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完善建筑企業公司治理結構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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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建筑企業公司治理結構芻議

作者：張 奔

來源：《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年第02期

[摘 要]公司治理結構是一種現代企業組織結構制度的安排。我國建筑企業在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文章結合我國建筑企業的實際情況，從董事會、監事會、激勵約束機制等角度進行分析，提出完善我國建筑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公司治理結構；建筑企業

[中圖分類]F27

[文獻標識碼]A

第二篇：如何完善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結構

全面構建企業公司治理結構

內容提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對傳統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進行規范的公司制改造，而構建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實行公司制的核心。自中央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頒布實施《公司法》以來，特別是經過各方面試點，我國新的公司制企業大量形成。但是，由于受體制轉換的制約和操作缺乏規范的影響，目前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我國大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將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同時也面臨著加 入WTO的國際化挑戰，因此迫切需要采取更為積極的改革政 策，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以實現企業經營機制的根本轉變，加速企業體制與國際接軌，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

一、企業治理結構的基本概念

“企業治理結構”。

簡單地說，企業治理結構研究的是各國經濟中的企業制度安排問題。這種制度安排，狹義上指的是在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分離的條件下，投資者與上市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和控制關系，廣義地則可理解為關于企業組織方式、控制機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機構、文化和制度安排，界定的不僅僅是企業與其所有者（shareholders）之間的關系，而且包括企業與所有相關利益集團（例如雇員，顧客，供貨商，所在社區，等等，統稱stakeholders）之間的關系。這種制度安排決定企業為誰服務，由誰控制，風險和利益如何在各利益集團之間分配等一系列問題。這種制度安排的合理與否是企業績效最重 要的決定因素之一。

從提高企業績效的角度來看，企業治理結構所要研究的問題，大概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經理層、內部人的利益機制（The Incentive Issue）及其與企業的外部投資者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兼容問題；這里既包括經理層的激勵控制問題，也包括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這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焦點。第二類是經理層的管理能力問題（The Competency Issue），亦即由于 企業領導層（總裁、董事會）的管理能力、思想方式與環境要 求錯位而引起的決策失誤問題；管理學家往往對此更為關注。

從利益機制的角度來看，企業治理結構改革所要回答的是什么樣的企業制度最有利于“確保投資者在上市企業中的資產得到應有的保護和獲得合理投資回報”的問題，或者更具體地說，是如何保證外部投資者的合法權益不被企業的“內部人”（經理層和占有控股權的大股東）侵吞的問題。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指出，受雇管理企業的經理在工作時一般不會象業主那么盡心盡力。1932年，愛德夫。伯利（Adolph Berle）和嘉得納。彌恩斯（Gardiner Means）對企業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后產生的“委托人”（股東）和“代理人”（經理層）之間的利益背離作了經濟學的分析，奠定了“代理人行為”的理論基礎。由于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利益背離和信息成本過高而導致的監控不完全，企業的職業經理所作的管理決策就可能偏離企業投資者的利益。例如，投資者的目的是投資利潤最大化，而職業經理往往追求企業規模的最大化，這不但是因為經理人員的報酬在實踐上與企業規模呈正相關關系，而且是因為規模和成長本身所帶來的權力和地位。與此相比更為有害的是代理人的監守自盜現象，在企業管理上表現為各種侵蝕委托人利益的“代理人行為”。例如，經理人員用“轉移價格”的方法，以低價將企業資產出售給自己所持有、控制的其它公司（或以高價收購），給自己支付過高的薪金和反兼并“金降落傘”，擴張各種不正當的在職消費，等等。

由于這種“代理人行為”可能的存在，一個國家的企業治理結構對于作為“委托人”的外部投資者利益保護的有效與否，不僅影響到投資者與經理層、內部人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而且直接影響到該國的經濟發展。如果外部人（即“廣大股民”）的投資權益得不到足夠的保護，他

們就不會投資，或不會充分投資，社會的新生企業就難以得到足夠的起動資本。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企業內部的投資項目才可能籌集到所需的資金。但是，企業內部的最佳項目往往不是社會最優項目，其結果，不是社會總投資低于最佳水平就是社會投資項目的選擇次優。屬于這方面的問題有資金市場結構問題（如企業資金來源以股市為主還是銀行為主；企業的股權結構問題），上市企業的管理和資訊披露問題，企業控制權市場（兼并與反兼并）的管理問題，經理層的報酬方式和標準問題，經理與董事的人力資源市場的有效性問題，等等。從管理能力的角度來看，企業治理結構要研究的是應當如何構架企業內部的領導體系以確保企業的關鍵人事安排和重大決策的正確有效問題。管理學的研究認為，人的理性認識能力是有限的，對經濟利益的認識和決策方案的分析不可避免受到個人經驗背景和認知模型的過濾和折射。而且，主導人們行為的不但有對未來經濟利益的預期，還有人們的習慣，情感、知識結構、興趣愛好和種種下意識的心理活動。分析經濟利益對改革企業治理結構非常重要，但不完全。很多時候，人的決策所依據的并不是對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益的計算，而是出于對過去習慣了的行為偏好的剪不斷的感情眷戀，出于不愿正視痛苦現實的自欺欺人的心理趨勢，出于對虧損項目“再追加一點投資也許就能挽救過來”的一廂情愿的“承諾升級”（escalating commitment to a failing course）幻想，等等。從管理活動的實踐來看，大多數企業的失敗是一個漫長的衰亡過程。除了金融企業以外，可以說大多數企業的垮臺都是拖跨的。在漫長的下坡路上，發生變化的往往并不是經理人員的激勵機制，而是主管總裁的認知模型。這種由于認識問題，由于認知模型剛性化所造成的決策錯誤，并不是利益機制機制的調整所能解決的。經理人員的“代理人行為”僅僅存在于管理權和所有權分離的上市企業之中，而“認知模型錯位”問題則存在于所有的企業之中，包括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私人企業。屬于這一類的問題大體有：組織的衰亡過程與原因；企業決策體制的設置（董事會的獨立性和工作程序；對一把手的制度約束，等等），核心人事安排（總裁、董事、高層主管的選拔，高層領導班子的構成，總裁的管理生命周期，總裁和董事的評估和撤換程序），等等。

二、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和矛盾

（一）現實缺陷

1、所有者代表缺位，內部人控制現象比較突出。由于改革的早期主要是考慮向企業下放經營權，因此存在一種股東消極主義，即削弱股東權利和作用的傾向。在改制過程中往往還存在著內部人控制之下的一股獨大的現象，根據表決權的規定，可以使相當一部分侵犯其它中小股東利益的作法得以合法通過，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代理人問題或者說內部人控制問題是相當突出的。

2、監督、制約功能形不成合力。隨著上市公司、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出現了問題，甚至是相當惡性的問題，各個方面都感覺需要加強監督和制約機制。在企業財務上，國務院向大型企業派駐特派員，然后逐步演變為外派監事會牷在企業高管人員的任免上，加強了上級黨組織對其監督和評價的功能牷戰略決策則仍舊主要由經理層來決定。從公司治理結構的國際經驗上來看，對財務和經營負責人方面的制衡、制約機制與對公司的戰略決策的監督制衡作用還沒有結合在一起。我們注意到當前的制衡作用有了進步，但還是分離的和不夠完整有效的。

3、我國公司治理結構還有很多不到位的方面。例如：對利益相關者參與權的規定還不到位牷管理層的激勵機制問題引起了廣泛注意但尚不到位牷會計準則和審計服務有了不少改進，但從維護股東利益、信息披露的角度看仍不到位。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立法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存在的這些問題還會產生很多連帶現象。一些最早在國企改制上市公司中所發現的問題，后來在民營企業中有著諸多的效仿。市場上出現了控制權的爭奪，一旦有了控制權則可效仿前例去侵犯和掠奪中、小股民。總體上講，中、小股民的權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因此也很難要求市場上的中、小投資者以企業效益和投資回報為尺度進行理性投資。盡管目前有了很多進步，但仍需要有更多的基礎建設和監管方面的實際行動，才能真正使廣大投資者信服，在這之前，市場上短期獲利的投機動機仍舊會占較高的比例。資本市場上有一些實例，如當前大家相當關注的“鄭百文”例和“猴王”例，它們的問題有多方面的起因。如果我們頭腦中有明確的公司治理結構的概念，那么從這個角度可以發現，相當一部分起因和不良行為都可以歸因為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嚴重缺陷。

（二）立法的缺陷

1、股東會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現在：首先，國有股權比例高導致治理效率低下。在我國股份公司中，股權高度集中，為各級政府所控制的國有股比例高達44．9%。這表明政府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有足夠的控制力。這種控制雖可保證國有股的控制地位，但其不僅會造成新的“政企不分”，而且會造成治理效率低下。有研究表明：“國有股份占比例越高的公司，其治理效率越差”； [8] 其次，國有股權代表不確定，國有股權難以得到很好維護。我國《公司法》對誰有資格作為國有股權代表未作明確規定。實踐中依《股份制試點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規定》第13條辦理，將此項權力賦予了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從而不僅使國有股權代表的確定具有隨意性，而且由于國有股權代表缺乏作為所有者的利益驅動力而不會很好地維護國有股股東的利益；再次，大股東控制股東大會，對小股東利益保護不力。雖然《公司法》第106條規定：“股東出席股東大會，所持每股份有一表決權”，股東大會決議的投票規則實行過半數規則。但實踐中的運作和立法規定卻大相徑庭。例如，截至1998年9月26日，我國滬深兩地證券市場A、B股的發行總額為1764.19億股，上市總額為521.11億股，兩地公眾股占股本比例平均為29.5%，即低于1/3。這就意味著在對擬議中的股東大會決議進行投票時，即使小股東都投反對票，大股東仍可投贊成票強行通過決議。（第129頁）既然小股東投票無用，（實質意味著他們難以加入公司治理結構），他們就會不再關心投票，轉而關心股市。結果必然導致其用為股東的心理預期下降，其作為投機者的心理預期上升。此外，《公司法》對諸如股東表決權的行使程序和股東訴權等問題也規定不明或干脆無規定，從而使其可操作性很差，股東權利難以真正落實。

三、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原則和措施

（一）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原則

以利益相關論為指導，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應遵循下列原則：

1、效率優先，利益兼顧原則。用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根本要求。效率原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一項重要原則。沒有效率作基礎，其他價值目標就很難實現。即使能夠實現，也是低水平的，沒有多少實質內容。因此，在市場經濟的各項原則中，應堅持效率優先原則。公司治理結構體制也不例外。“現代公司法弱化股東會的作用，強化董事會的功能的發展趨勢就是公司法貫徹效率優先原則時的直接反映。”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現代公司乃是一利益共同體。在堅持效率優先的前提下，也應兼顧各方的利益，使其不受侵害地都能得到充分實現。既要考慮到物質資本所有者的利益，也要考慮到非物質資本所有者的利益，還要考慮到債權人利益乃至社會公共利益。其中，特別需要重視的是股東利益、職工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這一思想應在公司治理結構的設置中反映出來。

2、權力分立與權力制衡原則。權力分立原本是資產階級國家憲法確立的一項政治原則。它有效地解決了資產階級國家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配置問題。現代公司是現代國家的縮影。公司法的首要目標就是要架構一部“憲法”，以界定公司權力配置，即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是公司的業務執行機構（經理為董事會的輔助機構），監事會是公司的監督機構，該三機構分別行使決定權、業務執行權和監督權，各司其職，不受非法干預。我們知道，權力必須受到制衡，不受制衡的權力會導致集權，那是對民主的破壞。更為嚴重地是權力不受制衡必然會導致腐敗。公司內部權力的架構和運作也應遵

循這一原則。公司內部的權力制衡可分為兩個具體的方面：一是股東會與董事會之間的制衡關系；另一是監事會與董事會之間的制衡關系。這兩方面制衡的核心就是要界定和限制公司權力中樞——董事會和高級經營層——的特權。權力制衡的目的是要維護經營者利益與股東利益、職工利益和公司利益之間的平衡。實質是要在效率前提下謀求公平。

（二）如何完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

1、加快實現企業產權主體多元化

當前，一些改制為國有獨資或絕對控股的公司制企業，在法人治理結構上未能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甚至出現了不少“翻牌公司”。究其原因，主要是企業投資主體未發生明顯變化，股權過于集中。根據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精神，應當加速推進對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改組，逐步淡化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強化企業制度的市場適應性。當前，需要加快實施國有股減持、國有資產變現和開放投資限制等措施，鼓勵更多的非國有法人資本、境外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向國有企業，降低企業中國有資本持股比例，促進公司股權多元化。同時，要推動企業間的相互持股，特別是產業關聯性較強的企業間的股權置換，也可考慮將部分企業間的債務轉換成企業間的持股，改造部分國有獨資和控股公司，形成公司內不同投資主體的相互制衡機制，從而為規范公司治理結構創造條件。

2、大力推進政企分開

實現政企分開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司治理結構合理化的前提。近幾年來，隨著政府和黨政機關與直屬企業脫鉤，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已得到了一定調整。但是，由于實現政企分開不僅需要深化經濟領域的改革，也涉及到政治體制方面問題，因此難度很大。許多企業反映政府部門的審批范圍在擴大，針對企業的文件、會議太多。當前，應圍繞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繼續深化黨政機構改革，讓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實體和市場主體，從而有助于公司治理結構的規范。為此，一要轉變黨政機構的職能，使政府部門著重于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和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改變過去專注于干預或支配企業的行為。同時，政府部門對經濟調控的范圍應面向全社會，而非專注于國有企業。二要在國有資本出資人與企業法人之間作出制度安排。一方面，國有企業改制后應與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擁有法人財產權，依法自主經營；另一方面，通過出資人代表對國家出資興辦和擁有股份的公司依法行使所有者職能，對公司債務承擔相應的責任。三要徹底取消企業的行政級別和經營管理人員的干部身份，從而改變黨政部門對企業的行政指揮和監督。

3、充分發揮“新三會”的作用

實行公司制改造的目的是打破傳統的企業制度模式，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和國際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是公司制企業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和監督機構，稱為“新三會”。但是，黨委會、職代會、工會“老三會”在體制轉換中仍發揮著作用。由于新老三會并存，造成機構重疊、多頭領導，既影響工作效率，也使公司在治理結構上難以規范。因此，應當按《公司法》要求盡快解決新舊制度的交叉，老三會與新三會的相近職能應逐步向新三會轉移、并軌，著力發揮“新三會”的作用。一時難以規范的企業，可考慮實行一套人員、多塊牌子的辦法。當前，特別要充分發揮董事會對公司重要問題的統一決策作用，即在一個企業只能有一個決策中心。要建立規范的可以追究董事責任的董事會議事規則，實行集體決策、個人負責。要積極吸收外部董事參與董事會決策，提高決策水平。董事會依法作出的決策，政府部門不應再審批或干預。

4、全面推行經理人員選聘制度

目前，我國國有獨資和控股公司中絕大部分經理（廠長）仍由政府主管部門和黨組織任命，既影響了實現政企分開，用人責任不清，也阻礙了經營者市場的形成。同時，一些改制后的企業，經理人員的收入也難以真正與經營業績掛鉤。為此，必須深化改革，加速將政府部門和黨組織對經理人員的任命制改為董事會對經理人員的選聘制，發揮市場對經理人員的配置作用。要建立科學的激勵與約束機制，使經理人員的報酬與經營業績掛鉤，使經理人員的行為更加規范。

5、擴大對企業集團經營國有資產的授權

組建和培育大型企業集團是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優化企業組織結構的重要方式。隨著國有企業的戰略性調整，應當擴大和深化對企業集團授權經營國有資產的試點，使企業集團母公司對授權范圍內的國有資產依法行使資產收益、重大決策和選擇 管理者等權利，并承擔國有凈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另外，要理 順企業集團母子公司體制，母公司負責推進整個集團制度建設。集團的子公司、孫公司一般應改制為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集團母公司依據《公司法》對全資、控股子公司、參股公司行使出資者的重大決策、選擇經營者和資產收益等權利；母公司向子公司派出董事或產權代表，通過子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參與子公司的經營。針對目前政企關系難以完全理順的現狀，應賦予集團母公司更多的權力，建立起“防護墻”，保護子公司、孫公司按規范的公司制要求進行改造，并積極推行股權多元化。同時，母公司要加強制度建設和功能建設，提高決策能力和資產經營能力；尤其要加強對整個集團制度化的控制能力，對子公司的發展規劃、投融資決策和對外擔保實施有效的管理，防止內部失控，發揮集團的整體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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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韌;;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分析[A];首屆貴州法學論壇文集[C];2000年

第三篇：論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

論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現代企業制度在我國公司中進一步推進，基于現代企業制度的公司治理結構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能夠促進公司運作的制度化、規范化，提升運行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最終體現為公司效益的增長。但現階段我國公司的治理結構還存在與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不相適應的問題。我國的公司管理者要進一步從公司設立和存續的根本點出發，認清治理結構的本質屬性，使其適應公司運作，更好地為經營管理服務。本文將從公司治理結構、公司治理模式、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現狀和問題、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對策等方面進行淺析。

一、公司治理結構的涵義

對于公司治理結構的定義，一般認為，公司治理結構是一種對公司進行管理和控制的體系，用于保障所有權和經營權的有效分離，在股東、董事和經理層及其他利益關聯人之間分配權力與職責，說明決策公司事務時所應遵循的規則和程序，用以實現公司目標和監控經營的制度和手段。

公司治理結構包括外部治理結構和內部治理結構。外部治理結構是以競爭為主線的外在制度安排，內部治理結構是以產權為主線，公司治理是要解決兩大利益沖突，即股東管理者之間的利益不一致沖突以及大股東和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

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質價值在于通過合理分配公司的權力資源，建立利益制衡機制，確保企業的經濟運行效率和可持續發展，實現公司的經營目標并最終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

公司治理結構首先體現的是一種經濟關系，即公司的出資者、經營者、管理者、監督者之間是一種經濟關系，這種經濟關系是財產權利的直接體現。其次，公司治理機構之間權責分明、各司其職，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執行機構之間相互制衡、相互協調。再次，公司治理結構是以一種契約——委托代理的形式來實現的，股東大會作為縱向授權的起點，以委托人的身份將財產交董事會代理，并委托監事會進行監督；董事會作為第二層次的代理者，將公司財產委托給經理層代理。第四，委托人對代理者的激勵與制衡是公司治理結構中一個內容的兩個方面，委托人除用報酬形式對代理者激勵外，還通過一整套制衡關系對 代理者行為進行制約，以盡量避免可能發生的利益損失。因此，要達到公司的目標，就要進行相應的公司治理結構設計。

公司治理結構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優化公司內部的權利配置，優化公司內部的權力配置是公司治理的首要作用。二是平衡公司的利益矛盾，實現公司內外部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制衡是公司治理的本質。三是強化公司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公司治理的激勵功能是指通過公司治理，使代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能夠更好地實現委托人的利益或目標。

二、我國公司的治理模式

受政治、經濟、法律和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各國公司的治理模式差異較大。但是，各國公司治理的組織機構的類型和具體權力職責還是存在基本的共性。我國根據治理所需要的職能，將公司組織機構設立了以下四類機關。(1)權力機關，一般為股東會。股東作為公司的出資者和所有者理應對公司享有最高權力，而股東行使權力的機關即為全體股東組成的股東會。(2)決策機關，一般為董事會。董事會是由股東會選舉產生的，由董事組成的行使經營決策權和管理權的公

司機構。(3)監督機關，一般為監事會。監事會主要職責是監督董事、董事會和經理的經營行為，對其違法和不當的經營行為和其它可能侵犯公司利益、股東利益的行為進行約束。(4)執行機關，即經理。經理是由董事會 聘任的、負責組織日常經營管理活動的公司常設業務執行機關。

三、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現狀與問題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公司的數量在逐年增加，并且有不少公司已經發展壯大，同時這些公司也面臨著機遇和挑戰。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股權結構失衡帶來諸多問題。控股股東變動頻繁，股權結構不穩定；在股東大會上國有股東出席率最高、中小股東參會意愿不強、流通股東“用腳投票”現象嚴重。

(2)董事會結構不合理，董事會獨立、科學決策的功能受到很大限制。主要表現為：內部董事比例過高、獨立董事作用有限、董事會決策機制落后等。

(3)處于從屬地位的監事會起不到事前監察的作用，獨立監事在監事會中的比重過低。

(4)公司經理們權力不受約束，“內部人控制”問題突出。

(5)經理層激勵機制扭曲，非報酬激勵作用大于報酬激勵，高級管理人員報酬與公司經營績效相關程度不高。

四、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對策

(1)調整公司股權結構，改變一股獨大的格局。從目前我國改制后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情況來看，國家股權處于絕對控股地位，股權所有制結構過于單一，董事會運作的方式比較封閉，公司經營者的自主經營權不能真正落實。對此狀況，就必須調整公司產權結構，減持國家股，擴大非國家股比重，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

(2)切實落實股東大會作為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的法律地位，完善股東大會決議瑕疵的救濟措施。

(3)健全董事會制度。首先要嚴格按照《公司法》規定的程序 召開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并且董事會董事成員的選舉要始終以保持董事會的獨立性為宗旨，改變傳統的由公司內部職員組成的董事會。其次，要劃分清楚董事的職責，優化董事會的結構和功能，內部分工和權力制衡也要更加細化。再次，要提高董事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業務素質，完善董事對公司的義務和責任制 度，進一步明確董事的義務。

(4)進一步完善我國公司經理層的運作機制，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約束 機制和選拔聘任機制，這是完善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重點。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的有效結合就是要既保證那些具有經營才干的高層經理人員放手經營，而又不至 于讓所有者喪失對公司的最終控制。為了實現這種有效的運作機制，首先可以根據企業的規模、性質等實際情況有區分的實行經營者持有股權。

(5)強化監事會的職能、健全監督約束機制，真正發揮監事會的作用。首先，應當嚴格按照《公司法》規定的選舉程序選舉監事組成監事會。其次，應當牢固樹立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的法律觀念，建立和完善監事會的責任機制和約束機制，明確職權和法律責任。

(6)完善利益相關者治理機制。公司的利益相關者最主要的是公司的職工，完善其治理機制就是要調整和擴大公司職工參與管理的權利范圍。首先，應當完善公司職工代 表大會的設置。其次，要完善董事會、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制度。我國《公司法》在不同類型的企業中，對職工進入董事會、監事會都作了較為具體的規定。

(7)建立和完善有關獨立董事制度的法律體系。獨立董事是具有雙重身份的董事，他一方面代表了全體股東和公司整體利益，為股東利益最大化目標而進行工作，從而獲得自身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他又是獨立于股東、公司以及一切與該公司有關聯的實體。要完善獨立董事制度主要從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要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公司章程。具體實施如下： 對《公司法》進行相關的修改，應相應增加一些有關獨立董事在董事會成員中的比例以及權利、義務、職責、作用的法律條文。對于上市公司的章程必須載明獨立董事行權的具體內容和發揮作用的方面、方式和方法，強化獨立董事的職權。第二，要協調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的職能，使獨立董事與我國現行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行“無縫接入”。在具體實踐中要界定和整合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的功能，將獨立董事的職能集中在審核、批準重大關聯交易、內部董事的提名、內部董事和經理人員的薪酬 以及公司財務信息的審核和控制等方面。第三，對于設立3名以上獨立董事的上市公司可以在公司治理改革中提出的首席獨立董事制度，設立一名首席獨立董事來領導協調獨立董事的的工作，保持獨立董事間的團結，協調針對控股股東、執行董事的立場，評價董事的業績等，將獨立董事的權力集中加強，更有效的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通過上述對公司治理結構的分析思考，可以看出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公司經營績效是一項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治理完善的地方不僅僅局限于以上談到的幾點，還需要其他外部、內部機制的完善等多個方面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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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敬璉.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第四篇：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中的問題及完善

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中的問題及完善 摘要：由于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公司部門之間如何分配權力，所有者對經營者如何監督和激勵，成為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核心內容。本文從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質出發，以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為背景，闡述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如何完善。

關鍵詞：公司治理結構；董事會；監事會

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種對公司進行管理和控制的體系。它不僅規定了公司的各個參與者，如董事會、經理層、股東和其他利害相關者的責任和權利分布，而且明確了決策公司事務時應遵循的規則和程序。

一、公司治理結構的實質

現代公司制企業是勞動所有者、物質投入和資本投入的提供者、產出品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所結成一組契約關系的中心連接點。周其仁認為是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的特殊合約。其隱含前提是作為簽約人的企業參與者必須對自己投入企業的要素擁有所有權。按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在契約達成前，參與博弈各方的獲利機會在原則上是平等的，但由于理性選擇能力、信息不對稱及資本特性不同等引致的談判實力差異，這些契約當事人在對公司的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的分享上明顯不平等，日常是資本雇傭勞動而不是勞動雇傭資本。這樣，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在公司處于至高無上的統治地位。然而，現代公司自誕生時起就面臨兩個問題：一是經營者選擇問題；二是激勵問題。其實，選擇和激勵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選擇是保證效率的前提條件，但不是目的；激勵是保證被選擇者的潛能充分發揮的必要條件，從而選擇并激勵是效率的充分必要條件。公司治理結構正是從所有者利益出發，為確保公司經濟效益實現所有者利益最大化而對經營者的選擇并激勵為中心所作出的制度安排。

二、國外公司治理結構的發展

英美公司治理結構是在傳統的自由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主要特點是:由于證券市場非常發達，在公司股權高度分散、股票容易流通的情況下，股東根據公司股票價值的變動，通過股票買賣的方式實現其對公司的影響；公司控制權主要由經營者掌握，一般股東對公司經營者形成間接而非直接監控，由此對經營者的約束是通過外部監控機制，即資本市場、經理市場和產品市場及其相互作用實現。公司治理的形式表現在:公司不設立監事會，由董事會履行監督職責，即在董事會中設有一個高級主管委員會，負責日常的監督事務。鑒于股權高度分散，股東難以對經理人員進行有效監督約束，為避免企業營運過程中經常遇到的道德風險，在董事會中，強調選擇公司以外的人擔當董事，實行獨立董事制度，從而能夠客觀地監督和評價公司的經營情況。日德公司治理結構，是在其公司主銀行制和法人相互持股以及集體主義等背景下形成的。由于股票市場的有限融資和股票流通的困難，同時也為克服股權高度分散條件下的股東監督動機被削弱的弊端，通過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和相互持股的法人組織對公司及其代理人實施長期的內在控制。由于企業相互持股和銀行直接持股使股權相對集中，這不僅可以阻擋資本市場對其自身的壓力，防止公司被兼并，而且這些大股東有較強的監控動機和特殊的監控職能，直接對企業實施監督。不過日德公司在具體的治理形式上還是有一定區別的。其中，德國設立相互分離的董事會和理事會，并以此組成公司的“兩級制的董事會”；其監事會不僅是監督機構，還是決策機構，負責重大經營決策和經理、董事的聘任，并且與經理、董事嚴格分離，董事會是執行監事會決議、負責公司日常運營的執行機構；同時企業的雇員在職工組織——工會領導下與股東共同參與決策與監督。

三、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1． 股權結構不合理，“大股東操縱”現象嚴重，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事件屢有發生。我國公司股權結構的不合理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國家股所占比重過大。僅從我國上

市公司來看，據資料顯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是由國家持股的公司占全部公司總數的65%,第一大股東為法人股的占公司總數的31%，兩者合計占96%。同時，機構投資者比重很小，流通股十分分散。（2）股權過度集中，上市公司處于第一大股東的超強控制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容易導致大股東操縱公司的一切，監督、制約功能不能形成合力，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相互越權缺位，所有權和經營權角色不清楚等一系列缺陷。

2． 董事會機構職責不清，獨立性不強。由于目前我國公司中普遍存在著大股東股權過度集中而公眾股股權高度分散，因而不少公司董事會中的絕大部分董事甚至是執行董事都來自于控股大股東，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董事的比例很低，因此大多數公司的董事會明顯受大股東操縱或內部人控制，其本身如同虛設，公司的決策完全聽命于控股大股東，根本沒有形成獨立的、完善的機制來保證公司的正常運作，因而上市公司的決策明顯偏向于控股大股東的利益，從而損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

3． 監控機制不健全。表現在：（1）監事會的功能非常有限。我國公司的監事會主要由公司職工或股東代表組成，他們在行政關系上受制于董事會或兼任公司管理層的董事，而且監事會無權任免董事會或經理班子的成員，無權參與和否決董事會和經理班子的決策，這種狀況導致即使董事會有違法違規行為，監事也不敢監督，監督作用難以發揮。即便設立了外部監事的，實際上更多的只是充當顧問，他們在監督董事會的過程中由于各種因素約束經常顯得力不從心，難以真正提高監事會的工作效率和水平。（2）外部監控不力。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銀行等債權人對公司實施的監控作用太小。二是外部的公司控制市場或是并購市場對公司實施的監控作用也非常有限。三是經理市場對公司的監督作用有限。4． 對管理人員的激勵約束機制不足。我國公司的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一是對投資者（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激勵不足，董事、監事持股明顯偏低，許多董事甚至不持有公司股份。利益不直接掛鉤，就難以保證其決策能真正考慮到公司的利益。二是公司高級管理者激勵嚴重不足。我國公司中對管理人員的激勵上表現出兩種偏向：一種是繼續由國家掌握對管理人員的工資標準和等級標準，這種制度不能恰當地估計和承認管理人員的貢獻。從而在約束不足的情況下管理人員容易追求短期利益，引發了怠工、“59歲現象”；另一種是由于缺乏制衡，大股東代理人身兼董事長和高層經理，“內部人控制”公司容易出現實質是自定薪酬的情況。

5． 公司治理的法制環境不完善。主要表現在：《公司法》并沒有創設一種嶄新的機制確保股東大會可以避免流于形式，股東大會被確立為公司的權力機構，而在實踐中又無法實現預期作用；對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職權劃分或者是互相重疊（如股東大會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而董事會也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或者是剝奪了董事會的經營決策權（如股東大會審議批準財務預決算方案），或者是限制了董事會的職權范圍（如采用列舉方式規定董事會的職權，董事會行使除此之外的職權則缺少法律依據）；沒有創設監事會履行職責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監事會對董事會行為的有效制約措施；經理職權的法定化造成經理階層凌駕于董事會之上甚至決定董事命運；董事長可以兼任總經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董事會的權力、公司經營管理的權力集于法定代表人一身，這種制度為個人獨斷專行、損害股東權益開了方便之門。

四、改善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幾點建議

1． 細化董事會的職能。在大型的上市公司中經常性地召開董事會的全體會議是不現實的，由此，設立董事會下屬的各專業委員會，由董事分別參與各專業委員會的工作，既有利于提高董事會的工作效率，又能適應現代公司管理專業化的發展要求，各專業委員會設立的數量可因公司規模的大小而有所不同,但一般均包含審計委員會、報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等基本委員會。就我國目前公司治理現狀而言，由于獨立董事制度尚不完善，董事會下設

專業委員會的做法也未得到普遍認同，我國《公司法》對此也無具體規定和要求，基本上還處于嘗試性階段。但盡管如此，為使董事會的運作更有效率及實現董事會的內部平衡，設立專業委員會已是大勢所趨，只是介于目前我國的立法現狀和公司治理實踐可以采取比較靈活的做法，規定董事會可以下設專業委員會并由董事會授予其行使部分職權，對下設專業委員會的數量和結構不提出具體要求，留給各自律機構或證券交易所制定。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作為對上市公司起指導作用的治理規則，明確必須建立審計委員會是合理的，對其他專業委員會的設置，可以考慮到一些公司的現實規定。

2． 強化監事會的職能。在重建公司治理結構的時候應加強對監事會的職責，使得監事會真正發揮其監督的職能。而現在我國軟弱的監事會的構成又使我國的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中監事會形同虛設。在監事會的構成中，監事會的規模不成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監事會成員的來源和素質。因為監事會要負責對企業各個部門的監督，監督就要涉及到企業經營管理、財務、人事等各方面的專業知識。監事會的特點決定了監事會在構建過程中要考慮增加外部監事的比例，除了一些有能力的股東監事以外，還要增加相關的專門人才。要賦予監事會以職權，并且要保障其獨立性，并在法律和企業的制度中顯現出來，這樣才有可能使監事會在行使職能時有一個法律的準繩。對監事會監督主要依靠股東的約束和法律制度的約束。

3． 對經理人的約束和激勵。首先要明確經理人員的職責應該是一個專門的企業家，其職權范圍是對公司擁有最高的指揮權，董事長一般應該和總經理分離。一個好的經理人員可以對一個企業的生產經營產生巨大的作用。所以在一個企業中，經理人員的選拔和激勵可以關系到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在經理人員的選拔上，首先要依據法律的規定，由董事會進行擇優聘任。對經理人員的激勵應該采用靈活多樣的方式。應用物質激勵應注意一定的度，如果物質激勵過少，就會降低經理人員的積極性，如果物質刺激過多，又會傷害股東的利益，并且單靠物質激勵也解決不了所有問題。所以，應該靈活采用各種方式進行激勵。參考文獻：

1．吳家駿．完善公司治理結構與制度創新．中國工業經濟，2002，（1）．

2．斯道廷·坦尼夫，張春霖，路·白瑞福特．建立現代市場制度：中國的公司治理與企業改革．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4）．

第五篇：城市治理--完善城市治理結構

貴州：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核心提要

●改進社會治理方式

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堅持依法治理,加強法治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撐、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

加快推進全省社會治理體制和治理方式創新,普遍建立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片組戶聯系制度。

完善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機制,推廣社區管理“貴陽經驗”,推進社區戒毒社區康復人員就業促進機制建設。

●激發社會組織活力

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發揮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2014年上半年實現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在職能、機構、人員、資產和財務等方面徹底脫鉤。

重點培育和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成立時直接依法申請登記。加強和改進社會組織的服務管理,引導社會組織健全內部治理結構,積極承擔社會責任。

發揮愛國宗教團體的橋梁紐帶作用,化解矛盾,疏導情緒,鼓勵宗教界開展公益慈善活動。

●創新群眾工作和有效預防化解社會矛盾體制

建立暢通有序的訴求表達、心理干預、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使群眾問題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權益有保障。完善省市縣黨委群眾工作體制機制,重點健全完善市(州)、縣(市、區)黨政主要領導與群眾直通交流網絡平臺。

改革行政復議體制機制,健全行政復議案件審理機制,糾正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

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工作體系,建立專業性、行業性調解組織。

把涉法涉訴信訪納入法治軌道解決,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依法終結制度。全面推廣“銅仁經驗”,健全重大決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推廣基層矛盾化解“余慶經驗”。創新完善領導干部接訪、下訪、約訪、巡訪、聯合接訪、包案督訪等制度,建立完善社會矛盾糾紛隱患排查化解穩控處置長效工作機制,從源頭預防和減少社會矛盾。

●健全公共安全體系

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創新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完善“嚴打整治”長效工作機制,推進城市報警與監控系統建設并向農村延伸,加強犯罪實時控制機制建設。

強化反恐體制機制建設。

加強社區警務、社區矯治、群防群治等基層基礎建設。

創新流動人口、特殊人群、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服務管理機制。

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藥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藥品安全。

深化安全生產監管體制改革,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建立隱患排查治理體系和安全預防控制體系,加強安全生產源頭治理,按照分級和屬地管理原則,健全完善和嚴格執行安全許可證制度。

加強省市縣三級國家安全體制建設,擴大國家安全人民防線組織覆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