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析公民文化的構建與俄羅斯政治發展

論析公民文化的構建與俄羅斯政治發展

自俄羅斯啟動民主化改革以來，其政治發展進程受到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公民文化的構建對于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完善及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都將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俄羅斯目前帶有權威主義色彩的政治現狀，無疑對其構建公民文化提出了挑戰。

俄羅斯的政治發展自建立“超級總統制”以來一直受困于一些制度設計等結構性難題，導致其政治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權威主義”的轉向。這一轉向盡管在破解俄羅斯目前的改革困局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也使俄羅斯的政治發展陷人了困境。而公民文化在為現有的政治制度提供必要的和良性的民意認同的同時，又天然地包含了一種繼續推進俄羅斯政治體制發展的要求。因此，構建公民文化是俄羅斯走出其政治發展困境的可行之路。

一、公民文化與俄羅斯政治制度的創建和運行

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首先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創建與運行，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在創建與運行過程中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政治文化或者說公民文化的構建。作為政治發展的核心內容，二者是既有區別又相輔相成的。區別在于:政治制度的變遷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剛性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最直接、最具體的判斷因素;而公民文化的變遷是內在的、本質的、柔性的，是政治發展過程中相對隱性的判斷因素，但卻是決定政治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性要素;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政治發展過程中最直接的成果，可以為參與型公民文化的構建提供推動力;而參與型公民文化的構建，同樣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運行機制的完善，有利于臣民向公民的轉變，對民主成果的鞏固將起到最重要的保障作用。

以俄羅斯的民主化改革為例。首先，摧毀一個政治制度是從政治文化的變遷，即公民對于現有政治制度認知的轉變開始的。蘇聯時期，由于國家秩序一直是處于一種低層次的有序狀態，集權、僵化、低效一直是描述蘇聯體制的修飾語，這一方面導致了俄羅斯人對蘇聯時期的政治制度產生疏離感，甚至相當一部分俄羅斯人認為國內一切危機都是蘇聯制度造成的，盡快打碎這一制度成為俄羅斯人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俄羅斯人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普遍認為只要在俄羅斯實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這種政治認知導致了蘇聯的解體及俄羅斯民主化進程的開啟。其次，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創建與運行不能逾越其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土壤。新的政治制度從建立到運行，同樣需要一個過程，至少需要有一個適宜的運行環境。由于俄羅斯人只是把民主當做解決俄羅斯面臨的各種危機的靈丹妙藥，一旦這種渴望落空后，人們對民主的態度就會心灰意冷，其政治發展就會出現向權威主義回歸的跡象。例如在葉利欽執政時期，由于“休克療法”的失敗，俄羅斯人對民主的熱情急轉直下。1994年，詹姆斯·亞歷山大在對俄羅斯兩個城市的調查中發現，盡管大部分被調查者希望議會能夠更加規范化，但是由于對議會的失望，人們已經更加傾向于對強勢領導、總統權威、個人權威的支持，議會中的反對黨也不可能有大的作為。因此，在目前的俄羅斯還不可能建立像美國那樣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所以說，“超級總統制”是俄羅斯深厚的傳統政治文化底蘊與西方民主思想融合的時代產兒。

可見，從舊制度的瓦解到民主制度的創建與完善的發展程度是與俄羅斯公民文化的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而在公民文化構建過程中，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發揮的作用不可忽視，尤其在遭遇嚴重的社會危機時，這種傳統政治文化甚至會占據公民思想的主流。因此，要鞏固政

治發展的成果，構建民主的政治文化，從而實現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

二、公民文化與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

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專制主義色彩濃厚，與之相對應的是“臣民文化”。由于歷史的慣性作用，在俄羅斯的政治發展進程中，兩種文化必然會發生激烈的碰撞，這對于培養和提高俄羅斯公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樹立服從合法權威、遵守法律的意識，以及培養尊重和容忍不同意見的精神構成了巨大挑戰。考慮到俄羅斯精英政治的特點，構建符合俄羅斯政治文化傳統，兼有時代性和現代性的公民文化，已經成為當代俄羅斯政治發展必須面對和回應的重要課題。

俄羅斯歷經幾百年的專制統治，在民眾中形成了崇尚權威和被動接受專制政治的思維習慣，恰達耶夫說:“俄國人民從來都只將政權視為嚴厲程度不同的家庭權威，任何一個君主，無論他是怎樣的，對于人民來說都是一位父親”。這生動地體現了俄羅斯傳統政治文化的家長制特征，臣民們對“父親”的崇拜與依賴溢于言表。此外，受東正教以及地理條件等因素的影響，彌賽亞精神、強大帝國心理在俄民眾中盛行，集體主義、極端主義、平等主義構成了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內涵，表現出典型的依附性。這種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在俄羅斯人的行為中表現為缺乏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似乎天生與公民生活相抵觸，社團生活也不成熟。俄羅斯民意基金會于2001年6月對1.5萬名俄羅斯居民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73 %的公民不愿意為任何公共組織工作，只有巧%的人愿意為公共組織工作;80%一90%的俄羅斯人不愿參加任何志愿性組織。俄羅斯人參與公共組織的人數很少，大約僅占人口總數的5%。由此可見，俄羅斯人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能力較弱，公民意識較缺乏。用科爾頓的話來說，“歷史使俄羅斯人先天地傾向于不信任，禁欲主義地接受政府所做的一切而不是信心十足地影響它”。這導致誠信、守法、寬容等公民社會的積極品質難以成為俄傳統政治文化作用下的社會基質。

因此，俄羅斯要實現政治發展，首先應解決其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即要完成構建民主的政治文化的任務。而傳統的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即體現為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轉化。

公民文化，尤其是參與型的公民文化，有利于公民社會的發育與運行，而公民積極的政治參與是推動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因為這種參與有利于公民的主體意識、參與意識、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和法治意識的培養，這不僅能夠保證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同時，公民只有通過積極地參與國家管理，才能真正發揮個人與國家之間的中介作用，不斷促進國家的政治向前發展。因此，對于俄羅斯這樣一個經歷過高度發達的工業化時代的國家來說，通過構建公民文化來實現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進而培植一個發達的公民社會，最終實現政治發展，應該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選擇。

三、俄羅斯的政治精英集團與公民文化的建構

去除經濟的、文化的以及一些外部力量條件，在發展中國家，精英的互動和領袖的推動通常會成為推進其政治發展的主要動力來源，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民主政治是一場由國家和公民社會中的少數精英參與其中的博弈”。例茹，在民主改革的準備階段，主要包括民主思想的啟蒙，一般都要由一個國家中思想最先進的群體—新政治精英來完成，并由他們來主導民主化開啟的進程。在民主改革的第二階段，即決定階段，各種勢力，包括新政治精英

與舊政治精英之間圍繞著政治游戲、民主規則的設計與制訂，通過互動、博弈、妥協最終決定政治發展的方向。其中精英們根據利益取向，一般會被劃分為執政派與反對派，保守派與改革派，溫和派與激進派。當民主化進程進人第三階段，即適應階段時，針對重新構建的民主制度等各方勢力已基本形成認同，政治精英之間的互動則多數以妥協為主了。在這一階段，推動國家政治發展的重擔就落到了廣大的公民身上，因此一個健康的公民文化能否形成，將對這一時期的政治發展起著最重要的推動作用。

歷史證明，俄羅斯的政治發展進程從開端到目前的整個過程就是在政治精英引導下的自上而下的轉變過程。“對俄羅斯而言，當社會結構的變遷和政府政策選擇不再為以民主化為中心的政治轉型提供資源的時候，社會精英及其行為便成了政治轉型成敗的關鍵”。從1985-1991年的準備階段或者叫民主啟蒙階段，到1991-1993年的決定階段，即民主政治制度的構建階段，再到1993年至今的權威主義轉向階段，無論是民主理論與改革思想的準備，還是具體過程的操作都是在蘇聯的舊政治精英和獨立后俄羅斯新政治精英的直接領導下展開的。可以說，到目前為止，俄羅斯的民主化改革主要是由俄羅斯政治精英推進的。然而，在精英主導下，如何發展自己的公民社會，將決定俄羅斯未來政治發展的動力與方向。

目前，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在整個政治轉型過程中一直處于被動承受的弱勢地位，因此，公民社會要取得發展就不得不取決于政治精英的偏好選擇。如果政治精英對于建設民主國家的意識不強烈、意志不堅決，那么公民社會在俄羅斯的發展至少不會在短期內得到國家的支持，甚至會遭到擠壓而逐漸萎縮。葉利欽執政時期，政治精英關注更多的是任期、政府和立法機構等事關自身權力的問題，對構建有效的公民參與機制以及培育公共性活動組織，乃至于政黨的發展基本上沒有給予關注。普京執政后，認識到公民社會不僅僅是對于民主，而且對于俄羅斯社會的發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便采取了一系列發展俄羅斯公民社會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普京對于發展公民社會所做的努力，似乎證明了俄羅斯政治精英已經意識到，現代民主政治是廣大民眾的實踐，而不可能是少數政治精英的一相情愿。因為從一個社會結構變遷到另一個社會結構，必須要經過人的主觀活動才能形成習慣，進而是自覺，并最終形成文化。而構建參與型公民文化正是發展中國家鞏固民主成果，實現其政治發展的關鍵一環。

盡管如此，在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下，在俄羅斯由政治精英主導一切的狀況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這種精英主導下的政治不會給公民參與社會組織提供太多的機會。而沒有國家支持的社會組織通常是非常弱小的，由于國家掌握著大部分資源，單純依靠少數積極分子的熱情來維系，開展組織活動更是無法長期堅持下去。正如俄羅斯政治學家米格拉尼揚認為的那樣，“私有產權、法治、有效立法機構的確立以及正常運轉的市民社會等自由主義的基石必須通過強有力的國家來安排”。這里所說的國家，就是指政治精英主導下的國家，而非一切由選民決定的國家。所以說，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俄要發展自己的公民社會，在努力做好自下而上的思想準備的同時，要把重點放在尋求政治精英支持上，在他們的主導下著手公民文化的構建，進而帶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綜上所述，關注俄羅斯公民文化的動向，也就把握了俄羅斯未來政治發展的方向。作為政治發展核心要素的公民文化的構建，將是俄羅斯未來政治發展所面臨的主要任務之一。

第二篇：淺析俄羅斯的政治發展及其前景

淺析俄羅斯的政治發展及其前景

潘德禮

? 2011-03-07 08:20:27

來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6年第1期

【內容提要】 葉利欽執政8年多,給俄羅斯留下了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問題。普京執政以來放棄空洞的“民主”口號,在社會政治領域建立以總統集權為核心的“可控民主”,為社會政治發展和經濟振興提供有力保障。經過4年多的治理,與葉利欽時期相比,俄羅斯政治領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形成了相對和諧的社會政治氣氛、相對團結的精英集團、中央集權式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和強大的“政權黨”。隨著普京第二個總統任期的開始,國家最高權力的交接問題開始成為公眾關注的對象。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總體上取得成功的同時,出現了一些對俄羅斯未來的政治發展產生消極影響的不利因素和不定因素。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羅斯,能夠對執政當局造成振動的恐怕也只有來自精英集團內部、來自官僚體制內部的挑戰。未來的俄羅斯政治領導人將最有可能來自執政集團。

【關鍵詞】 俄羅斯 普京 葉利欽 政治發展 “可控民主”

【作者簡介】 潘德禮,1954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007)

經歷了蘇聯劇變和解體的政治動蕩以及葉利欽時期的激烈政治紛爭,俄羅斯進入普京時期。作為葉利欽選定的繼承者——普京接任俄羅斯總統職務后勵精圖治,重新審視俄羅斯的發展道路,采取一系列措施強化國家政權,維護國家統一;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政權黨”,消除政治斗爭對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干擾;有步驟地利用法律手段和政治壓力打擊寡頭,最大限度地控制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資源。經過第一總統任期內的治理整頓,俄羅斯政治發展的前景逐漸清晰起來,即放棄空洞的“民主”口號,在社會政治領域建立以總統集權為核心的“可控民主”,為社會政治發展和經濟振興提供有力保障。

一 普京執政以來的政治作為

葉利欽執政8年多,給俄羅斯留下了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問題,它們從各個不同側面影響著國 家政局的穩定。然而,核心的問題是政權問題,普京針對政治領域最突出的3方面問題進行調整和改革,扭轉了政治混亂局面。

第一,葉利欽時期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就是聯邦制問題,即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普京順利當選總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所領導的對車臣非法武裝的軍事打擊,而他當選總統后最先也是在中央與地方關系方面展開調整和改革。

在整個葉利欽時期,特別是他執政中后期,由于改革政策的失誤,強大的反對派始終對執政當局保持著巨大的壓力,迫使執政者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對付反對派,不斷地與反對派占據多數的國家杜馬進行斗爭、協商和妥協。在此背景下,葉利欽采取了中央向地方領導人讓步換取地方精英支持、保持國家統一和政局穩定的策略,相應地在對待議會兩院的態度方面葉利欽更多的是利用聚集著地方領導人、“地方精英”的聯邦委員會(上院)來制約云集了各種反對派的國家杜馬(下院)。這種政治形勢使得中央對地方的領導和控制大受影響,除車臣問題更為特殊之外,各種地方勢力、“地方精英”自行其是的現象也極為普遍。同其他方面的問題一樣,俄羅斯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上也存在著兩重性。一方面,地方上獨立自主地解決本地區的社會經濟問題,發揮各自的潛力,探尋不盡相同的發展途徑,這在很大程度上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對減輕中央負擔與活躍地方經濟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地方對中央的財政、投資等方面的依賴性減弱,尤其是總統出于政治斗爭需要對地方當局的依重,導致地方開始擺脫中央的控制,各搞自己的一套。地方行政長官從原來的由總統任命變為由當地居民直接選舉產生之后,其權力的合法性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同時也為他們違背總統和中央政府意志,形成各自的勢力范圍、自行其是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許多地方權力機關藐視聯邦憲法和法律,對聯邦統一的政治法律空間構成威脅;由當地選民選舉產生的地方行政長官在處理當地事務中獨斷專行,形成一個個權力中心,聯邦中央政令不暢。

針對這種狀況,普京從兩方面著手解決問題。

一方面,堅決打擊民族分裂主義,維護俄羅斯的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把搞民族分裂的恐怖主義和團伙犯罪視為對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嚴加防范和打擊。另一方面,在他就任總統后立即著手消除葉利欽時期中央和地方行政體系嚴重脫節、地方官員自行其是的現象。普京強調指出,經濟紀律、統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聯邦主體彼此負責,這是俄羅斯民族政策的3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核心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垂直政權體系,加強中央對地方的宏觀領導。為此,于2000年5月出臺了設立七大聯邦區的改革方案,并向聯邦議會提交了一整套有關改革聯邦體制的法律草案,其中包括《聯邦委員會組成原則修正法案》以及《俄羅斯聯邦主體國家立法與執行權力機關基本原則的修改與補充法案》以及《俄羅斯聯邦地方自治設置原則的修正法案》。正是在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上普京提出了要實行“法律專政”的主張。可以說,不處理好聯邦中央與地方主體的關系,就談不上俄羅斯的政局穩定。

普京在聯邦制改革方面的步驟是十分清晰的,在其第一個總統任期內設置聯邦區和任命駐聯邦區全權代表,使聯邦中央擁有了對地方當局進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機制,成為管理國家和推行其他聯邦制改革措施的直接保障;將裁定地方領導人、地方議會違憲行為的權力收歸聯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聯邦中央約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預機制;通過《聯邦委員會組成原則修正法案》將地方領導人的影響力限制在處理地方事務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預、影響聯邦中央決策的能力。在其第二總統任期開始不久,以2004年9月別斯蘭事件為契機推出了改變地方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實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長官的任免權。普京認為:“從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和成分復雜這一角度來說,由地區民眾直接秘密投票選舉產生地方立法機關代表,再由這些代表對總統提出的州長人選進行投票,這種做法是合適的,沒有違背民主原則,也沒有違背俄聯邦憲法所確定的基本的民主原則。”[1]

經過對聯邦制一系列改革,俄羅斯的聯邦制已經發生明顯的變化。“過去俄羅斯個別地區實際上不受俄聯邦法律的制約,我們消除了這種絕對無法接受的局面。現在對于俄羅斯聯邦的所有地區來說,俄羅斯憲法和聯邦法律至高無上已成為生活的準則。”[2]而說到底是中央加強了對地方當局的控制能力。長期以來影響俄羅斯國家領土完整、政局穩定的車臣問題得到了控制,在車臣恢復了法制,建立起了符合俄羅斯憲法的地方政權,非法武裝的囂張氣焰受到了遏制。

第二,葉利欽時期,形形色色的黨派利益與無休止的政治斗爭嚴重影響了政局的穩定和政策的實施。在這方面,普京上任以來采取了有步驟的措施,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自從戈爾巴喬夫執政后期的蘇聯和葉利欽掌權伊始的俄羅斯實行多黨制以來,俄羅斯的多黨制一直處在不斷演化的過程之中,到普京上任時遠未發育成熟。在蘇聯劇變和解體過程中,為同執掌國家政權的蘇共進行奪權斗爭出現了五花八門的政黨、政治組織和運動,這種以“街頭政治”為主要斗爭形式的多黨政治局面帶來的是社會政治動蕩。經過俄羅斯建國初期兩大權力機關之間尖銳激烈斗爭的洗禮、篩選,到1993年新憲法通過生效后,隨著政治斗爭從無序到有序、從“街頭”轉到議會講壇,混亂的政黨斗爭局面逐漸清晰起來。此后,通過不斷的分化組合,特別是多次國家杜馬選舉,政治力量格局處在動態的穩定當中。

盡管如此,在整個葉利欽時期,俄羅斯的政黨政治仍然很不成熟。其一,派別林立,而真正符合議會制原則、能夠反映不同階層選民意愿的政黨卻寥寥無幾。除俄羅斯共產黨之外,幾乎所有政黨本身都缺乏明確的綱領、組織和穩定的社會基礎。各政黨及其領導人對政權當局的態度乃是決定其政治空間的基本因素,而各集團的意識形態自我定位則是第二位的。不過,對現政權的態度與意識形態宗旨的性質之間,相互關系十分模糊,而各政黨的綱領口號和它們領導人的實際行為,也很不一致。當對政權當局的態度成為政黨自我定位的基本標準的時候,“贊成-反對”這一最簡單的軸心開始占據優勢地位。結果,整個政黨體制都被吸引到兩極化當中去,盡管實際上任何時候也沒有到達兩極化。而且,許多黨派的立場、觀點又在不斷發生著變化,不能僅僅根據它們的綱領性宣言來簡單地加以判斷。例如,根據當時對葉利欽政權的態度,也可以將所有的政黨分為兩類,即支持葉利欽政權并在其中有自己代表的黨和在某種程度上反對這個政權的黨。反對派的黨幾乎包括所有左派、大部分中派力量以及一部分右派;擁護現政權的黨包括一部分中右派、大部分右派激進分子以及部分極右派。

其二,迫于當時的政治斗爭形勢,尤其是反對派——俄共長期占據議會多數席位的狀況,葉利欽執政時期依靠強力部門、以“金融寡頭”為代表的“社會精英”來實現其統治,到其執政后期又出現了非選舉產生的總統辦公機構、“家族”勢力暗中操縱權力的現象,而對政黨始終采取利用、防范與限制的策略,將黨派爭論限制在立法機構范圍內,始終堅決反對成立聯合政府,反對議會多數黨派決定政府的組成,而主張政府應當是無黨派色彩的專家政府。這對黨爭不斷的轉軌初期來說是有一定積極作用的,有助于政府遠離政治斗爭的旋渦。然而,這種做法的消極影響也十分明顯:議會多數黨派不能直接影響國家重大決策,更無法建立議會多數派政府,從而影響了政黨政治的發展。

普京任總統以后,隨著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長,黨派格局發生了積極的變化,支持、擁護普京總統和政府的派別開始占據議會多數席位,左派共產黨人逐漸退居次要地位,右翼自由派甚至被擋在國家杜馬大門外,大多數黨派對普京和政府表現出程度不同的尋求妥協、合作的意愿。

然而,正如普京所說,“俄羅斯所需要的是有廣泛支持和穩定威望的政黨,而不是一個接一個的、靠當局庇護但又想取代當局的官僚黨。”顯而易見,“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政黨可以確保人民與政權當局之間的經常聯系。借助選舉,政黨這種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獲得了最好的發展機會。沒有黨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數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護少數派的立場。”[3]“在其他國家多年的議會制和多黨制傳統的反襯下,我們的政黨體系存在的不足顯得尤為突出。政黨弱小對一個軟弱無力的政權當局有好處,這樣政權當局就能更加安心、更加舒服地按政治交易的規則行事。”[4]為此,普京上任以來積極促成成熟政黨體制的形成,推動政黨政治的發展,當然是以擴大“政權黨”的力量,削弱主要的反對派政黨,特別是俄共的影響為前提。

2001年7月出臺了《政黨法》,以規定政黨最低組成人數、明確提升政黨在國家權力機關選舉中以及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方式促進政黨聯合的趨勢。2004年9月別斯蘭人質事件后,普京推出新一輪政治體制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修改現行的國 家杜馬議員選舉辦法,取消單一選區制,國家杜馬全部450個議席均以采用政黨名單的比例代表制選舉產生。所有這些措施顯然不僅僅是為了促進政局的穩定,而更重要的是為了著眼未來的政治發展。

第三,在葉利欽時期,各種利益集團,特別是寡頭們和“家族”勢力干預國家政治進程,影響國家政權機關決策,致使國家政權機關威信掃地。普京執政后不久便明確了國家政權與寡頭及各種利益集團的關系,隨著葉利欽“家族”勢力退出,個別“不馴服”的寡頭受到法律制裁,寡頭勢力雖然不可能被消滅,也起碼受到了遏制。

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私有化”過程以 瓜分國有財產的方式造就了一批與國家政權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金融工業集團,出現了金融寡頭干預國家政治進程的現象。他們在國家私有化過程中巧取豪奪,大肆侵吞國家財產,造成嚴重的社會貧富差距,社會不滿情緒不斷蔓延。同時,寡頭們借助他們所控制的新聞媒體,肆意操縱公共輿論,興風作浪,甚至憑借金錢的力量對政權機構施加影響,在政治家背后操縱國家。特別是1996年總統選舉期間,謀求競選連任的葉利欽遭遇俄共推舉的總統候選人久加諾夫的強有力挑戰,這時正是俄羅斯的金融寡頭們出錢、出力給葉利欽競選總統以大力支持,并在葉利欽連任后獲得了豐 厚的回報。金融寡頭們與葉利欽“家族”勢力相互勾結又勾心斗角,成為葉利欽執政后期的一種政治現象。

削弱寡頭勢力,讓其“安分”地從事經濟活動,排除寡頭對政治進程的干擾是普京鞏固其權力的重要步驟。既要嚴厲打擊寡頭對政權的滲透和腐蝕,又要考慮到寡頭手中資源對國家的特殊影響。

要協調改革過程中的利益沖突,體現社會公正,就要解決寡頭勢力這個“黑洞”,但是出于穩定國內政治經濟局面的需要,又不可能大規模重新審視過去的私有化。為了實現政治穩定,普京在執政初期曾與他們達成不得干政、政府支持其合法經營的妥協。普京同時希望壟斷寡頭能夠配合他的強國戰略,大力發展經濟。然而,問題是追求強國目標、掌握著國家政權的當權者與靠瓜分國家財產發家、控制著國家80%經濟的寡頭勢力之間不可能保持永久的相安無事。普京執政后,在保證不重新審理私有化結果的同時,開始清理寡頭的媒體王國,奪回輿論報道的主導權。接著又以法律手段打擊不聽話的寡頭,2000年便開始對“不聽招呼”的寡頭的經濟活動進行刑事調查,先后迫使古辛斯基、別列佐夫斯基流亡國外,2003年10月又將俄羅斯第一大富豪、尤科斯石油公司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投入監獄,結束了他們的政治影響。顯然,普京總統反寡頭行動就是要通過法律手段擠壓寡頭集團的勢力范圍,力圖使他們成為對政權有益無害的民族資本,同時使國家政權控制包括經濟資源在內的更多的資源。

普京治理俄羅斯的基本方略可說是國家和社會所需要的,經過這種治理整頓,政治秩序得以恢復,國家政權得到了加強,普京因此而得到多數黨派的支持和廣大民眾的擁戴。

二 普京的執政方式與俄羅斯政治現實

經過5年多的執政實踐,政治領域諸方面消極因素受到了抑制,政治混亂局面得到了根本扭轉,政治形勢保持了穩定,國家政權進一步鞏固。然而,俄羅斯國內外,有關總 統集權、民主發展受阻的議論和指責也始終沒有停止過,盡管在俄羅斯國內針對普京總統的批評畢竟大大少于贊譽。

與葉利欽時期相比,普京時期的俄羅斯政治的確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突出表現在新俄羅斯兩位最高執政者執政方式上的不同,特別是對民主的理解不同。

作為蘇共的叛逆、蘇聯的掘墓人,葉利欽雖然從未明確主張國家實行資本主義,但他的政治立場還是十分清晰的,即否定社會主義、否定蘇維埃制度,走西方式的發展道路。作為新俄羅斯第一任總統選定的“接班人”,普京在繼承葉利欽所開創的“民主大業”基礎上,對有關國家發展道路和國 家未來的一系列政治問題進行了重新審視和反思,他所堅持的基本點是在承認蘇聯時期取得的成就的同時,否定蘇維埃發展道路:“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地落后于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么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莊大道”[5]。也就是說,放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選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作為學習的榜樣和發展方向是俄羅斯的必然選擇。然而,這種“大方向”上的一致并不妨礙普京采取一系列不同于葉利欽的政策、方針對俄羅斯進行重新改造。

葉利欽的主要任務是摧毀蘇維埃體制,建立所謂的民主政治,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國家政權建設方面建立以總統集權制為核心的三權分立政權結構,這個過程已經完成。而葉利欽時期又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歷史上的混亂民主時期,這一時期出現的種種問題又是與國家政權的軟弱無力相聯系的。對此,普京是有深刻認識的。他指出,“由于國家政權機關和管理機關軟弱無力,即便是有最正確的經濟和社會政策,在貫徹實施過程中也會出現亂了步調的現象,我們正處于這種階段。目前俄羅斯復興和蓬勃發展的關鍵就在于國家政治領域。俄羅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也應該擁有這樣一個政權體系。”[6]

普京執政后在政治方面的首要任務就是強化國家政權,使之有效率。為此他通過一系列行政手段、法律手段有計劃、有步驟地打擊各種有礙國家穩定和發展的勢力:打擊地方分立主義、“削藩”,將地方精英置于中央政權的控制之下;分化、壓制反對派,扶植“政權黨”占據議會多數,形成與總統合作,甚至聽命于總統的立法機關;打擊、削弱寡頭勢力,奪回對輿論、自然資源的控制權。顯然,作為一個強勢總統普京在強化國家政權體系,在全國統一法律,加強中央政府的行為能力,確保政令暢通的同時,形成了新型的權力結構:普京依靠廣大民眾的社會支持、官僚行政體系的實際運作,實現了高度的中央集權,牢牢地將國家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種權力結構的核心是總統集權,總統的權力已很少甚至基本不受制約。

在經歷了葉利欽時代民主混亂期的俄羅斯,普京強勢總統的執政方式無疑是一種現實的選擇。這種強勢總統執政方式顯然不同于專制獨裁、極權統治,甚至也很難說它導致民主的倒退,因為它并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終遵守基本民主原則,起碼是保持了程序民主,但也確實不同于類似西方的民主制,并因此而不時受到俄羅斯國內外“民主捍衛者”的批評、指責。針對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國內民主問題的“關注”、對俄羅斯“民主倒退”的批評,普京不止一次地作出回應,強調“俄羅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最大的歐洲國家。經過歐洲文化錘煉而獲得的自由、人權、公正和民主的理想數百年來一直是我們社會明確的價值方向。”“俄羅斯是自由國家。”[7]普京明確指出,俄羅斯有自己對民主的認識、有權自主決定民主發展進程,西方的民主實踐也并不是無懈可擊,也存在著弊病。“??美國政府和公眾對我國的政治進程有不同的看法,應當說,我們也不贊同美國發生的一些事情。”而“如果批評是建設性的,我們就會傾聽;如果是想把水攪渾,我們就不理睬它。”[8]

普京執政方式的核心是國家主義,這是由他認定的振興俄羅斯的強國戰略目標所決定的。對于俄羅斯這樣一個處于社會轉型期的國家來說,為了振興國家經濟,不得不對各種資源進行合理調配和相對集中使用,而這一任務也只能由國家來承擔。因此,相對集權是必要的,這是集中力量發展經濟、應對國際挑戰、提高國家競爭力、在內外壓力下保證國家統一不可或缺的條件。俄羅斯人發明的“可控民主”這一提法是對普京時期政治現實和普京執政方式較為準確的概括。普京的執政實踐恰恰證明,盡管他也致力于法制建設,處處依法辦事,遵守民主程序,但憲法賦予總統過大的權力使其能夠事實上成為凌駕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而這種“可控民主”的實質也就是“人治”的一種表現形式,一種以民主形式出現的“強人政治”。在俄羅斯目前的發展階段,“可控民主”的確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數民眾所認可和接受的,并因此而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經過4年多的治理,與葉利欽時期相比,俄羅斯政治領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首先,形成了相對和諧的社會政治氣氛。正如普京所說:“我們國家迫切需要進行富有成效的建設性的工作,然而,在一個四分五裂、一盤散沙似的社會里是不可能進行的。在一個基本階層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思想傾向的社會里也是不可能進行的。”[9]經歷了葉利欽時期的政治動蕩,民眾已經厭煩了無休止的政治斗爭,他們的思想政治傾向性也發生了變化,不再為那些立場相互敵對的極端主義政黨所左右。整個社會開始由兩極逐漸向中間靠攏,從而使社會對立程度大大降低,希望社會安定、國家政權發揮更大作用的社會情緒成為主流社會意識。在此背景下,人民群眾接受了普京的“可控民主”。而隨著普京執政以來一系列強化國家政權措施的實施,國家的行為能力明顯增強:國家政權機關對社會政治進程保持著有效的控制,在遵守新聞自由的原則基礎上對社會輿論實行了卓有成效的監督與控制,對包括因車臣問題而引起的恐怖襲擊活動在內的各類突發事件也表現出一定的及時應變能力;隨著國家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所有這些無疑增進了民眾對國家政權的認同感和依賴程度,在開始新一輪社會福利改革之前,民眾對普京總統和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始終保持在相當高的水平上。

第二,形成了相對團結的精英集團。社會轉型初期,政治精英處于分散狀態,不僅各種類型的精 英是分散的,而且就是同處一個陣營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這最明顯不過地表現在各種政治力量構成及政黨格局中。同樣,執掌國家政權的政治精英也是分散的,他們之間也在不斷地勾心斗角,以求更多地靠近總統,影響國家高層決策。社會政治制度的急劇轉變使得原有的政治秩序遭到破壞,政治精英們失去了以往蘇維埃時期那種思想組織約束,到葉利欽執政中后期寡頭干政現象的出現更加劇了政治精英集團內部的爭斗程度,腐敗現象叢生[10]。當時的許多政策,特別是有關國有資產的拍賣活動幾乎都是精英們——上層統治者、官員、議員和寡頭之間幕后交易的結果。與葉 利欽時期相比,普京執政以來,堅定地依靠行政系統和強力部門,大量啟用“帶肩章”的人——有軍隊、克格勃背景的人,努力消除寡頭對國家政治進程的干擾,加之普京本人作為強勢總統對國家政權機關控制能力的加強,保持了精英集團、干部隊伍的穩定與相對團結。盡管精英之間的明爭暗斗不可能完全絕跡,甚至在某些時候還會十分尖銳,但與葉利欽時期相比精英集團之間的爭斗明顯弱化了,或者說更加隱蔽了,并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起碼是維持著表面上的安定團結。

第三,形成了中央集權式的中央與地方關系,中央對地方當局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強。如上所述,通過實施一系列加強國家垂直權力體系的措施,以設置聯邦區和任命駐聯邦區全權代表方式,使聯邦中央、總統擁有了對地方當局進行控制的行政管理機制;將裁定地方領導人、地方議會違憲行為的權力收歸聯邦中央所有,建立了聯邦中央約束地方精英的法律干預機制;將地方領導人的影響力限制在處理地方事務上,削弱了地方精英干預、影響聯邦中央的能力;改變地方行政長官產生方式的改革措施,事實上掌握了地方行政長官的任免權。幾年來的實踐表明,聯邦中央與地方之間形成了雙方都可以接受和遵守的共同規則——聯邦中央在政治上加強管理,地方當局在經濟領域擁有自主權,地方當局、地方精英對聯邦中央和總統表現出了尊重和服從的態度,葉利欽時期經常出現的那種不服聯邦中央和總統管的現象基本沒有再出現過。然而,這是以聯邦制本質性的變化為代價的,盡管普京認為“我不認為我們應轉向單一制國家,尤其是蘇維埃式的單一制國家。”[11]

第四,形成了強大的“政權黨”,黨派斗爭烈度大為緩和,政治力量對比關系發生重要變化。普京時期,隨著社會情緒的變化,政治力量格局也開始發生變化,各種極端主義勢力大勢已去,主張恢復蘇維埃體制的左翼和主張全盤西化的右翼自由派 都已喪失民心,中間力量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左右兩翼紛紛向中間靠攏。在此背景下,當權者對仍然具有重要社會影響力的左派共產黨人進行了有步驟的分化、排擠,使其活動空間日漸縮小。與此同時,“政權黨”的實力不斷增強,實際上成了議會的主宰。

當然,俄羅斯目前還存在著不少問題,但基本政治現實是:普京作為一位有所作為的強勢總統已經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根本改變了葉利欽時期國家政權機關軟弱無力的狀況。

三 俄羅斯政治發展趨勢

普京執政以來的政治作為以及對葉利欽政治“遺產”的揚棄,保持了俄羅斯政局的穩定,促進了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然而,隨著普京第二任期的開始,隨著2007年議會選舉尤其是2008年總統選舉的日益臨近,俄羅斯各派政治力量,各種利益集團已經開始醞釀新一輪角逐,俄羅斯未來政治發展問題又顯現了出來。

4年多來,俄羅斯在國家政權建設方面的確取得了明顯成就,完成了能夠在相對較短時期內迅速見成效的各項任務,這主要是指那些可以依靠政權的力量、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配合以法律的通過和實施所能完成的任務,如上所述的改造聯邦制,改革政黨體制,破除寡頭干政同時建立對輿論的控制等幾方面的任務。所有這些無疑對俄羅斯未來的政治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

在普京一系列改革措施總體上取得成功的同時,也應該看到,俄羅斯積累的問題十分復雜,解決這些問題尚需時日,而隨著新一輪政權更迭的臨近一些新的問題也開始顯現,所有這些不利因素和不確定因素將對俄羅斯未來的政治發展產生消極影響。概括起來,這些因素包括:第一,普京的“可控民主”,即強勢總統的執政模式首先面臨的是龐大的行政體系的效率和廉潔問題。普京的所有政治主張,都是圍繞著強化國家政權體系這一中心展開的,而強化國家政權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過構成這一體系的各級官員來實現。問題恰恰在于,“我們的官僚集團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個封閉的和傲慢的集團,把國家公務看作是一種生意。因此對于我們來說,頭號任務仍是提高國家管理的有效性、官員嚴格守法、向居民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12]。而要改變這種狀況不可能一蹴而就,行政改革“??不只在政府中慢,整個國家都慢。我雖然愿意像希望發生大激變的人一樣高興,但卻沒有看到激變,沒有看到大的變化。還是讓我們客觀地看看現實吧。我國在長時間的歷史發展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是超官僚主義的經濟和超官僚主義的國家,官員有權自作主張地決定一切。不僅官員,連同官員無關的人都這樣想。所有的人都等長官決定??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但我覺得我們是在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政府做的是遠遠不夠的,但是前進的方向是正確的。”[13]在進行這種改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他們或明或暗地抵制甚至反抗。

第二,無論是聯邦制改革、行政改革,還是政黨體制改革,確定制度、機制,明確“游戲規則”還僅僅是第一步,雖然是關鍵性的一步,而使這些硬件設置發揮作用,取得實際效果,除了要靠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來保證外,還必須處理好各方面的關系。改革必然涉及權力、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問題。在這里,中央與地方關系、官僚集團與掌握著 國家大部分經濟的財閥、寡頭之間關系仍然是問題的關鍵。普京的聯邦制改革和打擊寡頭行動取得了成果是事實,然而真正理順國家政權、官僚集團與地方官僚、地方精英之間的關系,國家政權、官僚集團與財閥、寡頭之間的關系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前者解決起來也許相對容易一些,葉利欽時期的教訓說明,地方離心傾向發生于中央政權軟弱之時,也正因為如此,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強化中央政權的措施。

至于說到國家政權、官僚集團與財閥、寡頭的關系,則更為復雜。普京削弱寡頭勢力、消除寡頭干政現象可說是見了成效,不聽招呼的寡頭受到 了法律的制裁,其余的寡頭們“守規則”了。但隨之而來的,不僅是來自國內自由派陣營和西方國家就破壞民主、干預自由經濟活動等對俄羅斯政府的指責,實際上也使得國內投資環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因此,普京出于政治、經濟多方面考慮開始對寡頭采取懷柔政策,試圖用為包括寡頭、財閥在內的生意人提供財產安全保證來換取他們政治上的中立,使他們安心經營活動,增加投資,擴大生產。從長遠看,金錢必然要影響政治,使寡頭們完全脫離政治、失去對政治進程的影響是不可能的,關鍵是如何處理好國家政權與他們之間的關系。同時應該看到的是,由于葉利欽時期精英集團與寡頭、官僚集團與商界形成了盤根錯節的聯系,不少官員實際上從這種關系中獲取經濟實惠,以自己的地位和權力同寡頭、商界人士進行利益的“等價交換”。這種狀況當然是隱蔽的,很難限定它們的范圍和影響程度。

第三,2005年開始的社會福利改革觸及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不滿情緒,普京的社會支持率也因此而下降。左派共產黨人、右翼自由派都在借機而動,傳統的左翼力量如俄羅斯共產黨以勞動者利益捍衛者的姿態出現,右翼力量聯盟以恢復民主價值為口號,大量的小 型政黨和非政府組織則舉起社會公正的旗幟。在此情況下,民眾的抗議有可能成為社會不安的根源,但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普京政權的基礎。

第四,車臣問題一直是影響俄羅斯社會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車臣恢復重建工作是一項繁重的任務,這暫且不提。近年來,俄羅斯境內所發生的幾乎所有有組織的恐怖活動都與車臣恐怖主義分子有關。因此,對國家政權來說反恐任務十分艱巨,此項任務關系著社會安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對政局產生影響。

第五,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并未因其社會政治制度的改變而使其國際環境得到改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堅持“冷戰”思維,從未停止過對俄羅斯戰略空間的擠壓。俄羅斯一直面臨著北約東擴的壓力,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國借反恐之機積極向中亞國家滲透,在中亞地區保持了軍事存在。近來一些獨聯體國家相繼發生“顏色革命”使俄羅斯周邊環境不斷惡化,這些經“顏色革命”形成的政權大多依仗美國人在背后撐腰,對俄羅斯表現出不友好甚至敵對態度。如果這一進程不斷延續、發展,俄羅斯民族主義情緒勢必會再次抬頭,對政權當局產生巨大的壓力,普京的外交政策難免會受到批評,引起精英集團的不滿,從而影響執政當局的威信。

第六,最近一個時期,西方國家推動的“顏色 革命”在一些獨聯體國家頻頻得手,并有進一步蔓延之勢。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鼓舞了俄羅斯的反對派,特別是自由派、民主派政黨。對此,俄羅斯政權當局是有警覺的。普京指出:“如果說到整個后蘇聯空間,令我不安的是用非法手段解決政治問題。這是最危險的,最危險的是搞不斷革命。一會兒是‘玫瑰’革命,一會兒是‘天藍色’革命,或是別的什么。一個社會的內部應當建立某種規則和機制。當然,需要關注、支持和幫助民主。但如果走上不斷革命的道路,對這些國家,對這些國家的人民都沒有任何好處。整個后蘇聯空間就會陷入一連串的沒完沒了的沖突,造成沉重后果。”[14]在2005年4月25日向俄羅斯聯邦會議所作的國情咨文中,普京以大量篇幅談及民主建設、俄羅斯的民主發展道路問題,顯然是對“顏色革命”的回應,也是對俄羅斯國內妄圖借“顏色革命”尋機而動的反對派勢力的警告。

當然,以上所有這些以及其他一些消極因素,還只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目前尚不足以影響俄羅斯政局的穩定。在“可控民主”下的俄羅斯,能夠對政權當局造成震動的恐怕也只有來自精英集團內部、來自官僚體制內部的挑戰。

隨著普京第二個總統任期的開始,國家最高權力的交接問題開始成為關注的對象。普京多次 明確表示他將尊重憲法,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屆滿時移交總統權力。這將是對俄羅斯政治體制的完善程度、國家政權牢固程度的一次重要檢驗。正如普京所說:“我考慮的是我們如何跨過2008年這個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界線。需要盡一切努力以應有的民主方式舉行俄聯邦總統的大選。”[15]可以預計的是,由于普京執政以來的政治作為得到了俄羅斯社會多數的擁護,國家政權進一步鞏固,政治體制尤其是權力體系基本定型并得以強化,各種反對派難有施展自己抱負、向選民展示自己治國才能的空間,盡管各派也會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參加角逐,但出現“黑馬”的可能性不大,未來的俄羅斯政治領導人將最有可能來自執政集團。對照葉利欽后期當政者為最高國家權力交接問題煞費苦心的情景,可以清楚地發現,普京時期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時葉利欽面對來自普里馬科夫、盧日科夫領導的中左派力量的強有力挑戰,又有強大的反對派政黨俄共的掣肘,采取了一整套戰術手段把自己選定的接班人普京推上向國家最高職位發起沖刺的制高點,為其當選俄羅斯總統做好了各種鋪墊,創造了最好的時機。而普京時期反對派力量均已無法構成對政權的那種強大沖擊力,同時由于普京執政以來他本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在俄羅斯上層精英當中始終沒有出現有相應政治影響的出類拔萃人物,而使得未來的最高權力交接變得困難和神秘,同時也增加了偶然成分。

(責任編輯 向祖文)注釋： [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http://www.tmdps.cn/chn/? SID=21&ID=631 [2]2003年5月16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向俄羅斯聯邦會議所提交的國情咨文。[3]〔俄〕普京:《向俄羅斯聯邦會議提交的2000年國情咨文》,載《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82頁。[4]同上。

[5]前引書:《普京文集》,第5頁。[6]前引書:《普京文集》,第10頁。

[7]2005年4月2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向俄羅斯聯邦會議所提交的國情咨文。[8]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http://www.tmdps.cn/chn/? SID=21&ID=631 [9]前引書:《普京文集》,第7頁。

[10]這方面的實例不勝枚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丘拜斯等一些政府官員直接卷入1997年“通訊投資”公司和“諾里爾斯克鎳”的拍賣活動,引起精英集團內部不同派系的爭斗,導致隨后出現的涉及丘拜斯等當時一些政府高官的“稿酬丑聞”;1999年時任俄羅斯總檢察長的斯庫拉托夫威脅要對涉及“家族”的所謂紐約銀行洗錢案展開調查以及隨即發生的斯庫拉托夫“性丑聞”,等等。在葉利欽時期,為搞臭政敵而潑臟水是精英集團內部常見的斗爭方式,而其核心是經濟利益之爭。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官員們、精英們不惜鋌而走險,以身試法。[11]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http://www.tmdps.cn/chn/? SID=21&ID=631 [12]2005年4月25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向俄羅斯聯邦會議所提交的國情咨文。[13]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http://www.tmdps.cn/chn/? SID=21&ID=631 [14]普京在2004年12月23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http://www.tmdps.cn/chn/? SID=21&ID=631 [15]同上。

第三篇：俄羅斯語言與文化

俄羅斯語言與文化
姓名：feibo 學號：

一 俄羅斯概況
俄羅斯，國名為俄羅斯聯邦，國旗采用由傳統的泛斯拉夫色白、藍、紅 三色所組成的三色旗。國徽采用以雙頭鷹為圖案的紅色盾。國花為象征光 明的向日葵。國歌為《俄羅斯國歌》。俄羅斯是世界上領土面積最大的國 家，有人口 1.41 億，80%分布在國土的歐洲部分，民族 130 多個，其中俄 羅斯人占 82.95%。主要少數民族有德意志、韃靼、烏克蘭、楚瓦什、巴什 基爾、等。俄羅斯聯邦現在由 21 個共和國，9 個邊疆區，46 個州，2 個聯 邦直轄市，1 個自治州，1 個自治區組成。幅員遼闊，物產豐富！

二

俄羅斯的語言與文化

人造文化 這是一種擁有記號，符號的藝術物品。人造文化是由人類用各種 物品制造加工而成的 — 除此之外也包含了人類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科學，迷信，藝術及民間傳說。在上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俄羅斯人創造出了豐富的人類 文化，藝術。俄語是俄羅斯聯邦的官方語言。各共和國有權規定自己的國語，有 30 多種語言。并在該共和國境內與俄語一起使用，目前俄語是四個獨聯體國 家的官方語言。俄語屬于 東斯拉夫語支,是世界語言之一, 同時也是最流行的 斯拉夫語之一.俄語同烏克蘭語與白俄羅斯語一樣由古俄語演變而來.。俄羅斯領土跨越歐亞兩大洲，自然而然地融合了東西方兩種文化。俄羅斯文 學源遠流長，在世界上享有盛譽，出現了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里、別林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肖洛霍夫等世界馳名的大文豪和 作家。俄羅斯的美術源遠流長，繪畫有著悠久的歷史，著名的藝術大師有列維坦 列賓、蘇里柯夫、克拉姆斯科伊等。俄羅斯的宗教音樂和民間音樂有著深遠的歷 史傳統，歌劇、交響樂和室內音樂具有鮮明的民族氣質，奔放豪邁。簡要的說俄羅斯文化具有：“中間性”，”兼容性”，“兩極性”，“ 多 樣性”。其原因，俄羅斯獨特的地理條件和歷史。讓這位亞歐巨人成為了中西文 化的混血兒。成為了東方嚴重的西方，西方眼中的東方 俄羅斯文化可被稱作為一種中世紀文化傳統。它具有以下特征： 文化發展 速度很慢，其受上一代人的經驗和傳統影響很大。局部性，封閉性。當時在自 然經濟的條件影響下各地之間的相對孤立的，缺乏經濟聯系。受基督教以及其 他宗教儀式很強的影響.雖然古俄羅斯文化發展模式與西歐各國不盡相同，但是 它們卻始終在大體上保持著一致。宗教主要為東正教，其次為伊斯蘭教。2001 年俄權威社會調查機構抽 樣調查結果顯示，俄居民 55%信奉宗教，其中 91 ％信奉東正

教，5%信奉伊

斯蘭教，信奉天主教和猶太教的各為 1 ％，0.8 ％信奉佛教，其余信奉其 它宗教。東正教是俄羅斯最為廣泛流行的宗教。正是對東正教的信仰影響了俄羅斯 文化的發展。然而，東正教從來沒有完全主宰過俄羅斯社會：俄羅斯社會已經容 納下了各種宗教的發展。據官方對部分俄羅斯居民調查顯示： 俄羅斯有大約 50% 的人口不信仰任何宗教，30%~40%的人口是東正教徒。伊斯蘭文化據專家統計(在最近的一次人口統計中沒有涉及到宗教信仰的 問題)在俄羅斯有一千到一千五百萬穆斯林。據俄聯邦分部統計, 在俄羅斯有兩 千萬穆斯林.然而據俄羅斯最有名的伊斯蘭研究學者羅曼·西蘭捷夫認為，這些 統計數據偏高，而實際上穆斯林人數應該介于一千一百萬到一千二百萬之間。穆 斯林在俄羅斯大都居住在伏爾加-烏拉爾一帶，北高加索地區，以及莫斯科市，圣彼得堡市，西西伯利亞地區。在俄羅斯有超過 6000 座清真寺（1991 年僅有百 余座）。俄羅斯人被認為是最具宗教品格的一個民族，在現實生活和文學作品 中，東正教所宣傳的愛與寬恕的思想處處可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 里、列夫·托爾斯泰等著名俄羅斯作家的作品中都充滿了種種宗教的哲理。

三、俄羅斯節日眾多，主要節日有：
送冬節(又名謝肉節，為期 7 天，在每年的 2 月 19 日—25 日，節日期間，俄 羅斯各地都要舉辦化裝演出、游戲、民族歌舞表演等活動送走冬天。謝肉節是 俄羅斯一年中最熱鬧的節日之一．舉辦謝肉節的時間在復活節過后的第八 周，一共有七天，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名稱：第一天為迎節日，第二天為始 歡日，第三天為大宴狂歡日，第四天為拳賽日，第五天為岳母晚會日，第 六天為小姑子聚會日，第七天為送別日．人們會在謝肉節期間舉行各種娛 樂活動，比如舉辦化裝晚會，跳假面舞等等．)祖國保衛者日：2 月 23 日(1918 年，原為蘇聯建軍節，1992 年改為祖國保衛 者日。)“宇航節”：4 月 12 日(1962 年蘇聯為紀念加加林首次太空航行而定)。“春天和勞動”節： 月 1—2 日(1992 年起將每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改為春天 5 和勞動節)。反法西斯勝利日(又稱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5 月 9 日(1945 年)。俄羅斯主權國家宣言日：6 月 12 日(1990 年)。國旗日：8 月 22 日。和諧和解日：11 月 7 日(1996 年 11 月 7 日，俄總統葉利欽簽署了和諧和解日 命令，把原來的“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紀念日”(1917 年 11 月 7 日)定為和 諧和解日)。憲法日：12 日 12 日 總之，俄羅斯可以說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

第四篇：俄羅斯文化與中俄關系

近日，外交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前駐哈薩克斯坦大使周曉沛在廣州羊城學堂舉行“俄羅斯文化與中俄關系”講座。有關講座內容豐富、思想深刻、深入淺出，聽眾反響十分熱烈。現將有關內容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第二次走進羊城學堂。兩年前，我曾在這里講過中亞形勢與文化，這次主要談俄羅斯問題。我想透過俄羅斯文化，來看俄羅斯這個獨特的民族、獨特的國家及其特立獨行的政策，再來解讀也可以說是獨特的中俄關系，對某些問題可能會看得更清晰一點。經常聽到有人議論，他們對俄羅斯很感興趣，但對這個國家的好多事，包括外交變化無常，實在看不大懂。在一些老百姓眼中，昔日的“老大哥”也似乎風光不再，內心看不起俄羅斯。在西方媒體中，俄羅斯則被形容成“在街上亂竄、四處吼叫的熊”。不久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駐外使節會議上強調，應加強打造俄的“軟實力”，以改變“被扭曲的形象”。

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民族，有別于世界上任何國家。如何解讀這個獨特的國家，確實是一個難題。幾年前，法國總統薩科齊訪俄時，曾向對方提出一連串問題。普京未予直接回答，而是引用了十九世紀俄國詩人秋特切夫的一段名言：“Умом Россию не понять...в Россию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ерить”。意思是，憑智力難以理解俄羅斯，對她不能用常規量度；俄羅斯別具一格，對她你只能相信。而現實中的俄羅斯，卻相當高調張揚，加之某些媒體抹黑渲染，有時又令國際社會難以置信。

俄羅斯是一個“巨無霸”，面積1700多萬平方公里，1億4千萬人口，有190多個民族，大多信奉東正教。俄聯邦橫跨歐亞兩洲，東西長1萬公里，共有9個時區。到西伯利亞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地大物博”。坐火車好幾天都是看不到頭的原始森林，自然礦產資源富得流油，天然氣、煤炭儲量均占世界總量30%。僅貝加爾湖的淡水，可供全球人口飲用半個世紀，被稱為“世界之井”。有人開玩笑說，“后石油”時代，俄羅斯人靠賣水也能自救。俄羅斯被稱為是一個“詩與劍”的民族。東西方文化交融，既有詩人般的激情、浪漫，又有劍客般的豪放、粗獷。1918年，俄羅斯著名思想家別爾加耶夫在《俄羅斯的命運》中這樣寫道：“德國是歐洲的男人，俄羅斯是歐洲的女人。俄羅斯可能使人神魂顛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她最能激起對其熱烈的愛，也最能激起對其強烈的恨。”這似乎生動勾畫了其民族的獨特性、矛盾性及多變性。

俄羅斯文化積淀深厚。歷史上名人輩出，諸如羅蒙諾索夫、門捷列夫、柴可夫斯基、列賓等世界級的科學家、藝術天才不勝枚舉。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普希金的《葉甫根尼·奧涅金》、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經典名著在中國家喻戶曉。“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虛度年華而悔恨。” 我們這一代人都記得保爾的這段閃光格言，這也是我外交人生的座右銘。我想，年輕人就應該有理想，有追求，要有所作為。

在世界近代史上，記載著兩大輝煌：一是1812年俄國人民在衛國戰爭中打敗不可一世的拿破侖；二是1945年蘇聯人民經過1418個日日夜夜的浴血奮戰，用2700萬人的生命換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靠的是什么？據說，主要是因為俄羅斯人具有克敵制勝的頑強意志和韌勁。

俄羅斯人愛喝酒，而且是“海量”。公元十世紀，基輔羅斯的弗拉基米爾大公說：“喝酒是羅斯人的天生嗜好，沒有這種樂趣，就無法生存”。衛國戰爭期間，為提高戰斗力，斯大林批準每天給前線野戰部隊每人派發伏特加100克，后又把打勝仗的定量增為200克。有歷史學家稱，他們是“靠伏特加和喀秋莎火箭炮打贏了戰爭”。現在，俄羅斯人均飲酒量也居全球第一。政府頒布過禁酒令，但“幾度禁酒幾度醉”。漫長而寒冷的冬季，不僅使他們嗜酒成性，也磨練了其特有的耐性。

俄羅斯人豪爽，重感情。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在蘇聯工作，當時中蘇關系不好，但老百姓家里依舊珍藏著五十年代中國留學生送給他們的鋼筆、毛巾、老照片以及明信片。

二、三十年前認識的一些俄羅斯外交同行，現在來北京出差，都要給我們這些退休的老家伙打電話，邀請一起吃飯聚會，并倡議成立“老朋友俱樂部”，定期見面敘舊，這是難得的人間真情。俄羅斯人不嬌生慣養，從小就培養勇敢、冒險的性格，同時還到大劇院看芭蕾、聽音樂會，接受文化藝術熏陶。據統計，俄羅斯的家庭平均鋼琴擁有量占世界第一，家庭藏書率和國民閱讀率也是最高。

當然，近些年來，俄國內也出現了許多負面問題，包括腐敗現象嚴重，治安狀況差，犯罪率上升等。但其整體素質仍然較高，不要輕易低估這個偉大的民族。

有人形容俄羅斯是“資源大國、軍事大國、科技大國、人才大國”。戰后五、六十年代，蘇聯經濟發展很快，軍事實力與美平起平坐，但輕工業、農業落后；七十年代社會停滯，后期經濟開始下滑；八十年代中期國家亂套了，最終導致“亡黨、亡國”。歷經蘇聯解體磨難之后，俄羅斯又重新崛起。外交上呈強硬實用態勢，維護自身民族利益，力圖重振大國地位。仔細觀察分析一下，俄外交上還是頗有章法的，包括應對西亞北非亂局、在反導問題上與美國針鋒相對等等。

國際金融危機對俄羅斯沖擊不小。隨著世界經濟緩慢復蘇和國際能源價格回升，俄羅斯經濟復興明顯，2010年和2011年增長均達4%，現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但經濟過度依賴能源出口，地區發展不平衡，基礎設施老化嚴重。俄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和全面現代化，調整傳統經濟結構，將能源、軍工和創新產業并列為實現未來10年經濟發展戰略的三大支柱，提升國際競爭力，爭取2020年前進入世界五強。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普京在新任期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較前突出，但國內政局可望保持相對穩定，俄羅斯崛起的勢頭不會逆轉。國際上對俄羅斯大選及普京復任反應不一。有人戲稱“二人轉”，有人指責“專制獨裁”，有人則期盼“王者歸來”。從內部看，隨著經濟恢復中產階級

興起，反對派街頭政治重趨活躍，民眾對改善民生的期望值增高，當局在民主變革、經濟轉型、社會發展方面的壓力更大；從外部看，美西方對俄走向疑慮和防范加深，遏俄、弱俄的方針不會改變，國際環境更趨復雜。

個人認為，在可預見的一個時期內，自成一體、特立獨行、相對穩定的社會政治制度，符合俄羅斯的歷史傳統和基本國情。“柔道高手”普京強勢回歸，表明其政策主張仍受到普通民眾擁護，其威望和影響尚無人取代。

近20年來，中俄關系取得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中俄之間為什么要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究竟包括哪些內涵？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發展前景到底如何？要搞清這些問題，不能不回顧一下兩國關系的演變歷史及其發展軌跡。

迄今，中俄關系只有21年，而中蘇關系卻有42年的歷史。蘇聯解體后，鑒于我國支持俄羅斯繼承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因此中俄之間不存在重新建交的問題。1991年12月25日蘇聯宣布解體當天，我國政府代表團即飛抵莫斯科訪問。雙方商談簽署了會談紀要，俄方承諾原中蘇之間簽訂的條約繼續有效，重申支持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確認將駐蘇聯大使改為駐俄羅斯大使，就順利解決了中俄關系的繼承問題。兩國的建交日期依然是1949年10月2日。因此，看中俄關系，不能不談中蘇關系。

眾所周知，中蘇兩國關系充滿了跌宕起伏的變化。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而中蘇關系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十年友好結盟，十年關系惡化，十年對立為敵，十年緩和改善。我在外交回憶錄《中蘇中俄關系親歷記》一書中詳細講述了這個復雜過程。

大家可能聽說過柯西金給毛澤東打電話被掛斷的故事吧!1969年珍寶島武裝沖突事件后，中蘇兩國關系空前緊張。柯西金想直接與毛澤東主席通電話，中南海的女話務員竟把政府專線電話掛斷，而且罵了他一通，說“蘇修頭子不配和我們的偉大領袖通話!”

有意思的是，不少網民對此事進行了熱議。許多人都對這位話務員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議”，說她太“牛”了，應該受到處分。對于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那時中蘇關系的敵對情緒確實匪夷所思。

珍寶島事件后，學校組織到蘇聯駐華使館門前游行抗議。當時我正在北大念書，我們一路上高喊“打倒蘇修”、“打倒新沙皇”的口號。我清楚地記得，在使館門前的“反修路”（原叫揚威路）兩旁，張貼著“絞死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的醒目標語，而且名字上都打了大紅叉。這就是當時的實情。但不管怎樣，作為一名接線員，未經請示就擅自拒接電話是不對的。正因如此，毛主席獲悉后批評說：“電話是打給我的，怎么不報告就拒絕了？”

關于柯西金與毛澤東通話遭拒的某些細節，俄羅斯方面也有類似披露。時任柯西金翻譯的顧達壽在回憶錄《我在中國的生涯》中這樣寫道：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讓他接通北京的電話，說要直接與毛澤東通話。莫斯科與北京的專線電話接通后，中方接線員小姐生硬地

說了一句“我不能給你接通這樣的電話”，就將電話掛斷了。應柯西金的要求，他接連撥了四次電話，都被掛斷，而且很不禮貌地說：“我們的毛主席堅決不與蘇修壞蛋柯西金通話”。作者稱，他清楚地聽見了對方說的“壞蛋”這個中國人用來罵人的詞，但他沒有如實向柯西金翻譯。

在這兒，我還想講一個上世紀贊頌中蘇友誼的歌詞作者命運沉浮的真實故事，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兩國關系的一個縮影。《莫斯科－北京》創作于1949年12月，正值中蘇兩國關系處于高潮時期。毛澤東到莫斯科訪問的消息引起蘇聯舉國轟動。在這種激情的感染下，一位名叫米·維爾什寧的被流放西伯利亞的詩人寫下了“蘇中人民永遠是兄弟”的不朽名句。據說，斯大林很喜歡這首歌。毛澤東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已乘火車返回北京，他想親自見一下歌詞作者。而那時的維爾什寧，因遭人誣告還是蘇維埃政權的“異見分子”。在斯大林的親自過問下，蘇聯軍事法庭很快撤銷了對其所有指控，并被安排到蘇中友協工作。從此，維爾什寧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一名普通作家迅速高升至蘇聯外交部長助理。然而，隨著中蘇關系急劇惡化，《莫斯科－北京》這首歌曲也漸漸被人淡忘，維爾什寧個人處境也越來越艱難，再次淪為一名普通的詩人。更倒霉的是，他的詩作再也沒有人敢發表了。在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寒冬里，窮困潦倒的維爾什寧慘死在野外雪地上。這位在政治風云中大起大落的蘇聯詩人，哪里知道兩國關系的“寒冬”過后會再度“回暖”？！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蘇雙方都調整政策，兩國關系逐漸緩和、改善。1989年，戈爾巴喬夫應邀訪華與鄧小平舉行了高級會晤。雙方宣布，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中蘇關系從此實現正常化。

四十年的風風雨雨使我們雙方都蒙受了沉重損失，也都汲取了深刻教訓。無論是結盟，還是對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蘇關系還是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這樣，兩國之間就建立起了不同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那種結盟關系，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那種敵對關系，而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相互睦鄰友好的正常國家關系。

正常化后不久，東歐劇變，兩極格局崩塌，國際形勢和兩國國內情況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鄧小平同志指示，不管蘇聯怎么變化，我們都要從容地同他發展關系，包括政治關系，不搞意識形態爭論。這個方針很重要。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蘇高級會晤確定的兩國關系基本原則不僅經受住了考驗，而且成為建立新型中俄關系的基石。

從1992年俄羅斯總統首次訪華開始，中俄兩國領導人建立了定期互訪機制。通過直接接觸，增加了相互了解，消除了彼此隔閡。從中俄雙方重新承認“相互視為友好國家”，到確認兩國已具有“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伙伴關系”，直至宣布發展“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短短四年內，兩國關系接連上了三個重要臺階。

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是一種新型的戰略性國家關系，是具有長遠生命力的正常國家關系。它不僅有政治互信的重要前提，更有傳統友好、互利合作的扎實根基。所謂“戰略協作”，其實質就是在雙方關切的重大核心問題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應對挑戰，維護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自1996年中俄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以來的16年中，兩國關系實現了三次平穩過渡。第一次過渡是，普京接替葉利欽出任總統。雙方重申，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兩國領導人簽署了為期20年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把“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并徹底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兩國邊界問題。

第二次過渡是，梅德韋杰夫接替普京出任俄羅斯總統僅半個月，就到中國進行承前啟后、面向未來的重要訪問，雙方共同推動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更好更快地向前發展。雙方強調，在涉及對方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核心內容，加強能源合作是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擴大和深化人文領域合作對鞏固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具有重大意義。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在能源等領域的務實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2012年普京復任總統后不久即正式首訪中國，預示兩國關系巳順利實現了第三次過渡，有人形容進入“黃金時期”。一向重視發展對華關系的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宮，這將有利于俄羅斯的穩定和振興，也有利于中俄關系的長期穩定發展。普京在競選綱領中談及中俄關系時指出：中國經濟增長決不是威脅，而是俄經濟之帆趕上“中國風”的良機。這是俄領導人首次對“中國威脅論”的明確表態。

未來十年中俄關系的定位是：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榮、世代友好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中俄雙方將進一步發揮得天獨厚的地緣政治、經濟互補優勢，更好地聯手應對全球性的新問題、新挑戰，繼續深化互利共贏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

當然，中俄關系發展進程中難免也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包括相互認知有差異、貿易結構失衡等。現在，我國已是俄最大的貿易伙伴國。2011年雙邊年貿易額約800億美元，雙方規劃到2015年達1000億美元，2020年前提升至2000億美元。要實現這些目標，思想觀念需要創新，經濟合作必須進入結構轉型和戰略升級的新階段，著手進行戰略性大項目合作。持續了20年的“灰色清關”和“假冒偽劣”商品貿易已經走到盡頭，應盡早轉入規范化的正常國際貿易軌道。雙方還需進一步加強民間人文友好工作，夯實兩國關系的社會民意基礎。這也是我今天與大家交流互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前，世界上亂象叢生，各種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國際力量格局和國際體系正在發生深刻演變，大國關系也在進行重大調整。中俄關系是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中俄關系健康穩定發展對雙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價值。總之，立足于“世代友好，永保和平”的兩大鄰國關系前景看好。

第五篇：論公民意識培育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論公民意識培育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

【原文出處】學術論壇

【原刊地名】南寧

【原刊期號】20051

2【原刊頁號】60～6

3【分 類 號】D

1【分 類 名】社會主義論叢

【復印期號】200603

【作 者】盧愛國

【作者簡介】盧愛國，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2005級博士研究生，湘南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武漢 430079）

【內容提要】和諧社會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調。文章從人的現代化視角闡釋公民意識與和諧社會的互動關系并提出培育公民意識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路徑：認為公民意識是和諧社會的精神支柱，和諧社會構建是公民意識培育的現實階梯，二者是一個雙向推進的過程；培育公民意識和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大力加強公民教育和努力培育公民社會。

【摘 要 題】和諧社會

【關 鍵 詞】公民意識/和諧社會/培育和構建

【參考文獻】

[1]阿歷克斯·英格爾斯.從傳統人到現代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2]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3]叢日云.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01,(1).[4]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安東尼·奧勒姆.政治社會學導論：對政治實體的社會剖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7]何增科.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和諧社會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調。理論界和學術界對和諧社會的研究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不少學者從理論上深入探討了和諧社會的外部特征；有的學者從深層次上揭示了和諧社會內在的各種關系；更多的學者則針對和諧社會構建存在的問題作了較深入分析并提出了大量的政策建議。然而，考察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不難發現，有一個至關重大的問題未受到應有的關注，即作為和諧社會主體內在支撐的文化心理研究。現代化理論表明，社會現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的關鍵是價值觀念的現代化，是人性的提升。因為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賦予制度以真實生命力廣泛的社會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己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性結局在所難免[1](P199)。對于和諧社會來說，則需要一種與之相適應的普遍健全的公民意識。本文試圖從人的現代化的視角闡釋公民意識與和諧社會的互動關系并提出培育公民意識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具體路徑。

一、公民意識：和諧社會的精神支柱

“在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背后，必然存在著一種精神力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一定與該事業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2](P3)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項偉大事業的精神支撐力量就是由普遍健全的公民意識而升華的公民精神。公民意識是現代社會成員對作為公民角色及其價值理想的自覺反映。它在本質上呈現為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相適應的主體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在內容上包含了以自由、公正等價值理想為衡量準則的對公民個人與個人、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及個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公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及現實法定的權利和義務的認識、判斷與認同；對公正合理的政治制度的維護與遵從；對誠信友愛的人際關系和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自覺維護。概

言之，公民意識包括處于核心層次的主體意識、處于中間層次的權責意識以及處于外顯層面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生態和社會領域的參與意識、合作意識、公德意識、誠信意識、生態意識、發展意識等。和諧社會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概念。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它歸結為四個方面的和諧：人際關系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社會系統內部各種基本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要素之間的和諧。從外部特征上看，主要表現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無論從內涵，還是外部表征上看，其中心環節毫無疑問是人。因為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人的和諧是社會和諧發展的根本前提，而和諧人或曰現代人的核心是公民意識。

民主法治的社會要以健全的公民意識為精神基石。一方面，公民意識是民主制度產生、發展和健康運作的理念支撐。世界民主史表明：沒有公民意識的覺醒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沒有健全的公民意識民主制度不可能得到發展和完善[3]。另一方面，公民意識是民眾參與政治的內在驅動。公民只有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性，意識到作為公民應有的權利與應承擔的義務，才會產生能動的參與意識，并外化為政治參與活動；公民只有具備對法制的高度認同，才會采取制度化的參與行為。一言以蔽之，“民主的信念和政治文化”是一個國家實現民主的關鍵性條件之一。

公平正義的社會要求每一個人都樹立科學的公正觀。公平正義是具體的、歷史的和相對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公正觀本質要求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利益與責任的統一。在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沒有全體社會成員權利意識的喚醒和對社會管理的積極參與難以推進正義制度的建設。公正的制度體系維系和運轉同樣需要公民個體強烈的正義感的道義支持，這要求公民把正義制度內含的權利義務作為一個整體承擔起來，切實履行自己的責任。所以，以權責意識為主要內容的公民意識是公正的社會制度產生和公平正義社會實現的心理基礎。

誠信友愛的社會要以普遍的誠信道德意識為基礎。民主在取信于民的基礎上才能得到充分張揚，法治的過程也是一個誠信的過程。只有尊重和遵守誠信規則，人的創造活動才能得到維護，創造才能得以發揮，創造成果得到保護，社會才充滿活力；沒有誠信與法治的保障，社會秩序就會出現混亂，人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公平正義和安定有序也就難以實現。只有在誠信的基礎上，人與人之間才能坦然相處，也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

充滿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社會要求人的主體性和理性力量的充分發揮。社會活力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條件。和諧社會的發展活力集中表現在社會成員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上。沒有人的主體性意識的覺醒和張揚，在經濟上難以破除一切妨礙發展的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在政治上難以保持和發展公民參與的積極性；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則使人們缺失看護和改善自然的道德責任。安定有序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它意味著社會穩定發展、社會關系良性協調和人們心理平和。而安定有序的重要標志是成熟的公民意識。人際和諧、人與國家、人與社會的和諧只不過是人們心靈深處內在的秩序與和諧——規則意識、自律精神、理性力量等的外化而已。

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要求人類具有生態文明觀并賦予自然以道德關懷。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生態文明的內在要求，是指人能動地適應自然規律，與自然界互利互惠、生榮與共。一方面，在自然允許的范圍內開發、利用和改造自然，使之為人類提供必要的物質資料，滿足人類需求；另一方面，人必須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平等的一員，自覺地維護自然界的生態平衡，促進自然界按其自身規律發展，當人的利益與自然界的整體利益發生沖突時，要控制人自身利益和維護自然界的整體利益。這就要求人類必須從觀念上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把二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賦予自然以道德關懷。沒有普遍責任意識和生態意識的形成是不可能開創生態文明時代的，而責任意識和生態意識正是現代公民意識的主要內涵。

二、和諧社會的構建：公民意識培育的現實階梯

公民與公民意識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話題。從歷史上看，“公民”一詞最早源于古希臘，是指在法律上享有特權的一小部分自由民。到了中世紀，教會和封建君主成為國家和人民的主宰，個人只是上帝的子民和封建君主的臣仆而不是公民。而在我國君主專制主宰一切的二千多年里，只有臣民而沒有公民，當然，也無公民意識可言。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雖推翻了君主制并確立了國民主權原則，但在舊中國難以實現。新中國成立后確立了公民法律地位和法律資格，為公民意識的培育奠定了制度基礎。然而，由于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特別是受斯大林模式和極左思潮的影響，使民眾的公民意識未能真正確立。時至今日，大部分國人基本上仍未成為現代公民，在與國家的關系上，主人意識和權利觀念淡薄；在與政府的關系上，參與和監督意識缺失；在與社會的關系上，規則意識和公德意識不強；在與他人的關系上，誠信友

愛缺乏；在與自然的關系上，生態意識薄弱。所以，培育國人健全的公民意識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根本性任務。

在改革開放2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根據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其實質就是要開拓一條不同于西方式的現代化之路，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培育公民意識奠定堅實基礎。

1.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市場經濟成熟的社會，而市場經濟是培育公民意識的經濟基礎。市場經濟不僅導致人的依賴關系的解體，造就出具有“獨立性”的人，結束了絕對權力所要求的封閉和孤立狀態，使人從狹隘的地域中走出來，成為具有開闊視野的人；而且市場經濟促進道德意識和法治觀念的形成和發展，因為市場經濟是規則經濟、權利經濟，它的特征是自由交易、公平競爭，它天然要求道德和法治。此外，它還培育人們的合作意識和參與意識。總之，只有大力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破除在小農自然經濟方式和計劃型體制基礎上樹立起來的非主體性自我意識。實現國民政治心理從狹隘順從心理向參與心理、從人治意識向法治意識、從等級依附到平等自由、從封閉保守到開放創新的全方位嬗變。

2.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政治體制完善的社會，而政治體制是培育公民意識的制度保障。公民意識（公民文化）培育固然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但沒有民主制度架構下公民的經歷和體驗，沒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訓練，公民意識也不會發育成熟。從世界民主化的歷史來看，無論是在早發內生型民主國家還是晚發外生型民主國家，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訓練才是公民文化發育的現實階梯。中國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傳統政治、經濟體制的影響加上“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4](P332)。所以建立健全各項制度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內容。這個過程也將使民主這個復雜而深奧的字眼從理論的象牙塔走出來成為普通大眾的實踐，經常性的民主生活使公民對民主制度由陌生到接受，從而公民文化得到滋養而不斷發育成熟。

3.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精神文明發達的社會，而精神文明是以公民意識培育為著眼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是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培育“四有”公民，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可見，精神文明首先是把人作為建設對象，因為人首先是作為個體而存在，進而組成社會。馬克思曾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5](P131)這就是說，沒有“自由人”，就沒有“自由人的聯合體”。同樣，全社會道德風尚的改善、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首先要以社會成員個體素質的提高為前提條件，而著眼點就在于培育社會成員的公民意識。隨著社會成員公民意識的加強，他在社會活動中會自覺踐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在與國家的關系上，會自覺履行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以主人翁的姿態保護國家利益、國家尊嚴；在與政府的關系上，會敢于監督公共權力的運行，促進良好政治道德風貌和社會風尚的形成；在與社會的關系上，會自覺維護社會秩序，遵守社會公約和社會公德；在與他人的關系上，會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互助、平等友愛的人際關系。

三、培育公民意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從以上分析可知，公民意識培育與和諧社會構建是一個雙向推進的過程，和諧社會構建的關鍵是公民意識培育，而只有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才能培育出公民意識，正是二者的互動推動著中國現代化進程。所以，我們必須大力培育公民意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1.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夯筑公民意識培育的堅實基礎。“社會心理因素是經濟發展的產物。”[6](P370)要實現人們意識的現代化就必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市場經濟涉及許多工作和領域，當前應著重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和完善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首先，要建立現代市場經濟新秩序。加強法制建設和完善執法體系，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法律法規體系；加快建立信用體系，形成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信用環境；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制度框架，加快我國市場從無序到有序的演進。其次，要完善農村市場經濟體制。農民是我國民主建設最重要的力量。農村市場經濟是實現農民意識現代化的大課堂。從主要方面看，要加速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當前主要是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創新，確立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增強千百萬農戶的創造活力。

2.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構公民意識擴展的制度保障。我國原有政治體制脫胎于革命戰爭年代，初建于新中國誕生之際，形成于社會主義改造時期，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又在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和群眾運動中不斷得到強化。這種政治體制存在諸多弊端，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

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4](P327)。這種體制堵塞了民眾參與渠道，嚴重制約著公民意識的培育。現代社會的政治體制必然要有高度的自主性、適應性和凝聚性，才能有助于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在參與中熏陶公民意識和提高參與技能。對我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要按照民主的基本原則進行民主化導向改革，當前除堅持和完善我國已構建的一系列民主制度外，應把加強農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作為中國在新世紀政治體制創新的突破點，因為草根民主—社區自治是培育人們公民意識最好的舞臺。

3.加強社會主義公民教育，優化公民意識生成的啟蒙手段。一是要改善學校公民教育。在學校中開設獨立的或綜合性的公民教育課程，建立從小學到大學一體化的公民教育課程；在公民教育內容上變“法制教育”為”法治教育”；處理好公民教育與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關系，把公民教育擺在獨立和基礎位置；在公民教育的方式上，要特別注重加強學生的實踐本體論教育。不要把公民教育培養當作一種脫離實際生活、空洞枯燥的說教。二是要建立社會的公民教育體系。充分發揮媒體的宣傳功能，改變近年來傳播媒體在公民教育上存在的角色缺位問題，特別是傳媒要努力營造一個公民話語環境；建立專門的公民教育研究和推廣機構，學術界應加大力度研究社會主義公民文化取向的特點規律，增強公民意識培養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三是要注重公職人員公民意識的培育。公職人員擁有健全的公民意識對培養良好的公民意識起著至關重要的導向作用。然而，不少人在倡導公仆意識的構建時忽視公民意識的培育。事實上，公仆意識是建立在公民意識基礎上的，公職人員應成為公民意識培育的重點對象。

4.努力培育公民社會，培植公民意識發育的社會土壤。公民社會是公民意識得以存在的土壤，是“公民價值的潛在儲備庫”[7](P125)。與西方不同，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是一個自覺過程，其推動力主要來自國家（政府）。目前，除進一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外，應致力于改革我國公民組織管理體制。我國目前的公民組織管理模式基本上還是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政府選擇型管理模式，公民組織基本上是政府伸向公民社會的觸角。公民組織應具有非政府性、自主性等普遍特征，這只能在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選擇模式下才能獲得。該模式認為公民組織和政府都是一種對社會公平正義負責的組織，任何公民都可以非常方便地成立組織，其支持力量更多的是來自民間。對于政府主導的我國公民社會進程來說，實現公民組織管理體制的轉型迫切需要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資源支持，當前則需要完善結社立法和提供必要的運作經費。基于我國大多數社會成員對于公民社會認識還很不夠，中國共產黨要承擔起教育民眾全面認識公民社會的歷史重任，將公民社會建設成為推動現代化事業的積極力量；我國的社會科學界應開辟更多相關研究園地并結合國情建立社會主義公民社會理論學說，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總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開闊政治視野下的理性選擇，更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但關鍵在于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識。隨著人們公民意識的成熟，中國現代化必將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