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檢務公開的比較研究(中央黨校學報)

檢務公開的比較研究

【作者：高一飛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 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中央黨校學報》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84—88頁。

我國自1998年以來推行的檢務公開制度，是我國實現檢察民主、加強人民群眾對法律監(jiān)督機關自身監(jiān)督、解決如何監(jiān)督“監(jiān)督者”這一問題的重要方式。但是，這一做法在國際規(guī)則和域外法律中的根據和性質是什么，如何確定檢務公開的范圍、方式和程序，公民認為檢察機關不公開其應當公開的信息時公民如何獲得救濟，等等。這些都是檢務公開應當解決的基本問題。在此，我在本文中以國際規(guī)則、美國的立法為樣本進行比較和評論，希望能夠為我國正在推行的檢務公開制度的發(fā)展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檢務公開的根據與性質

檢察機關向社會公眾和媒體提供案件信息，其理論基礎是公眾的知情權和政府的信息公開義務。

（一）檢務公開的根據

國際公約中，知情權歸屬于言論自由條款中。《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規(guī)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fā)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二規(guī)定：“人人有自由發(fā)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美洲人權公約》第13條規(guī)定：“承認公民普遍享有知情權，政府必須為該權利的行使提供機制。”《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之1規(guī)定：“人人享有表達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應當包括持有主張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機構干預和不分國界的情況下，接受和傳播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本條不得阻止各國對廣播、電視、電影等企業(yè)規(guī)定許可證制度。”

2008年2月27—29日，來自全球40個國家的信息公開團體的125位成員在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發(fā)表了《關于推進知情權的亞特蘭大宣言與行動計劃》（亞特蘭大知情權宣言），這是將國際公約關于公民知情權的內容具體化的一個重要國際規(guī)則，是關于知情權的國際標準。“信息公開應成為準則，保密應被視為例外”、“知情權適用于政府所有分支（包括執(zhí)法、司法和立法部門，以及自治機構），所有層級（聯(lián)邦、中央、區(qū)域和地方），以及上述國際組織的所有下屬機構”。所以，檢察機關是《亞特蘭大宣言》所要求的信息公開的主體。

另外，國際社會《關于媒體與司法關系的馬德里準則》指出，“表達自由是每一個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基礎。媒體有職責和權利收集情況，向公眾傳達信息，并在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之前提下，對司法活動進行評價，包括對庭審前、庭審中和庭審后的案件”。考慮到偵查程序的特殊性，第4條對偵查公開可能存在的例外及其適用條件作出了規(guī)定：“本基本原則不排除在犯罪調查期間甚至構成司法程序一部分的調查期間保密法的保留使用。”

除了國際規(guī)則的規(guī)定，域外的國家或者地區(qū)也通過立法來要求檢察機關進行檢務公開。

在美國，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終于在1966年通過了《信息自由法》，并分別于197

4年、1976年、1986年對《信息自由法》進行了3次修訂。隨著電子數據的大量采用，美國國會又于1996年通過了對《信息自由法》的第四次修訂。修訂之后的《信息自由法》規(guī)定，凡屬必須公開的政府信息，1996年11月1日以后做成的文件，在該日以后一年內，必須使之可以通過Internet等網絡形式獲得。所以，它又被人們稱為“電子信息公開法”（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美國《信息自由法》適用于聯(lián)邦政府行政部門所擁有的文件。行政部門包括內閣各部、軍事部門、政府公司、政府控股公司、獨立管制機構以及行政部門設立的其他公營部門。《信息自由法》不適用于聯(lián)邦政府選舉產生的官員個人、司法機關、私營組織、州政府或地方政府。但檢察署是美國聯(lián)邦司法一個部門，當然應當遵循《信息自由法》。

此外，1971年聯(lián)邦司法部專門頒布了《處理媒體關系的指南》（MEDIARELATIONS）（1975年修訂），認為頒布這一規(guī)則的目的是“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讓司法部各成員和其個人在刑事、民事案件和事務中的相關信息提供中確立一致的具體指導”。

（二）檢務公開的性質

以上可以看出，檢務公開的基礎是公民知情權產生的政府信息公開義務。那么知情權是一種什么樣的權利呢？

在國際公約的言論自由條款如《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二，其規(guī)定的言論自由的內容都不僅僅包括表達的自由，而是包括三個內容，即“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尋求、接受”消息和思想的權利，實際上就是知情權，即獲得信息的權利；而“傳遞”消息和思想則屬于表達自由。完整的言論自由的內容，應當包括知情權和表達權。

《亞特蘭大知情權宣言》認為：“知情權是人類尊嚴、平等和公正的和平之基礎。”“知情權是一項基本人權”。所以，知情權雖然最初產生于言論自由權，但在國際公約和各國的立法實踐中，已經成為了一種獨立的權利，因為其有獨立的意義，這種意義在《亞特蘭大知情權宣言》中表述為：“是公民參與、良好治理、行政效率、問責制和打擊腐敗、新聞媒體和新聞調查、人類發(fā)展、社會包容及實現其他社會經濟和公民政治權利的基礎。”

“知情權”即“知的權利”（right to know）。知情權與信息公開相對應，是美國人民的貢獻。在20世紀40年代起由新聞界推動的信息公開立法運動中，一位叫做肯特·庫柏的新聞工作者在1945年的一次演講中首次使用“知情權”一詞。庫柏在演講中提到政府在二戰(zhàn)中實施新聞控制而造成民眾了解的信息失真和政府間的無端猜疑，主張用“知情權”這一新型民權取代憲法中的“新聞自由”規(guī)定。知情權一詞于是逐漸從新聞界流傳到法律界[1]。美國學者把知情權和政府信息公開的作用分為六個方面：第一，要有意義地參與民主進程就要求參與者知情；第二，幫助政府保持誠實，不愧對選民的參與；第三，開放也有助于政府把政務處理得更好；第四，政府信息也是公有的，除非公開信息將造成特定的損害，否則信息必須公開；第五，獲取政府信息可以幫助美國人在許多方面改善生活；第六，更多信息意味著更有效地分配資源[1]。

從國際規(guī)則和域外立法可以看出，檢務公開的本質是政府信息公開，是公民言論自由權產生的政府義務。知情權最初雖然產生于言論自由權，但20世紀4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一種獨立于言論自由的權利。所以，也可以說，檢務公開這一政府信息公開義務是產生于公民言論自由權和知情權。在立法體系上，檢務公開由各國《信息公開法》（或《信息自由法》）進行統(tǒng)一規(guī)范。但由于檢察機關這一執(zhí)法機關的特殊性，可以在不違背信息公開法的前提下頒布檢察機關信息公開的專門法規(guī)。

二、檢務公開的范圍與程序

（一）檢務公開的范圍

《亞特蘭大宣言》規(guī)定“信息公開應成為準則，保密應被視為例外”。由于其牽涉的問題的抽象性和廣泛性，《亞特蘭大宣言》對信息公開的范圍只是簡單的提出了“公共利益標準”，即“當且僅當信息公開的潛在公共危害大于公共利益時才能適用豁免”。

《媒體與司法獨立關系的馬德里準則》規(guī)定：基本準則“表達自由（包括媒體自由）是每一個宣稱是民主社會的必不可少的基礎”。“評論司法的權利不能受到任何特別的限制”。在“基本準則的范圍”部分規(guī)定：“基本準則并不排斥在司法調查程序階段對法律秘密的保守。這種情況下，秘密保守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實現對被懷疑和被控告的個人的無罪推定的實現。不能限制任何人了解官方調查結論和調查情況的信息。”

在《馬德里準則》“限制”部分規(guī)定了三個方面的限制：一是法律有權因為對未成年人或者其他特殊群體進行保護的需要而對基本規(guī)則規(guī)定的權利加以限制。二是法律可以因為民主社會其他利益的需要而對犯罪過程有關的基本規(guī)則規(guī)定的權利加以限制：為了防止對被告人的嚴重偏見；為了防止形成對證人的壓力、對陪審員和被害人造成損害。三是如果因為國家安全的理由而對基本規(guī)則加以限制，這種限制不能對當事人的權利(包括辯護權)，形成危險。辯方和媒體有權利在最大程度上進行限制的理由（如果必要，對此理由有保密的義務），并有權對這些限制提出抗辯。

《馬德里準則》這三個方面的限制可以概括為特殊群體保護限制、犯罪過程公開的限制、國家安全理由的限制。但規(guī)則在這個條款中同時提醒“不能以專斷和歧視的方法對規(guī)則權利加以限制。即使對規(guī)則規(guī)定的權利加以限制，也只能以盡可能最低的程度和最短的時間，可以用較低限度的方法達到目的時，不能使用較高限度的方法”。即上述理由也不是一定形成對信息公開的限制，這種限制應當是必要和克制的。

在美國《信息自由法》的主要目標在于讓公眾“知道他們的政府在忙些什么”[2]。然而，信息公開應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反映了國會對公眾得知權和政府必要信息保密需要之間的平衡。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John Doe.Agency v.John Doe Corp一案中指出，法律條款中為了確保政府職能不受干擾而設立的不予公開規(guī)定主要體現在“保密文件”、“政府內部人事規(guī)則與制度”、“政府內部聯(lián)系”和“執(zhí)法文件”這幾項免除公開中。

在美國，如果申請人申請的材料屬于信息自由法規(guī)定的下列九類例外，該信息可以不公開。其中第7類為“執(zhí)法文件”的例外。這一例外允許執(zhí)法機關保留執(zhí)法材料，以保護執(zhí)法過程不受干預。它由6項組成：（1）有可能影響執(zhí)法程序的材料；（2）有可能影響某人公平受審判權的資料；（3）有可能影響個人隱私的執(zhí)法材料；（4）有可能泄漏執(zhí)法機關消息來源的材料；（5）有可能泄漏執(zhí)法技術或程序，或導致規(guī)避法律的材料；

（6）有可能影響任何個人安全或生命的材料。

在司法相關的信息公開上，美國有一個經典的案例，即1993年的聯(lián)邦司法部訴蘭達諾（United States Deep’t ofJusticev.Landing）。本案牽涉到，政府需要怎樣證明一個信息提供者確實是7(4)條款所說的“保密”信息來源。7(4)條款并沒有給政府這樣一個認定，即在FBI罪案調查過程中所有信息提供來源都是保密的。法院認為只有兩種情況下可以保密，一是如果信息提供者（個人或機構）在提供信息的當時，已獲知FBI除了執(zhí)法必要外，不會泄露此次交流，那么這個信息提供者應該被認為是“保密的”。二是一些嚴格定義的情形可以作為推斷為保密的基礎。例如，有理由推斷那些取得報酬的線人通常期望他們與FBI的合作是保密的。而蘭達諾案不屬于這兩種情形。蘭達諾和他的律師終于拿到了該起搶劫謀殺案的900多頁FBI文檔，并在沉冤2年后在重審中無罪釋放。

在美國，司法部《與媒體關系指南》規(guī)定，向媒體公開的內容應當考慮“三種利益應當平衡：公眾知情權；為公正審判個人權利；政府對司法進行有效管理的責任”。應當特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保密的需要，應當在每一個案件中仔細平衡被害人和訴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證人的生命和安全的權利。為此，法院和國會已經對以下情況作保密限制：實施與調查；大陪審團與稅收事務；某些調查技術；貪污保護的其他事務”。二是“言論自由與公開審判的需要。仔細衡量的一方面是言論自由、公開審判等所要求的、民主社會應當公開的執(zhí)法官員、檢察官、法庭在法律實施過程中的信息的個人權利；另一方面是被告人的個人人權。而且，應當重視公共安全、對政治避難者的理解、公眾需要對公共法律的執(zhí)行、公共政策的發(fā)展和變化產生影響的信息有知情權。這些原理必須在進行評估，對在該陳述中不能預測和包括的具體情況應當進行公平的自由裁量”。

上述國際規(guī)則和域外立法表明，檢務公開范圍的確定應當考慮以下因素：一是保護個人隱私與名譽；二是保障訴訟活動順利進行；三是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四是防止輿論審判。

（二）檢務公開的方式

在美國，《信息自由法》規(guī)定公眾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了解政府文件：（1）聯(lián)邦公報；

（2）機關通過聯(lián)邦公報以外的方法供公眾查閱復制的其他應該公開的信息；（3）向機關申請公開上述兩類文件以外的其他應該公開的文件。以上三種方式均受司法審查的約束。

但是，從檢務公開的角度，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機構開放。自由社會的公民，包括媒體人員，究竟應該享有多大的法律權利進入像檢察機關、監(jiān)獄或學校這種政府管理的公共機構？在美國歷史上，曾經有法律規(guī)定公民根本就不能進入政府的設施，因為那是屬于政府的財產。但是，這種觀念現在已經被美國法律否定，機構開放被認為是政府信息公開的一部分。

從上可以看出，美國檢務公開的方式可以是四種：政府公報公開、其他可查閱方式公開、申請公開、機構開放。

（三）檢務公開的救濟

國際準則早就考慮到了信息公開是范圍會由于立法和解釋立法等原因導致掌握信息的人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所以，設想了通過程序救濟實現信息的公開。《亞特蘭大知情權宣言》要求國家“對法律的實施進行定期監(jiān)測和報告”，“由立法和主要審查機構對執(zhí)法和守法進行審查”。《馬德里準則》規(guī)定“任何對基本準則的限制必須由法律事先作出規(guī)定。如果有授權自由裁量，這種權力只能授予法官。只要法官實施對規(guī)則規(guī)定的權利的限制，媒體就有權利要求聽證和進行上訴”。

在美國，《信息自由法》規(guī)定公眾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了解政府文件，三種方式均受司法審查的約束。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Kissinger v.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一案中判定，只要證明機關存在“不正當”（improperly）的“不公開”（with held）“機關文件”（agency records）的行為，聯(lián)邦司法權就可以啟動，司法審查適用于機關違反上述全部三種義務的情況。除此之外，對于機關拒絕減免費用之申請及加速處理之

申請的決定，申請人也可以依據《信息自由法》尋求司法救濟[3]。信息公開案件由聯(lián)邦法院受理，實行三審終審制。三個審級分別指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聯(lián)邦上訴法院和聯(lián)邦最高法院，美國法院審理這類案件時適用“秘密審理原則”。

對信息公開進行救濟的司法審判，都要求“秘密審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爭議的信息是否應當公開即是否應當保密還未確定，所以裁判的結果也有可能確定該信息為不應當公開的，一旦公開審判，則讓該爭議信息在審理中公開，使審理和裁判本身變得沒有意義，而且有可能讓不該公開的信息公開了，損害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

三、檢務公開的中國實踐

（一）檢務公開的憲法依據

在中國，檢務公開來源于憲法中的兩個方面的條款。一是憲法第二、三條的“人民權利條款”即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guī)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第三條：“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jiān)督。”即人民“管理國家事務”包括了檢察機關的事務，檢察機關也應當“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jiān)督”，要實現人民的這些民主權利，其前提是公民必須知道檢察機關“在干些什么”。

二是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國際規(guī)則中的“言論自由”，包括了“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只有獲取信息了，公民才知道自己的言論要表達什么，才能實現實質上的言論自由，所以公民有權要求政府公開信息，是言論自由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檢務公開的司法實踐

我國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jiān)督機關，也是刑事執(zhí)法機關，要保證檢察機關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監(jiān)督，保證檢察機關公正司法，其檢務信息應當向社會公開。我國檢察機關看到了這個問題，獨創(chuàng)性地通過自身“檢務公開”制度，將檢務信息向社會公開，體現了我國檢察機關重視檢察民主、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

從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fā)《關于在全國檢察機關實行“檢務公開”的決定》，到2006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fā)《關于進一步深化人民檢察院“檢務公開”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后頒布了7個涉及檢務公開的文件。檢務公開在全國各地全面有序實施。

經過10年檢務公開的實踐，我國最高檢察機關結合我國檢察機關的性質和職權探索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檢察機關信息公開制度。我國檢務公開制度，作為檢察機關一項內部改革制度，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但是，另一方面應當看到，作為國家信息公開制度的重要部分，檢務公開制度還是不健全、不完善的。為此，我們應當遵守和參照國際規(guī)則，借鑒域外經驗，對檢務公開制度進行改革和完善。

（三）檢務公開的立法化

目前我國還沒有信息公開法，2007年1月17日國務院通過，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我國第一個關于政府信息公開的行政法規(guī)。但是，這一法規(guī)的所指的信息公開的主體是“行政機關”（第二條），所以我國檢察機關信息公開缺乏法律依據。

在我國，一方面，檢察機關不是審判機關，所以，無法適用有關“審判公開”的立法和司法解釋，實際上，國際公約和人權規(guī)則所說的審判公開規(guī)則也不適用于檢察機關。

檢察機關具有“司法性質”主要是指其具有客觀義務和維護司法公正的方面，但是并不能將檢察機關歸屬于司法機關，恰恰相反，1990年《聯(lián)合國關于檢察官作用的準則》

第10條要求“檢察官的職責應與司法職能嚴格分開”。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也不是行政機關。我國憲法第129條規(guī)定“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也沒有將其歸入司法機關，在政治體制上，檢察機關是與法院并列的“一府兩院”之一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

正因為如此，由國務院頒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適用范圍不包括檢察機關。所以，我國的檢務公開雖然有憲法依據，但沒有其他的正式立法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最高人民檢察院自身主動實施檢務公開，是一項偉大的創(chuàng)舉。但是，其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即由于沒有法定義務，現行的檢務公開制度是檢察機關的權力，而不是義務和責任，也不是公民權利。而在國際文件和域外立法中，檢務公開作為廣義“政府”信息公開的一部分，卻從來就是以公民權利和檢察機關的義務與責任的形式出現的。在我國，公民無法要求檢察機關公開信息，檢務公開只是檢察機關的自覺行為。

所以，要使檢務公開正當化、合理化，唯一的辦法是頒布國家《信息公開法》，這一法律應當適用于任何國家或者地方政府資助的公共機構，檢察機關是歸屬于行政還是司法分支，或者是獨立第四權——法律監(jiān)督權，也就變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有權利了解檢察院這一國家機關是怎么運作的，人民有權利了解他們在干什么。在將來的《信息公開法》中，應當將檢察機關納入信息公開的主體，并規(guī)定對檢察機關不公開信息的，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在這一前提下，檢察機關可以出臺解釋和適用《信息公開法》的文件。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檢務公開的立法與實踐問題。

[參考文獻]

[1]Thomas M.Susan.好的，壞的，丑的：電子政府與人民的知情權 [J].交流，2002，(3).[2]United States Dept of Justice v Reporters Committee for Freedom of Press（1989）.[3]趙正群，宮雁.美國的信息公開訴訟制度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法學評論，2009，(1).

第二篇：檢務公開自查報告

《檢務公開工作任務清單》的對照自查報告

為全面貫徹落實《省院下發(fā)的《關于開展檢務公開工作督導檢查的通知》，進一步拓展檢務公開范圍，豐富檢務公開形式健全檢務公開機制，強化檢務公開保障，提升檢務公開效果，著力推動檢務公開工作從一般事務性公開想案件信息公開轉變，提升檢察機關親和力、公信力和人民滿意度。對照《檢務公開工作任務清單》，我院開展了深入全面的自查工作，現將自查結果報告入下：

一、對照《清單》檢查情況

1、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詢

能夠準確提供案件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等與案件相關的人員查詢本院辦理案件的案由、受理時間、辦案期限、辦案部門、辦案進程、處理結果、強制措施等程序性信息。

2、辯護與代理預約

依據有關規(guī)定，能夠為符合查詢要求的主體辦理查詢預約并賦予其查詢用戶名和密碼。

3、重要案件信息發(fā)布

能夠按規(guī)定將有較大社會影響的職務犯罪案件的立案偵查、決定逮捕、提起公訴等情況及時公開；

及時發(fā)布社會廣泛關注的刑事案件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等情況；

已公布辦結的典型案例；

已公布重大、專項業(yè)務工作的進展和結果；

已公開其他重要案件信息；

4、法律文書公開

本院公開做出的法律文書有：人民法院所做判決、裁定已生效的刑事案件起訴書、抗訴書；不起訴書；刑事申訴復查決定書；最高人民檢察院認為應當在系統(tǒng)發(fā)布的其他法律文書；

本院通過設立電子觸摸顯示屏的方式做出公開的法律文書有：撤銷案件決定書；不批準逮捕決定書；

5、檢察政務信息公開

已公開檢察機關性質任務、職權職責、機構設置、工作流程等內容；

及時公開檢察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及各種專項活動；

已公開檢察改革進展情況，與檢察機關司法辦案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司法解釋及規(guī)范性文件，如《河北省檢察機關權力運行手冊》、《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等；

公開檢察統(tǒng)計數據及綜合分析；

6、檢察隊伍信息公開

公開本院機構和人員編織情況；

公開本院人員統(tǒng)一招錄和重要表彰獎勵情況；

公開檢察機關有關隊伍管理的紀律規(guī)定；

公開檢查人員違法違紀的處理情況和結果；

7、檢務公開實體大廳

標識明確、醒目；

位置按實際情況情況設置在一樓醒目位置；

面積合理；

有接待引導窗口，工作人員熟知公開工作要求； 滾動大屏幕暫未設置。原因：檢察院即將搬入新址，防止資源浪費；

電子觸摸屏與互聯(lián)網相連及時公開檢察政務信息、隊伍信息和案件信息；

宣傳架上有紙質宣傳材料；

8、檢察門戶網站

案件信息已經與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平臺簡歷鏈接，方便群眾對案件程序性信息、法律文書以及重要案件信息進行查詢；

在門戶網站已設置相應板塊公布檢察政務信息；

在門戶網站已設置相應板塊公布檢隊伍務信息；

嚴格按照規(guī)定流程及時回復網民訴求；

做到定期更新網站信息并及時發(fā)布重大活動；

9、檢察官方微博

已注冊認證新浪微博。能夠按照發(fā)布程序，積極主動的開展微博活動。及時發(fā)布信息，保持更新，堅決杜絕“僵尸微博”現象。搭建平臺強化與群眾溝通交流。

10、檢察官方微信

已開通官方微信，并實名認證。能夠嚴格按照發(fā)布程序，積極主動的開展微信運用活動。堅決杜絕“僵尸微信”現象，保持微信信息及時更新。

二、全面推進檢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和建議

作為檢察體質改革的重要板塊，深化檢務公開的探索還需進一步研究。按照檢務公開的價值取向要求，針對檢務公開工作在實踐中存在的幾點問題，在進一步深化檢務公開工作中，應提高檢務公開重要意義的認識，并在檢務公開的內容、范圍、形式、途徑和管理機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以保障檢察機關執(zhí)法公正。

（一）切實提高思想認識程度。權力離開監(jiān)督必然產生腐敗。檢察機關在行使檢查權中由誰來監(jiān)督？如何維護司法公正？這事社會關注的重大課題。檢務公開可以徹底解決了人民群眾對檢查工作的神秘感，規(guī)范干警執(zhí)法行為，讓社會各界了解、支持、監(jiān)督檢查工作。這種來自人民群中的監(jiān)督是檢察工作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有效途徑，是為民務實清廉的必然要求。

（二）切實完善檢務公開內容。除了檢察機關的性質職能、檢察政務、檢察事務等一般性公開外，更要注重檢察業(yè)務公開，如辦案程序、內部操作流程、監(jiān)督保障措施等。對應當公開的業(yè)務內容一定要不留余地的公開，不能過分保守，不能無故推諉。

（三）切實豐富檢務公開形式。豐富檢務公開形式，并不是一味的否定傳統(tǒng)的公開方式，而是一方面要提高傳統(tǒng)檢務公開方式的實效性，另一方面探索新的公開渠道，擴充載體，確保多角度、多側面地推行檢務公開工作。如改變以往的特定的“公開日”變?yōu)槊吭乱淮渭泄_、宣傳活動。提升檢務公開的覆蓋面。此外，要積極探索現代化信息化公開模式，利用互聯(lián)網這一平臺全方位多角度地向社會展示檢查工作的基本情況，進一步提升檢察機關的執(zhí)法公信力，促進檢務公開的健康發(fā)展。

第三篇：人大檢務公開調查報告

人大檢務公開調查報告

根據市人大常委會XX年工作計劃和主任會議安排，9月中旬，市人大常委會組織部分委員和、市人大代表，對市檢察院檢務公開工作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組聽取了市檢察院工作情況的匯報，現場查看了榮譽室和文化長廊、警示教育基地、主題實踐活動辦公室、檢察服務中心、辦案工作區(qū)，查閱了有關案卷資料，召開了由檢察院相關負責同志、職能科室負責人和部分代表、群眾參加的座談會。現將調查情況綜合如下：

近年來，市檢察院按照市委“一三八五一”工作思路和目標，認真貫徹落實上級院關于“進一步深化和落實人民檢察院檢務公開”的部署要求，從保障人民群眾對檢察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批評權和建議權出發(fā)，加強領導，健全機制，推動了檢察院各項檢察工作科學發(fā)展。多年來，全院實現了無違法違紀、無錯案、無責任事故的“三無”目標。

高度重視，推動檢務公開扎實有序開展。成立了以檢察長為組長，其他黨組成員為副組長，機關各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檢務公開工作領導小組，健全了組織機構，明確工作責任。在充分醞釀、深入論證的基礎上，研究制定并下發(fā)了《市人民檢察院“檢務公開”實施辦法》等一系列切實可行的工作制度，為順利推行檢務公開提供全面的制度保證。

創(chuàng)新宣傳形式，切實增強檢察工作透明度。通過邀請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視察反貪、反瀆、監(jiān)所、民行工作，組織上街宣傳等形式，向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廣泛宣傳檢察機關的職權范圍和工作程序，進一步增強檢察工作的透明度。主要做法：

一是拓展宣傳廣度。認真開展全國檢察機關“舉報宣傳周”、全國法制宣傳日活動，制作宣傳展板百余塊，向群眾發(fā)放“檢務公開”材料等1萬余份，耐心解答群眾咨詢；五年來，共接待上訪群眾1000余人次，受理群眾控告申訴100余件。

二是拓展宣傳深度。堅持把深化檢務公開作為促進檢察工作科學發(fā)展的重要措施，工作中主動向有關部門通報，取得各方面的監(jiān)督和支持。深入開展涉檢不穩(wěn)定因素大排查大化解和信訪積案化解專項活動，進一步完善首辦責任、下訪巡訪、送法下鄉(xiāng)等制度，努力使涉檢信訪工作更加貼近群眾，方便群眾，多年來沒有出現一起涉檢信訪案件。

三是創(chuàng)新宣傳形式。利用各種新聞媒體宣傳檢察機關的重要職能、法律地位和活動部署，向社會公布全國檢察機關統(tǒng)一舉報電話12309和民生檢察服務熱線96699；XX年12月，檢察院建起了“預防職務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并被市委、市紀委授予“十大廉政文化建設精品工程”榮譽稱號。截止目前，共有四萬余人次前來參觀，接受警示教育。

堅持報告和通報制度，努力提升檢察機關的社會影響力。檢察院及時將檢察工作的重大決策部署、有重大社會影響案件的辦理情況和階段性工作情況，及時向黨委、人大報告，向政協(xié)和新聞界通報，自覺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監(jiān)督。主要體現在：

一是及時向市委報告工作，主動爭取領導和支持。近年來，檢察院對檢察機關的重大工作部署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問題，共向市委匯報12次；對檢察工作的階段性成果、辦理的重大案件，及時向市委匯報，使黨委領導對上級檢察機關的工作部署有及時清晰的了解，同時也給予檢察工作有力的領導和支持。

二是主動向人大和政協(xié)報告或通報工作，自覺接受監(jiān)督。先后向市人大常委會作了《關于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情況的報告》、《關于反瀆職侵權檢察工作情況的匯報》，《關于民事行政檢察工作情況的匯報》等情況匯報。主動走訪人大代表和人民群眾，虛心征求他們對檢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聘請了35名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分別擔任人民監(jiān)督員、執(zhí)法監(jiān)督員；對于人大交辦的案件和代表反映的問題，視案情和不同訴訟階段及時反饋辦理進度，有效監(jiān)督業(yè)務建設、隊伍建設、廉政建設等情況。

三是加強與新聞媒體的聯(lián)系，擴大檢察工作社會影響。積極聯(lián)系各種新聞媒體，通過撰寫新聞稿件、設立新聞發(fā)言

人、建立互聯(lián)網站等形式，宣傳檢察機關的重要活動部署、重大案件進展等情況。

協(xié)調配合，全面落實檢務公開的各項內容。牢固樹立理性、平和、文明、規(guī)范的執(zhí)法新理念，及時、主動、充分、如實地向社會公眾和訴訟參與人公開與檢察職權相關的活動和事項。一是在偵查工作中，依法公開人民檢察院直接立案偵查案件的范圍、立案標準、辦案期限，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義務以及人民監(jiān)督員制度試點工作的規(guī)定等內容。XX年以來，共立查職務犯罪案件59件71人，全部作了有罪判決。二是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依法公開審查逮捕期限，犯罪嫌疑人享有的權利義務，人民檢察院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zhí)業(yè)的規(guī)定等內容，規(guī)范辦案程序，確保案件質量。

XX年至今，共受理批捕案件828件1134人，審查后批準逮捕600件808人。三是在審查起訴工作中，依法公開不起訴案件公開審查規(guī)則，刑事申訴案件公開審查的程序規(guī)定，普通程序簡化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程序以及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程序等內容，提高訴訟參與人的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促進了規(guī)范、文明執(zhí)法。三年以來，共受理移送審查起訴案件1203件1618人，提起公訴1110件1414人。四是在預防職務犯罪工作中，依法向有關單位和社會各界宣傳檢察機關的職權、職務犯罪案件的范圍和立案標準以及檢察機關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的工作成果等內容，爭取人

民群眾及社會各界對檢察工作的支持。五是在民事行政案件抗訴工作中，依法公開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guī)則、應當公開的案件辦理環(huán)節(jié)、時限等內容，提升訴訟監(jiān)督實效，依法保障了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XX年以來，共受理不服法院生效裁判的各類民事、行政申訴案件33件，立案審查31件，審查后向法院提出抗訴28件。六是在刑罰執(zhí)行監(jiān)督工作中，依法公開高檢院制定的看守所檢察、監(jiān)外執(zhí)行檢察等“四個辦法”等內容，創(chuàng)新探索了“未成年人犯罪維權幫教檔案”機制，切實維護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七是在控告申訴工作中，在接訪大廳創(chuàng)立“民生檢察服務中心”，建立了“檢務公開”電子屏幕，把檢察工作自覺融入全市經濟工作大局之中，樹立為群眾服務的工作理念，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贊譽，沒有出現一起涉檢信訪案件。

自覺接受社會監(jiān)督，確保檢察權陽光運行。一是公開檢察工作紀律。結合高檢、省市院從今年6月份開展的為期一年“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解決反映強烈突出問題”專項檢查活動，由紀檢監(jiān)察部門通過檢務公開宣傳手冊，向社會各界公開檢察工作紀律和檢察官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的內容，并將“九條卡死”、“六條禁令”等辦案紀律制成警示牌、桌牌放置在辦公、辦案場所，將“禁酒令”制成卡片隨身攜帶，既方便了檢察干警自我提醒，又方便了群眾監(jiān)督。二是認真

落實“一案三卡”制度。及時督促辦案人員依法履行告知義務、遵守辦案紀律，并在案件辦結后由紀檢監(jiān)察部門逐一進行回訪，征求社會各界、發(fā)案單位、案件當事人對辦案單位和辦案人員執(zhí)法情況以及執(zhí)行辦案紀律、規(guī)定情況的意見。XX年以來，對辦理終結55件62人自偵案件和部分刑事案件進行了回訪，滿意率達到了100％，受到了案件當事人和社會各界的好評。

一是聯(lián)動公開機制尚欠完善。檢務公開同政務公開、司法公開一樣，都是國家機關促公正保廉潔的重要措施，受各種因素的影響，目前還沒有形成聯(lián)動公開的機制，應進一步加強與政法等各部門的聯(lián)系溝通，形成合力，使社會公眾和訴訟參與人知曉的內容更全、更細。二是對外宣傳的力度還不夠強。特別是與相關新聞媒體、網絡等聯(lián)系較少，有待進一步加強，確保檢務公開常態(tài)化、制度化、規(guī)范化。

一是切實加大檢務公開宣傳活動力度。檢察機關要定期開展檢務公開宣傳活動，創(chuàng)新形式，方便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各項檢察工作的進展情況，全面了解檢察機關的性質職權、機構設置、辦案程序和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義務等事項。充分運用廣播、電視、報刊、互聯(lián)網等多種媒體，大力謳歌檢察工作，反映檢察業(yè)績，弘揚先進典型，展現人民檢察官的精神風貌和隊伍形象，增強檢察機關在社會上的公信度。

二是始終注重與檢察工作搞好結合。檢察機關要認真貫徹落實各項考核規(guī)定，督促各部門按照職責任務、工作標準扎實推進檢務公開，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充分調動各部門開展檢務公開工作的積極性，確保各項工作部署嚴格落實到位，為順利實施“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新貢獻。

三是自覺將檢務公開工作納入人大和社會監(jiān)督之中。檢察機關要認真落實《省人民檢察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與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聯(lián)絡工作的意見》，定期不定期邀請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視察檢察工作，既要匯報檢察工作進展情況，又要對社會關注的案件、擬作出的重大部署和服務大局的意見、辦理民生問題的打算等，聽取代表和委員的意見建議。同時，要堅持信息公開制度，結合實際進一步拓展和完善公開內容，自覺接受新聞輿論和社會各界監(jiān)督。

第四篇：中央黨校學報稿件撰寫技術規(guī)范

稿件撰寫技術規(guī)范

(第2版，2006年12月)

《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熱忱歡迎廣大讀者踴躍投稿。來稿請遵循以下撰寫技術規(guī)范：

一、每篇稿件不超過9 ０００字，用Ａ４紙或１６開紙單面打印清晰，也可以清楚地抄寫在方格稿紙上。正文用字不小于小４號字，行距不小于３毫米。

二、稿件中文主題名不超過２０個漢字，副題名前須有破折號并且不超過２５個漢字。題名應當簡明、確切，能夠表達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概括文章的主要內容，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外來語、縮略語、字符、代號。

三、稿件作者在題名之下署自己的姓名全稱。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間必須用逗號隔開。

四、稿件作者在署名之下標注自己的工作單位全稱，以及所在地的省或直轄市或自治區(qū)的地名和市或縣(直轄市的區(qū)或縣)的地名、郵政編碼。工作單位與所在地名之間用逗號隔開。分屬于不同工作單位的作者，則分別注明不同的工作單位全稱、所在地名和郵政編碼。各個工作單位、所在地名和郵政編碼之間用分號隔開。此項整體標注外加圓括號“（）”括起。

五、稿件(動態(tài)信息類、文件資料類的稿件除外)正文之前須有摘要。“摘要”二字用方括號“[ ]”括起。摘要以１００～３００字為宜，排除“本文認為、作者指出”等語詞和常識性內容，不用引文、圖表、冗長的數學公式和非公知公認的符號、縮略語，不對論文作詮釋、評論和評價，僅簡介主題范圍、目的方法、內容梗概、創(chuàng)新之處、基本結論。摘要慎用長句，只分１個自然段落。

六、稿件摘要之后須有關鍵詞。“關鍵詞”三字用方括號“[ ]”括起。關鍵詞由３～８個反映論文主題內容、并用分號隔開的詞或詞組所組成，只分1個自然段落。

七、稿件首頁地腳可有基金項目，注明論文產出的資助背景。“基金項目”四字用方括號“[ ]”括起。基金項目按照國家有關部門批準立項的正式名稱全稱填寫，并注明其項目編號。項目編號外加圓括號“()”括起。多項基金項目依次列出，其間以分號隔開。

八、稿件首頁地腳須有作者簡介。“作者簡介”四字用方括號“[ ]”括起。作者基本信息按照以下順序列出：姓名(出生年—)，性別(民族)，籍貫/出生地，學位，工作單位及職稱，職務，學術簡歷及研究方向。其中，民族為漢族的可以省略族籍，出生地為中國且國籍仍為中國的，可以省略國籍但須標明省級地名和市(縣)級地名或直轄市的區(qū)(縣)地名，工作單位須用全稱并同作者署名之下標注的工作單位相一致，學術簡歷和研究方向兩項可以任選。上述各項除了民族和出生年用圓括號“()”括起外，其他各項均用逗號隔開。多位作者在同一“作者簡介”欄目中相繼列出，其間以分號隔開，最后以句號結束。

九、稿件正文中的標題序號：第一層級標題采用“

一、”，第二層級標題采用“(一)”，第三層級標題采用“１．”，第四層級標題采用“(１)”。

十、稿件的釋義性注釋是作者對于題名、標題和正文中某一特定內容的進一步解釋或補充說明，稿件的引文性注釋是作者對于引用未公開發(fā)表的各種文獻資料的注明和說明。它們均須放置在當頁地腳(如在稿件首頁，則列于“作者簡介”之后)。注釋序號與文中指示序號相一致，左空兩格用阿拉伯數字加圓圈標注：①、②……。每條注釋獨立成自然段。

十一、稿件中的譯名，除了人們熟知的外國人名和非漢族人名?穴如馬克思、愛因斯坦、成吉思汗?雪按照通用譯法書寫外，其余所有人物譯名均須按照標準人名翻譯手冊給出譯名全名，在文中首次出現時均須附注原文人名全名，如查爾斯?林德布洛姆(Ｃ．Ｌｉｎｄｂｌｏｍ)，名可縮寫，姓不可縮寫；除了人們熟知的外國地名(如新西蘭、紐約、莫斯科)按照通用譯法書寫外，其他所有地點譯名均須按照標準地名翻譯手冊給出譯名，在文中首次出現時均須附注原文地名。

十二、稿件中引用公開發(fā)表的中文外文資料，須在直接引文和轉述引文的結尾右上角處加注序號角標，以指示資料的引用出處或參閱出處。序號角標用方括號“[ ]”括起。其中，第1個阿拉伯數字表示所引用或參閱的資料在文末參考文獻中的排列位置，半字線“-”之后的第2個阿拉伯數字表示該引用資料或參閱資料在特定文獻中的頁碼或卷次。它的一般格式為：“……，(。)”[X-X]或“……”[X-X]，(。)或……[X-X]，(。)。

十三、稿件的參考文獻所列，是作者寫作論文、注釋文論所引用和參閱公開發(fā)表的中文外文資料的出處。它們集中排列在論文的文末。“參考文獻”四字用方括號“[ ]”括起，獨占一行并左頂格。

(一)每條參考文獻為1個自然段，最后均以實心句號結束。按照論文中引文(含直接引用和轉述引用)出現的先后順序依次排列引用文獻，之后再排列沒有引文的參閱文獻。在同一篇論文的參考文獻中，凡相同的著者、書(題)名、譯者和出版者、出版年，一律使用同一序號并只在各條“參考文獻”中出現一次；凡引用或參閱的資料出自同條參考文獻的相同頁碼，則一律使用同一分序號，該頁碼僅在此條“參考文獻”中出現一次。

(二)參考文獻按照以下項目順序書寫：

１.序號。參考文獻序號與文中指示序號一致，左頂格用阿拉伯數字加方括號標注：[１]、[２]……。

２.主要責任者(專著作者、文章作者、圖書主編、論集主編、專利申請人、報告撰寫人、專利申請人、學位申報人等)。只列他們的姓名，其后不加“著”、“編”、“主編”、“合編”等責任說明。多個責任者之間用逗號分隔，是外國人的要在姓名之前加國別簡稱并用方括號括起，是中國古人的要在姓名之前加朝代簡稱并用方括號括起。此項目以實心句號結束。

３.文獻題名。題名不加書名號或引號。

４.文獻類型及其標志。以英文單字母大寫并用方括號括起，表示以紙張為載體的傳統(tǒng)類型文獻：專門著作[Ｍ]、論文匯集[Ｃ]、報紙文章[Ｎ]、期刊文章[Ｊ]、學位論文[Ｄ]、報告[Ｒ]、標準[Ｓ]、專利[Ｐ]、資料匯編[G]、參考工具書[K]、未定義文獻(資料、語錄、古籍等)[Ｚ]；以英文雙字母大寫并用方括號括起，表示電子類型文獻：數據庫[ＤＢ]、計算機程序[ＣＰ]、電子公告[ＥＢ]，以英文雙字母大寫并用方括號括起，表示電子類型文獻的載體：磁帶—ＭＴ、磁盤—ＤＫ、光盤—ＣＤ、聯(lián)機網絡—ＯＬ。由此組成電子文獻標志，如[ＤＢ／ＯＬ]—網上數據庫、[Ｍ／ＣＤ]—光盤圖書、[Ｊ／０Ｌ]—網上期刊、[ＥＢ／０Ｌ]—網上電子公告等。此項目緊跟在文獻題名之后，并以實心句號結束。

５.其他責任者(譯者、校注、校點、校勘者等)。多位責任者之間用逗號分隔，并以實心句號結束。

６.出版。圖書依次為出版地，只寫地名全稱，不寫簡稱，不加行政區(qū)劃單位，后接冒號；出版者，只寫全稱，后接逗號；出版年，只寫４位阿拉伯數字，不寫“年”字，后接冒號。報紙依次為報名全稱，后接逗號；出版日期按照“ＹＹＹＹ－ＭＭ－ＤＤ”的格式表示，后接版次，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并用圓括號括起。期刊依次為刊名全稱，后接逗號；出版年，只寫4位阿拉伯數字，不寫“年”字，后接逗號；現代文獻的卷、期、號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并用圓括號括起，后接冒號，中國古籍文獻的卷、期、號用漢字數字表示并用圓括號括起，后接冒號。

7.電子文獻可獲得地址。該地址須加下劃線。此項目以實心句號結束。

８.頁碼。現代文獻用阿拉伯數字表示起止頁碼；指示引用資料或參閱資料的所在頁碼的分序號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前引半字線“－”，外加方括號，標注在此處頁碼的右上角；表示頁碼范圍用波浪線“～”，多個頁碼之間以逗號間隔，如“２０[－１]?熏３３～３４[－２]．”。中國古籍文獻用漢字數字表示起止頁碼；指示引用資料或參閱資料的所在頁碼的分序號用阿拉伯數字表示，前引半字線，外加方括號，標注在此處頁碼的右上角；表示頁碼范圍用半字線，多個頁碼之間以逗號間隔，如“一七[－１]，卷五-卷七[-2]，三〇-三六[－3]．”。此項目以實心句號結束。

(三)各類參考文獻的編寫格式：

１.普通圖書(含專著、教材等)、論文集(含全集、文集、選集、會議文集等)、資料匯編(含文件匯編等)、學位論文、報告(含科研報告、技術報告、調查報告、考察報告、會議報告等)、參考工具書(含年鑒、手冊、百科全書、辭典、字典、圖集等)

[序號] 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文獻類型標志]．其他責任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頁碼．

２.期刊文章

[序號] 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Ｊ]．刊名(外文刊名后加ISSN號)，年，卷(期或號)：起止頁碼．

３.報紙文章

[序號] 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Ｎ]．報名，出版年月日(版次)．

４.譯著、譯文

[序號] [原作者國別或族別]主要責任者．文獻題名[文獻類型標志]．中文譯者．中文本的出版地：中文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頁碼．或中文刊名，年，卷(期或號)：起止頁碼．

５.析出文獻

[序號] 析出文獻主要責任者．析出文獻題名[文獻類型標志]//原文獻主要責任者．原文獻題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獻起止頁碼．

６.電子文獻

[序號] 主要責任者．電子文獻題名[文獻類型標志/載體類型標志]．電子文獻對應的印刷版書報刊名，發(fā)表日期或版次，期號：頁碼.(更新日期)[引用日期].電子文獻的網址與相應文獻之間的鏈接.例如：

[1]方舟子.學術評價有新招[N/OL].中國青年報，2006-01-11.(2006-01-11)[2006-03-02]..[2]蕭 鈺.出版業(yè)信息化邁入快車道[EB/OL].(2001-12-19)[2002-04-15]..[3]江向東.互聯(lián)網環(huán)境下的信息處理與圖書管理系統(tǒng)解決方案[J/OL].情報學報，1999，18(2)∶4.[2005-01-18].http://218.17.222.243/was40/detail?record=216&channelid=51954.7.外文文獻

各類外文文獻的文末參考文獻的格式，均同于同類中文文獻的文末參考文獻的格式。外文題名的首字母及各個實詞的首字母須大寫。

第五篇：002淺議基層檢察院如何深化檢務公開

淺議基層檢察院如何深化檢務公開

內容摘要：檢務公開作為檢察改革的重要內容，一直以來是探討的熱點問題，檢察機關通過檢務公開滿足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jiān)督權，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但隨著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不斷健全和完善以及民主法制進程的推進，這項工作離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期待還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對于基層檢察院來講，無論是在公開的深度，還是廣度上，都還停留在“告知層面”，制約了檢察工作的科學發(fā)展。如何深化這項工作，筆者認為，應從執(zhí)法觀念、機制創(chuàng)新、公開渠道、釋法說理、強化監(jiān)督、檢察宣傳等方面進行完善和延伸，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

關鍵詞：基層檢察院 深化 檢務公開 對策

從定義上來講，檢務公開是指檢察機關依法向社會和訴訟參與人公開與檢察職權相關的不涉及國家秘密和個人隱私等有關活動和事項。檢察機關是國家的法律監(jiān)督機關，擔負著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使命，要樹立檢察監(jiān)督權威，全面履行法律監(jiān)督職責，就必須使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能夠了解、支持、監(jiān)督檢察工作。檢務公開是檢察機關主動接受各界監(jiān)督的根本途徑，也是檢察工作為人民服務的有力保障。

一、深化檢務公開的重要意義

現實生活中，相比較于公安、法院，民眾對檢察機關比較“陌生”。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眾的政治參與性不強、檢察權行使范圍較小、聯(lián)系程度不夠密切等原因，但更多的還是檢察機關及其檢察人員對檢務公開認識不深以及制度不健全的原因。一直以來，在執(zhí)法辦案中往往強調檢察機關的神秘性、專業(yè)性和高層次性，或多或少忽視將檢察工作向社會公開，同時接受廣大人民群眾監(jiān)督這一重要環(huán)節(jié)。檢察工作的不公開、不透明，也是造成執(zhí)法公信力不強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人民群眾的民主和法律意識的不斷提高，渴望公正司法、陽關執(zhí)法的心情也越來越迫切，這種尚處在“告知層面”的檢務公開，不能從根本上提高檢察機關辦案的透明度和公信度。從這個角度來審視，要使各項檢察工作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滿意，深化“檢務公開”十分必要。

（一）深化檢務公開是推動檢察改革，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

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檢察工作的重要目標。深化檢務公開，有利于人民群眾更加全面了解檢察工作，有利于拉近檢察機關與人民群眾的感情，有利于樹立檢察機關維護公平正義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而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制度，也正是檢察工作全面科學發(fā)展的價值追求。

（二）深化檢務公開是接受社會監(jiān)督，促進檢察機關嚴格、公正、文明、規(guī)范執(zhí)法的重要保障。

公開是公正的保證。要確保檢察機關嚴格、公正、文明、規(guī)范執(zhí)法，必須進一步增強檢察工作的透明度，把法律規(guī)定可以公開的內容及程序，一律向社會公開；把執(zhí)法辦案可以公開的過程及結果，一律向社會透明，主動接受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的監(jiān)督，確保檢察權在陽光下運行。司法公正，既有利于維護國家的法律秩序，也有利于增進人們對訴訟的信任和期待，還有利于保護訴訟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司法公正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肩負法律監(jiān)督機關職責的檢察機關就是這道屏障的中堅力量。法律監(jiān)督的職責履行得怎樣，不僅看檢察隊伍形象、素質怎么樣，根本的是看法律的公正性是否得到充分體現，該打擊的打擊，該保護的保護，既嚴格、公正執(zhí)法又熱情服務。

（三）深化檢務公開是促進檢察干警增強政治和業(yè)務素質，提高執(zhí)法水平，開創(chuàng)檢察工作新局面的有力措施。

建立一支素質精良、公正嚴明的檢察官隊伍，才能保證法律正確實施的權威性。由于傳統(tǒng)意識沉淀及長期以來單純計劃經濟形成的思維定勢，檢察干警的執(zhí)法觀念難免存在滯后，影響了檢察工作的科學發(fā)展。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檢察機關深化檢務公開，敞開大門，主動、深入地接觸和聯(lián)系群眾，既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解決群眾最迫切、最急需的問題，又讓群眾充分了解檢察機關的職權范圍和工作內容，這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對于促使檢察機關轉變執(zhí)法 觀念，提高檢察人員政治和業(yè)務素質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將檢務公開進一步深化后，對執(zhí)法的要求更嚴、更高，目標也更具體，這在無形中就逼著我們的檢察干警在執(zhí)法辦案的過程中要不斷學習，不斷思考和總結，提高自身的執(zhí)法水平和綜合素質。

二、深化檢務公開存在的問題

實行檢務公開，既強化了監(jiān)督制約機制，規(guī)范了執(zhí)法行為，又提高了檢察人員的公正執(zhí)法意識；既促進了檢察隊伍建設，又密切了檢民關系，樹立了檢察機關的良好形象。但在具體實施中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規(guī)范和深化。

1、思想觀念存在滯后性。受傳統(tǒng)的“重實體輕程序”，“重結果輕過程”觀念影響，使檢察機關成為了“神秘的機關”，這與檢務公開的要求不相適應。也有人認為現在檢察機關的執(zhí)法辦案已經很透明了，擔心深化會阻礙正常的檢務活動，會干擾、影響辦案，有損檢察機關的權威。對如何落實群眾的意見和建議，怎樣通過檢務公開促進檢察工作，提高執(zhí)法水平和群眾滿意度，更是思考的少。

2、公開內容缺乏針對性。在實行檢務公開中，半遮半掩，避重就輕，偏重于公布檢務執(zhí)行的結果，而忽視檢務執(zhí)行程序的公開。只是選擇一些一般的平常事項加以公開，如相關部門的性質、權利、義務、職責范圍等程序性內容，而對決策過程、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的解決、對檢察人員的投訴、對群眾關心的案件進展及處理等一些敏感、熱點、焦 點問題，則秘而不宣或是只公開其一不公開其二；有的存在文字上公開、實際操作不公開，枝節(jié)問題公開、涉權問題“暗箱操作”的現象。這些現象挫傷了民眾參與司法的積極性，導致檢務公開流于形式。

3、公開形式存在單一性。目前在實踐中存在的檢務公開的形式多是停留在某個宣傳日、某項法律出臺的某個時節(jié)、開展重大活動的某個時機，不能做到檢務公開的全天候、全領域、全員性，在時間、地點、人員上都不同程度的存有盲區(qū)，檢務公開也就只能在一定范圍內讓某些人了解，對于大部分社會公眾來說，還沒有被完全吸收。而公開的方式就是發(fā)發(fā)資料、發(fā)發(fā)宣傳單，設個公開宣傳欄，認為只有巡訪、下訪活動才是公開，在每個具體的執(zhí)法辦案活動中不善于去宣傳和推介。

4、制度建設缺乏操作性。檢務公開作為檢察改革的突破性措施，出臺時對公開的內容是什么、范圍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并沒有充分的闡述。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關于在全國檢察機關實行“檢務公開”的決定》和《檢察院“檢務公開”具體實施辦法》等，由于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導致操作性不強，完全是地方邊實踐邊修正，不少基層檢察機關在實施過程中雖制訂了一些制度，但也存在內涵不清、規(guī)定不明的問題。

5、責任規(guī)定缺乏明確性。檢務公開的各項規(guī)定，除了告知制度有明確的責任追究外，其他各項措施均沒有規(guī)定責任人應負什么樣的責任，實行檢務公開依靠的是檢察人員的 自覺性和責任感。有的雖采取了相應措施，但仍然出現監(jiān)督乏力的問題。

6、信息來源存在閉塞性。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基層檢察院。由于離城鎮(zhèn)較遠的農村吸收檢務公開的信息缺少便利條件，農村群眾對網絡、電視、報刊、雜志信息量接收相對于城鎮(zhèn)偏少，且農村留在家的多屬老小病殘群體，恰恰這部分同志，他們對社會信息捕捉和理解能力較差，檢務公開對他們而言收效甚微，在一些農村、一些家庭和一些群眾當中出現空白死角。

三、深化檢務公開的對策和措施

實踐已經證明，檢務公開是徹底根治檢察環(huán)節(jié)存在的神秘感和“暗箱操作”的一劑猛藥，是檢察機關與人民群眾加強聯(lián)系溝通的橋梁和紐帶。那么，如何更好地發(fā)揮它的橋梁紐帶作用，使更多人了解、支持和信任檢察工作，提高人民群眾的滿意度呢？筆者認為因從以下幾方面進一步深化：

（一）提高認識，更新執(zhí)法理念。

檢察機關要通過多渠道、多形式的學習教育活動，進一步引導干警樹立理性、平和、文明、規(guī)范的執(zhí)法新理念，主動接受群眾監(jiān)督，切實消除怕開展檢務公開增加工作負擔、怕妨礙正常工作、怕有損檢察權威等種種不愿公開的顧慮。使檢察人員對檢務公開的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從“要我公開”到“我要公開”的根本性轉變；將檢務公開從法制宣傳、權利義務告知的層面向執(zhí)法過程公開的層面升級，依法、適度地將辦案過程中檢察權的行使臵于群眾的監(jiān)督之 下，推動檢務公開工作“從職責公開向工作公開、從執(zhí)法結果公開向執(zhí)法過程公開、從內部公開向對外公開”的轉變，讓群眾更加滿意。

（二）健全機制，強化制度保障。

檢務公開制度雖已實施多年，但目前絕大多數基層檢察院對檢務公開工作沒有形成一套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規(guī)章制度，在實施的過程中缺乏制度的保障，使之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和隨意的狀態(tài)。因此，要從宏觀到具體、從原則到操作、從部署到考核，構建一套比較完整的深化“檢務公開”的運行制度體系，提供規(guī)范化的機制保障。明確規(guī)定深化檢務公開的主體、客體、內容和范圍，確定檢務公開的形式及其具體采取的公開措施，規(guī)定違反檢務公開的法律責任及其檢務公開的定期考核、獎懲等，從整個大的層面來考慮如何深化檢務公開，基層院各科室可以結合部門工作實際，制定相應的、具體的工作措施深化檢務公開，尤其是業(yè)務部門要不斷深化執(zhí)法過程的公開，增強執(zhí)法過程的透明度。如接待舉報、受理申訴、出庭等窗口部門工作程序的公開制度；訴訟參與人的權利義務告知制度；刑事申訴案件的公開審查制度；擬不起訴案件的公開審查制度；民行抗訴案件的公開審查制度等。

（三）多措并舉，拓寬公開渠道。

一是設立專門的查詢服務窗口。在檢務大廳設臵檢務宣傳欄的基礎上，開設電子服務查詢系統(tǒng)，設立電子顯示屏和觸摸屏，將各部門所辦案件及時在電子信息平臺上上傳，方 便廣大人民群眾及當事人等，對處于檢察環(huán)節(jié)案件辦理情況、訴訟權利和監(jiān)督渠道的查詢。并使之承擔起受理群眾對訴訟程序、訴訟期限、辦案流程、案件處理情況、法律文書、辦案紀律等信息問詢的工作任務，為來訪群眾提供一站式服務。二是設立“檢務公開墻”。由于基層檢察院沒有下屬機構，遠離縣城的鄉(xiāng)鎮(zhèn)人民群眾了解檢察機關的檢務相對較少。為此，檢察機關應積極爭取，加強與各基層鄉(xiāng)鎮(zhèn)的聯(lián)系溝通，爭取在每一個鄉(xiāng)鎮(zhèn)機關所在地建“檢務公開墻”或“檢務公開欄”，更加方便基層人民群眾了解和深入認識檢察。三是將巡訪、下訪經常化、制度化。巡訪、下訪不能停留在“擺攤設點”層面上，應走村入戶、走企入校，送法上門。在宣傳檢察工作、化解社會矛盾、幫助解決困難的同時，廣泛征求社會各界對檢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提高檢察服務大局工作水平。四是探討“檢察開放日”。檢察工作要逐步面向全社會開放，讓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走進檢察機關，了解檢察機關，促進檢察機關與社會各界“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拉近檢民距離，增強檢察工作的公開性、親和力和透明度。五是推行“陽光聽證”。全面推行申訴案件聽證制度，對擬不起訴以及當事人不服不起訴、不抗訴和重信重訪的案件，逐步實行公開聽證和審查。對一些有影響、典型的、老百姓普遍關注的案件，主動邀請社會各界人士參與聽證會，公開聽證、公開評議、公開宣布處理決定，使其參與到各個具體的執(zhí)法環(huán)節(jié)中來，監(jiān)督檢察權運行，提高社會各界對檢察機關執(zhí)法活動的認同度、滿意度和支持度。

（四）釋法說理，注重執(zhí)法效果。

基層檢察院由于案多人少，往往存在只要把案件及時辦結，確保不辦錯案就行的思想，對于執(zhí)法辦案的具體效果考慮的比較少。而有些案件的處理結果，可能我們是依法公正辦理的，但人民群眾就是不認同、不理解，甚至懷疑我們有沒有按照法律程序辦事、有沒有認真審查案件，對我們案件辦理產生不信任感。這就需要我們在執(zhí)法辦案過程中更加注重考慮案件辦理的效果，老百姓是不是認同了、是不是滿意了、是不是接受了。因此，在把案件及時辦結的基礎上，要將辦案過程再深入推進一步，通過深入細致的法律宣傳、政策解釋、思想疏導等，既把事實澄清，又把道理講明，充分闡明案件處理的過程、事實、理由和根據，接受當事人的監(jiān)督，讓老百姓清楚我們的執(zhí)法過程是公開的，我們的辦案程序是規(guī)范的，我們的處理結果是公正的，讓他們心服口服。

（五）強化監(jiān)督，落實責任追究。

檢務公開作為一項新的檢察改革措施，與社會的接觸面大，觸動的層次深，作為基層檢察機關必須多向黨委、人大請示、匯報，主動爭取黨委、人大的重視和支持。對外，要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多方傾聽和采納社會各界對檢察機關的意見和建議，積極向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人民監(jiān)督員送閱《工作簡報》等資料，邀請其參加執(zhí)法檢查、列席有關會議、視察檢察工作等方式，及時通報檢察工作情況和查辦職務犯罪案件情況，形成互通信息交流平臺，自覺接受監(jiān)督，增進人大代表對檢察工作特別是檢務公開的理解 和支持。堅持實行人民監(jiān)督員制度，對當事人不服檢察機關決定而重信重訪的，可以邀請人民監(jiān)督員和特約檢察員參與檢察長接訪日等活動，通過人民監(jiān)督員、特約檢察員參與答疑，增強說理性。對內，要加強違反檢務公開的責任追究，嚴格執(zhí)行辦案程序和告知制度，對違反相關規(guī)定的，要責令責任領導或者辦案人員予以糾正；對情節(jié)嚴重的，應當認真查處，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違法違紀責任。

（六）加強宣傳，營造良好環(huán)境。

過去人們講“酒香不怕巷子深”，而現在講“酒香也要勤吆喝”。如今已是信息時代，每天的信息流量很大，人們認知某一事物或社會現象，主要依賴于信息。我們不僅要讓人民群眾了解我們在做什么，還有讓人民群眾知曉我們?yōu)槭裁匆@樣做。一是鞏固傳統(tǒng)宣傳模式。通過有組織、有計劃的散發(fā)宣傳單、提供法律咨詢、召開座談會、辦宣傳欄等方式提高檢務公開宣傳的覆蓋率。二是積極采取科技手段深化檢務公開。建立網絡查詢服務系統(tǒng)，充分發(fā)揮外網網站服務功能，在網上公布檢察職能以及可以公開的案件辦理情況等，供社會群眾查閱、咨詢檢務公開的內容；建立移動、聯(lián)通、電信短信發(fā)布平臺，定期向不特定的社會公眾發(fā)布檢務公開相關信息，促使社會各界都來關注并支持檢務公開活動，擴大檢務公開的影響。三是結合辦案搞好宣傳。把查辦案件、檢務公開、檢察宣傳有機結合起來，在每一起案件的辦理過程中，對當事人、其它相關人員、發(fā)案單位等進行公開和宣傳檢務工作。四是探索建立新聞發(fā)言人制度。基層檢 察院可以結合自身實際，探索建立新聞發(fā)言人制度，不定期邀請媒體、社會各界人士等參與檢察機關重大專項工作開展情況、重大活動和社會關注的有重大影響案件的新聞發(fā)布會，增強檢務公開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