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宋將來

【摘要】：公安體制分為公安機關組織機構和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兩部分，屬于公安機關組織與管理科學范疇。公安機關組織機構簡稱公安機構，是指公安機關為履行自己職責，按一定原則和程序設置的各種公安機關的總和。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就是公安機關各層次、各部門之間權力關系制度化的表現形式，他是公安行政組織的核心，是組織運作的內在動力和基本規則。公安體制的設置要求規范化、專業化，以實現精兵簡政的目的。近年來，不少省市先后進行了公安體制改革的嘗試，在這些嘗試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筆者將結合我國現行公安體制的弊端，詳細論述我國公安體質改革的必要性；并對比大慶、河南公安體制改革的成效和所面臨挑戰，探討出一種適應我國社會現狀和基本國情，有利于公安機關更好履行自己職責的新型公安體制改革模式。【關鍵字】：公安體制警力配置精兵簡政警察職能

一、我國公安體制現狀及公安體制改

革必要性分析

根據警察組織必須與國家政體相適應的原則，我國現行的《行政與司法體制和公安組織管理條例》規定在地市按照行政區域設置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三級管理體制。但長期以來，由于受一線警力不足的困擾，我國公安一線的接警出警狀況一直不理想。據相關資料統計，在城市，一線警力與人口的比例西方國家是1:300，而我國有些地方則低至1:1250.因此，我國的公安機關在維護治安、打擊犯罪、保護群眾、服務百姓等客觀需求日益增長的情況下，許多地方都存在著一線警力不足、資金緊張的問題。相反，處于指揮層級的公安分局、市局公安機關的人員配備卻相對較為充足，形成“機關人多事少、基層人少事多”的局面。這樣的機構設置不僅增加了指揮層級和運行成本，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也使很多機關干部長期脫離一線，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以河南公安體制為例，嚴重的警力倒掛現象成為河南推動警務改革的主因之一。由市局、分局、派出所組合的沿襲了幾十年的三層指揮管理模式頭重腳輕、層次較多，分局內部警種、部門設置過多分工過細的狀況嚴重影響出警效率；指揮與實戰脫節，機關與基層警力倒掛，已嚴重不適應當前警務發展的需要。公安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并且很有

以政策性指令在全國推行的必要。

日前，針對河南公安體制改革，有學者表示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決定了公安體制必須改革，并且將公安體制改革的經濟根源追溯至改革開放，由于改革開放導致經濟形勢和人們心理認知的極大變化，由此引起了公安職能的轉變, 公安機關改變過去主要依靠打擊（懲罰）犯罪，保障社會穩定的工作方法調整為以打擊（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相結合，以預防為主的工作理念，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就必須把警力沉到基層，從源頭抓起，從社會深層次原因上，來考慮化解矛盾，減少犯罪發生，維護社會秩序。尤如防火重于救火的道理一樣。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在筆者看來，改革開放對公安體制改革或多或少會有一定影響，但一定不是直接誘因，也并非主要推動力。根據馬克思主義事物的發展是內外因統一的結果原理，外因是條件，內因才是關鍵。經濟因素至多是推動公安體制改革的外部原因，我國公安體制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公安體制要適應公安機關有效履行自己職能才是根本原因。

二、淺析大慶、河南公安體制改革

（一）、大慶公安體制改革

大慶公安體制改革最大的特色是，變“條/

4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為“條塊結合、以條為主”。改革前后對比，市公安局加強了對各公安分局的直接管理，不僅對業務工作進行協調指導，對分局干部監督建議；而且，分局的經費也統一由市財政保障，市局對分局財務管理行使監督權。其次，大慶市公安體制改革減少管理層次，變市局、分局、派出所三層管理為市局、分局兩層管理。重新思考警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根據警務實際，綜合考慮出警半徑、治安狀況等多種因素，按照轄區實有人口10萬人左右、配置警力100-150名標準，撤銷派出所管理層級，把市區10個公安分局和70個派出所合并，重新設置為20個公安分局，作為綜合性獨立作戰實體，行使縣級公安機關和派出所的職權，實現三級管理為兩級管理。在公安機關內部組織機構的設置中也有巨大突破，在市分局，變“多部門、多警種、多派出所”為“三警種、一部門”，即社區警務、治安巡防、刑事偵查和法制綜合三個警種一個部門，內設機構由平均20個左右統一合并為4個；將反恐處與情報信息中心合署辦公，將社區、經保工作由市局治安支隊轉為國保支隊管理，構建“大情報”、“大國保”工作體系。在縣局，工作職能由指導轉為實戰，內設機構由原來平均30個左右整合為8個，撤銷縣城內的全部派出所。在農村，將全市61個農村派出所合并為31個中心派出所。

與此同時，在完成出警任務的具體工作中進行優化組合，實現機制創新。在社區、治安、刑偵“三警種”實行“二人一組、三組一隊”建制。“二人一組”即搭檔制，實現強弱搭配、不同警種搭檔。以做到互相學習、彼此監督、保障安全目的，構成最基本的戰斗單元。“三組一隊”即6人隊，形成最小的作戰實體。同時全警下沉，深化公安交管、消防體制改革，形成全警管交通、全警管消防新格局。按照“扁平化”模式進行機構調整，市局將交警支隊的9個勤務大隊、公安消防支隊的6個消防科人員全部下沉分局，與分局社區、治安共同負責交通、消防工作。

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不僅是在機構設置重組方面還是在具體工作中，都集中體現了合作辦警務的特點，這就極大精簡了辦案程序，縮小了辦案成本，增強了機構和警員之間的協調性，提高了辦案質量。同時，警力下沉，優化了警力配置，增強了基層警務力量，保障了見警率，提高了破案效率。另外，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也注重對警察人身權利的保障，加強了對警察權力運用的內部監督，有許多成功之處值得借鑒。

但是，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也出現諸多問題。首先，按其改革要求來說，其改革希望培養出“全能警種”，但這種培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比如說普通民警管交通）。據社會調查顯示，派出所民警綜合能力要比公安分局警員強，公安分局警員要比派出所民警更具有專業化，這是由其一直以來所面臨的工作決定的。現在大慶公安體制改革取掉派出所的牌子，走專業化道路；但是所有警員都必須提升綜合素質，適應社會化的要求，可見大慶公安體制改革在專業化和社會之間的取向并不明確。其次，變“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為“條塊結合、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精兵必然會簡政，改革后的公安管理無法覆蓋社會的各個角落。公安分局無法全面覆蓋社會，公安分局亦不再可能管理民眾的日常瑣事。同時，改革后的公安分局由于管理的地域比較廣，可能導致民警出警不及時。這樣的改革，于民不利于問題的及時解決，于警察組織不利于樹立良好的警察形象，所以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依舊存在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的地方。

（二）、河南公安體制改革

河南公安體制改革發源于商丘，成型于新鄉。在這次警務機制改革中，各地市大膽采用“一減一加”的工作方法：“一減”即機構設置以減為主，市區原有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被整合為派出所，由市局統一指揮；同時，將交警、巡特警、治安警、刑警整合下沉到派出所統一管理，實行“四警合一”。“一加”則是指民警的單警職能以增加為主，一名民警同時滿足多個工作崗位需求，實行“一警多能，綜合執法”。具體而言，就成型的新鄉公安體制改革來說，把“三層管理”變為“兩層管理”，原來的6個城

市分局和23個派出所被撤銷，取而代之的是新組建的12個派出所。新組建的派出所其內設案件偵查大隊、治安管理大隊、社區警務大隊、交通巡防大隊和勤務綜合室，突破了交巡警、特警、治安警、刑警等警種職能的劃分，實行四警合一、一警多能。

社會上對于此次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可謂是褒貶不一。其中，支持一方認為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首先，以警力下沉到一線、減少指揮層級為特征的新型警務管理模式優化警力配置，提高了警員配備水平和質量，有效緩解了基層警力不足的現狀。其次，新的公安體制縮短出警時間，提高警務效率，降低刑事案發率，方便群眾生活，提升了警察形象。將公安分局警力下放到派出所以后，雖然派出所總數量減少，每個派出所所管理的范圍大大增加，但是大大簡化了出警程序，以此縮短出警時間，提高警務效率；同時提高了警員的專業化素質，增強警察組織的社會化水平，可謂是真正意義上的精兵簡政。再次，公安體制改革以后，大量警力深入基層，與大量社會人員面對面接觸，利于犯罪情報信息的搜集，促進了公安按系統信息化建設進程，做出大量偵破刑事案件必須做的基礎工作，適應了刑事案件偵破時代變化的需要。

但是，由于受我國警務工作社會現狀、相關法律法規及財政支出的限制，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出現諸多問題。第一、與適應國家法律產生困惑。根據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可以看出，在我國一定行政區域內治安管理的執法責任主體和治安管理處罰主體主要是縣（區）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公安機關。河南公安機制改革將公安分局并入派出所，派出所治安管理行政權力極為有限，另外，縣局處理的案子完全集中到市局，又增加了市局管理的負擔，這種凡事都直接面對市局高層集中統一的執法審批流程延誤了基層執法的實效性和便捷性，更不利于方便人們的生活，造成了新的警力資源的浪費，出現新的警力失衡。第二，此次改革與其它國家機關（主要是司法機關）的工作對接產生困惑。《刑事訴訟法》規定“擁有刑事案件偵查權和采取強制措施權的最低一級公安機關只能是縣（區）級公安分局”；另外，“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去掉分局這一級，其它兩個同級機關在針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訴訟的過程中不免會造成諸多疑惑和工作對接補上的情況，容易造成基層行政秩序的混亂。即使像新鄉，改革后的派出所有分局和派出所兩個牌子，雖說名義上符合法律要求，但總讓人感覺這是被迫之舉并質疑它的功用的發揮，就像一個專升本的院校在初始的整體實力肯定無法與早先的本科院校相比。第三、對于基層警員來講，此次改革創造力更多晉升機會。整合后的派出所為縣級建制，副處級、正科級、副科級崗位增多。崗位晉升意味著待遇的大大提高，從而導致了財政支出的大大增加；不僅如此，改革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公安分局并入派出所，導致許多人員去留的利益平衡問題，從而引發了一些人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風，致使改革利益被觸及者反對的聲音一浪接過一浪。

三、公安體制改革新模式的探討及推

廣

對比大慶與河南的公安體制改革，筆者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都是在精簡原則基礎上實行的改革。公安機關遵循精簡原則，有利于保證和促進各級公安機關的靈活運轉，提高工作效率。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公安機關的組織及其人員要精干；二是公安機關所承攬的政務要簡化，不能包攬一切公共事務，應按照屬地原則，下放權力，減少領導機關的事務性工作。鑒于我國呈現的警力不足的現狀，大慶與河南的改革不存在減少警員的工作，都努力在警力的優化配置方面做文章。但是，對于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來說，撤銷派出所，就不存在權力下放的問題，那么一些民眾訴求的日常瑣事該誰來管；對于河南公安體制改革來說，撤銷公安分局，大小事務市局統一調度，反而增加了市局的權力和工作，并沒有達到政務簡化的目的。

其次，大慶與河南公安體制改革，不僅在層級上有三級變成了兩級，在公安組織結

構內部也做出了巨大的調整。這實際上是堅持整體效能原則的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整體與部分相互聯系的原理，當部門以優化合理的結構組成整體時，整體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不管是大慶公安分局內部機構的重組，還是河南對并后派出所結構的優化，都有利于警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警務工作效率，有利于警察職能的實現。

再次，大慶與河南公安體制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大慶公安體制改革撤銷派出所，強調“條”的作用；而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并掉公安分局，重視“塊”的功能。不管是強調“條”的作用，或是重視“塊”的功能，筆者認為，這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區別，其結果也是各有利弊。

我們是否應該更好的堅持條塊結合，吸取大慶公安體制改革和河南公安體制改革的優點，探索出一條能夠利用雙方優點的模式。實踐告訴我們，以“條”為主的的管理，有利于簡化程序，提高層級管理的效率；以“塊”為主的管理，有利于擴大社會覆蓋面，便于實際工作的開展。因此，我們就應該堅持“條塊”結合，既要做大做強“塊”的部分，又要做精做簡“條”的部分。大慶公安體制改革在做精做簡“條”的部分和有特色，撤銷了派出機構，明確了公安分局與市局的層級，我們就做精做簡公安分局；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在做大做強“塊”的方面成績顯著，大量警力下放，極大充實了基層警力，我們也要做大做強派出所。

綜合起來，筆者提出以下設想。第一、壯大充實基層派出所警力，權力下放，事務性工作的權力下放到基層,擴大基層派出所職權，警務人員從公安分局抽調，這樣能保證基層警力配置與水平，擴大治安管理覆蓋面，提高出警率和辦案效率。如此這樣，基層派出所借鑒河南改革實行“四警合一”改革模式。同時，提高派出所干警待遇，協調被調動人員的利益平衡。

第二、將公安分局進行組織結構的合并和多個公安分局并為一個分局，分局緊緊把握管理性工作權力。公安分局進行組織機構

重組和分局合并后騰出的警力下放到派出

所，組織機構重組和分局合并借鑒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三警種一部門”的模式進行。改革后，公安分局依舊對基層派出所擁有原來的指導、監督權，上可銜接市局工作。但是，這樣的改革，使得公安分局和市局功能和性質出現重合，其區別僅僅是層級上的，實際上職能差別并不大，這就造成了另外一種的警力資源浪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市局和分局都應該加強精兵簡政的工作，或者慢慢淡化市局級功用，再施以政策引導，使市級行政機關慢慢淡出歷史舞臺。改革不同于革命，不可能達到一蹴而就的效果，因此要尤為重視循序漸經的過程。

最后，在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中，在社區、治安、刑偵“三警種”實行“二人一組、三組一隊”建制，這一創舉可引用到做大做強基層派出所的工作中。他對于基層警員由專業化到社會化的轉變，由單一性到綜合性的轉變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老民警與新警員搭檔，原來派出所民警與下放公安分局專業警員搭檔，不同警種進行搭檔，極大優化了警力資源配置，提高了基層派出所機構的綜合實力，有利于公安體制社會化的進程。

【參考資料】張建明、蔡炎斌、張麗園主編《公安學基礎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對現行公安體制的幾點思考》作者：李鴻斌《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5期（總第72期）《派出所警力配置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作者：朱從強《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06年第二期（總第89期）《我國警務社會化的制度分析》作者：方圓《福建警察學院學報》2010年第四期（總第116期）5 《社會治安體制改革的重點與目標》作者：丁開杰《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0年第一期（總第112期）《西方機務改革的歷史與趨勢》 作者：王大偉7 《我國公安體制改革的首要問題是什么？》作者：徐衛東《論縣級公安體制改革之路》作者：李康樂 9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在邏輯》作者：虞崇勝 張光輝《理論探討》（哈爾濱）2011年2期

第二篇：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宋將來

【摘要】：公安體制分為公安機關組織機構和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兩部分，屬于公安機關組織與管理科學范疇。公安機關組織機構簡稱公安機構，是指公安機關為履行自己職責，按一定原則和程序設置的各種公安機關的總和。公安機關管理體制就是公安機關各層次、各部門之間權力關系制度化的表現形式，他是公安行政組織的核心，是組織運作的內在動力和基本規則。公安體制的設置要求規范化、專業化，以實現精兵簡政的目的。近年來，不少省市先后進行了公安體制改革的嘗試，在這些嘗試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筆者將結合我國現行公安體制的弊端，詳細論述我國公安體質改革的必要性；并對比大慶、河南公安體制改革的成效和所面臨挑戰，探討出一種適應我國社會現狀和基本國情，有利于公安機關更好履行自己職責的新型公安體制改革模式。【關鍵字】：公安體制 警力配置 精兵簡政 警察職能

一、我國公安體制現狀及公安體制改革必要性分析

根據警察組織必須與國家政體相適應的原則，我國現行的《行政與司法體制和公安組織管理條例》規定在地市按照行政區域設置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三級管理體制。但長期以來，由于受一線警力不足的困擾，我國公安一線的接警出警狀況一直不理想。據相關資料統計，在城市，一線警力與人口的比例西方國家是1:300，而我國有些地方則低至1:1250.因此，我國的公安機關在維護治安、打擊犯罪、保護群眾、服務百姓等客觀需求日益增長的情況下，許多地方都存在著一線警力不足、資金緊張的問題。相反，處于指揮層級的公安分局、市局公安機關的人員配備卻相對較為充足，形成“機關人多事少、基層人少事多”的局面。這樣的機構設置不僅增加了指揮層級和運行成本，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也使很多機關干部長期脫離一線，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以河南公安體制為例，嚴重的警力倒掛現象成為河南推動警務改革的主因之一。由市局、分局、派出所組合的沿襲了幾十年的三層指揮管理模式頭重腳輕、層次較多，分局內部警種、部門設置過多分工過細的狀況嚴重影響出警效率；指揮與實戰脫節，機關與基層警力倒掛，已嚴重不適應當前警務發展的需要。公安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并且很有

以政策性指令在全國推行的必要。

日前，針對河南公安體制改革，有學者表示由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決定了公安體制必須改革，并且將公安體制改革的經濟根源追溯至改革開放，由于改革開放導致經濟形勢和人們心理認知的極大變化，由此引起了公安職能的轉變, 公安機關改變過去主要依靠打擊（懲罰）犯罪，保障社會穩定的工作方法調整為以打擊（懲罰）犯罪和預防犯罪相結合，以預防為主的工作理念，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這就必須把警力沉到基層，從源頭抓起，從社會深層次原因上，來考慮化解矛盾，減少犯罪發生，維護社會秩序。尤如防火重于救火的道理一樣。筆者認為這個觀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在筆者看來，改革開放對公安體制改革或多或少會有一定影響，但一定不是直接誘因，也并非主要推動力。根據馬克思主義事物的發展是內外因統一的結果原理，外因是條件，內因才是關鍵。經濟因素至多是推動公安體制改革的外部原因，我國公安體制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公安體制要適應公安機關有效履行自己職能才是根本原因。

二、淺析大慶、河南公安體制改革

（一）、大慶公安體制改革

大慶公安體制改革最大的特色是，變“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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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為“條塊結合、以條為主”。改革前后對比，市公安局加強了對各公安分局的直接管理，不僅對業務工作進行協調指導，對分局干部監督建議；而且，分局的經費也統一由市財政保障，市局對分局財務管理行使監督權。其次，大慶市公安體制改革減少管理層次，變市局、分局、派出所三層管理為市局、分局兩層管理。重新思考警力資源的優化配置，根據警務實際，綜合考慮出警半徑、治安狀況等多種因素，按照轄區實有人口10萬人左右、配置警力100-150名標準，撤銷派出所管理層級，把市區10個公安分局和70個派出所合并，重新設置為20個公安分局，作為綜合性獨立作戰實體，行使縣級公安機關和派出所的職權，實現三級管理為兩級管理。在公安機關內部組織機構的設置中也有巨大突破，在市分局，變“多部門、多警種、多派出所”為“三警種、一部門”，即社區警務、治安巡防、刑事偵查和法制綜合三個警種一個部門，內設機構由平均20個左右統一合并為4個；將反恐處與情報信息中心合署辦公，將社區、經保工作由市局治安支隊轉為國保支隊管理，構建“大情報”、“大國保”工作體系。在縣局，工作職能由指導轉為實戰，內設機構由原來平均30個左右整合為8個，撤銷縣城內的全部派出所。在農村，將全市61個農村派出所合并為31個中心派出所。

與此同時，在完成出警任務的具體工作中進行優化組合，實現機制創新。在社區、治安、刑偵“三警種”實行“二人一組、三組一隊”建制。“二人一組”即搭檔制，實現強弱搭配、不同警種搭檔。以做到互相學習、彼此監督、保障安全目的，構成最基本的戰斗單元。“三組一隊”即6人隊，形成最小的作戰實體。同時全警下沉，深化公安交管、消防體制改革，形成全警管交通、全警管消防新格局。按照“扁平化”模式進行機構調整，市局將交警支隊的9個勤務大隊、公安消防支隊的6個消防科人員全部下沉分局，與分局社區、治安共同負責交通、消防工作。

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不僅是在機構設置重組方面還是在具體工作中，都集中體現了合作辦警務的特點，這就極大精簡了辦案程序，縮小了辦案成本，增強了機構和警員之間的協調性，提高了辦案質量。同時，警力下沉，優化了警力配置，增強了基層警務力量，保障了見警率，提高了破案效率。另外，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也注重對警察人身權利的保障，加強了對警察權力運用的內部監督，有許多成功之處值得借鑒。

但是，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也出現諸多問題。首先，按其改革要求來說，其改革希望培養出“全能警種”，但這種培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比如說普通民警管交通）。據社會調查顯示，派出所民警綜合能力要比公安分局警員強，公安分局警員要比派出所民警更具有專業化，這是由其一直以來所面臨的工作決定的。現在大慶公安體制改革取掉派出所的牌子，走專業化道路；但是所有警員都必須提升綜合素質，適應社會化的要求，可見大慶公安體制改革在專業化和社會之間的取向并不明確。其次，變“條塊結合、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為“條塊結合、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精兵必然會簡政，改革后的公安管理無法覆蓋社會的各個角落。公安分局無法全面覆蓋社會，公安分局亦不再可能管理民眾的日常瑣事。同時，改革后的公安分局由于管理的地域比較廣，可能導致民警出警不及時。這樣的改革，于民不利于問題的及時解決，于警察組織不利于樹立良好的警察形象，所以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依舊存在諸多值得商榷和改善的地方。

（二）、河南公安體制改革

河南公安體制改革發源于商丘，成型于新鄉。在這次警務機制改革中，各地市大膽采用“一減一加”的工作方法：“一減”即機構設置以減為主，市區原有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被整合為派出所，由市局統一指揮；同時，將交警、巡特警、治安警、刑警整合下沉到派出所統一管理，實行“四警合一”。“一加”則是指民警的單警職能以增加為主，一名民警同時滿足多個工作崗位需求，實行“一警多能，綜合執法”。具體而言，就成型的新鄉公安體制改革來說，把“三層管理”變為“兩層管理”，原來的6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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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市分局和23個派出所被撤銷，取而代之的是新組建的12個派出所。新組建的派出所其內設案件偵查大隊、治安管理大隊、社區警務大隊、交通巡防大隊和勤務綜合室，突破了交巡警、特警、治安警、刑警等警種職能的劃分，實行四警合一、一警多能。

社會上對于此次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可謂是褒貶不一。其中，支持一方認為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首先，以警力下沉到一線、減少指揮層級為特征的新型警務管理模式優化警力配置，提高了警員配備水平和質量，有效緩解了基層警力不足的現狀。其次，新的公安體制縮短出警時間，提高警務效率，降低刑事案發率，方便群眾生活，提升了警察形象。將公安分局警力下放到派出所以后，雖然派出所總數量減少，每個派出所所管理的范圍大大增加，但是大大簡化了出警程序，以此縮短出警時間，提高警務效率；同時提高了警員的專業化素質，增強警察組織的社會化水平，可謂是真正意義上的精兵簡政。再次，公安體制改革以后，大量警力深入基層，與大量社會人員面對面接觸，利于犯罪情報信息的搜集，促進了公安按系統信息化建設進程，做出大量偵破刑事案件必須做的基礎工作，適應了刑事案件偵破時代變化的需要。

但是，由于受我國警務工作社會現狀、相關法律法規及財政支出的限制，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出現諸多問題。第一、與適應國家法律產生困惑。根據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可以看出，在我國一定行政區域內治安管理的執法責任主體和治安管理處罰主體主要是縣（區）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公安機關。河南公安機制改革將公安分局并入派出所，派出所治安管理行政權力極為有限，另外，縣局處理的案子完全集中到市局，又增加了市局管理的負擔，這種凡事都直接面對市局高層集中統一的執法審批流程延誤了基層執法的實效性和便捷性，更不利于方便人們的生活，造成了新的警力資源的浪費，出現新的警力失衡。第二，此次改革與其它國家機關（主要是司法機關）的工作對接產生困惑。《刑事訴訟法》規定“擁有刑事案件偵查權和采取強制措施權的最低一級公安機關只能是縣（區）級公安分局”；另外，“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去掉分局這一級，其它兩個同級機關在針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訴訟的過程中不免會造成諸多疑惑和工作對接補上的情況，容易造成基層行政秩序的混亂。即使像新鄉，改革后的派出所有分局和派出所兩個牌子，雖說名義上符合法律要求，但總讓人感覺這是被迫之舉并質疑它的功用的發揮，就像一個專升本的院校在初始的整體實力肯定無法與早先的本科院校相比。第三、對于基層警員來講，此次改革創造力更多晉升機會。整合后的派出所為縣級建制，副處級、正科級、副科級崗位增多。崗位晉升意味著待遇的大大提高，從而導致了財政支出的大大增加；不僅如此，改革也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公安分局并入派出所，導致許多人員去留的利益平衡問題，從而引發了一些人跑官要官的不正之風，致使改革利益被觸及者反對的聲音一浪接過一浪。

三、公安體制改革新模式的探討及推

廣

對比大慶與河南的公安體制改革，筆者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都是在精簡原則基礎上實行的改革。公安機關遵循精簡原則，有利于保證和促進各級公安機關的靈活運轉，提高工作效率。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公安機關的組織及其人員要精干；二是公安機關所承攬的政務要簡化，不能包攬一切公共事務，應按照屬地原則，下放權力，減少領導機關的事務性工作。鑒于我國呈現的警力不足的現狀，大慶與河南的改革不存在減少警員的工作，都努力在警力的優化配置方面做文章。但是，對于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來說，撤銷派出所，就不存在權力下放的問題，那么一些民眾訴求的日常瑣事該誰來管；對于河南公安體制改革來說，撤銷公安分局，大小事務市局統一調度，反而增加了市局的權力和工作，并沒有達到政務簡化的目的。

其次，大慶與河南公安體制改革，不僅在層級上有三級變成了兩級，在公安組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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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層公安體制改革的思考及新的探討

構內部也做出了巨大的調整。這實際上是堅持整體效能原則的結果，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整體與部分相互聯系的原理，當部門以優化合理的結構組成整體時，整體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不管是大慶公安分局內部機構的重組，還是河南對并后派出所結構的優化，都有利于警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大大提高了警務工作效率，有利于警察職能的實現。

再次，大慶與河南公安體制改革最大的不同在于大慶公安體制改革撤銷派出所，強調“條”的作用；而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并掉公安分局，重視“塊”的功能。不管是強調“條”的作用，或是重視“塊”的功能，筆者認為，這只是一個形式上的區別，其結果也是各有利弊。

我們是否應該更好的堅持條塊結合，吸取大慶公安體制改革和河南公安體制改革的優點，探索出一條能夠利用雙方優點的模式。實踐告訴我們，以“條”為主的的管理，有利于簡化程序，提高層級管理的效率；以“塊”為主的管理，有利于擴大社會覆蓋面，便于實際工作的開展。因此，我們就應該堅持“條塊”結合，既要做大做強“塊”的部分，又要做精做簡“條”的部分。大慶公安體制改革在做精做簡“條”的部分和有特色，撤銷了派出機構，明確了公安分局與市局的層級，我們就做精做簡公安分局；河南公安體制改革在做大做強“塊”的方面成績顯著，大量警力下放，極大充實了基層警力，我們也要做大做強派出所。

綜合起來，筆者提出以下設想。第一、壯大充實基層派出所警力，權力下放，事務性工作的權力下放到基層,擴大基層派出所職權，警務人員從公安分局抽調，這樣能保證基層警力配置與水平，擴大治安管理覆蓋面，提高出警率和辦案效率。如此這樣，基層派出所借鑒河南改革實行“四警合一”改革模式。同時，提高派出所干警待遇，協調被調動人員的利益平衡。

第二、將公安分局進行組織結構的合并和多個公安分局并為一個分局，分局緊緊把握管理性工作權力。公安分局進行組織機構

重組和分局合并后騰出的警力下放到派出

所，組織機構重組和分局合并借鑒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三警種一部門”的模式進行。改革后，公安分局依舊對基層派出所擁有原來的指導、監督權，上可銜接市局工作。但是，這樣的改革，使得公安分局和市局功能和性質出現重合，其區別僅僅是層級上的，實際上職能差別并不大，這就造成了另外一種的警力資源浪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市局和分局都應該加強精兵簡政的工作，或者慢慢淡化市局級功用，再施以政策引導，使市級行政機關慢慢淡出歷史舞臺。改革不同于革命，不可能達到一蹴而就的效果，因此要尤為重視循序漸經的過程。

最后，在大慶公安體制改革中，在社區、治安、刑偵“三警種”實行“二人一組、三組一隊”建制，這一創舉可引用到做大做強基層派出所的工作中。他對于基層警員由專業化到社會化的轉變，由單一性到綜合性的轉變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老民警與新警員搭檔，原來派出所民警與下放公安分局專業警員搭檔，不同警種進行搭檔，極大優化了警力資源配置，提高了基層派出所機構的綜合實力，有利于公安體制社會化的進程。

【參考資料】 張建明、蔡炎斌、張麗園主編《公安學基礎理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對現行公安體制的幾點思考》 作者：李鴻斌 《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年第5期（總第72期）《派出所警力配置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 作者：朱從強 《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06年第二期（總第89期）《我國警務社會化的制度分析》 作者：方圓 《福建警察學院學報》2010年第四期（總第116期）5 《社會治安體制改革的重點與目標》 作者：丁開杰 《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10年第一期（總第112期）《西方機務改革的歷史與趨勢》 作者：王大偉 7 《我國公安體制改革的首要問題是什么？》 作者：徐衛東 《論縣級公安體制改革之路》 作者：李康樂 9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在邏輯》 作者：虞崇勝 張光輝 《理論探討》（哈爾濱）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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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對新媒體時代基層公安宣傳工作的思考

對新媒體時代基層公安宣傳工作的思考

機等新興網絡和手機媒體的迅速發展，人們獲取和傳播信息的途徑，已逐漸從依賴傳統媒體向依靠新興媒體轉變。基層公安宣傳工作如何順應新媒體時代要求，把握宣傳工作規律，樹立新理念，尋求新途徑，變革新方式，著力在創新上求突破，以宣傳效應的正能量提升隊伍戰斗力、樹立良好形象，避免和減少涉警負面輿情帶來的危害，已成為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基層公安機關不容忽視的課題之一。

一、客觀審視當前基層公安宣傳工作與新媒體時代不相適應的主要問題

（一）工作理念不適應。當前，個別基層公安機關和民警對公安宣傳工作順應新媒體時代，在理念上存在著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一是對面臨的新媒體輿論環境特點把握不準。有些人對公安信息發布的開放性、公眾對公安工作的參與性和社會輿論的引導性認識不足、理解不深、理念滯后，缺乏與時俱進和科學的理性認識，對新媒體時代公安宣傳工作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認識不清。二是順應新媒體的工作理念沒有效轉變。少數基層公安機關及民警沒有打鬧順應形勢發展變化的宣傳工作新的思想基礎，在認識上缺位。有的認為：“在報紙、網絡上見一篇稿子，不如破一件案子。”“在電視上見一段影子，不如多發一點票子。”重業務、重實惠、輕宣傳現象在一些地方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有的宣傳意識雖然較強，但觀念不新，仍以舊思想、老觀念看待新形勢下的公安宣傳工作，沒有真正樹立“宣傳出戰斗力”的思想和“宣傳也是中心工作”的理念。三是對涉警負面輿情重視引導有差距。少數地方和民警對新媒體各載體的地位、特點、作用等缺乏認識，對公眾關心關注涉警輿情特別是涉警負面輿情，不能作出及時有效回應，公安宣傳工作處于被動境地，甚至在有的地方發生了某些涉警輿情被網民、網友、公眾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炒作、發酵、放大，成為了有礙隊伍戰斗力和形象提升的負面輿情。

（二）工作導向不適應。一是重視內部信息宣傳，忽視利用新媒體對外宣傳。一些地方為完成上級下達的內宣任務，從縣級公安機關到基層所隊和民警，便把宣傳工作重心放在了只想完成信息任務、爭取不扣分的所謂“關鍵點”上。以編、造、拼、攻和假、大、空、虛的方式，應付硬性指標任務，信息宣傳脫離實際、質量差。二是重視內網宣傳，忽視對外宣傳。在公安內網中，因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局域網的保密性，內網上所登載的信息，社會公眾無法無權瀏覽和閱讀，黨委、政府和人民群眾無法全面知曉公安機關在維護穩定、打擊犯罪、治安管理、安全防范、化解矛盾、規范執法、服務群眾等方面的工作情況和業績。目前，一些地方網來網去、相互粘貼、自娛自樂、宣傳面窄，出現了“內宣鬧熱”、“外宣淡白”的“反差過度”現象。三是重視內宣考核記分和獎勵，忽視對外宣傳效應。個別地方內宣任務下得過重，對外宣任務只重視報紙等傳統媒體，忽視了利用互聯網、博客、微博、微信等網絡媒體、手機媒體進行宣傳。在考核記分和獎勵上，內宣記分過重、獎勵過爛，外宣記分獎勵少，由此造成基層所隊不注重與新聞媒體溝通，外宣稿件量少質弱，“豆腐干”多，重量級、大篇幅和專題性、系列性的先進典型宣傳報道，在互聯網、官方網和媒體網站上宣傳很少。

（三）工作手段不適應。一是缺乏與主流媒體網站的溝通。在省級、地方級主流媒體網站的聯系溝通上，不少基層所隊對其網站的特點、作用等認識不足，與新聞媒體單位和編輯等主動聯系少、情感溝通少，就連投稿的基本方式、途徑、主要受眾面、可采用公安機關的何種新聞信息等都一概不知。二是缺乏主動運用新媒體回應公眾關心關注。有的在發現涉警負面輿情時，思想敏銳性較低，把局、所、隊長和民警的博客、微博作為擺設，沒能及時有效地運用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發布有益信息，主動去引導、去回應社會公眾對某時某事的極大關注，沒有以宣傳效應的正能量去正確引導公眾、網民和網友，及時避免、減少和消除涉警負面輿情帶來的危機危害，在個別地方出現因引導處臵不力，導致“導火索”引發“爆炸”，出現危害社會公共安全事端。三是缺乏主動應對媒體和輿論引導。少數地方對涉警輿情引導重視不夠，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不強，特別是在發生涉警負面輿情和輿論時，對引導工作原則和方法等理解不深、把握不好，沒有搶占先機掌握話語權和主動權。有的未建立健全重大新聞發布制度，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機制不健全，對發布信息“贏得第一落點、搶占第一落點”的理念沒形成應有共識。“先入為主、先聲奪人”的引導處臵法運用不夠，“救火隊”、“打架后放搞腳”、“雨后送傘”等現象和教訓式的案（事）例屢見不鮮。

（四）工作重點不適應。一是偏重破案宣傳，忽視隊伍建設創新舉措和先進典型宣傳。個別地方對破獲的大要案件，利用公安網、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以及互聯網、地方官方網站和新聞媒體網站進行“轟炸式”的大量宣傳報道，但對隊伍建設中的新舉措、新亮點、新人物等宣傳不多不深，特別是隊伍中涌現出的先進典型人和事宣傳少。忠誠、勇敢、正義、威嚴、親民而鮮活的人民警察形象在公眾中沒有刻下清新印記和打下深深烙印。二是偏重工作成效宣傳，忽視工作過程宣傳。少數地方對專項行動總是以講功勞、列數據、玩“文字游戲”來表現，沒有將采取的新辦法和下的苦功夫講明說透，波瀾曲折、細致入微、引人入勝、鮮活高大和扣人心弦的工作過程和精彩場面等，在簡報或事跡中很難見到。三是偏重宣傳任務數量取勝，忽視中心工作宣傳策劃。有的為完成下達的宣傳任務，通過細化目標責任、建立落實獎懲激勵機制等措施，促進了宣傳任務的按時完成，但有的對宣傳工作重點，沒有結合本地實際制定宣傳方案，在緊扣中心工作、專項工作、專題工作等方面，缺乏周密而科學的宣傳策劃，出現宣傳工作“神散”，對全局性、階段性中心工作宣傳不突出、不鮮明，成了“無主旨、無中心”宣傳，造成了“內行不上心、媒體不愿用、公眾不愛看”的現狀。

（五）宣傳隊伍不適應。一是隊伍素質急需提升。目前，內勤民警或文職、協勤人員是宣傳隊伍的主力軍，但大多數人是剛跨進公安門不久的新警或文職、協警人員。這些人中，公安工作經歷少、經驗少、專業知識少，不少人沒經過宣傳工作知識技能培訓，深感對宣傳工作思想敏銳性不強、知識不系統和技巧不高，收集整理素材和信息缺方法，想寫好信息或稿件欠功底。同時，因工作繁雜、任務繁重等原因，不愿寫信息、寫新聞稿件的現象普遍存在。二是順應新媒體能力急需提升。在一些基層專兼職宣傳干事中，缺乏對新媒體時代與公安宣傳工作的認識，缺乏與新聞媒體打交道的溝通能力，缺乏運用新媒體手段和載體的宣傳技能，缺乏對涉警輿情特別是涉警負面輿情的觀察力、應對力和主攻力，在處臵本地本部門的涉警負面輿情時，不會用新媒體手段去有效回應或引導。三是務實進取的作風急需提升。宣傳工作是一項原則性強、責任感強、費時費神“爬格子”的工作，需要有過硬的本領和務實的作風來有力支撐。在現實中，有的缺乏為公安宣傳忘我工作、腳踏實地、樂于奉獻的精神，缺乏深入實際、務實進取、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圖數量忘質量，東拼西湊，對新媒體多元化、立體化傳播途徑把握和運用不夠好。

二、主觀原因淺析

（一）認識不足是直接原因。認識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反映。在傳統與現代媒體并行并用的今天和將來、新媒體逐漸占據傳播優勢的時代背景下，公安宣傳工作面臨著新媒體時代傳播方式數字化與網絡化、受眾思想觀念和信息接受方式可變化、社會思想空前活躍和社會價值觀多樣化、以及公安信息發布的開放性、公眾對公安工作的參與性和社會輿論的引導性等新特點和新情況，但有的把握不準。由于對新媒體特點、作用及其運用方式了解不多，思想上沒有與時俱進的思想基礎和進取精神，在宣傳工作機制建設、策劃與創新、隊伍素質與能力建設、經費投入與硬件建設和與新聞媒體溝通等方面重視不夠、用力不足，從而導致基層公安宣傳工作與新媒體時代不合拍。對涉警負面輿情，有的思想不敏銳、洞察力較低，沒有以新媒體多元、開放、快捷、高速、面廣、容量大、公眾多等特點與作用，對事前事中采取“先入為主”、“輿論先行”、“先聲奪人”的辦法去有效引導，總是以“屏蔽”、“網上巡查”來簡單處臵，導致一些地方輿論“發酵”、“著火”、“助燃”，工作被動。同時，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外宣工作淡化弱化，同時也給宣傳工作出戰斗力、出新形象帶來了非積極影響。

（二）運用不力是主觀原因。運用是一種方法論，是基于對認知事物的實踐活動。從主觀上分析，由于一些地方和民警對新媒體信息引導、輿論引導的承載力和影響力認識不充分，特別是對我國新媒體的作用了解不多，因而在運用上顯得乏力。據有關介紹，近年來，全國互聯網和手機網民已超過6億，微博用戶群體有3億多，互聯網和手機網絡已成為傳播新聞信息的重要渠道。作為公安機關，社會公眾歷來普遍關心關注，一些工作和行為稍有不慎出現閃失和紕漏，就會引來社會公眾熱議。譬如，因有的在執法、管理、形象、服務等方面出現問題，甚至造成涉警負面輿情時，社會公眾、網民、網友等利用自己的“麥克風”發表意見、言論，但有的對此重視不夠，不會用、不善用新媒體手段“搶占和贏得第一落點”，沒有很好地利用新媒體輿論引導來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在運用上出現了“斷層”現象。同時，對有效運用新媒體手段，沒有建立常態化長效運行機制，相對固定的宣傳力量和較為精良的設施設備配臵不強，也導致了某些地方在遇到緊急突發事情時，充分依靠宣傳輿論引導社會公眾，顯得比較被動和蒼白無力。

（三）素質不高是內在原因。從目前宣傳工作存在的問題看，宣傳隊伍素質問題也是影響和制約宣傳工作質效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是想不到，二是為不到，三是辦不到。一些專兼職宣傳民警由于不重視對新媒體時代的認識、不重視對適應和順應新媒體時代新知識的學習和能力培養、不重視運用新媒體觀念去思考問題等，便出現了三個“不到”。一則對新媒體時代公安工作所面臨的空前開放、高度透明、全時監督的輿論環境認識不清或認識膚淺。這是“想不到”的原因。二則不重視宣傳隊伍建設，在硬件建設和機制建設等方面缺乏與時俱進的過硬措施，造成一些宣傳民警想干干不了。這是“為不到”的原因。再則由于受具體工作任務繁重影響，一些從事宣傳工作的民警沒有更充裕的時間和充沛的精力去思考宣傳工作，對新媒體下公安宣傳工作面臨的形勢與任務，缺乏觀察力、應對力、引導力和溝通力，對一段時期宣傳重點是什么，怎樣做好正面宣傳引導，怎樣拓展宣傳領域以及搞好宣傳策劃和創新等，缺乏前瞻性思考和謀劃。這是“辦不到”的原因。加之，有些民警不愿意從事內勤和宣傳工作，有的沒有機會去參與應對涉警負面輿情研判，造成耳不聰、目不明、心境不寬廣，僅靠被動地接受任務。

三、幾點思考

（一）強化對新媒體作用的認識。近年來，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等已成為公眾特別是中青年群體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目前，全國網民已有5億多，數字化、網絡化帶來了傳播方式的巨大變革，人人都有麥克風，個個都有話語權。當前，基層公安宣傳工作面臨信息發布主體從單一走向多元、公眾對公安工作的參與性越來越高和時代要求社會輿論的引導性等新形勢和新特點，同時面臨四個新挑戰：一是傳播主體的多樣化，個人和社會組織在信息傳播中的地位空前提升；二是傳播模式發生重大變革，顯現出極強的群際傳播特點；三是傳播內容多元海量，公眾獲取信息更加便捷；四是傳播速度加快，影響范圍廣泛。作為基層公安機關，社會公眾對公安隊伍在打擊犯罪、執法活動、治安管理、服務群眾、隊伍建設及整體形象等方面特別關注，信息傳播速度可以秒來計算。因而，務必以清醒的頭腦對新媒體特點和作用加以足夠認識、理解和運用，充分運用好新媒體具有一針見血、殺傷力強、觸及面廣、方式多元、傳播快速、受傳者多等作用，在遇到出現負面涉警輿情時，通過傳播方式多元化的途徑，第一時間主動掌握話語權，盡快消除其影響、危機和危害。

（二）強化對涉警輿情的輿論引導。涉警輿情，說到底就是涉及公安工作人與事的各種積極或非積極情況。孟建柱指出：“全面提升新媒體時代社會溝通能力，以開放自信的態度，更加積極主動回應人民群眾期待和關切”。這就要求我們要通過及時有效的信息宣傳工作，最大限度地滿足群眾和媒體的知情權，接受群眾和媒體的監督；要正確認識和理解輿論引導能力與黨的執政能力的關系；要充分認識和理解輿論引導能力與提高公安機關執法能力的關系。在當下，應把提高輿論引導能力作為加強執法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來抓，切實增強準確把握判斷涉警輿情的能力、正確應對輿論關注的能力、主動運用輿論推動工作的能力。工作中，按照“及時準確、公開透明、有序開放、有效管理、正確引導”的基本原則，改變過去應對輿論的思維方式和方法手段，樹立媒體意識，增強媒體服務意識，提高應對媒體采訪的能力，切實提高涉警輿情處臵、涉警輿論引導的能力和水平，在重大涉警輿情、涉警輿論的引導中充分運用新媒體搶占先機，掌握話語權，贏得主動權。

（三）強化宣傳工作的策劃與創新。在新媒體時代，基層公安機關應積極通過宣傳效應的正能量來提高隊伍的戰斗力和人民群眾的滿意率。基層公安機關在宣傳工作中，應當切實抓好策劃與創新工作。在策劃方面，要借鑒和學習企業營銷宣傳策劃的工作理念，通過成功的宣傳去贏得市場、占領市場。這些年來，全國公安機關涌現出的任長霞、邱娥國、濟南交警、漳州110等先進典型形象都是靠精心策劃提煉出來的。我們應當堅持“中心工作整體策劃、重點事項專題策劃、大事策劃出效應、小事策劃育亮點”的工作思路，緊扣工作、圍繞重點工作，策劃廣場宣傳、媒體宣傳和內外宣傳；策劃隊伍中涌現出的先進典型，讓榜樣的力量在社會上產生強大感召力；策劃專項重點工作成效宣傳，讓人民群眾感受到真實鮮活、有親和力。在創新方面，基層公安機關和民警要充分運用新媒體的各種載體，把隊伍中的先進典型人和事、工作中出現的輿情和輿論，通過新媒體進行廣度、深度和縱橫向宣傳，特別是對涉警輿情的處臵進程要盡可能通過新媒體進行宣傳，對涉警負面輿情要盡可能通過研判，并通過網絡媒體、手機媒體進行輿論引導，防止涉警輿情尤其是涉警負面輿情帶來危害，把人們的思想、言行等統一到正確的、理性的軌軌道上來，贏得最廣大人民群眾對公安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四）強化順應新媒體的機制建設。要做好新媒體時代公安宣傳工作，機制建設尤為重要。筆者認為，應著力抓好四項機制建設：一要抓好宣傳隊伍素質提升機制建設。建立素質培育機制，加強宣傳隊伍思想、紀律、作風和能力建設，提高洞察力、分析力和應對能力。二要抓好宣傳工作激勵機制建設。堅持內宣與外宣并重并用的原則，用必要的經費獎勵有功宣傳人員，開展優秀宣傳員評比表彰活動，激發宣傳人員積極性。同時，通過必要的改進措施，強化新媒體信息新聞宣傳工作，鼓勵民警自覺應對各種涉警輿情，盡量減少涉警負面輿情的發生。三要抓好涉警輿情研判工作機制建設。建立健全涉警輿情信息研判機制，暢通和完善涉警輿情信息匯集報送渠道，組建輿情宣傳員隊伍。各相關警種密切協作，及時掌握社會穩定方面的熱點、難點問題以及與之相關的輿情動態。加大對重點社區、論壇、特定QQ群和特定搏客等網絡場所的巡視，收集、掌握媒體的反映以及社情民意，定期不定期地對輿情走向進行分析、預測，力爭在第一時間發現輿論炒作苗頭，防止不實傳言通過網絡輿論進行擴散，激化人們的情緒。四要抓好涉警輿情引導工作機制建設。建立一支信息新聞宣傳隊伍，主動發布警務信息，積極為各媒體和公眾提供有價值的警務信息，滿足公眾需求，對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社會廣泛關注的突發案（事）件，盡可能在第一時間用權威聲音從源頭上杜絕負面炒作。工作中，要占領網上輿論高點，準確把握社會情緒引導，建立公安門戶網站，公開工作信息。將網絡作為最大限度澄清事實、宣傳公安工作成績和體現公安機關良好形象的新型平臺，通過網絡平臺了解民意、匯集民智，暢通群眾參與政治和利益表達渠道，及早發現問題、處臵問題，構建民眾廣泛參與、有序互動的輿論新環境。對已經熱炒起來的輿情，采用發帖、跟帖、回復等方法引導討論，積極疏導社會情緒，最大限度地消除負面影響。

第四篇：關于公安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考[模版]

關于公安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考

李文南 陳金祿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公安工作的改革一直備受社會的關注。盡管各級公安機關近幾年來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嘗試，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但是，由于公安機關現行管理體制的制約，這些探索和嘗試大多都還停留在具體警務工作上，對現行公安管理體制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問題，由于長期以來我們自身的思想束縛太多，實事求是地解放思想不夠，因而從理論研究至實踐探索則仍然步履蹣跚。當前，進一步研究和解決公安機關管理體制的改革問題，已經成為牽動整個公安工作改革大局的關鍵。只有抓住和解決好這一關鍵問題，才能繼續深化公安工作的其他改革措施，增創新時期公安工作的新優勢，從而全面推進公安事業的發展。

一、現行的“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存在的不良狀況

公安機關現行的管理體制可概括為：“統一領導，分級管理，條塊結合，以塊為主。”即由同級黨委、政府和上級公安機關雙重領導，以同級黨委、政府領導為主的體制。這種“以塊為主”的管理體制是建國以來一直實行的，確實在過去的公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它適合于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治安狀況，因而運行順暢。但是，隨著整個國家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這種管理體制所引發的弊端，在近幾年來就顯而易見了，主要的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條塊分割過細，管理權力分散。

對于公安機關這一龐大的工作系統，要管理其工作及人事、財政等等，劃分適當的“塊”去實施是必要的。由于我國地域之間客觀上存在的差異，如果公安機關搞全國上下“一桿子”插到底，顯然是不現實的。現行公安管理體制規定以塊為主、分級管理公安工作，這與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區域內相對獨立和封閉的經濟及治安狀況，是能夠適應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經濟狀況還是治安狀況，都已經打破了“塊”的封閉性，趨向于“塊”與“塊”的聯系性。因此，這種以塊為主的分級管理明顯地使公安管理權力過于分散，阻礙自上至下的警令暢通，已不能適應公安工作的需要。更為突出的是，有些地方的黨委和政府在“分級管理”、“以塊為主”的名義下，出于分擔公安經費而不是工作需要的考慮，把“塊”劃得過細，如把市的公安分局放到區、把派出所放到街道（鄉鎮）去管理等等，由此導致了基層黨委、政府使用警力從事諸如催糧、征稅、推行計劃生育等等非警務活動，招致了人民群眾對公安機關的諸多非議。還有些地方把“以塊為主”的“分級管理”視為劃地而治、各自為警，把所管轄區域內的公安機關當作保護本地局部利益的一支“自建自用”的武裝力量，因此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

（二）系統指揮不靈，執法監督不力。盡管現行公安管理體制中也強調“統一領導、條塊結合”，但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沖擊下，客觀上卻形成了統一領導不了、條塊結合不成的局面。從當今治安狀態的特點來看，跨區域的刑事犯罪，區域之間息息相關的治安問題等等，都要求公安工作加強“條”的管理和控制力度，以實現在更廣大的區域內公安隊伍行動上的集中統一。然而，在有些地方的基層公安機關，由于其人事、財政管理權主要歸同級黨委、政府，上級公安機關被架空，成了“名義”上級，往往對系統內部的一些必要管理措施都難以實施，自然也就更難做到在更廣大區域內公安機關的統一領導和指揮有效。

實踐表明，以塊為主的分級管理不僅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而且還不同程度地妨礙著基層公安機關正確地行使職權。在“以塊為主”的屏障下，有些地方的基層黨委和政府往往由于自身區域的、眼前的某些利益得失，甚至由于某些領導人的法制觀念淡薄，而打著黨對公安工作實施領導的旗號，強行對公安機關的正常執法行為進行不良干預。在這種強行干預面前，基層公安機關由于人事權、財權都受當地的管理制約，亦顯得無可奈何。上級公安機關也難以對下級實施有效的執法監督，管理權、指揮權更是名存實亡，“條”的權力在“塊”的權力面前顯得軟弱無力。長此以往，將嚴重地削弱公安機關的整體戰斗力，引發執法不公、執法不嚴的不良現象，最終將構成對國家法制建設的極大阻礙。

二、確立“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是新時期公安工作的必然要求

現行“以塊為主”管理體制存在的種種不良狀況，已經嚴重地制約著公安事業的發展，明顯地不適應當今公安工作的實際要求，必須進行改革。而且，現在已經基本具備了改革現行管理體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根據公安工作的發展趨勢和國家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由于管理體制而引發的諸多弊端，我們認為：公安機關應當確立“以條為主”的新管理體制，以求得在“條”的統一前提下，實現“條”與“塊”的有機結合。即：公安部接受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其它各級公安機關接受同級黨委、政府和上級公安機關的雙重領導，以上級公安機關實行統一管理為主的體制。這一體制可以概括地表述為：“黨委領導，統一管理，條塊結合，以條為主。”

確立和實行這一新的公安管理體制，將至少給公安工作創造以下三方面的優勢：

（一）能更好地適應新時期的社會經濟和治安狀況。

實踐告訴我們，公安管理體制能否與社會的經濟和治安狀況相適應，是直接影響著公安工作成敗得失的首要問題。公安工作面臨的經濟和治安狀況變了，就必然地要求公安管理體制作出相應的變化。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任務的實施，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在經濟領域打破了傳統封閉式的小“塊”，使人、財、物的流動進入更大的“塊”，甚至向無“塊”擴展。由此，牽動了社會治安在原先小“塊”范圍的相對確定性，向更大

“塊”以及塊塊緊密關聯的趨勢轉化。因此，現行管理體制中的“以塊為主”的“塊”，已經無法體現在經濟和治安方面的獨立意義，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只有建立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強化公安機關統一的指揮、監督和管理的力度，才能使公安工作在更大“塊”的范圍或者無“塊”的狀態下得到適應。

強調以條為主的條塊結合，有利于各級公安機關在執行國家法律、法規的同時，做到與執行地方性法規的一致，這也充分地反映了憲法中體現的法治原則。根據憲法規定：省、直轄市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民族自治地方可以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公安機關擔負著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兩方面的任務，無疑地不僅要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而且也應當執行本省級行政區域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因此，實行新的管理體制，一方面可以使各級公安機關在上級公安機關的統一管理下，保證全國公安工作在大局上的整體一致性；另一方面，各行政區域的黨委和政府又可以根據自己區域的經濟和治安狀況的特點，靈活地對本行政區域內的公安工作實施領導和監督，以適應“塊”內的特殊性。

應當特別強調，對公安機關的管理如果忽視“塊”的特殊性，一律實行“條”的領導和管理，也是不適合我國現有國情的。各行政區域之間在經濟和治安方面的差異，在短時期內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因而在對公安工作的管理上也就應當關注各自的不同特點，不能搞“一刀切”。

（二）能給基層公安機關提供良好的執法環境。

執法的嚴肅性和公正性，是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公安機關要實現這一要求，就必須排除來自各方面對執法工作的干擾，創造一個良好的執法環境。特別是縣、區一級的公安機關，它是承擔執法任務的基本單位，要辦理治安行政管理的全部具體工作以及各類刑事犯罪案件。調查表明，有些基層公安機關在執法工作中的不嚴不公及地方保護主義現象，許多都是在當地黨委、政府的強行干預下發生的。實行“統一管理”和“以條為主”的方式，基層公安機關在工作中，如果遇到同級黨委、政府與上級公安機關的指令有矛盾時，就可以以來自上級公安機關的指令為主，去處理工作事務。這樣，就在客觀上減少了地方基層黨委、政府對公安業務工作的不良干預。同時，從工作監督方面來看，“條塊結合”又保證了地方各級黨委、人大、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公安工作的監督權力，有利于各級公安機關實現公正執法。

（三）有利于完善和加強黨對公安工作的領導。

公安工作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這是我們應當堅定不移地遵循的一項基本原則。在公安工作中如何體現黨的領導，是公安機關在理論和實踐都應當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長期以來人們視為敏感的問題。過去，在－些地方的公安機關乃至黨的機關中，有不少同志認為公安工作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使各級公安機關（包

括派出所）一律接受當地黨委的領導和管理，公安機關的每一項工作都必須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之下進行。似乎一提到公安機關要實行“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就是犯了擺脫黨的領導之大忌，越了“雷池”，失卻了原則。其實，這是一種對公安工作堅持黨的領導的片面理解，歪曲了黨的領導的基本含義。

《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這就表明：黨對公安工作的領導，是通過政治、思想和組織三方面的領導，而不是去干預具體的公安業務工作；公安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開展工作，與接受黨的領導是一致的。因此，從組織的領導上來說，中共中央以及公安部黨委（黨組）的領導是黨對公安工作的最高領導；各級公安機關的黨委（黨組）依照憲法和法律以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對本機關公安工作實施的集體領導，就是黨對公安工作進行領導的具體體現；地方黨委對公安機關的領導，主要是配合上級公安機關黨委（黨組）加強對公安工作重大原則問題的領導和監督。公安機關實行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可以避免地方基層黨委對公安工作的權力干預過大，保證從中央到地方的統一，進一步完善黨對公安工作進行領導的實施。同時，也加強了中共中央以及上級公安機關黨委（黨組）對公安工作的領導作用，從而能有效地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于整個公安工作之中，實現黨對公安工作的政治、思想、組織的領導，維護黨對公安工作的領導權威。

三、實行“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

公安管理體制的改革，必然牽動公安機關其他方面的改革。“以條為主”取代原先的“以塊為主”體制，不僅是管理觀念上的更新，而更重要的是管理格局上的調整和管理權力上的轉移。因此，就要求公安機關在其他方面作出相應的調整乃至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來保證“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順利實行。當前，必須解決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以精干高效原則設置公安機關的各級機構。

目前各級公安機關的機構設置，從總體上看，呈現出一種無序和膨脹的狀態。特別是在80年代中期以來，各級公安機關不僅機構的名稱、級別五花八門，而且機構的數量也急劇膨脹。據調查，與80年代初期相比，省、地、縣三級公安機關的內設機構（不含派出所）和領導班子人數，在15年左右的時間里就增加了一倍左右。由于機構設置的無序和膨脹，也直接地引發了諸如機構之間職責交叉不清，管理層人員過多，機關化傾向嚴重，文山會海，辦事拖拉推諉等等弊端，嚴重地制約著公安機關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戰斗力的增強。

公安機關的機構設置，必須貫徹精干高效的原則。既要有精干的機構，也要有精干的領導班子。目前，要大力精簡中上層管理機構及人員，充實基層，使有限的警力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同時，要體現公安機關的特殊性：它既是政府機關的一個部門，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部門。因此，有必要適當提高地、縣兩級公安機關的機構級別。在人事管理制度上，也要采取設級別偵查員、評聘專業技術職務等措施，妥善地解決基層公安機關由于人員多、領導職位少而存在的嚴重壓職壓級的現象，提高廣大基層民警的政治生活待遇。為了規范各級公安機關的機構設置，應當盡快制定公安機關機構設置規章，使各級公安機關的機構設置有章可循，這也是“以條為主”“統一管理”的基本要求和具體體現。

（二）根據事權劃分原則，提高公安經費的保障水平。

《人民警察法》第三十條規定：“國家保障人民警察的經費。人民警察的經費，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分別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預算。”但是，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經費短缺的狀況長期以來一直嚴重地困擾著各級公安機關。據調查，許多基層公安機關每年得到財政部門核撥的經費，僅占全年實際支出的50%左右，不足部分只能通過罰沒返還、社會集資、行政性收費或者攤派等非財政渠道自行解決，由此引發了諸多的不良現象，損害了公安機關的社會形象，也阻礙著公安工作改革的深化。

要使公安經費得到切實保障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就應當建立有效的保障機制，按照事權劃分原則，確定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對公安經費的分擔比例。根據目前情況，有必要統一制定公安經費的基本保障標準，使各級財政部門在編制公安經費預算時減少主觀隨意性。同時，中央和地方財政部門要從鞏固國家政權和保護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局出發，逐年增加對公安機關的經費投入，逐步改善公安工作的物質條件。作為公安機關，也應當樹立勤儉節約過緊日子的思想，精打細算，量入為出，避免鋪張浪費和減少不必要開支，使有限的經費發揮出更大的效益。

（三）貫徹從嚴治警方針，強化條塊結合的公安工作監督機制。

公安機關的工作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與所在行政區域內的其他工作緊密關聯。在“以條為主”的管理體制下，盡管“條”的監督權力得到加強，但仍然需要“塊”的監督。為了保證公安工作的順利進行，實現從嚴治警，減少和避免執法偏差，必須強化條塊結合的監督機制，形成條塊結合的監督網，對安工作實施全方位的監督。各級公安機關切不可借以條為主的統一管理為名，去擺脫或者削弱“塊”的監督權力。

“塊”的監督，主要有同級黨委、人大、政府的監督，其他機關或組織的監督，以及來自輿論的、人民群眾的監督等多方面的監督。這種種監督，都是公安工作所不能缺少的。因此，各級公安機關在接受上級公安機關的管理和監督的同時，應當自覺主動地接受來自“塊”的監督。

公安管理體制從“以塊為主”向“以條為主”的改革，并不僅僅是公安機關一家的事情，它聯系著社會的方方面面，牽一發而動全身。作為公安機關，一定要在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下，爭取得到組織人事、財政等部門的支持和協作，創造和解決實行“以條為主”管理體制所需要的必要條件。同時，也要深入研究自身內部管理上存在的各種問題，加快對其他方面工作進行改革的步伐。這樣，才能保障新管理體制的建立、完善以及有效運行。

（作者單位：江門市公安局）

第五篇：關于對加強基層公安警務保障隊伍建設的思考

關于對加強基層公安警務保障隊伍建設的思考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從古至今，是歷代軍事家在運作戰爭前的首要任務。公安事業的發展壯大，以警務保障為基礎，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警務保障工作所涉及管理的內容是后勤上的所有事務，服務的對象是領導、機關人員、基層一線民警。新時期新階段，公安警務保障在加強公安被裝、固定資產、車輛管理、基層基礎建設等硬件建設的同時，更要注重提升軟實力，加強內部管理，逐步完善各類制度，以適應新的形勢和任務。作為一名基層公安警務保障民警就新形勢下的公安警務保障隊伍建設談幾點看法。

任何工作大到決策研究，小到具體執行，歸根結底都是人的事，每件事都是由具體的人去操作，具辦人是否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和過硬的業務素質，將直接決定需要辦理的事能否達到預期的目標。因此，警務保障工作首要就是狠抓隊伍建設，挑選“精兵強將”，建成一支勇于開拓、富于實干的高素質警務保障隊伍，使警務保障工作更好地為公安工作服務。

一、建設學習型隊伍，提高警務保障隊伍的業務素質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就是獲得知識、技能的活動。學習就是獲得知識，形成技能，培養聰明才智的過程。

（一）落實學習制度，強化業務素質。一是學習要有計劃性，要有學習制度，對業務學習的內容、要求、組織方法等進行統籌安排，確保學習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二是落實學習日制度，每周固定相對集中時間對上級一些重要文件、方案組織學習；落實檢查講評制度，定期進行檢查、講評，督促大家學習；落實學習交流制度，對警保民警的工作總結、經驗做法評審，組織一些好工作方法交流學習，而后組織大家進行評議，使大家互相學習，共同提高。

（二）堅持領導帶頭學，帶動民警主動學。一是警保領導要有自我提高的想法和行動，擺正工作和學習的關系，研討工作和學習之間的關系，用新眼光理解古人“磨刀不誤砍柴工”的經驗總結，尊重學習的應有地位，認識學習對工作的促進作用。二是帶頭學習，學理論、學管理、學業務，結合實際，拓展思路，務實創新，提高思想素質和管理水平，形成“講學習、學模范、找差距、比貢獻”的氛圍，帶動民警學習，不斷提高警務保障民警的業務能力和職業道德素質。

（三）強化培訓力度，嚴格考核指標。一是建立健全財務、裝備、基建、采購、固定資產、倉儲、應急保障等業務知識培訓制度，嘗試在警務保障民警中設立職稱，通過考試獲得相應職稱，優先提拔任用；二是定期舉行信息化業務比武競賽，以賽促學，將成績納入警務保障部門績效考核，晉升晉級培訓中相應加入業務學習內容，力爭達到警務保障部門民警會上機操作、業務流程基本知曉的目標，不斷提高工作效率。

二、建設創新型隊伍，激發警務保障隊伍的工作活力

創新是在新的觀念支配下、運用新的方法、開辟新的途徑、實現新的目標的思維活動和實踐活動。警務保障部門要結合警務保障工作發展趨勢和公安工作實際，積極探索研究經費保障“配額化”、裝備投入“精確化”、后勤管理“全息化”等警務保障創新和管理工作，進一步促進警務保障工作邁上新的臺階。

（一）堅持調查研究，理論聯系實際。一是調查研究是探索新辦法，解決新問題的重要渠道，只有切實了解警務保障中存在的瓶頸問題，才能找到合適的方法解決，最終助力公安工作。警務保障民警必須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確保調查材料的真實性。二是樹立全局觀念，確立“一盤棋”思想，避免分析問題產生片面性，解決問題出現盲目性，確保工作思路的科學性。

（二）加強日常分析，超前部署安排。“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體現了公安警務保障工作的超前性。一是新時期的公安警務保障工作，不僅要準備“糧草”供應“兵馬”，更需要對“兵馬”運動的方向、方式，“糧草”配備的數量、種類等進行超前分析研究。要做到警保工作的超前性。二是要建立健全日常性、階段性的研判制度，要對全年公安工作的目標了然于胸，對具體警保工作作出階段性、超前性安排，有計劃、分步驟進行。

三、建設廉潔型隊伍，堅定警務保障隊伍的職業信仰

廉政建設事關公安工作全局，是作好各項公安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一）加強政治修養，樹立廉潔意識。警務保障民警應堅持學習黨的十八大精神、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根據“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嚴格標準、嚴格措施、嚴格紀律；樹立正確的事業觀、價值觀和榮辱觀，時刻牢記“立警為公，執法為民”宗旨，時時自重、自省、自勵，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浩然正氣，不斷提高思想境界和道德修養，真正理解、支持、參與廉政建設，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防線，打造風清氣正的警務保障隊伍。

（二）加強道德修養，培養健康情操。一是立德立言，保持高尚人格。立德是做人做事的根本，為人處世、修身養德，在責任要求、紀律約束、個人形象方面不能混同于一般老百姓。同時要堅持誠信，要加強團結，反思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修正自我，言行一致，團結同事。二是克勤克儉，艱苦奮斗。艱苦奮斗、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我們黨的傳家寶。警務保障民警應增強節儉意識，在勤奮節儉中保持形象，做廉潔奉公的模范。三是清正廉潔，律己慎行。警務保障民警應加強個人修養，做到廉潔自律，培養健康、高雅的生活情操，認真貫徹落實公安部三項紀律、五條禁令等警紀條令，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守得住清貧，抵制不正之風的襲擾，抗得住庸俗關系的侵蝕，在紛雜的社會關系中明辨是非、鑒別美丑，保持清醒，培養高尚的個人情趣，保持嚴肅的生活作風，不參加任何色情、賭博或變相賭博活動，在贊揚聲中保持清醒，在奉承聲中保持自警，在誘惑面前保持堅貞。

（三）加強職業修養，樹立奉獻精神。熱愛本職工作是干好工作的前提，警保民警應認真對待自己的崗位，對自己的崗位職責負責到底，無論在任何時候，都尊重自己的崗位，對自己崗位勤奮有加，不求功、不求名，始終心懷奉獻精神。一是當好領導的參謀和助手。基層公安機關警務保障室具體負責全局的經費預算、財務管理、裝備建設、基層基礎建設等多項工作，所以警務保障室要當好領導的參謀和助手，為領導科學決策、科學理財提供準確地數據和參考，保證經費投入的準確性和合理性，當好“內當家”。二是當好保障的行家和里手。基層公安機關警務保障室應始終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弘揚踐行“忠誠、為民、公正、廉潔”的人民警察核心價值觀和“服務、求實、勤儉、廉潔”的警務保障精神，學習朱愛民,做一名警務保障好民警，促使民警樹立正確的職業道德觀，引導民警履行職責，熟練掌握被裝系統、裝備系統、固定資產系統以及財務人員的應知應會，積極探索警務保障新機制，努力當好保障的行家和里手。三是當好民警的后勤和幫手。基層公安機關警務保障室是基層的綜合管理部門，和實戰單位有著密切聯系，所以要立足本職，貼近基層，高效服務。

新形勢下，基層公安機關警務保障室應始終堅持“一切為公安工作服務、一切為公安基層服務、一切為公安民警服務”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開拓創新，充分發揮基層公安機關警務保障室的職能和作用，為公安工作的跨越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警務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