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信任危機表現及原因探析

農村信任危機表現及原因探析

—基于對F村調查分析

徐艷艷

摘要：農村穩定是整個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而信任是影響農村穩定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通過在F村的實地調查發現，當地農村有著嚴重的信任危機。特別是村民對當地的領導的不信任，這對干部開展工作帶了很多不便。而造成信任危機的原因很復雜，急需采取措施緩解這一危機。

關鍵詞：農村信任危機

社會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保持人與人之間正常交往和維持社會正常運作的一個基本機制。但是，近些年來的相關研究表明，我國社會信任現狀不容樂觀，尤其是正處于急遽轉型期的農村。在所有的信任危機當中，農村基層政權與農民之間的信任危機尤為嚴重，還有不斷惡化的趨勢，同時這一危機已經讓農村基層政權在工作中付出了代價。如果不能夠得到緩解，將會嚴重影響到新農村的建設進程，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

筆者針對這一情況，對家鄉的信任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通過實地調查、深入訪談和問卷調查的方法收集資料。希望通過調查了解當地居民的真實想法，并探析造成農村基層政權與農民之間的信任危機的原因，進而找到一些針對當地情況的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法。

一、F村的基本情況

F村是重慶某縣的一個“縣級示范村”，全村轄7個社，有607戶，總人口2030人，現有耕地2320畝，人均地1.14畝。海拔在600—800米，總面積7平方公里。由于地處高山，土壤比較貧瘠，主要農作物為稻谷和玉米。也間種小麥、油菜以及紅薯。從2003年開始，為了防治長江上游的水土流失，該村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參與了退耕還林工程。由于耕地的減少，大批年輕人外出務工，留在家里的除了老人就是小孩。在2011年，該村突破了人均年收入10000元，其中外出務工的收入占了全收入的65%以上。

筆者主要通過實地調查和深入訪談的方法收集資料，因為當地很多居民都外出打工了，根本找不到人填寫問卷，因此只發放了40份問卷作為輔助調查，問卷回收了40份，回收率為100%。樣本的選取方法主要是分層抽樣和偶遇抽樣。

二、信任危機的現狀

表1：你信任當地的村干部嗎（N=40）頻數

15百分比（%）2.5 10 25.0 37.5 25.0 有效百分比（%）2.5 10 25.0 37.5 25.0 非常信任 有效 數據 比較信任 一般 比較不信任 非常不信任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調查的40里，“非常信任”當地領導的只有一人，“比較信任”的只有4人，兩者一共只占總數的12.5%，而“比較不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共有25人，占總數的62.5%，足以看出農村基層政權與農民之間的信任危機的嚴重程度。在調查問卷中還設置一題為“你對當地領導滿意嗎”？滿意率比信任率更低。經過調查訪問，選滿意的人，主要是跟村干部關系較好的，有親屬關系的。這樣一來，村干部讓他們家享受到了比其他村民更多的利益，如成為了低保戶或者是五保戶，拿到了國家撥的款。正是由于有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存在，更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更多的村民對村干部的不滿意和不信任。

三、信任危機的表現及原因

1、信任危機的表現

首先，農村基層政府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難度很大。這點可以從很多方面反應出來，最主要的就是農民幾乎不愿配合當地領導發起的任何活動，即使參與了也是怨聲載道。比如春節前村干部打算修一段公路，由于上面沒有足夠的撥款，需要村民投錢，可當地村民沒一個擁護這樣的政策。經過訪談，村民們都認為上面已經撥了足夠的款了，村干部這樣做只是為了貪污更多的錢，即使他們交了錢公路也不一定會修的，或者修了也沒有太大的用處。這樣的情況以前有發生過，在去年當地村民有交錢安裝自來水管道，安是安上了，可是現在管道里卻沒有水。這豈不是白安了。同時在調查的時候還發現一處水管破了近一周了，也沒人修理。村民向村干部反映這一情況，村干部都搪塞過去了。這樣一來，農村基層政府的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難度勢必要增大了。

其次，表現在村民對基層政府的公正性的懷疑與不放心。這點在當地的表現 尤為突出。在他們看來任何跟金錢、利益有關的東西，如確定低保戶，這都是因為關系，關系好了就是低保戶了，或者是因為有村民給基層領導送了禮，所以才讓他享受了低保的待遇。這不是哪一個村民這樣想，在訪談的時候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同時都覺得自己過得很困難，應該享受國家的補助，而某某家庭過得還比自己好，憑啥他能吃低保呢，自己卻就不能吃低保呢？

2、信任危機的原因

（1）時代因素

中國正處在一個飛速轉型的時期，在這一轉型時期，舊的約束體制即中國傳統社會中的“禮”，已經遭到破壞，而新的正式的機制卻沒有被有效的建立起來，使得農村社會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機。村民變得不相信他人，更加不相信當地的領導。同時由于社會流動加劇，農村的內外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村不再是原來相對獨立與封閉的社會，開始了“迎進來，走出去”的歷史演變進程。在這樣一個時代，很多外出務工的人，見了世面，遇見更多有能耐的人，進而覺得當地村干部也就那樣。農村發展了這么多年基本沒有太大的進步，進而村民也就不相信村干部能帶領大家走上致富的道路。

（2）社會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經濟的發展，當地農村每家每戶都有了電視。經過調查村民農閑的時候的主要消遣方式就是看電視，或者是聚在一起聊天。因此農村不再閉塞，農民也不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了，而是非常關注國家的動態。近年來，我國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和庸俗行為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很多貪官紛紛“落馬”，造成了公眾對政府權力的使用和政府形象的普遍懷疑。這些信息當然也傳遞到了農村。幾年前，絕大多數農民只抱怨村、鄉兩級干部或組織，而堅信縣級以上政府“是好的”，上面的“好經”被村、鄉兩級念“歪”了；現在，他（她）

們已經開始不相信縣級政府。因此電視媒體給農村所帶來的沖擊力是可想而知的了。

（3）農民自身因素

經過調查發現，當地的年輕居民幾乎都外出打工了，只有兒童和老人留守在家里。除了正在上學的兒童，當地很多農民都是只認識一些字，特別是農村婦女，有的連字都不認識。詳細情況如下圖：

表2：戶主文化程度是（N=40）

頻數

百分比（%）77.5 17.5 2.5 2.5 0 有效百分比（%）77.5 17.5 2.5 2.5 0 小學及以下 有效 數據 初中 高中 中專 大學及以上

從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村民的文化程度總體來說很低。有77.5%的戶主是小學及以下的文憑，上初中的也只有14人，占總數的17.5%。上高中及中專的更是少的可憐都只占了2.5%。而上大學的，全村沒有一個。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那些有文化的幾乎都外出打工了。其次，該縣地處山區，上學條件很艱苦，因此總體的素質就不是很高了。

這一現狀使得農民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的行為，價值觀還很容易被外界所影響。只要村里有威望的人說當地政府腐敗貪污，不干正經事，不管有沒有這回事，他們都會認同有這回事。同時低學歷，也給政府的宣傳解釋工作帶來了一些阻礙，有時候可能政府解釋了，但農民卻沒有聽懂，甚至是曲解了領導的意思。

（4）、基礎領導自身的因素

基層領導自身因素，是所有原因當中最關鍵的。首先是基層領導行政行為的失范。行政行為失范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就是基層政府在其行政過程中常常出爾反爾。在改革的初期，基層政府由于缺乏經驗往往跟風，市場上今天辣椒賣得好就讓農民種辣椒，明天花生賣得好，就叫農民種花生；農民因此沒少吃虧。現在F鎮又再發起種油茶樹，據當地的村干部說，這種油茶的前景很好，以后可掙錢了。但他們卻沒有看到這種植物的前期投入非常大，而農民卻沒有這么長遠的眼光。同時油茶都是種在耕地里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將妨礙莊稼的收成。但當地政府可不管這些，為了他們所謂的前景在茂盛的莊稼地里栽油茶樹。對此農民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沒準在明年又有其他東西吸引了當地政府的注意，這樣一來又得改種其他的植物了，這種事情在當地沒少發生。據我了解，當地已經種過柚子樹、桑樹、花椒樹啥的。基層領導老這樣出爾反爾，農民當然不相信政府了。

其次，基層領導的自身信仰衰微。農村基層干部處于現有科層體系的末端，是中國干部隊伍中的弱勢干部。上面的無論哪一級政府或哪一級部門都可以管他（她）們，他（她）們誰也不敢得罪。對于個別鄉鎮干部來說，共產黨的信仰在他（她）們的頭腦中只是“符號”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在我調查期間中小學開學了，一些村干部不在家里辦事，而是住到了鎮上照顧小孩，一個月也沒見到回次家。一些干部甚至直接住到了縣城里面，想要找當地的干部辦點事情，不打提前打電話預約根本見不到人。在調查期間恰逢村里栽油茶樹，村民因為這個爭吵聲一片，居然沒有一個干部出來主持局面，實在讓人費解。農村基層干部的這種行為怎么能讓農民群眾滿意？農民們還怎么能信任他（她）們？

最后，基層領導能力不足。這一點跟當地人才流失嚴重有著莫大的關系。在當地幾乎找不到未滿40周歲的年輕人了。當地的基層干部都在50歲以上，只有一個委員稍微年輕一點，但年輕的也說不上話，得聽書記的領導。同時在處理農民問題的時候，很多事情他們自己都不清楚，或許他們想要為人民服務，但是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讓農民明白呢？不明白就只有糊弄糊弄，糊弄多了，人民自然就不信任你了，順理成章。

前面的分析表明，農村基層政權與農民之間的信任危機的確非常的嚴重，造成這一現狀的原因也非常的多。要想改變這一現狀，主要從基層干部做起，加強黨員干部的廉政建設，提高黨員的信仰以及加強培訓提高干部的辦事能力。只強化基層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使其不亂“作為”而有作為。再一個就是在任何時候都不要侵犯到農民的利益，要守信用，只有你守信，村民才會相信你。針對村民的措施就是要加強教育，提高村民自身的素質，并指導農民創辦微型企業，盡可能留住農村的精英人才，讓大家一起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參考文獻：

[1]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2]張德元，“民心”困局：信任危機根源[J].人民論壇，2010（1）

[3]侶傳振，農村社會信任危機下的生長點思考—基于對Y縣13個村莊問卷調查的分析[J].理論與改革，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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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斌，甄靜，王征兵，王兵，劉文科，未來村干部將何去何從[J].商業研究，2007（12）

[6]楚成亞，農民公共權力觀念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01（6）

作者姓名:徐艷艷、電話：***、工作單位：福州大學、通訊地址：福州大學新區學生公寓43#105、郵編:350100、電子郵箱：xuy-yan@163.com

第二篇：信任危機

一、中國紅十字會沒有“紅十字商會”的機構，也未設有“商業總經理” 的職位，更沒有“郭美美”其人。

二、為維護紅十字標志的嚴肅性，我國《紅十字會法》、《商標法》及相關法規，均嚴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使用“紅十字”的標志與名稱。我會保留進一步追究有關方面相關責任的權利。

三、我會一貫反對那些企圖通過制造虛假信息達到對個人進行炒作的行為方式，也希望社會各界以平和心態看待此類問題，不被利用。最后，感謝社會各界長期以來對紅十字事業的支持，希望繼續對紅十字會工作進行監督。但是，對于紅十字會的說明，在聯合早報網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還會給紅十字會捐款嗎”為題，開展了一項讀者投票，截止昨日，調查共獲19萬5645個有效投票，當中有高達77.67%的讀者表示不會再捐款，會選擇其他渠道，有10.75%選擇“視情況而定”，僅11.58%的讀者表示“依然信任紅十字會”。這結果充分的說明了群眾對紅十字會的不信任。2.2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表現政部最新統計數據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今年6月，全國社會捐款為10.2億元，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事件發生后，社會捐款數以及慈善組織捐贈數額均出現銳減。

其中，全國7月份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過50%。慈善組織6到8月接收的捐贈數額降幅更是達到86.6%。民政部財務司有關人士表示，上述數據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大，主要是因為去年上半年我國發生旱災、玉樹地震等自然災害，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社會捐贈熱潮，而今年則較為平靜。但是，記者從民政部的統計數據中發現，今年6月全國社會捐款為10.2億元，而7月為5億元，減少了5.2億元，降幅接近51%。而這一變化，正是發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發慈善信任風暴的背景之下。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發生后，社會捐款數以及慈善組織捐贈數額均出現銳減。民政部最新統計數據表示，全國7月份社會捐款數為5億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過50%。慈善組織6到8月接收的捐贈數額降幅更是達到86.6%。從中國紅十字會的“郭美美事件”到中華慈善總會的“尚德詐捐門”，再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風暴愈演愈烈，慈善組織成為“眾矢之的”。據北京市紅十字會披露的數據顯示，今年7月，北京市紅十字會共接受社會捐款28筆，總計15.44萬元。其中個人捐款8筆共7495元，較往年大為減少。而北京市紅十字會在2008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124萬元、2009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220萬元、2010年的月平均捐贈額為756萬元，兩相比較，差距巨大。遭遇“落差”的并非只有北京市紅十字會，還有深圳市紅十字會。述兩家紅十字會有關人士此前均曾表示，捐贈額銳減和“郭美美事件”不無關系。

三、中國紅十字會信任危機原因分析 從法律的高度來講，紅十字會本身屬于國家機關，在我國現有國情下，缺少相應的監督，管理。主要體現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等問題。3.1法規不健全，運行不規范 在中國，有專門針對紅十字會的單獨立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香港地區則有《香港紅十字會條例》提供法律保障。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距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而且該法中并未明確提及對紅十字會的監督辦法。從而在法律的高度有著先天的缺失。相對于大陸，香港特區的紅十字工作是成功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監督體系具有相當的公信力，透明的財務支出讓捐贈人知道自己所捐贈款項的去處。[1] 而在中國2008年汶川地震過后，人民發現全國各地給災區捐款絕大部分進入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慈善捐款和財政收入之間被人為搞得模糊不清，政府對慈善捐款的過分掌控，讓民間慈善組織難以找到發展空間。以現在國內情況來看，如何定位慈善組織和政府的關系確實是一個難題。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提出，我國的慈善組織往往因為和政府的關系親疏遠近不同而獲得的發展機會不同。離政府越近，往往資源越多，發展越好；離政府越遠，往往得不到支持，資源匱乏，舉步維艱。她認為，政府應該把主導慈善變為輔導慈善，給民間社會更多的發展空間。“替代民間社會，不僅會破壞慈善市場的資源原則，還會釀成政府和民間社會爭利，甚至導致慈善事業被腐敗的官員所利用。”民間公益組織的正常發育，需要《捐贈法》《慈善法》等制度為保障。這等制度固然制約民間慈善事業的“從業人”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制約行政與司法權力，明確公權對民眾的責任，以保障民間公益組織的合法地位與權益。中國紅十字會有專門的法律，即《中國紅十字會法》，據該法律規定，紅十字會經費的來源和使用情況每年要向紅十字會理事會報告，同時接受人民政府的檢查監督。這樣的監督機制看似嚴密，卻并不能讓公眾滿意。[2] 清華大學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表示，我國目前對公益慈善機構的監督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對公益機構的檢查報告，發揮的作用很有限，難以建立信心和引導公眾捐款。[3] 而從國外經驗來看，更多的是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構來發揮引導的作用。美國有多家慈善評級機構，為超過5300家慈善機構評級，級別從無星到四星不等，同時提供不同標準的排行榜，其中包括了負面排行，比如籌款回扣率排行、財務危機排行、劣等機構CEO薪水排行等。鄧國勝說：“目前中國純民間的評估機構還沒出現，有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多是些民政部門發起或以民政部門主導的，帶有官方背景，其最大缺陷就是行政干預，所以還是希望有獨立的第三方評估機構能出現。3.2監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對公眾而言，中國紅十字會一直是一個龐大的神秘組織。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億元補貼，其架構包括31個省級分會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分會、333個地級分會、2860個縣級分會，還擁有港澳紅十字會和商業系統紅十字會、鐵路系統紅十字會。除了這些與政府相似的行政設置之外，紅十字會總會之下還包括基金會這一系統，由紅十字基金會、紅十字傳播基金以及掛靠的多個基金組成。這兩條脈絡揭示出中國紅十字會的雙重身份。[4]作為普通民眾當然會產生諸多疑問，為什么中國紅十字會的架構如此獨特？它究竟應該是個官方慈善組織，還是個獨立的民間組織？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屬國務院直屬的副部級單位，中國紅會從中央到縣鄉一級，層層與政府體系接駁。其名譽會長是當地政府的一把手，會長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門及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兼任。各級紅會的負責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紅會接受財政撥款近3億元（2007年數據），與其接受捐贈收入相當。各級紅十字會的經費收支情況只需向理事會負責。雖然不能說中國的慈善機構完全沒有獨立性，但中國的慈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主導和控制，中國因此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慈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這樣的體制安排很容易使慈善機構沾染政府官僚習氣，容易偏離慈善宗旨，效率低下，即使慈善機構想要銳意進取，但處處受到政府制肘，活力難以完全釋放。此外，政府財政和慈善機構財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公眾無法將兩者分開而分別監督。如果要求慈善機構公布財政明細，就一定會牽涉政府財政，公眾只要求慈善機構公布財政明細而不涉及政府財政顯然不現實。同時，政府也不可能對慈善機構進行強有力的監督，因為對慈善機構的監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自己的監督，這種監督的成效可想而知。政府對慈善事業插手過多或者直接把部分慈善機構以行政權力政府化，本身對慈善事業的發展非常不利。救災是政府的法定職責，救災款項應該來源于財政撥款，即來源于國家稅收。如今政府救災既用財政撥款，又用公眾捐款，那么兩者之間必然混淆，公眾無從知道財政撥款是否到位，無從監督政府是否在利用民間力量之外盡到了政府自己的職責。政府吸收捐款導致政府和民間相混淆，政府界線不清。在歐美發達國家，各國之所以支持民間慈善機構的活動，是因為政府非常清楚，政府資助不可能覆蓋所有需要幫困的人群，總有一些“看不見的窮人”被遺漏。但民間慈善機構的觸角卻可以無處不伸，其活動的廣泛性、針對性、靈活性、及時性以及低成本運作，都是官辦活動所不能及的。當然，發達國家對慈善機構的這種認識，也是經歷過反復的。比如，二戰后的英國，曾經歷過將慈善機構“國有化”嘗試，將原來很多慈善公益服務接管成為政府公共服務，慈善組織的功能被弱化。之后，這種“官辦模式”被證明相對低效。從當前各國慈善機構的發展歷程看，慈善事業的主導權回歸民間是大勢所趨，政府應變管理為監督、變主辦為合作、變參與為導。商勾結形成宰制導致監管不力根據沃爾澤的宰制理論, 社會是多元的, 有不同的領域, 而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特殊物品;這些特殊領域物品的分配原則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公平正義標準和分配原則。而且每個領域的優勢一般是不能向另一個領域轉化的, 否則形成宰制。一旦形成宰制就會破壞原有領域的游戲規則和公平正義標準, 從而帶來社會負效應。

四、應對紅十字會信任危機的公關思考縱觀整個事件可以說紅十字會的危機公關是失敗的，不及時的信息披露，再加上并不透明的運行機制，把不明真相的群眾自然的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4.1及時、坦誠召開新聞發布會在中國，像紅十字會這樣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機構，吸納了全國90%以上的慈善資金，這么多錢流向哪里，對公眾來說是很重要的。據了解，以汶川地震為例，紅十字會一年善款額達199億元人民幣。而政府的賑災款項與慈善機構募捐的善款在同一渠道，這樣就很難分清鴿子的的流向和最終受益人。事實上，商紅會就像是在商業系統里培育出的一個基層的紅十字會，如果運行良好，可在籌款和發款中建立起“非政府”性質的渠道。但是，就目前看來，紅十字會與商紅會的管理方式尚不能擺脫現實的行政管理窠臼，也缺少一種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保證商業運作獲得的資金用于慈善事業本身，而非進入個人腰包[5]。集體行動的困境及信息不對稱加劇了第三方監管難度由于集體行動邏輯的存在，使得有相同利益的人群難以有效地團結起來, 集體行動難以實現。此外, 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 捐贈者、大眾與受捐的慈善機構是處于一種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態勢，后者在信息的掌握上處于優勢。善款善物一旦捐贈完成, 捐贈者想要了解包括受捐對象、財務運行等等情況一般都要通過后者。所以捐贈者主觀試圖對善款善物監督, 也受到信息有限的制約, 由此二者形成一種不完全信息博弈, 使一些捐贈者想監督也無法全面的監督。針對捐贈者、大眾與慈善組織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問題, 有必要改變二者博弈態勢, 增加慈善的透明度, 建立慈善信息披露機制及完善第三方監督。卡耐基基金會主席曾說過: 慈善事業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而我國的慈善事業正缺少這樣透明的口袋。由此慈善組織, 尤其是接受捐助的大型社會公益或者慈善機構必須定期(如月報、年報等)向捐款人公開資金管理和使用的情況, 或者邀請捐助者、有聲譽的社會中介組織對善款進行全程監督;同時利用網絡技術, 建立網絡數據庫, 將機構和基金的運作情況向社會公開, 接受捐款人和社會的監督。4.2開展內部整改，規范化運作改革還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做好公關，加強與各個環節和相關方的交流和溝通，當然，這中間也包括紅十字會跟政府的溝通。二是加強市場駕馭能力，當你和這么多企業合作的時候，你得知道它是什么，想要干什么，與紅十字會的宗旨是否吻合，它的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是不是具有這樣的能力，最后再來判斷，這個企業能否加入到使用紅十字會品牌的隊伍中來。[6]第三個就是學會和媒體打交道，學會利用媒體的力量說話，接受媒體對我們的監督，也請媒體幫助我們答疑解惑，在關鍵時刻辟謠。這其中除了跟傳統媒體合作，還要學會運用新媒體，比如微博。最后就是學會和公民溝通。究竟大家在民生救援、救助中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在重大災害的時候真正需要的物資和幫助是什么，我們今后還要開展這方面的調查工作。丑聞不失為慈善改革的新契機從全球角度看，發達國家的慈善機構發展經歷了漫長歷史，也都經歷過各種慈善丑聞，但慈善界的丑聞往往成為政府強化對慈善制度監管的新契機，推動各國對慈善機構的透明和監督狠下工夫，積累了豐富經驗，較好地塑造了慈善機構的公信力形象。19 9 2年，美國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聯合慈善基金會爆出丑聞，基金會主席阿爾莫尼挪用60萬 美元善款用于個人度假、購房以及包養情人，還安排兒子和朋友占據要職、享受高薪。這起慈善丑聞讓美國民眾的慈善熱情很受傷，美國由此陷入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公眾募捐低潮，阿爾莫尼后來被判7年徒刑。這次丑聞**后，美國政府強化了對慈善機構的管理，要求慈善機構每年填報報表，規定每個公民都有權查閱報表，確保捐款用途。[7] 2005年7月，新加坡最富有、最成功的慈善機構——腎臟基金會（NKF）主席杜萊被爆連衛生間的水龍頭都鍍金，最終被迫辭職。對這起丑聞，新加坡政府一直窮追不舍，除了堅決追查、公布NKF詳細捐款賬目之外，還健全了對慈善機構的監管，于2007年11月推出對慈善機構的監管守則，而且更嚴厲監管慈善機構職責與薪金的監管守則，也已于2011年4月生效。有統計顯示，全美國70%以上的家庭都對慈善事業有某種程度的捐贈，平均每個美國家庭將3%-4%的年收入捐出來做慈善。慈善事業的發展依賴于慈善機構的公信力。歐美的很多知名慈善機構之所以能建百年基業，關鍵在于慈善機制的透明。“任何一個國家的公益組織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聞，不能一件丑聞而完全喪失對公益慈善機構的信心。鄧國勝表示，中國的慈善事業還得繼續向前，前進的力量，來自社會的理性和熱情。目前網絡對公益慈善組織的監督作用越來越大，但大家不應因少數不良個案喪失對慈善的信心，把慈善機構一棒子打死，而是繼續給予支持，積極參與，推動慈善事業往更好的方向發展。[8] 4.3加強監管，信息公開 在調研中發現，紅十字會每年接收幾百萬筆的捐款，最高的上千萬，最低的幾元錢，如何做到資金的來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預算過程科學、執行過程公正、監督過程透明？這就需要我們對每一個環節都嚴格把控。根據多元正義理論, 每個具體領域中的分配都不可能做到按它自己標準所設置的絕對公正, 總有一些人會比其他一些人更受惠于現有的分配標準。但是, 由于每個人都必然涉及多種不同領域, 所以, 只要嚴格保持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 不讓一個領域中的優勢轉化為其他領域中的優勢, 那么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領域中受損, 而在另一些領域中受惠, 以形成一種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終取得復合平等的結果。行政和慈善本來就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 從接受捐助起，這筆捐助的去向，要經過哪些程序，以至于最終到達捐助人群或者捐助項目，這一條運作渠道必須要有制度保障來建成陽光通道；慈善資金的使用標準與實際需要是否相符，在劃撥與使用的過程中是否存在監管無法涉及的漏洞，是否造成“愛心挪用”與“愛心浪費”，這些都必須得到切實的制度保障和實際有效的監管。慈善事業傷不起，大眾絕不能接受慈善也被利用成為個別人獲取不義之財的殘酷現實。慈善事業是人道主義事業，在發展的過程中絕不能走商業化的純粹道路，讓需要幫助的人群感受到陽光的救助，這應該是所有慈善都一樣的歸宿

第三篇：當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淡化的表現,原因及對策

目前農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總的情況是熱在縣市、冷在鄉鎮、死在村組。不少基層思想政治工作已被束之高閣，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非無產階級思想泛濫。信鬼神：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不少人相信有神論，在一次問卷調查中收回的570余份問卷中，相信鬼神存在的占87.6，持懷疑態度的占10.2，不相信的僅占2.2。在一個不到50戶人家的小街

上，幾乎家家戶戶門口掛有一個用來插香的小竹筒。大門門框兩旁殘留的春聯都是諸如“玉兔臨世神護佑，神虎回宮降吉安”、“我敬神靈求平安，神佑人間萬事祥”之類的帶有濃厚神靈氣息的對聯。信天命：從調查的結果來看，相信天命的人比相信鬼神的人更多，幾乎百分之百的人找到算命先生算過“八字”或家人代替算過。不少集貿市場有比較固定的算命攤點。稍微有點“專業”水平的算命先生不再走村串戶，配一個叮當叫喊“論生辰看八字，觀氣象推流年”來招覽生意了，而是坐堂待客、足不出戶，且生意興隆。據一名算命先生透露，每逢集日，最少也可以算上10人，最多算過40多人，平日里也有三五人不等。一個書店的老板反映，在農村只有兩種書好賣，一種是種養方面的書，另一種就是算命、看相、看風水方面的書。信無政府主義：這種人實質上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在他們看來：“官錢權，緊相連，當官靠后臺，賺錢靠亂來”，因而他們削尖腦袋投機鉆營，拉幫結派爭“村官”，置黨和國家的法律、政策、村規民約于不顧，我行我素。信宗族：近年來宗族勢力有所抬頭，在同姓氏的大灣大戶中，或明或暗地有族長，由族長掌權，有事由找族長，由族長說了算。有的甚至將村兩委放到一邊，族長凌架于村兩委之上或者族長、村長一肩擔，公事為族事論，族事作公事辦。二是不關心國家大事，個主義思想嚴重。在問卷中有近80的人答不全中央主要領導人，有70的人將實行近20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視[找文章到xiexiebang.com-一站在手，寫作無憂！文=秘=114=網=站]為在責任田、自留地視為私有財產，突出表現為在責任田、自留地上建房視為合理合法。對民主政治也不關心。目前村兩委換屆，個別村有近一半的人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不參與投票選舉。

三是要求上進的人少，對黨的感情不濃厚。調查表明，除一些已擔任村干部的非黨員有要求向組織靠攏的愿望以外，其他的人為數不多。甚至有些“光頭”黨員一年未交黨費，未參加過一次組織生活會，組織觀念不強，政治思想落后，不講原則，不講奉獻，埋怨情緒特別大。

四是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發揮不夠，部分村支部不講政治，不做群眾的政治思想工作，遇到問題不做耐心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講一些無組織、無原則的“大道理”。這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只能間離黨與群眾的關系，自損黨的形象和自己的威信，影響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

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基層黨組織對農村政治思想工作認識不高。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的二十多年實踐中，基層黨組織不同程度地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只重經濟不要政治，用經濟指標衡量一切，替代一切。在鄉鎮這一層，或多或少地產生這樣一種傾向，就是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項軟指標，上面考核本級不易，我們考核下面也難，所以干脆不抓。具體來講，在鄉鎮一級對淡化農村政治思想工作有三種類型，一種是樂觀型。認為現在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過得去，抓與不抓是一回事，尤其是電視已經普及，黨中央的聲音可以一喊到底，上級已經為我們做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無需我們多此一舉。二種是悲觀型。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目前農村單家獨戶，人口流動性大，人們接受外界新鮮事物多，思想活躍，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經蒼白無力，無人肯信。三種是無所謂型。這種人認為做政治思想工作是“虛功”，做也可，不做也可。看不出多大成效，起不了多大作用。

二是做農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氛圍不夠，氣氛不濃。實事求是地講，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來，我們黨對政治思想抓得不如過去緊，造成了時緊時松的局面。作為縣區一級對鄉鎮抓農村的政治思想也沒有列入一項重要的考核內容，鄉鎮在經濟工作任務繁重的同時，也不想過多地去自尋煩惱，自找事干，采取應付態度，上面喊一下，下面動一下，動與不動也無關大局。

三是當今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難度太大。自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民群眾與鄉村的聯系不如過去那么密切，農民的自主性大，流動性大，召集一個會議都難以開攏，更談不上組織學習，灌輸黨的方針政策和理論知識。在新的形勢下，傳統的方法無法顯示出作用，新的工作方法又探討不夠，所以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無法展開。

四是隊伍不齊，陣地不多，方法不活，適應不了農村的新形勢。雖然在鄉鎮設有宣傳委員主管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工作，但因黨委集體淡化政治而淡化。盡管我們經常要求要配強宣傳委員，但配上來的仍然是參差不齊，要么是只有行政能力，（本篇文章來源于←大←秘←書←網-百度直

第四篇：當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淡化的表現,原因及對策

目前農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總的情況是熱在縣市、冷在鄉鎮、死在村組。不少基層思想政治工作已被束之高閣，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非無產階級思想泛濫。信鬼神：我們在調查中發現，不少人相信有神論，在一次問卷調查中收回的570余份問卷中，相信鬼神存在的占87.6%，持懷疑態度的占10.2%，不相信的僅占2.2%。在一個不到50戶人家的小街上，幾乎家家戶戶門口掛有一個用來插香的小竹筒。大門門框兩旁殘留的春聯都是諸如“玉兔臨世神護佑，神虎回宮降吉安”、“我敬神靈求平安，神佑人間萬事祥”之類的帶有濃厚神靈氣息的對聯。信天命：從調查的結果來看，相信天命的人比相信鬼神的人更多，幾乎百分之百的人找到算命先生算過“八字”或家人代替算過。不少集貿市場有比較固定的算命攤點。稍微有點“專業”水平的算命先生不再走村串戶，配一個叮當叫喊“論生辰看八字，觀氣象推流年”來招覽生意了，而是坐堂待客、足不出戶，且生意興隆。據一名算命先生透露，每逢集日，最少也可以算上10人，最多算過40多人，平日里也有三五人不等。一個書店的老板反映，在農村只有兩種書好賣，一種是種養方面的書，另一種就是算命、看相、看風水方面的書。信無政府主義：這種人實質上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在他們看來：“官錢權，緊相連，當官靠后臺，賺錢靠亂來”，因而他們削尖腦袋投機鉆營，拉幫結派爭“村官”，置黨和國家的法律、政策、村規民約于不顧，我行我素。信宗族：近年來宗族勢力有所抬頭，在同姓氏的大灣大戶中，或明或暗地有族長，由族長掌權，有事由找族長，由族長說了算。有的甚至將村兩委放到一邊，族長凌架于村兩委之上或者族長、村長一肩擔，公事為族事論，族事作公事辦。

二是不關心國家大事，個主義思想嚴重。在問卷中有近80%的人答不全中央主要領導人，有70%的人將實行近20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視[找文章到xiexiebang.com-一站在手，寫作無憂！大=秘=書=網=站]為在責任田、自留地視為私有財產，突出表現為在責任田、自留地上建房視為合理合法。對民主政治也不關心。目前村兩委換屆，個別村有近一半的人抱著無所謂的態度，不參與投票選舉。

三是要求上進的人少，對黨的感情不濃厚。調查表明，除一些已擔任村干部的非黨員有要求向組織靠攏的愿望以外，其他的人為數不多。甚至有些“光頭”黨員一年未交黨費，未參加過一次組織生活會，組織觀念不強，政治思想落后，不講原則，不講奉獻，埋怨情緒特別大。

四是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發揮不夠，部分村支部不講政治，不做群眾的政治思想工作，遇到問題不做耐心細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講一些無組織、無原則的“大道理”。這樣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方法，只能間離黨與群眾的關系，自損黨的形象和自己的威信，影響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力。

造成上述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基層黨組織對農村政治思想工作認識不高。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的二十多年實踐中，基層黨組織不同程度地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只重經濟不要政治，用經濟指標衡量一切，替代一切。在鄉鎮這一層，或多或少地產生這樣一種傾向，就是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項軟指標，上面考核本級不易，我們考核下面也難，所以干脆不抓。具體來講，在鄉鎮一級對淡化農村政治思想工作有三種類型，一種是樂觀型。認為現在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過得去，抓與不抓是一回事，尤其是電視已經普及，黨中央的聲音可以一喊到底，上級已經為我們做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無需我們多此一舉。二種是悲觀型。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目前農村單家獨戶，人口流動性大，人們接受外界新鮮事物多，思想活躍，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經蒼白無力，無人肯信。三種是無所謂型。這種人認為做政治思想工作是“虛功”，做也可，不做也可。看不出多大成效，起不了多大作用。

二是做農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氛圍不夠，氣氛不濃。實事求是地講，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來，我們黨對政治思想抓得不如過去緊，造成了時緊時松的局面。作為縣區一級對鄉鎮抓農村的政治思想也沒有列入一項重要的考核內容，鄉鎮在經濟工作任務繁重的同時，也不想過多地去自尋煩惱，自找事干，采取應付態度，上面喊一下，下面動一下，動與不動也無關大局。

三是當今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難度太大。自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農民群眾與鄉村的聯系不如過去那么密切，農民的自主性大，流動性大，召集一個會議都難以開攏，更談不上組織學習，灌輸黨的方針政策和理論知識。在新的形勢下，傳統的方法無法顯示出作用，新的工作方法又探討不夠，所以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無法展開。

四是隊伍不齊，陣地不多，方法不活，適應不了農村的新形勢。雖然在鄉鎮設有宣傳委員主管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工作，但因黨委集體淡化政治而淡化。盡管我們經常要求要配強宣傳委員，但配上來的仍然是參差不齊，要么是只有行政能力，（本篇文章來源于←大←秘←書←網-百度直接輸入“ 大 秘 書”第一個網站便是）不具備理論水平，要么只有理論功底，卻無號召力和感染力。況且鄉鎮中心工作多，鄉鎮宣委潛心下來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時間少，久而久之，宣傳委員的功能被異化，實際上只是一名做中心工作的黨委成員而已。其次是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陣地呈日趨萎縮狀態。原鄉鎮的電影隊、文化站、廣播站因經濟原因，分別不同程度地減少，有的鄉鎮三站名存實亡，只有牌子，無人辦公。

五是農村政治思想工作無制約措施，無激勵機制，影響力不大，致使做這項工作的人無位子，受教育者無動力。

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農村人口占中國人口的80%，做好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意義十分重大。當前加強農村政治思想工作，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理直氣壯地重申黨要管政治思想工作。第一要統一全黨的思想，把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作為各級黨委、每個黨員的頭等大事來認識。第二要加大對各級黨組織抓政治思想工作的考核力度。首先對黨組織的一班人既要考核本身政治思想，又要考核他們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成效。組織部門應嚴格用人標準，堅持“德”字當頭，“德”字的一票否決，堅持用科學發展觀標準選人、用人，凈化干部隊伍。不能只看經濟指標或者用“短、平、快”的手段制造“政績”。其次是對每個黨員的政治思想要進行細化考核，尤其是要加強對農村無職黨員的管理，使他們一方面能感受到黨組織的溫暖，另一方面也要履行自己的職責。第三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管理隊伍，并且要發給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同志的“權力”，即考核鑒定權。要賦予這個鑒定有一錘定音的作用。招工、招干、升學、升遷必須通過鑒定人鑒定其政治思想合格后方可。

二是建立村民道德檔案，真實紀錄個人成長情況。對每個村民從入學起，建立政治思想表現個人檔案，在學校讀書期間，由學校建立，回村務農后，檔案移交村里保管。對現已務農的村民人人建立一份個人政治思想表現檔案，每年對村民的學習、表現記入一次，作為個人政治資料永久保存。村民遷出，必須攜個人檔案才能辦理有關手續，增強建檔工作的權威性。建檔工作必須嚴肅認真，黨支部對個人鑒定必須真實、客觀、公正，對個別有爭議的個人鑒定可以交給村民討論，擴大建檔工作的影響，進一步引起村民對個人行為負責。個人道德檔案必須作為村民招工、招干、升學、農村“十星級農戶”評選的一項重要依據，使每個村民真正自覺地重視個人道德修養。

三是要切實保證一定的經費，使政治思想工作走出尷尬境地。政治思想工作是一項大投入的工作，除要保證一支較為穩定的隊伍外，還要保證必要的經費投入。各級財政每年必須將這筆經費納入財政預算，用于農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堅決改變現在動不動就要向農民籌錢的被動現狀，使農民群眾對政治思想工作產生反感情緒。改變農民群眾對政治思想工作認為是某些部門巧立名目敲詐勒索的手段，變庸俗化為政治化，嚴肅政治思想工作行為，使農村的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樹立起其高大形象。

四是要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尤其是無職黨員的作用。要求每個黨員要蹲組掛戶包人，開展“一幫一、一對紅”活動，使每個黨員，尤其是無職黨員增強責任感、光榮感，達到每一個黨員以點帶面，影響一片、教育一片的目的。

第五篇：經濟危機的表現及原因

經濟危機的表現是：大量商品賣不出去，大量生產資料被閑置，大批生產企業、商店、銀行破產，大批工人失業，生產迅速下降，信用關系破壞，整個社會生活陷入混亂。

所謂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實際上就是二戰以后的經濟危機.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6--8次經濟危機.但無論是持續時間還是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后果等,都遠非戰前可比.究起原因,從根本上說,還是要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來說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運動具有階段性,基本矛盾尖銳化是這個運動過程的一個階段,一種表現形式.當基本矛盾趨于尖銳的時候,在經濟領域其他重要矛盾(如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企業生產與社會生產的矛盾等)的交互作用下,經濟危機就會暴發.具體來說,有以下原因.一是經濟結構失衡引起的,即所謂結構性危機.其中產業結構失衡是集中表現.產業結構直接引發就業結構產品結構方面的矛盾,從而出現經濟混亂,暴發危機.對經濟結構的大規模調整,如果處理的不好,也有可能引起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二是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引發的.尤其是重要生產資料長期積壓嚴重過剩,一旦波及其他領域,有可能觸發危機.三是政府宏觀調控政策措施失誤引起的。政府用以宏觀調控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收入政策,如使用不當,也會誘發經濟危機.四是當世界經濟不景氣或者某一個國家某一個領域發生嚴重問題,可能引發地區性的經濟危機乃至世界性的經濟危機.