有利為標準，他們害怕民權發達以后再不能為所欲為,一招不慎,還要喪失名位利祿，所以清末大小官員們大都視預備立憲如洪水猛獸,嫉之如仇,千方百計地阻撓破壞,將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預備立憲葬送在艱難的實施途中，同時,在清末敷衍塞責成為政府機構中的普遍現象；當權者視御旨若一紙空文,從不認真貫徹執行；地方官吏限于考試,對籌備憲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學會了粉飾成績，虛應故事的本領。對于吏治腐敗黑暗,朝廷是清楚的,也曾三令五申進行整頓，僅1909年和1910年兩年,經載灃批準革職的大小不稱職官員就達千人以上，然而,積重難返,病入膏肓,各級官員上下左右之間互相勾連。盤根錯節，彼此庇護,根本無法改變，腐敗不除,敗局難挽。而自清廷推行“新政”以來，山東萊陽除繳納正賦外，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如地畝捐、學捐、戲捐、警捐、戶口稅、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廟捐等等，不勝枚舉。在“新政”籌辦前，全縣正雜各款不過數萬，“新政”實施后，人民負擔“驟增至數十倍”(見1910年8月13.14日《大公報》)。這年又遇春荒，農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該縣縣令與四大劣紳勾結一起，狼狽為奸，借興辦“新政”，派差役巡警四鄉催繳捐稅，額外多收，敲詐勒索，逼得群眾奪了下鄉官員的槍械，加上土槍土炮，集合數萬人與省里派去的軍隊搏斗，暴動鄉民被屠殺千余人。此事曾震動全國，許多地方群眾起事，聲稱為萊陽被殺群眾復仇。在抗捐抗稅風起云涌的同時，又爆發席卷全國的饑民搶米騷動，也是群眾反對清朝所謂“新政”的自發斗爭。

曾參加戊戌變法的黃遵憲也批評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娛樂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輾轉遷延，卒歸于絕望。然后乃知，變法之詔，第為辟禍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叢報》第24期)曾對“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啟超也感到失望。他說：“外國侵壓之禍又如此其亟，國內種種社會又如此其腐敗，靜言思之，覺中國萬無不亡之理。” 清朝統治者的素質與個性表現的如此的不堪入目，新政最后的失敗了想一二了。

四、喪失改革的社會基礎

首先，滿漢官僚分裂。1906至1907年的官制改革，本是清廷籌備憲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可官制改革及由其引發的政壇紛爭結果卻是漢族官員大受排斥。在十一個部院中、漢

4、滿

6、蒙1。滿漢的比例是六比四，還不如原先規定的各部均設滿漢尚書各一員的清朝舊制。特別重要的幾個部，如度支(財政)部、陸軍部都由滿人掌管。皇族鐵良擔任陸軍部尚書，從袁世凱手里收回了北洋陸軍四個鎮的指揮權，同時宣布各省新軍統歸陸軍部管轄。這一切都明顯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權的趨向。擔任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的瞿鴻□和歷任兩廣總督、郵傳部尚書的岑春煊等漢族重硻，被清廷罷免官職。原任廣西巡撫、后任軍機大臣的另一漢族官員林紹年被逐出樞機，袁世凱則被迫辭去八項兼職，并交出北洋四鎮兵權，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是明升暗降。經由此次所謂的官制改革，最終是滿族親貴“聯翩而長部務，漢人之勢大絀”。連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也評論說：“此次中國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滿漢，與各部長官不兼任他職外，無改良之可觀。”漢族官員對此結局必然耿耿于懷，效忠清廷之心也隨之大打折扣。另外，立憲派背棄。作為國內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憲派，曾對清廷的這一政治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們盼望清廷能進一步加快預備立憲的步伐，多次舉行國會請愿運動，但屢遭清廷拒絕，這本已使立憲派嘖有煩言。到1911年5月，清廷又發布內閣官制和任命內閣成員上諭，在欽定的13名內閣成員中，滿族共計9人，而且有7人屬皇族，總理大臣也由慶親王奕劻出任。因此，這個內閣在當時被立憲派稱為“皇族內閣”，漢族官員由此進一步感受到自己宦海生涯的前途渺茫。立憲派對清遷組織“皇族內閣”極為憤慨，各省諮議局聯合會上書都察院，申明“君主不擔負責任，皇族不組織內閣，為君主立憲國些一之原則”。但清廷卻呵斥立憲派干預朝政，“議論漸近囂張”。立憲派對清廷更感失望，公開發表宣告全國書，闡明滿清王公親貴組成的所謂內閣完全是“名為內閣，實則軍機；名為立憲，實則專制”。就這樣，本應贏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卻由于滿清統治者的舉措乖張，愈來愈引起國內政治力量對清王朝的痛恨。

事實表明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就像一個爛掉的蘋果，就算是給它洗洗，還是改變不了它被拋棄的命運。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亡，清末新政雖然失敗了，但它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為今天的政治改革吸取教訓。

首先，要重視民意，從“民本”角度出發，傾聽民意，讓百姓參與其中，而不是百姓當做改革失敗的承擔者，取信于民，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畢竟人民才是改革的主體，改革的成果理應由全體國民共享；第二，要重視行政人員作風問題，加強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加大貪污腐化懲治力度，有效的預防腐敗，增強政府威信，確保政府的政策號召力和影響力；第三，處理好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關系，建立新的社會機制來吸附和制衡大量疏離社會外的因子；第四，抓住機遇推進政治改革。要求領導人必須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危機意識，改革要在情況尚好的時候展開。同時在每項政策出臺前要充分斟酌，廣泛征求意見，調動民眾參與的積極性，加大宣傳力度，考慮社會各階層的接受能力，球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漸進中化解矛盾；最后，要扎實推進政治制度改革，刻不容緩，但是不要冒進，而是一個一個腳印的來。

以現代化的視角看，清末新政的改革是近代中國社會新舊變遷的重要環節。近代中國這一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清政府主持的“新政”這一現代化的嘗試，只是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下的被動行為，失敗似不可避免，可無論如何它唱響了一曲走向近代化的悲歌，“悟以往之不見，知來者猶可追”希望能給我們當今改革一些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